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建立适合偏远山区农村教育管理体系
教育主管部门要采取措施完善管理体制，理顺乡镇教育管理体系，明确中心小学、学区辅导站管理职责；提高山区农村教师工资、福利待遇，以激励扎根山区农村教育的教师，尤其在职称晋级、评先评优的名额比例上要适当倾斜，使他们有成就感；建立城市与农村学校教师定期交流轮换制度，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城市学校与山区农村学校建立对口理一四•一合作关系，为山区农村教师搭建平台，促进山区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
二、根据偏远山区农村实际调整学校布局
山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山区农村教育的特点，实行县域范围内统一筹划、科学布局、依法办事。学校布局调整，必须以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为目的，把握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学校布局调整要与危房改造相结合、与创办示范性学校相结合、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与新课程改革相结合，等等。在布局调整中，必须充分考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在教育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动员家庭、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构建山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发展的教育和监护体系；加大对山区农村教育的投入，扩大寄宿制学校规模，切实有效地对“留守儿童”进行教育和管理；政府要在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上做工作，使农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能够享有与城市人平等的权利，为务工人员子女随父母就近入学创造条件。
三、做好偏远山区农村中小学校长培训
我国的人口分布，面广量大在农村，因此农村教育就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素质优良的中小学校长，这就更需要抓好山区农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针对山区农村学校的现实条件，校长培训的方式要多元。一是分类培训。山区农村中小学校长因为各自所在学校的地理位置、管理责任、学校状况和发展方向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层次不同，应当分类培训，在培训中找到共性问题，然后组织轮流到学员的学校蹲点考察，共同为学校的过去和发展“把脉”；二是个性化培训。校长培训是在职成人教育，其突出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因此，最直接的培训目的就是增强职业适应能力，解决当前学校管理和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就需要对来自不同乡镇、不同层次、不同规模学校的校长的个性化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又由于参训校长在文化素养、业务水平、管理经验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对培训需要各不相同，仅仅采取集中综合讲座的方式只能解决共性问题，很难满足山区农村中小学校长最急需的“为了学校”“在学校中”“基于学校”的培训。培训组织实施者可以根据区域特点，挖掘山区农村学校间的管理经验，开展现场交流或教育考察活动。其实，山区农村学校不乏特色和优势，如何挖掘和利用这些优势是山区农村学校发展的关键。
四、提高偏远山区农村教师素质
要解决教师培训的长效机制问题，以《教育部关于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的精神，以“小实体、多功能、大服务”为宗旨，解决小学教师培训问题，培养模式最好以离职培训为主，可以每学期一次，每5年一个轮回。同时，应专列教师培训经费，切实保障教师培训的质量，特别是山区农村教师培训经费，每年可按人头预算，划拔到校，由学校统一支配，以保障教师的培训经费得到落实。除此之外，还应增加山区农村学校的教师编制，因为山区农村学校教师编制紧缺是客观现实。政府还应加大教育宣传力度，形成全社会重视支持教育的氛围，并从制度上保障教师的教学安全。在社会上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师的“三尊”舆论，营造“三尊”氛围；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要善待农村教师，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改善山区农村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长期坚守在山区农村教育工作的教师应给予相对优厚的待遇，比如发放农村教育工作特殊津贴并纳入正常工资序列等；想方设法为山区农村教师搭建各种专业发展的平台，让山区农村教师走出去开阔眼界，同时把专家、学者请进来开展校本培训，帮助教师不断自我充电、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最大限度地“扶”着他们一步步走向成功。
五、大力发展偏远山区农村学校现代远程教育
要彻底解决山区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就要加大在教育信息技术设备方面的投入力度，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信息技术设备配置标准装备偏远山区农村学校，使山区农村学校不输在“硬件”上。同时，以教师培训机构、师范院校、教研室、电教馆、互联网等为依托，加大对山区农村教师现代信息技术知识技能的培训，开展信息技术条件下偏远山区农村学校教、学、研一体化的研训活动。山区农村学校需要良好的成长环境，也能够创建优秀的“品牌学校”“特色学校”，教育管理者要立足现实、放眼长远，为面广量大的山区农村学校培植成长的沃土，为山区农村学校的校长提供成长的平台，山区农村学校百花盛开的局面一定会很快到来。
作者：马希良 李玉花 单位：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教师进修学校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小学
（二）
一、从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说起
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上大学本身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上什么大学。这跟学生今后的就业和社会阶层的分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关于“寒门为什么难出贵子”的原因，腾讯网也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一是不愿意上学。很多农民的孩子上了多年的学，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却找不到工作，不如干脆早点找一个地方打工。进入拼爹的时代，没有背景的农村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这也是他们不愿意上大学的原因之一。二是上不起学。据调查，一个农民13年的纯收入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4年的学费。大学的开销非常大，尽管我们制定了奖助贷政策，国家也一再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但事实上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农民子弟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上大学。三是考不上大学。因为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教育的条件悬殊，优质教育资源比较缺乏，导致农村教育的质量相对较差。我们在分析研究这三个原因的时候发现，事实上第一个原因和第二个原因固然有，但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从第一点看，不愿上学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百姓自古以来都知道上学的意义和价值，真正不愿意上学的并不多。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是中国的传统。从第二点看，上不起学，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往往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上学。我们国家的奖助贷政策也很清楚，各个大学在招生宣传中、相关中学在指导报考中也有所体现。所以，最关键的原因是第三点，问题还是出在“考不上”，出在农村教育的质量不高上，出在农村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竞争力上。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提升农村孩子在学习中的相对竞争优势。
从2011年起，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扶贫定向招生专项计划”，2012年，国家在21个省市自治区的680个贫困县增加约1万名招生指标。2013年，从680个县增加到832个县，指标增加到3万名。东部高校在西部农村招生人数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2008年的3.5万增加到2012年的17万，2013年又增加到18.5万。对于西部农村学生来说，这些当然都是利好消息。但仅仅靠这些指标的提升，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农村教育的问题吗？很显然，仅靠政府单方面的照顾，永远照顾不出来农村学生的竞争力。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农村教育的水平，农村学生即使被照顾考上了大学，最终也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无法理想就业，无法适应社会生活。
