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导论范文1
关键词：石油工程导论；教材；改革；实践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教材改革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一项基础性措施。教材建设是学校教学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师资水平，反映教学改革成果，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因此，为响应我校的“落实教育改革，提高培养质量”教育教学理念，结合教研团队多年的研究生教学经验特进行研究生教材改革[1-5]。《石油工程导论》是石油工程专业学生重要的主干课程之一，学生学习质量的高低对于日后科研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关系紧密，教材的针对性编写与合理运用对于当前的教育体系尤为重要[5]。为此，调研国内外有关内容，优势互补，同时建立教材网络平台体现先进性与信息化。全面准确地阐述本学科的先进理论与概念，充分吸收本学科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科学系统地归纳本学科知识点的相互联系与发展规律，深入浅出，案例生动，结构科学，体例完整，理论联系实际。精选优化《石油工程导论》课程教材内容，通过对教学中理论与实践、实验与案例分析、研讨式教学等先进教学环节的合理安排来设置教材内容，同时充分结合新技术介绍与国外大学教材借鉴分析进行教材编写，进一步提高了教材编写水平和教学质量。经过一年多的改革与实践，《石油工程导论》教材改革进行了多种尝试，正所谓“教学相长”，结合师生反馈不断改进，现已初见成效，学生反馈教学效果较好。现将多角度教材创新，深层次教学改革经验分享如下。
一中学为体，知识传承
授课对象多为中国学生，所授知识不仅有西方经典理论，更有我国油田经几代人不断实践所发展的特色理论，因此教材应当且必须传承前人宝贵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本课程经过多年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团队骨干老教师具有丰富的石油工程教学、现场工作、科学研究经验，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教材设计立足于基本国情，已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科研能力为宗旨，绝不照搬西方模式。
二西学为用，国际接轨
借鉴西方高等教育教材创新模式，参考国外同类教材编写经验，参照世界一流大学石油工程专业本科生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经典文献库，补充完善教学体系，改革和优化核心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团队引入海外留学优秀人才，海外人才思维活跃，教学形式新颖，与老教师相互促进，互通有无，为培养一流国际化人才奠定扎实基础。同时，教学团队老中青结合形成了较好的“传、帮、带”教学队伍。
三“立体化”教材，多维度教学
①按教材大纲要求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采用较详细地编写，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收录矿场实例、引用最新成果；②教材网络化，上传网络教材，录制公开课视频，摆脱纸质媒介的单一限制；③师生交流课下网络化，促进教学质量。采用学生更易接受的网络媒介，依托微信公众号平台，发放教学通知，发起前沿问题讨论、教学方式认可度投票等活动，提高学生参与度与通知时效性。
四形式多样，拒绝填鸭教育
教材对于经典理论采用简洁明了语言进行阐述，放弃晦涩难懂的纯数学推导计算，适度引入前沿新观念，使学生发挥求知能动性，激发学生讨论热情，提高参与度。同时，根据教学方式向启发式和研讨式的变化，拒绝单向灌输，力求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师生共同进行教材体系建立与完善，并定期开展讨论会等形式促进教材的编写。
五取长补短，建立知识体系
目前工程类院系教材内容源于教师的讲义，尽管根据教学大纲安排，但过多的讲义内容难免陈旧；虽然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补充国内外油气田开发最新的研究热点和难点，较之前讲义教材更新一部分内容，但总体上内容庞杂、系统性不强，使学生难以从脉络上理解课程内容。本次教材改革过程中，梳理脉络，去粗取精，建立完善简洁的教学体系。建立完整教材知识体系更有利于学生形成自身知识架构，有利于目前提纲挈领学习知识，有利于今后进行脉络清晰的科学研究。
六因材施教，开展层次化教学
近年来，随着我校本科生招生人数的增加，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理论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差异较大。然而，生源发生变化时，授课环节与授课教材却并未做出改变。因此，为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对于《石油工程导论》的学习要求，除了需要较深的理论知识学习，更需要理论与实践结合、实践案例经验的掌握。这些多需要在教材中体现，然而实际上教材缺乏此方面内容。因此，本科生导论类型教材内容不仅要满足对专业基础薄弱学生予以引导，也应满足高水平学生钻研需求。同时，对于工科院校教材编写，不仅要注重学科深度，更应结合时代需求，注意学科广度，培养满足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教材编写过程中简化或舍弃一些过于深奥的纯数学推导，使教材内容的专业化、全面化，拓展学生对相关联或不同学科的认识，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与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七注重实际，理论联系实践
教材改革主要目的是培养本科生的石油工程较强的理论知识和工程应用能力，让学生掌握油气勘探、钻井和开发采油各环节的基本过程和概念，了解石油工程专业的工程背景，尽早接触专业，知道石油工程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并明确这些知识需通过哪些途径获取。达到全面了解石油工业的目的，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指明努力方向、奠定行业工作基础。与此同时，注重学习体验。教材中引入大量经典、新颖案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鼓励学生对现场案例进行方案设计，不仅让学生熟悉今后科研工作的流程，更让学生在学习环节中体验石油工程师的责任重大。
八与时俱进，编制现代化教材
同时创新性人才的培养需要掌握更多更新的技术信息，因此，《石油工程导论》教学目的是不仅是让学生学会运用已有的先进的技术和信息手段、把握经济规律、寻求最佳的油藏管理方案，更有责任让学生及时了解甚至掌握最新的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非常需要老师把目前最新的石油工程技术整合到教材中更多地反馈给学生，开阔他们的视野，只有全面掌握技术信息，才会去创造新的技术，才能成长为创新人才。因此，教材以经典理论为基础，以点带面，介绍相关理论前沿动向，激发学生求知探索欲望。
九“考”“学”结合，多环节提升教学质量
成功的教学实践需要各个教学环节相互配合。本教学实践强化课程综合训练，根据课时数量确定综合训练的数次；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多样化，采用调研作业、研讨汇报等形式进行考核；建立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学团队，设立“授课岗”、“助课岗”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石油工程的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石油工程教学内容部分已经陈旧，需要不断补充新的教学内容，同时，在教学模式上也不能采用的传统的教学方法，需要研究的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新人才的目的。我教研团队对《石油工程导论》教材改革进行探索与尝试，力求去陈出新，实现层次化的教学目标，培养本科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提高我校本科生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保持领先水平。当今科技迅猛发展，时代日新月异，但教书育人使命不变，教学模式以及教材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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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导论范文2
【关键词】信息安全专业；本科；课程设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个人生活、企业和政府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信息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如何保障信息安全成为个人、企业和政府均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社会对信息安全人才的需求，部分高校也设置了信息安全专业。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信息安全技术的研究，如信息安全模型设计（左高等，2016；林显宁，2017）[1-2]、区块链的信息安全技术研究（丁庆洋等，2018；丁伟等，2018）[3-4]、信息安全评估方法（付淳川等，2017；高志方等，2017）等[5-6]。二是信息安全行为的研究，如信息安全管理投入意愿研究（朱光等，2018）[7]、信息安全违规行为研究（甄杰等，2018；房琦等，2016）[8-9]、个人信息安全行为研究（张晓娟、李贞贞，2018）[10]等。三是信息安全专业某门课程建设的研究，如信息安全实验课程的探索（孟魁等，2014；董飞、聂秀山，2015；吴淮等，2018）[11-13]、网络信息安全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吉星、王秉政，2010）[14]。四是信息安全专业的课程体系研究，张焕国等（2004）在探讨了设立信息安全本科专业的必要性后，介绍了武汉大学信息安全本科专业的办学思路和课程体系[15]；张爱新等（2009）针对信息安全的专业特点及人才培养特点，提出了分层次、立体化的课程体系理念，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本科专业课程体系设置[16]。综观现有研究，尚缺乏对信息安全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比较研究。本文运用网络调查法和统计方法，比较研究国内高校信息安全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及差异，以期为信息安全专业学生和高校充实和完善其课程提供借鉴。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通过访问阳光高招网站获得开设信息安全本科专业的985、211高校，确定了调查高校；访问被调查高校开设信息安全学院主页，在其主页下的本科培养栏目获取信息安全本科专业“培养方案”或“课程设置”；剔除无数据的985、211高校，共获得了16所样本高校数据，具体高校及所在学院见表1。从表1看信息安全本科专业主要设置在计算机、信息和网络类学院。
二、信息安全专业学分要求比较
从样本高校信息安全专业总学分看，总学分要求在145-193学分之间，总学分要求最低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总学分要求最高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必修课程学分由公共必修、学科基础必修和专业必修学分构成，样本高校必修学分要求在89-137学分之间，要求最低的是湖南大学，要求最高的是华中科技大学。从公共必修要求学分看，公共必修学分要求在28-69学分之间，要求最低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要求最高的是西北工业大学；从学科基础必修要求学分看，要求在27-58.5学分之间，要求最低的是中央财经大学，要求最高的是福州大学；从专业必修要求学分看，要求在5-41学分之间，专业必修要求最低的是华南理工大学，仅为5学分，要求最高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为41学分。从个性选修课程学分看，要求在28-69学分之间，要求最低的是福州大学，为14学分，要求最高的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46学分，说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更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从实践教学环节学分看，要求在8-54学分之间，要求最低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仅为8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矿业大学，54学分。
三、信息安全专业必修课程设置
信息安全专业各样本高校共同必修课有14门，主要是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见表2）。共同开设的必修通识课程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高等数学、体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军事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和大学英语；共同开设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有操作系统、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和程序设计，但程序设计课程所用语言不尽相同，有开设C语言、C++、JAVA、面向对象、网络程序或汇编语言等程序设计课程。各样本高校的大部分必修课差异明显（见表3和表4）：有重视数理基础的高校，以“11-西北工业大学”为典型，开设了线性代数、大学物理、离散数学、复变函数、数学分析、电路与电子学以及自动控制原理等；有偏向覆盖全方位信息安全课程的高校，以“2-福州大学”为典型，开设了信息内容安全、计算机取证、网络信息对抗与安全、信息隐藏技术、无线网络安全、云计算与物联网安全等；有仅注重数学基础和信息安全核心课程的高校，以“16-中央财经大学”为典型，除开设样本高校的共同必修课程外，必修课程仅开设了线性代数、离散数学、信息安全数学基础、专业指导与职业规划、数字逻辑与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导论、现代密码学、网络安全、软件安全、信息内容安全、信息安全综合管理与审计以及信息安全综合实践课程。高校开设必修课程情况个别高校还开设了自身特有的必修课（见表4）。部分特有必修课程可能与高校的专长、历史和所在地区有关，典型的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开设的“普通化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开设的“生命科学基础与应用”和“形式语言与自动机”、西北工业大学开设的“自动控制原理”、新疆大学开设的“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海南大学开设的“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以及学校类别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总计公共学科基础专业小计个性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量子信息与安全导论”；部分特有必修课程是信息安全专业方向课的细化和深化，典型的有福州大学开设的“云计算与物联网安全”、哈尔滨工业大学开设的“软件构造”和“人工智能”、华南理工大学开设的“IT前沿技术”和“PKI原理与技术”、华中科技大学开设的“可信计算”、西北工业大学开设的“嵌入式系统及应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设的“量子信息与安全导论”和海南大学开设的“数据科学导论”。
