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经济金融化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经济金融化范文1
关键词：能源金融化；能源企业；金融市场；融资
0引言
能源金融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通常指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将金融资源与能源资源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制，实现金融产品或对其进行直接投资来使得能源产业与金融业进行有效融合［1－3］。二者本来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问题，但从实质上讲，能源问题也是金融问题，二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具有很强的互动性［4－6］。这是因为两者之间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能源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资金支持，金融产业则需要依托能源产业的发展提升金融产品的活力和拓展，通过对能源产业的资金支持，金融业也有了利润来源。金融与能源之间相互关联，进一步构成了互通互补的战略关系，共同促进双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7－9］。最近俄乌战争的持续进行，蝴蝶效应造成了全世界能源紧张的局势，油价疯涨，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造成重大影响。这种现象已经充分表明，能源金融化的影响，对于国际金融秩序重建的意义至关重要，与金融有着密切交织的能源问题，必将成为世界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在市场萧条的经济环境下，能源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全球通货膨胀，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当金融危机出现后，又会对能源行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10－12］。这种影响也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了能源行业的深度改革，如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兴起和发展，继而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反过来促使金融业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形成健康良性的金融生态环境。
1能源金融化的基本思考
中国作为能源储量巨大的国家，每年开采和储存的能源储量巨大。但是从资金链来看，资金的来源相对比较单一，大多数为银行贷款，只有少数公司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同时，金融业多为风险厌恶者，投资经营方向多倾向于选择经营风险较低的能源公司，且能源公司多为跨周期运营，其市场价格常存在波动现象，因此选择能源企业进行融资少之又少。近年来，随着能源行业的发展，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日渐突出，创新项目不断出现，融资空间越来越大，融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在这种情况下，能源行业越发靠近金融行业，较多企业在开拓市场时不断利用金融工具寻找更符合企业发展的经济增长点进行投资，扩大营业收入，壮大企业实力。国际上最开始被用来缓解能源问题的金融工具是石油期货。20世纪，由于石油危机的爆发，石油价格波动较大，且当时有相当多的参与者活跃在市场上，交易量大，消费者和生产商们便开始利用石油期货参与石油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了能源金融工具的发展。除石油期货外，还有很多非标准化的合约工具可以使用，如掉期交易、远期交易和场外期权交易等金融衍生工具。发展能源金融市场，不仅可以保障国家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投资组合结构。正因如此，在当前形势下推动能源金融化，则显得十分重要，也特别必要。在传统意义上，金融的投资组合包括：股票、债券及贵金属等。在能源金融化后，显著增加了产品种类，如现货交易、期货交易及其衍生品。除此之外，金融市场的参与还可以增加国内能源储备，用来应对国内外的能源危机。然而，伴随着能源行业过度使用金融产品，能源企业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首先，能源企业为了达到自身投资预期，通过使用衍生产品来频繁进行交易进而忽略了衍生品的套期保值的基础功能。过度金融化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有较大的冲击。金融市场不断降低衍生品的保证金，采取高杠杆性来获得较高的收益，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如投资者改变其投资偏好等，会对市场有负面的冲击。另外，监管的滞后管理同样对于市场存在着潜在的风险。这些事件都会对能源市场有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使得能源价格波动较大，进而引发金融市场的强烈动荡。其次，过度能源金融化会致使能源成本与实际价格不符。近十年，煤炭、石油的价格波动不断，且有下跌趋势，国内企业大都面临着价格波动风险。但对于生产效率较低的一些地区，开采煤矿所带来的成本并没有因为能源价格的下降而下降，反而由于生产模式的区别，以及通货膨胀引起的各种社会成本的增加造成能源开采直接成本的增加。
2推动能源金融化的具体案例
陕煤集团作为陕西省主要能源骨干企业，一直致力于能源金融化的探索与实践，在实现企业资本运营的进程中，坚持“以煤为基、能材并进、技融双驱、零碳转型，矢志跻身世界一流企业”的转型发展战略，依托技术创新和资本运作“双轮”驱动，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发展，以现代金融促进企业发展，逐步形成了虚实相生、互为依存、同步驱动的新产业发展格局，助推陕煤集团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陕煤集团近十年来在能源金融化方面，尤其是在产融结合、以融促产方面进行大量的探索、实践，卓有成效。旗下开源证券、财务公司、长安期货、开源租赁、善美保理、胜帮智链、善美基金、安诺保险经纪八家企业，发挥金融资源优势，围绕加强金融板块合作，提升产融协同效应，促进陕煤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板块和实体企业在实现“共享”“开放”的同时，坚守风险底线，防止金融风险和实体风险的相互蔓延和相互影响。以金融赋能之举，产融结合之为，为集团“16555”战略目标实现提供支撑，为集团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金融板块力量。陕煤集团不仅在能源方面做到主要营业收入年年破新，还十分注重自身金融板块的发展。通过管控旗下陕煤财务公司和开源证券两个子公司，不断发挥其金融服务的功能。集团在2019年12月16日和12月25日先后完成了规模超150亿元的可续期企业债。2020年，陕煤集团发行总规模40亿元的公司债，助力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的建设。不仅如此，陕煤集团在2017年陆续与朱雀基金、西部信托合作进行资本运作，在2019年携手开源证券通过西安善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成功发行ABS“开源－陕煤应收账款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集团不断将目光投向新能源相关行业，在新能源、互联网方向抢占先机。2021年，陕煤集团通过金融服务的方式，全年累计向各实体企业投放贷款超过380亿元，同比增长25％，帮助陕煤集团所属企业节约财务费用达7.5亿元。自主搭建运营陕煤“善美E融”供应链金融管理平台，融资规模超过60亿，为陕煤集团节约保证金支出22.3亿元。开源证券在投行、债券、产业研究等细分领域的优势持续扩大，债券业务在陕连续四年稳居榜首，取得北交所、新三板业务行业第一。开源融资租赁、长安期货等为集团各企业发展转型提供了多元融资保障。数据显示，陕煤集团旗下上市企业陕煤股份、北元集团、建机股份市值最高分别达到1600亿元、530亿元、300亿元。旗下开源证券公司，自2007年陕煤控股以来，其营业收入增长217倍，总资产增长196倍，净资产增长355倍，整体规模和竞争力大幅提升，这是陕煤集团在资本运作方面的重要举措和亮点，从而使能源金融化成为陕煤集团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有力支撑和经验范例。
3推动能源金融化的基本对策
基于以上对能源金融化问题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当前在能源金融化问题上的现状和探索，并以陕煤集团推动能源金融化工作的探索和具体做法为例，提出如下几点对策。
3.1推动能源市场化
按照国际国内新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建立统一大市场的新要求，推动能源金融化要不断加大工作力度，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完善市场秩序，改善投资环境，创新投资项目，升级金融产品，为能源金融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成熟和有序的发展空间。
3.2拓宽能源融资渠道
根据能源金融投资的一般规律和倾向，在做好规避和降低较大风险的投资项目的基础上，力求稳妥的投资原则，追求安全和效益最大化。与此同时，在保持创新程度高、项目回报率高、技术含量高的前提下也可吸纳社会多元投资，以拓宽能源金融融资渠道，为更多的资金融入提供条件和基础。
3.3规范能源金融交易行为
在推动能源金融化的过程中，要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依法经营意识，按照市场规律和有关金融法律法规依法交易，做好规避风险，坚决杜绝投机取利的不良行为。同时要建立信息保障和交流机制，进一步完善交易行为的透明度和合法性，与国家监管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能源金融交易行为的安全、效率和可控性。
4结语
经济金融化范文2
投资者参与商品市场投资，主要出于以下原因：第一，商品投资可以很好地抵抗通货膨胀。金融投资的商品在一揽子商品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商品投资收益同通货膨胀率有着很大的相关性。第二，优化投资组合。Gorton和Rouwenhorst研究发现，商品合约同股票有着相似的平均收益，但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段，商品合约的收益与股票和债券的收益不同；并且商品投资收益波动性比股票和债券小得多［2］。第三，投资商品可以对冲风险。比如投资商品期货可以对冲汇率等变动的风险［3］。对于机构投资者的商品市场投资，研究主要集中于商品投资收益的表现上，其中多以衍生品市场的商品期货合约投资为样本。Chopra等研究了等权重商品期货的抵抗通货膨胀和提高组合表现的作用，发现商品期货投资收益对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有着正相关，而且增加商品期货投资能够降低资产组合波动而不影响收益［4］。商品期货和股票有一定的相关性，KennethA.Froot将房地产、商品期货和股票的收益进行对比，发现商品期货比房地产和股票投资更能有效对冲未预期到通胀风险［5］。Gorton和Rouwenhorst的研究还发现，商品期货不仅与通货膨胀、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有相关性，还与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的变化有相关性［2］。
对于商品投资收益表现良好的原因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Georgiev利用1990年至2001年间GSCI指数来研究直接投资商品期货的风险收益特性，认为之所以商品期货投资收益表现良好，一是对未预期到的通胀表现良好，二是当现货价格波动时，“滚动”的期货合约有正的收益［6］；Nij-man和Swinkels从投资组合有效前沿角度给出了商品期货良好表现的原因，他们利用均值—方差模型研究发现商品期货可以改变养老金的有效前沿，从而改善投资组合［7］。多数研究宏观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一般是以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为样本的，Balduzzi，Ed-win，Elton和Green发现美国国债价格受多种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如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8］。对于大宗商品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TangKe和XiongWei认为，金融化的商品价格越来越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指标变动会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9］。Roache和Rossi研究了商品价格对宏观经济消息的反应，在剔除了美元的影响因素后，对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对于不利经济消息的，贵金属金却有着最显著的避险功能［10］。现有的文献对于此轮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做了分析，指出机构投资者参与商品市场推高了商品价格，并且对商品投资收益的表现做了分析，认为对于优化投资组合而言，持有商品投资非常重要。但对于商品金融化的形成背景、形成机理和市场表现特点等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运用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来试图说明。
二、宏观因素的传导机制
金融化的一般概念就是把可交易的价值物品转换成金融工具或金融衍生品的经济系统或经济过程，使人们更加容易进行金融交易。商品金融化的发展是以经济金融化为背景的，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理论的提出，为金融体系和银行放松监管提供了理论基础。Palley分析了美国债务的变化，他认为美国债务规模扩大化可以充分说明经济金融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经济金融化开始［11］。在之后的年份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结构性转换，金融交易量显著增长，金融业获利巨多，大量投资者开始进行金融资产投资，这反映出了世界经济的金融化。经济金融化的主要影响表现在金融业部门的产值在不断变大，金融部门的利润与非金融业利润比值在不断增加，资本份额产生变化，利息份额增加。经济政策也倾向于金融化，比如全球化政策主张各国放松资本控制，诸多提倡私有化、减税和放松管制的政策都推动了金融化的发展。商品金融化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参与到商品市场的货币量增多了，这些货币量超出了一般的需求范畴，在商品市场上进出，对商品价格造成影响，使商品价格变化容易受到供求以外的其它因素的影响。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比如美国一直实行着量化货币政策，不断向市场投放货币量，会对商品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李稻葵和张双长认为资产价格对家庭消费、企业投资、金融机构借贷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都有重要影响，从而在分析产品价格时不能忽略资产价格。他们以资产价格为核心创建了新宏观经济分析框架［12］。资产价格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和财富效应等对投资和消费产生正的影响，从而当资产价格上升时，对总产出有着正的影响。而在商品市场上，商品价格并不是单一的价格，而是由多个市场决定的，比如衍生品市场和现货市场都可以影响商品价格。
三、宏观经济因素与商品价格关系分析
从理论上而言，金融机构会对宏观经济因素做出反应，调整其投资组合，进而影响投资组合中商品的投资，对商品价格造成影响，从而宏观经济因素间接作用到商品市场上。我们采用协整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分析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VAR模型是把多个变量当成一个系统来回归。对于宏观经济因素，我们可以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给量?M2?、股票市场?Stock?、利率?Rate?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观察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大宗商品价格?Y?变化的影响。大宗商品我们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原油和小麦，数据选取从1993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美国经济数据，其中2011年1月和2月的商品价格数据缺失。首先利用STATA软件对各时间序列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发现各时间序列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其中d_m2表示M2的一阶差分，其余类推。五、商品市场金融化的表现形式随着商品金融化的发展，商品市场越来越体现出金融化的特征。周丽娜指出，商品不仅有其本质的商品属性，而且还有金融属性，商品交易过程中金融因素的参与使得商品的金融属性得以体现［13］。商品的商品属性指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金融属性是商品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性、流动性以及安全性等。在商品金融化背景下，商品市场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从衍生品市场和现货市场来观察。
