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管理论文范文1
关键词：资源税费；资源税；权利金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0.069
1奇特的性质：名为税收，实为权利金
我国的所有矿产资源均归国家所有，国家将其所有的矿产资源交付矿产企业开采，并按其开采的矿产品的数量，收取一定的价款。这一行为的实质是国家和矿产资源开采企业之间关于矿产资源的转让交易，是市场行为的一种，其中收取的价款则是已经完成转让的那部分矿产资源的收入报偿，是相应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国际上称其为权利金。
显而易见，权利金是国家以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凭借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而有偿取得的，绝不是税收，因为真正的税收则是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凭借政治权力强制和无偿取得的。
在我国，国家既是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又是社会管理者，一身而兼二任，但在国家和矿产资源开采企业的关系中，国家之所以收取的是权利金而不是税收，是因为国家的身份首先是矿产资源的所有者而不是拥有征税权的社会管理者，而这则是因为所有权和征税权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有权先于征税权，所有权是征税权的前提，没有所有权便不会也不必存在征税权。而且，如果能以所有权取得收入，国家就不会以征税权取得，这就像一个有理智人，面对一个欠他钱的人，不会不索偿其欠款而径直打劫他。此其一。其二，国家和矿产资源开采企业之间利益的核心是矿产资源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收取的价款是矿产资源的价值，而不是因矿产资源开采而产生的利益或不利益，对其征税就是对矿产资源本身，是对其价值的征税，也就是对所有者的征税，但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国家没有自己对自己征税的理由。这一点绝不同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征税。也正是这些原因，世界各国都绝少有类似我国的资源税。
2奇特的由来：“利改税”时代的产物
我国资源税正式开征于1984年，其目的就在于解决国有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问题。税收本该是取得无偿的，之所以开征资源税用于收取国有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费，是因为那是一个被称为“利改税”的特殊时代。
当时的理论主张是，国家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要求国有企业从过多的行政干预中摆脱出来，成为自主生产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资产所有权仍归国家，但企业拥有长期使用权。为此，国家在参与企业纯收入分配时，放弃以资产权力为依据的利润上交方式，改为以政治权力为依据的缴纳所得税方式，借税收法律形式以调整并固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克服大锅饭的弊端，促进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建立，并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准备必要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我国于1983年和1984年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两步“利改税”和工商税收制度的全面改革，资源税就是“利改税”和工商税收制度全面改革的重要成果。
不可否认，“利改税”自有其历史功绩，作为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非税论”的反动和修正，“利改税”在当时出现也有其必然性，但毕竟“利改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存在严重的问题：“利改税”在指导思想上企图通过税收一种分配形式来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强调了国家的社会管理者身份，忽视了国家的资产所有者身份；强调了国家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忽视了国家所拥有的经济权力；强调了税收形式的地位，忽视乃至否定了利润上缴形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事实上混淆了国家对于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双重身份、拥有的双重权力，混淆了“税”和“利”两种性质不同的分配形式。由此也就决定了我国资源税严重错位，以税收之名，行权利金之实，颠倒了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和作为社管理者的不同身份，将国家政治权力当成了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权力，产生了众多混乱和严重的问题。但非常遗憾的是，尽管“利改税”这一极端的思维和做法没有实行几年就被清算了，但资源税的这种错位却一直岿然不动。
3奇特的理论：一直深陷在迷梦中
尽管我国资源税名不副实，严重错位，混淆是非，但是我国资源税的理论研究却从一开始就主动承担起了为其提供理论支撑的重任，为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国家要征收资源税――寻找正确的答案，由此一头扎进了一个又一个迷梦中。
