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建筑论文范文1
避暑山庄作为传世古代文物，透视这座历史建筑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承德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夏宫的建筑代表，肇建于1703年，占地564万平方米，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有学者考证，避暑山庄是按中国地理形貌选址设计的，以西北山区、东南湖区、北部平原区之形状地貌构成中国版图的缩影。同时，避暑山庄还集全国名胜于一园。嘉兴烟雨楼、镇江金山寺、苏州狮子园、杭州六和塔、泰山碧霞祠、布达拉、新疆伊犁庙、北京故宫、蓬莱仙境、秦汉长城、蒙古草原、西湖苏堤等景观在避暑山庄集中体现。为什么避署山庄会“一庄浓缩九州景，八庙汇聚四海情”?因为它是君主彰显权威、雄睨一切以及万物为我所用的精神体现，代表了“移天缩地在君怀”的皇权思想。而且，避暑山庄通过不同地形地貌建筑勾勒了中国形象，以集全国名胜于一园体现中华一统，其寓意十分明显。因而，避暑山庄的政治含义远远超出一般帝王行宫的游玩与休憩意义。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写道：“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为万世之倚构也。”承德避暑山庄从建设之初，便明确了其政治权力的构建。康熙皇帝执政期间，清朝饱受边疆少数民族和北部沙俄的困扰。为平定边疆、抵御外族入侵、给沙俄以军事震慑的多重考虑，康熙皇帝下令肇建承德避暑山庄。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座清朝统治者用来休闲娱乐、避暑兼处理朝政的行宫。但实际上，兴建山庄是出自政治考虑，康熙皇帝之后的几位皇帝无不希望将避暑山庄构建成仅次于紫禁城的第二大政治中心，在每年长达半年之久的常驻期间，既可以处理朝廷政务、休闲避暑，又可以打猎练兵，进行军事演习，以巩固皇权统治。一年一度的木兰围场秋猕①，实际上就是为了震慑北部虎视眈眈的沙俄而进行的军事练兵。由此看出，承德避暑山庄不仅仅是一座皇家园林和清帝的避暑行宫，清朝统治者们的权力空间在这里得以展现，避暑山庄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关键词，其文化的表征意义是基于皇权的政治考量。作为清代第二大政治中心和清朝皇帝最大的塞外行宫，清朝皇帝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驻在承德，在避暑山庄内处理朝政，接见各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直到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才结束了清帝在避暑山庄长达158年的活动和统治。此后，避暑山庄随着清王朝的逐渐衰落，一度荒废关闭。老百姓也因此称这座皇家建筑为“离官”，意为“衰败、离开”。历史上，避暑山庄见证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史。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逃到避暑山庄避难，在避暑山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慈禧与恭亲王奕诉也曾在避暑山庄密谋发动宫廷，这些历史事件成为近代中国命运的转折点。由此，避暑山庄作为清代最大的皇家园林，不仅代表清王朝鼎盛时期登峰造极的文化与艺术，也见证了清王朝权力的空间与变迁。
二、精神的家园——避暑山庄的民族象征意义
避暑山庄的开建时间与俄国圣彼得堡和英国白金汉宫的开建时间基本相同。而当时也正是这三个国家在全世界如日中天之时。建设这样一座气势恢宏、充满文化内涵的不朽建筑，决不能简单地以“避暑”二字来理解，更要领会其向世界显示中国五千年文化实力、文明程度的用意，它深刻地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具有重要的民族象征意义。民族团结在避暑山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在清代历史上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和乾隆皇帝主要是通过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实施贯彻其民族政策的。康乾盛世时期，清帝先后接见过土尔扈特部首领以及六世班禅等少数民族首领。为便于册封、接见各少数民族首领，在核心建筑“避暑山庄”的，先后建造了l2座庙宇，由于庙宇环绕避暑山庄而建，建筑方位呈发散状，而其中的8座寺庙直接由清廷管辖，俗称“外八庙”。乾隆在其撰写的《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提到过修建须弥福寿之庙的原因，内容解说补正为：“辛卯年，曾在避暑山庄北面的山上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既是祝福也是因为土尔扈特部归顺的缘故。今天在普陀宗乘之庙左面的山冈上修须弥福寿之庙，则是因为班禅额尔德尼要来觐见，于是仿照他所居住的扎什伦布寺的样子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庙，以供他居住和静思。这也是依照皇祖为迎接第五世达赖喇嘛来京在京师修建北黄寺的先例。五世达赖喇嘛的到来是因为我们恩的邀请，今天六世班禅的觐见，则是出于六世班禅的自愿”。由此可见，班禅六世觐见乾隆皇帝这一重大事件加强了朝廷同地方的关系，其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政治影响。“外八庙”环避暑山庄而建，呈烘云托月之势，寓意了边疆各族人民与清政权的关系，后来主要用来进行民族团结活动，贯彻康乾的统战政策活动，表现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由此看出，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群是清朝鼎盛时期国家统一、政权巩固、民族团结的象征，可谓“一座山庄，半部清史”。避暑山庄的盛衰史也是清王朝的盛衰史。