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录”从古至今都为中国人所常见常用。语录及语录体产生于春秋时期，其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深受儒、道、佛哲学思想的影响。产生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西方对话录，受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形式逻辑特点。语录体和对话录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归属各自的文化体系、语言体系，各具特点，相映生辉。
［关键词］语录;语录体;对话录;古希腊三贤;形式逻辑
一、语录和语录体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百家争鸣蔚然成风，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观点主张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使用的“语录”这种语言表达形式。语录的特点是“词约意明，文简理诣”(《重刻〈菜根谈〉原序》)。《道德经》是我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共81章，不到5000字，平均每章不过60来个字，虽只言片语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论语》是最早的语录体作品，20篇近500条(则)，也不过2万字，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的有关孔子讲学、对话的言论，每条(则)长短不一，有的只有寥寥数语。老子、孔子的思想和由他们创立的道家、儒家学说，不但对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式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影响重大和深远，成为汉语表达方式的“标配”。比如《孟子》7篇261章，就是语录体的散文集。记录北宋教育家、理学家程颢和程颐兄弟两人言行的《二程遗书》(又称《河南程氏遗书》，共25卷)，更是堪称可以与《论语》媲美的语录体典范之作。其中不少简明深刻、语约义丰的语句流传后世，成了人们常用的成语、励志的警句和格言。就连很多文学理论著述的语言也是言简意赅的语录，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词，四曰俗字，五曰俗韵。”白居易《新乐府序》:“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语录式的表达随处可见。语录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伦理、道德修养、文化教育、艺术创作、为人处世、婚姻家庭等无所不及，论者的智慧和机巧往往就隐藏在要言不烦的语录中。从《论语》《孟子》众多的对话、问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孟子不管是面对学生还是面对国君，既没有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的才学卓识，也没有侃侃而谈地引申自己的观点主张。他们总是那样从容负责地教导学生、启发他人，有一种雍容和顺、不疾不徐、举重若轻的气度。在语言表达上，要么三言两语，用浅显易懂的口语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说出来，对方一听便懂;要么迂徐婉转，通过讲故事、引类比喻的方式，间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言外之意听者稍加揣摩就能恍然大悟。
二、对话录与“古希腊三贤”
西方的文明和文化起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被誉为“古希腊三贤”，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孔子、孟子可算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是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文化产生和形成最主要、最伟大的奠基人和创建者。苏格拉底在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诗人的作品后，靠自学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30岁左右，他做了一名不取报酬的社会道德教师，在交易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人们可以随处看到他与人谈论、探讨问题的身影。40岁以后，他更是经常在雅典和当时众多的学者、智者、官员公开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和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比如虔诚、民主、崇高、自由、勇气、美德、真理、教育、统治……他希望通过讨论和辩论，引导人们去探寻人类的正义和善良，从而达到拯救个人灵魂和改造城邦的目的。苏格拉底曾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做一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他创造了著名的“苏格拉底问答法”(也称“产婆术”)，方法就是事先设定一个“由头”(话题)，然后正反双方开展辩论和驳议，彼此揭露矛盾、找出漏洞，层层剥离、步步推演，刨根问底、追根求源，最后达到探究问题的本源真相、穷尽知识的终极答案这个目的。“苏格拉底问答法”作为形式逻辑的雏形，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思维上的方法论。柏拉图出生于古希腊的贵族家庭，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受教于苏格拉底。40岁以后，他回到雅典创办学校开始个人讲学，并撰写了《申辩》《克力同》《游叙弗伦》《拉齐斯》《吕西斯》等著作。他曾经借老师苏格拉底之口，先假设世界上存在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类似于孔子的“大同世界”)，然后设定并抓住“正义”以及怎样实现正义这个话题，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借助判断、归纳、演绎、推理等逻辑方法，区别并列、递进、因果、转折、让步、列举等逻辑关系，对“正义”的概念含义及其实现路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等进行了探究。