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际关系论文范文1
摘要：自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方面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特点，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党际关系在理论、思想、内容、形式的方面的创新，从而能清楚的理清它的发展及趋势。
关键词：政党交往 特点 趋势 创新
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经波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后（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中共党际关系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并在此后得到迅速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完善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强调在此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1］”，并且明确把党际外交作为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一部分，作为促进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式，科学阐述了党际交往与国家交往之间的关系。从十五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和不断深化的新的历史阶段［2］，党际关系蕴涵的内容、追求的目标价值和构建途径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关系发展新局面。
1 十五大以来党际交往新特点
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在转型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党际交往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既反映了十五大以来国内国际整体环境的深刻变化，又显示出中共党际交往理念的与时俱进。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党际关系的论述有这样几个特点：
1.1 基础不同。十二大规定党际交往立足“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十五大提出党际交往的基础是四项原则，淡化了意识形态。
1.2 范围拓宽。交往对象从十二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到十三大的“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再到十四大的“各国政党”，最终扩展到十五大的“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摒弃了门户之见。
1.3 主旨明确。从十四大的“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明确为“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提升了党的对外工作的定位。
2 新型党际关系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新型党际关系理论在涵盖内容、目标价值和构建途径上都有很大的创新，这种创新既是在总结过去党际交往的经验教训，又是建立在十五大以来党际交往实践转型的基础之上。新型党际关系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也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2.1 新型党际关系包含内容的创新。新型党际关系涵盖的内容不断创新，在原有的党际关系内容的基础上，又加入现代的元素，赋予时代意义，此外，还根据党际交往实践不断补充和调整党际关系内容。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党际交往（尤其是执政党交往）不断地扩大，新时期中共坚持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原则，强调党际交往在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2 新型党际关系价值及目标的创新。中国国内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内部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外部和谐世界的构建，都是密切联系、相互统一的。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维护、拓展和谐的国际环境，是国内和谐社会构建的良好的国际大气候。“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两大价值观，积极合理而有效地实施外交政策，有利于中国社会和谐向度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以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构建作为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目标价值，体现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理念。一是通过政党之间交流治国理政、建党治党经验，促进内部和谐社会的构建。二是通过加强政党之间的协调、对话与合作，倡导外部和谐世界的构建。
2.3 新型党际关系间架结构的创新。灵活多样的交流形式；以政促经、以经固政的双向互动模式；多层次、有重点的党际交往方式。
3 实践中党际关系的发展
多年来，中共通过政党交往，在拉美结交了大批朋友，为促进双方国家关系和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3.1 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在开展“中法文化年”、“中英科技年”、“中俄国家年”以及“中印友好年”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积极邀请与此相关的各主要政党和重要智库来华访问，进一步丰富了各种活动的内涵。配合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这一平台，加大了与日本执政党的交往，同时与日本其它政党也继续进行党际交流，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扩大了共识。为了配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一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与相关国家政党的交往和交流，这些重要的举措充分显示出党际关系发展对于国家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等等，这些都彰显出中共党际关系良胜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3.2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党际交往中，积极牵线搭桥，为经济部门推荐合作伙伴，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提供各种有效信息，通过党际关系渠道，努力促进经济关系的发展。十五大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很快，党中央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并十分重视经济的作用。一些经贸交流团到达一个国家首先同该国的政府或政党建立联系，经济活动往往是直接参与或间接地通过政界来进行，这样不但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能与有关国家的政界建立密切关系，扩大了在有关国家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3］。
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新发展对于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全局、大局出发，从国家关系和世界格局出发来发展新型的党际关系，其着眼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事实上，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的共同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新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权伟太.执政党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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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语专业 创新型人才 跨文化交际
一、创新型人才培养呼唤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改革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关于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展了许多讨论，基本达成共识，即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1]。创新意识、思维和能力意味着培养的人才需要具有广泛的视野、多样的思考维度、批判性思维及开拓探索的意识能力。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创新型人才必须在国际舞台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创新能力，这要求他们具有国际性视野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无论是获取广泛的视野、多样的思考维度，还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接触和学习不同文化无疑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而言，发挥语言学习的优势，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途径。