朱诚如认为，避暑山庄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在避暑山庄肇建300周年中国承德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清王朝依靠避暑山庄解决了自秦汉以来长期存在的北方民族总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的问题，绥服察哈尔蒙古，喀尔喀蒙古，征服了准噶尔蒙古，解决了回部问题，使北方成为比较安定的疆土。这是清王朝的历史功绩，也是避暑山庄的历史功绩。”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避暑山庄语言文字的使用。避暑山庄及周围庙宇(“外八庙”)门匾和碑刻的不少地方使用汉、满、蒙、藏、维五种文字进行刻写。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解析，语言关系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既有语言和谐又有语言不和谐(包括语言矛盾、语言冲突、语言歧视等)。语言和谐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不同语言(包括不同的方言)在使用中各就各位，和谐共处，协调有序；在和谐中各尽其责，共同发展；既不相互排斥或歧视，也不发生冲突。这既是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制定语言政策处理不同语言关系时，加强民族团结所必须研究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清政府为了满足多民族语言的需要，以彰显各民族语言的平等，突出文化的多样性，倡导民族的共生共荣，以增进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
三、文化的外壳——避暑山庄的文化内涵
历史建筑论文范文2
(一）安庆城区历史文化建筑景观式保护的原则与方法
对安庆市区历史文化建筑开展景观式的保护，要在分析认识清现状的基础上按照规划和相关配套法规制定保护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具体来讲，景观式保护的原则与方法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历史文化建筑本身只能进行微创手术式的返真修复，并増强其对历史文化信息的视觉传播新功能；修复要严格按照原来的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进行要“修旧如旧”，为了増加历史文化信息的含量，可以在建筑内部安排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展示及其互动体验项目。另一方面，对其存身的周围环境，一是要切实遵守规划、保护法规的要求，严格执法，二是要尽可能地采用艺术化的造型手段，创造新旧之间过渡衔接的视觉面貌和观赏的空间环境。可以选用改变立面造型、色彩呼应、添加形体分割等艺术设计方法，避免采取拆除、降低高度、限制使用性质等措施。
(二)安庆城区历史文化建筑景观式保护的实践
在安庆，对历史文化建筑本身进行微创手术式的返真修复，并增强其对历史文化信息视觉传播功能的景观式保护实践已经开展。如，坐落于孝肃路和锡麟街交汇处的安庆天主堂，1871年动工，1893年落成。近年来，因主体建筑老旧化严重，曾经屡次修缮，现在看到的是2009年那次大修的成果。?在修缮中从保持建筑主体立面装饰的牌坊、宫廷式护栏、石鼓等形制、造型不变人手，从细节上保证了主体建筑耶稣圣心堂中西合璧的风格不变。仅仅修整了部分斑驳的墙面，小心地劍除了岁月的痕迹，使老建筑仿佛返回了百多年前的原真面貌。在修缮后的神甫楼二楼设立安庆天主教爱国主义展馆，通过图文集中展示建国以来，安庆天主堂爱国主义活动史料，包括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和典型人物的爱国事迹。修缮后的安庆天主堂在更具观赏性的同时，历史文化信息的传播功能也得以实现。大修后的安庆天主堂成为安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愈久弥新的“新景观”。美中不足的是修缮中也对原建筑的历时性和附属建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有两处国保单位：国立安徽大学红楼和敬敷书院。1935年3月落成的红楼，两层砖木结构，建筑质量很好，一直使用至今。建筑外观墙不粉化、屋脊不塌，正门柱廊等西式建筑的造型形制、细节均保存完好。红楼的使用功能也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因而，内部结构也基本没变。因此，对红楼的景观式保护的具体工作，体现在对红楼周围环境的设计营造上。具体措施是在红楼的周边进行绿化并栽种香樟树。目的是要为红楼营造一个可以遮蔽周围现代景物的独立空间环境。经过多年的不断营造，今天可以看到，在红楼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广植的香樟树，已经形成了老红楼与校园新建筑之间的成片樟林间隔。簇拥影映着红楼的樟树林，为历史文化建筑与新建筑形成的现代环境提供了两者之间的清晰分界和过渡景物，并在多个观赏角度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空间背景。红楼作为景观的效果被衬托突显。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暮春移建于现址的敬敷书院，1933年大修过一次现在看到的模样是2002年重建的。拆除时对进深、檐高、梁架、门窗等等进行了拍照、测量、放样。这些工作保证了重建后整体建筑的原真效果。但门楼由于没有历史资料对照，现在的样式有猜想的成分；外墙的粉饰、卵石的铺地，有些画蛇添足。为了解决书院与北面教学楼的视觉冲突，重建时保留了书院内外的古树，借用古树和书院外高耸的杉树，成功地遮蔽了周围的现代景象，塑造出亦幻亦真的历史场景。新的敬敷书院内部设立了安庆师范学院百年校史馆，展示着学院教书育人百年薪火相传的历史。重生的敬敷书院焕发出崭新的旧貌，增添了传播历史文化的新功能。如今，在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里，新旧建筑相映成趣。师生和游人徜徉其间可以享受到移步换景、时空切换的视觉乐趣；可以感受到学校百年育人、薪火不息的光和热。