具体方法就是“辩答—驳议—再辩答—再驳议”，剥笋壳般层层深入、步步递进。他把双方辩论、驳议的全过程记录下来，便成了对话录的典范著作《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他几乎对每个学科都有所涉猎并做出了贡献，比如道德、美学、逻辑、政治、伦理、神学和众多的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都称赞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古代最博学的人物”。作为古希腊哲人践行爱智慧、尚思辩、纯学术价值观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学说对西方文化的构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以他的《工具论》(6篇逻辑学论文的总称)来说，文体上受柏拉图《对话录》的影响，形式逻辑被广泛采用，体例周详、结构完备，结构严谨、论述缜密，在今天也称得上是皇皇巨著。形式逻辑是一种研究思维的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及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科学，成熟于近代的西方。作为一种哲学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它的雏形便是“苏格拉底问答法”。形式逻辑特别重视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运用，喜欢“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重视逻辑推演，强调理论分析。“对话录”式的语言表达方式、文章体例格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康德、尼采、叔本华、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皇皇巨著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三、语录体与对话录的比较分析
同样是讲学论道、授业解惑，同样是问与答的方式方法，将言语辑录成册后，孔子、孟子的是篇幅短小、言辞浅近的语录体，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体大虑周、雄辩滔滔的对话录。语录体思维灵动游移、发散辐射，并不专门论述政治、道德、教育、艺术、家庭、处世等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而是把它们笼而统之揉捏在一起，重在教导人如何明是非、懂道理、守规矩、知礼仪，处理好不同层面、不同条件(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下的人事关系，从而解决实际问题，为社会治理和国家统治的现实服务。对话录则聚焦客观自然或社会现实某一个具体而微的问题，采取外科手术的剖析、排除、归纳、演绎法，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表及里、精细入微，为的是求知(即发现客观自然、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内在机理、事物结构和本质规律)，由此拓展延伸到我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在技术层面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很多(如“四大发明”)，但在“知其然”后，能否更深入一步去探究这些发明创造背后蕴藏着的科学原理和内在机制———以“知其所以然”却是做得很不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欠缺，使得我们的先人很难把从生活实践中得到的技术性的感性经验认知抽象上升到理论高度，使之具有普遍的指导性和规律性。这正如袁振保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中所言:“中国古人的思维因为科学理论思维的缺陷，偏于经验、重于技术，对于基本理论的探讨就比较薄弱。这样，现代科学技术就落后了。”［1］假如汉武帝不推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重人事、轻自然的以实用为目的的思维方式就不致于影响我国文化二千多年，而让春秋战国“百家争呜”(与古希腊文明同时)时产生的富有逻辑思想的墨家、名家学说能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传承下来，那么我们的先人将会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众多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教科书上的一些“公式”“定律”“方程”将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语录体与对话录的差异就是这样的明显。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不同，导致的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世界观，哲学是方法论。我国古代的先贤所受哲学思想的影响不外乎来自儒、道、佛三家。就语言表达来说，受儒家哲学“求实”“尚用”思想的影响，往往强调语言的经济实用、简洁凝练，要求尊崇圣贤、效仿先人，像孔子的《论语》那样寥寥数语，戛然而止，不必过多铺陈排比、长篇大论，否则就是累赘多余。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便主张“得意忘言”，只求体悟到事物的精神、旨趣，而不强求用语言表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老子•秋水》)，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再多再好的语言也不能表达出“道”之万一，“道”只能感受、体悟和揣度。受佛家哲学特别是禅宗哲学“点拨”“顿悟”思想的影响，便认为不受语言束缚、不落言筌的“无言”才是至好的语言，深刻的道理、精妙的美感、丰盈的意蕴，只有通过读者自己反复地琢磨、体味和把玩，才能有所意会而终于醍醐灌顶、豁然“开窍”。