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年终总结范文1
“天子躬耕，皇后亲蚕”。自古以来，纺织生产一直被作为统治阶层立国的重要经济支柱而加以保护和重视。在历史上，中国是世界纺织生产的强国，一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土法手工纺织品和传统植物染料靛蓝还大量出口欧洲。18世纪，英国依靠机器纺织工业积累的大量资金和技术，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崛起。1840年英国侵华战争的直接导火线虽然是鸦片贸易，但实际上英国纺织中心曼彻斯特市资本家早就要求英国政府用武力打开中国纺织市场［1］鸦片战争后，洋商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低税率和倾销政策等手段，开始向中国倾销机器纺织品，洋商用土布三分之一的价格将洋布卖给中国人民，舍土布而着洋布者比比皆是，并从沿海而逐渐及于内地。诚如郑观应所说：“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2］纺织品进口速度日增，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总值从鸦片战争前的白银年40余万两猛增至战后的1 000万两，到19世纪中叶已达2 000－3 000万两，到90年代初，棉纺织品进口总值竟达5 270余万两［3］，仅次于鸦片的进口数。同时期，印度的传统经济因遭到英国纺织品的巨大冲击而衰败，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4］。在纺织繁盛之地江西抚州，一个传统家庭妇女手工纺一匹布可卖两千文，足以应付家庭日常花销，而进口纺布，一匹只卖600文，质量却远胜土布。到1885年，纺织品进口总值已超过鸦片占第一位，不仅大大冲击中国传统的土布生产，致使大量的手工纺织业破产，农村纺织劳动力过剩，白银大量外流，传统经济遭到沉重打击。
二、李鸿章的三上《织布局折》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建和发展
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1882年4月23日），李鸿章上表《试办织布局折》，对近代中国纺织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做了全面论述。为了保护中国机器纺织发展，奏折提出给民族纺织专营十年的优惠政策，对机器纺织产品，“如由上海迳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溉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5］。这说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政府从一开始就从国家决策层面出台一系列支持机器纺织的发展政策，奠定了近代纺织业发展关键的第一步。上海机器织布局创设于1876年，实际筹创始于1878年，1890年投产。由于李鸿章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淮系要员杨宗瀚等人的努力，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1893年5月10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达1．2万两，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的非常成功。在李鸿章上奏《试办织布局折》后，淮系官僚上海道台合肥人龚照瑗呈请李鸿章奏准设立华新纺织新局，参与者有淮系幕僚严信厚等人，严信厚一直担任总办一职。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成功，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遂令出使英国大臣薛福成速购新式细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1893年10月19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白银70余万两。该局被焚后，李鸿章并不气馁，急图恢复，光绪十九年十月（1893年4月）李鸿章又向皇帝上《重整上海织布局折》［6］，再一次提出采用机器纺织以敌洋布，并上奏积极推荐淮系洋务大将盛宣怀来经营。“谋始图成，得人尤难”。盛宣怀果然不负鸿章期望，进行了大胆改革，为改变织布局的官僚气息，盛宣怀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将局改厂，改称“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雄心壮志，计划华盛开10家分厂，纱机38万锭、布机4 000张，后来华盛实际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开设了7家分厂，还控制因管理不善而经营困难的华新纺织局（后改华新纺织厂），到1895年纱锭总量实际约21万枚，布机2 300台。盛宣怀在华盛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李鸿章。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3月28日，李鸿章乘热打铁，再奏《推广织布局折》［7］，除向皇帝奏明上海机器织布局从建立到焚毁又到规复的情况外，又依盛宣怀之意，将华盛规划的38万锭棉纱、4 000张织机加上张之洞的湖北纺织局的2万锭棉纱、1 000张织机，共40万锭和5 000张织机作为今后十年纺织行业的最高投产限额，加以保护。奏稿中还强调“将求种棉之法，徐图纺织细纱原布，以期开拓利源”，以求棉农结合，更好地推动纺织生产。此时银元贬值而英镑升值，购买进口设备花费巨大，又担心洋商自行在华设厂，与华民争利。李鸿章忧心忡忡，奏稿中甚至出现“此臣所以日夜筹维，力图振兴，而不敢中止也”的紧张情绪。李鸿章的这篇奏稿上了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起因之一是日本新兴纺织资本家要求掠夺中国原料、市场和在中国拥有开设工厂特权。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努力。甲午前外资投资纺织业得到严厉控制，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纺织产业保护条例自然失效，外资果然大量在中国设厂，中国初生的机器纺织业面临外资纺织业的全方位围剿，困难重重，中国近代机器纺织第一个发展阶段告一段落。但毋庸置疑的是，李鸿章的以上三篇关于创建机器纺织的奏折在中国近代纺织发展历史上具里程碑的意义。
三、淮系集团的努力促进近代机器纺织的全面进步
1．盛宣怀与“华盛纺织”
盛宣怀，江苏常州人，长期担任李鸿章幕僚。李鸿章苦心筹划的上海纺织机器局由于一场大火毁于一旦，盛宣怀接受了李鸿章的任命，并按李鸿章“建厂开工，稗昭迅速”的要求，积极多方筹备。1893年12月20日，盛宣怀向李鸿章递交了《规复机器织布局禀》，迅速处理好火灾遗留问题，紧锣密鼓地进行规复，成效明显。1894和1895年华盛经营良好，华盛总厂及其在上海、无锡等地的裕源、业勤等七家分厂，是近代纺织业创始时代的代表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创办者和经营者基本是李鸿章淮系幕僚人物，著名的如杨宗濂、杨宗翰、龚照瑗、朱鸿度等。
2．周学熙与“华新纺织”