二、目前农村教育的主要问题
目前，农村教育的问题很多，并且是多方面的综合问题。我认为，当前，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应该引起高度注意。第一，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低于城市据统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70%，但是获得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的不到30%。从东西部的教育投入来看，教育经费的差距也非常之大。如北京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是14482.39元，初中生是20023.04元，高中生是20619.66元。上海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比北京还高，达到16143.85元。而贵州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只有2758.61元，初中生是3204.20元，高中生是3317.10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仍然在扩大。所以，建议国家出台中小学生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全国统一标准。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标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还会越来越大。第二，农村学校的优秀生源越来越少现在，农村教育的“空洞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撤点并校政策导致农村村小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是农村教育质量差导致许多农村学生流向城市。在很多县，我们看到农村的孩子不断地往县城聚集。农村学生往县城聚集有许多原因，有的是因为随父母打工，有的是因为农村教育质量差，有的是因为上寄宿制学校费用太贵（现在上寄宿制学校对农村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一年需要1000~2000元）。但不容否认的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农村教育的失望。如山西河曲县，有60%~70%的中小学生跑到了县城。农村学生流向县城，导致县城的学校急剧膨胀，平均一个班80人，最大的班级超过了90人。农村学校的式微，同时意味着农村学校作为农村文化中心地位的瓦解。第三，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越来越薄弱教师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
这几年，国家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免费师范生制度、特岗教师制度、城乡教师轮岗制度等，但是农村教师的数量与质量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农村教师的学历偏低。据调查，在农村小学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占47.49%，比城市低31个百分点；初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为24.34%，比城市低38个百分点。从山东全省来看，近年来乡镇及以下农村中小学本科以上学历教师的增加幅度比县城学校低41个百分点。二是农村教师数量明显偏少。仍然以山东省为例，有4个县的13个农村教学点分别只有一名教师，1~3年级所有课程都由一个教师担任，很多课程开不出或开不全。三是农村教师流失比较严重。据调查，2011年年底，山东农村中学一级和小学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比2006年减少了25.19%。第四，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比较突出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达6100多万，占农村儿童的比例为37.7%。留守儿童5年内增加了240多万。在6100多万留守儿童中，46.74%的父母外出，跟祖父母居住的占16.27%，隔代照顾他们的祖父母平均年龄达59.2岁。单独居住的有205.7万，占留守儿童的3.37%，占全国独居儿童的21.88%。留守儿童因为远离父母，产生了许多心理与行为问题。流动儿童的数量也很惊人。根据调查，2013年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比2005年增加了41.37%，其中广州最多，超过了400万，浙江、江苏分别超过200万，四川、山东、湖南、福建超过了250万。流动儿童在许多城市的全部儿童中占了很大比重。如上海，10个孩子就有4个是流动儿童，北京、浙江10个孩子有3个是流动儿童。中西部的省会城市情况也很突出，比如宁夏银川市流动儿童的比例高达41.76%，新疆、青海、贵州的省会城市流动儿童的比例也分别达到41.50%、35.7%和34.43%。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但这些学生在流入地城市绝大多数仍然没有进入当地的主流学校。
三、中国需要一场新的乡村教育运动
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永远不可能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没有农村教育品质的全面提升，中国教育的品质就得不到真正的保证。我认为，中国确实需要来一场新的乡村教育运动，让全社会关注和参与到农村教育的重建中去。
第一，让更多的社会精英关注乡村教育我们知道，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几乎都把他们的视线投向农村，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投入到乡村教育。黄炎培先生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进行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实验，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庄建立了师范学校，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先生则在河南、山东进行了乡农教育实验。特别是陶行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问题之根本改造。”他要求从事乡村教育的同事“要把我们整个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提出要为农民“烧心香”。相比较而言，现在我们又有多少教育家能把他们的事业和最宝贵的年华投入到农村教育？当下真正关注农村教育的人有多少？
第二，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乡村教育中国的乡村教育，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乡村教育，资金仍然是严重匮乏的。他们和城市学校的差距虽然最终体现在教育品质上，但在硬件方面的差距也非常大，且硬件差距直接导致品质差距。为此，要求政府必须加大投入，而且应该出台全国统一的国家标准。也就是说，农村学生的生均公用教育经费要设立最低标准，学校建设要有基本的国家标准，区域教育经费的投入要有国家明确的要求，同时要鼓励社会资金进入乡村教育。虽然我们如今已经有各种乡村教育组织，但都是很零散的，缺乏组织、引导和鼓励，无法保证社会资金有效进入乡村教育。因此，亟待建立官民合作的体系。
第三，把农民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乡村教育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都没有自己的社会自治组织。我们现在有许多社会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但是没有农民的团体，所以中国的农民相对来说是比较松散的，也缺乏维护农民自身利益的机构。国家出台的许多政策，农民也是缺席的。我们制定农村教育政策，包括撤村并点等，农民很少有发言权。梁漱溟先生当年曾经参加过一次关于农村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教育家、公共卫生家、政府官员等，就是没有农民。他批评说，这样的会议充其量“只是乡村以外的人在瞎嚷嚷”。他认为，如果乡村教育不能够发挥农民的作用，是走不远的。如果乡村教育只是乡村教育家在动，而农民不动、乡村不动，是没有前途的。因此，我认为，要让农民有组织地发出声音，开启智慧，发动力量，解决农民自己的问题，这应当是今后改革的重要方向。我们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家园。
第四，应该让学校成为乡村的文化生活中心这是乡村教育重建中的大问题。现在城镇化浪潮正在席卷中国，成为拉动新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规划、经济、社会服务等各种问题都得到空前的关注，而学校教育却始终是缺位的，学校在社会建设中难有用武之地。我一直认为，农村学校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文化的中心，是一个区域的文化灵魂，没有农村的学校就没有真正的农村变革。比如农家书屋，为什么不能建在学校里呢？现在让农民看书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但培养未来的农民认真读书，让未来的农村书香满园，是社会进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此，我们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怎样有效规划农村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撤村并点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刀切”的盲目规划所造成的恶果，如今无论是农村学生的流失、学生上学路程太远，甚至校车事故等，都与此有很大关系。怎样让学校真正成为乡村的文化生活中心、城镇的社区文化生活中心，是值得我们各个部门投入精力、花大力气去研究的问题。