就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而言，近年来，我国的日语专业已经进入发展的转型期。开办日语专业的学校不断增多，日语学习者人数大幅上升，日语专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语种”、“大专业”[2]。但是另一方面，日资企业加速了向海外的资产转移，市场对于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日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形势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国家将培养“创新人才”作为重要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日语专业急需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以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国际视野、人文素养及创新能力的人才为目标，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既有的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大多注重“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对于跨文化教育的重视度逐步提高，相关研究讨论日益增加。但是整体来说，跨文化教育有的停留在“日本社会文化”、“日本事情”等对于日本文化的学习，有的在语言学的课程中穿插对于日本语言特点、语言习惯的学习。而在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基础上，以培养中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非常少。在全球化发展、中日关系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要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急需建立一套系统有效的课程体系，改进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
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胡文仲在分析总结了学界多位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定义之后，认为其包含认知层面、感情（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能力[3]。认知层面包括对于文化的一般知识，对于对象国及本国文化的知识；感情（态度）层面包括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尊重，对文化差异的适应等方面；行为层面包括交际者的语言能力、非语言能力、变通能力等在异文化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个概念反思我国现有的日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可以认识到我们对于文化的一般知识、对于本国的文化知识上的内容非常有限，在感情态度方面的培养更显不足，在行为方面的培养更集中于语言能力的培养。
高一虹在探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时说，对具体的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和有关交际能力的提高可以称为文化的“跨越”，但更高层也是外语教育的重要目标，应该是使学习者获得一般的、整体意义上的文化意识及反思的、宽容的态度，即文化的“超越”[4]。这是我们在思考日语人才培养的时候应当考虑的。许多日语专业的毕业生进入工作之后要进行广泛的跨国事务的处理，并不限于日本。因此，通过日语的学习，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对于多种文化的反思的宽容的态度，才能使学生得到益处，才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精神。
三、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
基于以上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探讨，我们认为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应该具有以下因素。
1.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在学习跨文化交际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具体交际能力和知识的学习，不仅要学习日本社会文化的意识，而且要学习国际社会共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对于多种文化的尊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把培养对于多元化的思考、理解、对比作为主要的学习目标，而不限于知识的灌输，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2.提高对自身文化的认识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学习自身文化是不可缺少的。自身文化是认识不同文化的一个基准，而认识不同文化也必然会促进对于自身文化的反思，这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开拓思考维度的重要途径。
3.采用多种方式加强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学习
就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来说，由于日本人的语言交际具有“无声胜有声”，以大量省略语句和非语言表达交际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采用多媒体等形式，加强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学习。
4.结合实地实践和海外学习
针对实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可以在课程中设置实践环节以提高学生处理交际冲突的实际能力。但是，许多研究表明，高层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通过实地体验才能够获得。因此，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校企合作等实践学习及海外交流的实地体验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
基于以上探讨，我们对以日语专业创新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思考并不完全充分，今后还需要在结合国内外具体课程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摸索。
参考文献：
[1]庄智象.关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思考[J].外语界，2011（6）：73.
[2]修刚.转型期的中国高校日语专业教育的几点思考[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4）：1-6.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J].外语界，2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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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交政策 交叉研究 比较政治 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危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究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体系为辅；有的以国际体系为主、国内结构为辅；有的则是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并重。这些方法并无真正的优劣之分，因而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显得就很有必要。外交政策议题可以按照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程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政治安全等议题；第二类是指经济贸易等议题；第三类是指文化宗教等议题。对国际社会敏感度越高的议题越需要在研究方法中重视国际体系因素。战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传统问题，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危险因素感知并不相同，感知内容直接影响了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而感知内容又和国内结构相关，只有综合国内外因素对其研究才能解释和预测国家的战争行为。经济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地位逐渐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已经超越了政治问题，几乎不存在不考虑国际经济体系而制定外交经济政策的国家。和政治、经济问题相比，文化问题的国内性更强，再加上国际文化体系还处于松散和不完善的状况，研究重心应放在国内结构上。此外，由于文化外交政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于国际体系对文化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外交研究在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结合中，可以以国内结构为原因变量，国际体系为结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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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确立了未来发展目标，我们将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将坚持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世界带来发展机遇。——2013年4月25日出席中法商务论坛闭幕式时强调
这里是离太平洋很近的地方，大洋彼岸就是中国。我去年访美时曾讲过，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2013年6月7日在中美元首会晤时说
中美联系紧密，利益交融。两国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共同努力构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2013年3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作为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的雅各布·卢时表示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吸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法