周学熙（1866－1947），安徽东至人，李鸿章幕僚、清末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的第四子，我国北方近代民族工业的奠基人，与南方实业家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出口减少，一时货源紧缺，周学熙着手组织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9年正式成立，两个月即获利10万元；1919年3月至1920年2月计获利137万余元。此外，周学熙还先后在天津、青岛、唐山等地建厂。天津华新纺织厂创办后，对北方的棉纺织业起了推动作用，先后在天津建起纱厂5家，在济南建起纱厂3家，奠定了北方纺织业的基础，与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了有力的竞争，既为国家挽回了利权，又打下了棉纺织业的基础。1918年，周被任命为全国棉业督办。他制订《整理棉业计划四条》，提出改良棉种、培养技术人才、成立棉业公会等措施，并成立了长芦棉垦局，开始大规模植棉。
3．张謇与”大生纺织“
张謇，江苏南通人，早期为淮西将领庐江人吴长庆和李鸿章幕僚桐城人孙云锦（后任开封知府）幕僚。1894年在南通设立大生纱厂，1899年投产。张謇注重棉花种植生产和机器纺织之间的关系，1901年建成通海垦牧公司，以棉纺织为核心建立了从棉花种植到机器纺织和纺织机械的大型集团企业，1913年，张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制定民族纺织保护条例。“大生纺织”是近代纺织第二个黄金时期的代表性民营纺织企业。
4．薛南溟与“永泰”丝业
薛南溟，是薛福成长子。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他以候补知县衔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光绪二十二年与周舜卿合资五万两白银，在上海七浦路开办水泰丝厂。由于注重工厂管理和工人技术训练，重视产品质量，精选优良茧子，终于缫出“金（银）双鹿”牌优质白厂丝，在国际上声誉日隆。至光绪末年，该厂已拥有480台缫丝机，在厂职工1 000余名。所产“金双鹿”丝曾获美国纽约万国博览会金像奖。薛南溟病逝后，其子薛寿萱努力经营，很快登上“中国丝业大王”的宝座。
5．陈惟彦与安徽裕中纺织
陈惟彦，安徽石台人，1884年入李鸿章幕府，和张謇是儿女亲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国纱布进口锐减，陈惟彦产生在芜湖创办纱厂的想法。芜湖当时是安徽最大通商口岸，交通便利，附近盛产棉花，具有发展纺织工业的良好条件。1916年，陈惟彦以振兴实业为名，创办裕中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向英国订购机器，1919年投产，生产“三多”、“四喜”牌粗纱，揭开安徽近代机器纺织序幕［8］。
四、李鸿章创办近代纺织的历史价值
1．建设纺织工业的富国思想与近代工业化全面推动的不谋而合
李鸿章关于建设机器纺织工业的富国思想是在洋务运动中逐步形成的。洋务运动早期，李鸿章认为“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省人物之劳”［9］，局限于采用机器纺织能够节省劳力，提高生产效率的初步认识阶段。后来逐渐认识到利权的争夺关系重大，李鸿章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而中国若不早图变计，“以贫交富，经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反映了洋务派民富才能国强的观点①。李鸿章在《试办织布局折》中强调“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要益固”，更加鲜明地指出民富才能国强和兴办纺织业对于民富的重大意义。李鸿章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受到西方经济价值观念的影响，看到西方皆以工业立国而富强的事实。纺织行业本身能广泛解决就业以利民生，产品又是大众必需品，如销售顺畅便能迅速收回投资。发展机器纺织对洋务民用企业的采矿、铁路、航运都有极大的推动，纺织还直接影响中国农村广大的种植业，意义深远。1894年，就在盛宣怀重建华盛纺织已有起色，李鸿章再奏《推广织布局折》的时候，杨经、杨纶还建议盛宣怀开展机器印染，进一步完善机器纺织产业链以争取利源，可以说近代纺织发展正按照正常的轨道在进行［10］。在近代经济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就是从纺织行业开始而开创大工业时代，现代工业发达国家几乎都是以发展纺织工业来积累资本以实现工业化。鸦片战争前，英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纺织生产强国，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由于大力引进英美机器纺织而迅速完成初步工业化。李鸿章具有当时士大夫中少有的远见卓识，力排众议，大力举办机器纺织，还亲自为纺织企业题写厂名，对于纺织企业的财务、人事、商务等等方面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足见其对纺织发展的殷殷关切之心，无形之中在淮系幕僚中引起重大反响。当时社会上有识之士之中也对李鸿章的纺织建设成就高度认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青年时期就曾上书李鸿章，赞赏李等洋务派“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李鸿章之后，淮系幕僚相继创办了众多的纺织企业，到1913年纺织工业在整个工业经济中占了投资总额、厂数、从业人数三项第一［11］。这些企业以“华盛”、“华新”、“裕中”、“裕源”为名，反映了洋务派希望积极通过兴办民族纺织工业以争取国家利益而富民强国的思想，而当时纺织工业的实际进步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近代中国工业化似乎在这个节点出现了曙光。
2．实现纺织技术的历史性进步
中国手工纺织历史悠久，由于中国土布的价廉物美，一直到19世纪初期都是出口的大宗商品，现代机器纺织的成果在中国并没有得到体现，中国的手工纺织技术依旧顽强地生存，手工纺织生产由于中国劳力的低廉和机器纺织的刺激甚至在局部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现代纺织技术的革新自然无从谈起。由李鸿章倡导的机器纺织工业，在纺织技术进步方面无疑是彻底的革新，其中淮系集团把持的上海机器纺织局是当时引进技术最成功的企业。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技术力量开始出现，纺织技术得到飞跃发展。这种进步是一次性突破的，从现代机器纺、织、染技术引进的角度无疑是成功和低成本的，上海机器纺织局的机器甚至使用至上世纪90年代的限产压锭时代。自李鸿章倡导近代机器纺织以后，沿袭数千年的中国手工纺织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几代纺织科技人才的努力，特别是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建立了独立的纺织工业体系并加以保护，终于在20世纪末完成机器纺织技术的赶超，中国成了世界第一纺织大国。纺织工业为中国工业化、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推进中国现代纺织基地的形成
淮系集团创办的纺织企业在运营、产品质量等方面领先于当时其它洋务集团，湘系集团左宗棠在甘肃兰州主持织呢局，经过两年艰苦筹备和生产，其产品“几乎完全不能出售”［12］；1883年织呢局锅炉爆炸，彻底停工。另一洋务主帅张之洞在武汉筹建湖北纺织四局，因筹款困难、资本不足、管理不善等原因，四局共欠款近170万两，企业衙门化，管理混乱，生产难以为继，连年亏损。相比之下，从李鸿章筹办上海纺织机器局一开始，就注意用人和筹款两项办厂要点，筹建初期，接连撤掉总办彭汝琮和龚寿图、龚彝图兄弟，启用马建忠、杨宗濂、盛宣怀等洋务人才。在1893年上海纺织机器局毁于一炬后，李鸿章又力图规复，体现了李鸿章对兴办机器纺织的高度重视和坚持，日后上海成了中国最大的纺织基地，纺织行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始终是上海的第一大产业，为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做出彪炳史册的贡献，淮系集团在天津、青岛等地也极力推动机器纺织的发展，形成了近现代中国著名的“上青天”（上海、天津、青岛）纺织基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和壮大，功不可没。