二、安庆城区历史文化建筑景观式保护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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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和《建筑学报》联合主办的“亚洲视野下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1)研讨会，会议主旨提出这样一个发问：什么是当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问题)？对此笔者试图提出个人的回答及一些相关的观察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世界角度看，也可以从中国角度看。从世界角度看，当下的建筑历史理论问题，是如何面对非西方的、亚非拉世界的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出现”，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接受之，并通过自我改造使世界的建筑历史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多文化体系的问题。非西方建筑当然和西方建筑同样悠久，但不一定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学术话语中存在。而这里所谓的“出现”，特指这些建筑及其历史理论在世界话语特别是世界学术话语中的出现或出场。这种出场，有一个短暂的发展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书写的世界建筑史中有非西方建筑的内容，但其视野和构架却是欧洲中心论的；在1950-1970年代以后，西方中心论受到批判而非西方建筑的出场愈加显著；1990年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建筑、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建筑及其研讨和论述，以强劲的势头出现在世界文化和专业话语媒体中。今天，在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思潮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在七国峰会被二十国峰会取代和金砖五国崛起之际、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引领的亚投行成为世界性银行之时，包括中国和亚洲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建筑话语的出场，气势磅礴，无法阻挡。但是，目前关于非西方国家的建筑的研讨话语，基本上是“历史的”和“地域的”，基本上不进入理论层次和思维构架领域，基本上无法和西方理论和思维构架正面交锋；西方中心论在彬彬有礼地包容接受非西方国家建筑叙述的同时，依然含蓄地保留着；以西方的世界建筑话语为基础的今天的世界建筑话语，依然没有在深层的概念和构架上转变成一个多元的、多文化的体系，尽管大家都认为这是必然的方向。如何改造自我，采用多元构架，在历史研究更是在理论思考上真正容纳非西方国家和文化的建筑经验及其内在文化思维逻辑，是目前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前沿问题。就中国角度来看，今天的建筑历史和理论的前沿问题，是世界化，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上进入世界建筑话语尤其是专业学术话语体系中，并且改造其内在思维和构架、推动多元多文化体系的建立的问题。这个世界化，也有一个较短的近代和现代史。1930年代营造学社初期关于中国建筑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的论述(朱启钤、伊东忠太、梁思成、刘敦桢)，1940-1980年代营造学社工作的英文写作和最终发表(梁思成的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最终于1984年出版)，1980-2000年代对于中国园林、宫殿、民居等类型的大量的对外介绍(对外交流中的推介和大型英文图书的涌现)，2000年以来的更广更深的多视角的论述和世界流的蓬勃展开—这些是这一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今天，中国建筑话语在世界上的出场，异常活跃；伴随的建筑历史理论的一定程度的世界化，也已起步。古代史的深入研究、近代和现当代史的开拓、大量的国内外的学术和课堂的交流，特别是设计实践的大量国际合作，使得中国建筑的学术内涵和外延以及国际性出场，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此次中国建筑的国际化，规模虽然宏大，理论工作却还是浅显的；中国建筑依然是“历史的”、“地方的”、“异域的”，而非“理论的”。今天，在全世界批判理论兴盛(后殖民地批判、欧洲中心论批判、权力批判、女权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的大氛围下，在设计实践和学术科研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世界化，使其不仅在历史层面上，更是在理论层面上进入世界话语，成为有意义的有理论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在概念和构架上挑战、颠覆、改造现有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是目前的前沿问题。上述的两个前沿问题，两个我们需要推动的过程，即世界建筑话语对非西方建筑的接纳和中国建筑的世界化，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与后者呼应、连贯、统一。前者需要后者，后者也推动前者。我们做好了第二项工作，就是对第一项工作的回答和贡献。
2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