四、信息安全专业选修课程设置
信息安全专业选修课主要是在计算机大类课程里选择，第一类是计算机大类里的基础选修课程，如“信息论与编码”、“组合数学”和“数字信号处理”等；第二类是信息安全类的细化课程，“移动终端安全”、“电子商务信息安全”和“无线网络安全”等；第三类是计算机大类里的前沿课程，“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部分院校还开设了“英语类”和“人文社科类”选修课程。个别高校还开设了自身特有的选修课（见表6），北京邮电大学开设了“容错计算技术”和“信息系统容灾”等、福州大学开设了“组网技术”、华南理工大学开设了“PKI原理与技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开设了“软件逆向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量子力学”、新疆大学开设了“中西亚多语言信息处理”等。
五、实践教学环节比较
在信息安全实践教学环节，包含了军事训练和思政课这类基础性实践环节，也包含了课程内的实验实践教学、信息安全综合实践、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论文这类专业性实践环节，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均开展了创新创业实践类教学环节，包含了科技成果与发明专利、学术论文、竞赛、社会调查、志愿服务、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活动、体育活动、技能培训等，以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部分高校还开设电子工艺或金工实习和大学物理实验，以培养学生现代化工程素质，启迪学生创新意识。
六、结论
科学技术导论范文3
近年来以“翻转课堂”为代表的在线课堂教学模式逐步进入高校，通过分析高校化学类课程在线课堂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具有教学时空扩大、解答针对性强、演示实验安全性三大优势，但是也存在学生学习自觉性较差、高校师生互动薄弱、知识点过度简化、动手实践无法替代这些不足，建议通过授课教师学科交叉背景、丰富的案例教学、合理的考试考核、强化课程考核测量与评价等环节逐步完善高校化学类在线课堂的教学。
关键词:
高校;化学;在线课堂;教学模式
1高校化学类在线课堂发展历程
2004年，萨尔曼•可汗用计算机远程指导他表妹学习数学，后来他开始录制十几分钟的教学视频放到网络上，供其他人下载学习。2007年，在前期的积累下，萨尔曼•可汗创立了可汗学院，兴起了“翻转课堂”为代表的在线课堂教学模式［1］。近10年来，在线课堂不仅在国外发展迅速，在我国也是逐渐被广大师生接受。2000年以前，受制于电脑硬件软件价格高昂，国内大多数高校非计算机类的专业的教学过程只有较少的使用电脑。进入21世纪的前5年，PPT这种教学手段广泛进入了国内高校的课堂，但是大学生个人电脑的持有率还较低。2005年以后，个人电脑基本在大学生中普及，虽然这一时期电脑软硬件价格下降了，但是网络通信的费用还是比较高，同时网速较慢也制约了利用网络进行教学，这一阶段，虽然国内很多高校制作了精美的精品课程网站，但是这些网站基本没有互动，且较少更新。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迅速发展，同时网络资费大幅度下降，为国内高校在线课堂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2］。近几年来，国内高校大量的在线课堂纷纷呈现出来，但是基本偏向文科类和通识教育，理工科在线课堂不多，其中的化学类在线课程就更加少了。截止2017年3月15日，在国内几大主要在线课堂平台上搜索题目中带有“化学”的课程，其结果如下:(1)在超星公司尔雅通识课有复旦大学的化学与人类、浙江大学的化学与人类文明2门;(2)“智慧树”在线学习网有兰州大学的化学工程基础、中国海洋大学的食品化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生物化学3门。第三，清华大学“学堂在线”课程有9门，分别为清华大学的有机化学、四川大学的化学反应工程、清华大学的材料化学导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水分析化学、北京大学的化学与社会、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微观化学世界、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原理、麻省理工学院的固体化学导论、美国戴维森学院的药物化学。第四、网易公开课在线学习课程较多，有大连理工大学的改变世界的化学、南开大学的化学类专业导论、化学与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化学与日常生活中的安全、中国石油大学的身边的物理化学世界、济南大学的化学与人类健康、天津大学的化学漫谈、安徽大学的化学与科学素养、湖南大学的化学与能源、南京理工大学的神奇的化学元素、河北工业大学的绿色化学技术、河南大学的走近化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化学生物导论、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麻省理工学院的魔术背后的化学、固态化学导论、化学原理、耶鲁大学的新生有机化学、可汗学院的基础化学、有机化学。可以看出国内大学的课程仍是以科普通识教育为主，虽然也有少数高校为专业性比较强，但相对于国外高校较弱。
2高校化学类在线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势
有统计分析表明，可汗学院制作的一些课程比美国常青藤高校制作的一些免费课程还受欢迎，因为在国外许多高校的在线课程，依旧主要是只录制教师上课的过程，某种层面来讲，依旧是满堂灌的一种形式，而可汗学院则强调了学习的过程。大量的研究表明，学生无法在接近一个小时的课堂里高度保持注意力集中，而可汗学院的每个在线课堂视频则比较简短，在十几分钟内完成，可以保证学生高度的注意力［3］。同时把教学的时空界限打破，不在拘囿于过去的学校，而可以学生在课下观看视频进行提前自学，然后将某些不理解的内容带到课堂上由授课教师答疑解惑，从而完成一个知识点的学习。除了以上这些共性的优点之外，高校化学类在线课堂还有自身的优势，就是化学演示实验，对于专业学习化学的大学生而言还是必须了解的，但是由于某些危险性存在以及课时的限制，无法在学校实验室课堂上展示，这时利用在线课堂的安全性就体现出来了。
3高校化学类在线课堂教学模式的不足
但是由于在线课堂在高校中推广的时间短，还是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首先，高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相对较为薄弱，尤其是缺乏高考等一些大型考试的指挥棒，学生课下提前自学的热情和态度相对不高，甚至在一些网购平台例如淘宝出现了代看在线课堂视频的服务，尤其是一些通识教育课程居多。这主要是由于在线课堂时空分离的带来的一个不足，无法实现学生学习过程的实施监控。产生这样的一个很大因素与学生的学习态度迷失，缺乏对专业、对课程的应有热情。其次，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熟悉程度有限。由于高校课程设置的特点，学生不再像中小学那样有固定的教室可以长时间的在一个教室里，而教师在在教室的时间同样较短。再加上学生人数往往较多，甚至有一百人以上的大班教学，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一定的默契和了解，这对于开展在线课堂中的课堂答疑环节存在一定的不利。第三，在线课堂教学模式可能存在过度简化的缺陷，因为在线课堂时间较短，有些本来需要用数学公式做严谨证明的内容，往往用特定的例子去解释说明，从而不具有广泛的应用性［4］。以高校化学类课程为例，尤其是理论性较强的物理化学，还是需要数学公式的推导，在过去已有的PPT模式之下，已经存在学生反映进度较快，没有用黑板板书效果好，而现有的在线课堂这样的过渡简化进一步加深了。最后，在线课堂模式不可替代实验动手操作，化学类课程虽然有些演示实验可以采用在线课堂的模式，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实验技能需要学生通过在实验室中亲手操作才能掌握。这些实践技能用教学视频是无法替代。
4高校化学类在线课堂教学模式的发展对策
首先，不同专业的化学类课程授课教师应具有交叉化的学科背景。高校非化学化工专业学生在化学类课程学习的热情不高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往往这些课程由纯化学背景的教师任课［5］。化学专业科班出身的教师虽然能保证化学教学上的深度，但是无法保证化学教学的广度，教师需要完善自身的学习，才能更好的通过简短的在线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引导。第二，在线教学设计需要更多的引入案例教学，例如环境专业，可以以大气污染引入化学反应动力学的学习，如果只是简单罗列物理化学的基本公式，会造成学生本专业上缺乏认同感，进而影响学习兴趣。只有深入研究教学过程，并通过准确的案例指出哪些化学知识点在哪些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实践中如何应用，才能使学生在学习兴趣上强化。第三，完善考试考核形式，不能只注重在线考核，也要注意线下的考核。但是同时要注意考试考核的难度与广度，不能所有的专业一刀切，采用一个难度，还是应该充分考虑不同专业的特点，根据这个专业的课时以及后续相关课程的要求，进行设计考试考核，实现课前在线课堂预习、教室答疑解惑、课后作业巩固等环节的全方位考核。第四，强化高校化学类课程的考核测量与评价。在高校虽然一般考试有试卷分析与考核评价，但是形式过于简单，往往是简单的划定一下成绩的比例，再对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主观性的文字描述，缺乏大量的数据分析。这一方面是由于高校化学类课程的考核相对于中学较少，中学一般一个学年有多次考核，能达到月考甚至是周考，而在高校一门化学课程往往只有在一个学年考核一到两次，这样的考核，无法使任课教师掌握学生学习的动态，这时候，对学生成绩的测量与评价更加显得重要，一方面可以给本学期授课学生成绩进行合理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指导下一学期或者学年的教学工作。
5结论
以“翻转课堂”为代表的在线课堂教学模式在高校化学教学中还是比较新颖的，在今后的推广中，需要进一步强化其优点，克服其不足，使之能够较好的为高校化学教学提供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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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导论范文4
【关键词】新工科；创新能力；电子信息
1前言
2016年，我国教育部门正式提出“新工科”这一概念，此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应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促进服务创新的驱动发展[1-3]。新工科建设于2018年4月2日正式推进[4]，建设目标为立德树人[5-11]，建设理念为在应对变化的基础上塑造未来，主要途径包括三方面：一是继承与创新，二是交叉与融合，三是协调与共享，主要特征为创新性与开放性。据统计，到2020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力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新材料将成为人才缺口最大的几个专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会达到750万人[12]。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达到950万人。因此，探索新工科背景下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模式是实现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关键步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施效果
以新工科建设为背景，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经过多年的改革与探索，确立了培养基础理论扎实、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目标，提出了专业应用型人才的核心能力是电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信号与信息的处理及程序编写的能力。立足本校特色，制定了符合市场对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需求的培养方案，通过“知识与能力、教师与学生、学校与企业、硬件与软件、专业与岗位”5个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了“校企协同育人、学用结合”的“金字塔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利用课内实验、各种学科竞赛、实习实践训练、导师科研项目、公司实习等多途径培养学生的硬件设计开发、程序编写和工程应用能力。
2.1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1）构建“金字塔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了很好地支撑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构建“金字塔型”的人才培养模式：（1）1个核心：培养学生硬件设计开发、程序编写和工程应用能力。（2）2条主线：程序编写能力培养课程，即“C语言程序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单片机C51程序设计→数字图像处理”；硬件电路设计能力培养课程，即“电路→模拟、数字电子技术→高频电子线路→电子线路系统设计→嵌入式系统”。（3）4条实践能力训练途径：课内实验、实习实践训练、各种学科竞赛、参与教师科研及公司实践。
