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论文范例

一、后现代主义教学观   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一种代表性哲学和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主张“向一切人类迄今为止所认为究竟至极的东西进行挑战，志在摧毁传统封闭、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   后现代主义对于教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教学观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后现代主义教学观的代表人物，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的William.E.Doll，Jr．推出了4R的后现代主义课程标准:丰富的(rich)、回归性的(recursive)、关联的(relational)和严密的(rigorous)。丰富性主要涉及课程要有一定的深度，以及对课程的多维解释;回归性指形成自我感受的方式，这种自我感受产生于和他人、环境、文化进行的反思性的相互作用之中;关联性包括课程结构的内在关系，以及与外在文化、世界的相连;严密性指不确定性和解释性的组合，对不确定性所具有的复杂性和解释的诠释学予以组合，学校既是批判性的又是支持性的。   Doll强调课程并不是一种包裹，而是一种过程，即对话和转变的过程。会话是核心，会话引起反思，反思则使人转变。因此，课程本身应是发展的、动态的。Doll的新的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包括:一是课程是发展的;二是课程的发展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课程目标是生成性的;三是课程的组织不再囿于学科界限，而是向跨学科和综合化方向发展;四是从强调积累知识转向发现和创造知识;五是尊重个性和价值多元。后现代主义教学观认为教学过程是一种自我创生过程，是学习者对教育信息的有选择性的吸收，然后将其内化为知识、感情、意志，并外化为行动的过程。因此，后现代主义教育观中的师生关系也产生了变化。在传统教学中，教师的权威性、主导性，学生的被动性受到了怀疑。Doll认为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从外在于学生情景转化为与这一情景共存”。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的支持者、帮助者和咨询者。学生应是学习的主体，其个性和差异性也应受到尊重。同时，学生也是学习过程的批判者，要批判性地思考教学内容。作为后工业时代的代表性思潮，后现代主义教学观注定了要与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手段相互联系。后现代主义教学观将科学技术教育手段从辅助的、从属的地位上升为与教师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   二、后现代主义与互文性   互文性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概念。互文性最初以超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为目标。1969年，法国学者Kristeva首次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Kristeva的互文性理论受到了Saussure和Bakhtin的理论影响。她发展了Bakhtin的对话性、复调、狂欢等概念，并增加了其心理维度。Kristeva将互文性定义为:一个语篇是对“一些语篇的重新排列，是一种互文组合:在一个语篇的篇幅内，来自其他语篇的言论相互交叉和中和”。随着互文性的理论发展，互文性发生了广义互文性和狭义互文性的流变。Genette将互文性归为五类跨文本性中的一类，即两篇或几篇文本共存所产生的关系，手法为引用、抄袭和暗示。在Genette的理论中，互文性被限定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其理论标志着狭义互文性的开始。   狭义的互文性用来研究文学手法，广义的互文性则是Bakhtin对话性的广义的外延。互文性的另一特点是对读者地位的提升。其代表人物RolandBarthes宣扬的“作者之死”，标志着作者权威和文本唯一解释性的飘散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读者地位的上扬。Bloom的诗学误读进一步强调读者对于作品的创造性阅读。   互文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Pfis-ter甚至认为，互文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如今，后现代主义与互文性是一对同义词。互文性与后现代主义具有相同的哲学内涵。正如上文所说，互文性起源于Bakhtin的对话性、复调、狂欢等概念。Hassan曾指出:“狂欢，这个词自然是巴赫金的创造，它丰富地涵盖了不确定性、支离破碎性、非原则性、无我性、反讽和种类混杂等，狂欢在更深一层意味着‘一符多音’———语言的离心力，事物欢悦的相互依存性、透视和行为，参与生活的狂乱、笑的内在性，至少指游戏的、颠覆的包孕着更生的因素。”由此看来，互文性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基于非中心的多元性特征。Hassan曾制作了一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比表，其中互文性是后现代主义区别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Lash强调:“如果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分化的过程，那么，后现代化则是一个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过程。”互文性强调所有文本的相互交织和融合，因此互文性是去分化的一种典型标志。   上文提到的Genette的狭义的互文性概念，Barthes宣扬的“作者之死”，Bloom的诗学误读无不体现着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游戏性、不确定性、反讽性、去分化、多元化和非中心化的特点。   三、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的制约   由于学生所具有的知识背景不同，喜好兴趣也不同，因此对于课文内容的偏爱也不尽相同。   此外，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有些课文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和背景知识脱节，如果教师不能有效地组织教学活动，其教学效果令人担忧。对于这些内容相对抽象的文章，很多教师容易将其变成传统的“布道”性质的课程，其授课重点又回到词句、语法分析之中。   (二)学习者错误的自我定位   很多学生将自己的学习角色定义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非知识的积极构建者。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很多学生还在使用传授性质的学习模式，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倾向于选择表面层次的阅读策略，或根本不使用阅读策略，而非深层次、积极的阅读策略。传授性阅读模式与后现代主义教学观背道而驰，前者忽略了文本的个性化以及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对话性，用同一的阅读策略对待所有文本。 #p#分页标题#e#   四、后现代主义互文性视角下的解决方案   Lenski描述了三种读者可以建立互文联系的方法:一是联系(associating):过去的某一文本与现有文本相联系。二是合并(integrating):过去的知识被应用于现有文本。三是评价(evaluating):读者在比较过去文本与现有文本时所使用的个人评价、价值判断、总结和概括。   Barthes曾经说过:“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Spivey将互文性定义为:“互文性是作者一方的暗示(implication)，读者一方的推理(inferences)。”Hurrel和Sommer将互文性定义为:“文本、媒介和体裁之间的联系、关联和参照。”后现代主义互文性对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解决办法，从教学内容上来说，我们可以将抽象的文本与学生熟知喜爱的流行文化文本相结合。由Barthes的理论可知，既然所有的文本都是先前文化和周围文化的交织，那么流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与先前文化或其他文化的互文。在实际操作中，教师可以针对某一主题为学生提供各种跨学科、跨体裁的文本。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当帮助学生建构各文本之间的联系，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背景和视野，扩展思考的角度，学会批判辩证地看待问题。互文性还可以帮助学生将所学内容与先前所学内容建立联系，从而巩固学生的学习效果。此外，由于有效的阅读基于读者所具有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背景知识，以及对作者暗示的有效推理，因此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掌握推理、思辨等较深层次的阅读策略。   后现代主义的互文性不仅体现在文本上，也体现在其他文化表现形式上，如绘画、影视等。阅读教学应与现代媒介相融合，如流行电影、音乐、视频等。Kasper曾指出，影视文本和纸质文本的相互交融可以帮助学生将纸质文本中的概念形象化。Wood认为:“电影提供了有趣和有意义的语境，使之易于记忆，并且由于其所掌控的有效和生动的语言驱使环境，从而能够促进学生语言技能的发展。”   接下来，笔者将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册第七单元第一篇课文为例，具体说明后现代主义互文性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这篇课文介绍了美国玫瑰花传统销售行业与种植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及相应解决方法，学生对此主题的背景知识不多，对于为何选择“ARoseIsaRose”作为标题更是不解其意。教师可以首先运用不同的预读策略帮助学生唤起相关主题的背景信息，然后向学生提供各种跨体裁并与流行文化相结合的文本，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并使学生理解作者这样定题的目的，以及在同一题目之下不同体裁如何开展自己的写作任务。在阅读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相互进行讨论，从而互相帮助构建更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例如，教师可以先向学生介绍一下这个题目的出处，它源自GertrudeStein的诗歌《圣徒艾米莉》，借以表达仅仅使用事物的名称就会引起人们对这一事物的想象和情感，这句话的意思逐渐演变为“事情本身就是这样”。之后，人们将其应用于不同的文体之中。   比如，纽约大学的TeyMeadow将其作为学术论文的题目，来探讨法律界所面临的性别重新分类的问题。CNN将其作为2011年2月10日的一篇报道题目，从中对比了情人节当天，世界各国玫瑰花的价格，介绍了在中国不同玫瑰花支数的不同含义，探讨了美国玫瑰花大量依靠进口的原因等。SusanAshton的同名流行歌曲将其演绎为即使身处困境也要相信自己，不要因为别人的评论而妄自菲薄，只有坚持到底的人才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后人对“一枝玫瑰是一枝玫瑰”的效仿也很多。比如，1981年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谈到爱尔兰共和军时说到:“犯罪是犯罪还是犯罪”，借以表明“无论你怎么称呼它，暴力犯罪就是违法的犯罪”。南非莱利银行的广告宣传语:“银行不是银行不是银行”(Abankisn’tabankisn’tabank．)来突显现代银行与传统银行的不同。在提供了以上诸多跨体裁的文本后，教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从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五、结语后现代主义观照下的互文性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改变学生看待事物的方法。通过文本的互文性理解，使学生逐渐意识到他们所阅读的某一文本只基于某一作者的某一方面的观点，而不是事物的全部面貌，从而培养学生在互文性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思辨、质疑、创新的能力。互文性也为我们在教材编排上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现在很多教材中一个单元下有多篇课文，这些课文在内容和体裁上联系不大。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只取其一，而将其他几篇弃而不用，造成资源的浪费。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将每个单元下的文章都编排成同一主题的不同体裁，或不同观点的文本。   通过让学生自己阅读、讨论、思辨，掌握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达方法和不同观点，熟悉不同文体的不同词汇选取方式、句子组织和文本组织结构，掌握思辨、推理、综合等深层次文本阅读策略。文本的编排可本着从易到难的原则，即从学生最熟悉的体裁到最为陌生的体裁，从而有利于知识框架的建构。文本的选取还应注意与流行文化相结合，以便更接近学生的背景知识。