（一）商品衍生品市场金融化
1.商品交易主体的金融化商品交易主体的金融化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参与商品交易，商品交易主体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实物商品交割的买卖双方，金融机构参与商品期货买卖后使得商品价格不再仅仅由供需等基本因素决定，还受到各种金融因素的影响。以往的期货市场参与者主要有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投资者———指数投机者［14］。指数投机者一般只持有多头头寸，采取买入并“滚动”持有的策略。如果商品指数上升，则指数投机者获利。商品期货合约没有实际产出，唯一获利来源是期货合约价格的上涨，购买商品期货指数被认为是一种投机行为。通过对比可以分析套期保值者、传统投机者和指数投机者的特点。Masters和White指出，商品?甚至是指数内?的现货价格指数受到即将到期的期货合约价格的影响［15］。通常是现货市场上供给短缺或者投机需求过剩导致期货价格上升，而最近的价格上涨却有相反的趋势，期货价格会高于现货价格许多，说明有投机力量主导着市场。我们可以从CFTC划分的商业头寸和非商业头寸的变换来观察。图7分别为1995年、2000年、2005年以及2010年末纽约期货交易所铜的商业头寸与非商业头寸的情况。2000年以前，商业头寸与非商业头寸之间的比例基本上保持稳定，在20%~30%之间，然而进入2000年以后，非商业头寸迅速增加，投机者大量进入大宗商品的衍生品市场，遇到金融危机后非商业头寸的比例又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还是处于历史上的高位，可以说，投机者作为市场参与者，他们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图7说明投机者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指数投机者把商品期货合约当作对冲通货膨胀优化投资组合的工具，当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到指数投机者当中时，商品价格表现与投资组合其它资产的关系就越密切，指数投机者的存在与发展推动了商品金融化的发展。
2.商品交易机制的金融化在衍生品市场上，新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为推动商品金融化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描述中探寻商品交易机制的金融化表现。交易指令化。比如商品期货交易可以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也可以在场外市场进行。客户在按规定足额缴纳开户保证金后，即可开始交易，进行委托下单，通过指令完成交易。常用的交易指令有市价指令、限价指令、止损指令、取消指令等。在正式交易时，客户可以通过书面、电话或者互联网下单。交易指令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交易的成本，缩短了交易的时间。价格形成自动化。商品期货合约价格的形成方式主要有公开喊价方式和计算机撮合成交两种。公开喊价属于传统的竞价方式，靠的是人力，速度较慢。计算机撮合成交是一种计算机自动化交易方式，是指期货交易所的计算机交易系统对交易双方的交易指令进行配对构成，其特点是生成的价格准确、连续。程序化交易。程序化交易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某种约定的条件形成证券组合，并且构建组合交易指令，实现自动下单的交易过程。利用程序化交易，主要是为了进行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在风险管理方面，程序化交易可以设置盈利率和止损率，系统可以自动完成，在成本控制方面，可以在交易后时时监控损益和保证金要求，动态管理保证金。另外，在期权交易市场上，也出现了以商品期货合约为标的的期权交易类型，在互换市场上也不断有新的商品互换类型出现，使商品价格固定在约定水平上。这些都是商品金融化带来的交易机制的变化。
（二）商品现货市场金融化
1.现货交易的类期货化?1?现货仓单标准化。同期货合约一样，现货市场的仓单也是标准化的，其内容是预先规定好的。以现货标准仓单为交易标的，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同货异地同步交易，把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结合起来。现货仓单的标准化，使得产品质量得到了保证，避免了假冒产品。?2?现货物流标准化。现货仓单的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货物流的标准化。现货物流单据票据的标准化，可以实现信息的有效采集，将管理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是进行现货仓单网上交易的基础标准，也可以实现对现货交易进行有效宏观监控。现货物流标准化对现货物流成本和效益有着重大的影响，参与现货交易的成本降低，其效益相应的获得提高。?3?网上交易集中化。现货电子市场交易有着严格的市场交易制度，所有的交易最终在网上集中完成。大宗商品电子交易也称网上现货交易或现货仓位交易，是采用计算机网络组织同货异地、同步集中竞价、统一撮合、统一结算、价格行情实时显示的交易方式。
2.现货交易门槛降低现货市场不仅有现货交易商，还出现了投机者。买主和卖主很难在同一时刻提出数量相同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这就需要投机商从中买卖，赚取差价，承担投机风险，促使现货仓单成交，使得交易变容易了。投机者的参与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增加了现货交易量，保持了价格体系的稳定。同时，现货交易目前也实行对冲制度、双向交易、T+0制度和履约金制度等，这些新制度的出现给现货交易带来了便利，交易灵活，所需金额比较低，使得交易门槛降低。
3.现货市场金融创新商品金融化也促进了现货市场上金融创新的发展。比如在铜价不断攀升时，ETF证券公司推出了现货铜ETF?铜交易型开放式基金?；黄金非货币化以后一直延续进行的纸黄金交易；以及为规避油料市场风险的油的纸货交易。这些交易方式取代了实物交割，降低了商品的储藏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金融化的发展。六、研究结论及展望本文首先从商品价格变化的现象入手，从货币发行角度来探寻商品金融化的形成机理，接着利用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宏观经济变量会影响商品市场，随后建立了宏观经济指标与商品价格的VAR模型，从实证角度探究宏观经济对商品市场的影响。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商品市场会直接受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金融投资者进入商品市场，通过投资组合把商品市场和其它资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使得商品价格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经济体内投入大量货币，金融机构把过多货币带入商品市场，短期内会对商品市场造成冲击，商品价格上涨，而当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时，价格会有所缓和。最终结果是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增加商品合约的供给。
第二，货币供给量和CPI与原油价格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股票市场表现和汇率波动也显示是原油价格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宏观经济指标对小麦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著。说明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能够对原油价格造成显著的短期影响，并且原油价格波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相比于小麦而言，原油的金融化程度更高，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
第三，过多的货币供给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升高，利率及股票市场上涨，也都会对大宗商品价格有正向冲击。商品价格不再仅仅受到自身供给和需求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宏观经济变化的冲击。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商品价格曾经从高位剧烈降低，而美国推行了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商品价格。当市场出现货币量化宽松终止的预期时，大宗商品?如黄金?价格也迅速下跌。
第四，商品衍生品市场和现货市场的金融化现象开始显现。大量机构投资者进入商品期货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的交易机制越来越便捷；现货市场也开始出现类似期货合约的交易方式，交易门槛降低，现货市场也不断出现新的纸质交易方式。商品市场交易机制等的变化，极大地方便了投资者在商品市场上操作，但也鼓励了商品市场上的投机套利炒作等。
经济金融化范文3
关键词：制造业;金融化水平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经济金融化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经济金融化描述了金融部门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的现象，其在微观层面的表现即为非金融公司金融化。Krippner（2011）指出，非金融公司金融化是指与实体资产投资相比，非金融公司在经营决策中日益偏好金融投资。随着宏观环境波动和金融市场发展，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Crotty（2005）和Lazonick（2012）认为，全球市场需求增速下降，商品市场竞争态势日益严峻，同时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工具创新为企业参与金融投资提供了机会，这可能改变非金融公司的投资决策，导致非金融公司减少实体投资，增加金融投资。江春和李巍（2013）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小企业具有明显影响，但是对大公司的影响程度较低。李顺彬和韩平（2019）也认为，企业金融化水平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当企业主营业务发展未达到预期目标时，非金融企业倾向于通过金融投资在短期内改善经营业绩，提升资产回报率和现金流水平，这可能缩短企业投资的规划周期，并使管理层经营管理的目标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转变为短期投资回报的实现，进而削弱企业扩大再生产和创新的意愿（Lazonick，2012），进一步导致资金从实体部门流向金融投资。制造业企业加大金融投资可能加剧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矛盾。因此，在此背景下探讨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实证设计
（一）研究设计
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
（二）变量说明
1.债务水平。江春和李巍（2013）指出，债务增加会抑制非金融公司金融资产配置。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仍是银行借贷，负债上升可能削弱其进一步获取融资的能力。因此，本文以资产负债率（Debt）度量企业的债务水平。2.公司成长性。企业持有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取决于风险和收益的权衡（Tobin，1965）。主营业务发展良好时，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现金流入，企业会倾向于扩大生产能力，同时减少金融投资。因此，本文以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衡量公司成长性。3.股权集中度。韩丹和王磊（2016）认为，股权高度集中能够使管理层利益和股东利益保持一致，但也可能导致控股股东通过过度投资谋求控制权收益，减少金融投资。因此，本文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OC）作为股权集中度的变量。4.内部现金流水平。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构成企业重要的资金储备，在面对好的投资机会时可以以低成本筹措资金。金融资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同时能够产生较高的投资收益。因此，本文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Cashflow）衡量企业的内部现金流水平。5.高管问题。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矛盾显著影响管理层的投资决策行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高层管理者可能将更多资源用于配置金融资产，以便在短期内改善企业绩效。因此，本文参考罗玮和朱春艳（2010）的研究，使用管理费用率（Admin）衡量高管问题。6.企业家信心。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形势预期表现为积极时，可能会加快规模扩张的速度，从而减少金融投资。因此，本文以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一致指数衡量（CMEP）企业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期。7.产权性质。我国企业可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受融资约束差异等问题影响（李延喜等，2015），二者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产权性质（State）纳入模型，若一家公司为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三、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统计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得到6219个样本观测值。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资产持有率均值为6.81%，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7.40%，表明一部分制造类上市公司持有大量金融资产，也反映我国制造类企业金融化程度逐步加深的现象。
（二）实证结果分析
债务水平提高会抑制金融资产配置。负债增加会降低企业的财务安全水平，削弱其获取银行信贷的能力。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与金融化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主营业务发展良好，企业会将更多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内部现金流水平提高支持更多的金融资产配置。委托矛盾加深会激励管理层加大金融投资。高层管理者基于业绩压力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期望，以短期业绩提升和投资回报实现作为经营管理决策的优先级。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会影响投资决策。当企业家对经济环境持正向预期时，会倾向于加大经营资产投资；反之，会加大金融投资。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提高对金融化水平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较大影响，因此，金融资产配置可能受限。非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与金融化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非国有企业中可能存在持股比例较大的偏好短期盈利的机构投资者（谢家智等，2014）。
四、结论
经济金融化范文4