第五，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去乡村任教上个世纪2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提出要汇聚一流人才到农村工作的要求。他曾经指出：“好的乡村教师第一要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这样的教师将会“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两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陶行知把这样的教师称之为“改造生活的灵魂”。坦率地说，现在我们很少有这样富有理想和激情的教师了，我们的教育部门也很少具有这样的社会动员能力。但是，我们的政府仍然是全世界最具权力的政府，如何让好教师到农村，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上得来，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政府思考的问题。第六，让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的关爱同在蓝天下，要让农村的孩子、弱势人群的孩子受到公平、均等而优质的教育，首先要让更多的学校办出水平，为这样的群体提供优质的教育，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在父母身边就读。这也是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必由之路。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说，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何况我们本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幸福才是国力强盛的指针，而乡村教育无疑是农民幸福的保障。不管怎样，为了亿万农民的未来，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乡村教育需要真正的重建，乡村教育需要更多人的全身心投入。可以说，农村教育的振兴之日，才是中国教育的辉煌之时！
作者：朱永新 单位：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三）
一、民国“乡村教育运动”发展模式分析
1.乡村平民教育模式
近代中国农村问题，根源于中国人本身的“愚、穷、弱、私”。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这四大问题，决定了中国乡村建设事业的成败。晏阳初认为，惟有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的“愚、穷、弱、私”问题。认为：“文艺教育”可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解决“愚”的问题；“生计教育”可以训练农民的劳动技能，解决“穷”的问题；“卫生教育”可以培养农民强健的力量，解决“弱”的问题；“公民教育”，可以培养农民的团结力，解决“私”的问题。晏阳初认为，“四大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晏阳初从平民教育角度出发，提出了“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方式。为了践行“乡村平民教育”，晏阳初先后创办了多所“平民学校”，并以平民学校毕业生为基本力量，组织成立了“社会式教育委员会”（后改名为“社会式教育部”）；针对年幼者和年老者，组织成立了“家庭会”，以践行“家庭式教育”。
2.乡农学校教育模式
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严重的文化失调。而解决“文化失调”的唯一办法，是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老根”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近代文化的长处，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梁漱溟深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要想创新中国文化，必须开展乡村教育。为此，梁漱溟创办了“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教育组织机构———乡农学校，希望籍此担负起教育农民、倡导社会改良的责任。“乡农学校”实现了学校与社会的结合，实现了学校教育与地方经济建设的结合，实现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结合，实现了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妇女教育的结合。总之，以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教育先驱者们，通过兴办各种教育，推动“教育下乡”和“科技下乡”，并创新性地探索出一些独具特色的乡村教育模式。尽管各自的思维方式、办学路径不同，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1）三种乡村教育模式，都以提高农民素质，实现“改造乡村、以农立国”为目的；（2）三种乡村教育模式，都突破了传统学校教育及其“传道、授业、解惑”的束缚，实现了学校与社会的结合，拓宽了教育的内涵和范围；（3）三种乡村教育模式，都赋予了教育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职责，强调了教育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卫生”的“大联合”。
二、对民国“乡村教育运动”的评价
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仅仅持续了十余年，终因时代的局限性及其自身的原因而归于失败。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教育先驱者在乡村教育运动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贡献。
1.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局限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其“改造乡村”的指导思想与客观现实相背离。民国时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体现资产阶级利益和改良要求的思潮十分活跃，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陶行知等为代表的先驱者们，既对旧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不满，但又不愿意与之彻底决裂，寄希望于在不改变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通过乡村教育来实现发展农业、改善民生、振兴中华的伟大梦想。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彻底摆脱阶级束缚和时代局限，也就无法找准改造中国农村社会的根本出路，从而注定了他们的乡村教育运动只能以失败告终。因此，要想通过发展教育来实现技术改良，首先必须铲除那些阻碍教育发展和技术改良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其次，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的理想与现实的背离。乡村教育运动的先驱者们，都主张乡村教育要深入民间，与农民“打成一片”，实现在“生活中教育”。一方面，从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代言人”自居，在封建势力尚未退去，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民国时期，“清高”的知识分子无法彻底摆脱思想上的自恋，不可能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与农民“打成一片”。另一方面，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乡村教育运动”本应该是“乡下人的运动”，至少需要“乡下人”的参与、配合。实际情况却是，“乡村教育运动”并不受“愚、穷、弱、私”的“乡下人”的欢迎，至少不是“积极”地参与。
2.乡村教育运动的历史贡献