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中国建筑的历史理论的国际化？根据思考，我认为应该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单子也是开放的，可以继续发展。1)要面对和承认，而不是回避今天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基本构架的西方性。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基本都是以欧美理论或原型为基础的；世界建筑学专业的基本构架也如此，其中的历史理论论述更是如此。近几十年，非西方建筑作为历史和地域现象已经得到接受，但是建筑话语基本构架、概念、词汇、标准、参考物，依然是很西方的。2)要积极探索、并且有选择地使用西方发展了的提炼过的词汇、概念、思维。面对西方学术体系，要学习、要进入；回避、关门、另起炉灶，没有出路。对合理的确实有普遍意义的，要采纳；对不合理的狭隘的有偏见的，要质疑、挑战、去除。对西方体系，要与之对话，也可以辩论。要努力跻身于建造理论、建造话语的行列中去，积极参与正在发生的对西方中心的近现代世界话语体系的改造。3)不把中国归于西方体系，尊重中华传统原本的独立性(历史、经验、思维、伦理)，强调其独特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突破性和革命性。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有利于我们质疑、挑战、颠覆、重构近现代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新的体系，应该是平缓、关联、多元、多极的，而不是金字塔的、树状的、中心的、排他的。4)继续从事中西比较，及东亚体系和欧洲体系的比较。比较作为方法，已经是一个思维策略；其潜台词是假设了两者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对任何一方的主导的颠覆(当然，两者的互动交流也很重要，不可忽略)。5)应该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东亚地区联系起来。“东亚体系”有内在的文化思维逻辑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和西方体系对话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6)应该破除“中国建筑史”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念；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作为严肃的课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和理论化。否则，中建历史(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就和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和高度国际关注的现实，太不相符，在国际平台上也显得太弱势。这个对“古代史”的突破，要求大家思考和建构古代和近现当代的“连贯性”(尽管有断裂)，以及近现当代本国建筑的“中国性”。这会强化中国建筑(历史理论)在世界专业学术话语中的存在。7)在使用“中国建筑”概念的同时，要破除符号化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启用地理视野，还原更复杂的地理地缘关系。要关注地缘的丰富、边疆的模糊、大中华区(两岸四地)的关系、东亚的互动、亚洲各地区的互相联系，以及世界性互动(双向的、各时代的，如援外工程)。8)强调“理论”，重新理解“史”和“论”的关系，强调两者的深度统一，把纯历史研究变成历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提高中国建筑历史经验的理论意义，即抽象的、一般的、能够面对世界的理论意义，由此跨越中国建筑研究仅仅是地域的、历史的建筑研究的局限，进入世界的理论研讨的领域。9)在思考研究的方法上，破除“建筑”，强调“社会”。为了深入研究建筑，挖掘其内在状态和重要理论意义，有必要退出建筑，在方法上突破“技术”和“形式(艺术)”的捆绑，把建筑问题和更广泛的状态、过程、矛盾、问题、构架、学术体系等，联系起来，然后回到建筑问题上，由此获得方法和视野的制高点。这个更广泛的大领域的核心学科，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学(如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核心学科，根据我的长期观察思考，就是社会(学)理论(socialtheory,socio-politicaltheory)。这里的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批判理论、哲学思考，社会学内在理论(关于权力、国家、社会分层、城乡关系等)，也包括社会政治学理论和某个具体问题/专业的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如历史、美学、技术、日常生活，及由此导出的社会史、文艺社会批判、社会技术史、微观日常社会生活史等)。世界建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构架，已经从艺术史范畴，走向广义的社会政治学范畴，不是偶然，而是成熟的标志。
3三个课题
笔者目前有限的一些工作，都试图回答上述思路的一些方面。研究采用提炼过的西方词汇和概念，也尊重并强调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最近的研究也关注欧洲传统和中华文化在概念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即将两者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思考。这些工作包括3个项目，简要介绍如下。
3.1“大”与“国家”