（一）艺术市场金融化发展艺术品的权益拆分交易模式是近年的热点，它将一件艺术品的产权进行拆分，向公众公开发售，取得份额的投资者可将其份额在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最终并以其所持有的份额对艺术品享有相应的权利。这种模拟股票的交易模式蕴含着巨大的投机风险，对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善与交易体系规则的建立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二）中国艺术市场金融化现状探索2010年中国艺术市场的爆发给人们以巨大的信心，艺术品“权益拆分”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尚且处在摸索阶段的投资模式，却正在中国成为现实。2010年7月，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推出了“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1号艺术品资产包”，这是国内外首次出现的“权益拆分”投资模式。紧随其后，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于2010年12月推出“艺术品产权1号”。2011年1月，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推出了与股票交135文化观察空间易形式极其类似的“份额化交易模式”，在此模式中，首批两件作品是白庚延的国画作品《黄河咆啸》和《燕塞秋》，其估值分别为600万和500万，都拆分为每份额一元由参与者认购。这两只“艺术股票”一经发售，每天都是涨停，30个交易日后《黄河咆啸》市值就已经突破亿元。市场的反应迫使天津文交所对艺术股票紧急停盘，并且之后不断修改交易规则。艺术市场交易方式的创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总的来说，舆论更多地倾向于认为艺术股票的疯涨是一种投机与炒作。疯狂之后，市场气氛谨慎了很多，在越过一段很陡的抛物线之后，两只最早的艺术股票被打回原形。天津文交所近乎失败的尝试并没有影响其他文交所进入“艺术金融”领域的信心，很多地方政府、投资公司、文化公司仍准备加入其中。各地纷纷建立了类似的艺术股票交易平台，并且都有信心制定出好的制度与形式来保障交易平台的正常运行。但文交所遍地开花的乱象蕴藏着巨大的投机风险和社会问题，相关管理部门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对其进行引导与整顿。
2011年11月，《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38号文)正式下发，对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交易方式、参与人数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此后的2012年1月，等五部委又联合下发了“49号文”，201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还下发了“37号文”，对落实清理整顿工作作了详细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明确禁止了天津文交所首创的类似股票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形式，国务院批准的两家全国试点文交所只有上海文交所和深圳文交所。各文交所纷纷另寻途径，努力延续自己的发展。有的文交所按照“38号文”的规定修改交易规则，如将其艺术品共有权益进行不等额拆分、取消做市商机制、改T+1交易模式为T+5模式等。广东省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则在2012年6月推出了“艺术品保真保值”交易平台，承诺售后一年内若投资者发现所购艺术品为赝品，并且能出具权威鉴定文件，则南方文交向投资者退回购买本金。还有的文交所寻求联合发展之路。2012年9月，湖北、山东、天津、安徽、广东4省1市文化产权交易所，在武汉召开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会议，签署协议，成立战略合作联盟，先期将共建数据库，实现信息异地自主同步，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共同开发文化新产品。而作为试点的上海文交所在最初就没有进行份额化交易的尝试，而是致力于打造以文化版权、股权、物权、债权等各类文化产权为对象的交易平台，发展稳定，但相对来说速度较慢。
二、对艺术市场现有问题的研究与分析
（一）艺术市场金融化探索的相关研究艺术市场的这些新发展自然形成了研究热点，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1.中国艺术市场的状况《中国艺术市场的购买欲望浅析》、《回顾与反思——中国艺术品市场二十年启示》等文章分析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现状，指出了：⑴中国艺术市场中当代艺术品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及其原因。国际买家掌握中国艺术市场话语权，在几十年前低价购买了大量中国当代艺术品，现在有炒作抛售的可能。中国艺术市场过分注重投资收益，忽视了长期的艺术普及教育与市场培育。
2.艺术品金融化的国外经验《艺术品“权益拆分”的海外市场概况》、《国外艺术品投资基金的运作经验——以摩帝富艺术品投资基金为例》等文介绍、分析了国外相关经验，并指出在艺术品金融化方面中国艺术市场已然走在了实践探索的最前沿。
3.艺术品金融化的可行性艺术市场的种种创新模式，特别是天津文交所的股权式艺术品交易如坐过山车般的交易行情引发了人们对艺术品金融化的各种讨论。大部分研究性文章表现出客观、审慎的态度，如《国内艺术品投资的金融界视角》、《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金融化发展的若干问题》等文对艺术品金融化的发展、问题、环境、形式等方面作了较详细的陈述。当然也有提出质疑的，如《艺术品证券化：资产泡沫还是金融创新》一文就从交易制度、金融产品设计、政策法律等方面分析了艺术品证券化的问题，认为其目的只是“资本利得”，这本身就违背了金融创新的目标。《产权交易，艺术市场的新拐点？——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调查》则问道：“投资者放弃了拥有该艺术品所获得的审美需要，完全作为一种金融产品的证券化投资是否适应中国的国情现状？什么样的艺术家作品是能够成为标杆的权益拆分对象？”还有完全持否定态度的，新加坡苏富比艺术学院院长菲利普的文章题目就表明了立场：《艺术基金为何无用》。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更加尖锐：《“艺术品股票”横空出世谁是最后的“傻瓜”?》，文章认为，艺术品成为了被疯狂炒作的符号。
4.艺术市场发展中的艺术家与艺术价值艺术市场的火爆让很多人思考艺术市场与艺术家、艺术价值的关系。《十年艺术市场：富起来的艺术家该干些什么》、《投资当代艺术“慎”者为王》等文章提出了让人深思的现象：“中国现行的艺术生态只能使极少数人享受到西方炒作带来的成果，更多的艺术工作者则生活在底层”，“这些民间资本本可以在各项文化艺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应该被绑在几个内涵虚空的符号上。”《艺术市场营销的战略逻辑》13提出了将客户价值和艺术价值加以平衡的艺术品营销战略理念，为思考艺术市场如何将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整合起来提供了参考。
（二）对艺术市场金融化问题的分析艺术品产权份额化交易模式是当前艺术市场创新发展的热点方向。天津文交所艺术股票的戏剧化表现使其成为当前艺术品金融化探索的重要研究样本。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艺术市场的各种创新发展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投机现象严重，与金融手段联系得越紧密，投机现象越严重，因此最激进的份额化交易模式投机现象也最明显。最初两只艺术股票的大起大落让我们见识到了市场中投机力量的疯狂。目前实践中的艺术市场金融化尝试明显导致了脱离艺术品真实价值的炒作和投机行为，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持批评态度的研究者也多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艺术与金融没有交集，并且金融被引入到艺术中会损害艺术价值。这不禁让很多人产生了疑惑：艺术与金融的结合有可能吗？其实，艺术市场引入金融手段来进行创新是符合艺术市场发展规律的，是值得探索的。问题的核心在于，金融手段的引入使艺术市场中资本因素的影响效果被放大了。艺术市场和金融手段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种种乱象，体现的是资本的逻辑：资本是逐利的。事实上，当前艺术市场进行金融化创新的推动力也主要来自于资本的力量。
2010年中国艺术市场异常火爆，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的股市楼市等传统投资领域行情低迷，投资者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于是进入到艺术市场中，资本的进入抬高了艺术品的价格，也抬高了进入艺术市场的门槛，艺术品大幅升值的现象使社会大众将艺术市场视为稳妥的投资领域。持有大量资金的职业投资者与普通民众共同的投资需求促成了艺术市场进行各种金融化模式的尝试，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使艺术市场中的投机氛围非常浓厚，艺术市场创新发展的各种投资、交易模式也深受“资本逐利”目标的影响，各方参与者关注的并不是艺术品的艺术价值，而是其升值空间。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对其发行的艺术金融产品曾做过这样的解释：“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了文化艺术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使更广泛的人群关注文化、参与文化。”从理论上来讲，份额化交易模式的确有助于降低进入艺术市场的资金门槛，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市场、进行艺术消费与艺术投资，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市场可以得到大量的资金，普通民众则得到投资的机会，并在艺术投资中建立艺术消费的习惯、提高艺术审美，进而推动艺术市场的发展。然而在现实操作中，虽然投资者拥有艺术品的一部分份额，但一件艺术品显然是不可分割的，份额所有者无法对艺术品行使所有权，甚至也无法对艺术品进行审美消费——例如借阅、观赏原作。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只在于艺术品的“股价”，只希望从交易中获利。在资本的运转逻辑下，本应占据核心位置的艺术却成了无关的东西，仅仅只是一个炒作的符号。可以说，当前艺术市场创新发展的问题，表面上是投机盛行，而根本的问题在于艺术的缺席。
三、艺术市场金融化问题的核心——目标与价值
艺术市场的金融化探索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资本运行模式，它关系着艺术市场的运行，关系着艺术家的创作，关系着艺术品艺术价值的实现。单纯的资本游戏只能带来炒作和泡沫。艺术市场固然摆脱不了资本的逻辑，但它还有着更为本质的规则，即艺术的逻辑。艺术，是艺术市场金融化探索的逻辑起点，也是其主要目标，更是其核心价值。
1、艺术价值
艺术市场的发展归根结底依赖于艺术自身的价值，艺术市场原本就是围绕着艺术品的交易展开的。因此，艺术市场的各种创新发展都应该首先从艺术的角度去思考，将艺术价值作为艺术市场的核心价值，注意到艺术的特殊性，从艺术出发去建立交易规则。艺术价值是艺术品的核心价值，是艺术家追求的最主要目标。而艺术品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为交易价格，它反映了市场对艺术品艺术价值的评价。可以说，艺术价值直接决定了经济价值。尽管在短时期内炒作、潮流变迁等因素会使价格大幅波动，但长期来说，艺术品的价格是以其价值为依据的，这是传统艺术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艺术市场的参与者只有在努力追求艺术价值时，才能因为艺术价值的实现而获得对应的经济价值。因此，艺术市场的创新交易模式只有在以艺术价值为核心目标时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否则只能是炒作的泡沫。将艺术价值视为艺术市场的核心价值，艺术市场的各种创新发展就应该首先关注艺术的特殊性。经济、金融领域的一些成功模式引入到艺术市场中时，对艺术品与一般商品的差异的分析就显得格外重要，如艺术品是不可分割的、大多具有唯一性、主要是精神价值、价值评价标准差异巨大等等。因此，艺术市场金融化探索的主要目标就是考察各种金融模式对艺术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找到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结合点，对金融模式加以合理的改造，最终促进艺术的发展。
2、文化消费价值
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艺术对社会大众的文化消费价值。近年来艺术品拍卖行情火爆，艺术品价格屡创新高，每每过亿的天价刺激了大众的神经。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众大多只是以猎奇的心态来看待艺术品，火热的市场并没有给大众带来半点艺术的熏陶。我们不禁要重新发出这样的疑问：“要不是人人都能享受艺术，那艺术跟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让大众享受艺术，既是社会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艺术价值自我促进的需求。艺术金融化实际上可以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
传统的艺术市场的文化消费功能主要建立在艺术品交易的基础上，画廊作为艺术家与消费者的中间商，往往承接了这一功能。画廊是艺术品的销售者，艺术家的作品，而作品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画廊的经济收益。因此，画廊要发现有价值的艺术家，与其签约，并且为了获得更多、更长久的经济利益，在与艺术家的合作过程中，画廊还会举办作品展览和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发掘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为画廊培养着潜在的客户。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把艺术价值向社会推广的过程，它满足了大众的精神文化消费。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艺术品高昂的价格门槛，使其受众的范围比较小。艺术市场的金融化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它能够降低门槛，使更多的人进入到艺术市场中。而由于存在投资与回报，人们会关注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并在不断的投资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进而产生更高的艺术消费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各种艺术交易平台就不能仅仅是股票交易平台，而应该是一个类似于艺术投资者俱乐部的机构，它除了进行经济、投资的信息交流，更重要的是艺术方面的交流。这些机构可以组织艺术方面的讲座、研讨与展览，并且给大众提供价格层次多元的艺术品——可以买较便宜的、自己负担得起的艺术品，也可以投资加入到高端艺术品的部分产权上。建立在内在精神文化消费基础上的投资、消费才是持久的、理性的，这对于当前浮躁的艺术市场来说是迫切需要的，这一基础应该成为艺术品金融化探索的重要目标与评价指标。
3、艺术市场整体价值
艺术市场是一个有机整体。艺术家是艺术品的创造者，是艺术市场得以建立的源头。画廊是艺术品的首次销售者，是连接艺术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中介。一方面，画廊从艺术品的买卖中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画廊也会进行艺术评价与推广，有意识地推广某种风格或流派，从而提高自己在艺术品买卖中获得的利润。拍卖公司则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出卖其受委托的艺术品，向买卖双方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拍卖公司将艺术品的经济价格最大化，被拍的艺术品通常是被市场认可的高端艺术品，往往在初次买卖后经过一定时间的积淀再由收藏家出手。完善的艺术市场体系保障了各种艺术品交易行为在一定的秩序、规范下进行。“艺术品拍卖获得成功，反映着市场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进而，创造其艺术价值的艺术家与发现、推广其艺术价值的画廊也都相应获得经济利益。”在这种艺术市场结构中，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得到了较好的协调，形成了较合理的艺术市场结构，可以有效遏制炒作、投机行为。艺术市场的各组成部分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同时，共同形成了艺术交易规范，引导、促进了艺术的发展。艺术市场整体价值是艺术价值的延伸，同时也是对艺术价值的有效保障。中国艺术市场本身就存在交易秩序混乱的问题。在现实中，不少艺术品为了获得高价，越过画廊这一级，直接进行拍卖，已经导致艺术市场定价混乱、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分工与相互制约难以发挥作用。艺术品金融化的实践，更加剧了这种定价混乱，文交所只看重自己交易平台上产生的经济利益，使艺术品轻易就被炒作成天价，这是对整个市场的涸泽而渔。艺术品金融化模式的探索只有让整个市场的各个参与者共同受益，从根本上推动艺术市场的发展，才能让金融手段发挥持续、有效的作用。