摘要：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一、人文通识教育课教法调研

大学通识课教育的建设到今天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在这十多年中，国人对通识课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查询中国期刊网、博士论文数据库以及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有关大学通识教育课的文章和硕士、博士论文共达600多篇，这说明大学中的通识教育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多有研究和讨论。综观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五个方面:(1)介绍国外经验或对比国内外做法;(2)对通识教育课的历史、现状的概述和总结或对未来的展望;(3)通识教育课的课程设计和评价研究;(4)某门通识教育课程的个案研究;(5)某校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经验介绍和总结。

这些文章中还未见有一篇是研究通识教育课的教法的。可见，通识教育课的教法问题目前关注的人还比较少。诚然，每门课都应有符合本课实际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不必每门课程都统一用一种教法，这是不符合教学规律的。然而，通过对某校的人文通识课进行调研，对该校人文通识课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时，它们是否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呢?尤其是在目前很少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情况下。本文即是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探讨人文通识教育课的教法，以期获得启迪。

本文通过对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年度第二学期全校人文通识教育课的调研，目的在于探察:(1)在目前的实践教学中，人文通识课有几种教法;(2)这些教法各自的特点和效果如何?(3)目前的这些教法其缺点是什么，怎样改进?为使调研全面、深入，本课题成立了6人调查组，其中5人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10级在校本科生，他们有些选修了人文通识课程，作为学生的他们在进行听课和在调查咨询时，其视角更为合理、感受更为真实，其调研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