虽然在历史上也有英美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特例，但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更认同所谓大国对抗的观点。这一说法的最早来源可以追溯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总结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根源时指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认为 “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及理论研究也支持这一说法。西方学者如保罗·肯尼迪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时，也提出国家成长或者经济增长本身导致了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乃至战争。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大国的崛起过程中，都引发了大量的战争，有的通过战争取代了先前的霸权国。米尔斯海默甚至以这个逻辑来观察中美关系并得出结论说，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跳出这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2014年1月22日，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行的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的专访。在专访中指出，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的这种理念既来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习和提炼。他的多次重要讲话，都大量引用《易经》、《老子》、《论语》、《孟子》、《荀子》、《商君书》等经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在倡导的“中国梦”、以民为本、以法治国、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新型国家利益观等重要的治国理念中，都能见到中华历史文化精华厚重的影响。
所以，照搬西方处理大国关系的逻辑思维方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较高；而按中华历史文化的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构建出大国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文化基因：和平思维、同舟共济、见利思义、以民为本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首要原因在于对国际形势的误判。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要使所有的大国明白，今天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必须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平思维中，指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是新的时代特点，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全球化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不仅大大弱化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流奠定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
因此，提出的中国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就是邀请所有大国，不论是老牌大国，还是新兴发展中大国，都来走中国正在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所有大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可以为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都想过去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以自己中心并占主导的国际秩序。过去的英法之间、英德之间、英法俄与德奥之间、英法美苏与德意日之间、苏联与美国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根源，实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的竞争和冲突，或者都是为了在国际秩序中获得排他性的主导和优势地位。所以，要避免大国之间、大国集团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的灾难，就必须在国际秩序观上有新的突破。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合作共赢是实现目标的共同途径，共同遵守规则。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是所有国家参治和主要大国共治的关系，联合国、20国集团将在其间起重大作用，而不是原来大国关系的那种排他性恶性竞争。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第三个根源是由于各自追求的国家利益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重大或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摒弃有你无我，以力取利、赢者通吃的以零和游戏为特征的传统国家利益观。在争取、维护、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实践中，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的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国家利益观。传统义利观的精华，就是孔子提出的“见利思义”。
这一新型的国家利益观与流行的国家利益观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仅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是考虑国家利益的，也考虑国际道义，把正义与利益结合；是考虑本国利益的，但同时也兼顾他国的利益，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结合。比如，在中俄划界中，中国充分关照了俄罗斯切实存在的具体的问题。在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时，也关注美国在拉美的利益考虑。提出的正确的义利观和新的国家利益观，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其第四个根源是由于大国追求安全的结果，导致相互都觉不得不安全，你的安全是我的威胁，我的安全是你的威胁，每个国家集团安全的结果导致另一个国家集团的不安全，单独追求安全的结果最终导致冲突和战争。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摆脱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建立以共同安全为目的的新型安全体系。
指出，“我们应该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摒弃冷战思维，就是以平等合作、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强调共同安全时，强调这些安全措施的结果必须是有利于人民的，就是为本地区人民营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宁、更加温馨的地区家园，也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国内政治中贯彻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也贯穿这种思想。这使中国的新安全观超越了单纯的国与国的安全关系，开始真正形成一种涵盖国家与人民综合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观。
中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实践基因
从中国和平发展30多年的实践来看，中国的崛起也有许多方面不同于过去与霸权国争霸的那些新兴大国，与当年的英国、西班牙、德国、日本、苏联等崛起时的情况有重大不同：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单方面追求本国的权力为目的。中国并不认为现在的大国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的快速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下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许多国家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
中国不把任何地区视为中国的势力范围，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国、弱国的关系，也没有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与被保护国、附属国、势力范围的关系，这也大大降低了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之间的军事结盟引发直接和间接战争的可能性。
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处理与国际环境的一个最基本的国策就是中国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既定国策。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最强盛的时候，没有在东亚和世界称霸，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和欧洲国际体系重大的区别，就是在东亚体系中没有发生过类似西方的三十年战争、十字军战争、一战、二战。中国的不称霸原则，即是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基本指向，也是避免与其他大国和霸权国发生大和战争的基本因素。
