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速度也逐年加快。纵观60余年来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由1949年的7.3%提升至2016年的56.1%，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要达到60%。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头之一，然而生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逐渐显现。着眼于京津冀城市群，其区域内存在着明显的异地城镇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口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向京津两个超大城市涌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省涌入京津两地的人口分别为155.9万和75.45万，约占京津两地常住外来人口的22.1%和25.2%。异地城镇化，不仅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同时大量的人口涌入也对大城市造成一定压力，尤其在资源环境方面，因此，在新城市化背景下，如何合理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对维持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保证绿色生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京津冀区域内环境现状
在水资源方面，由于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各地方政府往往把关注点集中在经济增长上，从而忽视了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状况。由于人为改造地下水结构分配，导致华北平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区，其地区可直接饮用的地下水仅占22.2%。同时，由于区域协同发展的需要，一些重工业工厂相继建立，这些工厂是导致区域内水资源污染的主要原因，目前京津冀地区有三分之一的水资源已经被污染并且不能使用，比如，唐山、石家庄等由于重工业工厂的建立，当地的水资源已经出现重金属污染。随着污染的加剧以及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水生态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出现了流域范围内平原地区普遍地标断流、湿地萎缩、功能衰退等问题。由于水资源短缺、水污染等问题都是相互影响、互相叠加的，因此，生态环境治理需要着眼于全局，合理规划好区域内的环境治理。在大气污染上，京津冀是我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其大气污染主要以雾霾为主。参照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2016年全国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10个城市中，京津冀区域内的城市就占6个，《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重点区域中，京津冀空气质量最差。尽管随着经济形势进入新常态，区域内的经济结构面临转型，一些传统的重工业为了与当前经济形势相适应都作出相应的转型，有些企业甚至已经停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内的环境污染，但是这也因此促使了一些小企业、小作坊的兴起，反而加重了空气污染的程度。城市的扩张也导致了京津冀地区生态功能与发展格局的严重失衡。城市化范围的扩大，使其对土地的需求也不断加大，从而造成了城镇绿化空间减少，土地使用质量下降。比如，坝上高原地区由于人口和放牧超载，土地荒漠化问题十分突出，部分山地出现了水土流失以及土壤侵蚀现象。冀中南平原地区随着城市快速扩张、工业开发挤占生态用地，导致城市绿地面积不足，城市热岛效应显著，平原地区城镇连片开发与交通网络隔断了生态廊道，高消耗、高污染产业掠夺生态用水，破坏了生态屏障，恢复难度大。同时，近年来滨海新区区域内出现了土地盐渍化等问题，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建立创造业基地和服务业基地，而过多开垦未利用过的土地。土地资源的稀缺造成了各方利益的争夺，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模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必须引起区域环境治理的关注。
二、当前区域环境治理的困境
（一）行政区域与环境区域的不一致
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都是依据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等因素、按照行政区划分建立的。然而环境区域多是在某生态系统所形成的特定自然地理或某一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因此，行政区域与环境区域的范围大都不一致。尽管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就地方政府应对其相应的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进行管控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因为区域环境问题的整体性，许多区域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往往超出了地方政府行政区域的管辖范围，而行政管辖区与环境区的不对等，就会有各行政区域之间交界处无人管制的现象发生。据相关研究，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是与整个群落相关的，大气污染在京津冀区域内是相互关联影响的。也就是说，关于京津冀区域内的雾霾问题，如果只有一个地区在大气污染治理上付出人力、财力，是无法改善该区域内的空气质量问题的。同时，由于行政区域的划分，导致京津冀区域交界处环境管制不当。交界地区基层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极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还有排污收费标准的差异、跨区域协调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执法效果不佳，从而使交界地区环境监管漏洞长期存在。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打破行政区域的块状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区域内的生态环境治理是很难成功的。
（二）地方政府间权利资源碎片化
关于环境治理，由于当前中央政府居于主导地位，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结构，地方政府不仅需要对中央下发的政策进行实施，同时也需要保证本地的自身利益，而且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不仅对本地区的相关财政事务具有管理权，同时对财政收支也具有支配的权利，是该地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从而导致地方政府为了提升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惜降低企业的准入标准，没有对那些不符合绿色生态标准的企业进行严格的管控与治理。同时，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标准主要关注点集中在经济增长指标上，忽视了环境治理，因此，环境治理的效果短时间内并不明显。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作为“理性人”考虑到自身利益，把重心都投入到短期内能够提升地区经济的发展项目中，而选择放弃短期回报率相对较低的环境治理项目。这便会出现地方政府官员过分关注经济增长而忽视民生保障、环境治理等问题。