本研究试图说明，在中华文化中，大视野(天地、万物)和国家伦理的关系2)[1-3]。在诸如“家国天下”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国家成为一个必然的道德范畴，在一个道德构架中和天地万物相联系。这和欧洲的情况几乎相反。在近代欧洲，在国家成型之际，“国家”是个负面的概念：国家必须存在，却是合理的、道德的、进步的个人和市民社会的对立面，需要限制和分权。反观中华文化，国家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伦理的存在。在此文化中，大的视野，及其与全面的、伦理的国家政府的关系，无处不在：汉字(每字独特而微观、构成文字集合的大)、棋艺(围棋的量和大、麻将的大和杂)、宫廷大型典集的汇编(《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字的帝国/帝国的字)、宫廷山水画(构图、山水和“疆土”的大)、城市的联网(驿道)构成国家地理的全局、木构建筑的“大”和国家的引领(构件帝国/帝国构件)、建筑群体的大构图和国家的在场等，都是例证。研究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整体世界观与整体国家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3.2“建筑与政治”的理论课程
这是最近几年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核心重点是探索“形式”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体系之间的对话。这里的“形式”可以是美学的、体验的，也可以是空间格局的、社会构架的形式；这里的“政治”包括社会和政治的各方面和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如权力理论、批判理论和政治形式理论等。课程包括3个板块，每个板块包括西方理论的介绍、分析、解读，以及一个对应的中国案例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解读，由此构成一种张力，促进前后两者的对话或辩论。1)围绕权力和空间的关系展开，关注机构或机关建筑(医院、学校、监狱、宫廷、城市)中的政治空间和空间政治；重点介绍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以及勒菲夫尔(HenriLefebvre)、西里尔(BillHillier)、马库斯(ThomasMarkus)、埃文斯(RobinEvans)、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的有关论述；中国案例是对明清北京和紫禁城政治空间的分析。2)围绕设计批评和批判理论的关系展开，关注西方的批判哲学、批判理论和现代主义建筑批评，介绍康德(ImmanuelKant)、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和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理论论述，以及关于“批判建筑”(criticalarchitecture)的讨论；相应的中国的个案研究，包括1950年代北京的建筑城市设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独特实践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设计院的分析解读。3)围绕美学和政治的关系展开，关注两者之间各种可能的状态及就此关系的理论，重点介绍的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的论述；中国的案例是“大”和“国家”的关系的研究，探讨文化、美学、技术、伦理、政治的不可分割，即政治与形式的不可分割。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状态和板块，需要进一步探讨。
3.3《英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的编辑构架
这是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委托的项目，是覆盖世界各学术领域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英文书名为RoutledgeHandbookofChineseArchitecture:SocialProductionofBuildingsandSpacesinHistory，由我和东南大学的陈薇及李华老师合作主编3)。“中国”(及“中国建筑”)成为一个绝对的单元，受到“民族国家”的符号化的局限，这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本全英文的当代的中国建筑研究论文的精选读本，对于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应该是有益的。作为编辑而成的读本，书的构架极为重要。本书遵循了几个基本的构架原则，并由此推出全书的组成部分和每部分中的课题。这些原则是：1)破除“中国建筑”就是“中国古建筑”的概念，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纳入组稿和思考的构架中。2)采用建筑的“社会生产”的概念，视建筑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场所，而非技术理性或美学形式自身的问题。3)聚焦建筑和建筑空间的“生产者”(生产的人群和机构等)，并考虑生产者的各种类型、状态(如“工匠“”建筑师“”设计院”等)。4)在方法上优先考虑“国家”这个最主要的建筑生产者或生产机构；这是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一贯现象，为我们寻找各代中国建筑的连贯性提供一个思考；有了国家这个主要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也可由此推出：士大夫、民间工匠、自由个人建筑师、设计院等。5)采用并协调一系列重要的概念：生产者及其机构、形态与空间、城乡各场所、知识和技术的制度化、历史断裂和历史境遇。6)尊重和强调某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性(独特历史境遇)。7)强调当代视野，即全书提供的历史，是当代观察和研究的历史，而非绝对的历史复原。在这些构架原则下，全书分为5大部分，每部分有3~5个专题，每个专题下有几篇文章。这5大部分是：古代传统；民国早期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世界的中国；理论探索。第1部分的专题是：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士大夫的实践领域；民间工匠实践和民间生活世界。第2部分专题：“建筑学”的到来(职业、学科、教育体系)；近代建筑技术与风格；近代城市建设与空间组织。第3部分专题：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教育和设计知识的制度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第4部分专题：个人建筑师；国家设计院；中央商务区(世界的物象)；城镇村乡连续体；地缘关系(台湾和香港的实践)。第5部分专题：世界观；政治伦理；研究方法。
