税收基本制度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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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基本制度

税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摘要]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适用于私法,也适用于公法,因而可将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税法中。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我国税法中有着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及提高诚信税务服务意识有着重要推动作用。文章通过阐述税法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意义,分析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中的定位,对税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实现的有效策略展开探讨研究,旨在为研究如何促进税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有效适用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税法;诚实信用原则;适用

一、税法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意义

诚实信用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在当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应当将城市信用原则融入其中,以逐步建立起诚实信用的社会道德风尚。税收是支持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动力,诚信征税纳税则是我国现代税收中最基本的一项要求,还是我国民主税法发展的一大趋势。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我国税法实行中,征纳双方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但是,在提倡诚实信用的当下,推进税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可促进调节国家与纳税人相互间的利益,依托法律途径规制彼此间的行为,逐步提高税法完善性,促进征税工作更有序地开展,营造更良好的社会风气。由此可见,对税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开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税法是调节处理我国税收关系的规范性法律,税收表现出显著的强制性、无偿性特征。纳税人在缴纳税款过程中会产生相关信用方面的危机,出现偷税漏税等现象,诚实信用意识不足。而对于税务部门而言,不按照税法相关规定进行执法,损害纳税人权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由此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我国法律的权威性,使纳税人对我国税务部门提出质疑,进一步造成我国税收利益难以得到有效实现。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税法适用问题上存在相关偏差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在税法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进一步确保征税纳税双方均可遵守税法,确保税收案件的公平合理,进而真正意义上实现税收的公平。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中的定位

(一)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相互补充

首先,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税法中,其倡导的价值取向是与税收法定原则存在一定差异的。诚实信用原则倡导的是实质层面的合理性,而税收法定原则强调的则是外在形式层面的合法性。因而,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相互间并非不可兼容的,反之,诚实信用原则可填补税收法定原则的公平偏差,这也是对税收法定原则所需要的、有益的填补。其次,自纳税人利益保护角度而言,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有着相同的宗旨和功能。在税法中推行“溯及既往”的变更,这与法治原则“法不溯及既往”该项得到普遍认同的法治原则相背离,并且还会有违课税中的信义规则,进而会对纳税主体权益造成损害。①所以,保护纳税主体信赖利益的诚实信用原则与保护法的安定性、预测性的税收法定原则,在根本上存在协同性。因而,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在相同的前提条件下相互补充,可共同服务于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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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部门全年工作计划

 