（2）改革课程体系，突出基础知识的掌握及实践技能的应用
我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围绕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根据新工科建设的需求，对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调整，科学、合理地设计专业课程的核心讲授内容及掌握要求，对相应课程的考试和教学大纲进行重新修订，使其更符合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围绕硬件电路设计、程序编写及工程应用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通过课程体系改革使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核心课程开设的时序关系更加合理、目标更加明确、标准更加清晰。具体的体系结构部分如下：第1学期开设电子信息工程导论、计算机基础；第2学期开设C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分析；第3期开设模拟电子技术、电磁场与电磁波；第4学期开设数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高频电子线路；第5学期开设物联网技术原理及应用、EDA技术基础、自动控制原理、数字通信原理；第6学期开设电子线路系统设计、数字信号处理、嵌入式系统等。为突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除专业外语、导论等少数几门课程之外，其它所有专业课都单独开设了实验课程，实践课程所占总学分的比例达到40%。
（3）搭建立体化、循序渐进的实践教学模式
根据新工科建设的需求，针对电子信息工程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教学大纲的课程讲授要求，搭建4层循序渐进的实践教学体系，如图1所示。“4层”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在教学中得到了实际应用，起到明显的教学效果。
（4）校企协同育人，推进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
根据新工科建设的需求，以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为导向，以校企合作为切入点，拓宽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将校企合作引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如：长沙牛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本专业办公楼提供的专门教室和机房共同协助本专业学生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单片机课程设计”等课程的学习和课程设计环节，指导学生开发了智能寻迹小车、数字视频监控系统、林业培育自动浇灌系统等项目，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项目实施的能力。
2.2保障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的机制
（1）大力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支行业工程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目前，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师资主要来自于应届博士的引进，他们通常具有很强的理论功底，但工程实践往往不足。为此，利用专业教师与企业所开展的项目合作为契机，近4年，每年定期指派教师参与企业的项目开发和工程应用，提高其工程实践能力。为鼓励教师参与企业实践锻炼，将教师的行业背景纳入职称晋升、年底考核的加分环节，以提高其积极性和动力。
（2）构建完善、健全的培养质量监控体系
为提高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将培养目标分解成13个知识、能力、素质要求，除了将每个能力要求融入到所制定的课程教学体系中，还要求至少用一门主要课程来对应某个能力的培养。建立并健全了常态化、全方位过程监测相结合的校、院、专业三级教学质量监测机制，如图2所示。该监测机制涵盖理论教学、实验（实训）、实习、课程设计、考试、毕业综合训练各环节，充分发挥督导团、学生、用人单位作为监测主体的基础性作用，为保障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育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毕业论文设计为例，从选题、开题、中期检查、预审交叉评阅、毕业论文答辩到优秀毕业论文评选，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对于各个环节的质量评判，各种能力的等级打分都有严格的标准，这样就保证了通过毕业论文这个环节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具有较好的效果。
3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效果
运用该人才培养模式后，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极大的锻炼，就业呈现出就业领域广、发展前景好的趋势。
（1）学生实践能力进步明显
近四年，累计53人次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湖南省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物联网设计竞赛等学科竞赛中获得多项部级、省级奖励。此外，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主持部级、省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计划项目4项。
（2）就业领域广
根据学校对我校学生近几年就业情况调研数据显示，我专业毕业生就业单位分布领域广、单位种类多。无论是经济繁荣的城市还是经济欠发达的乡镇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涉及的就业单位有国有企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
（3）学生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稳定的状态。近4年，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初次就业率平均为93.28%，初次就业基本实现了绝大部分的学生就业。较多优秀毕业学生进入国内电子行业知名企业工作，包括深信服科技、深圳英飞拓科技、广州立功科技等。
（4）用人单位评价好
运用该人才培养模式后，学校对我专业毕业生近几年就业状况进行了跟踪调查。根据调研反馈可知，我校毕业生得到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普遍认可，深受企业青睐，单位反馈评价的优秀率达到95%。
（5）学生考研率高，录取学校好
鼓励人才继续深造。当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必须依靠人才的推动，所以归根到底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人才的发展。近年来，我专业年均升学率逐步提升，大部分考研学生被985、211等电子行业名校录取，还有少数学生选择出国深造，拓展视野。
（6）教师教学成果显著，获得多项荣誉
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专业老师获得省级教学改革项目资助2项，获得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1项。另外，专业多名老师获得“湖南林业师德模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学名师”“最受欢迎教师”等荣誉称号。
4结论
科学技术导论范文5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现状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基本设置在理科或与物理相关的院系,这与各院校授予理、工学士学位基本是相匹配的。但大多数院校,尤其是原重点综合性和重点理工院校的这个专业是从专业目录调整前的相关专业演变而来,从课程设置来看,相当大部分院校此专业与电子技术或电子信息工程或电子科学技术,甚至与计算机应用与通信等专业差别不大。电子信息产业是一项新兴的高科技产业。该产业的长足发展,直接推动了电子信息类毕业生的就业工作。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通常是一所大学中比较热门的专业,是不少优秀考生的首选。同时,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在理论基础方面比较扎实,按理说也应当是用人单位的首选。但是不少用人单位反映,该专业毕业生虽然了解的知识很多,但是许多毕业生存在动手能力差、对工具和方法的应用不熟、经验不足、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实现抽象模型和软件系统方面的能力等问题。而且由于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特征不明显,因而缺乏竞争力。我院是有近50年历史的地方理科院系,在教学、科研方面都有着良好的基础,基础设施也有一定的规模。如何结合我院良好的理科教育基础,建设特色鲜明的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同类型理科院校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专业建设中，主要存在的问题为：一是,专业范围不容易界定,电子信息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并且处于不断发展和扩充之中,使得该专业的建设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不适应性或盲目性[3]。尤其,我校还有相近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专业的课程体系、发展方向、专业特色等是影响学科建设和学生就业的严重问题。二是,缺乏有着本专业系统教育背景的教师。三是,实践实习的校外基地建设与社会支持力度难以满足教学要求。四是,教学方法及思路的更新要求。因此,从目前本专业的现状来看,有很多方面与现阶段的培养目标是不相应的,特别是在专业课程设置与实验室建设两个方面,这就无法为人才培养体系创造和谐的环境条件,也就无法培养合格的人才。
磁电子方向课程群的构建
针对上述问题,通过这几年广泛深入地调查、分析和研究,我们明确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方向；明确了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方向,特别是电子行业的主流方向；明确了湖北省对电子技术人才的需求；了解了湖北省各高校特点和专业设置现状。结合我校特点与我院师资优势,我们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我院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特色专业建设的路子,逐步形成了以磁电子器件应用和磁电子信号处理为专业发展方向,以数理类、磁电子技术类和信息处理类为主要课程体系,以磁电子器件应用实验室、磁电子信息处理实验室、EDA与嵌入式系统实验室的建设为支撑,以校外实习和创新基地为补充的一个本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1磁电子技术微电子材料与器件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但是没有利用电子自旋特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半导体组件的尺寸缩小到纳米级后，许多原有宏观特性将丧失，必须采用电子的自旋特性来解决半导体的尺寸效应问题。自旋电子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产生的。自旋电子学是一门以研究纳米尺度范围内电子的自旋特性为主要内容的一门交叉学科。自旋电子学，亦称磁电子学，它是磁学与微电子学相结合的产物。采用磁电子材料制造全新的或者高性能的器件，与传统半导体器件相比，具有大幅度降低能量消耗、增加集成密度和提高数据处理速度等优点。磁电子器件广泛应用于磁场感应、高速信号耦合和数据存贮等领域。磁电子材料及器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根据巨磁阻(GMR)效应[4-5]和自旋隧道(MTJ)效应[6]制成的各类先进磁敏器件迅速走向商品化。磁电子器件包括磁性传感器、磁性隔离耦合器和磁性存储器的市场前景巨大,未来年销售额估计将高达1000亿美元[7]。在2008年11月湖北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磁学和磁性材料会议上,磁电子材料和器件的研究被认为是事关中国能否赶上世界第四次科技发展浪潮的一个关键。目前，由东方微磁公司在湖北宜昌投资兴建的磁电产业园第一条磁电子芯片生产线已经建成，预计在未来几年，对具有磁电子技术背景的毕业生的需求呈上升趋势。
2磁电子方向课程设置磁电子方向课程群由微电子电路基础、固体物理导论、磁电子学与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等四门课程组成。该方向培养的总目标是夯实专业基础,加强实验技能,强化工程意识,拓宽专业口径,突出磁电子应用特色。
(一)理论教学环节
微电子技术课程：包括系统电路设计、器件物理、工艺技术、材料制备、自动测试以及封装、组装等一系列专门的技术,其教学内容非常丰富,并要求学生有良好的数学、物理、材料等学科基础。教学目的是给学生打好基础,为后续课程提供基本知识。本课程课堂教学主要做法为:(1)突出基本概念、注重器件原理和模型。简化复杂的数学推导和理论分析,强调对基本原理和规律的理解和掌握。(2)以应用能力培养为导向,强调实用性和简明性。在讲清模型的简化条件和物理意义的基础上,重点介绍模型的应用方法和技巧。固体物理导论主要教学内容是从晶体结构、晶格振动和电子运动的理论出发，通过引入各种元激发的模型、概念，为学生系统介绍了固体的热学性质、光学性质、电学性质、磁学性质及力学性质。是磁电子学的先修课程。磁电子学课程:根据我校本专业的发展方向和培养目标,所确定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磁电子学的基本概念、巨磁电阻(GMR)效应、自旋隧道(MTJ)效应、和磁电子学的应用等。由于学生相关物理基础相对薄弱，讲授本课程的主要做法是:(1)加强巨磁电阻(GMR)效应与隧道巨磁电阻内容的讲述,简要介绍典型的巨磁电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2)磁电子学的应用是本课程的讲授重点,讲授内容包括磁电传感的应用、磁记录读出磁头、磁电阻随机存取存储器、自旋晶体管和量子计算机等,以培养应用能力为主要目标。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该课程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以“必需、够用”为度，舍弃繁杂的理论分析，突出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同时，注重吸收传感器与检测技术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并将磁电传感器单独设置为项目，便于教师根据科研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教授。