纺织厂年终总结范文2
1902年，“德华缫丝厂”建立，青岛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的机器工业；1913年，周学熙收购“德华缫丝厂”，设立华新纱厂（后来的国棉九厂），这是青岛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企业。
纺织业发轫，带动了纺织机械、布厂、袜厂、针织、染织等一系列周边的工业，同时，使得青岛自近代以来城市化飞速发展，无怪乎纺织业被称为青岛的“母亲工业”。
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沿着四流路鳞次栉比的纺织工厂，新中国成立后“上青天”的美誉、“郝建秀工作法”的光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十万纺织大军”的荣耀，这些，都给青岛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纺织情结”。
而当传统的纺织产业到了转型升级的关头，以青岛纺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纺联”）为代表的青岛纺织企业，将怎样怀抱着这种情结，使“母亲工业”再度青春？青纺联董事长闫勇就是一个深具情怀的人，在他的理念里，“跳出纺织做纺织”可谓精髓，而这既植根于青岛的历史文脉，也是新常态下的新要求。
“要想个办法”
“纺织转型，过去是有想法没办法，有办法了还不能很好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但是，青岛纺织人始终在苦苦探索，没有放弃。‘纺织谷’就是想了个办法。”――闫勇
实际上，青岛的纺织产业转型问题，早已摆在了青岛诸多纺织企业面前。从一个个模糊的构想中，提出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是，何以时至今日，“纺织谷”的概念才日渐成型？
在闫勇看来，青岛的纺织产业转型非常艰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过去引以为豪的“上青天”，恰恰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产业基地，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工厂，它形成和存在的前提，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国有企业的基因，根深蒂固地生长在青岛纺织业的肌体里，使得这些企业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人员负担、经营管理模式落后、成本高企等等。
“过去的优势不在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跟不上了，说到底，青岛纺织与全国纺织产业面临的问题都是如此。过去我们常常纠结，说设备不好了，设备不好对不对？对，但是这不是最根本的问题。设备可以买，可以换，但是要进一步发展，内生动力绝不是来自设备的改进。”闫勇说道。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纺织业充分竞争，青岛过去的优势不复存在。特别是电价成本、人力成本，已经不具备竞争力了。再坚持过去的模式，无异于“等死”，但是对于青岛来说，纺织是一种“情结”，如果不了解青岛历史，确实会认为青岛应该加快改革步伐，将纺织产业全部外迁，纺织企业的土地用来搞房地产，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也是短期最有利可图的办法。青纺联摒弃了这种做法，它一直在苦苦探索，寻求纺织产业转型中“情结”与“利益”的两全之道。
要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必须抓住上游的研发、创意、设计，以及下游的服务。而上游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二是时尚。论科技，青纺联的功能化多组份纤维一直在国内独占鳌头，接下来，就要从时尚入手，从服务贸易入手。一个转型的思路渐渐清晰。
应运而生的“纺织谷”
“纺织业发展的驱动力已经从要素驱动，变成了创新驱动。单纯的技术改造，不能使青纺联摆脱加工型的国企，做‘纺织谷’是被逼的，也是因为看到了自身的短板和优势，应运而生的。”
――闫勇
腾笼换鸟，是当前所有传统制造业共同的命题。青纺联也早已将大部分生产制造的环节外迁至省内的台儿庄等地，在青岛市区的老厂区里，仅留下了几个车间和“金牌”产品。“笼子”腾出来了，“鸟”在哪里呢？要引进一些什么样的“鸟”呢？在闰勇看来，要使引进的“鸟”适应这个“笼子”，不至于水土不服，必须要认清自身的“长板”。
过去的“木桶理论”，总是在强调要弥补自己的短板，而“木桶原理”的新解，就是要发现自己的长板，这些长板决定了企业的特色与优势。“青岛的纺织工业遗存，保存最完整的就是原国棉五厂，就是现在的纺织谷所在地。这个地方有很多‘土豪’来，要开发房地产，但是被我们拒绝了。”闰勇认为，青岛的区位优势、青纺联老厂区的空间优势、青岛纺织工业百年的历史以及长久积淀的产业背景，都是“长板”，是不可多得的优势，这里“天生就应该做研发、做展示、做文化”。
青岛地理位置优越，近可辐射山东半岛，远可辐射东北亚，距离日本、韩国近，有着对外贸易的基础和港口优势。已经成为了对日韩贸易的“桥头堡”。而青纺联是国内行业唯一的“国家多组份差别化纱线坯布开发基地”和“中国多组份纱布精品基地”，在纤维的新材料应用、新工艺创新和功能性纺织品设计开发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
原国棉五厂的老厂区，有着独特的味道，这在闰勇看来，就是最时尚的“国际范儿”。厂区里还矗立着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水塔，民族工业家周志俊亲手栽在原国棉九厂的金桂树被移栽至此，年年都会吐香。“这座百年老宅院，如果搞房地产，就太可惜了。”在闰勇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已经不再是吃饭穿衣，人们到了讲究氛围、情调、品位的阶段，也就是愿意“为情怀埋单”的阶段，这是最大的价值所在。
“上青天”、“郝建秀小组精神”这些都是百余年纺织历史留给青岛的文化名片，而良好的产业背景、成熟的产业配套、完善的产业链条，都会对来“纺织谷”落户的企业形成吸引力。“因为在青岛做业务特别方便，企业下了一个订单，能够很便捷地找到工厂加工，跟单、品控、物流等配套也很完善。”闰勇说道。
“纺织谷”就是从这些“长板”出发，力求打造一个服务贸易为主体，研发创新、文化创意为两翼的产业园区，而在中国纺织总会推动的全国36家纺织产业园区中，这也是唯一一家以服务贸易为定位的园区。立足产业做产业，跳出纺织做纺织，“纺织谷”的思路，已经不再是由机器、纱锭、工人等构成的纺织本身。
招商不是“拉郎配”
“‘纺织谷’就像一个码头，我们修建一个码头，要请大家来。所以我们做的是平台建设，只要这个平台是开放的、包容的，就能够吸引优质资源集聚。而我们就要加以筛选，形成上下游的供应链配置。”――闰勇
“林子大了鸟就多了”，闰勇笑言。首先，花重金请北京的设计团队来设计这个老厂区，保留原有的味道，打造一个有“范儿”的平台，接下来，就是要选择核心团队了。闰勇认为，有10个核心团队，足以支撑起这个服务贸易、科技研发、文化创意为三大板块的园区。由“纺织谷”搭台，大家来唱戏。