年是落实“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之年,也是全市国税事业稳中求进、提升发展的关键之年。全面做好今年的国税工作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年国税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总局、省局决策部署为准绳,坚持以“规范提升发展”为主题,以激发活力、增强能力、提高效率为重点,加强基层建设、基础建设、基本素质建设、基本功建设,努力实现队伍素质、收入质量、执法水平、管理能力、服务品质和国税形象的全面提升,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概括起来,就是围绕一个主题,抓住三个重点,加强四项建设,实现六个提升。   一、围绕一个主题,力求稳中求进   近年来,在省局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级国税部门获得多项省、市级和国家级荣誉称号。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国税工作的新提升、新发展,是我们肩负的重要任务和历史使命。因此,市局提出了“规范提升发展”的工作主题,并将年作为全市国税系统的“规范提升发展年”。从规范、提升、发展三者关系来看:规范是基础,是实现提升发展的基本保证;提升是手段,是实现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是目标,是国税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从具体内容来看:规范,重点是规范干部管理,规范制度机制,规范岗责体系,规范业务流程,规范执法行为,规范办事程序,规范干部举止。提升,是指提升效能,提升速度,提升位次,提升地位。主要包括提升队伍素质,提升收入质量,提升执法水平,提升管理能力,提升服务品质,提升国税形象等六个方面。发展,是指国税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包括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依法征税与诚信纳税的同步发展、国税事业与干部个人的全面发展、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发展等。开展规范提升发展年活动旨在弘扬依法办事、高效干事、创新成事、实干兴事的良好风气,营造想发展、谋发展、议发展、促发展的浓厚氛围。   二、抓住三个重点,营造和谐氛围   加强干部队伍管理,激发队伍活力、增强干部能力、提高工作效率,是做好各项国税工作的根基所在,完成税收任务、加强税收征管、规范税收执法、优化纳税服务、落实信息管税,都需要一支素质过硬、作风优良、敬业进取的国税干部队伍为保障。三项重点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基于国税实际,以及国税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而提出的。税收工作实践中,正是由于目标加压力度不够,绩效考评尺度不够,责任追究强度不够,激励竞争程度不够等原因,导致干部队伍人浮于事、活力不足、能力不强、效率不高问题的存在。实践证明,激发活力是发挥干部创造力的源泉,是破解当前干部队伍建设难题的重要抓手,是新形势下实现干部队伍建设新突破的关键所在。激发活力关键在导向,重点是用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活环境是保持干部队伍生机活力的基础;增强能力是做好工作的基础,是队伍建设的归宿。提高能力关键在教育,重点是学习。学习是广才、培智、立德的重要途径;提高效率是干事创业的保障。   三、加强四项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1、加强基层建设,夯实发展基础。基层是整个国税事业的基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牢固树立关注基层发展、关心基层建设、关爱基层干部的观念,继续把加强基层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深化“两个倾斜”,落实“两个减负”,真心真意关心基层、建设基层、发展基层,优化基层发展环境,让基层干部心有所聚、情有所系、行有所正,把基层建设成干群和谐的基层、队伍稳定的基层、勤政廉洁的基层,从根本上调动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使广大干部乐于扎根基层、奉献基层,全面激发基层活力。   2、加强基础建设,提高发展质效。推进基层基础建设是当前国税系统工作的重点,也是关系国税科学发展进程的最重要因素。一是加强基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基层办公、生活和纳税服务条件,积极打造拴心留人的硬件环境。二是强化经济税源基础,努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在培植税源、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以及纳税服务上发挥职能。三是坚持以“基础数据准确、基础资料完备、基本情况清楚、基本制度健全、基本职能明确、基本程序规范”为目标,扎实提高基层基础软件环境。努力在征管改革的深度、税务管理的力度、信息化发展的速度、基层资料的准确度、干事创业的热度上下功夫,实现税收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   3、加强基本功建设,激活发展动力。加强“四基建设”,“硬件”是基础、是保障,“软件”是灵魂、是核心。在抓好基层税务机关硬件建设的同时,更要特别重视抓好软件建设,激活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的基本功建设。基本功建设,主要应着眼于狠抓干部队伍能力建设,要以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重点,深入开展教育、培训、考试、比武、练兵、竞赛活动,立足本职、勤学苦练,使其具备胜任岗位、履行职责、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基本能力和基本水平,逐步培养出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优秀干部队伍。   4、加强基本素质建设,壮大发展实力。时代在高速向前发展,知识在不断推陈出新。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作为每个国税干部,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只有着力提高自身素质修养,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能力去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新时期税务干部应具备的综合素质要求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工作本领和职业道德四个方面。一是政治立场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税收,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确保政令畅通。二是业务熟练。在知识经济时代和法治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务人员只有具备与时俱进的业务素质,才能适应时展要求和依法治税的需要。每个税务干部都应具备“三懂”、“四会”、“五掌握”的基本素质。三是本领过硬。税务干部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还必须具备胜任本职工作的本领,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既要具备依法办事的能力,又要具有调查研究的能力和综合管理的能力。四是道德规范。随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深入发展,社会对税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税务干部要严格按照热爱税收、依法治税、廉洁奉公、文明征收的职业道德标准,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自觉履行职业道德义务和责任,不断提高政治、业务、道德水平,以每个人扎实的工作、文明的执法和规范的服务,促进税收职能的有效发挥和税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四、落实六项措施,实现六个提升   1、坚持收入原则,提升税收质量。今年,省局分配我局国内税收计划是79.38亿元,比去年实际完成增加6.1%。一是迅速分解落实税收收入任务。二是严格坚持组织收入原则。