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自形成以来参保人数逐年递增，但近年研究发现部分地区断保行为大量存在、长期缴费率下降，参保忠诚度偏低。持续参保率下降不利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作用发挥，甚至影响其正常运行。因此，对这一现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
近年有学者研究了年龄与参保农民持续参保意愿和行为的联系，但仅将二者关系归因于风险感知和理性选择，较少从代际视角研究。本文拟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研究不同年龄段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与参保忠诚度的关系。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代际差异理论。代际差异理论认为在社会进程中有共同位置的人有相似的经历从而产生趋同的思考和行动模式，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对不同年龄层影响的差异是代际差异的基础。代际差异通过两个层次发挥作用：属于个人特征且与生命周期高度关联的年龄差异，多为直接影响；属于群体特征且与生命历程高度关联的世代效应[1]，反映周围环境对个体观念行为的间接影响。城居保制度的年龄跨度为16-69岁，故以15岁为间隔划分代际，将参保人群分为青年（16-30岁）、中年（31-44岁）、中老年（45-59岁）。1.2参保行为。参保行为影响因素可概括为个人特征和周围环境。个人特征主要基于年龄效应对参保行为产生影响。学者认为参保人的参保意愿对参保行为有直接影响，年龄是区分参保意愿的重要指标[2][3]。有研究也发现年龄越大离收益期越近的人更倾向于持续参保。这是在城居保缴费方式下，不同年龄的人对参保进行理性评估后产生的差异。周围环境体参保行为的影响主要反映为世代效应。起初研究仅证明周围环境会对参保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婚姻状况、经济收入、政策知晓度等是不同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4][5]。有研究进一步将上述因素与不同世代人群的参保行为联系起来。中年人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和决策者，参保是家庭决策的结果；青年人家庭负担较小，参保更多依靠个人决策；中老年参保人家庭负担同样较轻，参保更多是制度和社区双重影响的结果。这表明不同世代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也不同。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城乡居民保险参保行为具有代际差异。1.3参保忠诚。顾客重复购买行为被界定为消费者忠诚度，可概括为忠诚这一情感及表现行为的量化。年老状态下经济收入减少、患病概率增加，养老就显得尤为重要。自古子代养老深入人心，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制度完善诸多新型养老方式诞生，人们对子代赡养的依赖性逐渐减小[6]。养老决策中收入是一个重要因素，财富拥有能力与风险感知会影响行为决策[7]。对养老保险的了解同样重要，对城居保内容越了解的群体越能在理性分析后对这一制度持认可态度。这些因素对城居保参保忠诚的影响会在不同年龄层群体间显示出差异。研究发现参保农民的年龄与其持续缴费意愿或行为显著相关[8]。临近退休谋求有力养老保障的需求增强，城居保作为国家制度因强稳定性受中老年青睐。相反中青年对养老保障需求较低，或更愿意投资高收益的商业养老保险。同时社区异质性越低社会信任的水平也较高。计划经济时代居民各个方面差距小，异质性低，因此老年群体受干部宣传更能相信并了解城居保政策。市场经济时代的年轻人则相反，变革与差距降低了对国家政策的信任感。故年轻人更接受市场化的养老方式，老年人则倾向选择传统、有保障的养老方式，对城居保反映出较高忠诚。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忠诚有代际差异。1.4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忠诚具有代际差异。行为表现与忠诚意愿存在一定出入，但行为践行会对态度产生影响，形成忠诚意愿。首先参保与否会影响参保者对于制度的了解和认同。已参保者对于制度的了解更多，更有关注意愿，从而有更深的忠诚度。此外由于转换成本存在，已参保者更倾向于持续参保，忠诚度更高。故参保行为会影响参保忠诚。而不同世代人群具有不同的参保行为，老年人更倾向于持续参保，而断保、退保人群中以青年居多[9]；此外地方间转移续接存的障碍也抑制了青年人的参保意愿，减少了参保行为[10]。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参保行为对参保忠诚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本文以2015年全国五省问卷调查结果为依据。调查采用五阶段随机抽样法选取样本。据经济水平将全国省份分为西北、东北、中部、西南和东部，每个地区随机选择1个省份，共对1500个样本家庭进行入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139份，回收率75.9%。2.1变量测量。（1）因变量。