(二)实验教学环节
表1中给出了该专业方向所开设的实验情况,这些实验项目有许多来源于教师的科研课题，主要以设计性、综合性和研究性实验为主,鼓励学生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制作和开发研究,同时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导师的科研工作和科技创新大赛,指导学生撰写和发表研究论文。该实验教学环节体现了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不仅有利于师资水平的提高、教学内容的更新、传统专业的改造以及新专业的增建,更有利于新学科、交叉学科的形成与发展。#p#分页标题#e#
课程建设效果
1优化了课程体系,提高了教学质量在规定专业方向磁电子课程群后,学院组成了课程建设小组,加强了对专业方向课程群的建设与改革,提高了课程群的教学质量。同时学生对培养目标、就业方向更明确,有效的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2加强了学生的专业基础,优化了学生的知识结构构建专业方向课程群后,学生对所学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比较清楚,学习时目标明确,能很好的处理各门课程学习的关系,能注重基础、抓住重点,学深学透。同时对其它相关基础课程如电路分析、电子技术基础能下功夫学好。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学生能有的放矢地加强自己专业基础的学习和工程技术能力的训练,学生的知识结构得到了优化,工程应用能力得到了提高。
3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根据其反映的学科前沿研究和最新进展的研究信息等优势,有效的培养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将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科学技术导论范文6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二、理论构建期（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是于先生研究著述最为丰硕的学术时期，同时也是他在音乐史学（历史研究）与音乐美学（美学评价）研究领域中提出许多重要理论构建的时期。虽然有人说，“音乐学分析”学说1993年的诞生，得益于1992年于先生卸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以致有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笔者认为“，音乐学分析”学说的诞生实际上是于先生经过“反思探索期”之后的一种理论必然。
如前所述，《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对“一部不只满足于史料罗列和堆砌的音乐史该如何写”、史学家究竟该怎样用坚实丰厚的理论根基摆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的音乐分析研究的理论思考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根基一样，1990年，于先生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站在音乐美学的理论高度，再次提出了“音乐美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音乐作品中究竟有没有‘意义’？进而这‘意义’在音乐作品中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意义’？”的一系列学术追问，同样也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于先生从理论渊源上对近代释义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当时音乐美学的影响、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兴起进行了梳理，同时又从当代音乐美学视角对释义学的审视问题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我们时常感到，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面临的作品大量都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在理解、解释这些作品时不能完全脱离产生这些作品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毕竟是存在于“现时”；理解者是不同于作品产生那个时代的另一时代的人，不能不具有历史的限定性……历史上的艺术作品的作者与现今的理解者各自有各自的对意义的判断，各自有各自的“视界”。历史上的视界已摆在那里，而现今的理解者的视界既受自己的历史性的限制，但又具有一种非封闭的开放性和变动性。⑩其实，熟悉于先生学术著述的学界同行都知道，“社会的”、“历史的”、“音乐本体的”，以及“精神内涵的”等一直是于先生“反思探索期”十分关注，并且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中的关键词。正如于先生早在1985年时发表的论文《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中就闪现过类似“音乐学分析”这样的思想与表述一样———“本文只就最能代表这两位大师的思想感情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这两部作品，从它们各自所蕴藏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角度，做一些比较性的考察，以此来揭示他们创作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重要的是，在1990年的《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一文中，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都被置于音乐哲学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全新的思考。比如，对狄尔泰的“重建”与“重新体验”理论；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及其关于“存在”（Sein）理论；以及对伽达默的“视界融合”（Holizontverschmerzung）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正因如此，于先生才能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究竟如何去分析一部音乐作品？这一直是音乐学中的重要课题”，???以及“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对于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说，或许不一定要求深入到这个层次，但是，对于音乐学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它应该是音乐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并在研究方法上，具体地指出“内部的”音乐本体艺术分析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以及艺术批评。有关于此，正如于先生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补充的那样：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观点”主要涉及的是构成作品的形式、风格、技法等审美领域里的因素；而“历史的观点”则涉及的主要是构成作品意蕴、内涵领域的因素。???从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及其学术史的视角予以审视，“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诞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音乐领域复兴了我国学术传统中的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抛弃了新时期前二十年的僵化模式和陈旧话语，吸收了释义学、符号学、异质同构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新的学术思想，补充了音乐的形式造型和审美维度，通过一个分析范例，使一种曾经一度被歪曲，而后又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历史研究方法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它宣告了长期以来在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以及音乐艺术批评实践中，要么只运用“历史的观点”而忽略“美学的观点”，要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功利原因的干扰只运用“美学的观点”强调形式，而忽略“历史的观点”僵化模式与陈旧话语的终结。并且，“无论在技术分析、史学叙事、人文阐释，还是在哲学、美学思辨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展现出了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家在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分析与研究的学术新高度”。???然而，尽管如此，于先生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提出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深化。#p#分页标题#e#
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后的若干年中，于先生又分别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1994）、《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1996）、《对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1998）等论文中不断完善“音乐学分析”的学术思想。同时，他通过在对西方一系列新观念、新理论、新学说的潜心研究后（如1997年发表的《阿尔弗莱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以及1999年发表的《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的音乐哲学问题》等），以中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立场不断求证“音乐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的理论意义。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于先生曾就“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时重申了他在《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中的学术观点：音乐形式问题是音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音乐曲式结构的研究，对和声结构的研究，对独立旋律相互结合的规律的研究，对各种乐器声音组合的研究……虽然它们都具有某种音乐技法、音乐工艺学的性质，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属于音乐形式问题的总的范畴，各自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对音乐形式问题，还有一个从更高的层面、更加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在音乐美学的层次上所进行的探讨。???而在谈到“在探讨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时，就不能只就其客体而论客体，而忽视同这个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否则，就难以真正揭示这个客体的本质”，“对音乐形式美的把握既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总是要得到比从形式美中所得到的感性愉悦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在声音形式背后蕴藏着的情感性的内涵”。