各局要严格落实“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坚决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组织收入原则,强化收入措施,严格监督考核,确保实现国税收入质量和规模同步提高,经济与税收良性循环。三是全面落实组织收入工作机制。对于组织收入,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和职能科室靠上抓,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继续实行“领导包片、部门包点”的收入督导机制,牢牢把握组织收入主动权。四是确保首月、首季“开门好”。   2、坚持依法治税,提升执法水平。一是严格落实税收政策。各级要围绕支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二是规范税收执法。做好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检查和备案审查工作,进一步提升规范性文件质量,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不断改进执法方式,要认真做好迎接省局执法督察工作,积极创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不断提高税收法制水平。三是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要大力开展税收专项检查,在完成上级统一安排任务的基础上,市局将重点对近年来发展较快、税负偏低、税收管理相对滞后的混凝土、汽车经销等行业进行专项检查。   3、坚持以人为本,提升队伍素质。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不断优化基层领导班子配备,形成班子成员年龄、知识、经历、能力、性格互补的合理结构。逐步充实县(市、区)局领导班子和基层分局的力量,增强班子的整体工作效能。二是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拓宽干部管理思路。按照党管干部原则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坚持凭修为、凭能力、凭实绩用干部的导向,拓宽选人、用人的渠道,完善竞争上岗、考察委任、聘任制等多种方式并举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干部绩效考评体系,准确评定干部政绩。加大干部交流力度,盘活现有人力资源。三是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诫勉谈话、述职述廉、巡视监督等制度,加大对县局领导班子和分局长的巡视检查力度,加强领导干部工作任务和目标备案管理,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四是强化教育培训。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国税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积极探索分级分类培训模式,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参训比例和培训质量。今年,总局将组织所得税业务抽考,各级要精心准备,认真备战,力争取得好成绩。五是深化国税文化建设。要继续深化“源”文化品牌建设,进一步挖掘其深刻内涵,加大品牌宣传和渗透力度,切实将文化品牌建设融入税收管理的每个环节,使文化品牌入脑入心入行,以文载道铸税魂,以文化人润无声。要把关注人的发展放在核心位置,认真落实谈心制度,强化心理疏导,把握干部多个层次的需求,找准国税文化与干部需求的契合点,化解误解矛盾,增加和谐音符,激发意愿责任,使干部思想上有归属感,精神上有寄托感,增强国税文化的凝聚力。   4、坚持科技兴税,提升管理层次。一是继续加强税收基础管理。依托信息手段,坚持源头防范。强化基础数据管理,为税源管理提供翔实准确的基础信息。二是加强信息应用管理。深化预警评估系统应用。加强信息安全和运行维护管理,确保信息数据和各应用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积极做好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准备工作。按照省局要求,认真做好试点上线前的思想、业务、技术等准备工作,为金税三期在我市的顺利推广和应用创造良好环境。三是积极实施分类分级管理。四是全面加强各税种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质量。   5、坚持以质为纲,提升服务品质。一是强化政策服务的时效性。各级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服务,在强化日常宣传的同时,做好今年税收宣传月、诚信兴商宣传月等集中宣传工作,开展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政策宣传。建立纳税风险提示制度,妥善处理政策争议。二是实现服务手段的信息化。进一步深化现有软件和信息系统应用,增强各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共用,挖掘各类服务资源和信息资源潜能,进一步深化征管改革。继续加强办税服务厅标准化建设,开展“最佳办税服务厅”和“办税服务明星”评比活动。进一步加强12366热线、税务网站和“网上办税服务厅”建设,逐步实现三大平台信息的互联互通,提升综合服务效能。三是增强纳税服务的针对性。要准确了解和把握纳税人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纳税服务。四是强化服务工作的协调性。进一步规范办税业务流程和涉税文书,整合调查检查事项,理顺办税环节,并积极探索国地税联合办税的新途径,努力实现“两减负,双满意”的效果。   6、坚持争先进位,提升国税形象。一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继续深化内控预防体系建设,提升惩防系统的应用效果。大力加强廉政教育,深入推进“六个一工程”,深化廉政文化建设,筑牢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二是强化内部行政管理。要严格执行机关工作规则,完善工作制度,增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加强政风建设,转变会风文风,规范和减少检查、评比、接待等活动。要加强财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保障合理支出,压缩三公经费支出,推行公务卡改革,积极实施财务审计,同时坚持开源节流并重,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资金支持。要加强信访工作,深入开展局长接访、干部下访、民主议政议事等活动,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解决好基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防止和杜绝越级上访等现象。要大力加强安全管理,抓好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六防”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重大情况和重大问题及时上报制度。要加强舆情监测和网站管理,强化舆情监测分析,及时处置有害信息,组织力量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营造健康积极的舆论氛围。要强化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逐步改善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力所能及地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三是进一步加大创先争优力度。正确处理好保与争的关系,力争涌现出各类更多更高层次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注重寓教于乐,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竞赛活动,用积极向上的文体活动,陶冶情操,激发进取心,增强国税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四是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艰苦奋斗、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增强团队意识、合作意识。进一步解放思想,狠抓工作创新,力争多出“亮点”,不断推进国税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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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制度发展中的公共财政