文章是有血有肉的有机整体，“庖丁解牛”般拆解切割、条分缕析，以及繁复琐碎地解析、说明、阐释、推演等等，都会破坏和戕害作品本身固有的神韵、意趣和美感。正是在儒、道、佛三种哲学思想长久、广泛、综合的浸淫影响下，我们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才逐渐培养形成了以形象化、发散式、综合性的思维为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代代沿袭传承，终于积淀内化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哪怕是文学理论的语言也非常形象生动。比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纤秾》用了“采采流水，蓬蓬远春”这样诗意的语言来描摹某种艺术境界;要说明文因情生、情因物感的道理，陆机《文赋》里是这样比喻的:“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要论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便借“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来比喻象征;俞平伯《重印〈人间词话〉序》说:“大体地说，我国的古代文论，是诗意的而非哲理性的文论。”董振保《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也讲中华民族的思维:“要求以实效为目的，运用意象和论证相结合，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些概括和总结都很符合实际。这样的语言，我们可曾在西方的文论中见过?没有!西方文艺理论的语言多是抽象的、客观的、静态的，很少带有作者个人的主观情感色彩。试举两例: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行动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克罗奇《美学纲要》:“我们所直觉到的世界通常是微乎其微的，只是一些窄小的表现品，这些表现品随某时会的精神凝聚之加强而逐渐变大变广……由微细的直觉品转到较深广的直觉品，逐渐达到最广大最崇高的直觉品。这个转有时很不容易。”这些文字读起来、理解起来是不是让我们颇感困难?这种语言表达方式是不是与我们早已养成的习惯格格不入?如前所述，西方的文明和文化发源于古希腊，深受古希腊哲学的影响。西方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以客观自然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而构建的(中国却是以社会关系尤其是人事关系为核心构建的)，以探求事物的结构及组成元素、探求事物存在的本源与变化的机理规律为目的，要求概念要精准唯一、不能有歧义，形式逻辑的方法被广泛采用，似乎一切都可以靠数字来计量，用线性推演的方法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科学”与否是衡量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唯一标准。从某种角度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为学术而学术”，重在纯粹知识的探究的价值追求表现得更加纯粹和专业。而我们的孔、孟却不然，“文以载道”，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是本着人伦教化、安邦治国的现实需要而产生和建立的，为政治统治服务、为现实人生服务的考量更多一些，更具技术操作层面上的实用和功利特点，即孔子《论语•卫灵公》所讲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孔子、孟子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先贤，往往一身几任，既当老师开办私墅传道授业，又作政客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曾数次入仕为官，身份实在有点杂———让“杂家”写纯学术性的“专著”，也确实让他们勉为其难了!这样讲，绝不意味着篇幅短小、语言简朴的语录体作品，就比鸿篇巨著、雄辩滔滔的对话录著作逊色落后。事实上，东、西方这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与文体格式各具特色、互有短长。这好比中医和西医、方块汉字和拼音字母、水墨画与油画，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受不同哲学思想(包括审美情趣)的影响，各自形成了各自的语言表达体系，我们是不应该简单地以孰高孰低、谁优谁劣以及“科学”“系统”与否来评判彼此的———这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中西哲学关注的对象不同，西方哲学关注的对象是物质，中国哲学关注的对象是人事。物质是静止的，可以精确细致;人事是变动不居的，只能是模糊的。”［2］在我们看来，博大的学问、深刻的道理、精妙的意蕴，用中国特色的语录加以表达，更符合中国人的接受习惯、欣赏习惯。那种概念术语一大堆，喜欢繁琐哲学、线性推演以及“庖丁解牛”般条分缕析的思维方式，是并不适合中国这一方水土的。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1865年写作《莎士比亚论》时曾谈到了世界文明问题。他说:“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地是‘太阳神’，那儿是‘龙’……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着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另一端有中国。”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讲文化自信，显然就包括了对语录这种民族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的自信。
［参考文献］
［1］袁振保．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35．
［2］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6:37．
作者:王旗 单位:南充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