尤其是“当我们把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推进时，在我们面前就会摆着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形式的意义或内涵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着的”时，于先生曾经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已经阐明的观点也得到了再次强调：“在探讨对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坚持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这个理论立场。只强调客体而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客体的制约，最终都只能导致主客体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对立。一部交响曲如果没有领悟它的听者，如果没有二者之间的交融和相互作用，这部交响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鸣响着的音乐作品，作为理解的根据而客观地存在于这里，听者的审美体验和理解又从哪里来？”???在这篇重要论文中，于先生在谈到关于“音乐中内容—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曾着重指出：“应该承认，过去在我们的音乐美学、音乐历史、音乐批评等领域中，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个问题上，比较缺乏辩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具体讲，就是常常把这二者机械地分割了，过分地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同一的一面。”然而，“就一部音乐作品自身来说，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从更高的层次更宏观的范围来看，社会生活现实是内容，而音乐作品则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现实的‘形式’。”???同样地，1996年于先生又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阐明了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它不仅在为音乐美的本质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提供了一种思路和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音乐史研究、乃至音乐批评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前提。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对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再次强调“不仅音乐形式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人们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对其内涵的理解解释，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的论述，则无疑是对“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内涵的丰富与深化。???古往今来，在衡量学者学术价值的天平里，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装着学者的执著和睿知。更重要的，还必须有其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学术关怀。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严格地说，“音乐学分析”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用于专门研究、分析音乐与音乐作品的理论学说。正如有的同行认为在西方音乐术语中根本没有“音乐学分析”这个词一样。然而，如若我们就此判定该学说及其术语是中国音乐学家的多此一举，则有失公允。在笔者看来，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及其术语的诞生，正是其缔造者基于长期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学家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作为与贡献。诚然，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或说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素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忠实地”尾随西方，亦步亦趋，兴许能触及某些所谓的学术前沿。
然而，缺少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恐亦难有作为。对于瓦格纳、肖邦甚至更多的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音乐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论诉求及方式、方法。何况，在西方音乐学家眼中或许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更何况，以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1924—）为代表的英美当代音乐学家8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对“二战”以来偏重实证主义传统方法的音乐分析（MusicAnalysis）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历史文本考证应该与美学阐释和音乐批评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学术主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于先生2009年在一篇重要论文中说过的话，将其摘引于此，与学界诸君共勉：先哲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高屋建瓴地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它始终给我从事自己的工作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从长远讲，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理论思维来给予支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此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们的一种历史责任。???或许，有人会认为《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主要是于先生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特殊背景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青年学生的一次关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回顾总结，以及对该学科建设基本理念的专题学术讲座。但细心研读，笔者却明显感到此文中于先生对“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与他1988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有着诸多方面的理论联系。然而，历时廿年，于先生原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的很多学术理论思考，在《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得到了更加完整、成熟、清晰、明确的理论概括。它构成了于先生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于先生学术思想和理论构建必须把握的基本前提。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只是对“音乐学分析”一词就事论事，则必然难得于先生学术思想之要领。#p#分页标题#e#
三、理论深化期（2000年以后）
大凡精神内涵丰富的人，自然生命都有异于常人之处。但对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大器晚成的杰出学者来说，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却正是他们一生持之以恒地在看似“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的苦涩、孤独、寂寞的学术探究之后“终成正果”的时候———杨荫浏先生毕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殚精竭虑，其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时已八十高龄；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却又令后生望而生畏的老德文版“花体字”《瓦格纳论音乐》译为中文，并交付出版社出版时，廖辅叔先生也已年逾耄耋；缪天瑞先生为《律学》一书的编写、修订整整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甚至期颐之年都还在校定着自己的“文存”；钱仁康先生虽然已年逾耄耋，依然笔耕不辍，并且还在涉及面极为宽广的音乐学术领域中发表论著和学说；即便是过早地离开我们的睿知学者黄翔鹏先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研究虽四十余载，但首次提出先秦“一钟双音”并令海内外为之震服的真知灼见时也已年过半百……“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诚斯言哉！从于先生50年学术生涯的历史发展看，2000年以后的学术著述无疑是他确立学术思想，完善学术体系，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但从其学术成就的角度予以观照，此时期何尝不是于先生重要学术成果的收获季？诚然，于先生此时期也有很多重要，如告诫青年学子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塑造学者精神品质的《心境•方法•学风》；强调音乐哲学对于音乐学研究重要性的《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重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意义的《关于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音乐分析学的多元化建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最能代表于先生在这一个时期中厚积薄发，并且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乃至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两部重要学术力作则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成书于2000年。然而，于先生潜心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学说与主要流派的关注和研究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从80年代初对汉斯立克及其音乐美学观的剖析开始，至随后不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论文便是最好的明证。从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而言，《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无疑是一部填补了中国音乐学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专著。但我们如在世界范围内审视这部专著，则恰如音乐美学家张前教授指出的那样：类似这样的著作，即便是在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像《导论》这样专门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历史发展，并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概括的学术著作。”???就算是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两部音乐美学史专著———1992年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出版的美国音乐学家李普曼（EdwardLippman，1920—2010）的《西方音乐美学史》（AHistoryofWesternMusicalAesthetics），???以及1991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LondonMacmillanPublishersLtd.）出版的意大利音乐学家恩里科•福比尼（EnricoFubini，1935—）的《音乐美学史》（TheHistoryofMusicAes－thetics），???“也只是把20世纪的现代音乐美学作为其中的部分章节，不仅篇幅很少，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概括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而且在论述方法上也多是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有力的学术分析。”???笔者认为，以学科研究进程以及学科学术发展历史为研究支点，对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哲学家及其思想理论展开深入透彻分析、阐释、论证，同时以中国音乐学家特有的学术立场对其展开论述，即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最显著的特征———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并成为他学术著述中特有的理论品格———“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它总是在“论”中带“史”“，史”中有“论”。既不同于很多看似深奥但却缺少历史感的“导论”，更不像某些罗列史料而理论性和思辨性却极度贫乏的“通史”。