调研组员们分工负责，分别在大学城校区和五山校区进行调研，采取听课和询问选课学生的调研方式。调研成员每人负责听某一类课程，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外文化、历史或哲学、艺术、绘画、音乐、影视、考古、收藏、集邮等，平均每人要听十多门课和咨询选课的学生，调研内容包括教学内容、目的、方法、教学效果、学生反应等。

二、人文通识教育课两种教法的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2013年2月～7月)共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106门220个班;本调研组调研了其中的69个班共42门人文通识教育课，其中，中外文学或文化课17门，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17门，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8门。根据调研，发现人文通识课大致有两种教法:(1)以教师在课堂展示的ppt为主要线索的口头讲述法;(2)以ppt为讲述线索，辅以音频或视频，然后以此进行分析的综合法，这类教法的课堂，学生注意力较为集中，在有视频片段浏览的课堂里，师生互动较多。文学文化类课程以及哲学、美学、历史类课程主要采取以ppt为讲述线索的讲课方式;影视、音乐、舞蹈艺术类课堂在ppt之外往往辅以音频或视频材料进行讲授。

第一篇：中学英语教学学案导学运用

【摘要】

全球化并不单单是指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文化，教育的全球化，各国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英语成为了我国校园中不可缺少的课程之一。学校校园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课堂教学是学校进行教学目的的主要方式，课堂教学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教学质量，因此英语教学应遵循学案导学的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关键词】

英语教学；学案导学；模式

社会发展，企业进步，对人才的要求也随之提升，英语的掌握程度，也成了企业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提升英语水平，要从基础源头说起，中学的英语教学起着关键作用。中学英语教学中，很多教师已经意识到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他们已逐渐接受了新课标的理念，启用学案导模式，多元化教学，促进学生更好发展。

一、学案导学的概念

一、大众文化的转向与大学生朋辈文化的特色

改革开放活跃了经济、丰富了生活、解决了物质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管理模式、观念文化。技术化、工业化和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一方面传统的精英文化、士绅文化、高雅文化迅速没落，与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价值观濒临崩溃。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甚至是低俗文化迅速崛起，新的以金钱为主导的功利性价值观正在形成。在媒体与网络时代，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主体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则成为娱乐甚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当今中国文化正发生着“从审美的文化到消费的文化，从神圣的文化到世俗的文化、从批判的文化到娱乐的文化、从灵性的文化到技术的文化、从有根的文化到时尚的文化”的转变。大学生站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前沿，对新生事物好奇、标榜个性、紧跟时尚，他们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影响，其价值认同在形而下的生活方式中不自觉的跟随时尚潮流，形成了与大众文化总体方向一致，与科学的高校校园主导文化错位、偏差，但又与自己的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朋辈文化。庄子认为，受制于外物的功利满足是卑微的，人不应当“为物所累”。德国哲学家康德则说“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对某一对象或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可见中西方思想家都将无功利性的愉悦感当作真正“美”的判断标准与向度，追求不为物质所绑架的高尚人格和高雅情趣。现实中，当大学生遇到物质的诱惑与胁迫时会怎么做呢？部分大学生身上所呈现的精神危机、精神贫困告诉我们：精神文化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物质发展。问题在于尚未真正投身社会的大学生何以会形成这样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大学生朋辈文化在大学生的心理模式、行为选择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全世界的市场，也要求把人们的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释放到极致。以消费主义文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通过品牌效应、符号标识诠释成功、地位与能力，大学生所使用的物品、参与的活动与部分人际关系的建构无不以自己的方式悄悄开口说话———人们倾向于认为“成功就是掌握财富，财富赋予你所有期望的东西”。受这种文化影响，大学生对成功、能力的理解与物质、消费能力挂钩，崇拜商人（金钱）、政客（权力），对科学、艺术、人文研究缺乏热情。媒体面向市场之后，以报刊、杂志、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竞争压力加大。为了占有市场、提高收视率与点击率、获取经济效益，媒体推出的节目、栏目刻意迎合大众，宣传中的金钱色彩浓厚。身处信息时代前沿的一部分大学生跟着媒体走，自觉将金钱的光环放大，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还有一些大学校园则被部分大学生通过各种活动将大学俨然演绎成了名利场、生意圈、社交圈，大学生之间的关系除了亲密的朋友关系之外往往还混杂有功利的色彩，以图建立一个以后为我所用的关系圈。高校的主导文化如“修德、博学”成为了悬挂在学校宣传栏里的标语，成为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的目标，抄袭之风、逃课之风悄然盛行。大学生年轻有活力，关心国家与政治，关心社会发展走向。他们深知国家的发展变化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期待体制改革与完善、期待国家进步与发展。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所不同的是，他们关心政治却又以娱乐的心态谈论政治、评价政治，对国家政策、学校教育的看待功利化、金钱化。一部分大学生将自我确立为价值评估的中心，评价指标以有形的物质为基准，以可估的、确定的报酬返还为目的，人际关系网络化、情感功利化、政治态度娱乐化、审美情趣庸俗化、休闲消费时尚化，学习态度技术化。激烈的竞争、不可预知的风险、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大学生压力倍增、焦虑、短视，为了在就业市场上能够有主动权与比较优势，他们不得不去学习各种实用的技术、考取各种资格证。学习实用的技术原本无可厚非，它能促进社会的技术进步与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大学生过度重视技术而轻视人文素质、科学素养的培养。他们中一部分人将人文科学与“忽悠”、“吹水”划等号，把综合素质等于证件、成绩单、参加社团活动、人际关系的简单相加。这种朋辈文化一方面强化了大学生的技术意识与学习精神，提高了大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短视、过于功利化、个人主义化弱化了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不利于大学生、高校、社会、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发展。消费主义文化让他们在物质的狂欢中陷入精神的“囚牢”，迷茫、焦虑的大学生身上少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社会担当，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短了教育“而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