4结语
历史建筑论文范文4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历史建筑论文范文5
关键词：近代、河南、建筑文化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正常发展的历史阶段，具有自身的史学内容。它的趋势是‘向前迈进、向上发展的’，是中国历史上变革发生最剧烈的阶段之一。因此，近代建筑历史和近代建筑文化的发展也是整个中国建筑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 国内近代建筑的研究历史和趋向
我国的近代建筑数量繁多，分布地区广，建筑风格多样，是一笔丰厚的文化与建筑遗产。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保护的探索阶段开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至今沿海城市和一些发达内陆地区的研究较为深入和细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代建筑的研究在发展现代建筑的过程中处于关键性的地位。中国关于近代的研究最早出现在梁启超先生《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1902年）一书里，梁先生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相对应的历史阶段称之为“近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真正开始近代史的研究。几十年的研究历程受到了一代又一代建筑学者关注。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较具规模的近代建筑的研究开始起步。由中国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主持下，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初稿（图1）和参考图集。到了1985年8月，第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随后几十年里先后在多个城市成功举行了12次全国性研讨会，出版了12本论文集，并且对多个地区的近代建筑做了详细调查。为更好地从事近代建筑史的研究，中国建筑学会于1997年决议在建筑史学分会下设“中国近代建筑史专业委员会”，充分反映了我国对近代建筑史研究中的进一步关注。这期间国内关于近代建筑文化研究的理论文献主要集中在一些高校研究成果中，内容主要是针对各个地区的近代建筑的发展，分期和实例作以介绍和概括。
2004年3月国家建设部了《关于加强对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规划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各级地方政府也根据各地的情况颁布了有关近代建筑保护的相关条例。许多近代建筑的保护项目开始付诸实践，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近代建筑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日益受到重视。
2 河南近代建筑文化研究现状
河南地处中原，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建筑文化。近代受益于区位和交通枢纽的优势，一时繁荣兴旺，郑州、新乡、商丘、焦作等城市随之陆续崛起，建筑类型更加丰富。政治上出现袁世凯、冯玉祥等中国近代史上显要人物，这些都为河南近代城市发展添色增彩。河南虽然现存的近代建筑从质和量上与沿海开埠城市相比有所差异，但做为近代中国中部省份近代化建设的一个缩影，有其主要的价值。
河南近代建筑史研究全面展开阶段是在1989年——1991年期间。确切的说，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是从1988年撰写《河南省志•建筑志》（图2）开始发展的，在当时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影响下，推动了各界研究河南近代建筑的热情。到了1989年河南省组成约200人的群众性建筑史志研究网络，成立河南省建筑史研究会，并出版了《河南建筑史志》（图3）[刘征远主编.河南近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7]。1990年8月，为贯彻国家建设部和文化部共同颁布的《关于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我省全面展开了近代建筑物和建筑活动的调研，通过登记、拍照、测绘，编写了简明实录。到了1992年，鸡公山风景区管理局和17个地市建委共同承编了《地区近代建筑史略》、《近代建筑选纪》初稿。
刘炎先生最早在“试论河南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迟缓之原因”一问中介绍了河南近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分析发展迟缓的原因，勾画出河南近代建筑史的概貌。清华大学苏海星在2007年对河南安阳洹上村旁的“袁林”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和资料研究后，从雕刻、彩绘、材料、建筑等多个方面对袁林进行介绍和分析。而姜传高所著《鸡公山近代建筑史》(打印稿)囊括了鸡公山半个世纪的中西建筑活动及成果，是研究鸡公山近现代历史的基础资料。到了1995年由河南近代建筑史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河南近代建筑史》完成，整本书较系统的收录了河南近代建筑，并提供一些当时建筑活动的基本资料。