尽管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乡村教育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先驱者们对“乡村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历史贡献是突出的。首先，乡村教育先驱者们在探索中国乡村教育改革时，积极践行“教学做合一”，纷纷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试验学校”，实现了乡村教育运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素质，为当时的农村社会注入了文明的因素，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标志着中国乡村教育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无论是陶行知的“乡村生活教育模式”，还是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模式”或梁漱溟的“乡农学校教育模式”，都是先驱者们在汲取古今中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办学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理论体系。其所提出的“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方式，以及“生活即教育”、“科学简单化”的理论，对推动中国乡村教育改革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再次，针对封建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知识分子脱离农民的问题，乡村教育先驱者们发动了无数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大量留洋学生、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自愿放弃在城里的优厚生活待遇，来到穷乡僻壤的乡村，与贫穷的“乡下人”为伍，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活动。这种献身乡村的精神，是对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超越与否定，也是值得世人尊敬和钦佩的。最后，乡村教育先驱者立足“教育兴农”，自觉地把发展乡村教育与解决农村社会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期待以教育为突破口，把教育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延伸到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卫生等各个方面，例如：陶行知主张“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教育延伸到乡村生活之中”；晏阳初主张通过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教育方式，实现“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等四种教育；梁漱溟主张，乡村教育与乡村经济、社会、政治，成为是“系统的整体”。这些观点，突破了“就教育谈教育”的思维范式，是对传统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
三、“乡村教育运动”对农村教育改革的启示
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时代赋予农村教育的重大使命，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为当前的农村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使我们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1.发展农村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乡村教育运动的先驱者们，深感近代中国乡村饱受天灾人祸之痛，寄希望于发展乡村教育，实现“改造乡村、以农立国”的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乡村教育的功能，但其对乡村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值得肯定的。治贫先治愚、治愚办教育。目前，我国仍然是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三农”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素质”问题，而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则是解决农民素质问题的必然选择。发展农村教育，不能脱离农村生活实际。先驱者们从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需要出发，身体力行，深入民间践行乡村教育活动，这对当前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受长期以来公共政策“城市取向”的影响，农村教育存在的明显的城市化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因此，必须学习先驱者的经验，面向农村，立足于培养懂经营、会管理的农村实用型人才，农村教育服务“三农”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2.立足农村，树立系统观和全局观
以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乡村教育先驱者们，站在时代的前沿，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动放弃繁华都市的富足生活，毅然深入民间，走向穷乡僻壤，践行乡村教育活动。无论其结果如何，其献身农村教育的平民精神，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推崇。当前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农村教育工作者，必须弘扬先驱者们的精神，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中国的农村教育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才能有希望、有出路。当然，中国的农村教育不能只看农村，也不能“就教育谈教育”，必须借鉴先驱者们的系统观、全局观，把乡村教育纳入到整个社会大系统之中；彻底改变单纯依靠政府办学的观念，鼓励、支持社会办学、私人办学，形成主体多元化的农村教育办学格局；要协调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农村学校的关系，以及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3.坚持开拓创新，理性借鉴国际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的先驱者们敢于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理论工作者应该走出书斋，理论联系实践，求真务实地创新教育理论体系；政策制定者要打破大一统的教育管理模式，根据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教育；学校管理者要开展实践调查，并据此调整乡村教育发展思路、育人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此外，先驱者们站在时展的前沿，主张中国乡村教育既要与国际教育接轨，又要立足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思维范式，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只有立足本土，批判继承国外优秀教育成果，中国农村教育事业才能凸显生机，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4.强化对农村教育发展的财政支持
农村教育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农村教育投资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民国乡村教育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当时政府的消极作为密不可分。尽管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资金约束始终是困扰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吸取乡村教育运动失败的教训，在广泛引导社会资金介入的同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确保农村教育投资的稳定、刚性增长。
作者：成必成 单位：四川乐山师范学院
（四）
一、目前我国农村教育面临的主要难题
1.农村教育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不适应。近几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落后的农村教育结构严重影响了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目前的农村学校中，缺乏美术音乐等老师。如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课老师充足，但是音乐、美术、体育等美育老师，师资严重不足。造成农村无法全面开设学生应有的教学课堂，不能做到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
（2）农村教育教师团队现状颇令人担忧。目前，农村教育中许多教师一人兼任数职，例如，语文老师兼任体育老师或者是美术老师等等课堂教学，造成基础知识教学与艺术教学，缺乏系统专业的教师做指导，形成农村教育分流困难，无法落实素质教育中的全面发展。
