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改革机制探讨

大学教育改革机制探讨

摘要:大学教育改革在现代社会变得日益重要,但要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不仅需要提高教育质量,也需要社会提供保障,这就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过程,特别是学生的通用能力和知识的掌握情况,但要对此进行测试并不容易,而且目前也已经陷入困境,亟需突破。与之联系的第二个问题是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问题,特别是在对实际教学状况的把握以及把教育和改革联结机制方面还有待发展,这也成为推动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大学;教育;改革;学习成果;体制;评估

一、为什么要推进大学教育改革

大学改革为什么在当前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来说十分重大的课题,这是因为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变动中,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变得极其重要。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必须经历一个质变的过程,不只是如何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还有社会如何向其提供保障使其高效运行的问题,这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将其付诸实施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重点在于,这不是简单模仿一个理想模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现实中,首先要把握每一所大学如何进行教育改革,这些改革又分别带来什么样的教育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对教育进行改革。也就是说,大学教育改革必须运用反馈功能,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在校内设置负责整个反馈工作的IR(InstitutionalResearch),也就是院校研究。我们可以把反馈过程整理成图1,并在图1的基础上进行说明。

二、大学教育的由来

首先,如图1右下角所示,所谓大学教育就是指教师在大学里授课,学生通过上课来进行学习。从左往右,就是学生们通过上课来学习的主要过程,这样就产生了相应的学习成果,也就是获得知识、技能或者就业机会。那么课程是如何制定的呢?如图1左侧被虚线圈住的部分所示,课程的教学计划是由院系组织规定的,也就是由大学内部的教师组织来制定的,这一过程是由整个大学来规划运营的。大学是由政府设立的,或者由政府来对大学进行审查和评价。另外,还包含了社会和市场因素,或者高中生如何升入该大学等因素,这就是大学普遍实行的教育管理运营模式,随之才产生相应的教育成果。按照这一模式,前面所说的两个轴是独立运转的,其原因在于它们有着各自的固有条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改革就无法发挥作用,而要改善大学教育,就需要收集大量信息并对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成果进行系统分析;随后,还要把信息反馈给社会、政府以及大学本身,让大学基于这些反馈信息来改善教育的组织和方法。唯有通过不断反馈来推进改革才是理想的做法,因此,教育界普遍期待,高等教育研究能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中心作用。为了统括上述内容,笔者设计了图1,该图虽然能够完整地表达相关理念,但要在现实中付诸实现却非常困难。关于其原因,笔者将在下文具体阐述。

三、教育和学习成果

从高等教育研究史来看,学者们最先研究的是教学计划,也就是研究传授什么知识给学生。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教育界指出,作为教育成果有必要重视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不能仅仅拘泥于如何教育的问题。这可以说是把焦点从施教方转移到了受教方。实际上,大学的大众化发展和学生的多样化也必然会引发这种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学生通过学习究竟获得了什么,即上图的右下轴部分。伴随焦点从左往右的逐渐扩大,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如何测定和评价学习成果就成为非常重大的问题。个别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可以通过考试来测定,但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的更新换代非常迅速,劳动市场也在急剧变化,因此不只是对个别知识的掌握,从逻辑角度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能力也至关重要,我们称之为通用能力和知识。这样一来,如何测试所谓的通用能力就成了一个问题。通用知识和通用能力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具体如何测定却非常困难。目前,美国相继开发了数个测定通用能力的标准测试,同时,由发达国家构成的国际组织OECD也开发出了AHELO(AssessmentofHigherEducationLearningOutcomes)①这一国际化的标准测试,以测试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通用能力。②但是,从结果来看,这项测试并未获得成功。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技术上,测试学生的通用能力都是非常困难的。近两三年间,在美国,测定通用能力的测试也陷入了瓶颈期。

四、大学的教育体制

另一个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以及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问题。按照前文中所展示的模型图,就是左侧的流程如何在实际运行中起作用的问题。大学想要推行什么样的教育,或者说大学将要如何推动实行改革,还有与此相关的教育理念等,都是以大学校长为核心来确定的。但是,具体把握教育改革状况、采取相关行动措施的还是各学院自身,并且落实到每一个课堂当中,引发变革的主体又是各位教师。话虽如此,但众所周知,大学整体、学院之间以及各位教师之间的交互关系其实又存在着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受中国教育部的邀请加入了大学评估中心组建的评估团队,参与了对中国三所重点大学的评估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强烈感受到中国大学高层对大学教育改革所投入的饱满热情和干劲,他们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宏大目标,做出了能动性强的、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细化目标设定,并对各种各样的改革进行着规划和筹备工作,同时这些大学还在积极地投资建楼、完善设备。与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上述方面的积极性要高出许多,这点让笔者感触颇深。但有一点笔者感到有些疑惑,也就是大学整体的改革意图如何在具体层面上被整所大学践行实施?在实际操作中,制定课程教学计划的是学院这一层面,因此,大学整体要在这之上做出改变和调整实际上也比较困难。在大学运营管理的顶层和学院之间还存在教务处等许多机构,因此主要由教务处等来为教育改革实施进行具体的方案策划并督促学院做好相关工作。但问题在于,教务处手中究竟又拥有多大的权限,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在这种境况下,笔者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如何来捕捉把握教育教学的实际推进情况。在本次大学评估环节中,被评估的大学校方也给出了自我评估报告书。在报告书中,大学方面反复提及在学校建设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作为教育成果,也着墨甚多地描述了自身在哪些活动中取得了多少优异成绩。然而,针对学生这个学习行为主体如何学习、如何掌握知识技能方面的陈述资料,却是少之又少。参与评估工作的还有中国其他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等同仁们,笔者也关注了他们所做出的评价。在听完一堂课之后,他们会更加倾向于指出教学方法的拙劣和不成熟之处或者会对学生注意力不够集中、配合度不高的现象进行批评。在最后的讲评环节,往往会强调教师应对教育教学抱有更高的热情等。但话说回来,这所学校在知识方法技能的传授以及学生对讲授内容的吸收内化上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这不是局外人在短短两三天的观察之下就能完全弄清楚的。稍具讽刺意味来说,提出批评意见的老师们自身所管理的学校在授课方面就一定能保证每一堂课都尽善尽美毫无瑕疏吗,这一点不禁让人存有疑惑。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本着客观的态度,对教育传授和学习吸收的全过程进行充分有效的把握和了解。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大学在对实际教学状况的把握以及把教育和改革联结的机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充实发展的余地。同时,笔者也观察到,在一所大学内部,教务处和规划部门以及高等教育研究所之间的配合似乎也不甚密切,而事实上,这几个机构之间的联合协作是尤为重要的。