目前，中国色彩中心已经落户，2014年的“色彩中国”颁奖典礼就在改造过的老厂房里上演；与青岛出版集团合作的“城市记忆”文化空间即将落户；自2015年开始，各类时装品牌会将在这里举行，纺织谷将联手当地政府和国外时尚机构，开展时尚活动，助推青岛时尚之都的建设。未来，电商平台、金融服务机构等也将相继到来。
纺织厂年终总结范文3
大华第一任厂长
说到大华，不能不提到石凤翔的名字。他是大华纱厂的第一任厂长，更是西北纺织业的拓荒者。
石凤翔与大华纱厂的结缘很有些传奇色彩，他是湖北孝感人，1912年留学日本，就读东京高等工艺学校，专攻纺织工业。1917年回国后，先后在保定、武汉等地的工业学校和纺织学校任教务长、校长，为我国早期的纺织企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当时，湖北楚兴公司是武汉最大的纺织企业，楚兴先后在武汉、石家庄和西安创办了裕华、大兴、大华三个纺织公司，这三家公司在民国时期的名气都很大。但这三家公司，都与石凤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最早成立的裕华纱厂，石凤翔被聘请为技师，相当于今天的总工程师。1922年，大兴纱厂在石家庄兴建时，已成为国内纺织业权威的石凤翔被委任为厂长。西安的大华纱厂，则是石凤翔到陕西后一手兴建起来的。
西安大华纱厂，原名大兴第二分厂，石凤翔任厂长兼总经理。选择在西安建厂，也是时局所致。此前，石凤翔在大兴纺织厂任职近10年，由于他精通技术，先后改装了纱机、布机及其他设备，并对部分生产工艺和流程做了改进，使得纱布质量大大提高，大兴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很畅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棉纱的杀价倾销，严重冲击着刚刚起步的我国纺织工业，纱厂纷纷破产、停工，大兴也不例外。1934年，大兴纺织厂在全国的市场仅剩西北的陕西一地了。
同年9月，原裕华公司董事长苏汰余说：“查本厂所出之布，仅以陕西为惟一出路，而所用棉花也以陕棉为大宗，但是往返装运，运费亦属不赀。故本厂同仁屡有迁厂至陕或在陕设一分厂之建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凤翔授命来到陕西建厂。
1934年10月，石凤翔一行八人来到西安考察选址，得到时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支持。石凤翔最终将厂址定在了邻近火车站的道北地区，并在大明宫含元殿东侧购地122亩，兴建工厂。从1934年筹建，到1936年3月正式投产，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一座当时西北最大的机械化纺织厂—大兴纺织二厂就在古城西安诞生了。半年后，大兴二厂的利润即达法币20万元。石凤翔在征得大兴、裕华公司董事们同意后，继续扩建，增加了锭纱机和自动织机，使工厂的细纱生产能力达到了5万锭。不久，由股东集资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工厂即更名为大华纱厂。
今年已90岁的李宗春老人是原大华纱厂的一名纺织工人，他清楚地记得，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他进了大华厂。老人向记者介绍说，石凤翔个头不高，四方脸，平时戴一顶礼帽，穿着长袍，有时也戴眼镜，右手拄根拐杖，左手残疾，总背在身后。记者了解到，石凤翔在武汉的裕华纺织公司期间，一次在车间巡视，不慎被机器打掉了左手两个手指，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所限，伤口感染，导致左臂被截肢，从此失去左手。
据悉，大华纱厂建成后，每年在陕西收购棉花10万余担，充足的棉花供应，以及毗邻陇海线的便利交通，让大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最多时，大华厂有三四千名工人，加上家属有上万人，除了厂区外，还在周边形成了大华一村、大华二村、大华三村等生活片区。大华纱厂成为当时西安市仅有的一家拥有上千名工人的大工厂，在大华的带动下，一系列相关企业陆续在西安建成。
建国后，通过公私合营，大华纱厂易名为陕棉十一厂。接着，政府在西安、咸阳、宝鸡等地兴建了多家棉纺织企业，使陕西成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在采访中，一位熟知大华历史的人士说，别看大华在陕西排名“十一”，其实大华是陕西纺织企业的黄埔军校，因为“这些纺织厂的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多数出自大华”。
大华的爱情传奇
谈到大华，同样不能不提到的名字，因为他与大华纱厂老板石凤翔是儿女亲家，他们子女间的爱情故事，至今仍是大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爱情故事的主人公是石凤翔的次女石静宜与的次子蒋纬国。李宗春老人说，从他进入大华厂的那一天起，就听到人们在谈论蒋家公子与石家小姐的故事，他从工友们那里得知，蒋公子是在跳舞时认识石家小姐的。后来还有人说两个人是在奔赴前线的途中邂逅相识的，也有说是在西安的钟楼底下意外相遇的，而且不同的人会演绎出不同的版本，但传奇和浪漫却是不变的主题。
历史的细节是永远无法复原的，但结局和故事的大体轮廓却基本一致。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情节是，1940年底，蒋纬国从德国慕尼黑军校留学回国后，来到西安胡宗南麾下，任步兵少尉排长，驻守潼关。一次，蒋纬国在西安至潼关之间的火车上，发现对面一位漂亮的姑娘，竟然在看一份英文报纸。蒋纬国便主动与之打招呼，但眼前这位姑娘并未在意这位稍显莽撞的年轻军官。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位英俊的军官向自己借阅报纸，而且还能用流利的英语阅读和交谈。姑娘自然对这位年轻的军官产生了几分好感。当然，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不久，这一对在火车上邂逅的青年男女又一次相遇了，这次是在陕西省议长刘楚才的家庭宴会上。蒋纬国一眼就认出了让他怦然心动的女孩，这时他才知道，这个女孩原来是大华纱厂老板石凤翔之女，名叫石静宜，而且还是一名正在西北大学读书的大学生。而蒋纬国当时年仅26岁，风华正茂，抱负远大。宴会后，蒋纬国即邀请石静宜跳舞。很快，两个人便坠入了爱河。他们的爱情传奇，从此也在西安城里流传开来。
因了这层关系，民间便有人认为，石凤翔能在西安玩得这么大，是因为有这个亲家在撑腰。其实，细究起来，这种说法是很没有道理的，从先后顺序来说，是大华的兴起在前，蒋、石两家结缘在后。直到1942年，蒋纬国才把自己与石静宜的恋情写信告诉了父亲。蒋纬国与石静宜的婚礼，则是一年以后，即1943年的圣诞节那一天在重庆举行的，和宋美龄亲自为他们操办了婚礼。据说，婚礼极其奢华、气派。后来在大华厂，一直流行这样的口头语：“生儿子要像蒋纬国，生女儿要像石静宜。”
当然，两家结亲以后，大华纱厂的名气比过去更大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大华厂的这种荣耀并未维持多久，随着日本人投降，没几年功夫，全国就解放了。据大华厂的老工人介绍，胡宗南的部队在败退时，曾将大华厂的发电机房炸毁，使大华厂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后经奋力保护和抢修，大华厂终于在西安解放后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生产。
李宗春老人还向记者披露说，西安解放前夕，石凤翔的亲信和部分家人，带着整麻袋的银元准备逃跑时被厂里扣留了，后来他还分得了几块大洋。他还介绍说，石凤翔弟兄五人当时都在大华厂干事，石凤翔聘请的技师叫陈访周，其子在后来的大华中学执教。
而石凤翔早在1949年初，带着家眷南下四川，后经上海离开大陆。有报道说，1959年，石凤翔举家迁至香港，曾开设珠宝店，晚年病逝在香港。
大华的优质名号