2.对教育的不重视和教育经费的缺乏。据我国教育权威部门统计，一个学生从接受学前教育开始到完成高中素质教育，平均每年的最低投入约为2千元左右，而大学阶段的教育投资约为1万元左右。而接近50%的农村家庭拥有两个孩子，一般家庭对这种规模的教育经费已经难以承受，要支付两个孩子教育经费的农村家庭，更是难以承担，对于这种规模的开支，早已超出他们的最大承受能力。就造成农村家庭无力送他们的儿女去接受高等教育，部分学生也存在中途退学的现象。现在，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随之为农村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效益。农村家庭生活好了，但是对教育的观念仍旧未改变。虽然农村父母可以负担起教育所花费的费用，但是很多父母都不愿为子女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部分农村父母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仍然是靠天吃饭，靠地赚钱，经济收入增多了和教育无关。对于个人经济的增长属于更多劳动力的在地工作的结构。正是因为农村父母对教育意识的单薄，不肯为农村子女提供接受教育的条件，也造成农村教育往往不能符合农村的经济发展的需求，长久以往势必遏制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与我国政府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二、加强农村教育改革，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近些年来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在我国领导、政府的大力促进之下，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遏制教育发展的成因，给农村经济的深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瓶颈，解决工作刻不容缓。我认为针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是：
1.重新定位农村教育结构。针对目前我国农村经济飞速发展的现状，为农村建立良好的经济结构、良性循环机制，势必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保障手段之一。因此，针对农村传统教育模式的改革工作，也势在必行。在农村教育改革中，应该重新构建农村教育提醒，将农村教育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农民对自己教育的实际需求上入手。对学校的教育机构开展灵活式、开放式教学和对学生的跟踪式服务。
2.加强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提高师资力量。针对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普遍存在教育经费不足，农村家庭无力承当教育支出的情况。我国政府，应该发挥政府教育的宏观调控，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做好教育保障工作，以政府强制手段，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对有困难的家庭，免收学生的杂费，提供住宿伙食费，帮助其完成学业。同时，加大教育重要性的宣传，让农民正确认识到农村教育对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高农业科教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学有所长，以学致富，从而有效地做到农村教育的大力推广。同时，提高农村教师团队的师资力量，完善农村教育体系的各个专业的教师，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以此吸引更多专业、合格的优秀教师支教到农村中来。在完善各个学科专业教师的同时，也完善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为农村区域经济的深入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资源。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与农村教育改革有着至关重要的内在联系。农村教育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引导力，而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又是农村教育改革赖以生存的基础支撑力。因此，加强农村教育改革，以此强化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农村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前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姚翠英 单位：河北省唐山市第十八中学
（五）
一、中央苏区农村教育的重要性
认为:“极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健全乡苏的组织与领导……是非常重要的事”。可是，当时的中央苏区乡苏干部，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员缺乏，二是素质低下。乡苏作为基层的政权，需要众多的基层干部，但是，现状是基层干部数量稀少。1929年10月，福建省委巡视员谢运康向省委报告说，农村基层干部“应付不来，而且不够分配，处处感觉人力(少)，这是闽西目前的普遍现象”。1930年4月，巡视员张怀万也说:“干部问题是目前赣西南唯一严重问题，因为工作的开展，—时创造不出来这样多干部，现在各乡委工作大都建立在一二人身上，这一二人亦是新提拔的工农分子”。更为严重的是，就连这极为稀少的现有乡苏干部状况也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政治水平低，工作上事务主义，处理问题简单化，导致工作上错误和造成损失;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数比例很小，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肤浅，工作能力提不高。尤其是工农干部略为识字或能写普通信件的为数不多。乡苏干部的稀少和素质低劣对于政权建设十分不利，人员少使得某些最基本的工作也无法进行，农村“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有人”，更遑论别的职责了。而素质低下更是对乡苏政权产生不良的影响，“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导致的后果是基层政权最基本的选举活动都走了样，有的乡苏把吃鸦片烟的民众一概剥夺了选举权，有的把45岁以上的都剥夺了选举权。1931年12月，中央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指出“苏维埃的基本组织———乡与城苏维埃，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要唤起千千万万的劳苦民众，组织浩浩荡荡的政权建设队伍，必须进行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让广大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从而自觉地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政权建设中。而要改变乡苏干部缺乏、素质差的状况，也需要对干部进行培训和教育，认为，许多乡苏之所以名不副实，是因为缺乏对于新政权和新制度的宣传和教育。《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大会认为文化教育工作，是负有铲除旧社会遗传下来的一切道德宗教风俗旧礼教等封建残余的重要作用，建设工农阶级的文化事业使群众的智识增进，政治水平提高，以发动阶级斗争，坚强阶级意志，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因此文化教育工作是苏维埃重要工作之一。”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指出:“要用教育与学习方法……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
二、中央苏区农村教育的形式与内容
中央苏区的农村教育，以革命和建设为核心，是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大力发展儿童教育，以培养革命的新后代;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造就根据地建设的各类技术人才;发展师范教育，以输送红色学校教员;开展农村干部教育，以培训乡苏政权的基层干部。此外，还辅之以工农业余教育。苏区的儿童教育，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苏区小学以培养“目前参加阶级斗争的新后代”和“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作为自己的任务。除了全日制小学外，还有半日制小学，招收年龄较大，家庭负担重，全日学习有困难的儿童入学。这些学校后来统称列宁小学。课程的特点是，每周上课时数较少，劳作实习、社会工作作为正式课程列人教学计划，重视游艺课。每学期有两周以上的空余时间，以便组织儿童的长途旅行、参观等活动。苏区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女子职业学校和短期职业中学为主要办学形式，以青年女子和青少年为主要培养对象。中央苏区农村的青年壮年男子要参加红军，从事军事斗争或外出工作，大批的青年妇女和少年儿童是活跃在农村建设和各条战线的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举办全日制普通中学和大量发展中等专门学校。因此，广泛地兴办女子职业学校，招收16岁至25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入学;发展短期职业中学，招收列宁小学毕业后的13岁至16岁的儿童入学，以培养后方经济建设和各项建设的专门技术人才，就成了苏区中等教育的重要任务和主要办学形式。比较著名的女子职业学校有闽浙赣省立三八女子职业学校、莲花县赤色女子职业学校等，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制度、教学联系实际，学习期满后，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短期职业中学出现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重视教学实践环节，以农业为主要的学习对象。为了适应教学、生产技术实习的需要，当时强调农业中学要靠近农村或红军公田，棉业中学要靠近棉田，纺织中学要靠近机织工场等等。中央苏区的农村师范教育，是从办教员训练班开始的。当时的客观形势迫使党和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打破常规，举办训练班，把粗通文墨的工农群众召集起来，经过短期培训，充当教师，以应急需。