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城乡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城乡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将带来过高的经济成本压力。本文从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衡量指标角度，利用财务分析方法进行测算，用数据加以佐证：要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可以采取分类、分阶段有序的延迟退休政策，但控制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水平年增长率，以及保证国民经济适度的、持续的增长，这些才是长久之策。
关键词：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城乡经济一体化
一、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衡量指标
经济学家LawrenceThompson（1998）界定了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概念，并提出用“退休人口基本消费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它。这个衡量方法有其合理性，但考虑到我国国情、数据获取的便利性和指标的可操作性，我们可以用以下指标来衡量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EC=r×p/GDP。其中，EC表示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r表示法定退休人数，p表示人均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二、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测算。根据前面提出的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衡量指标，计算得到表1的结果。通过分析表1的数据发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及其影响因素有以下运行特征：第一，EC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从2009年的2.573756%增长到2018年的5.229526%，十年时间增长超过了1倍。第二，随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城市和农村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以及人口结构逐步老龄化，十年来r不断增加，已经从2009年的7，363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27，931万人，十年时间增长超过了3.79倍；r与EC同方向增长，但r增幅远远高于EC的增幅。第三，2009～2012年，p逐年下降。第四，2013～2018年，随着2012年国家开始实施较高退休待遇标准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p又开始逐年上升，由2013年的9，087.07元上升到2018年的16，856.50元；p年增长率也超过EC年增长率，但与EC同方向增长。第五，GDP每年基本都呈较快增长；除了2012年、2014年、2015年、2016年等4年GDP名义增长率低于EC年增长率外，其余各年GDP名义增长率都高于EC年增长率。（表1）表1注：（1）此处r不包括达到退休年龄但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2）p的绝对额是由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除以r后得出。（3）p、GDP的年增长率都是指名义上的增长率。（4）我国2009年及以前国家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010～2011年国家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至今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同制度下的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定不一样，此表以此为分界线计算整理“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实际领取待遇人数和基金支出。（5）*为整理后数据：2009年及之前实行农村养老保险，仅包括农村养老保险有关数字；2010～2011年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1年实行国家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所以2010年仅包括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关数据，2011年包括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国家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等合计数；2012年开始实施国家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6）**为估计数。
（二）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变动因素分析。通过使用财务管理学中的连环替代法，计算得出了中国2009～2018年期间r、p、GDP等因素增减变动分别对EC的增减变动绝对数的影响情况。（表2）如表2所示，中国EC年增长绝对额是r、p、GDP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即EC年增长绝对额等于r、p、GDP等因素变动对EC影响程度数字之和。再结合表1和表2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第一，十年间，中国EC年增长绝对额始终大于0，这是因为每年r、p、GDP等变动对EC影响程度数字之和也始终大于0，进而使得EC一直呈上升趋势。第二，十年间，r始终是增长的，r变动对EC变动的影响程度也始终是正数，它起到正效应；GDP始终是增长的，GDP变动对EC变动的影响程度也始终是负数，它起到负效应。第三，十年间，p变动对EC变动的影响程度有增有减。其中，2013～2018年期间，p变动对EC变动的影响程度也始终是正数，它起到正效应，这是2012年国家开始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其人均支付标准在2013年开始得到较高幅度的提高，p又开始逐年上升，从而引起上述结果。第四，2016年EC增长绝对额达到0.523289%，是十年来最大的增幅，主要原因是当年p增长率达到14.88%，也是十年来增长最快的，p变动对EC变动的影响程度达到十年来最高值0.642084%，再加上健康、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增幅较低的退休人数，最终使得2016年EC增长绝对额达到峰值。第五，2010年，EC增长绝对额是十年间最低的，仅有0.035925%，主要原因是当年GDP名义增值率达到18.40%，是十年来最高的，GDP变动对EC变动的影响程度达到-0.476245%，尽管r增加对EC变动的影响程度有0.630943%，但p变动对EC变动的影响程度却是-0.118773%，又抵消了部分r变动对EC变动的正效应。第六，2011年，EC增长绝对额0.129179%，是十年中第二低的数，虽然2010年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导致2011年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退休金的农村退休者剧增，r的剧增对EC变动的影响程度甚至达到十年来的最高值1.826891%，但极低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水平又使得当年p下降-26.91%，p变动对EC变动的影响程度达到了-1.193822%，再加上第三高的GDP变动对EC变动的影响程度-0.503890%，所以最终实现了2011年较低的EC增长绝对额。
三、城乡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估算
根据有关数据，可以估算出未来30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数据，如表3所示。如果维持现行养老保险政策，即继续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等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并存，退休年龄在60岁情况下，EC将从2020年的5.172567%，逐年上升到2050年的32.31109%，2050年EC是2020年的6.2倍。假设从2020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大幅度提高参保农民和原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居民的退休待遇，并统一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退休年龄在60岁情况下，EC将从2020年的11.26205%，逐年上升到2050年的70.34981%，这将严重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也远超当前经济发达的高福利国家水平。以欧盟为例，欧盟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在世界上是属于较高的，欧盟及其各国政府和社会共同投入养老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一般在5%～16%之间，也相当于本文所研究的EC。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社会保障支出总额为40，119.1亿欧元，其中养老保障支出占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最大，为40.2%，而养老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则是11.54%，但欧盟政府层面投入到养老保险的支出仅占GDP的6.13%；欧盟各国中，养老保障支出占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最高的国家是希腊，为55.0%，其养老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14.3%，而政府投入养老保险支出占GDP比重则是7.74%。