对于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过程中许多青年学者经过长期点滴积累近代建筑资料，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研而作了颇见功力的著述。湖南大学田惠娟的《河南开封地区近代公共建筑研究》论文中以开封近代城市发展为考虑的出发点，通过调查和收集历史资料，分析了开封近代建筑在近代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中建筑类型的发展和近代建筑风格上的演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范飞的《开封理事厅教堂研究》论文中对理事厅教堂做了详细的测绘，并从历史、技术、艺术、情感和景观五个方面来发掘理事厅教堂的价值。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张宏志的硕士论文又以河南大学近代教育建筑为研究对象，从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近代开封的城市转型、河南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校园规划以及单体建筑设计等方面做以总结。
从以上概括的国内领域研究成果可看出几十年来河南近代建筑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所需资料的源途径比较局限，实地的调查和口碑资料积累欠缺。关于河南近代建筑研究的后备力量也不足，年轻的研究者视野狭隘，知识结构单一，研究领域局限。由于我们基础理论的匮乏，不能清晰地分析研究对象，政府和普通民众对近代历史建筑缺乏判断，许多近代历史建筑的价值在得到科学评价之前就消失了。再次，从研究的内容上看，其研究状况严重不平衡。对区域的的研究发掘停留在“典型”层面上，全面性较匮乏，尤其对民居和公建类型的发展状况研究薄弱。最重要的是没有注重微观和宏观、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全面发展。
总的来讲，有关河南近代建筑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提高，这种提高不仅仅指的是研究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改进、理论内容及结构的完善、研究角度的转变，而且更需要史料收集范围扩大，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只有在这几个方面都有相当改观的前提下，关于河南近代建筑研究才能更快地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要研究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建筑，必然与所属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本文通过对国内近代建筑，重点是河南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现状的梳理和探研，对以后深入研究、继承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规律，以及对我国现代化城市发展提供借鉴都有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征远主编．河南近代建筑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2] 汉宝德．中国建筑文化讲座[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历史建筑论文范文6
关键词：历史建筑；保护意义；保护原则；启示
中图分类号： TU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近些年来,近代历史建筑保护事业越发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这既是对城市开发和老城改造热潮所造成的大量破坏的回应,也是由之引发的近代历史建筑价值重估的一个良性结果。客观地说,我国的近代历史建筑保护在大量实践基础上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是暴露出不少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错误的改造和修复会对历史建筑本体造成难以恢复的严重损害。我国的文物筑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在早期受西方影响较多,通过逐步发展,现已基本发展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方法理论。[1]
一、历史性建筑的概念及其保护的意义
1、历史性建筑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城市规划法》都对保护城市历史建筑做出了规定。城市规划和改建中一般应考虑保护的历史性建筑为：在城市发展史、建筑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建筑或某种建筑技术的代表作；具有较强个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著名建筑师设计的，在建筑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优秀建筑；艺术价值较高、造型优美，对丰富城市面貌有积极意义的某种外来艺术形式的建筑；某些造型别致、地方色彩浓厚的建筑形式或街区。本文所指的近代历史建筑,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范畴,既包括各个级别的文物建筑,也包括少数由于数量限制或其他原因尚未列入保护名录但被公认有一定艺术水准或一定社会影响的普通近代建筑。[2]