以后，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红色政权的稳定，才逐步办起比较固定的列宁师范学校，在这同时，仍然不定期地举办训练班，以培训教员。当时把培养农村师资的学校统一规划为四种类型(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小学教员训练班)，分别制定了师范学校简章，对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领导体制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使师范教育制度化。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中央苏区高度重视农村干部教育，将之当作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来抓。苏区干部教育有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两种，在职干部教育主要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党也创办了一批干部学校，如中央干部学校有苏维埃大学、中央农业学校等，地方上的干部学校主要有湘赣省委党校、闽浙赣省共产主义学校等。在培训班和干部学校学员中，乡苏干部占较大的比例，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政治形势、党的组织建设、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乡苏革命和建设等，力图用简明的道理，启发干部，提高革命和建设觉悟，造就了大批领导农村革命和建设的各级干部人才，积极参加乡苏革命和建设工作。当然，中央苏区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工农业余教育，也有论者称之为扫盲教育。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要结束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群众不识字的历史。闽浙赣省提出了“在苏维埃政权下，不让一个工农不识字”的口号。少共也提出了“不让一个团员是文盲，也没有一个少先队员是文盲”，“每一个团员负责消灭一个文盲”等口号。在业余教育中，广大工农群众创造的夜学、半日学校、业余补习学校、识字班(组)、识字牌等多种教育组织形式和俱乐部、墙报、戏剧、报刊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使业余教育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三、中央苏区农村教育的绩效
中央苏区农村教育的有效开展，极大地促进了乡苏政权的相关建设，大体看来，主要体现在:首先，随着农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积极参政，推动了乡苏的民主政治建设。根据1933年的统计，中央苏区的兴国、胜利、公略、长胜、博生等县，选民的参选率普遍高达70%～80%，兴国的部分乡甚至达到了90%以上。事实上，农民群众已经能够对乡苏干部进行有效地监督了，如在上才溪乡75名代表中，有前任代表21人，新选代表54人。下才溪乡91名代表中，有前任代表50人新当选代表41人。其次，改善了乡苏干部的工作作风，使得乡苏政权得以较好地运转。在党和苏维埃的培育下，广大乡苏干部不仅有亲近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忠实地为群众谋利益、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的高贵品质，而且在工作中还表现了高度的民主精神。在著名的兴国县长冈乡，以乡苏主席谢昌宝为首的乡苏干部长年累月身背斗笠，脚穿草鞋，自带饭菜去办公，风里来雨里去，奔波、深入在人民群众之中，他们时时处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他们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十带头”、“四模范”。由于长冈乡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因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出的任何号召，布置的任何工作，在这个乡都能很快得到落实。1933年12月，在《长冈调查》中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区干部好作风，白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的山歌开始在中央苏区被广为传唱。第三，它有力地加强了乡苏的教育建设。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农村教育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套由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和工农业余教育组成的教育体制，很大改变了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以义务教育为例，中央苏区基本上实现乡乡有小学。据1934年1月“二苏大会”统计，闽浙赣苏区有列宁小学280多所，在校学生9000多人。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就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万余人。其中兴国县学龄儿童总数有2．0969万人，进入列宁小学学习的就有1．28万余人，入学率达到61%。而在国民党统治区，1930年全国接受小学教育的儿童只占学龄儿童总数的22%。
作者：常县宾 单位：安阳师范学院
（六）
一、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
1、陕北乡村教育的弊端
我国的的乡村教育一直与实际生活想脱离，教育所教不能再真正意义上满足农民生活需要，“教育应该结合实际”这是陶行知的一贯主张。1934年，陶行知发表的《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的文章中，指出了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的区别:陶行知认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因为
(1)教学生自己吃自己。传统教育教学生读书死、死读书、书读死，它不在于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在课堂上，教师所说所为作为标准答案的范本，不准学生提问，更不允许他们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去与大自然近距离的接触。“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一直接受下来，便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的烟虫，肩不能抗，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之学习者要经过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癣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进了棺材，这就叫做读书死，这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
(2)教学生吃别人。我国的传统教育一直提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为精神上的巨人行动上的弱者，教育与实践完全脱离。他针对二三十年代农村教育中存在的弊端，大胆的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针砭到: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我们学会对城市的向往对农村的厌恶;它教人吃饭不劳动，穿衣不织布，做房子不造林的空中楼阁似的思想;它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踏踏实实劳动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的劳苦大众;它教人唯利是图;它教农夫子变成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它教有理想有抱负的有为青年变得麻木不仁;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的弱。所以他在充分考虑我国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现状的前提下提出了与我国教育现状相一致的“活教育”，即“乡村教育思想”，目的在于有效的利用已有的各种环境，积极的教学习者动手动脑，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将教育与社会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当然，此时陶行知先生将教育的对象扩大到整个社会，解决当时文盲占大多数的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更强大的后备力量。“中国的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产生预期的目标，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二者没有必要的联系。教育没有农业的支撑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同时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的媒介和不断进步的动力”。