以第一章“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为例，于先生对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进行论述时，首先把形式—自律论与它的对立面，即以情感论为核心的他律论音乐哲学从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并且逐一地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音乐哲学发展中两种思潮的对立，同时着重论述康德美学中的形式论因素与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渊源关系，并在横向上论述孔德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在音乐理论中的应用，以及对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第五章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时，于先生的分析重点虽然是介绍和论述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迈尔及其音乐中的情感与意义的心理学阐释。然而，在此之前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从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赫尔姆霍尔兹音乐心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库尔特能量论音乐观、埃伦茨维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对音乐哲学渗透的论证。笔者以为，这也正是于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理论特色，以及学术魅力的所在———即使是在对某一种学说进行理论梳理和阐述，也总是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和学术评价。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察、分析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各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指出某些理论学说中立意新颖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它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与谬误也一并揭示。毋庸讳言，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学术群体中，或说是在一部以西方或西方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尤其是音乐哲学类专著），中国学者一般都很少涉及和联系中国音乐学界的学术现实与思想状况，这一点对于于先生来说却截然不同。从“纯”学术的角度，用法国精神学家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的“镜像”（MirrorImage）理论来看，一些同行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属于“他者”与“自我”的学术现象。但笔者更愿意将于先生的这种理论品质视为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学术关怀的高度学术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p#分页标题#e#
如在第二章“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第一节“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观”中，于先生首先对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理论渊源进行了论证———实际上追溯到了茵加尔顿的老师———胡塞尔。然后，才针对茵加尔顿的音乐作品与其演奏、感受、乐谱是不是同一的、音乐作品的本体特性问题、存在方式问题、同一性问题等进行论证和阐释。尽管如此，于先生仍客观地指出“：茵加尔顿的音乐哲学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将认识的对象从客体转为了主体，那么，茵加尔顿的‘音乐是意向性对象’的理论实际上正是将音乐艺术的本质最大限度地从人的意识、意向活动，也就是从人这个主体方面去揭示、去描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多年来，我们一向比较着重从音乐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个一般性出发点来阐释音乐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音乐毕竟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直接产品，是人类意识、精神生活最深层的东西通过乐音体系这个独特手段的物化或外化。意识活动这个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它的地位，我们过去认识、研究、阐述得都不够。茵加尔顿的思想可以从这个方面将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深化一步。”???茵加尔顿“提出有关音乐作品的单层结构以及它同现实世界实在事物之间的疏远关系等等问题，这对于长期存在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音乐评论等领域中的概念化倾向和模仿论的残余影响的克服不会是没有益处的。茵格尔顿提出的关于音乐作品感情品格这种非声音成分的存在以及它同声音成分的契合为一的问题，对于我国目前的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克服汉斯立克纯形式论的影响，改变忽视思想精神内涵、单纯追求形式上标新立异的风尚；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克服将内容与形式机械割裂、忽略对声音形式的塑造和深入研究而侈谈空洞内容的倾向。茵格尔顿提出的有关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活动填充和丰富被构造的对象这个原理，对于发挥和调动演奏者和欣赏者在最后完成建构音乐作品这个整个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潜力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三章对“释义学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影响和启示”论证中，于先生同样坚持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理解对象和理解者、本来视界和理解者视界、对对象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等等这系列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真正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论立场，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能有的同行并不留意，在于先生的著述中，“中国”、“我国”、“我们”等字词使用得非常普遍、频繁。在笔者看来，这样鲜明的文化身份与学界常见的某些行文方式和研究诉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否则，于先生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后记”中也不会说：该书写作“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对西方学术界对音乐本质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清理和反思，使得我们能够在一种审慎和批判的前提下，使这些有关的思想资料为我们所借鉴，从而使我国的音乐理论建设走向更高的层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凝聚了于先生二十多年研究心血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一样，《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虽然成书于2008年，但于先生对肖邦的研究也一样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于先生就发表过一篇题为《肖邦音乐中的民族内容》的论文；1985年又委约为《百科知识》期刊撰写过“肖邦”一文，而2002年《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一文发表时，于先生已年至古稀。有人说，于先生半个世纪挥之不去的“肖邦情结”源于他早年留学波兰。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悲情肖邦》一书的精髓：“悲情”与“悲情内涵阐释”，却是于先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学术思想经过了长时间对肖邦潜心研究后才获得的学术真谛———从1980年的“民族内容”到2002年由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意蕴”，最终认识到“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是“肖邦音乐内涵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进而牢牢地抓住了核心问题中的内核所在———“悲剧—戏剧性”。
毋庸置疑，从研究方法上看，《悲情肖邦》是于先生继1993年提出“音乐学分析”学说之后的一次理论深化和学术升华。在《悲情肖邦》中，我们看到了其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脉相承的“音乐学分析”思想。而对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前人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则又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学分析”的学说内涵。它除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爱”，以及在“肖邦的作品里包含着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精神内涵，它能引起人们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从而“悲情”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它由个人的文化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凝聚而成，表达着对祖国、文化和人生最深沉的爱”???以外，更加明确地彰显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开放性的学术特色与理论品格。同时，它也再次反映出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众所周知，肖邦研究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在笔者已知的英文文献中，迄今为止的正式出版物就有多种。如对肖邦手稿、书信整理的研究（Voynich，E.L.edited.Chopin’sLetters.DoverPublications，1988）；对肖邦生平的研究（OrgaAtes.Chopin：HisLifeandTimes.TunbridgeWellsMidasBooks，1978）；对肖邦人格气质及音乐表现的研究（SamsonJin.TheMusicofChopin.London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85；Weinstock，Herbert.Chopin，theManandHisMusic.NewYorkDaCapoPress，1969）；对肖邦某些作品的演奏研究（AiChia-Huei.Chopin’sConcertoinEMinor，Op.11：AnAnalysisforPerformance.AnnArborMich，1986；KiorpesGeorgeAnthony.ThePer－formanceofOrnamentsintheWorksofChopin.AnnAeborMich，1975）；等等。况且，在中文出版物中，除了不胜枚举的乐谱类出版物以外，我们最常见到的仍然是译著，其次才是由中国音乐学家自己撰写的专著。比如：苏联A.索洛夫磋夫著、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帕斯哈洛夫著、史大正译《肖邦与波兰民间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匈牙利李斯特著、张泽民等译《李斯特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廖乃雄著《钢琴诗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波兰雷吉娜•斯门江卡著、梁全炳/姚曼华译《如何演奏肖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美国詹姆斯•胡内克著、王蓓译《肖邦画传———肖邦的生及其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国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肖邦在巴黎———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生活时代》（新星出版社，2006），美国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著、钱仁康译《肖邦的叙事曲》（《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钱仁康著《肖邦叙事曲解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冯智全著《肖邦大型作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以及严格地说并不属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音乐随笔杂文类出版物（如曹利群著《肖邦不住17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等等。#p#分页标题#e#