4、艺术经济价值
经济金融化范文5
关键词：实体经济；金融；金融化；金融风险
一、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现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化积累模式持质疑甚至否定态度，学者们开始关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1．实体经济是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实体经济在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金融资本的产生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为目的的。蔡万焕指出，生产是金融的基础，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生产起到支配作用。王定祥、李伶俐、冉光和指出，在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产业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金融资本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提供必要的信用，从而保障资本主义产业循环的顺利进行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乔纳森•特南鲍姆指出，要想经济健康发展，就要保证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并支配金融的发展。洪崎认为，支持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根本。肖斌认为，金融并不创造价值，它存在的意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西华大学会计省级特色专业课题组指出，我国的实体经济需要金融引擎助推。卫兴华、孙咏梅指出，没有坚实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经济将危机四伏。何自力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业本职是服务于制造业，但随着制造业步入衰退，资本逐利本性必然导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独自膨胀，最终因失去发展根基而陷入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既是证明。2．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性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金融能够更好地发挥服务功能，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协调，就会带动经济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否则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削弱经济增长失去价值创造的根基，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风险及不稳定性，甚至造成金融危机。因此，要发挥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首要地位和金融的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就必须在保障实体经济强健的基础上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首先，有学者指出，金融的深化发展对实体经济起到促进作用：格利和肖以及麦金农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的研究，得出了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深化的程度成正比的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逐渐放开金融压抑、采取金融自由化，让金融更高效地为欠发达的实体经济提供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莱文等学者研究发现，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结构的改善能够实现资金的有效转移和最优配置，并证明了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系统演变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但并未对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明确结论，德米尔古克-肯特和罗斯•莱文两位学者继续了戈德史密斯的研究，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此外，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陷入金融化，金融逐渐产生脱离实体经济独自扩张的现象，从而学者开始关注金融的消极层面。并得出了一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会背离进而挤压实体经济利润，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的研究结论。托宾指出，如果企业对金融投资收益的预期大于生产投资收益，就会将资金用于金融投资而非生产投资，从而产生“挤出效应”，减少生产性投资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助长金融泡沫的膨胀。印兆祥、安世友提出，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导致两种分离，产生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阻碍或破坏：即金融业发展落后于实体经济导致金融抑制分离；金融业过度发达脱离实体经济导致金融过度分离。孙妍、郑贵廷认为，用于发展实体经济的资本如果被虚拟经济过度占用，就会形成投机泡沫并扭曲货币资本资源配置。3．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格利和肖开创性地提出了与以前主流经济学家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否定了“货币面纱论”，并将货币金融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认为货币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和经济增长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还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这一著作中开创性地提出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即货币金融等因素如何影响物价及产出，而后者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前者。1973年，麦金农和肖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把货币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有机结合起来，首次提出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即金融体系特别是提供中介作用的银行体系起到资本动员的重要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在经济稳健增长和发展的同时，会反过来带动并促进金融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使金融体系能够动员更多的储蓄，发挥更完善的功能来促进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这就是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洪崎认为，实体经济与金融相互交织，实体经济既为金融发展创造机遇，又对金融提出课题，迫使其转型升级，为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使其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更好地满足经济增长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需求。李杨认为，金融发展要遵循为大众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和为科技创新服务三个原则，而不应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只是为资本服务。只有端正了金融的服务功能，才能更好地实现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合规律性研究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有关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的理论出发，即可得到金融与实体形成上述关系的根本原因及未来两者的发展趋势。1．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是货币金融产生的原因及改革的动力，金融利润来源于对实体经济创造价值的分割。首先，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以及剩余价值论基础上，为货币及金融的起源与发展做了合规律性的科学阐释，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正确、坚实的理论基础。依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金融基础的货币，来源于商品交换的发展需要，作为实在劳动商品的商品货币，是以等价交换原则作为媒介与商品进行交换的。作为金融部门的最初形态即货币经营部门产生与商业部门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从生产部门分工而出来的必然产物，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基础上，应其经营需要而在信用制度条件下产生，为生产和流通提供货币经营与管理的业务。金融部门不产生剩余价值，只是参与分配来自实体经济的剩余价值。其次，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迫使金融不断改革，从而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两者交互运动得到良性循环。马克思研究了产业资本循环与积累中对货币资本需求的规模不断扩张，从而迫使金融体系设计出越来越发达的信用工具来变革货币资本的运动方式，将货币资本发动为借贷资本以最大限度将贮藏货币产生的货币资本闲置用于缺乏足够货币资本而不能进行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实体经济部门；以解决固定资本流动性而发动的、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虚拟资本形式等等。总之，金融总是想方设法以最广泛的形式、最大的流动性与最小的流动成本为职能资本发动尽可能规模巨大的货币资本。2．生产垄断带来的金融地位提高以及“金融资本”产生。随着资本积累矛盾的深化，竞争日益激烈，生产大规模集中和垄断出现，要求能够为其提供大规模货币资本进行融资的银行出现，从而产生了银行垄断。银行因为大规模的货币资本集中，体现出了巨大的权力集中，银行贷款给垄断企业，垄断企业的经营状况决定了其能够顺利还款，即决定了银行的款项能够收回以及未来能否正常经营。因此，银行和实体部门成为利益共同体，银行占有实体部门的股票和兼任董事、监事而控制实体部门的经营。金融控制并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形成了金融寡头，列宁以此为依据，提出了“金融资本”的概念，即：“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溶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3．实体经济陷入停滞导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功能异化。伴随资本主义积累矛盾进一步激化，与20世纪70年代初，实体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资本逐利的本性必然放开金融管制，以便为资本寻找到尽可以增殖的金融渠道。此时过剩资本纷纷从实体经济转入金融领域获取投机利润，试图用金融资本积累的方式代替产业资本积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步入金融化。实体经济步入衰退，无利可图，货币资本开始想方设法寻找增殖途径，迫使金融扩张，离开实体经济利用投机的方式获取利润。这正是意味着金融在衰退前的最后挣扎，下一步即将面临金融衰退……整体经济运行疲软。4．金融化是实体经济以及金融走向衰退的标志，是不可持续的。由此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金融化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造成的资本积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的结果，即实体经济陷入停滞后资本为了获利本性开辟出可供资本独自膨胀的金融市场，这种金融繁荣是建立在实体经济萎缩的基础上，是不产生任何价值增殖的投机行为，金融部门的投机利润只是对过去创造的价值的一种掠夺性再分配，是金融对实体经济功能的异化，它是不可持续。因此，金融膨胀并非意味着金融的健康发展，而是实体衰退的表现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兆。因此，金融化无法挽救实体经济停滞，只能使其陷入更深度的萧条。要想经济和金融恢复健康发展，最根本是需要通过创新和技术改革来提供重启实体经济新的增长动力，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活力。实体经济发展良好，才能带动金融进而整个经济体的稳健运行。
三、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协调性发展的对策研究
经济金融化范文6
1.商品期货市场金融化的产生原因分析
（1）商品期货市场快速发展的规模与参与结构变化是金融化的源动力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的期货市场经历了巨幅增长。在1998年，美国在交易所上市的期货和期货期权的成交量大约为6.3亿份合约。到了2007年，年成交量翻了五翻，达到32亿。2008年尽管经历罕见的金融风暴，但期货成交量仍在持续增长，与2007年比较增长了4.4%。而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必须处理、跟踪、分析的大户报告数量增长超过26%。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导致了期货市场的参与者类型与交易活动也日新月异。除了在数量上空前增长以外，期货市场的参与者以及交易策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期货市场的参与者可以简单的被分为两大类：商业性交易者(CommercialTraders)和非商业性交易者((NoncommercialTraders)。商业性交易者是指那些有基础商品的现货交易或者商业活动的群体，他们由于在现货市场面临价格风险而需要在期货市场做反向对冲，因此被称为商业性交易者。非商业性交易者，一般是指投机客，他们就是和商业性交易者做对手盘的投资者，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另一方面，期货市场中商品互换交易商以及商品指数交易者的数量增长迅速。从历史看来，商品收益和股票及债券市场的收益成负相关，因此大量投资者利用商品的风险暴露来平衡投资组合风险。此外，由于商品的收益一般与通货膨胀成正相关，所以投资者也可以利用商品来对冲通货膨胀风险。诸多因素引发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商品列入投资组合中，从而推动了互换交易商这类业务的繁荣发展。场外交易市场(OTC)发展的起源就是1981年世界银行与IBM之间的货币互换。
（2）监管环境对商品期货套期保值定义的放松推动了金融化发展的势头1980年中期开始，衍生品市场的交易与风险管理行为开始出现明显改变。应市场发展需要，美国期监会于1987年开始放松对套期保值的监管，修订了对期货套期保值的监管措施。最有代表性的事例为CFTC所定义的“BonaFideHedging”(善意保值)交易。这种新型交易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期货市场的飞速发展，传统现货市场的基金经理、投资人等开始意识到衍生品市场成本较低、流动性更好，风险管理更加便捷等优势。这些现货市场的投资管理人不断增加在衍生品方面的投资与交易活动。大量新型交易的出现，使得CFTC措手不及。原先制定的针对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投机等方面的监管政策法规不能适应市场的新发展变化。1986年，美国国会要求CFTC重新检讨对套期保值行为的法律定义等监管措施以适应市场需要。为此，美国农业部与CFTC一起提交了报告，报告中放松了对套期保值的定义，建议现货市场投资者利用期货进行现货避险、长期使用期货代替现货仓位、利用期货进行资产配置、利用期货实现固定收益组合的免疫策略、各类期权交易，特别是风险较低的期权组合交易等多种类型的期货交易不算作投机交易。同时给予上述类型的交易活动以“非投机”政策待遇。