二、科学的校园文化与现实朋辈文化的错位

校园文化和朋辈文化同属于社会亚文化，不同的是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群体而言是校园主导文化，而朋辈文化是在校园文化的影响下自主自发形成的文化，它包括宿舍文化、班级文化、社团文化、学院文化等。校园文化作为校园“应然文化”是“表达社会主体意志、国家意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主流，是促进社会与人健康向上发展的精神动力。”是贯彻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为指导的文化，校园制度与管理更是与大学生的日常行为、学习生活紧密相联的文化，这二者之间应该是紧密相联、良性互动的关系。校园文化集中展现学校师生员工的精神面貌、生活作风、价值取向、行为选择，是大学生及教师心理文化、行为文化的反映。它的建设承载着国家、社会、教育主管部门的办学理念、教育理想、社会期望，在文化选择上具有稳定性、系统性、传承性与高层次性。然而，科学的校园文化与现实的大学生朋辈文化之间却表现出了脱节与错位，他们之间的互动性差、一致性低，主要表现如下：

（一）大学行政化倾向将大学生引向权力崇拜，科学的吸引力不足

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没有行政事务、行政管理是不可能的，那也不符合学校健康发展的方向。大学的行政组织与管理应当服从于真正的大学精神，也就是“纯粹为了研究对象而研究的精神”。各个大学更应该根据自己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国家需要培育自己独立的大学精神，教师当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思想。事实却是中国的公立大学都被赋予官级，管理人员的职级、教职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与政府官员级别一一对应，级别不同则话语权不同、拥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学术受到行政的左右。科层制管理模式在政府内是一种相对比较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但是对学术教育则具有一定的弊端。相当院校的管理模式都是学本位让位于官本位，部分教授为行政事务缠身，偏离科学研究的道路，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当一个学校的教授们争当官员，为了行政职务、职称的晋级而学术造假、上课敷衍学生时，学生们将准确无误地收到信号———做科学研究是没有地位的，科学研究得服从于行政权力的安排。自由、公平、竞争的科研环境被破坏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丧失了，国家的科研发展受到阻滞，大学的科研精神失落。大学生看到这些又当如何？他们将根据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对大学、对教师、对社会予以评价，也重新建构自己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他们也将选择远离科学而深究权术，将权力与金钱奉为宗教。如此，学生便会重视关系圈的建立与官员素质的培养，而轻视人文素养、科学知识的学习。