2、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有三个基本的内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1)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教育”作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指生活就是教育，这也指出了生活教育理论的教育内容为生活，“在生活中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同一的过程，教育寓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与生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生活是指包括学校教育内的整个社会教育，社会生活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教育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和改变，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实现国家的强盛。
(2)社会即学校。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是对其老师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的继承与批判。根据当时我国教育的现状和实际，将“学校即社会”改为“社会即学校”，改变了传统教育中脱离实际的情况，为少数人服务的贵族式的“小众教育”，构建了为的人民大众服务的“大众教育”。这种将教育场所和教育资源扩大到整个社会，增加了教育对象的数量，同时这种主张真正的把学校教育放大到整个社会中，使学校与社会、学校与生活的联系有了新的突破，学校不在是生活的附庸，而是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扩大化的教育思想同样也有利于陕北教育改革的借鉴。
(3)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论，这是对传统教师“死教书、教书死、书教死”和学生“读书死、死读书、书读死”的传统教育的教学模式的反对的基础上提出的，教学做合一即是生活的方法，也是教育方法，教、学、做是有机统一的，目的是将农民培养成为会动手，懂动手，知动手的新农民，“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生活的产所，也是教育的实场所;生活教育即是终身教育，即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接受教育”，总之，在突破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提出改变教育现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可实施的具体方法。
3、创造教育理论
陶行知是我国创造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今天正在实施的以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才能保证教育不竭的动力?只有在不断的创造中培养具有独出心裁的具有创造能力的学生。陶行知在《三代》中形象的比喻到:“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手和脑一块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
(1)创造教育的目的。创造教育理论培养的目的是指培养具有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的学生和教师，从学生方面看，为了使学生“手脑双挥”“手脑联盟”“手脑双全”，这既是创造教育的目的也是其实现的手段，因为“手脑结合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从教师方面看，教师“索要造就得是具有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在于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同时作为教师也应该在实际生活中总结经验创造出创造的理论和技术。
（2）创造教育的对象。陶行知的教育是面向全体的大众教育，是针对以前“死教育”而提出的“活教育”，是对“洋化教育”反思的“新教育”。他指出现实生活中有四种人:第一种是劳心的人;第二种是劳力的人;第三种是劳心兼劳力的人;第四种是在劳力上兼劳心的人，而只有在劳力上劳心的人才可以实现创造教育。“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创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也唯独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和谐社会”。
（3）创造教育的方法。“手和脑一块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这形象的说明了行动在创造教育中的重要性，在实施创造教育的过程中，行动是一切创造思维的基础。这也与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并且指出“做是发明，是创造，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是寻求出路的”。
（4）实现创造教育的条件。实现创造教育的必须具备“一个条件”“三个需要”“六大解放”。“一个条件”指社会民主，在当时我国内忧外患的的历史背景下，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在广泛民主的前提下实现教育功能的最大化。“三个需要”是指:一是需要充分的营养;二是需要建立下层的良好习惯，以解放上层的性能，从事于高级的思虑追求;三是需要因材施教，目的是为了根据儿童不同的性格特征，有针对性的实施创造教育。“六大解放”是指解放受教育者的头脑，冲破封建旧教育的对儿童的思想束缚，让儿童根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想、去思考;解放受教育者的双手，让儿童在实践中领悟知识的真谛，在劳动中头脑双挥创造更大的生产力;解放受教育者的眼睛，不要让儿童“带上封建的有色眼镜，使眼睛能看封建教育的罪恶，能感受到乡村教育所带来的不屈力量”;解放受教育者的嘴巴，使儿童获得言论的自由，发问的自由，能过有勇气说出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觉;解放受教育者的空间，发展创造力，封闭的学校教育不利于儿童创造力的发展，“解放了空间，才能搜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内在之创造力”;解放受教育者的时间，使儿童有更加多的空间和时间去独立的思考和领悟，全天式的旧教育不适应儿童身心的发展，通过“六大解放”充分调动儿童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内在潜能。
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对陕北农村教育发展的启示
我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用样也体现在教育上，尤其陕北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与沿海地区的教育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长期以来，陕北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农村师资短缺，教学设施简陋，辍学率较高，农村生源不断减少向城镇聚集等问题一直存在，为了保证教育质量这些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对我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
1、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应该打破我国传统的精英式教育，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动脑的习惯，将求学者培养成懂得一定生存技能的健全的学生，当他们离开学校也能凭借一技之长谋生，一边做，一边学，在做中学，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2、本土化教材的应用应加强
目前，我国在教材的编排上还在向城市靠拢，没能充分考虑到乡村教育的需求。城市和农村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不同、环境性质的不同、人口分布密度上的不同等种种原因，影响了其在课程编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行政组织等的不同。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是保障我国经济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具体的教材编写方面应该突显农民的需要，多考虑一些农村生活的特征以及农村孩子的身心特点，创办本土化的教材以满足当地的需求。
3、要培养符合农村的师范教育，为农村学校培养师资
在《陶行知全集》第一卷中指出:“我们的师范教育或是从主观头脑里空想出来的，或是间接从国外运输进来的，不是从自己的亲切经验里长出来的，这种师范教育倘不根本改造。直接可以造成或不死或不活的教师，间接可以造就不死不活的国民”。由于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别，这就要求在教师培养的过程中应该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培养当下农村所需要的教师，要求教师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
4、重建家长对农村教育的信心
长期以来，农村教育质量不高，资源落后等原因，是大多数的家长认为农村教育不能培养出质量高的学生，他们更愿意支付高昂的学费将子女送入城市接受所谓的好教育，这也是城市人口剧增，“超大班级”的出现，教育不能顾及每个学生等问题。目前处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改造农村教育使之符合农民的需要，重新建立家长对农村教育的信心。综上所述，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陕北地区的教育教育改革和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不断的探索。