 

财税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石在于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确立对于我国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拟就我国转型期和谐社会建设中公共财政与财税法律制度完善问题谈点基本认识。   一、公共财政是财税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石   财政法律制度是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最直接的表现是政府收支规模。政府的收支范围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介入程度。公共财政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财政干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又强化了财政职能的公共性。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而建立,转型期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将推动公共财政的构建。我国经济转型期有其自身特点,如财政职能界定不明,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方式上的收支结构和范围方面仍不尽合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当然,所有问题的根源皆在于我国对公共财政的界定存在模糊性。   (一)公共财政与国家的职能   在西方财政理论的历史演进中,公共财政包括了法治、有限政府,以及对个体的平等关怀与尊重等宪政内容,也包含了公共品、公共选择等理论的扩展和延伸。在我国较长的时期内,对财政的基本界定是停留在“国家分配论”上,直至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才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设想。厘清公共财政理论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转型的起点。公共财政的关键是公共性,那么,何谓公共性呢?或者说公共性是否在理论上有一个确定的可量化的标准,且这种标准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呢?由于公共性本身即具有价值判断的属性,故对于公共性和公共财政只能从范围上进行界定。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财政的公共性决定其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基本目标和工作重心,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辅之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性公共选择机制,形成具有公开性、透明度,事前决定可严格执行,并可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价和问责的现代预算制度。[1]   简言之,公共财政,即为取众人之财,为众人之用。目前,虽然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未能就公共财政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达成一致,但毋庸置疑,公共财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财政职能的范围界定,财政的公共性决定着财政职能的公共性。美国学者马斯格雷夫就认为,财政的基本职能应当是提供公共品,实现分配正义,实施宏观政策。[2]P22-37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财政收入的范围则体现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程度;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财政支出的方向体现着国家对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换言之,财政的收与支应体现公共性之要求从财政收支安排即财政职能的角度探讨财政公共性的程度,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公共财政内容及其范围的一个有益尝试。财政职能决定着财政的规模,或者说是影响财政规模的重要因素,财政规模则反映了财政职能的实现程度。从理论上看,政府与市场之间同时存在着替代性与互补性,前者表现为政府职能逐渐收缩为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体现了政府作为增进市场效率和矫正市场缺陷的工具而存在。[3]   财政规模的大小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随着经济和法治的发展,财政规模的变化体现着对政府与市场之间替代程度的呼应。这种替代本身就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对于财政职能的反映,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实然,其对应然的满足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   从国际组织对政府财政的统计口径来看,较宽的统计口径实际上为不发达国家的财政转型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路径和模式。同时,即使在内容上予以限定,对各种收支类别的划分规范明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界定这些具体科目时也存在着诸多例外的情形。从影响财政规模的因素来看,财政规模与财政职能不是对理论上的呼应,而是更多地对经济生活的呼应。因此,笔者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国际公认标准可以准确地界定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作为理论上的概念,体现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目标和价值追求。作为演进中的制度,公共财政也曾经历了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品的生产,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特征。[4]因此,公共财政运行本身存在阶段性和程度上的区分,并无统一的标准。从公共财政与财政职能到之间的关联度看,对制度的检验,正向的作用效果可以从反向的经验事实进行验证。   (二)财税法律制度构建应当以公共财政为基石   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作为国家的唯一经济来源,财政不仅是政府经济收入与支出的反映,更体现了经济资源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涉及到一国基本的政治决定过程。公共财政则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构建公共财政的要求也日益明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公共财政,既要求财政收支决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又要求财政收支在于实现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其本质要求是纳税人在国家经济活动中有权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监督。具体而言,公共财政具有以下特征:   1.法治性。所谓法治性是指财政收支活动要受法律法规约束。这种法治性主要体现在要依法治税、依法理财上,即财政的收支及管理活动,都要以法律法规或法律性文件的形式予以规范。   2.公共性。要求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尤其对于财政支出,必须体现民生之需求,不可将有限的财政收入挪作他用。   3.公平性。在税收上,我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都要“一视同仁”,使经济条件相同的纳税人能够享受同样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使经济条件不同的纳税人能够享受不同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的纵向公平。更重要的公平是,向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和服务应当是公平公正的,以平等、非歧视和规范的制度和方式,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品和服务,而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纳税人在基本公共品的获得方面有所差异。#p#分页标题#e# 4.非营利性。所谓非营利性就是不以营利为目标,而是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准则。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职责是以社会利益为目标,通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活动,为市场有序运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在公共财政四个特征中,法治性是联系着形式与实质的最重要特征。从形式上看,财政是一国政府得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其经济来源是建立在对纳税人私有财产合法剥夺基础之上的,这种对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划分,无疑应当取得利益受损方的认可,即实现公共财政形式上的主权在民,唯此,才能实现和维持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从实质上看,这种通过代议制形式确定下的对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决策,以及对财政决策执行的监督,可以最大限度地在源头上承认、保护和实现纳税人的权利。因此,公共财政的法治性,通过民主程序实现了对法律的尊重,使政府的财政行为不仅获得了合法性依据,并被纳入宪政的规范轨道。公共财政为各项具体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   从支出制度看,公共财政要求以公共需要定位财政支出。一般说来,财政支出是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将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服务于政府职能。基于公共品理论的分析,既然市场无法有效提供,那么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品(包括全部纯公共品和部分准公共品),只有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偏离公共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品的偏好,不能被视作合法合宪的财政行为。因此,在财政支出方面,公共财政在形式上主要反映为人民对政府开支的权力制约和政府经济职能执行的协调和平衡。从收入制度看,公共财政要求以公共权力定位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的财政支出需要,依据一定的权力原则,通过国家筹措的所有货币资金的总和,一般包括:税收、规费、国有资产收益、公债以及罚没等其他形式收入。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凭借的是公权力,即由立法机关赋予公共部门代表公众行使的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制性权力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集体选择的结果,用来解决分散决策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   二、构建财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从财税法律制度的视角看,财政法定是财税法律制度的形式要素,着眼于财税的法律形式,保障财政民主的制度实现;财政健全是财税法律制度的功能目标,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确保财政运行不偏离安全稳健的目标;财政平等是财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保障通过民主机制和法律程序制定的财税法符合正义公平;财政民主则是上述三者有机结合的制度保障,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在我国转型期,构建财税法律制度,必须重视财政民主、财政法定、财政平等、财政健全四个基本原则。   (一)财政民主原则   财政民主要求的是人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拥有决定权,其直接的要求是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议会等代议机关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财政民主是宪法人民主权理论在财税法领域的落实和体现,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则人民对于收取和支配资金,理应享有最后决定权。财政民主是现代财税法关注的核心,是整个财税法的立法基础,[5]P36-37如果排斥财政民主,拒绝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参与决策,则与民主宪政的理念冲突无疑,而偏离了财政民主,偏离了人民对财政的决定权,无论怎样强调财政的公共性都是难以实现的。   财政民主有着诉求和目标。财政民主是社会民主法制的重要环节,财政民主的贯彻,其目标在于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由人民决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的必然选择。财政不仅是经济运转的重要推进器,还是政治、文化活动活动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财税领域的财权分配、预算管理、财力平衡、税收征管、国债发行、财政监督等十分重要。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看,应当由人民行使最后的决定权,对于公民的政治权利、财产权利的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财政民主,保障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最后决定权的过程。   完善和推进财政民主制度,需要在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程序、民主监督等方面着力施为。具体要求:第一,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大财政事项,从基本法律的制定到重大事项的决定,从政府财政权力的划分到人民财政权利的救济,都需要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第二,政府在职责权限范围之内行使财政权力时,也要注重人民的参与,通过一定的形式向社会征求意见,广泛采取听证会、专家讨论会等收集人民意见和建议。第三,重视民主程序,无论财政的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中,都要强调程序、公开、公平、公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等各项权益。第四,强调公民对财政事项的民主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申诉检举控告等各种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监督权,保障公共财政用于公共事务、服务公共利益。   (二)财政法定原则   财政法定,是财政民主的具体体现,以财政民主为基础,它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财政权利(权力)法定、财政义务法定、财政程序法定、财政责任法定,避免权力运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公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首先是财政宪定,关键在于依法治税、依法理财。所谓财政宪定,就是将公民生存发展所依存的财产权利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力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力服务于公民财产权利和其他自由权利,规范、限制或控制国家财政权力的行使。   依法治税、依法理财的前提在于,财税法律体系的健全,特别是财税领域应当有一大批支架性法律的制定。财政宪定,依法理财,通过公民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监督政府财政收支服务于公共利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是在财税领域实现的法治保障。以法律形式体现的财税法律,制定程序更严谨,人民参与度更高,内容更规范和稳健,体现民主意志,体现稳定性,容易为纳税人所遵从,并且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法律规范对行政权力或自由裁量权的规制。符合科学发展的财税法治,应当是公权力被有效规制的财税法治。既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实现,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其规范形式应尽可能是财税法律。在当前的财税法制建设中,推进财政立宪,应以《财政基本法》、《税法通则》为突破口,完善财税领域宪法性法律的制定,从而解决财产权利与财政权力的边界,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和财力平衡以及公民财政知情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的保障等问题。继续提升财税法律规范的刚性,及时提升收费、国债、国有资产、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和具体税种的立法层次,将大量的财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和执法实践,适时制定法律。#p#分页标题#e#   (三)财政平等原则   财政平等,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是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财政平等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在制度上体现为平等对待。财政平等也可以理解为财政公平,既包括形式公平,又包括实质公平;既体现在财政收入领域,也体现在财政支出领域;同时,还表现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平衡与协调。公平正义是推进财税法治的重要依据和有效准则。坚持公平正义,就必须给每个纳税人公平的机会,让每个纳税人都有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同时必须协调各方的利益,使公民与国家、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中央与地方等利益群体的法定权利(权力)平等受到保护,将宪法平等权在财政领域获得充分的尊重和实施。目前,在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背景下,财政平等的确立和有效发挥作用,有助于将社会的矛盾控制在人民心理承受能力以内,并创造一种平等和谐的竞争环境,从而保障最低人权,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财政平等,就是在财政经济的源头上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财产权的平等保护,量能课税、实现税负公平,以公共财政实现全体公民获取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对弱势群体进行财政倾斜,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等政策措施,正是公平正义在财税领域的直接体现。   坚持财政平等:一是应该在财力平衡上进行突破,通过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实现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的平衡与协调,确保不同区域的公民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间财政关系方面保障最低限度的财政均衡,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基本人权。二是推进实质公平。在财政支出方面,调整财政支出的比例,改革相关税收政策法规,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支出和财政投资力度,实现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相对均衡度;在税收方面,根据纳税人税负能力的大小设计税制,体现量能课税,并根据受益关联程度推进税费改革。例如个人所得税逐步实行综合所得征税,从而实现税负公平;再如从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出发,坚持以产业优惠为主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实现环境公平;在社会阶层财政关系和基本人权保护方面,保障机会平等和无制度性歧视。   (四)财政健全原则   财政健全本质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的延伸,财政健全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核心则在于财政风险的防控。财政风险的防控,主要体现在财政收支结构的合理组合、财政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财政违法行为的救济与追责等方面。财政风险的防控,既有积极的防控,设定合理的尺度,设定保障决策科学的程序与规则;又有消极的防控,如设立禁止性的标准,明确违规的责任与惩罚等。只有安全稳健的财政运行,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才能保障充足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投入,提供保障公民权利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赤字高筑,财政运行不稳,必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也容易导致各类市场主体无法准确把握经济信息和发展形势,难以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财政民主和法治的缺失,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规模越发扩大,如果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费用的缺口、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国债、收费、财政转移支付领域,几乎都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财政监督法律的缺失使得财政风险的防控面临法律依据缺乏,甚至会陷入财政违法案件中的追究责任和补偿救济机制都无法解决的困境。   财政运行应当是经常性收支平衡、财政赤字水平合理可控、公债和收费用于特定目的并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财政运行获得有效监督和究责救济顺畅有序的状态。因此,当前应当抓紧修订预算法,制定国债法,使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得以法律控制,强化预算监督。   三、我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向   财税法治是建立在完备的财税法律体系基础上。法治是财政的基本表现形式,是财政事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财税法律内容的协调,重在建立健全涵盖财政收支平衡、财政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监督在内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协调,在于建立一个税制结构优化、税负合理、征管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财税法律形式的协调,关键在于对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组合与科学搭配。