（二）考试制度不科学致学风懒散，社团活动组织过多、管理欠科学致学生于活动中迷失求学方向

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原版引进了《文学：阅读、反应、写作（小说卷）》（Literature:Reading,React-ing,Writing,5thedition）一书，该书从写作方式到体例编排对于我国现阶段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反省意义。书中以传统讲授文学的方式，引导学生从小说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以及小说叙事的语气、主题、象征和寓言手法等方面来考察文本，让学生在充分了解小说主要故事情节和脉络的基础上，切实从实际出发来操作文学文本，进而引出相关的阅读参考文献与理论资源。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没有在“理论大爆炸”的时代一味玩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符号学、原型批评等理论工具来解读文本，而是强调了从文本入手并回归文本的重要性，突出了以读懂和体会作品为核心的分析和解读方式，从中揭示出当今欧洲和美国在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共识与原则：无论文学如何发展，无论理论如何翻新，最基本、最有效的文学研究手段和教学方法仍是一板一眼地从文本基本内容入手的“文本细读”（closereading）方法。书中曾以夏洛特•P•吉尔曼的小说《黄色的壁纸》为例，来集中说明“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尤其是文本解读之后选登的学生课程论文，不仅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而且让读者看到了与当今学术研究大方向截然不同的文学品读方式。例如，在题为“夏洛特•P•吉尔曼的小说《黄色的壁纸》中的囚禁与逃逸”（“ConfinementandEscapeinCharlottePerkinsGilman’sTheYellowWallpaper”）的文章中，作者并没有用各种文艺理论来取代或淹没文本自身，也没有试图通过文本分析来显示文本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等“深度模式”和理论高度，而是从文本的意象、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等方面对作品进行了相关的主题分析，不仅很好地显示出了文章作者对已有的分析和结论的把握，而且还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结论和对小说文本的基本看法。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看来这种分析显得过于简单而平实，但实则这是最接近文本意义的方式。   一、“文本细读”的理论内涵及其影响   “文本细读”是英美新批评贯穿始终的重要精神和批评方法。所谓“细读”，实为“细评”，主要是指对文学作品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全面的评价，评论者在作品的结构、反讽、比喻和夸张等方面显示文本的语义。美国权威文学批评家M.H.艾伯拉姆斯曾这样概括与总结“文本细读”的特征：“新批评理论家与众不同的步骤是对作品的详细解释，或者仔细的阅读，即详尽而精妙地分析一部作品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含混意义。”[1]   尽管新批评所强调的“文本细读”在很大程度上是字面意义的，其主要指向也在于论述词义、词的相互作用、修辞和象征等内容，但与精神分析等注重作家批评的文论建构方式和读者反应批评等注重接受者的文论建构方式相比，其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强调和突出了回归文本和文本语义的重要性。换句话来说，新批评主张认真、审慎、反复地研读原文，从词、词组、词义及其相互关系的把握中来解读文本及其意义，反对以先验的经验和理论的方式首先介入文本，提倡一种典型的“就事论事”或“就文论文”的纯文学批评方式。作为文学批评方式，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影响深远，不仅是新批评的核心方法之一，而且对新形式主义和叙事学等相关理论的建构与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比如叙事学中以深入挖掘文本深层次意义为主要目标，强调文本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考察、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考察以及对一个文本与相关文本进行相似和对照的互文性考察的“整体———扩展性细读”（overall-extendedclosereading）[2]的方法就是在新批评“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作为一种理论建构方式，新批评“文本细读”的方法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和价值，而且在教学科研实践中也极具实用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尤其是针对目前我国高校中文专业外国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所面临的困难和窘境，“文本细读”在很大程度上不失为一种解决现存问题可供参考的策略之一。   二、“文本细读”教学研究的实践意义与价值   作为高校中文专业必修基础课之一的外国文学，在教学实践中有着迥异于中国文学等其它基础课的独特之处。   其一，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属于典型的异质文化范畴，中国学生和学者是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加以理解和品读的，这必然涉及到跨文化、跨语言的问题。而在教学研究实践过程中，外国文学的跨文化性给学生理解外国文学作品带来了现实的巨大困难。   大多数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背景不够熟识，对相关作品中谈及的文化现象也十分陌生，这使得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普遍感觉外国文学作品索然无味，不像中国文学作品那么贴近他们的认知领域。也就是说，文化的差异性和不可通约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教学研究实践中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认同感下降，有的学生干脆放弃外国文学的学习，这种情形对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实践本身无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外国文学教师的教学自信心和教学热情。   其二，近些年来，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实践中长时期存在一个“重理论、轻文本”的误区。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曾明确指出“理论并没有详细阐明艺术最重要的定义是什么”的功能，相反其主要是为了“展现出艺术的方方面面”，并通过外延的拓展来使“作品的本体性整体被多元化”。   [3]理论在本质上是以文艺文本为基础、并为文艺文本服务的，文本才是真正意义上体现理论存在价值的土壤。近三十年以来，随着我国对外文化开放的日益深入，全球化时代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化理论相继到来，文学研究者接触到了大量的以往从未接触过的国外最新文化理论，并产生了将这些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强烈愿望。当特里•伊格尔顿谈美国和欧洲理论“大爆炸”和理论泛化现象时，国内文学教学研究实践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经历着相似的境遇。盲目追求理论深度，甚至抛开文学文本空谈各种理论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普遍倾向。这不仅严重误导了教学实践环节，而且让学生产生了“唯理论”的错觉，在潜意识中树立了理论框架先行的思维模式，生吞活剥国外各种文化理论来解读文本，进而造成教学研究实践中理论与文本脱节的“两张皮”现象。有的学生甚至根本没有阅读文本，仅仅依据道听途说的故事情节或各种文学名著缩写本来进行文学研究，严重偏离了文学研究的初衷和原意。#p#分页标题#e#   其三，随着后现代各种文化观念的更迭，无论欧美还是中国都出现了经典衰落的倾向。这在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研究实践中的反映主要表现在学生对教师所讲述的传统作家作品日益冷漠和淡化。学生不再认同莎士比亚等经典作家，也不愿再接近和阅读诸如《哈姆雷特》这样的传统经典作品，相反却不加选择地沉溺于当今最流行的文本之中。而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经典文化价值认同感的缺失在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实践中已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   面对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实践中一系列新的问题，急需一种稳妥的现实性策略来重新召唤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这方面，形成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原则的教学研究模式既十分必要，也大有可为。   “文本细读”有利于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正确认知外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研究的性质和意义。学习外国文学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实践环节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关键问题。学习文学不是为了掌握知识，更不是为了考试，其真正目的在于领略世界各国文学之美。这就直接涉及到文学的审美本质问题。阅读文学作品首要是为了精神愉悦，通过阅读能够更好的重温人生与人性的美好，可以管窥人性的复杂与深刻，进而使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达到的人生境界在文学的世界中得到呈现与满足。阅读文学作品的第二功用在于自我情感认同。   文学与一般文字文件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情感性，全身心投入文学阅读，为文学的语言和境界所吸引、感动，甚至舞之蹈之、废寝忘食，达于忘我之境，这是一个典型的认同并宣泄自我情感的过程。最后，文学是人学，每一个读者在阅读文学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属于自我的个人经验和生命价值意义。文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能使生命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富于哲理和个性感悟。这一切才是包括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在内的一切文学教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而达成文学审美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很显然非“文本细读”莫属。“文本细读”突出强调的文学性问题，提倡的逐字逐句“沉入文本”的方式以及从语义关系角度来体会文学作品的内涵等“向心”性力量使文学真正回归到文学自身之中，并在本质上树立起文本主体性观念，从而使包括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实践在内的一切文学教学研究实践实现了提升人对自身观照与探索的美育功能。   “文本细读”有利于在课堂教学实践环节中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外国文学学习和研究方法。当代学者陈思和曾有感而发地这样描述他的研究生复试感受：“我每年主持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些相同的现象：许多考生对几本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准备得相当充分，对一些流行的学术话题和读物也相当熟悉，但是当你抽样地选一些文学作品作为问题的话，立刻就会发现破绽，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量不仅相当少，而且几乎不具备解读作品的能力。   曾有一位考生真诚地告诉我：他的导师对他说，做学问要首先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把符合框架的作品往里面填。”[4]这完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学习方式。如果在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中这种现象已经很普遍了，那么在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中这种“理论先行”、抛弃文本的现象就更为突出了。学生在课堂上似乎已经习惯了老师讲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荣格原型批评还有符号学等宏大理论，而完全忽视了一切理论的产生都是建立在大量文本现象的归纳与提升的基础之上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没有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根本不会有文学理论的产生，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只有充分认知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文学与文化，也才能更好地解决理论与文本有机融合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像现在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实践中所表现的那样：言必称某某理论，无理论框架就意味着无深刻性而言。   “文本细读”有利于在课堂教学研究实践中引导学生全方位理解具体作品，进而树立“文化诗学”的整体观念和文本观照方式。“文本细读”在强调“拥抱细节”的同时，也注重文学文本的整体性评价与考察，这有利于将文学教学研究实践引向新历史主义所谓的关注文学和艺术与其它社会实践之间的整体联系，从而在一种复杂的结合中形成区域的整体文化观念的“文化诗学”之路。这方面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LecturesonLiterature）一书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书中，纳博科夫不仅成功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解读了包括卡夫卡的《变形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内的七部文学经典，而且其体会和结论新见迭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纳博科夫将细节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十分恰当，尤其是微观阅读与宏观审视相结合的建构方式既明晰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充分发掘了作品产生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在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实践中如能充分借鉴纳博科夫式的文本解读方式来讲解和研究文本，必将取得独特的效果。如讲述司汤达的《红与黑》，只有充分注意小说的副标题、上下卷题词以及目录下的题词等细节问题，并将之与法国社会现实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勾连，才能更好地体会小说的历史政治主题定位以及这种定位与人物形象塑造和爱情主题之间的关系。对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理解更是如此。如何理解小说的女权思想这一宏大叙事话语，根本上应立足于小说男女主人公身份、社会地位、相貌等细节方面前后变化的对比以及小说暗示出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品行不可靠的细微故事情节。   “文本细读”还有利于在课堂教学研究实践中树立学生对文学经典的信心。文学经典的衰落，有其复杂的原因，但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学生本身对经典缺乏了解。从某种角度来说学生不是不喜欢莎士比亚，而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机会接触莎士比亚。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信心相信莎士比亚等经典作家凭借其艺术作品自身的永恒魅力足以引发学生阅读、研习的兴趣。而引导学生接触经典的现实途径之一就在于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研究实践中应更多介绍和讲述文本和文本细节，而不是把更多时间浪费在作家生平、时代环境、文学理论和思想等外围性内容上。只有充分理解了文本，外围性内容才有意义，才能更自然地被接受和消化。“文本细读”强大的整合功能在这一点上被凸显了出来。#p#分页标题#e#   总之，“文本细读”拥有强大的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将“文本细读”广泛应用于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研究实践，不仅可以使外国文学教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的许多困境和尴尬迎刃而解，而且还会促使学生敞开阅读的心灵，深入作品之中展开与文本和作家的对话，从而为培养学生成为既有心灵感悟和独立认知文本能力、又具备一定程度的探讨和批评意识的专业阅读者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经指导研究生学员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李希贤撰写红学毕业论文。笔者在“文研班”一期学员的回忆录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导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的记录。黄泽新、李希贤的毕业论文流传下来。本文介绍了何其芳指导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红学论文写作的思想理念和经验做法。何其芳指导文学研究生红学毕业论文写作，在新中国红学建设史上具有首创性。