在通往大华三村的纱厂东路，记者遇到了82岁的赵大爷。赵大爷是1949年进大华厂的，他说那时西安刚解放，军管会招工，他就去了，成为了一名钳工。
“解放初那阵，（大华）还不叫十一厂，效益好，待遇高，工资在西安是最高的，比铁路上的工资都高，听说铁路上的人有意见了，后来就降了。厂子内什么工种都有，自己发电、供水，设备有问题了，还能自己修理加工，不出厂就全解决了……大华厂生产的‘雁塔牌’棉布，越洗越白，就是最后磨破了，露出的纱线也是白的，当时西安人就认这个牌子，卖得特别好。”赵大爷说起大华厂的故事来，如数家珍，言语间流露出一种久违了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现在的人，都以为旧社会工人吃不饱饭，也不全是这样，听那些比我更早进厂的人说，解放前，大华厂的工人吃的非常好，工人都吃食堂，8个人一桌，两荤两素。人家那个土豆丝，吃完后碟子里还有一层油，你想那菜能不香吗？”赵大爷说。
“有的工人还偷偷地把食堂里的馍带出去，卖给那些逃荒的。”此前，李宗春老人在家里也向记者这么说，无意中印证了赵大爷所言不虚。按照李宗春老人的说法，外面根本吃不到那么大那么白的馍馍，以至于“有的家里好几口人都在厂里上班”。
建国后，通过公私合营，大华厂恢复生产，继续沿用“大华”名号。1966年12月16日，大华纱厂更名为国营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从此，“十一厂”逐渐被西安人熟悉，“大华”的名号渐渐被人们淡忘。与此同时，西安、咸阳、宝鸡等地也兴建了多家棉纺织企业，使陕西成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在采访中，一位熟知大华历史的人士说，别看大华在陕西排名“十一”，其实大华是陕西纺织企业的黄埔军校，因为“这些纺织厂的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多数出自大华”。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十一厂”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同国内众多老纺织企业一样，从亏损到停产，再到破产，不可逆转地走上了一条不归之旅。据赵大爷介绍，厂里传说改革开放不久，石凤翔的儿子从台湾回来，提出要收购厂子，条件是所有厂房、机器、工人全部留下，但行政管理人员一个不留。这意味着当时的领导们都要下岗了，自然没谈成。“要是让人家收了就好了，工人们也都享福了，至少比现在强。”老人惋惜地说。
纺织厂年终总结范文4
（一）棉纱四大王
自1914年欧洲各国卷入一战之后，中国商业迎来难得的“镀金时代”，纺织业迅速崛起。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连年赢利，大生一厂、二厂仅1919年一年利润就达380多万两。从1914年到1921年前后8年间，两家工厂共赢利1000多万两，大生股票也成为当时最抢手的“蓝筹股”之一。
1920年，张謇耗资18万两白银在上海九江路建成“南通大厦”，这或许是其商业帝国回光返照式的浮华。同一年，张謇在南通创办淮海实业银行，并获得纸币发行权，他在1元、5元两套钱币上印有独子张孝若的头像，寄托“青出于蓝”之厚望，可未等上市，银行已陷入困境。一年后，大生盛极而衰。
此时，与南通一江之隔的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二人正走向辉煌。1902年，荣家创办保兴面粉厂（后更名茂新），以“4部石磨、3道麦筛、2道粉筛”起家，一昼夜可生产面粉300包。到1913年，茂新可日产5500包面粉。1914年一战爆发，中国面粉出口世界各国，茂新的“兵船”牌更是供不应求，每次装船都是数万甚至数十万包。到1921年，荣家旗下面粉厂共有12家，每昼夜可产面粉7.6万袋，占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3.4%。
一战带来的空前机会让荣氏兄弟对同为民生必需品的棉纱信心十足。1915年，荣氏新建申新纱厂，次年开机时只有12960枚纱锭，此后规模迅速扩大，1917年购买日资企业“恒昌源”，更名申新二厂，这是中国纺织业华商并购日商的唯一案例。1919年兄弟二人又在无锡筹建3万锭的申新三厂。到1921年，荣氏已有4家纺织厂，员工过万人，19万枚纱锭，每昼夜可产纱500件，织布6000匹，成为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
在商业重镇上海，聂云台正声名鹊起。其实早在经商之始，他的特殊身份――“曾国藩外孙”就为业界所熟知。1904年，聂家组建复泰公司，24岁的聂云台担任经理，初涉商海。5年后复泰收购华新纺织新局，更名为恒丰纺织新局，聂云台以经理职位进入纺织业，他是家族企业的实际决策者：引进先进设备，废除工头制度，整顿工厂管理，提高员工素质，甚至资助优秀员工赴欧美学习纺织技术。
1919年，聂云台与鲍咸昌等人联合投资120万两创办大中华纺织厂，两年后投资额追加到289万两，有45000多纱锭，聂云台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规模巨大，管理先进，被业界誉为“模范工厂”。同一年，聂云台与荣宗敬、穆藕初等人投资20万两创办维大纺织用品公司。次年2月，他参与创办大通纺织公司，投资64万两，有1万纱锭。1921年，他参与创办华丰纺织公司，有1万纱锭、300台布机。此后与人发起“华商纱厂联合会”，并被选为副会长。
与同代企业家不一样的是，聂云台自幼在中西方文化熏陶中成长，思想激进，视野开阔，以至于在1919年席卷至上海时，他竟能从理国的角度给学生领袖提供指导意见，陈独秀将其推崇为“我国工业巨子”。尽管聂云台高瞻远瞩，思维新颖，但真正将现代企业管理观念引入纺织行业的人却是穆藕初。终其一生，堪当“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之盛名。
1914年，时年39岁的穆藕初留学归国。在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期间，他从怎样种棉花到如何纺纱织布、从怎样办厂到如何管理进行系统学习。1915年6月，穆家兄弟创办的德大纱厂开机，纱锭不过万枚，哥哥穆湘瑶为总经理，穆藕初担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
自创业伊始，穆藕初事必躬亲，白天在工厂指挥机器安装，夜晚清查财务和统计报表。穆藕初在棉纱行业有两项创举：一是创办“穆氏植棉试验场”，前后耗时五年改良棉花，并著有《植棉改良浅说》以推广美国脱籽棉种植；二是引入科学管理，他亲手制定《工人约则》《厂间约则》《罚例》等规章制度，并规定各车间对生产进度、原材料存量、成品数量每日一报，实时掌控品质、工时、耗材等动态，这也是中国企业首次以数字说话而非凭经验决策。
1916年6月，德大纱厂的“宝塔”牌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的质量评比中荣获第一，穆藕初认为三分在机器，七分可归功于“实行科学管理的结果”。1916年11月，穆藕初将《科学管理原理》翻译引入中国，当时反响平淡，但到1928年前后却被企业界奉为经典。
1918年6月27日，由一批颜料商人创办的厚生纱厂开业，与德大紧邻，穆藕初欣然受聘总经理，两厂兼顾。此后，他陆续在1918年12月筹建郑州豫丰纱厂、1919年7月组建上海恒大纱厂，两家工厂均门庭若市。眼见实业顺风顺水，穆藕初又将目光投向金融。1919年9月，他与55位商界名人发起成立“中华劝工银行”，并长期担任董事长，以“振兴国内实业”为己任。在他看来，金融和实业的关系，如同血脉与人体，血脉流通，人体才有可能健康。
据国内学者统计，1912～1920年间，我国工业增长率达到13.4%，这在全球都属领先水平。这一时期，纺织业如日中天，张謇、聂云台、穆藕初及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组成的“棉纱四大王”名满天下。
“四大王”之中，张謇是状元出身，聂云台是名门之后，二人的特殊身份固然带有官商色彩，难免会得到政府诸多关照和援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近代中国棉纺业的地位。荣氏兄弟是传统商人出身，深谙经营技巧，以面粉和棉纺两翼齐飞，双轨并行，不仅规模大、跑得快，而且危机时亦有闪转腾挪空间。唯独穆藕初白手起家，以先进技术、专业知识和科学管理成为一方诸侯，令行业气象焕然一新，实属难能可贵。