2.商品期货金融化对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
综合有关研究文献，我们认为对商品期货价格形成机制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有四个，分别是代表国际计价单位与未来经济预期的美元汇率；金融化投资者交易活动日益增加的商品期货持仓量；新兴国家的发展；全球经济的预期。（1）美元汇率因素作为国际商品计价和结算的工具，美元汇率的变动也日益成为主导商品价格波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商品价格与美元的价值是紧密相关的，当美元贬值时，以美元价值衡量的商品价格上升，同理，当美元升值时，以美元衡量的商品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变得更昂贵，因此他们的需求变得少了，导致商品价格与美元汇率成反向的关系变动。此外，当美元疲软时，投资者会习惯性的转向原油或者其他商品资产种类作为对冲策略。（2）期货持仓量因素马瑾对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厂商和投机者行为对期货定价影响的研究表明，当多头持仓量在市场占优的情况下，期货价格会持续上涨。商品指数基金属于典型的“做多型基金”，他们不断买入近月合约，并在交割月临近时滚动移仓，将持仓移至较远的月份。（3）全球经济的预期对价格机制的影响预期是一个同样不可忽略的很重要的因素。由于很多商品的产成具有时滞效应，因此真实价格并不能很快得知。很多情况下，投资者都靠自己的预期来投资或者投机。当投资者预期商品价格将上升时，会立即提前购买，导致价格的真实上升，这也被称为预期的自我实现。
3.商品期货金融化对市场参与者行为与结构的影响
商品期货市场上金融化投资者中，最主要的两类分别是指数化投资者和期货管理基金。指数化投资者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过大量的商品期货持仓来复制并跟踪特定的商品期货指数，其根本目的是将商品大类投资作为投资组合中的一项另类选择，实现分散风险和提高收益效果。由于在商品期货市场上大量集中的持仓，指数化投资者以其相对优势的资金实力，可能对期货市场价格产生单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指数化投资者在调整自身投资组合结构时，也有可能带来“权重变化效应”，引起商品期货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期货管理基金是专业的期货投资管理或投资咨询机构，其特征是利用技术分析的方法，在程序化交易技术的辅助下，对商品期货的短期波动进行预测与投机，通过价格波动来获取收益。理论上看，大量期货管理基金采取类似的技术分析交易策略，可能导致交易行为的趋同性，增加市场价格波动，起到助长助跌的影响。
4.总结和建议
经济金融化范文7
关键词：金融科技；企业金融；投资企业；金融化脱；实向虚；金融投资收益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迅猛，给金融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革，受到各个国家政府和机构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金融科技的探索。随着《“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督指导意见》等政策颁布，金融科技产品正式成为国家政策引导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始受到重视，数据治理被视为重要的制度性建设与基础性工作。随着金融科技概念逐渐深入中国，业界涌现了一批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为金融创新服务的科技企业。201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旨在切实做好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指引，引导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正确使用。中国金融科技在经历前几年的野蛮生长后进入了市场调整期，伴随金融科技领域数条监管政策落地，相关细分领域的监管框架逐步完善，行业规范得到进一步提升。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强调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赋能作用，推动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其作为首份规范金融科技发展的顶层文件，给予金融科技相当高的政策定位，金融科技发展自此进入健康有序、稳步增长的新时期。在此期间，学术界也给予金融科技广泛关注，不少文献讨论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实体企业层面带来影响与冲击，然而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投资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有限，因此本文着重关注这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具有超额利润率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资本逐利动机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脱离原本的主营业务，加入金融投资活动行列，大量的资源脱离实体经济部门逆向流入金融、房地产等虚拟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脱实向虚”问题已不容忽视。但是，学术界目前对导致该问题的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治理措施讨论还比较有限，主要围绕企业层面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杜勇等，2019；李馨子等，2019）。虽然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外部环境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作用效果（彭俞超等，2018），但是相关研究较少聚焦于金融服务、金融发展等外部影响因素，而且一般站在传统金融服务视角，分析角度相对有限。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融合发展，金融科技之于传统金融领域的巨大冲击也会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带来影响。一方面，金融科技可能通过拓宽投融资渠道、降低财务风险来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预防性储备动机；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也可能通过降低金融投资成本、改善金融投资回报影响了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投机性逐利动机。因此，本文认为从金融科技视角探讨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规避措施是至关重要的。相较于已有文献，本研究主要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当前学术界关于金融科技发展对微观企业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广泛讨论，但关于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投资互动关系的相关文献还比较有限，特别是鲜有研究从金融发展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本文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丰富了从微观层面讨论金融科技发展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也从金融科技视角扩展了企业金融化动机及治理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第二，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正走在世界的前列，除了要积极把握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机遇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监管防范其可能对中国金融稳定运行带来的冲击，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讨论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正向作用，较少地关注金融科技发展可能存在的负面冲击，本文基于中国特色背景深入讨论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机制以及各类异质性影响，挖掘并厘清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缓解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思考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研究；第六部分是结论及建议。
二、理论基础
（一）文献综述
引致“脱实向虚”的金融化问题是由于金融领域在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经济收益等方面影响力上升，众多微观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那么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已有研究将企业金融投资的动机主要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预防性储备动机，即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降低经营风险，考虑到金融资产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和较低的调整成本，企业会选择进行金融投资，在增强增加企业资产流动性的同时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Soener,2015；KlimanandWilliams,2015；杨松令等，2019；邓路等，2020）；二是投机性逐利动机，即实业利润的持续下降与金融资产收益的爆发增长，使得管理者在面对短期业绩考核压力时，更愿意以牺牲实体经济投资为代价，选择进行金融投资追求短期的高回报。（胡奕明等，2017；彭俞超等，2018；SenandDasgupta,2018；段军山、庄旭东，2021）。因此，本文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出发，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基于已有研究理论并结合经济现实来完善本文的假设。
（二）理论分析
从企业预防性储备动机视角而言，金融科技发展可能会抑制企业金融投资，缓解“脱实向虚”问题。金融科技依托其独特的技术优势，能从根本上改善证券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等环节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ChiuandKoeppl,2019），变革传统的融资与支付方式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Yosepha,2018），并且能缓解传统金融服务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其普惠性质将传统的“长尾”客户纳入服务对象，逐步扩大信贷业务规模（RasheedandSiddiqui,2019），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与可得性。更为丰富的融资渠道与便利的金融服务，可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预防性储备动机，即企业会考虑削减自身的金融投资。此外，金融科技发展还可能有利于缓解企业财务风险，进而抑制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金融科技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资源，能帮助改善投资不足引起的非效率投资，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技术深入应用还有利于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委托代理问题，通过约束管理者以避免企业进行非效率投资。这些非效率投资的减少有助于缓解企业财务风险（夏子航等，2015），可能有助于避免预防性储备动机带来的企业金融投资选择。然而，近年来，在整体经济不景气以及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日益微妙（黄琼宇等，2021），基于金融渠道的利润积累已逐渐成为企业盈利的主导模式（张成思、张步昙，2016），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也更可能为投机逐利，而非预防性储蓄（彭俞超等，2018；段军山、庄旭东，2021）。基于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视角，金融科技发展则可能会促进企业金融投资，进而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金融投资十分依赖准确而有效的市场信息，而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正逐渐从生产流程上改变传统的金融信息供给格局（丁娜等，2020）。传统的金融信息供应来源于分析师，然而中国的分析师基本供职于拥有多种业务的大型券商，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冲突问题（曹胜、朱红军，2011），其所提供的报告有效信息含量低且存在乐观偏差（伍燕然等，2012；许年行等，2012）。而随着金融科技迅速发展，聚焦于金融信息整合与服务投资咨询领域的金融科技平台不断涌现，各类基于海量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自动化研究、智能投顾、量化投资等专业咨询服务也易于获得，金融信息的获取及传播方式得到了革新。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信息的供给，加剧了金融市场信息生产领域与投资咨询的市场竞争，这有助于提高传统分析师的信息质量（HongandKacperczyk,2010；Merkleyetal.,2017），进而使得投资者能够获得更加全面而有效的信息，改善企业金融投资回报，基于投机性逐利动机企业也更愿意选择将资源投放到金融市场获取高回报。而且，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抑制管理层、信息披露等公司违规行为（牟卫卫、刘克富，2021），并且通过克服外部环境恶化、内部治理不善等负面影响，降低股价崩盘的可能性（吴非等，2020），这均有助于金融市场稳定，企业的金融投资风险更小，也会更愿意参与金融投资活动追求短期高额利润。此外，金融科技发展还有助于贷款机构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风险信息处理能力（Heiskanen,2017），进而减少各类风险带来的损失，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易获得的资金、较低廉的成本带来了短期回报的高利润空间，使得更可能触发“凡勃伦效应”，即资金资源由于容易获得而不被珍惜，加剧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企业可能不会选择“物尽其用”地发展主业，特别是在金融投资回报高、金融信息易于获得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将其用以金融投资。基于以上推论，本文认为，一方面，金融科技发展可能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减少财务风险来降低预防性储备动机，进而减少企业金融投资活动，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发展也可能通过改善金融投资回报加剧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促进企业金融投资。对中国企业而言，金融科技发展之于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具有何种冲击还尚未有定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一对研究假说：假说A：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具有抑制作用，缓解了“脱实向虚”问题。假说B：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根据公司注册所在地与金融科技发展的地级市（或直辖市）数据进行匹配，构建了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集。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科学性与可靠性，本文还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一是剔除掉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二是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三是剔除ST、PT公司样本；四是剔除了资不抵债的公司样本，五是对连续变量做上下1%的缩尾处理。其中，金融科技发展数据来自基于金融科技相关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用地区层面数据则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其余用以变量衡量、样本分类的企业层面信息、财务等相关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二）变量衡量与说明
