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证解读弥补内容的轻浅
信息化时代，博客、微博、微信、视频网站等形形色色的自媒体平台，将碎片化的信息，推到世人眼前。目前的大学生多为95后，是在网络时代中成长的第一代，信息来源非常广泛，他们拥有庞杂的信息碎片，而且储存量正在与“秒”俱增。大学语文，以母语为语言，文学为内容，大学生已历经小、初、高十二年的语文教育，如单一介绍专人、专书的基本信息，间或穿插逸闻轶事，定然与同学已有的信息储备重复。如此，学生听大学语文课程（单就内容）的动力与兴趣将与“秒”俱减。笔者经过教学观摩，认为就内容而言，需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一方面，可从内容广度上专注于“人无我有”。如辞赋类作品，初高中一般涉猎《离骚》、《橘颂》，如不刻意搜索某篇文章，网络上对古文的介绍亦多浅尝辄止。大学语文可讲《天问》、《登徒子好色赋》等。《登徒子好色赋》极尽夸张之能事，对比东家之子与登徒子妻，将古语浅译后，令人捧腹。不过这样求广的挖掘，未必一定收效良好，如上述的《天问》佶屈聱牙，在教学中若不能深入浅出，会令学生望而生厌。内容的广度毕竟有“尽头”，更多时候，可在内容深度上追求“人有我优”。同样一个故事，普通人讲和相声演员讲，效果迥异。同样的题材，大学语文老师站在文化高点，用博证的方式解读，收效不同。比如讲授《颜氏家训•兄弟篇》，可结合儒家伦理中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来讲，告诉学生五伦之中最脆弱的一环非君臣非朋友非夫妇而是兄弟。结合文学史上著名的兄弟阋墙事件———周氏兄弟，介绍二人不和经过。联系鲁迅先生逝世次日，在北大授课的周作人给学生讲《颜氏家训•兄弟篇》，依据周作人学生的日记，回溯当日情景。经此解读，学生通过颇具现场感的周氏兄弟，加深了对《颜氏家训•兄弟篇》的理解，而这些知识与收获，也不同于学生已习得的碎片化信息。再如讲授钱谦益时，可加入贰臣文化讨论。“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是当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所撰挽联，亦是所有贰臣文化人的真实写照。民国时期才子黄浚著有《花随人圣庵摭忆》，文笔极佳，被南京大学著名教授程千帆钟爱（为其晚年把玩在手的两本书之一），联系其不亚于谍战片的通日寇事件，不单是有趣的解读，更能增进学生对文艺理论“文品不等于人品”的理解。学生主动回忆文学史上著名的贰臣文学，也是一种贯古通今的融会。
二、中外比较拓宽思辨的维度
《论语》云：“德不孤，必有邻。”基于相似的生命历程生老病死及其他普适情感，人们的思考与情感体验也是“情与貌，略相似”（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故中外文学不论主题抑或写作手法均有相通，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钟书《七缀集》）。辩证角度看，世界尚无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种族、时代、环境等因素，中外文学的不同也是显然的。大学语文以中外文学为授课内容，在学生已习得基本的中外经典基础上，从中外比较处建瓴，可拓宽学生的思辨，凸显大学语文独特价值。如讲授余秋雨散文时，必然涉及余秋雨其人其文的纷争，著名者有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在介绍争论经过后，请学生思考余秋雨是否需要忏悔，结合西方汉学界认为“中国无忏悔文学”请学生主动思考，中国有无忏悔文学，如果没有，为何缺失？补充说明西方文化中，最具忏悔意识的俄罗斯民族，其宗教为东正教，东正教教义的著名特征之一就是忏悔，并以列夫•托尔斯泰《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为佐证。中国文化以乐感为特质，从孔夫子始即以乐感文化为主导，以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等为佐证。经此番思辨，学生可感知中华民族特性，对外国文化也有进一步认识，让学生重审已知内容，遂有洞天之慨，而辨析本身也迥异于网络碎片化信息。再如，讲授《赵氏孤儿》片段时，除却让大家体味其中蕴涵的宗宋之思，还可以参读伏尔泰《中国孤儿》，比较二者的似与不似。相似处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不似之处在于对生命的珍重。《赵氏孤儿》中任何人，为了襁褓中的赵氏孤儿，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中国孤儿》中则有了不同，程婴夫人发话“：为什么要用我的孩子换回赵氏孤儿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独特的价值。”联系著名戏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被称为延宕的王子，而延宕的背后，是对生命的珍重。还可引发大家对死刑的思考，到底是否应该有死刑，我们是否真的具备处决他人宝贵生命的权利，借助中外文学的比较，学生亲身参与讨论，思辨力得到提升。
三、以精神引领为最终导向
大学语文面对的授课对象，是已具备基本文学知识与文化史识的青年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更不如授之以欲。在知识唾手可得的网络时代，一个人的精力与专注度毕竟有限，“鱼”无法满足受众（尽管客观上教师有此意愿），教授学生以方法，促之以学习的愿力，是为教学应努力的终极方向。
1.教授学生以方法。
不同的书，版本之间有巨大差异。比如古籍需看是否依据好的底本，外文书籍，需选卓荦的翻译者。这些知识，教师烂熟于心，对于蹒跚于辨别的学生而言，必须加以提点。再详细些，法文书籍，若有傅雷翻译，首选傅雷版；《论语》可看学界公认杨伯峻、钱穆等人的注译本。授课讲苏东坡时，可介绍其“八面受敌”的读书法，让学生在点滴中习得受益的阅读方式与习惯。
2.可通过书目介绍，促进学生学习的愿力。
单纯的书目清单，收效甚微。在课程讲授时，提及某本书的某个细节，反而会激发学生的愿望与兴趣。比如课中讲到仓央嘉措的情诗《那么静》，在优美的诗句品读中，推介仓央嘉措诗集的版本，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依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喜好，及时告知他们相关书籍文章的信息。比如有同学酷爱流行作《明朝那些事》，可介绍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二月河《康熙王朝》等，进而启发学生历史是当代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看此类书籍，需张大眼睛，尽可能注意书中引用的原始资料，从而迫近历史。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日新月异，教师的职能正在慢慢发生转变。一如北大教授朱青生所言：“即他不是授业者，而是再次被要求作为精神导师。在巨大的知识之中培养学生自我建树个人知识结构，鼓励学生，并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在这信息泛滥的茫茫大海上，找到一条能够幸福度过一生的航道，这就是对教师的最高要求。”大学语文作为人文学科课程的主干，任重道远。
作者：孟羽中 单位：浙江警察学院公共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