（二）崩塌之伤
1922年7月1日，南通全城彩灯高挂，车水马龙，仿若盛大节日，这天是张謇七十大寿，各地名流显贵云集于此。儿子张孝若在六七年后回忆道：“城内乡间，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看灯会，凑热闹。好像这不是我父个人生日的庆祝，乃是地方大家事业成功的庆祝，个个欢天喜地。”然而，这却是最后一场豪门盛宴，此时的张家已债台高筑，三年之后，“状元企业家”张謇破产的消息将轰动全国。
1919年，大生集团创造赢利380多万两白银的历史纪录，此后便急转直下，连年亏损：1921年对外负债高达400万两，危机初现；1922年因棉花涨价，当年亏损70万两。张謇找日本实业家涩泽荣一借款，不料直到1924年还不见动静。他又转向美国银行家告急，亦无果，只好向上海资本家求助。1922年10月25日，大生一厂以500万两作抵押向银行借款70万两，1923年，大生副厂以全部资产作抵押借得40万两。此后两年又连借五笔，合计近100万两。每次借款条件都极其苛刻，并非资本家雪中送炭，更似趁火打劫。
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资不抵债，仅大生一厂负债就达906.9万两之巨，张謇只好忍痛将企业交由债权银行和钱庄接管，自己只是名义上的董事长，他不禁掩面长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张謇之呼号绝非怨天尤人的推脱，在国运衰微的洪流中，企业如一叶扁舟，倾覆由命。1922年，一战早已结束，欧洲各国步入复兴时代，近邻日本仍高速发展，列强将中国视为肥肉以分食，脆弱的民族工业深受打击，加上农作物连年歉收，原材料价格暴涨，尤以棉花为甚，自1922年10月～1924年6月，棉花价格平均上涨73%，外资企业能以成本控制、管理改善、金融运作等手段化解危机，年利润率基本可维持在20%～30%的高位，但国内纺织企业却屡遭惨败，“棉贵纱贱”的景象一如既往，上海1/3的纱厂停业、倒闭，被外资兼并者不计其数。
1926年7月17日，张謇在孤寂与遗憾中凄然离世，依其意愿，入殓所穿皆由大生纱厂织布所裁剪，陪葬品仅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另有一对小金属盒，分别放置一束胎发、一只尽根牙。作为一代大商，大生系统资产鼎盛时有2483万两白银，但张謇却并无多少私产，20多年来的工资、分红几乎全用在教育、慈善等地方公益事业上。从商30余年，张謇以全部心血振兴南通，去世前十多天，他仍以高烧之病躯带日本专家到长江大堤商议“防江”大计。
张謇饱受煎熬之际，穆藕初正从云端坠落。1924年除夕之夜，穆家惨淡凄凉，他检查完两个儿子的课业之后，“未数语，突然泪下，且泣泣有声，即起进自己卧室，随手关上房门”。彼时穆藕初告借无门，催债围门，连上海杨树浦路的住宅亦为2万两借款被抵押。
1920年的“直皖战争”与1922年的“直奉战争”将强弩之末的豫丰纱厂彻底摧垮，军队到来要交劳军费，离开又有开拔费，各大银行对处于炮口下的豫丰纱厂不仅分文不敢放款，还加速收回贷款，周转万分艰难。危机随后蔓延至厚生纱厂，股东对穆藕初失去耐心，而他本人又无股份，只好在1923年5月16日辞职。德大纱厂也处境艰困，穆藕初的哥哥又因投资失误、挪用数十万公款令公司雪上加霜，只得于1924年9月宣告破产，穆藕初主动替哥哥揽责，向债权人转让个人全部资产。1925年4月，德大纱厂被荣氏兄弟收购，更名为申新五厂，6年之后，厚生纱厂亦归荣家所有。
此时，穆藕初已淡出实业，一心向佛。他在1923就连续两次向弘一法师和太虚法师问佛求教。不过，毕竟壮志未酬，心境难平，穆藕初很快又投身政界，换一种方式“抱服务社会之大愿，立建设事业之宏图”。
1926年之后，另一位“棉纱大王”聂云台也因事业失败与疾病缠身的双重打击虔诚事佛。1918年聂家析产、划股之后，弟弟聂潞生成为恒丰纺织新局的实际话事人，聂云台全心筹办大中华纺织厂。1923年之后，恒丰一度停产，聂云台借款60万两救急，此后便陷入靠借款维系的危亡处境。1924年，开张不到三年的大中华因经营不善转卖，聂家损失32万两，聂云台在中美贸易公司的损失也达三四十万两。1927年，日渐没落的华丰纱厂被日企吞并。1936年，恒丰被债券银行出租给宋子文的中国棉业公司，聂家彻底出局。
随着纺织行业“黄金时代”的急剧终结，各路“大王”黯然退场，倏然崛起、倏然崩塌之变局令人错愕，好在“四大王”并未全军覆没，荣氏兄弟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越发兴旺。
身处纺织行业寒冬之中，谁都无法保全。1922年冬天，荣家负债高达300万元以上，遭遇创业以来最大的危机，无奈之下，他们只好以申新一、二、四厂作抵押，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以年息一分一厘半借款350万日元（合220多万两规银），这比市场利率高四倍。在借款协议上签字之后，荣德生描述当时的心情是“人人安心，喜形于色”。
纺织厂年终总结范文5
今天的市场已经非常细分化，亨斯迈所关注的领域包括成衣、家纺、功能性，为行业不同领域的最终用户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纺织解决方案，并得到了市场非常高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据蔡晓松介绍，全球范围内，亨斯迈在亚洲、欧洲和美洲都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在国内的番禺、杭州各有一个生产基地，在上海、青岛和番禺有三个应用实验室，在番禺还有一个全球研发中心。“我们拥有700多个专利，目前有超过1/4的产品都是最近五年新推出市场的，不停为整个行业带来新鲜血液，引导了整个行业往创新、可持续发展方向。”蔡晓松表示， “通过与行业内不同的合作伙伴形成很好的f同，并利用亨斯迈的经验和资源，进行相应的改革和研发，最终实现推动整个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亨斯迈的一个梦想。”
2017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大会上，蔡晓松代表亨斯迈，特别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进行了分享。据介绍，作为行业内的领头羊，亨斯迈有超过50%的产品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有关。如今，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的应用已经是全球关注的话题。“我们看到，整个行业都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又能保证经济发展？”蔡晓松表示，“众所周知，除了农业以外，纺织是水资源消耗最大的产业，亨斯迈拥有百余年的历史，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度，所以在此方面将勇担职责。作为行业创新领先者，亨斯迈能够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引导和推动整个行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据介绍，亨斯迈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的行动包括：通过与供应商的合作，控制化学品的输入。选好原材料和化学品以后，还要参与工厂的生产，减少化学品对环境的污染，结合检测手段，最终确保整个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实现高管理度。
积极与行业各领域的相关企业、机构共同协作。如携手ZDHC，作为ZDHC特别行动组中主要参与线路图的染化供应商，并帮助ZDHC在工厂层面做培训和审计审核；与Dyecoo合作；与GIZ签署了促进社会与环境标准的合作协议；为行业内的纺织厂、染厂提供有效的生产力促进方案。