（三）外部约束规范的缺失
我国现行的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及环保管理问责制是以行政区域为版块进行划分管理的。当区域内交界处出现环境污染问题时，由于缺乏整体区域内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传统的以行政区域划分的环境管制并不能发挥其作用。由于缺乏以区域治理为单位的规章制度，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每个地方政府都把治理的希望寄托在区域内其他政府上，希望多投入治理成本，自己可以“搭便车”。如果“搭便车”现象长期存在，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便不愿意长期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最终的结果便是区域内环境治理不能顺利进行，出现“集体行动困境”的情况。
三、完善区域环境治理体系的对策
（一）建立区域环境治理专项委员会
建立环境治理体系，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权威性约束最重要，然而权威性建立的基础是建成一个管理体系健全、分工明确、公平公正的合法性组织，该区域的合作组织是契约式的，是需要该区域内所有地方政府对区域内的发展目标达成一致的。目前，京津冀地区之间已经签署协议并成立了省市之间的领导小组，交界地区也可成立专门的联合治理领导小组。可以借鉴欧盟关于各国联合治理的机构体系：欧盟各个机构分工明确、体制健全，有专门的决策机构（首脑会议）、立法机构（部长理事会）、执行机构（委员会）、监督和咨询机构（欧洲议会）、仲裁机构（欧洲法院）。正因为欧盟完善的组织体制，才使得欧盟区域合作组织的权威性得到了相应的保障，各国间在处理问题时才更容易达成一致。在当前国内的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京津冀区域可以通过合作解决跨界污染问题。同时，三地可以通过逐步统一京津冀地区的基本环境政策和排污标准为联合执法创造有利条件。河北省已经制定了2015—2020年的排污收费标准计划，逐步减小了与京津的差距，保证了联合治理小组与各地区的环保部门顺畅的沟通，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及时交流，互相学习经验，共同商讨决策。
（二）健全跨区域环境治理运行机制
为实现可持续性的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治理同样重要。在生态环境治理上，三地要推动联防联治、执法一体，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立法的稳定性与强制性，能够相对有效地保障和约束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所产生的问题。因此，只有通过实现区域内立法资源共享，地方政府之间因合作而产生的分歧困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政府间的合作才能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为了进一步完善区域内环境治理与合作的机制，京津冀三地于2015年12月共同签署了《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目前该协议只停留在初步实施阶段，尚未完全成熟，如果条件成熟，建议可以在国家层面通过人大或者国务院制定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对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协调机构的设置程序、行为方式、职能范围等作出明确规定，这对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具有积极的影响意义。
（三）完善区域内环境管制关系网络
要想实现区域内有效合作的关系网络，建立区域内环境管制机制，不仅需要区域内各地政府间的整合，还需要政府投入一部分精力到私营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间的合作中。当前，京津冀生态环境的整合建立，应当注重公私部门间的合作、各地生态环境治理功能以及层级的结合和规制。政府可运用PPP模式，鼓励私营部门加入合作。同时，区域内的环境治理委员会在获得各地政府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通过与私营部门合作，通过投标的形式，将环境治理相关事务外包给私营部门，这不仅能够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也能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可以建立区域内生态环境治理信息资源数据库，实现该区域内各地政府的资源共享，做到区域内生态环境信息的高效性、及时性以及持续性，以便为京津冀环保专项小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四）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补偿及问责机制
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而言，区域环境治理是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地方政府看重的不仅是实际收益，同时也看重相对收益，这两种收益是否公平，影响着地方政府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京津冀的生态功能区多数都属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在建设发展中长期面临着资金短缺、社会保障等多重压力，导致生态功能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都不能及时跟进，对该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为此，建立健全的区域横向补偿机制是推动区域生态建设的重要前提。在补偿机制的建立中，首先，财政转移支付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该补偿方式应当至少占生态补偿机制的50%以上。北京天津两地在应对河北省的一些贫困区县为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时，应以北部燕山山区以及冀西太行山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主要支付对象。其次，京津冀区域内的一些中心城市在其传统产业进行转移时期，应当把握住与该区域内生态功能发展良好的地区进行合作的机会，开展相互帮扶支援、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建立专业的培训基地，帮助环保部门员工提升专业知识技能以及服务水平等。最后，京津冀区域可以根据该生态区域内的成本以及受益水平高低，制定一些相关的税收政策，比如“生态补偿累进税”。在保障利益补偿公平的情况下，环保问责机制的建立也是很有必要的。目前，该制度依旧是按照行政区域进行评估考核，正如前文所言，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与区域整体是相关联的，按照行政区域对环境进行问责，对地方官员并不公平。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完善区域内的环境问题，就需要让区域内的所有地方政府都有承担该区域环境问题的责任意识，并以该环境区域为一个整体的单元实现环保问责制，而不应该继续以行政区域为单元进行环保问责。
作者:张涵 单位:香港城市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