2、历史性建筑保护的意义
保护城市历史建筑，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研究国家和民族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艺术、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史，均有重要意义。历史建筑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也可得以发掘。
（1）内在价值
历史建筑记载了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符号。中国古建筑完整的木构架体系、多样化的群体布局、美丽动人的艺术形象、木结构优越的抗震性能、古代建筑的设计与施工都是值得细细品位和保留的。许多工程浩大、艺术精湛的历史建筑是中国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历史建筑不仅具有古迹本身的建筑形态表现的直接作用，还包括与古迹相关的艺术品的间接作用，如壁画、雕塑、博物馆的展品等。历史建筑可以具有旅游或者其它用途，同时还可以在妥善保护地基础上将更多现代功能赋予最初修复的形态。
（2）外在价值
从规划角度看，历史建筑在城市规划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是形成城市特色的主要构成因素。从景观角度理解，历史建筑是形成城市面貌的重要因素，是现代城市景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虽然它只是现代城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仍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心区布局中起着主导作用。
二、历史性建筑保护原则
1、动态性原则
我国对于历史建筑保护逐渐由消极、静态的保护模式向积极、动态的保护模式转变。我国早就有专家提出动态保护的观念。例如梁思成在五十年代北京的保护规划中所提出的对城墙的利用就是一种动态保护的观念。1979 年，清华大学的吴良镛教授在进行北京什刹海的规划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此类的保护实例也渐渐多起来。例如在上海新天地的改造中，在它的北立面保持了原有石库门的外观风貌，又将现代的餐饮、娱乐、时尚艺术等功能融合于其内部，从而使之获得了新生 （图 1）。
图1 上海新天地
资料来源：网络
（1）保护对象的动态性
历史建筑的概念应是一个在时间上动态流变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应该运用动态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建筑保护问题。在保护对象上，不仅包括古代和近代优秀建筑，而且包括当代的优秀建筑。当代的优秀建筑几十年、上百年后就会成为珍贵的“古建筑’，我们对它们从今天就应该给予高度关注和得力的保护，以防止它们过早地被破坏、改造和失修，使人类宝贵的文化成果完整的留给后人。
（2）历史建筑使用中的动态性
近代历史建筑，与其他文物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具有历史的，文化的，情感的和象征价值，还具有使用价值。因此，在严格控制下合理地使用历史建筑不仅有助于保护工作的落实，而且能赋予历史建筑以新的活力，这是维护历史建筑并传之永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当历史建筑处于使用状态时，从文化方面来说，使历史建筑的考古、艺术、建筑和文献价值及其内在价值均得到全面的保存；从社会关系来讲，它使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能得以保持它们的正常机能状态及和谐一致的关系；从经济上说，能够利用已有资产和现有道路等基础设施，从而节省能源及投资。
（3）保护措施的可逆性和可再处理性
任何历史建筑都不可能完全保持它建成之初的状态，因而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是指在适应时代需要的同时保护它自身的特色，不是禁止改变，而是对其发展要加以控制。在此意义上，延长历史建筑的使用寿命则意味着以若干世纪而非几十年为时间段来理解历史建筑寿命，并进行持续不断地维护，同时不改变未损坏的建筑结构，在维护中采用性能已为人们所熟悉的材料，使用可逆性技术，同时任何干预活动必须有文件记录和有明确目的。
2、有机开放与再生利用原则
（1）历史建筑的保护系统的开放性
历美国建筑师 Stewart Brand 在《建筑是如何学习的：建筑建成以后发生的故事》一书中对两座于 1857 年建造的建筑到 1993 年间的变化作了比较，发现最初这座砖结构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们的审美观念 建筑的用途和使用者的改变，使得建筑的立面不断改变。[3]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行为便成为建筑的一种建造行为，是建筑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开放性原则是由历史建筑本身的发展特性所决定的，也是建筑成长或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而应选择的基本策略。
（2）历史建筑的有机再生
历史建筑的保护目的是保护历史文化信息载体，能够让历史文化信息得到延续和传播，甚至发扬。因此，历史建筑的保护首先是让这种历史文化的载体得以保全和延续，不能让之丧失和破坏，而“再生”是实现这一目地的有效途径。因为历史建筑的保护的目的不是历史文化景观的冻结和固定化，不是对已失去的往日景观的简单重现。“再生”是在不损伤历史建筑本质特征的情况下赋予其新的社会功能。这是历史建筑及环境有机再生思想的实质与真正目标。历史建筑保护中既要尊重历史发展，讲历史的延续发展，又要有所突破，以求可持续发展和有效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