参保忠诚由“不会间断参保、持续参保是正确选择、劝说周围人参保”进行因子分析法构造所得，KMO值0.628，Bartlett球形检验达0.01显著水平，α系数0.787，信度较高。（2）自变量。参保行为选择“家庭人均缴费金额、个人是否参保”两个问题。代际划分为16-30岁为青年，31-44岁为中年，45-59岁以上为中老年三组。（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从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选取了11个控制变量。在调查样本的描述统计结果中，青年、中年、中老年参保忠诚度指数呈现递增状况，且差异显著，有力说明不同代际的参保忠诚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
三、参保行为和参保忠诚的代际差异回归分析
基于假设，本文构建参保行为及参保忠诚的代际差异回归模型（如表2所示），模型1为只放入控制变量的空模型；模型2、3分别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年龄和年龄组变量，反映代际差异的年龄和世代效应。参保行为由人均缴费及是否参保行为共同构成，故分别对这两个变量构建代际差异回归模型。人均缴费分析显示部分地区和政策知晓度对人均缴费影响达0.01显著水平；身体状况对人均缴费也存在影响。年龄和年龄组变量均未达显著性水平，无法体现人均缴费的代际差异性。这可能是因城居保政策推广时一些经办人员通过统一缴纳最低缴费档次来提升覆盖率，参保人缺乏自主选择机会故无法体现代际间决策差异。模型2、3中身体状况的显著性提升反映不同年龄和年龄层群体身体状况差异较大。同时，政策知晓度始终维持在较高显著性水平，可见政策知晓程度是人均缴费决策的直接影响因素。学历、婚姻、地区和政策知晓度在模型1中对个人是否参保行为的影响表现出较高显著水平。模型2、3中，年龄和年龄组变量都达到了0.01的显著水平，可见随年龄提升参保决策更倾向于肯定。同时婚姻、政策知晓度和中部地区显著水平不变，表明三者对是否参保影响受年龄和世代效应共同作用。但学历的影响略下降且系数始终为负，尽管年龄和世代效应削减了学历对是否缴费决策的影响，但仍体现学历较低的高年龄层群体更容易选择不参与城居保，可能是因高龄群体中存在部分政策实行时已无需缴费的群体，或是因低学历造成对养老风险防范的认识不足而选择不参保。综合参保行为两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发现，自变量对这两个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是否参保受年龄和年龄层调节显著，有明显年龄和世代效应，假设1得到检验。参保忠诚的分析中能发现，婚姻状况和政策知晓对忠诚度的影响最显著。加入年龄变量后参保忠诚的年龄效应达显著水平。同时身体状况显著性升至0.01水平，表明身体状况对参保忠诚的影响经年龄效应体现。相反，婚姻对忠诚度的影响消失说明这不是影响忠诚的直接因素。而在模型3中，年龄组变量达0.01显著水平，世代效应显著。身体状况和政策知晓度继续体现高水平的影响。至此假设2得到检验。
四、代际差异对参保行为影响参保忠诚的效应检验
为检验参保行为对忠诚影响的代际差异是否存在，本文构建年龄组与人均缴费和个人是否参保行为变量的交互变量，结果见表3。年龄与人均缴费、个人是否参保的交互项分别通过了0.01与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均缴费、个人是否参保对城居保参保忠诚度的影响受年龄的调节作用。世代效应的检验以青年作为参照可以发现中老年年龄组与人均缴费交互项通过0.01显著水平且系数为负，表明人均缴费对城居保的参保忠诚度影响受到年龄组的调节作用，且中老年忠诚度受缴费水平影响小于青年，可能是因青年相对中老年更在意投资收益，低缴费水平的收益无法满足其投资需求，进而影响其参保忠诚。中年群体的交互项在此未表现出显著性，即在参保行为对参保忠诚度的影响上与青年群体未有明显的差异，可能是两个群体年龄层次较为接近，人生阶段的差异对行为对忠诚度的影响还未现显，但青年与中老年之间的显著差异仍能体现世代效应的存在。上述分析表明城乡居民的城居保参保行为对忠诚度的影响会受到年龄与年龄组的调节作用，即城居保参保行为对参保忠诚度的影响效应存在代际差异，假设3得到验证。
五、结论
其一，城乡居民参保行为与忠诚存在显著代际差异。老年人对健康保障需求更高，投资回报期短，故对城居保更支持，而其在年轻群体中的影响有待提高；其二，政策知晓度与参保忠诚显著相关。政策知晓度越高决策越理性，在此基础上的的体验能一定程度上提升满意与忠诚；其三，行为对忠诚度的影响受年龄的影响，中老年群体受影响最显著。青、中年居民对城居保的忠诚主要受缴费水平影响，他们有一定投资知识经验、健康资金状况良好，在参保决策中会更看重投资效益，即便参保，城居保的收益率可能是影响其忠诚度提升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应重视城居保参保行为与忠诚度的代际差异，针对影响不同群体参保忠诚的因素对制度进行完善，加强对青、中年居民的吸引力，保证缴费档次间的回报率差异性，同时加强政策宣传并在此基础上动员青年群体参保，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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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心兰 王新会 田丰璐 江泫静 单位: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