1.企业金融投资。本文主要从企业金融投资出发，探讨金融科技发展是否加剧企业金融化问题，因此将企业金融投资界定为企业进行相应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借鉴段军山、庄旭东（2021）研究的做法，用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所占总资产比率衡量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参考杜勇等（2017）对该变量的设计，企业金融资产包括以下6个部分，分别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净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投资性房地产净额。此外，本文还选择用下一期的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所占比率衡量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_lag）进行滞后影响估计，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逆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而且，考虑到投资性房地产具有的特殊性，参考胡海峰等（2020）的做法，本文还在原企业金融资产定义的基础上剔除了投资性房地产部分，重新衡量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_rej），进行替代变量稳健性检验。
2.金融科技发展当前学术界对地区金融科技发展的衡量还没有统一标准。一般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代理变量衡量地区金融科技发展状况，亦或者自行进行设计直接构建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前者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数字应用中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更多地侧重金融普惠性且基于支付宝使用数据进行测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者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且得到的指标多是整体指标或者省级指标，地级市层面数据基础指标数据有限。本文探讨的是地区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产生的影响，考虑到网络引擎搜索数据是基于众多个体需求的数据，其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且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能较好地反映发展现状（SiliverstovsandWochner,2018），有助于宏观经济的预测（刘涛雄、徐晓飞，2015；D’AmuriandMarcucci,2017），因此借鉴盛天翔、范从来（2020）、李春涛等（2020）的方法，基于金融科技相关关键词的百度搜索指数对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指标进行构建。考虑到本文选择衡量地区金融科技发展的整体基本状况，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百度搜索指数的数据可得性①，选择了“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识别”7个关于金融科技直接称呼或基础技术的关键词，基于网络爬虫技术爬取了各关键词在地级市（或直辖市）层面的百度搜索指数②，并将同一地级市（或直辖市）层面的所有关键词搜索结果数量加总③，得到的总搜索指数再除以各地级市年末总人口数，用其衡量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进一步地，本文也用金融科技总搜索指数的自然对数值重新衡量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_log）以进行稳健性检验④。此外，为了保证研究结论可靠性，参考邱晗等（2018）、宋敏等（2021）的做法，本文还尝试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Fintech_df）、数字金融使用深度（Fintech_dep）替代原解释变量进行模型估计，做稳健性检验。
3.其他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的研究。本文还引进了如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融资约束（Fc）、托宾q值（Tq）、董事会规模（Board）、董事会结构（Indep）、账面市值比（Bm）、股权集中度（Top）。
（三）模型设计与说明
基于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以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为被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为解释变量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01,,,ititkititkFinratioFintechControl其中，下标i表示各个企业，下标t表示各个年度，Controli,t代表上述所有的控制变量集，ε代表残差项。本文通过引入年度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城市虚拟变量分别控制时间效应、行业效应和地区效应①，此外考虑遗漏变量问题，还进一步控制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进行模型估计。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若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系数显著为负，代表企业金融投资倾向于预防性储备动机，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具有抑制作用，有助于缓解“脱实向虚”问题；若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系数显著为正，则代表企业金融投资倾向于投机性逐利动机，金融科技发展会促使企业进行金融投资，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而且，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内生性讨论。本文进行了更换变量衡量指标、缩小企业样本区间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且考虑遗漏变量问题，分别引入地区层面控制变量进一步控制地区效应，而且还考虑外部治理因素对模型进行检验。此外，为了缓解反向因果、样本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影响，本文还采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并且利用政策冲击构建DID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报告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的均值为3.30%，最高值达到了38.59%，下一期的企业金融投资变量（Finratio_lag）的均值为3.86%，最高值则达到了41.79%，说明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金融投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Fintech_log、Fintech_df、Fintech_dep）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近些年金融科技发展迅猛，相关问题的探讨十分必要。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显示了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第（1）列报告了基于原始数据的估计，不加入控制变量，也不控制时间效应与行业效应，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估计系数为0.7747，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第（2）列中，在添加了企业财务特征层面与组织管理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组后，此时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估计系数为0.6801，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第（3）列、第（4）列和第（5）列中，逐渐引入时间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与城市虚拟变量，即在第（5）列的模型估计中同时控制了时间效应、行业效应和地区效应，此时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估计系数为0.2178，在5%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地，在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后，如第（6）列所示，模型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估计系数为0.2249，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整体上看，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投资之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高度显著的经济关系。而且，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系数在整个模型估计过程中始终为正，也反映了该估计结果是较为稳健的。综上，金融科技发展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研究假设B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变量衡量指标模型估计。考虑到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可能存在滞后影响，并且被解释变量采用下一期衡量进行滞后项估计，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选择用下一期的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所占比率衡量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_lag），替代原被解释变量进行模型估计。表4的第（1）列报告了其估计结果，说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滞后影响显著为正，与前文研究结论保持一致，体现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考虑到投资性房地产具有的特殊性，参考胡海峰等（2020）相关做法，本文在原企业金融资产定义的基础上剔除了投资性房地产部分，重新衡量被解释变量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_rej）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的第（2）列显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该估计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即在更换了企业金融投资的测度方式之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地，本文采用了金融科技总搜索指数的自然对数值重新衡量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_log）以进行替代变量模型估计。表4的第（3）列报告了该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该估计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即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参考邱晗等（2018）、宋敏等（2021）的做法，本文选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子指数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分别对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进行重新衡量，作为原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替代指标（Fintech_df、Fintech_dep）进行模型估计。从表4的第（4）列和第（5）列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即在更换了金融科技发展的测度方式之后，研究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体现了结论的稳健性。