显然，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突破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最终揭示连国际上许多肖邦学家都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悲情与悲情内涵，并非易事！然而于先生却又有独到的见解：就艺术的深刻本质而言，肖邦的音乐同欧洲一切具有深刻内涵的音乐一样，包含着一种深层的人性意蕴。但这种意蕴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对于肖邦的音乐来说，这种意蕴正具体体现在它所蕴含的悲情、悲剧性、直至悲剧—戏剧性之中，而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潜在的社会—心理原因……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体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历史和美学的结合是最高的批评标准，中国的文艺批评是重视体验的，因此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重视体验的价值，结合历史与审美的维度就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于2008年正式出版后，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为此，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于2009年11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悲情肖邦》并肖邦专题研讨会”。会上，人们或从多角度表达学习研读《悲情肖邦》的心得；或从多侧面解读“音乐学分析”在此著中的运用与发展。甚至，也有人惊讶地发现，三个月前（即2009年9月）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德国当代音乐学家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Danuser，1946—）的“关联域化理论”竟与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契合……???诚然，表面看来，《悲情肖邦》中带有史学传记特征的四个篇章———“转折（1831年秋）”、“走向成熟（1832—1838）”、“抵达巅峰（1839—1846）”，以及“黯淡孤寂的晚期（1847—1849）”即是“第一个程序”，而对各时期作品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与音乐表现性分析即是“第二个程序”，它们也确实体现着于先生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学术思想。
然而，在于先生综合历史的、美学的、分析的、文化的视野“阐释”的字里行间，除了充满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意味外，他的一系列独特见解何尝不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如将肖邦《b小调谐谑曲》视为标志着肖邦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并将其从“突破谐谑曲体裁的传统性质，提升到悲剧—戏剧性境界”、“音乐中强烈的对比和反差造成音乐整体的巨大内在情感张力”、“将音乐推向悲剧—戏剧性顶峰的尾声处理”予以高度概括；在对夜曲体裁渊源关系进行考察以及对《c小调夜曲》分析之后得出的那些既充满厚重“历史感”，同时又凝练、准确的美学阐释“：一场心灵的风暴终于过去了，超脱了痛苦之后似乎变得明朗了的心境，同朦胧的夜色融合在一起，慢慢地消失在静谧之中……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观念来审视，应该说肖邦的这首夜曲不愧为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中西艺术之间在审美理想上毕竟是相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悲情肖邦》中还有很多中国音乐学家不苟同于西方肖邦学家长期以来固有陈旧话语的精辟论断。如在阐释《f小调幻想曲》第124—135小节的音乐内涵时，于先生指出“：有的肖邦学家以这段称之为‘凯旋’的音乐段落为根据，认定整首幻想曲是一首壮丽、充满乐观、胜利情绪的作品，这种论断难以令人苟同……我认为，作为一首‘幻想曲’，这第二个音乐主题同第一个主题群中的那个充满阳光、明朗、憧憬的第二个主题一样，反映了肖邦心境中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对奋起、抗争的一种想象，还远不是凯旋的胜利凯歌。”???又如，在论及《b小调奏鸣曲》末乐章时，于先生指出：“在肖邦所处的30—40年代，奏鸣曲套曲的结构原则和整体构思基本上还是遵循着原来的框架，特别是它的末乐章通常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肖邦的这首奏鸣曲的末乐章却令人惊奇地背离了这个原则……肖邦是一位具有坚实、深厚的传统音乐技法素养的作曲家，这里不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失当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自这部感情‘戏剧’的发展逻辑自身……许多肖邦学家和善于诠释肖邦作品的钢琴演奏大师们，对这个终结乐章的内涵的感悟和理解往往都相当接近……人们在聆听这个乐章时产生的这种视觉想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探寻作曲家在创作这首奏鸣曲时的情感—心理路程中，来揭示这首终曲的内在意蕴。”???再如，在论及肖邦与乔•治桑的关系破裂时，于先生也没有完全赞同西方大多数肖邦学家以往的观点，而是有理有据地从更深层的音乐内涵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于先生的这些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上的见解，无论是在思想性、思辨性，还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理论构建，以及在对第一手资料与史料的占有和运用方面，都绝不会比西方音乐学家的研究逊色。甚至，它们还表明了中国音乐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中国音乐学家突破了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总是跟在西方人身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学术历史；第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突破性地具有了属于中国音乐学家自己的学术话语；第三，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音乐学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学术贡献。
或许是由于笔者研究课题———“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原因使然，每次阅读于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和《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这两部专著时，脑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另一部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在西方汉学界引起过轰动，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看作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是人类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该著自1954至200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以来，先后被多国文字转译……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花了整整50年时光才完成的外国人———英国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当然，从研究对象上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于先生的“西方音乐哲学”和“悲情肖邦”完全属于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学术范畴。但是，如若我们从域外学者做“他国文化”研究这一视角出发，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相同与相通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和反思也应该是深刻的。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及其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出版物）亟待翻译成西方文字，并通过国际化的出版物版权贸易早日“走出去”，在宽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与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同行取长补短、深层交流。#p#分页标题#e#
科学技术导论范文7
关键词：《中国科学技术史》；文化负载词；互释
李约瑟(JosephNeedham）被誉为20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也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世界的传播者。他致力汉学四十多年，尤其是在中国抗战期间，走遍了西南西北多个城市，深入了解中国的哲学、科学技术等，与多位中国科学家、思想家展开广泛的交流，收集了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创办了《科学前哨》、《中国科学》，撰写了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被公认为当代“利玛窦”。中外学界高度评价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术价值及李约瑟的学术思想，由此带来了翻译界对这部巨著的翻译研究，尤其是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负载词的英汉互释非常重要。本文主要以卷一《导论》、卷二《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等为研究对象，探索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期增进英汉互译互释的阐释力。
一.《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版本
科学史家李约瑟一直强调东西文化应该进行平等对话，这是他的文化思想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支点，也是他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初衷。他认为，东西文化各具特色，都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许多西欧和美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负有统一全世界的使命，这种自我吹嘘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学者费孝通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向人们充分揭示了一个道理：不仅要懂得各自欣赏自己创造的美，还要包容欣赏他者创造的美，追求“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的和谐世界。由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引起了学界强烈的翻译研究及文化互释兴趣。《中国科学技术史》最早的版本是台湾民族主义政治家陈立夫指导的完整译本；第二版由《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团队翻译，包括第一卷和第三卷，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分七部分出版；第三版本是1978年由香港中华图书公司出版，第四版本是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全译本。可以说，李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百科全书，涉及跨度大，内容丰富，因而翻译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大部分是由多位学者合作完成。在参考文本方面，本文选择了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版本的文化负载词翻译进行分类研究，以期为理解文化负载词的互释提供一些参考。
二.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理论研究
在国外，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曾把20世纪称为翻译时代(纽马克，1982)，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指出，90年代是翻译理论繁荣的时期。在新世纪初，翻译理论家巴兹尔·哈提姆详细阐述了翻译研究的新发展，并断言翻译研究正在得到高度重视。翻译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令人瞩目。根据奈达的观点，语言是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可简单地将文化描述为一个社会的信仰和实践的总和。自巴斯奈特和勒费夫尔(1990)提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以来，文化在翻译中的170作用就成为研究焦点。文努蒂(1995)强调了翻译中异化的重要性，反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然后，他们(1998)根据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系情况，提出了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的主张。翻译界越来越重视翻译中的文化语境。文化负载词体现了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在翻译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所以，随着90年代末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学者特别强调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现象研究。事实上，文化负载词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新词。类似的术语也经常被学者们使用。RobertLado在其作品中认为，有些词的意思存在于一种语言中，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则不存在(周泉，2015)。莫娜贝克(1992)认为源语言词可以表达目标文化中完全未知的概念。这些概念通常被称为特定文化的概念。在文本翻译活动中，彼得纽马克(1998)认为，文化负载词被称为文化词翻译时，必须决定是否将一个不熟悉的原语文化词翻译为目标语文化等同词（特有的文化词）。文化人类学家萨莫瓦尔(2001)曾将文化负载词定义为在其他语言或文化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某种文化内涵或联想的词语或短语。有学者认为文化负载词也被称为词汇空白、语义不实、特定社会文化的关键词、文化约束或文化制约词(杨媛媛)。在中国，许国章先生在1980年首次提出了文化负载词，并给出了详细的例句，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王欢(1987)根据说话人所处的文化背景，将这些词称为文化绑定词，是代表该独特文化中所产生的事物的概念。如果在另一种文化中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么就会有相应的词语来表达。他们从词汇层面阐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困难的四个方面，即对等词的零词义的冲突、语义联想和语用含义。翻译理论家刘宓庆在其专著中总结了语言是本体文化的：文化和人文特征是语言的本质，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将文化负载词称为文化系统结构中的文化信息。总之，文化负载词强调词中隐含的文化因素。由于不同的国家、地区甚至同一国家、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一种文化的人可能对另一种文化不是很熟悉，一种文化的词语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没有相应的表达。因此，分析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成为翻译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三.《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化负载词翻译