“目前在国内，污水处理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浪费都造成了电能、水能等能源方面的成本偏高，影响了整个中国纺织产业的竞争力。”蔡晓松说，亨斯迈公司通过这些计划来帮助染厂优化工艺，提高生产力，减少污染和能源的浪费。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上了一个台阶，同时，也降低了总生产成本，助力中国纺织企业在国际上拥有更强的竞争力。”
纺织厂年终总结范文6
[关键词]中国纺织学会；纺织；改革技术
中国纺织学会于1930年4月20日成立于上海，1950年改称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其会员主要由纺织工业技术家及纺织工业从业者组成，是我国现代史上较早的科学学术团体之一。自成立以来，学会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为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学术界对近代社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对于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前身――中国纺织学会的专门研究比较薄弱。因此，笔者在搜集和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尝试考察中国纺织学会的创立和发展历程、主要活动，缕析其基本主张，并力求对其予以客观评价。
一、成立背景及发展历程
晚清以降，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列强的步步入侵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西方入侵相伴的是舶来品的大举侵销，抢占国内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科学、救国的理想，进行了以可循交流为主的有益于社会的各种活动，学术团体日增。另外，随着留学欧美、日本的中国学生日渐增多，当中不乏以纺织为专业者，在目睹了国外科学团体的昌盛后，针对当时国内没有全国性的纺织学术团体，中国纺织学会便应运而生。
1930年，朱仙舫、朱公权、汪孚礼、张迭生等人鉴于已有280余人的成员基础（1），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纺织学会。是年4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讨论通过了会章，宣布“以连络纺织界同志研究应用学术使国内纺织工业臻于发展为宗旨（惟关于政治及劳资问题盖问）。”（2）学会设会员大会，于每年春季召开，会议地点由上届年会议定每年易地举行，由会员大会选举执行委员15人及候补委员5人组成。执行委员照章互推主席委员1人，选举职员，分总务、会计、研究、编辑、审查、介绍等部，主任各一人。学会附设会所于华商纱厂联合会。
中国纺织学会的会员由纺织染技师等组成。学会在成立之前，有会员280余人，正式成立后共计会员318人（3）。至1948年学会会员发展至二千多人。（4）学会的经费，主要包括会费、广告费、书刊版权费、社会人士特捐等。另外，学会每年请由纱厂联合会补助经费洋1000元专为远地会员出席年会时津贴旅费之用（5）。但是事实上，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补助经费，并未真正到款过。
中国纺织学会总会设在上海，随着学会影响的日益扩大和会员人数的逐渐增多，学会鼓励各地积极设立分会，陆续成立青岛、东北、西安等分会。另外，1931年3月，一些在欧洲学习纺织的中国留学生，在法国里昂成立中国纺织学会旅欧分会（6）；1948年1月，台湾省纺织技术人员在台北成立中国纺织学会台湾分会筹委会（7）。
中国纺织学会的首届主席委员是朱仙舫，此后，连选连任，直至第十四届。1930年，朱仙舫主管申新二、五、七厂、九江久兴纱厂等厂厂长。由于朱仙舫在纺织业界的影响力，其影响日益扩大。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第一个纺织行业管理机构“棉业统制委员会”，一批纺织专家和企业家担任了委员，会员邹秉文亦任该会委员。另外，会员汪孚礼、王子宿等在该会任工程师和技术专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纺织学会总会迁往重庆，以便继续工作。但是，因时局影响，学会会务有所停顿，年会停止召开，会刊停刊。1942、1943年中国纺织学会学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学术团体联合举行年会，并展开部分活动。抗战胜利后，学会于1946年迁回上海。1947年，学会进行改组，执委会制改为理监事会制，主席委员改为理事长。学会迁回上海后，进行正常会务活动，并筹建新会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主要活动
自成立以来，学会以“共为学术研求，各以所知贡献诸人人，而广其用”，改良纺织技术，增进工作能率为己任，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发行刊物
中国纺织学会先后发行了《中国纺织学会年刊》、《中国纺织学会会刊》、《纺织周刊》等刊物。
1、《纺织年刊》。1931年，该会开始出版年刊，即《中国纺织学会年刊》，至建国前共出版10期。“金字、蓝布的软面，新的排列，上等纸张印，全书420页，有铜板图多幅，厚寸许，大约文字在三十万以上……在我国纺织界的刊物中大概可以说是空前的了。”⑧杂志开设“论文”、“技术”“调查”、“杂录”、“会务”等栏目。其中“论文”栏刊载有张迭生《谈染业》、朱仙舫《中国纺织业的未来》、丘光庭《改进南通棉产为南通民生的要件》等，内容通俗易懂，且针砭时弊。“技术”栏刊载沈泮元《纺机之马力》、汪孚礼《论轻重纱之调节法》、付道伸《织物分析术》等技术性文章，意在促进纺织技术的进步和民族纺织业的发展。
2、《纺织会刊》。学会于1937年因抗战爆发迁往重庆，年刊随即中断。1942年，学会因感多年未出版年刊，会员研究论文无刊物发表，旋即商议出版纺织学会会刊。共出版两期。在抗战胜利曙光来临之时，中国纺织学会的会员们亦积极投入对战后纺织业的规划。学会此时更加注意的是民族纺织工业的未来发展问题。会刊上登载的文章多是关乎于此。例如：章剑慧《新疆纺织业之展望》、朱仙舫《今后纺织业之自力更生》、王子建《我国棉业复兴之途径》、李升伯《建设战后棉纺织业计划及目前应有之准备》等等。
3、《纺织周刊》。1931年4月，会员钱贯一以私人名义创办《纺织周刊》，1935年，《纺织周刊》开始由中国纺织学会出版发行。至1949年1月停刊，除去因抗战爆发及经费缺乏等原因，中途停刊外，共出版十卷。《纺织周刊》开设“文论”、“专论”、“学术研究”、“国内外记载”、“各地通讯”、“每周论坛”、“纺学会讯”、“本业动态报导“等专栏。该刊较重视学术研究的著作，比如张方佐的《大牵伸简易改造论》，从改造动机、改造方法、改造各机之设计、成绩比较、改造费、节省总缴费等方面论述，改造为大牵伸，实行纱厂经济化、实利于中国纺织工业之发展；朱仙舫的《增进普通织机效率论》，主要阐明布厂为增加产额、改良品种、减轻成本，求以利用机械省人工的方法。
（二）召开年会
学术团体一般通过召开年会，以加强会员联系，开展学术交流，中国纺织学会亦不例外。中国纺织学会在民国期间，除战乱等不可抗拒因素偶有中断外，年会的举行是其重要工作。自成立到1948年，该会共召开了13次年会。年会为期两到四日不定。第一日上午为报告及讨论会务，下午宣读论文及改选职员；第二日作竟日之参观。两日中并有各行厂之欢宴。除会员与会之外，还有政界、商界名流（来宾）。除年会外，每月召开的执委会亦是议决学会重大事务的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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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纺织技术人员