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美关系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因此它会对其他的大国关系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中美之间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就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形成易经思维的那种阴阳关系。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边界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并无你死我活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中国不仅不现存的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反而积极努力地融入了这个体系；中国不仅没有挑战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反而积极遵守和维护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的现存秩序，甚至在许多方面比美国更愿意维护联合国机制、WTO机制。最易引起中美冲突的，尽管仍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矛盾因素，但在中美大局中的影响和作用大大下降。中美关系似敌似友，非敌非友，退中有进，竞争中有合作，总的方向是朝着稳定对话和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趋势。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应努力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2013年6月，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用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吸取新的思维、新的思想。提出的邀请大国与中国共同和平发展、以合作共赢为目的、以共同利益和兼顾他国利益为动力、以共同安全为核心等思想，是中华历史文化精华的体现，可以视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范文5
王明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欧洲一体化、政党政治、中国对外关系。
主要著作：《联合背景下的跨国政党》、《大国安全观比较》、《国际战略学》、《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政党与政党体制》（译著）等。
摘要 现代国际体系源于西欧，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其根基是西方的历史文化。西方历史文化有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二元思维特性，使现代国际关系具有强权政治特色和大国争霸逻辑，核武器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基于西方强权政治逻辑的国际体系没有未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提供养分。
关键词 国际体系 新型大国关系 文化因素 和平发展 天下主义
2012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在此期间，中美双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此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意在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顾名思义，新型大国关系是相对于传统大国关系――现代大国关系而言的。传统大国关系，尤其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争霸关系，是一种可能引发对抗和战争的零和关系。由于国家之间关系的模式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必然要改变影响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文化，从而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逻辑，这需要我们从文化层面来审视当前世界是否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是否已具有文化上的支撑。
传统国际关系模式下的大国关系没有未来
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于西欧，在西方文化孕育下生成。这种国际体系信奉的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其扩张的结果是殖民体系的建立、对弱小国家的奴役以及西方列强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现代国际体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传统的国际关系逻辑仍然主导着人们看待国际事务的方式。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需要从文化层面对传统大国关系进行剖析，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基因。西方文化自古就有个人主义传统。古希腊最早出现的是一些互不隶属的小城邦，从而形成了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独立意识，所以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从集体中突出，依靠个人的力量去竞争，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个人是中心，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这种文化的浸淫下，西方人一直为这种肯定、高扬、突出和强调自我的倾向所支配，这种“崇我性”心智一方面使西方人在心灵深处将“自我”放大到极致，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价值上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①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是一种生长剂。民族国家是欧洲摆脱中世纪教权控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结果，也是个体解放的结果。“作为终结17世纪英国革命的光荣革命，不仅表明英国已经彻底从一个王朝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而且表明这个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②在启蒙运动、特别是卢梭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人民的思想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欧洲广泛传播，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在欧洲大陆的出现，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欧洲国家的封建政治经济统治制度，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③因此，民族国家恰恰是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国家层面的结果。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像两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相互关系，他们各谋私利，本质上相互反对。”④哈贝马斯指出，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从消极意义上区分自我和他者的概念，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把帝国主义的权力扩张解释为对民族自由的追求，“这种正面突出自己民族特性的做法，现在成为了一种机制，用以拒绝一切外来者，贬低其他民族的价值，排斥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少数派，特别是犹太人”。⑤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内涵使国家走向对强力的崇拜和追求，这种对强力的崇拜又演变成武力竞争和扩张意识，由此，国家之间战祸不断。
民族国家中的个人主义要素和普遍主义结合的逻辑结果是对霸权的追求。普遍主义相信万物背后有普遍的本原，运动变化背后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一种价值观，普遍主义相信有超越时空、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或者制度规范。古希腊哲人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培育了西方普遍主义的精神，而基督教的兴起则标志着西方普遍主义的成熟。基督教是一种超越民族局限的世界性宗教，其一神论、救赎论、上帝统治等是典型的普遍主义神学形式，它不仅逐渐发展为官方意识形态，还成为广大民众根深蒂固的普遍信仰。⑥这种普遍主义的一神教对异教或异端是不宽容的。耶和华对信徒最重要的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圣经・出埃及记》）。一神教认为自己认定的价值和真理是唯一的价值和真理，而对这一理念的坚持常常转化为对其他价值和真理的否定，转化为一种救世热情和传教热情，从而使一神教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冲动。“一神教既然断言整个世界都是由它那唯一的神所创造和统治的，那就自然不能允许其他神的存在，也就是不能允许其他文化价值体系的存在；而且，为了完成它的神还没有完全实现的统治，它的信徒们会把传教或者圣战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⑦欧洲历史上的以及对异端的迫害，都显示了基督教文化中的这种普遍主义意识和强烈的排他性。正如赵汀阳所言：“去发现精神上的敌人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义务。寻找敌人是西方精神的一个义务。” ⑧启蒙运动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人性、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对人的发现导致西方整个社会向世俗化方向发展，自由主义为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提出资产阶级的制度，而这种制度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则鲜明地体现了一种新的普遍主义精神，于是自由主义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神学普遍主义，但这种代替并不是对基督教的全盘否定，基督教是现代自由主义产生的母体，两者植根的文化具有惊人的连续性、继承性和遗传性。⑨自由主义相信，他们所信奉的价值体系具有普遍性，不信奉这种价值体系，则要么被错误的意识形态所蒙蔽，要么仍然处于蒙昧状态，只有接受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国家才能成为文明的国度，世界也才能安全。在当代，西方人追求普遍主义“同一”的思想意识，催生了西方大国扩张的道德主义、普世主义的人权外交和霸权主义。