科学技术导论范文8
一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文学科”，以及复旦公学的“国文部”可以视为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前身。真正现代意义的中文专业应当是1910年3月21日京师大学堂分设“中国文门”本科教育。因此，我国大学中文专业设置已经有一百零二年的历史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系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建立起来的中文系往往属于所在大学的“强势”学科，特别是1952年虽经全国院系调整而未撤销的中文系均具有很强的办学底蕴。这些中文系主要集中在老牌的综合性大学和老牌的师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些大学的中文系经历了一段顺畅发展时期。第二类大致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到目前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比较好的办学基础，办学特色也在逐渐显现。第三类大致上建成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为了满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原先非综合性大学的理、工、农、医、财经、政法类院校在原来大学语文教研室或写作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中文系。相对于前两类中文系，这类中文系的办学特色大多尚在探索中，与所在大学其他院系相比，实力明显不足。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吃力的跟跑者。高等教育体系中那些后办的中文系在这次跟跑中颇觉吃力，普遍存在落伍的焦虑；同时，那些老牌中文系也面临着毕业生如何适应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问题。面对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中文系如何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适应社会需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呢？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更加强调专业基础，向专门化、高端化发展。一种是走学科交叉与融合之路，提高本科生的应变能力。
二北京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强化专业化的“精英”教学之路。中文系下设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处理）四个专业。他们的教学理念，据北大招生网宣称：在本科层次坚持“精英教育”、“优才优育”的教育理念，为培养学术型、研究型、文化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基础。以向上一教育层次输送中文及其他门类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高素质汉语言文学和文化实用人才。北大的这个表述体现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坚持精英教育之路的办学理念，着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北大中文系按照精英教育层次设定本科培养目标是有道理的。
首先北大有丰厚的中文底蕴，教学力量排在全国第一位。到2007年中文系有教师105人，其中教授就有47人，大多是国家中文方面著名学者，因此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强大的优势。
其次，北京大学录取的本科生质量优异，每一个年级都有数名省市级高考的文科“状元”，这个优势，没有第二个学校可以与之争美。再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老大”，百年办学历史形成崇高的声誉，社会认可度极高，这是其他学校难以比肩的。从实际效果看，北大中文系的这个办学理念符合社会对她的期待，北大本科生就业尚未成为“问题”，北大宣称：90％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可获得免试推荐本校（包括本系和外系）以及清华、复旦、南京大学等名校研究生的资格，出国深造也是重要选择之一，众多同学去了哈佛、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等世界著名大学，他们的知识功底和刻苦精神在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中享有良好声誉，许多国外大学都乐于接受北大中文系学生。愿意就业的学生就业情况良好，近年就业率在100%到98％之间，高于全校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一些应用型热门专业。
但是北大中文系的这一种做法不可复制。尤其是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由于办学时间短，师资力量不雄厚，尚未形成深厚的学术传统，不具备走北大模式的条件。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北大中文系有意低调处理了他们对中文系办学思路的调整。北大中文系并没有躺在传统优势上吃老本，他们兴办的第四个专业叫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这个专业于2003年开始招生，文理科兼收，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联合培养，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显然，该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前面三个专业的相差很大。
我们可以从该专业的课程设置的专业选修课中更清楚地看出来：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语言学课程，包括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理论语言学、汉语发展史、文字学、现代汉语词汇专题、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音学等39门课程，这一类课程依托的是汉语语言学专业优势，显示出北大中文系在汉语基础研究上的强大实力。第二类有逻辑导论、数理逻辑导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几何与代数引论、微积分等六门课程，强调基础数学知识，目的是为计算机信息处理打基础。第三类有数据结构、数据库概论、计算语言学导论、自然语言处理基础、机器翻译导论、计算机辅助语言研究、汉字数字化研究、VB编程与古籍整理、计算机操作系统等14门课程，属于技术类课程。
从以上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看，该专业方向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突出应用性；第二是强调学科交叉，其课程跨文学、理学和工学三大门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大中文系设置这个专业，就是为了适应语言文学数字化要求，是应对目前正在爆发的全球信息数字化挑战的一个战略选择。我们由此判断，北大中文系已经走在全国中文系改革的前沿。与前面三个专业的实践相比，北大中文系应用语言学本科专业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社会对于汉字数字化处理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相同，需求行业从数字出版到政府机构分布广泛，将来的多媒体阅读将替代现有的纸质载体阅读。
三其他重点大学中文专业也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复旦大学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文系之下开设了秘书学和文化事业管理两个专科专业，但一直没有在本科层次开设这个专业。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只有两个专业：中国文学与汉语语言学，将应用语言学专业开设在研究生硕士和博士教育层次。非综合类大学中文系的改革与创新，中央财经大学的做法值得关注。中央财经大学设有中文系，招收本科生，专业方向为财经文秘，培养目标为：本专业方向培养具有汉语言文学理论素养，适应经济领域及传播媒介业发展的需要，能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媒体特别是财经类行业、中外企业从事文秘、管理、公共关系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专业课程分公共基础类、专业类和财经类三个类别。专业类主要有语言学概论、应用写作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秘书学、文书档案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大众传媒概论、应用语言学、公关写作；公共基础类主要有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公关策划、社交礼仪、社会调查、广告学、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财经类课程主要有西方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经济法概论。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走的是一条与经济、管理类学科相融合之路，以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为主，适当插入经济学、管理学的部分课程。类似于中央财经大学做法的还有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浙江财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等。与经济管理类院校相似，一些以理、工、农科为主的院校中文系也在积极探索汉语言文学与所在学校优势学科相结合之路。如安徽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与园林学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法学、商学的融合、西安外国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与对外汉语教学的融合等。这些大学中文系基本上是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创具有特色化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这些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效果也值得期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专业融合或者专业交叉式做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多学科融合不是相关课程放到一起就能起化学反应。从表面上看，融合也有融合的深浅问题；从最终结果看，通才不通、特色不特依然是普遍现象。主要原因有：一些学校在注重专业融合的同时弱化了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同时，中文系的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于期待融合的学科了解甚少，监管难以到位；而优势学科对于辅助中文系创特色不一定有积极性，因而教学与管理效果自然不好。#p#分页标题#e#
四中文系本科教学的变革要求主要来自于科技发展带来信息传播手段的变革。中文系本科培养目标是为社会提供优秀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一百年前，语言文字的传播手段主要是笔墨纸张与口说，今天除了口说之外，更多依靠的是多媒体，同时，多学科融合让写作和文字处理越来越远离笔墨书写，因而中文系本科教学必须进行课程调整和改革。在阅读形式上，已经从纸质载体文献一统天下局面变为多种物质载体文献并存的态势。从发展趋势看，纸质文献载体必然逐渐退出，数字多媒体载体必将成为主流。文献阅读的变化必然带来书写的变化。目前书写工具已经完成从笔墨到电脑键盘的转变；现在仅仅会敲键盘已经难以适应当代书写要求：必须会使用多种软件，会制作博客、开通“微博”，挑选“模块”，插入各种“效果”：声音的、图像的……一句话，你的作品必须首先吸引住眼球，然后才会被点击。点击率高低成为作品影响力的唯一标识；不然，即使你的作品文字内容优秀，写作技巧高超，均会被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而默默无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