“地租论”是我国资源税理论研究最先做的一个梦，这一理论梦想以租的理论解释资源税的征收。做这样的美梦，是因为西方国家在早期确实有一种所谓资源税的理论就是建立在租金理论基础上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也与此完美地相似，能让当时的理论工作者理直气壮。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很严重，矿产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矿产企业大赚特赚的情况下，这一理论所导出的“征收资源税是为了调节级差收益，是为了把矿山企业因资源丰度和开发条件优越而产生的超额收益，收归国有”，能很好地满足当时特别的社会心理。因此，这一理论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毕竟地租不是税，收取地租的身份是地主，行使的是所有权，而征税的身份是社会管理者，行使的是政治权力；地租的收取是有偿的，而征税则是无偿的。更重要的是，地租的收取是因为在保留所有权的前提下转让使用权，但企业开采了矿产资源则是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家向企业转让的完全实现，而不是使用权的转让，这是一笔实物交易，而不是一种权利的使用许可，应该收取的是矿产资源的销售价款，而不是什么租或税。因此，以租的理论解释资源税的征收，只能是一个美梦。
“环保论”是我国资源税理论研究做的第二个梦，这一理论梦想要资源税发挥环境税的职能。做这样的梦，是因为深知“地租梦”说服力不强，想给它套上一个时髦的马甲。这个梦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中心观点是“因为资源税能够促进环境的保护，所以应当征收资源税”。但是这一理论以“能够”证明“应当”，好像很有道理，却是一种强盗逻辑。更重要的是，保护环境是环境税的职能，所谓的资源税不可能发挥出环境税的职能。因为所谓的资源税实质是权利金，如果一定要称其为税，那也应是一种财产税，是对矿产资源本身的征收，征税的多少应该只与其财产价值的大小直接相关，必须从价征收，而与其对环境的影响了无瓜葛，无法以外部性理论进行解释。环境税则是一种行为税，是对因开采矿产资源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的征税，其征税的多少应该与其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大小直接相关，可能与开采的数量有关，也可能无关，可能应当从量征收，但不能从价征收，外部性理论正是其理论基础。这两种税性质不同，功能迥异，根本无法合二为一，或一身而兼二任。因此，要资源税发挥环境税的职能，只能是一个美梦。
“补偿论”是我国资源税理论研究做的第三个梦，这一理论梦想以资源税补偿矿产资源的耗竭。做这样的梦，既是“环保梦”的续集，更是因为感觉环保马甲能起的作用仍然很有限，想扯起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大旗壮威。这个梦的主要观点是，资源税是矿产资源补偿金，征收资源税是为了补偿已开采的矿产资源的价值，以维护资源所有者权益，保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但这一高大上的理论很成问题，一是资源税是矿产资源补偿金的说法站不住脚。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国家和开采企业是矿产资源的交易双方，国家把矿产资源转让给开采企业，开采企业缴纳了资源税（权利金），即支付了矿产资源的价款，就完成了交易，实现了矿产资源的价值，何来矿产资源的补偿或补偿金？二是以资源税补偿矿产资源的耗竭的^点也难以成立。因为相对于矿产资源在将来的价值，无论在当下能征收多高的资源税或权利金，都总是不完全的，都是很小的，其更多的利益则由全社会共享了，因而保障资源可持续供给的责任也必须由全社会共同承担，也就是应由国家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应由社会各方多元筹集，而相对于资源税收入，支撑一个社会运行所需要的矿产资源的价值量则是一个无穷大，绝不是小小的资源税收入的专款专用或用以建立什么基金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以资源税补偿矿产资源的耗竭，只能是一个美梦。
4奇特的走向：不尴不尬的一段存在
尽管我国资源税名不副实，严重错位，但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还是难以名副其实，回归本位。因为在理论上，还没有做好有关权利金的理论准备，而资源税理论研究集团的势力还很强大。在实践中，在集中和规范财权的大背景，税务部门和国土部门之间关于资源税争夺的博弈，注定了国土部门不占优势，尤其是在“营改增”使大批地税干部无税可收的情况下；同样，在“营改增”使地方政府失去主体税种的大背景下，央地之间关于资源税争夺的博弈，注定了中央至少要暂时退让。而且，保留税的名称，将其交由税务部门征收，还可以方便地使用整套的税收征管法律法规，极大地降低制度构建成本。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国名不副实的资源税一时难以回归权利金的本位。
事实上，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就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做出了安排，决定从2016年7月1日起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实施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全面清理涉及矿产资源的收费基金，合理确定资源税税率水平。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资源税在法律上或名义上仍然是税收，不是权利金。
这次重大的改革仍未明确我国资源税的性质，但其实就是明确其性质为权利金，改其名曰权利金，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应该仍然是扩大征收范围，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全面清理各种收费，合理确定负担水平。这是全社会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这一改革的社会基础。这也正是在法律上暂时保留资源税名称能被社会所接受的根本原因。而且，利益调整的不易，加之惯性重大的力量，这一“暂时”还会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保留这一名称的严重危害。一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以资源税之名，行权利金之实的结果是，“因为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国家要征收资源税”的逻辑仍然会使人无限纠结，资源税的正当性仍将备受质疑。二是人们对资源税的期望仍将过高过大，比如人们期望其既能实现权利金的功能，又能发挥环境税的作用，还能补偿矿产资源的耗竭，而这必将阻碍我国环境税的出台，也容易使社会对资源税所实际发挥的作用生失望心，更可能使国家对权利金的征收无法达到合理的负担水平。这必将使我国资源税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因此，从长远看，为资源税正名，使其回归本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利金，是必然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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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管理论文范文2