西方文化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二元对立的类属性思维方法。古希腊以来，西方即从个体主义的自我出发来思考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把人类自我与外界对立起来，从而使人与神、我与非我、思维与存在以及主体与客体之二分成为西方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形成了类属性思维方法。类属性思维方法把所有的物体都视为分离、独立的实体，不同的实体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A就是A，B就是B。而冲突性辩证法又强化了这种思维方法。这种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不同类属构成，在每一种结构中都存在正反两个对立面，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对立和冲突，只有当一个占据了主导地位消灭了另一方，这种内在的非调和性矛盾才能得以解决，才会形成一种新的矛盾结合体。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西方认识世界、认识国家关系的定势，其对西方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就在于：第一，确立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征服自然、追求“进步和增长”成为西方国家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价值合理性和科学合理性之间出现了普遍的裂痕，科学合理性（而不是价值合理性）成为人们的追求。第二，强调自我物质占有和个人利益至上成为西方的意识形态传统，把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征服与被征服看成是国际关系的常态。
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所包含的这些西方文化特性，决定了这一国际体系在构成和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与暴力和扩张联系在一起。欧洲国际体系是在欧洲各国的杀戮和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国也是在硝烟中相继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大量的战争。正如陈独秀先生说：“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⑩随着现代国际体系向世界的扩展，欧洲这种铁血文化也给全人类带来了灾难，先是西方国家在全世界的殖民掠夺与杀戮，然后是波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两次世界大战。
总体来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孕育西方文明的地理历史环境催生了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强烈的竞争意识，形成了对物质力量的崇拜，其认识世界的方法又催生了现代工业文明，并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力量的崇拜，强化了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征服意识。而宗教上的普遍主义、一元论则使西方文化的宽容性大大降低。这些因素构成了西方文化中最突出的基因：征服――对自然的征服、对其他国家的征服。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国际关系是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西方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经典认识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都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国家要生存必须使自己强大，要么通过扩张，要么通过联盟。国家之间的和平只能通过均势平衡来维持，但这种平衡是动态的，一旦打破这种平衡，战争就会爆发，从而形成新的平衡。这种悲观的历史循环论是这种国际体系的必然逻辑。对大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这种国际关系体系必然包含着大国争霸逻辑。站在这种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看待中国的发展，当然是一个国家的崛起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衰落，日益强大的中国必然挑战现有的霸权国，必然冲击现存的国际秩序，崛起的中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很难不发生冲突。
但是，西方文明所唤起的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已经形成了对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呼唤新型国际关系的诞生。科技的进步在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毁灭人类文明的力量。核武器的出现使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具有不可想象的后果，也使人们对建立在征服和权力争夺概念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产生了怀疑，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使人类文明看不到未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过度向大自然索取的发展理念不可持续，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此同理，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以暴力和征服为特征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式，其中的关键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文化能够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建构提供养分
对于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西方学者也进行过探讨，并试图建立一种和谐、和平的世界秩序。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学派代表人物马丁・怀特提出了国际关系的三个传统，即霍布斯主义传统、格劳秀斯主义传统和康德主义传统。霍布斯主义传统把国际体系视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每个国家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不受任何道义和法律的限制。康德主义传统把国际体系视为人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中跨越国界的社会纽带，把所有作为公民的个人联系在一起，人们享有共同的利益，相互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则提出了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和康德无政府文化三种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状态，其中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国家间互存敌意、互为敌人的无政府文化；而康德无政府文化则是以国家间互为朋友为基本特征的体系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国家不会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如果作为朋友的一方受到威胁，另一方会鼎力相助，并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不论是怀特还是温特，都认为国际传统或文化在不断演进中，而当前的国际关系所处的位置恰恰在由霍布斯主义传统或无政府文化向康德主义传统或无政府文化转变过程中，也就是处于格劳秀斯主义传统或洛克无政府文化状态中。哈贝马斯主张超越民族国家概念，用“后民族结构”来定义民族国家之后的国际关系，最终建成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共同体，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大加肯定。
不难发现，在探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模式的时候，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概念依然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他们所提出的、以西方文化主导的新国际关系模式（或者关于未来美好世界的想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旧的国际关系模式是值得怀疑的。不论是英国学派的怀特还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温特，都把康德文化作为国际关系的一种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康德有关永久和平的论述却依然是建立在强权概念之上的。康德认为，战争状态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大自然的机制”能够使人们“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不松弛的备战活动”走向永久和平，最终达到一个“伟大的各民族的联盟”，康德的永久和平是通过恶的途径达到的，即便从逻辑上看也并非没有矛盾。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终难摆脱西方强权政治和普遍主义的传统。而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尽管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建立一种“后民族格局”，但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到，哈贝马斯所建立的不过又是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民族国家”，欧洲国家要放弃自己的民族特性，建立同一的欧洲认同，其中必须有同一的政治认同，也就是说，必须有共同的敌人，这是最可怕的。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就形成了一股讨论天下主义和东亚华夷秩序的高潮，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西方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已难以为继，需要从东方的天下主义或者古代的东亚秩序中汲取智慧。