【关键词】何其芳；指导意见；红学毕业论文写作

近期，笔者查阅到一件有关何其芳红学实践的新文献资料———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学员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毕业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记录①。由此顺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红学教育实践活动和指导另外几位学员红学和涉及红学的毕业论文的资料。从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研班”，前后共办两届，外加一期进修班。办学期间，正好赶上文艺界、文化界开展“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红楼梦》规定为“必读书目”之一，聘请吴组缃、俞平伯、李希凡、冯其庸等专家讲“《红楼梦》研究”专题课①，并亲自讲他的“‘红学’研究成果”和《论红楼梦》的研究心得及写作经验②。他还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广泛接触文艺实际，向社会学习，“还组织看过美术展览，参观过鲁迅故居以及据说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潇湘馆’的几丛竹子，幽静的居室，以及贾母看戏的戏楼，还真有几分近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论题“顺利确定”与论文“锁进抽屉”

首届“文研班”因延长一年学制，要到1963年暑期毕业。学员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担任论文导师。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可以依据所学内容自由选择，一些同学选择了《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选题。学员黄泽新回忆: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规定每人写一篇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由何其芳先生负责辅导。另外，贺兴安、刘建军同学写的也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李希贤同学写的是典型问题的论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导。从草拟提纲到论文定稿，何先生辅导我们四次。头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辅导，最后一次写的是书面意见。④为什么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同学的毕业论文皆由何其芳任导师?道理很简单，是因为何其芳在《红楼梦》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创见，有成果，“共名说”是其显著标志，课堂上又以“讲红课”为人称道。笔者收集了何其芳辅导四位学员毕业论文的资料，结果是多寡不一。在黄泽新的回忆文章中，意外发现何其芳辅导他毕业论文谈话的全部记录，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红学文献，因此要费些笔墨在下一节专门叙述。现在分别讲述何其芳对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贺兴安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贺兴安和李希贤划为一个组，每次到何其芳家谈毕业论文写作，两人总是相伴同行。李希贤回忆:何主任约定，贺兴安和我间隔一周的周三下午两点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谈。我俩每次提前几分钟进入导师家。此时，白瓷壶沏的热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厅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据我的记忆，兴安坐在何主任的右侧，我坐在导师的对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兴安同学汇报后，他撰写《红楼梦》的论题顺利地确定了。①李希贤只讲了贺兴安的红学选题“顺利确定”，没有展开记述辅导了哪些论文写作具体意见，令人遗憾。查贺兴安回忆“文研班”学习生活的文章，他说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在创作和研究两大领域都贡献卓著”。何其芳对贺兴安还讲过他写作《论红楼梦》花的时间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评理论文章最有文气，最少教条，在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结合上，大陆学人难以与之匹敌。他的《论〈红楼梦〉》是大陆那些年“红学”热浪中写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讲到写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个月时间，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驳他、超越他，起码在时间上得花八个月以上。②贺兴安赞佩何其芳文章“学人难以与之匹敌”，因为其“最有文气，最少教条”，“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这首选应该是《论红楼梦》的韵味和亮色。贺兴安没有说此事的发生时间，但何其芳在用切身体验鼓励贺兴安投入巨大精力写好学术论文，使其超不过、驳不倒、站得稳、立得住的用心，却十分明显和殷切。指导刘建军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刘建军对论文导师何其芳也怀着一种崇敬心理。他对何其芳的总体印象是:“何其芳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对我班同学的多次讲话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但他循循善诱地要我们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重视第一手资料，从实证出发，切忌空头理论。他的诗人气质很重，讲话感情色彩鲜明，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提到何其芳对他毕业论文的写作辅导，他满怀钦敬地说:我向他汇报论文提纲时，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苏联一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他认为这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有些无限扩大。也不太认同我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但他始终没有要求我改变观点，他的看法只供我参考。第二次谈论文时，他同意我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的说法，认为我的论述成立。此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位理论权威，与一位年轻学子平等商讨，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令人敬仰。①刘建军的论文选题是“《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这里他简要记述了何其芳的两次辅导情况:第一次是修改论文提纲，何其芳对引进的域外“艺术结构理论”持存疑鉴别态度，因其大而无当“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传授给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红学界已经有了“《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评论观点，但何其芳历来认为《红楼梦》“写的只是两个封建家庭”②，因此对刘建军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不太认同”。但是，这两个“不太同意”，只供刘建军“参考”，并不要求论者(学生)“改变观点”。第二次是肯定论文的“论述成立”。论点、论据通过论证过程才形成论述，形成论文。也许在两次辅导之间，刘建军在没有“改变观点”的情况下，部分接受了导师的意见，使论述趋向合理与完善，使何其芳转而“同意”他的“说法”。“论述成立”也就是论文总体上合乎写作要求，达到了毕业水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建军在何其芳辅导过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指导李希贤典型问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李希贤1959年夏季在湖北汉口参加“考研”笔试时，面对试卷中的一道“典型”试题，有过交白卷的尴尬。录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时刻牢记自己这个“软肋”和“跟头”，特别“注重文艺学中的典型问题”。他也因此在临近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确定以研究“典型问题”为方向———这也与何其芳倡导“典型共名说”的影响有关。他自以为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但是，他的撰著毕业论文之路也还是不顺畅，甚至一波三折，屡遭坎坷。他回忆几次到何宅谈论选题时说: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我汇报所作的准备时，何主任静心地听着。我又试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导师没有笑，没有责备，心平气和地说:“写专著，当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要你写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顿时心绪紊乱，“典型”在脑海中飞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开导我:可以选典型理论中的一两个问题，也可以从典型创造类别中选题，还可以从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头绪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谈阿Q典型。论题定后，我环绕论题钻研材料、准备提纲、撰写初稿。当我俩(指与贺兴安———引者注)上门听取对初稿的意见时，何主任依然先对贺后对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谈式地发表意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读时只想瞌睡”。他透过镜片，注视着我，见我满脸绯红，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对我行文中的弊病，导师来了个一针见血!……临到论文能否定稿通过时，我的心绪宛如面对法庭。他翻完《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文稿后，对此文只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这样。”……我脱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论文能不能在《文学研究》上发表?”他回答:“要发表?那还不容易，我签个字就行。”停了停，接着说:你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时，誊正寄给我。他是《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由他签署意见，在刊物上发表他门生的论文，显然“容易”办到。他不这样做，还指明要锁过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当时我就懂得，他这样说，他要我这样做，实则是对我的指引、对我的鞭策、激励和期盼。我理应如是为之。①何其芳指导毕业论文《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写作，针对学员研究和写作上的薄弱环节，可谓处处把关，歩步紧逼:选题不准确，他纠正后连续指出三个“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用“我读时只想瞌睡”的话形容其沉闷不灵动;定稿虽然体现了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写作水平，但还是令人不满足，何其芳建议暂不发表，“锁进抽屉”。怎样才能把这篇论文修改好，何其芳给出的办法是，“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说要“冷处理”，放一放，悟一悟，获得新的认知，一改再改，反复打磨，使其跃进升华。这是通达研究甘苦之语，懂得写作三昧之言。这体现了何其芳指导论文写作的另一种风格:所谓“严师出高徒”!李希贤对此十分理解和服膺。严师的教诲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教学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指导黄泽新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文献内容较多，下面设专节来介绍。

二、“论文中主要观点应当是自己发现的”