五、改革的实质化

上述问题并不仅仅见于中国,在日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不可否认,我们无法轻易地将高等教育研究与实际的教育改革进行无缝对接。就算在美国这样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且相对成熟的国家,针对它的高等教育研究,学界也逐渐出现了反思的声音,指出实际上这类研究并不能很好地与大学教育改革进行联结和对接。特别是近两三年,这样的反思声浪愈加强烈。在“学习过程”研究领域,一个著名学者于2016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如何使研究与改革进行有效联结》的著作,在书中,他对至今为止两者并未实现良好联结的现状进行了批判反思。无独有偶,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鲍恩在2017年年初也出版了一本书,题为《苦斗中的大学改革》。在这本书里,作者也指出,谁都认为对大学教育进行更深维度的改革十分必要,但从大学组织内部改革所推进的实际状况来看,其实已经陷入僵局、停滞不前。这是因为大学的组织架构与包括校长在内的身处这个架构之中的每个成员的实际利益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不一致性。他认为,对教育成果进行把握的困难也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一不可忽视的大背景。就日本来说,大学教育改革的历史虽比美国短暂,但也已陷入了同样的境况之中。虽然各个国家针对大学教育的改革都做出了不懈的且富有创造性的努力,但在各自的改革中,却由于改革的推进,浮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回到最初所提到的问题,我们就能逐渐理解,要使前文图表中所展示的循环过程发挥实际功效远比想象中要难得多。但显然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说这些改革的努力全都是白费力气,进而否定它们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正因为碰到了难啃的硬骨头,才表明触碰到了问题的实质,才越发彰显出改革的必要性。由此看来,无论是政策性的支持也好,还是大学自身的努力也好,其必要性都变得更高了。在这里要说到一个问题,就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应该做些什么。在上述境况中,高等教育研究者已经被置入了相当困难的境地,一直到今天,要求改革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因此高等教育研究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现今的问题在于,高等教育研究具体来说究竟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学生的学习行为以及课堂教学与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类研究课题的重要性当然不言而喻。我们调查并分析了授课方式与学生自主学习时间之间的关联性,得到的结论是,特定的授课方式会带来增加学生自主学习时间的效果。具体言之,学生参与程度高、师生之间互动性强的授课学习模式非常有效,可见,这种参与式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还针对大学教师进行了意见调查。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教师认为,重要的教育方法与改革预设的方向并不完全是相向而行的。并且从调查结果来看,教师眼中的理想教育方法与实际上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之间还存在一定出入。因此,不能仅仅止步于要求大学教师应该对教学投入更多的热情,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忖度和把控的是,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把满腔热情贯注到教学的过程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大学之间,各自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学生学习模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即使在相同专业领域也比较明显。当然,这与大学的历史和入学难易度有关,但如前所述,这其实与大学内部的组织架构,即大学的领导层与教育规划职能部门以及各个学院之间的交互关系也有着密切关联。如此看来,实际的改革在这样的大学组织架构中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又是否与授课模式的变化以及学生学习模式的变化密切相关,便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所做的研究至今寥寥,原因或许在于高等教育研究者本身受制于体制,一旦涉足其中,便不得不把自身也纳入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了。但我却认为,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研究才更引人入胜或者说更有意义。不管怎么说,为了进一步推动今后的大学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研究责无旁贷,理应发挥更重要的功效,因此尚有很多课题等待着我们去探讨。衷心希望通过双方共同攻坚克难,逐步深化中日之间的学术经验和改革经验交流。本稿为笔者于2017年11月4日在上海对外贸易大学所作报告的归纳总结,全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应才昳、谭婉心、夏冬梅三位同学翻译整理。在此向主持讲座的上海对外贸易大学宋彩萍教授以及对演讲稿进行汇总整理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窦心浩副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徐国兴副教授表示感谢。

作者:金子元久 单位:日本筑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