朱录嘉认为“欲从制造方面谋纱厂发展，固宜注意设备，然人才尤不可忽视”。（9）学会成立伊始便积极向政府建议“建设上海纺织学校”，以朱仙舫、朱公权等人组建建设上海纺织学校委员会，筹划建校。建校活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为后来成立纺织夜校积累了经验。1932年，学会在全国纺织业中心之上海创办纺织补习夜校，有沪东补习夜校两所。另外，学会对补习夜校优秀学生实行奖励，以鼓励学生积极向学。在培养纺织技术人才上，学会还首创了把纺织工厂工作法摄制成影片，讨论改良工作方法，主张将“纺织工厂各部选择优良工人技手，摄制标准动作之影片，造各厂映演以为表率”，此举作为学会对纺织业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另外，为了是国内的纺织技术人员能够与国际纺织技术接轨，学会还举行举行学术宣讲会，邀请外籍商人、专家进行学术演讲。
（四）审查纺织机械名词和订定纺织标准
我国早期的自然科学团体都担负着一种使命，那就是审查科学名词，“为纺织机件名词谋统一，有机件华名之译制”，中国纺织学会以此为使命积极参与其中。1932年，学会议决开始审议纺织机械名词，“本会为统一纺织机械名词起见，推员开始起草各部名词，已经另印络续分发征求会员意见，以便审查通行。”学会请起草委员先行起草纺织机械的中文名词，然后再进行提会讨论，并且为促进效率，在时间上做了限制。另外，为了对纺织机械名词审议的全面性，学会又加推戴文伯、朱应奎为纱、粗纱两部纺织机械名词的起草委员。（10）张方佐认为：纺织工程上的各种标准，如工作训练、运转及保全标准，成品规格，原料成品物料的检验标准等，都应由专门技术者分门别类，逐一详定，共同实施。（11）1943年，学会应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标准协进会的邀请，参加订定纺织部分标准。学会通过理事会议决，组织了纺织标准委员会，分设六个小组委员会，包括棉纺织、毛纺织、麻纺织、丝纺织、针织、漂染印整等各组。（12）
三、基本主张
中国纺织学会通过《中国纺织学会年刊》、《中国纺织学会会刊》、《纺织周刊》系统宣传纺织技术知识，阐述其对纺织工业持续发展、纺织技术改良的基本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纺织工厂科学建制。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纺织工厂开设，这些新开设的纺织工厂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厂址的选择、原料的采购、厂内的设施布置、纺织设备的采用以及工人的管理等方面。有鉴于此，张方佐认为：“原料、人工、销路，为工业发展之要素。”所以，在原料方面，张方佐指出，应该用一定种类原棉，因为“原棉不同如时易其类，则每易一次，工厂即多一次混乱，因原棉不同，纺织各部间隔须依织维长度从事更改。”在纺织设备置办上，他指出纺机种类不宜混杂，机器的机件繁多，如果纺机种类不同，附属机件准备不足，“一机充足，一机缺如，而致停产”，设备宜置办完全。另外，他还认为应该纺一定支数之纱，以防不时之需。（13）王子宿在其撰写的《大牵伸之种种》中指出：引进大牵伸机，“不但工程减少，而资本、机器、折旧率、原动力、厂基、工房、用料、人工等均随之而减”。（14）陆绍云则认为“普通纱机改为大牵伸机时，每件纱约可省约二元左右，假定每台细纱机改造费为三百元，则几个月可以赚出”。（15）
其二，呼吁政府重视纺织工业。学会就政府对纺织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看法，认为应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凡外商纱厂于吾纱厂在合理之工作效率及以最经济方法办理之下，故贬低价格加以危害时之此希望于政府厉行保护政策，以改善我纱厂者也。”还应奖励补助幼稚工业“欲谋纱丝工业能安定而发展，染色工业能日就繁荣必有赖于政府之奖励补助”。为使政府有效改善纺织工业，提出“三三棉业计划”。计划书中“对于推进棉业，拟分三期办理，每期三年，又分大纲为植棉设厂兴学三项”，实业部批示：“按序而行，颇有见地”，就推广植棉改良棉种一项，实业部令据各产棉声分拟送此项计划，已分别核示切实办理。（16）卢统之认为要繁荣纺织业，政府应做到：一、应建设模仿纺织厂，二、组织小组研究会与工厂调查团，三、统一化之联络，四、宣传提倡之彻底。（17）
其三，注重改善工人劳动环境。民国时期，因为纱厂的资金来源有限，厂内的卫生环境亦不理想，工人多因不良环境而患各种疾病。其中厂内的光线便是一个大问题。木易刀认为
“欧洲大陆和英伦各纺织厂，其能励精图治注意于机械……而能注意于厂内光线之充足者殊少……不佞近往沪上各厂参观……且复通夜工作，故工人之患眼病疾者甚众。”他认为用完善灯光对厂方来说可以，减破坏、易管理、增进产品，减低单位成本，增进工作正确以达到增进出产；对工人来说可以：免眼劳疾，减损伤、保障健康、增效率、改善环境以达到增进工作愉快；灯光应避免不科学的布置宜趋利避害。（18）同时，针对工厂的空气流通问题，木易刀亦指出潮润的空气有助于在夏天暑气工场内消纳热度之减低不少。（19）
四、结语
从1930年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纺织学会走过了18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历尽艰辛曲折，这主要源于：其一，社会、政治的干扰。学会历经8年抗战，因战时环境经济的影响，学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其二，经费制约。社会缺少扶持，学会一再申明国内巨子大贾对学会发展的漠不关心。起初社会支持度并不高，且无纱厂主的固定经费赞助，连学会信息和会员间沟通交流的喉舌都无。
尽管如此，作为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一个纺织科学学术组织，中国纺织学会开展了大量活动，促进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中国纺织学会的兴衰历程，既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纺织技术人员的艰辛奋斗历程，也为我们全面梳理民国学术社团组织之成败得失提供了极佳个案。
注释：
（1）《本会一年来会务报告》，《中国纺织学会年刊》，1931年，会务，第13页。
（2）《中国纺织学会章程》，《中国纺织学会年刊》，1931年，会务，第4页。
（3）《本会一年来会务报告》，《中国纺织学会年刊》，1931年，会务，第13页。
（4）苏延宝：《中国纺织学会今后之任务》，《纺织年刊》，1948年，第13页。
（5）《中国纺织学会章程》，《纺织年刊》，1931年，会务，第7页。
（6）《中国纺织学会通讯》，《纺织周刊》，1931年第1卷第3期，第85页。
（7）《中国纺织学会理监事名单》，《纺织年刊》，1948年，第149页。
（8）《介绍中国纺织学会新刊》，《纺织周刊》，1931年第1卷第7期，第181页。
（9）朱录嘉：《纺织机国产化声中之大隆精纺机实验报告》，《纺织年刊》，1935年，第13页。
（10）《中国纺织学会执委常会记》，《纺织周刊》，1931年第1卷第9期，第245页。
（11）张方佐：《今后我纺织界应有之努力》，《纺织年刊》，1948年，第9页。
（12）《会讯.》，《中国纺织学会会刊》，1943年第1期，第101页。
（13）张方佐：《改善纱厂之我见》，《纺织年刊》，1931年，第5-6页。
（14）王子宿：《大牵伸之种种》，《纺织年刊》，1931年，第28页。
（15）陆绍云：《大牵伸机之研究》，《纺织年刊》，1931年，第19页。
（16）《纺织学会之页》，《纺织周刊》，1932年第2卷第34期，第954页。
（17）卢统之：《中国纺织学会第二届年会中之振新纱厂与鄙人之想法》，《纺织周刊》，1932年第2卷第26期，第708-7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