无疑,财税法律制度的完善,要依靠先进的财税法理念和制度创新,财税法改革与实践的广泛推行。   (一)完备的财税法律制度   完备的财税法律体系是实现财税法治的基本前提。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税法制进程加快,一大批财税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应运而生,初步形成了财税实体法和财税程序法为构成的财税法律体。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财税基本性法律缺失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在:   1.财税法律体系不健全。财政基本法主要涉及财政法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权力分配、政府间财政关系、收支形式与重要收支制度、财政平衡、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我国宪法缺乏对财政制度系统的规定,为保证财税法律的统一实施,制定财政基本法是最佳选择。我国虽然制定了《预算法》,但是其刚性不足、预算形式不科学、部门预算与专项预算不协调、预算科目不合理等问题突出。在财政收入法中,除了税法具有相当的规模之外,国债、费用等领域,尚且没明确的法律来规范。从财税法治的角度看,获取财政收入是公权力最容易侵犯公民财产权利领域。财政支出法涉及财政转移支付、财政采购、财政投融资等内容,我国目前除了《政府采购法》之外,其余领域都明显缺乏法律的深度调整,财政权力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财政收入法主要包括税收实体法、国债法、行政收费法和特别财产收益法等。财政监督法是对财政违法行为追究责任和财政侵权行为进行救济的主要依据,也是保障纳税人民主权利的重要环节,但是我国除了《审计法》之外,财政监督法律并不完备。#p#分页标题#e#   2.地方财税立法权的缺失,主要是税收立法权的缺失。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税收立法权基本都由中央行使,地方除了享有屠宰税、筵席税等立法权外,没有更多的立法权力,而多数省(区治区、直辖市)实际上并没有征收上述两个税。可见,地方仅有的税收立法权也未尽其用,这反映了我国财税体制的不完善,税制的滞后和税收规模与结构的不合理。从调动地方积极性,增强地方政府有效管理,推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赋予地方一定的财税立法权,也能够有效地遏制地方政府违反法律法规寻求不正常的法律突破。地方税制改革应当以提高财力配置的有效性,增加地方财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改进管理体制,统筹税权划分、非税收入改革、预算改革等,确定合理的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和结构。   3.税收实体法的结构与税种设计不协调。总体上说,应当通过权衡税制改革的目标,协调税收实体法的作用,在合理设置税种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来,税制结构在趋于合理和简化的同时,税种重复、交叉、缺位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社会保障税、环保税的缺失;有些特定的税种,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经逐渐失去存在的意义;税种之间的比例也不尽合理,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失衡。税制结构的优化,需要合并重复设置的税种;需要调整性质相近征收交叉的税种,例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与资源税和房地产税的交叉,烟叶税与消费税的交叉;需要调整特定目的税,例如具有特殊所得性质的土地增值税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整合等。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的调整,不能简单地通过存量此消彼长去实现,而应该从总体税负调整的角度出发,通过增量安排,辅以非税收入转入税收收入等综合考量。   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具有完整的内容结构的有机整体,形成一个以财政基本法为统领的,以财税实体法和财税程序法为骨干的,包括财政收入法、财政支出法、财政管理法、财政监督法等内容的,各组成部分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从规范内容上看,财税法律应当着力明确授权性规范、完善行为规范、健全法律责任等,规范财政主体的组织机构、权力职责,设定相应的行为规范,促进财税法律内容的全面协调发展。   (二)财税法律制度形式的协调发展   财税法律形式的协调,关键在于对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财税法律渊源形式的合理组合与科学搭配。当前我国财税法律制度形式协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财税法律偏少,也就是财税法律体系效力层级低下,因此,需要强化财政法定主义。财税法律制度涉及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义务,财政法定是实现财税法律制度以人为本的必然途径。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强调对纳税人的尊重,对人权特别是纳税人基本生存权的保障。纳税人、用税人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对国家财政权力与纳税人财产权之间的利益平衡,体现着对纳税人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也蕴含着对纳税人公平正义的追求。财政法定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财税法领域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   各国在财税立法中恪守财政法定原则,根本原因在于财政密切关系着纳税人的财产权益,税收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一种合法侵犯,如果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很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用税人权利。出于对纳税人的权益的尊重和保障,由人民的代表机关来决定财税制度的设计当然具有合法性,更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归根结底,财税法律制定的权力应当归属于纳税人全体,在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语境下,也就是财税立法权应由代表纳税人全体的立法机关来行使。财税领域的每一个制度,都关系千家万户的经济利益,都涉及各种主体的利益诉求,只有法律的形式,才能更充分、有效地保障以人为本的理念。财税法律制度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就是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的全面考虑与充分协调。从总体上讲,法本身就是调整利益关系,表达利益要求,平衡利益冲突的规范;而利益协调的基础和核心,恰恰就是制度的协调。确立一种制度,最有效和最权威的方式,就是立法,在所有的立法中,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又最为严谨、权威。因此,实现制度协调并进而实现利益协调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确立相应的制度,调整规范相应的社会关系。从财税领域来说,协调多方利益更是其基本特征,财税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为利益协调提供合适的平台,为实现多方利益的充分博弈提供条件,从而将多数人的利益反映到制度和规则的设计中,并且充分考虑和不损害少数人利益。没有利益协调,也就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立法通过确定利益主体的范围、分配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确立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来协调利益关系。[6]法律作为一种定型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体系在诸种社会利益调控机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也能更有效地实现财税领域各主体利益之间的全面协调。   法律制度的构建就是要求法律规范设定具有可预期性与稳定性。财税法律制度建构,对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的诉求更为明显且迫切。社会经济主体需要稳定而明确的财税法律制度,从而合适地安排经济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公民也依赖于稳定而明确的财税法律制度,从而实现对自己财产权利的另一种方式的保障。财税法律制度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价值,就在于防范国家权力的任意行使,维护和保障公民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自由。充分实现财税法律制度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最好的形式无疑是法律。因为,财税法律的制定程序更为严谨,规定的内容更为基础,对纳税人财产权利和社会经济主体经济自治的保护也就更为充分和有效。   对财政法定主义的强调,在于财政法定主义自身的重要意义。财政法定,首先并不是作为一种先验的政治理念或法律原则而提出来的,而是人类宪政民主政治运动的一项现实诉求。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演进,财政法定性逐渐变成了在当代各国的财税立法实践中一项不断完善的民主政治原则。财政法定主义,尤其表现在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追求上。   #p#分页标题#e# 财政法定理念,最早就体现为17和18世纪西方“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同意不纳税”这一朴素的追求,长期的发展才逐步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英国通过《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确定了税收法定的基本原则;美国的宪政民主,更是围绕限制政府税收权展开;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更是在第14条明确了“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总与财政制度特别是税收制度的变革紧密关联,正因为如此,我国《立法法》才将财政法定确立为一项重要原则。《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而第8条第8项则将税收方面的基本制度列入只能制定法律的范围。在财税领域坚持法定原则,不仅仅是现实的一种需要,也是《立法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实施。   从税收立法的角度看,有必要对现有的非法律位阶的税种法(行政法规)进行修改,然后经过施行实践的检验,通过适当的立法程序将之上升为法律。现行有待上升为法律的税种法主要集中在流转税种,包括增值税条例、消费税条例、营业税条例。相关条例的修订,虽然未直接完成法定原则的形式要求,但这种层面上的修订不仅回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为将来由条例上升为法律奠定了基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税收———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通过法律形式规范,既是法定原则的形式要求,也是最大程度的体现民意,反映民智和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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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