作者：柳亚汝 单位：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七）
一、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教育问题
1、失学率的增加。农村基础教育布局调整以后，一些地区的失学率明显增加，原因主要有：教育费用骤增使一些农村家庭难以支撑；上学途中安全隐患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特别是留守儿童；经济利益驱使和中高考升学压力较大也使一部分青少年走出校园；因病因灾返贫而导致儿童失学的情况仍然存在。
2、师资短缺状况恶化。一方面农村中小学本身存在着编制和经费不足、教师比例不合理、硬件设施落后等现实问题，教师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社会福利均不如城市学校；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教育结构调整，教育资源集中到条件较好的城镇中小学。教师为了改善生活或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纷纷向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学校单向流动，导致农村骨干教师大量流失。
3、市民教育的缺失。农民能否变市民“，乡下人”能否成为“城里人”，不仅取决于是否在城里居住、生活、工作，还取决于农民是否拥有科学文化素养、就业技能、市民意识等的整体素质。当前的农村教育内容仍然以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缺少对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遵纪守法意识、卫生习惯养成等基本市民素质的培养，已经不能适应城镇化建设的需要。
二、教育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
农村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人力资源、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起着先导作用，是农村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事业。
1、提供高素质劳动者。农村城镇化后，不仅城镇中的商业企业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而且集中使用的土地也需要掌握现代农业科技、适应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农村职业技能教育可以立足于市场需求和本地特点，有针对性地对农民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从而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大批掌握先进农业科技的高素质劳动者。
2、培育高素质市民。一些农民由于整体文化知识和能力素质不高，虽然进入城市中居住、生活、学习、工作，但其思维模式、行为习惯仍在农村，随地吐痰、丢弃杂物、倾倒脏水、乱扔脏物等不文明的行为随处可见，因此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整体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容易顺利融入市民社会，容易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传播城市文明，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提高进城农民收入，靠的是教育的教化作用。
3、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良好的职业技能训练对进城农民寻找就业岗位就有明显的作用。不同学历层次人群的平均收入水平随着学历提高而提高，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人群的就业率和平均收入较无职业技能人群都高。国内的用工调查证实，企业用工需求以中高级技工及管理人员为主，初级技工及服务人员仅占20%左右，高级技工与初中级技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达1倍以上。
4、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和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农民必须具有在城市中就业生存的能力。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倾向与其受教育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是确保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有效措施。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城工作生活的自然人口转移，城镇优质教育吸引农村学生进城就读，带动家庭成员在城镇就业、生活，职业培训使农民掌握了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必备技能等都是教育引导农民进城的方式。2013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不仅要吸引农民进城，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农民向城镇化的路走，向“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走。
三、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发展农村教育，必须由政府主导，按照分层培养的原则进行，使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市民教育适应不同的需求。农村城镇化是在县域区域内进行的，在发展农村教育过程中，要有效整合县域教育资源，使教育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1、合理布局，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基础教育体制。农村人口减少是客观事实，城镇化建设势在必行，基础教育布局调整成为必然，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兼顾基础教育布局调整和均衡教育之间的矛盾，防止因基础教育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和教学质量下降。农村基础教育布局调整要考虑以下因素：利于学生入学、减少家庭教育支出、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减少教育资源浪费、县域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学校布点时要考虑到人口密度、自然环境和未来人口转移和城镇发展的影响，设定合理的学校规模，建立完善的校车和住宿管理制度；边远地区和交通不便地区应该设立教学点，配备完善的网校教学设施；开发远程教育，通过设立教育网校整合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开展城乡学校和教师之间的交流，实施对口支援帮扶，提高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
2、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农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整体素质，是适应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形势的需要，关系农村劳动力进城后的就业范围、收入水平和稳定性，也是政府部门促进就业和帮助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的切入点。以市场为导向，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政府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长效管理体制和评估机制，建立完善的科技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整合社会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准确把握职业技能教育定位，制定合理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在培训内容的安排上，要以就业技能培训为导向，根据当前市场用工需求，进行对口专业技能培训，使农民学即能用。
3、开展市民教育，不断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农民变市民，除居住地域、居住环境、工作条件等方面的转变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精神层面也要发生相应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完成，需要通过市民教育来实现。政府部门在组织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还要传授市场经济知识、基本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城市生活常识、市民意识等知识，使农民既掌握了职业技能，更提高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诚信意识、参与意识，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建立全新的市民心态，使进城农民改善贫困状况。
作者：张学华 单位：吉林建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