关键词绿色税收可持续发展税收制度
如何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这个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受到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之一的税收自然被用到了环境与生态的保护上，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开征了各种具有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特征的税种，如资源税、汽油税、垃圾税、噪音税、水污染税、二氧化碳税等，这些税种统称为环保税收，或被形象地称为“绿色税收”。文章对“绿色税收”以及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析。
1“绿色税收”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
自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提出环境外部性理论后，西方经济学家、环境管理学家对绿色税制理论的的研究已有80余年，形成了一些经典性理论。我国环境税收理论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而提出“绿色税收”概念是近几年的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发展模式。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来自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通过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一系列文件，把发展与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响亮地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付诸全球行动。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税收政策的重要指针之一，绿色税收被引入到许多国家的税收体系中。
所谓“绿色税收”是以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生产和消费为目的，建立开征以保护环境的生态税收的“绿色”税制，从而保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绿色税收的理论基础是绿色理论。绿色理论是对绿色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和总结，虽然目前尚未有权威的定义，但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可持续发展是绿色理论的研究基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是指资源应在不同的代际之间（当代人和后代人）进行平衡，它特别强调对地球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强调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条件和全球共同财富必须受到特别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内涵相对应，绿色税收的理论也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绿色理论从科技的角度认识可持续发展，认为可持续发展应是废物排放量的减少或不排放。广义的绿色理论包含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思想，尊重自然的思想；当代与后代兼顾的伦理思想；效率与公平目标兼容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解决，必须辅以非市场机制的手段，其中税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就必须以绿色税收制度取代现行的税制模式。如果说20世纪的税制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税制，那么21世纪的税制将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2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在世界环保浪潮的推动下，我国环保立法、环保投资等等都有了很大发展，但在协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方面，我国环境政策、环境税收措施仍然滞后，尚未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起到其应有的抑制作用。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以量取胜、低价竞争，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这种情况至今未得到彻底改变。由于环境成本在经济活动中往往被忽略不计，出口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包含或不反映其全部环境成本，出现了盲目开发资源性产品出口，对外贸易的开展使环境更加恶化。近年来，我国出口了大量廉价的石油、矿产品、农产品和畜牧产品，造成了我国石油矿产资源不断减少、农田土壤质量普遍下降、草原退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在引进外资中，置环境污染于不顾，注重引进外资的规模与速度，不注意或较少注意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强调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一些地方把吸引外资作为解决资金不足和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不顾对周围环境的破坏。有些地方甚至把可投资于污染项目作为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在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上，也缺乏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明确限制，甚至对其中一些行业还有所鼓励，致使一些省市至今还在大力发展皮革、印染、化工、塑料等领域的合资的乡镇企业和小企业的管理疏漏。二是生态环境补偿费。目前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远不是环境生态价值的真正体现，其征收的标准只是生态环境破坏损失的费用和生态环境恢复的费用。三是排污收费。排污收费标准偏低；单一的浓度超标收费；排污收费的种类不全；对超标排放者征收超标排污费，与我国的《标准化法》中的规定不协调。