近些年来，有关国际体系的变迁或国际关系模式的讨论仍然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尽管有一些学者并未从天下主义视角来进行探讨，但也认为，未来的国际体系将从体现西方文化的“泛欧国际体系”转向“非泛欧国际体系”，未来的国际体系不能由西方主导，而要更多地反映非西方国家的观念和利益诉求。“未来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虽然也将充满艰难、曲折，充斥着竞争与冲突，但不会像前两次国际体系转型那样处处充斥着战争血腥，更不太可能发生类似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球性战争。”这些讨论有一个基本共识，都认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建立必须超越现代国际体系，从非西方文化因素中寻找营养和生长点，其中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更有可能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不断吸收外来文明，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类型。相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整体主义、尚中和合以及关系性思维方式。这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文化类型，最有可能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养分。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以整体主义的“天”“道”一元为本，这里的“天”“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表象，一个是本真，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存在。中国先哲认为，宇宙、地球和人类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整体，世界的本源在于“天”“地”“人”，也就是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新物质、新事物。无论是太极论，还是乾坤论，其本质上都是整体一元论，也就是主张个体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通过个体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在远古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图式，把天地万物、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无始无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的和谐统一的大化流行过程，心与物――即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的客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逐步形成了由整体到个别、由抽象到具体、由上向下看的思想特质。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中国古代哲人认为自然是一切之本，是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任何超越自然的努力都是危险的，终将会受到自然的报复”。这种观念追求的是人与整体、人与自然的融合。
尚中和合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对中庸之道及“和为贵”思想的认同。中庸精神备受儒家推崇，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里，中庸精神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一种道德规范。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中道观更加具有消极退隐的色彩，倡导“柔弱之道”和“不争之德”，老子一再强调“不敢为天下先”、“不以兵强天下”等，主张避开锋芒仇怨，以善心对待一切。佛教倡导的“圆融无碍”，也是中庸精神的体现。中庸思想的流传，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平和宽大的精神和以德报怨的品格。中国先哲认为，凡事因“和合”而生，因“和合”而立，如《国语・郑语》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又如《易传》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主张通过保持世界万物各自的特殊性来寻求相互之间的和谐、均衡和稳定。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理解自然、消融社会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及人与人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和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
和西方的类属性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重的是事物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这种关系性思维认为事物相互关联，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世界存在诸多两极偶对，它们相互依赖，互为补充，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共存逻辑”。中国的辩证法是一种互容性辩证法，主张每对对立物以一种非冲突方式互动，转化为一个相互包含而非同质的新合体。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与不断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有极大关系。
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尚中和合的价值追求和关系性思维模式，使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以及追求协和共荣的精神，这决定了古代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以“天”为神，崇拜的是一种自然神，皇帝自命为“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人间，他所统治的范围就是“天下”，形成了整体主义的“天下”理念。“天下”的核心区是“中国”，而边缘地带则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中国与四方之间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而不是利益关系。一方面，中国统治者基本延续了一种“恩威并行”和以“恩”为本的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模式；另一方面，周边少数民族则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接受、学习中国文化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道路，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以和平主义为主要模式的民族融合”。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是一种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特点的体系，但与近代以西方为中心形成的殖民体系不同，它不是建立在中心对边缘的征服和掠夺的基础上，而是以儒家的礼治观念为架构、以文化的扩散和经济的付出为机制，以中华一体和“协和万邦”为目的的体系。它反映了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和平主义追求。古代中国虽然也经常发生军事战争，但从中国古代文明史来看，中国的对外征讨往往是在异族的侵扰下不得已进行的，对外征讨并不是为了扩张领土，打完仗总要班师回朝，因此战争往往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中国文化的向外延伸，异族文化的融入，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和平教化。中国文化还发展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国家体系的东亚国际体系，也有人称之为“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即在东亚地区形成的以册封关系为纽带的一种不平等的、但保持各国独立的国际秩序，体现了一种对多样性的包容。中国统治者以各国向其朝贡而感到满足，得到的是“名分”；中国让与各朝贡国大量的实际经济利益，各朝贡国得到的是“实利”，各朝贡国也以接受中国的文化为荣，形成了一个大的中国文化圈，而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靠武力征服实现的。赵汀阳称支配这种秩序的理念为“天下主义”。他说，支配英美文化的从来都只有国家概念，从来都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在世界政治问题上，中国古代的世界主义――即“天下”观，才是唯一考虑到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合法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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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论文范文6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42-02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重大战略要求。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要求我们广大党员同志深入学习、善于学习，运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并联系工作实际，尽快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党员队伍，从而不断推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
一、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概念提出