一、分析案例揭示的问题

(一)电子商务对现行税收征管基础的挑战

1、对税务登记制度的影响

网络空间的自由性,使现行的税务登记制度无法发挥其作用。税务登记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登记并据此对纳税人实施税务管理的一系列法定制度的总称。税务登记是税收管理工作的首要环节,是征纳双方法律关系成立的依据和证明。我国现行的税务登记制度是以工商登记为基础的,纳税人在营业前必须要到工商部门进行登记,以便税务机关进行监管和核查,这也是税收征管的前提所在。可是,因特网是一个来去自由的空间,企业只要交纳了注册费,就可以在网上从事有形商品的交易,也可以转让无形资产、提供各种劳务,从而使得税务机关很难像以前那样借助税务登记制度对纳税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

2、对传统账簿凭证管理制度的影响

传统的税收征管和稽查,是建立在有形的凭证、账册和各种报表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其有效性、真实性、逻辑性和合法性的审核,达到管理和稽查的目的。传统意义上的税收征管是通过审查和追踪企业的账簿凭证,并以此来核实企业纳税义务的履行情况。然而,电子商务发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传统的纸质凭证被无纸化的数字信息所取代,而且电子凭证可以轻易地修改、删除并且不留痕迹和线索,无原始凭证可言,使得传统的税收管理和稽查失去了直接的凭证和信息。这样使得税务机关对这些信息的来龙去脉无法追踪和查询,也就无法对企业的纳税行为进行监控。

3、对代扣代缴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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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规范和税收征纳相关性思考

摘要:我国目前的财务会计规范和税收征纳仍然有不足之处,而财务会计规范和税收征纳本身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因此,本文将从重要经济体——企业的角度探讨财务会计相关规范和税收征纳的必要性、相关性、区别、影响等,并提出有关财务会计和税收征纳和谐发展的一些制度措施的优化,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能够使我国的财务会计规章制度规范化,也使我国的税收工作更加完善,促进社会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长远发展,国家长治久安。

关键词:财务会计;规范;税收征纳;相关性;措施

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蓬勃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是我国经济体的重要组成,我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企业和个人经济相关的重要规章制度。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经济中,财务会计规范和税收征纳成为维护市场经济持续、有效、健康、长远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财务会计规范与税收征纳的必要性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随着我国进入国际贸易组织,开展多边主义的国际贸易,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越来越向国际化发展。因此,我国财务会计相关的制度政策也需要顺应我国经济的形势进行调整,与我国宏观的管控相适应,结合我国的市场经济现状,来规范财务会计规范和税收征纳的制度,从而使我国社会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加剧我国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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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与茶文化研究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所涉足的范围和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文化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人类在享受充足物质生活之余,趋向于追求更高层面的文化精神享受。文化产业是全球新兴的产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是引领经济发展走向巅峰的重要支撑。茶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范畴之一,也是我国新崛起并逐渐成长的一种新型产业,更是国家以税收优惠制度进行经济干预的一项文化产业。此文将以茶文化产业的诞生以及演变过程为着眼点,进一步对税收优惠和茶文化产业的关系进行研讨,从而更好的完善税收优惠制度,发扬和推广我国茶文化产业。

关键词:

茶文化产业;产业构建;税收优惠制度

1茶文化产业的诞生

茶文化是以茶为核心进行生产、流通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以茶为载体而形成的一种具有物质形态和文化层次理论结构的文化体系。茶文化产业诞生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世界文化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环境下,茶文化和经济共同携手,铸就成茶文化产业。二是受中国自古以来文化的感染。茶文化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的茶文化精髓已经融入国人生活习惯的各个方面,如同血液一样流淌在我国经济命脉之上。茶文化产业诞生的原因有着其不同的本质,前者是在文化发展探究的基础上,把文化知识和文化产物以传播的方式传递给有文化需求的社会人群,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经济效应并作为一种市场资源在经济体系中进行运营,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逐渐认识到产业文化及其发展价值,并刺激人们的文化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消费行为。后者是指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的基础上而延伸的一种茶道文化,茶道是在交际场合所呈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我国特有的茶文化形式,同时也是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的结晶。

2税收优惠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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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筹划风险控制探讨

摘要:税收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关键要点,实现企业利润相关税负的合理控制,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更多支持,但因各种因素影响,企业税收筹划过程中还多会出现法律、经济、诚信等多种风险问题,对税收筹划有效性发挥造成严重阻碍,亟须结合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此加以控制,为企业全局、有效税收筹划提供必要支持。本文简要概述税收筹划的基本内涵和常见风险问题后,从预警、合法、方法革新、理念创新等方面入手,进一步讨论了税收筹划风险控制的有效策略,希望据此提高企业税收筹划水平,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关键词:税收筹划;风险问题;新企业所得税法;风险控制

新时代背景下企业发展环境与之前相比已有很大变化,财务管理方面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而且更加复杂,就企业所得税而言,因种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出现多种问题的可能很高,为保证企业财务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务必重视税收筹划及相关财务管理工作的优化革新,合理减少税负,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必要支持。当然,税收筹划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问题,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存在都会对税收筹划造成严重威胁,进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更需企业结合新企业所得税法,提高涉税风险意识与管控能力,将税收筹划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为企业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持。

一、税收筹划的基本概述

(一)税收筹划的内涵及原则

税收筹划是企业税收管理工作中的必要内容,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通过相关税法内容,在其允许范围下,结合税收优惠政策与会计政策通过合理办法减轻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生产经营利润,以此为企业安全稳定发展提供更多帮助。在这一基本概念中,税收筹划充分表现了其具体应用状况中的翔实要求:其一,具有依法性,企业必须要将其与偷税、漏税区别开,需在相关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展开筹划管理工作,只有保证法律允许,才能为企业税务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其二,具有前瞻性,因为筹划工作是发生在纳税之前,所以企业需要在税收筹划工作中多重视企业各项内容的关联与认知,多方面、综合化考虑企业经营活动,以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税收筹划方案。其三,具有增效性,企业税收筹划旨在减轻税负,提高利润,在企业利润不断提升及税收加重的矛盾问题处理中具有良好的平衡效果,能在合法范围下降低税收支出比率,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更多支持[1]。

(二)税收筹划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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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下税收扶持政策优化建议浅析

摘要:财税政策对于重大灾害下的减灾赈灾十分重要,本文针对后疫情环境下税收扶持政策进行探讨,介绍了税收扶持优惠政策提出的必要性以及优化建议,采取财税政策,解决病毒导致的经济问题。

关键词:税收扶持;减税降费;财税政策;优化建议

2020年1月份,我国爆发了较为严重的疫情,病毒肺炎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由于疫情爆发突然,疫苗研制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最有效地防止传染的方法就是隔离,这将严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导致我国的经济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医疗卫生系统一度瘫痪,医疗物资的价格相对攀升较高,影响医疗市场的平衡。加之疫情爆发的时间节点比较特殊,正值春节假期,很多企业都已经停产放假,人力资源匮乏,未能及时补给医疗物资,致使物资短缺。由于假期停产复工“长尾效应”[1]及防疫延迟复工的双重影响,主要的医疗物资正常供应需要较长的时间,经济收入锐减,导致服务业受到重创,客流明显减少,经济严重缩水,更有甚者直接破产倒闭;上证指数农历新年后开盘首日便大幅下跌7.72%。对于防控此次疫情,做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财税政策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的重要工具,在此刻正接受严峻的考验。

一、疫情环境下税收扶持优惠政策提出的必要性

(一)税收扶持优惠政策提出的必要性。财税政策对于重大灾害下的减灾赈灾十分重要,我国企业众多,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受到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小微企业,抵抗风险能力较差,而税收扶持优惠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的压力,缓解企业经济困难、稳定就业,从而促进社会稳定运行[2]。因此充分认识财税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至关重要。作为全球最大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也经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应对这些自然灾害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而美国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财税政策[3](图1),例如赈灾拨款、援助贷款、税收优惠等,通过借鉴美国的财税政策来应对病毒导致的经济问题[4]。

(二)税收扶持优惠政策引导汇总。肺炎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共包括四个方面,即支持防护救治、物资供应、复工复产以及鼓励公益捐赠四个方面的12项政策。关于防护救治,对于疫情防治给予的临时性补助及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单位发放的用于预防疫情的医疗物资等免征个人所得税。关于物资供应,对于提供疫情保障物资的生产企业及纳税人全额退还增值税。关于鼓励公益捐赠,对于公益捐赠的疫情物资及现金等允许税前全额扣除。关于复工复产,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延长至8年。

二、后疫情环境下进一步推进税收扶持政策的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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