相较于欧盟来说，我国未来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是十分高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在人口老化和城乡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日益增高问题，以及什么时候实施城乡完全一体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表3）表3注：（1）P、GDP分别以表1中2018年有关数字为基数和近5年平均名义增长率（13.163%、8.720%）计算得出；现行养老政策下，p*的2018年基数直接用表1中16，856.50元；基本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下，为维护城镇退休者原来生活水平，假设统一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来确定p**的2018年基数，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除以其参保离退休人员数，结果为36，701.07元。（2）为简化计算，不考虑性别问题。（3）r是根据有关文献整理得出。四、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政策分析及建议从前面的衡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可知，要避免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过高，把它控制在合理水平内，可供选择的政策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降低退休待遇水平。李秀梅等（2018）认为，以保障生存需求为目标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在23%～37%之间，以保障生活需求为目标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在47%～53%之间。我国制度设计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约为60%。然而，自2005年以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虽然持续增长，从开始时年增长10%，到目前年增长5%，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增长明显，但目前养老金替代率仅有40%多。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方面，当前待遇水平普遍较低，可以说，基本难以保障退休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从替代率的角度进行考量，目前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仅在5.1%～24.2%之间。所以，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近期不具备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基本养老险等两种退休待遇水平的条件。但是，随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水平的持续增长和目标替代率的实现，从长期来看，退休待遇水平也可以适度放缓和被适当控制。从表3可知，按照估算，无论是按照当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行模式，还是实施城乡完全一体化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我国未来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将节节攀升，到2050年，不延迟退休年龄EC将在32%～71%之间，延长退休年龄EC也在24%～53%之间，已经超过当前欧洲经济发达的高福利国家水平，必将严重超过我国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养老金待遇水平年增长率过快，近5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3.163%，大大超过GDP年均名义增长率8.720%。此外，以2018年全国城镇居民为例，城镇退休者人均基本养老退休金为46，998.89元，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112.31元的179.99%，一般退休老人基本生活已经可以得到较好的保障。为此，我们认为，把退休待遇水平年增长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应与国民经济同步，一般不应超过GDP的名义增长率，但对两种养老保险制度有区别对待。一方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水平增长率应以60%养老金替代率为参照目标，在较长时间内（如20年）保持较低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应先确定一个能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养老金替代率（目标可以为47%～53%之间），其退休待遇增长率可以适当高于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增长率，但它也不应超过GDP的名义增长率。当然，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水平应该做到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并实施动态调整，具体的确定可以采取支出法：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水平＝食品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
（二）延迟退休政策。当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一般是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齐传钧（2019）指出，我国未来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是必然的。现假定从2020年开始，在不考虑性别情况下，退休年龄统一提高到65岁，在该情景下维持当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行模式，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EC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20年为3.468662%，2030年为6.84265%，2040年为14.50678%，2050年为24.01409%，在2050年之前还属于国民经济可承受范围内，没有超过欧盟各国政府和社会共同投入养老支出占GDP比重最高16%的水平。可见，延迟退休对降低当前和未来中国EC水平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延迟退休政策是否能取得预期效果，还必须考虑以下问题：一是不同性别退休者的退休年龄规定问题。如果考虑性别，我国政府当前和未来法定退休年龄一般都是女性比男性要小，两者相差5岁，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进去，表3预测用的r数据将增加。二是预期寿命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5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3.64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9.43岁，后者超过前者5岁多，随着医疗技术和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我国老人预期寿命也将不断提高，这也进一步提高未来r的数量。因此，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国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来降低EC的政策将会打折扣。当然，关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执行也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例如物流货物分拣工作，也警示着延迟退休政策需要考虑现代科技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延迟退休政策有利于降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但这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后，分阶段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三）保持经济持续、稳定、适度增长。经济增长的确是实现降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经济基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得以控制的重要保证。我国目前与未来所要做到的就是，保证一个持续、稳定、适度的GDP增长率，让GDP增长抵消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养老待遇水平持续上升所导致EC过度增加，这才是降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的一种长久之策。而我国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适度的增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健全法制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系统和社会秩序；二是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完善市场机制；三是不断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弥补外部效应、自然垄断等市场失效的领域；四是健全金融体制，重点运用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控作用，稳定货币供给，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不断消除影响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综上所述，在城乡经济一体化和人口老化背景下，未来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经济成本不断攀升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必须未雨绸缪，采取有效手段把EC控制在经济可承受范围内。通过前面对三种政策的分析，我们提出了几点结论性建议：（1）把退休待遇水平年增长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一般不应超过GDP的名义增长率，这应该成为一种长期政策；（2）全盘考虑后，实施分类、分阶段有序的延迟退休政策；（3）从长期来看，实现经济持续、稳定、适度的增长是降低我国基本养老经济成本的最重要方式。
作者：钟振强 宋丹兵 单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