2.缩小企业样本区间模型估计创业板企业上市要求往往更加宽松，但其所受监管更为严格，而且创业板企业保持着较高的研发支出，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对金融投资方面的决策选择与动机可能相较于其他企业有所不同。另外，相较于其他行业，制造业企业对固定资产、研发创新等方面投资较为依赖，其对金融投资选择可能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为了考量特殊样本可能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本文选择创业板、制造业的企业样本数据分别进行模型估计，进一步检验模型结论的稳定性。从表5的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出，得到的结果与上述研究结论相符，说明得到的研究结论较为可靠。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与随之推出的“四万亿投资”政策对中国企业投资造成了持续影响。因此，为了排除特殊事件冲击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选择剔除金融危机发生后三年样本，即基于年份子区间2012—2018年样本进行模型估计，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5的第（3）列所示，与之前的结论保持一致。另外，2015年“千股跌停”的中国股灾也很大程度上会对金融科技的发展与企业的金融投资决策带来冲击。因此，参考唐松等（2020）的做法，本文选剔除2015年的样本企业进行模型估计。从表5的第（4）列可以看出，估计结果与之前的结论保持一致，体现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尝试排除特殊政策冲击的影响。2016年、2017年发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督指导意见》和《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等相关政策，使得金融科技产品正式成为国家政策引导方向，对信息技术之于金融领域的地位带来巨大冲击。因此，为了排除该特殊事件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本文选择剔除2016年、2017年的样本重新进行模型估计。从表5的第（5）列可以看出，得到的结论与前文结果依然保持一致，较好地反映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此外，考虑到上市企业可能存在办公所在地与注册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况，为了避免该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还进一步剔除两者不一致的企业样本进行模型估计，检验结果如表5的第（6）列所示，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3.考虑遗漏变量问题模型。估计尽管本文设置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企业个体效应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遗漏变量问题，但本文认为，经济发达程度、市场化进程与金融发展状况等地区层面因素仍可能对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化产生影响，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因此，本文在原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经济发达程度、市场化进程和金融发展水平三个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分别用地区GDP的自然对数值、中国市场化指数和经地区GDP标准化的各省份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进行衡量①。表6的第（1）列、第（2）列和第（3）列报告了分别引入各个地区控制变量后的模型估计结果，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估计系数高度显著为正，在第（4）列的模型估计中同时控制了所有地区控制变量，研究结论依旧保持稳健。此外，企业金融投资决策除了受公司层面因素的影响，可能还受到外部治理因素的影响，例如分析师关注带来的资本市场压力（杨松令等，2019）。因此本文选择进一步添加治理因素变量或治理因素变量交互项进行稳健性检验，选择对分析师关注度（Analys）这一典型的治理因素加以控制②，并且通过检验交互项回归系数的方法检验其是否影响了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企业金融化。从表6的第（5）列和第（6）列可以看出，在控制分析师关注的治理因素之后，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对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的估计系数依然高度显著为正，体现了原结论的稳健性。此外，相互项的估计系数则不显著，表明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分析师制度对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企业金融化还尚未发挥出显著的治理效应。
（四）内生性讨论
1.动态面板估计（SYS-GMM）本文通过引入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SYS-GMM估计，尝试进一步修正遗漏变量、衡量偏误等潜在内生性问题，削弱其对模型估计带来的影响以提高估计效率，检验结论稳健性。表7显示了模型相关检验结果和估计结果。可以看出，AR(1)的检验p值小于0.05，AR(2)的检验p值大于0.05，可以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Hansen检验P值为0.834，说明并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即满足模型有效性。模型估计结果也与原结论保持一致，较好地检验了研究结论稳健性。
2.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为了进一步缓解其他遗漏变量和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检验。本文根据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平均值将样本企业分为处理组（大于平均值）和控制组（小于平均值），配对过程如下：首先，估计logit模型，计算出倾向得分，协变量为上述设定的全部控制变量。然后，按照最邻近匹配的方法，进行了不放回的1:1匹配。最后，基于配对样本进行检验。表7的报告了匹配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①，可以看出原结论依旧显著成立。
3.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尽管百度新闻搜索量级较大，并且是由众多需求个体自发的互联网搜索行为构成，其结果不太可能由企业所驱动，反向因果问题相对较弱，而且本文还进行滞后项估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影响，但是为了进一步削弱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尝试使用传统工具变量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考虑到信息技术应用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即与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而且其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不存在直接影响，同时地区信息技术应用是各方面共同作用且长期发展的结果，很难由单个企业进行主导影响，具有较强的外生性，较好地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因此，本文选择地区信息技术应用（Inter）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地区面积标准化的互联网宽带接口数进行衡量并进行两阶段模型估计。从表7可以看出，相关检验显示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问题，而且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符合预期。在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中，基于工具变量估计得到的解释变量（Fintech）系数显著为正，与原结果一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影响，保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定性。
4.双重差分法估计（DID）除了上述方法。本文还进一步尝试用双重差分法削弱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影响。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要提升金融机构科技运用水平，鼓励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打造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信息、资金、产品等全方位金融服务。这是国家首次政府文件中提出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这一中央政策对各地区的金融机构与新兴科技融合发展是一个较好的外生冲击，而且各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同会使得这种冲击存在差异。因此，参考宋敏等（2021）相关做法，引入其作为政策冲击构造DID模型。本文参考钱雪松、方胜（2017）的处理方法，从各地区对这一政策冲击的异质性反应出发构建对照组和处理组，并且借鉴宋敏等（2021）的分组方式，依据研究样本里2015年各地级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数字化程度得分）的中位数进行划分，进一步设置对照组和处理组识别指标Treat。当企业所在的地级市2015年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小于研究样本中所有地级市的中位数时，标识为处理组，即Treat的值取1；当企业所在的地级市2015年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大于研究样本中所有地级市的中位数时，标识为对照组，即Treat的值取0。此外，还设置政策变量Post，政策提出时间为2015年，2016年及以后的样本Post的值取1，其余的值取0。基于以上设定，本文构建了如下的DID模型进行检验，其中，模型中的其他的变量与前文设定一致，控制了时间效应与个体效应进行回归分析。表8的第（1）列和第（2）列报告了DID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不放入控制变量和放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估计中Treat×Post的系数均高度显著为正，说明受政策冲击较大的地区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促进程度更大，即金融科技发展能显著提升企业金融投资水平，与预期保持一致。考虑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底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这一要求是针对中国经济出现的“脱实向虚”问题提出的，而且2018年开始的P2P暴雷潮阻碍了金融科技发展与随之而来的监管政策可能会产生冲击。这方面相关政策的推出造成干扰，可能影响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识别效果。为了排除这一因素，本文设置政策干扰虚拟变量（Reform），若2017年及以后的样本变量值取1，其余的值取0，在回归中添加交互项进行检验，从表8的第（3）列可以看出在控制该相关政策冲击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促进作用并未因此而受影响。此外，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参考钱雪松、方胜（2017）、宋敏等（2021）的做法，在回归模型中加入Treat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判断是否满足平行性假定，结果如表8第（4）列所示。可以看出，Treat在与事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Treat×Year2016、Treat×Year2017、Treat×Year2018）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原回归具有一致的逻辑，但在Treat与事前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中，Treat×Year2013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可能是由于在2013年存在相关冲击因素。2013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互联网思维成为影响并改变着传统金融业态形式的冲击力量，银行、券商、基金、保险等传统金融业机构都开始在这一年中谋篇布局，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新浪等互联网巨头都开始涉足金融领域。该交互项的显著可能是2013年中国新一代信息科技与金融领域深度融合发展带来的冲击所致。因此，为了排除这一影响造成结论的不可靠，本文尝试通过剔除2013年这一特殊年份的样本、剔除2013年及以前的年份样本两种方式，进行DID模型估计，并在回归中加入Treat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捕捉事前两组样本在企业金融投资（Finratio）上是否有显著差异，以重新检验并判断是否满足平行性假定。表8的第（5）列、第（6）列、第（7）列和第（8）列报告了DID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平行性假定检验结果。可以看出，Treat×Pos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且Treat与事前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均不显著异于0，这意味着在政策实施前，两组企业在金融投资水平上的差异并不显著，满足DID的平行性假定，Treat与事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则显著为正，较好地缓解了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影响。
五、进一步研究
（一）企业金融投资动机的再甄别：异质性影响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抑制公司违规行为且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而且增加了金融市场信息的供给与提高了信息的有效性，进而改善了企业金融投资的回报。在当前实体经济低迷、回报率不高的情况下，实体企业更愿意选择从事进行金融投资套利活动，追逐超额的利润，即金融科技发展增强了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进行金融投资。在中国，金融领域对不同实体企业的支持总是存在差异，而且各企业的资源积累与竞争能力也有所不同，因此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大规模企业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与技术积累，拥有先进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水平，具备更强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而企业规模是金融部门自由信贷配置的关键考察要素，相较之下小规模企业较难获取充足的资金资源，优化要素组合的能力较弱，在其他各方面也难具竞争优势。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往往融资环境相对宽松，而且与政府关系密切，各项目资源渠道较丰富；相较之下民营企业则由于传统金融征信体系不完善，存在严重的借贷约束，这会引起产生效率损失进而导致实业投资回报较低。而金融科技发展弥补了传统金融的劣势，信贷配置不再仅仅依赖于固定资产等硬资产抵押，其对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效果更大。因此，若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主要动机倾向于投机性逐利，则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由于自身在实业领域里竞争力较弱、投资回报有限，更容易进行金融投资，而且资金资源获取较为容易，不受限于各类担保抵押，其投机性逐利动机更强，即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应该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若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主要动机倾向于预防性储备，则金融科技发展之于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更大融资约束缓解作用会让其无需通过持有金融资产保持流动性，即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应该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小甚至不显著。为了深入挖掘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投资的内在联系，进一步甄别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同时观察金融科技发展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样本分类进行检验：第一，将变量企业规模（Size）大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归为大规模企业，小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则为小规模企业；第二，根据企业性质将样本分为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并且，考虑到分组检验的样本数量存在一定差异，本文进行了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以保证差异分析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报告了企业金融投资动机的再甄别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的系数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均高度显著为正且更大，而且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所得到的经验p值均在5%水平上显著①，验证了上述差异在统计上的显著性，确保了分样本估计结果可比性与可靠性。该回归结果与主检验回归结果具有一致的逻辑，即企业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投机性逐利，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增强这一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