黄泽新的论题是《〈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其芳先生“当时正值盛年，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亲自为同学辅导论文”。“他的讲话如同他的诗文，是发自肺腑的声音，闪烁着真知灼见，每次讲话都给我们很多启迪。”“我这里所记的，除了第一次有几点共同性的指导意见外，其余全是对我的研究论文的指导意见。”①黄泽新与刘建军为一组。何其芳第一次辅导谈话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讲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导意见”:我先说说写研究论文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写提纲。写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纲，写长篇论文，尤其是论述复杂问题的长篇论文，一定要写提纲。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结构完整而周密，说理性很强。我们恐怕很难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纲在写作实践中还要反复修改，尽量使论文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第二，把思想变成文章，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还可以使思想更准确、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认真考虑。论文的文字要讲究。不要用随便拾来的语言，要用经过思考的语言。要培养对语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讲究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讲究的语言，要善于区分。写得太轻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劳动来完成这篇论文。第三，写成初稿后，要认真地仔细地反复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动手抄，才经得起考验。自己不耐烦抄，还有发表的价值吗?随后，何其芳就《红楼梦》的研究课题，谈了几点意见:研究《红楼梦》，首先要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红楼梦》在那个时代产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传统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会背景是文艺作品的根。不论你研究什么问题，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贾府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坐吃山空”。我觉得这个看法，讲得不够太深。应当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中探讨贾府衰败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阅读与《红楼梦》有关的研究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从材料中来。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是自己发现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复看，反复研究。这一次，先谈到这里吧!下一次你们谈谈个人论文的提纲，我再说说具体意见。首次谈话，是说给黄泽新与刘建军两个人的。就红学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何其芳强调三点:“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这恰恰是最基础、最要害的法则。依据指导老师的要求，黄泽新开始考虑“论文的提纲”。他最初的论文题目是《论〈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后来改为《〈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的思路是:鲁迅先生说过“自有《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毕业论文的主旨就是具体阐述这个“打破”，这就有必要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他着重地研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长篇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找出《红楼梦》究竟继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写出一份两千多字的提纲。第二次辅导谈话的时间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听取了黄泽新的立意构想后，翻看了两遍提纲，然后说:思路可以，条理也比较清晰。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关于人物的阶级性与典型性的问题，有人主张阶级性是人物的本质，甚至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可是为什么某个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抽出来用在其他阶级人们的身上?一种解释是借用，另一种解释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讳癞子，不能说这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排斥异端则可能是从统治阶级来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忌讳，各有什么特点?考虑问题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学、辩证。刘姥姥流行的看法有两方面:一是进大观园，因无知而闹了许多笑话;二是帮闲。过去，我们叫吴稚辉为刘姥姥，就是讥讽他是个帮闲。流行的这两点对刘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刘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对于贾宝玉，流行的看法是爱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东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误导，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评价形象的意义也好，评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好，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搞具体的东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断。不要先有了论点，然后再在作品找有关的现象证明。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的论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作例证。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研究论文要写得准确、鲜明、突出。要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艺术上的特点，找出它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我们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拿心理描写来说，托尔斯泰写人物心理很细致，着重过程，但故事进行太慢，比较沉闷。《红楼梦》的心理描写也很细，但和生活一样，并不慢，这就是发展创造，充分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心理描写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这次辅导也是黄泽新、刘建军小组两人同时听讲。但是，这里只记录下何其芳对黄泽新论文提纲修改充实“进一步思考”的意见。这些意见最为可贵的是强调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这样，毕业论文才能有创见，有高度，有价值。接受第二次辅导以后，黄泽新动手草拟初稿。一个半月以后，他将稿子交给何其芳审读。6月2日，导师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点到家去，谈谈对初稿的意见。第三次辅导谈话于6月3日9点准时开始。何其芳拿出论文初稿放在茶几上，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我看了，大体上可以，不过，还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对问题分析得比较细致，但是理论概括不够。文章谈的是人物塑造问题，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应该有所强调。另外，《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2.文章着重讲了《红楼梦》对传统艺术表现方法的突破与超越，继承讲得不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金瓶梅》艺术特点的概括不够完全恰当。当然，艺术分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难的，越是困难越需要认真、细心，尽量使我们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实际。3.环境描写，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则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例如《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寺院里，崔莺莺、张生与红娘的性格与环境有什么关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第三次谈话，核心问题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个问题:“理论概括不够”“继承讲得不够”“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同时，也辅导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黄泽新用近两周时间将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辅导何其芳变更了面谈方式，而是采取书面笔谈的办法，把他的意见写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页上，于6月22日将稿子让人送还给黄泽新。何其芳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的意见如下:6.文字还不够准确、讲究，有些名词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动细节”“表现传统”;3.讲《红楼梦》以前小说在写人物上的区别和特色还是要讲得更恰当一些、更符合事实一些，《三国》《水浒》也并非完全没有细节描写，《水浒》就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过一件事写一两个人物。继承方面似讲得不够;1.有对塑造人物问题的概括性的理论性的论述，可是只有细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与理论的高度;4.心理描写一节似举例过多;5.环境描写一节中写风一例似与塑造人物无关;2.结束语未能把前面三节总结起来。①何其芳为何把所写意见的序号标为“6、3、1、4、5、2”呢?黄泽新推测:何先生随看随记，没标序号，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据内容编列了序号。除上面所写的具体意见以外，何其芳还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标点符号，共修改了十四处。这六条修改意见，还是为了使前几次的辅导内容得到贯彻，四脚落地。第四次书面辅导，表面看，意见零零碎碎，对论文修修补补;细品味，一则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费苦心，二则说明论文基本完成，小动微调就可以定稿。黄泽新“文研班”红学毕业论文如期完成，顺利通过。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这是新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首篇红学毕业论文。这也表明，何其芳的红学实践活动中，又有一项开创性的业绩。更令人庆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辅导这篇论文的全部意见被黄泽新原汁原味地记载、保存并公布出来，其中包含着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如何评论《红楼梦》、如何撰写红学论文等丰富思想和经验。黄泽新当年亲聆教诲，对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风化雨，几十年后回忆及此仍感慨万千，他写道:“通过辅导论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热心、耐心与细心，感受到了他对培养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从不轻易地说一句赞美你的话，然而却处处感受到他对你的关心、呵护和激励。我崇敬先生的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诲之恩。”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