1986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哈钦斯首先提出了在《学习社会》一书中提出“学习型社会”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发表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中提出了“向学习化社会前进”的目标，从此这一理念正式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之后，西欧和日本纷纷推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计划并付诸实践，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带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效仿，使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和社会潮流。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作为国际世界的重要成员国之一，要想屹立于民族之林，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切实合理的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具体办法，这是时展客观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保障。据此，2002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明“建设学习型社会，最重要的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政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总的来看，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社会发展理念，体现了我们党紧随时代步伐，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由理论上升为实际的飞跃过程，这体现了我们党事实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也体现我们党要求全体党员、各级党组织以学习作为基本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根本态度。
二、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意义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我们党在深刻认识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体现了党对时展脉搏和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要求的高度自觉和清醒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我们党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和传播者，提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践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推动作用。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要在深入了解学习型政党的一般规定性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政党先进性的一般要求，紧密结合当前历史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特殊要求，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党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学习型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哲学上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当下坚持建设学习型政党也就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性政党发展的学说。
其次，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广大党员统一认识，集中力量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个年头，纵观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在危机关头认清现实，统一思想，坚持不懈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正是由于有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做后盾，我们党才能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发展至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走出去、引进来”的指导方法的确立，各种新鲜事物涌入我们的视野，各种思想也充斥着我们的头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使广大党员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如何使广大党员坚持正确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党的当务之急。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是以马列主义为依托，学习历史和现实经验，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认识，将思想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并不断为之奋斗。
最后，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想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就必须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发挥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努力使我们的党变成学习型政党。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种种挑战，为祖国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用全新的理念和视角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
三、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 适应学习型政党建立
（一）科学安排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内容，适应学习实效性要求
要建设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学什么的问题，根据党中央在《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所要求的，结合现实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学习：
1.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也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它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人的解放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综述。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2.坚持用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理论体系，学习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3.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方面知识。党中央在《关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意见》中指出：积极推动党员干部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学习反映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国际关系、现代社会管理和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党员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应走在时代前列，因此必须拓展知识视野，尽可能建立广博且精深的科学体系，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
（二）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终身化概念，适应学习终身化要求
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学习终身化的思想，学习在这里不能作为一个任务，而是一种习惯，这是对传统学习理念的颠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是人，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引导，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不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参与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过程中。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肩负起引导人们把科学文化学习与思想道德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任务，将学习融入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中去。总体来说，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将党员干部的学习过程提升到一个追求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一个高度，促使党员干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一切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党内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从而形成一种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终身学习的新的学习格局。
（三）普及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适应不同学习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