（二）投机性逐利动机的再检验：风险承担的交互项分析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意味着企业偏离行业集中战略的可能性越大，也代表着企业更愿意冒高风险。相关研究也表明，较高水平的企业风险承担往往使用更为激进的短期债务期限结构，而且伴随着较高的债务融资，财务风险十分大（Faccioetal.,2011；李文贵、余明桂，2012）。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承担水平高的企业本身就会偏好于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套利活动，而且在当前实体经济低迷、回报率偏低情况下，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更需要追求金融市场的短期高额回报，即加剧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根据前文的推论与检验，企业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更加倾向于投机性逐利，即金融科技发展促使企业更加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因此，如果投机性逐利动机是成立的，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越高的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的促进作用就应该越大，即风险承担会增大金融科技发展加剧企业金融化的程度。为了再次验证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识别风险承担对金融科技发展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的调节作用，本文在主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调节变量企业风险承担（Risk_sd、Risk_rg）进行交互项检验，控制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进行估计对于引入的企业风险承担变量，已有研究所使用的指标主要包括盈利波动性、股票回报波动性、负债比率等，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较大且本文侧重于企业经营选择方面的探讨，本文参考何瑛等（2019）、庄旭东、段军山（2022）的研究选择用企业的盈利波动性衡量企业风险承担变量，并借鉴其测度方法进行计算。此外，模型中其他相关变量的设定与前文设定保持一致。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一般为3年，本文选择以每三年（T-1,T,T+1）为一个观测时段。上述式子中，t代表在观测时段内的年度，取值1至3，X则代表某行业内企业的总数量，k代表该行业的第k家企业。Adj_Roa为企业相应年度经行业年度平均值调整得到的息税前利润（EBIT）与当年末资产总额（ASSET）的比率，然后进一步滚动计算企业在每一观测时段内Adj_Roa的标准差和极差，即为用以衡量调节变量企业风险承担（Risk_sd、Risk_rg），其数值越大，说明企业经营风险更高。表10报告了企业金融投资动机的再检验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引入两种衡量风险承担变量与原解释变量所构成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越高的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大，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该回归结果与主检验回归结果依然具有一致的逻辑，即企业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投机性逐利，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增强这一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
（三）影响渠道探索：基于金融投资回报的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认为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主要动机倾向于投机性逐利，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则改善了企业金融投资的回报，进而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企业金融化问题。本文尝试讨论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投资回报的作用，进一步地检验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渠道，从以下两个方面衡量中介变量金融投资回报。第一，考虑到企业无论进行实体投资还是偏好金融投资，其最终目的均为获得回报，即为了提高营业利润，本文借鉴宋军、陆旸（2015）研究的思路，通过从企业收益中剥离出金融收益并计算金融收益占比对金融投资回报进行衡量。考虑到企业进行金融投资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在利润表中往往表现为净收益，投资过程中的费用己经扣除了，即使没有扣除往往相应的费用也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对传统财务报表下的营业利润（Oper_p）计算公式进行调整分析：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投资收益)实体收益+金融收益因此，本文认为，从利润表的角度，可以用金融收益占营业利润的比例，考察企业金融投资回报的水平，金融收益金融收益占比营业利润此外，基于上述定义考虑，若金融收益占比大于1，则说明实体收益为负，企业势必会放弃实体投资；若金融收益占比小于0，则说明金融收益为负，企业势必会放弃金融投资。从理性人角度出发，企业的实体收益或金融收益应该均为正，即金融收益占比应在[0,1]范围内波动。因此，本文进一步选择对范围外的异常值样本进行剔除再进行考察。第二，本文还参考胡聪慧等（2015）、杜勇等（2017）的做法，用企业资产规模对金融投资收益额作标准化处理衡量金融投资回报，其计算公式为：(Finroa)100%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金融投资收益总资产根据上述分析与定义，借鉴唐松等（2020）、宋敏等（2021）采用的影响机制检验方法，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模型（9）和模型（10），构建以金融投资回报（Finrop、Finroa）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组，以探索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渠道，模型中的其他相关变量与前文设定一致报告了金融科技发展影响渠道的检验结果。从表1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金融投资回报在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金融投资之间存在中介效应，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提升企业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脱实向虚”问题。这也再一次验证了金融科技发展的金融投资收益改善作用与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投机性逐利动机。
六、结论及建议
经济金融化范文8
关键词：实体经济；金融投资风险；核心竞争力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制度的建设，实体经济经营行为出现了独立化和市场化的现象，实体经济开始在不忽视实物资产的基础上，逐渐重视金融资产，使收人来源变多。随着金融资产的增多，实体经济的风险也同步增加。尤其自金融危机以来，拥有金融资产越多的实体经济，风险越大，实体经济价值影响也越大。随着金融市场环境的发展与改变，金融资产发展更加多元化、多样性，中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持续调整，部分实体经济出现资金流动性缓慢、资金回收周期延长的情况。通过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品种、投资现状以及现金流管理现状的分析，发现实体经济决策层对投资收益和风险认识不足，本文强调实体经济应明晰金融资产的双刃剑效应，更加重视企业核心竞争力，以便更好、更快、更稳定发展，并通过金融资产投资优化资产结构，实现发展战略，提高协同效应，促使实体经济利益最大化。
一、金融资产的特点和金融投资的发展现状
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及其等价物，和其他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具有收益性、流动性、风险性等特点，实体经济能够把金融资产当做货币持有，可在交易时使用。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相比，收益时间较短，灵活且容易投机取巧获得很高的利益，成为吸引实体经济的优势所在。金融危机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逐渐转移到金融。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非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20%左右；80年代以后，此比例上升到了50%左右。制造业比例严重下降，曾经一派繁荣的汽车制造业中心底特律逐渐萧条，几乎成为“废城”。部分学者认为，非金融企业会釆取削减工人工资与福利、利用欺诈钻营提高利润等手段来化解压力，并且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高度金融化减少了就业机会，导致美国中产阶层的消失，从而造成经济慢性萧条和高度不稳定。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增加，金融业在全球化与世界经济金融化的影响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实体经济也逐步借鉴西方企业模式，来发展自身的理论和资产结构框架。近些年，许多企业利用金融资产获取了较大的利益，引来更多企业纷纷效仿，一段时间以来金融投资行为甚嚣尘上。相关数据显示中国A股上市实体经济中有84%参与金融投资，国资委下属的117家中央实体经济中有89家涉足金融行业，实体经济同样受到了影响，不少实体经济参与到金融投资之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的同时，填补了实体经济主业周期较长但收益较差的特点。
二、金融投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基石，振兴实体经济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点，发展好实体经济才能实现稳中求进。然而很多企业都受到高额利润的驱使，将大量资本投入到金融投资之中，反过来就没有足量的资本来加大生产力，提高现有的经营活动水平，背离了实体经济的初衷。金融投资短时间之内能够起到激发实体经济的职能，然而由于金融资产的自我扩大，在较长一段时间后却开始阻碍实体经济。金融投资过程使得实体经济减少实体投资，金融市场的繁华使得在为创造实物资产投入资本的同时，让实体投资失去它本身的魅力。当金融收益多于实体收益之时，实体经济用更多的资本进行金融投资，加上金融投资的成本具有很强的不准确性，所以实体经济越来越青睐于能够在短时间就能够取得收益的投资。渐渐的，金融投资开始独立于实物资产，变为单纯的投机行动，实体经济深涉其中。金融市场繁华使得其地位强于实体经济，同时所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多。实体经济能够使用的资本被金融投资占用，开始慢慢丢弃一些长时间才能获得报酬的实体投资，转向短时间内取得利益的金融市场，直接导致过多的金融投资抑制实体投资。加之实体经济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产能过剩以及同行竞争压力过大等问题，实体投资的利润减少，实体投资利润率下降，阻碍自身价值的提高。一旦金融投资失败，对实体经济而言，可能就是灭顶之灾。让我们看看如下案例。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石油衍生产物买卖亏损5.5亿美元，竟然不得不因此而面对重组。2003年，东航利用燃油期权进行套期保值业务，一度盈利增加，但由于2008年航油价格下降，浮亏62亿元人民币，后得益于国资委注资，才免遭破产的厄运。即使是金融企业，专家众多，也未必能逃脱错误投资带来的灾难。尤记当年参与乐视体育B轮投资的投资者，包括海航及多家国资背景的公司，这些机构都是职业投资人，却同样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判断。过量金融投资损失对投资者产生严重冲击，普罗大众的实体经济又如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独善其身？
三、实体经济应当如何利用金融资产
(一)控制金融资本的投资规模。实体经济应以资本增值作为第一目标。实体经济要在不妨碍主业发展的前提之下，提升实体经济的投资盈利水平。这就要求决策层首要的任务是厘清主次，明确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实体经济长远发展战略，避免盲目轻信的从众心理，将金融资产的规模放在可控的范围内，保障公司的经营活动正常运行。要对实体经济产品架构进行有用的调节，加强研发、设备更新和拓展市场，宗旨是使实体经济打下更强更坚实的实业基础。
(二)规避金融投资风险，引进金融投资风险管理体系，确保设定符合实体经济的使命和风险容量的目标，对现有金融资产结构进行全面、持续、合理的监控和评价，确保当金融投资偏离实体经济的风险容限时，能够动态的做出正确的反应，使金融投资发挥其保值增值的作用。投资项目上采取长短期结合，兼顾稳定和投资收益，优选债券、优先股等安全可靠、有稳定收益的投资方案。
(三)提高实体经济的资本管理能力。实体经济应着力于资本的管理能力提升，提高存货周转率和资金使用率，提升资本使用质量和效率，让资本在各个经营环节快速运转，使得实体经济的资金得到最大的使用。决策层对实体经济目前的发展情况要清晰，充分了解市场布局，清醒地认识金融投资作为一把双刃剑所带来的效应，精心保护好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实力。从实体经济长期发展看，让金融投资的盈利为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保驾护航。
四、实体经济研究金融投资的意义所在
金融资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利用经营活动收支差额来获取利益。实体经济可以持有一定规模的金融资产，闲置资金可以用来购买有价证券来获取利润，以此保持实体经济现金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但要防范出现SmithandWatts总结的“债券的出现会让实体经济决策层有投资不够念头”的预言。实体经济决策层为了防止亏损，应选择购买能够带来正常回报的金融资产，而不是把重心放在高风险高利润的投资项目上，以防越来越多的无计划金融投资对实体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亦或当实体经济被资本市场上的高额利润所吸引，过多购入金融资产，导致弱化经营投资和活动水平，更严重的是金融资产投资损失会对实体经营活动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所以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究竟如何进行金融投资需要慎重考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金融资产已经融入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全球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实体经济应该适应新的发展，跟随时代的步伐，适度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但应充分认识到金融资产投资活动中，机遇与风险共存亡，具有不可预测性，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的。凡此种种都要求实体经济进行金融投资时必须抱有专业和审慎的态度，了解金融资产结构，从国内外实体经济金融资产投资中获取经验，进行不断摸索创新，降低金融资产投资风险。对不同的金融投资方式，采取不同的规避风险投资措施，来促进实体经济在金融资产投资领域的发展，从而取得经济正效益，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成就更多的百年老店。如果说实体经济的长远和健康发展是道的话，那么金融投资的技巧和盈利能力只能算作术。道大于术，术应服务于道。纵使一时的繁华，也不应消弭决策层建立实体经济之初的那一份信念，这也算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参考文献：
[1]2016-2017全球投资市场蓝皮书，FX168金融研究院.
[2]周骏.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2003年中国金融与投资发展报告.
[3]朱小斌.非金融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与趋势.
[4]张瑾.非金融业上市企业持有金融资产规模影响因素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