由于我国出口商品不包含或较少包含环境成本，因而价格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其后果，一方面造成了国内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部分资源的紧缺。另一方面，也屡屡遭到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指控，被征收进口附加税。环境状况的恶化，势必影响我国的工农业产品的质量，原优势产品的质与量也将在国际上失去竞争优势。控制污染及生态破坏，修复改善环境质量，已成为我国国际贸易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其影响将会阻碍我国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的国际地位。
3建立绿色税收制度，协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关系.1国际经验对我国实行绿色税收政策的启示
欧盟许多国家实行的绿色税收政策，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是对废气、废物排放征收环境税；二是改变税法鼓励方向，对污染行为征税；三是对一般性废弃物和污染征收成本支付税。借鉴国际上环保税收政策，我国的绿色税收政策应坚持以下原则：
(1)绿色税收政策应以调控为主，聚财为辅，积极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为了不加重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新增的生态税将通过降低其他一些税的税负来加以抵消。西方国家在实现税制绿色化的过程中，非常注意保持微观经济主体现有的总体税负基本不变。比如在开征新的环境税的同时，降低企业的其他税收负担。我国实现税制绿色化应该建立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基础上，结合目前税费制度的改革，在开征生态税收之后，应及时将企业缴纳的大多数环保方面的收费（如排污收费、水资源费）并入生态税收中一并征收，以避免重复征收，加重纳税人负担。
(2)新开征的环保税要保持税收收入的中性。本着“谁污染谁纳税”与“完全纳税原则”，达到税收的横向与纵向公平，并且要使新开征的税种与现有相关税种相互协调配合，以期形成绿色税收调控体系。
(3)征收的环保税款要建立环保专项基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制度。由财政部门编制专门的预算，由审计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计，确保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
3.2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建议
(1)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二是完善计税方法，加大税档之间差距。为促进经济主体珍惜和节约资源，宜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通过税收手段，加大税档差距，把资源开采和使用同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三是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完善，可考虑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同时应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加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意识。
(2)开征新的环境税，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一是借鉴国际经验，分期分批开征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在税基选择上，以污染物的排放量课税，一方面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另一方面也不会妨碍企业自由选择防治污染方法。另外对应税包装物，可用企业的产量为税基。在税率设计上，不宜按“全成本”定价，防止税率过高而造成生产抑制，导致社会为过分清洁而付出过大代价，最适宜税率应等于最适资源配置下每单位污染物造成的边际污染成本，在实践中可采用弹性税率，根据环境整治的边际成本变化，合理调整税率，同时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在征收管理方面宜作地方税，地方政府应将征收上来的税款进行专门保管，专门用于环保建设事业。二是开征环境污染税。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税缺位，治理污染的资金主要通过征收排污费筹集。在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对排污企业课征污染税。
(3)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税收支出政策。一是减少不利于污染控制的税收支出。严禁或严格限制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或可能对我国环境造成重大危害产品的进口，大幅提高上述有毒、有害产品的进口关税。二是鼓励企业开展环境领域里的科技研究与开发的税收支出。政府对防治污染的研究与开发应予以高度重视，政府除了直接给予研制、开发控制污染新技术的企业预算拨款外，还可以大量利用税收支出，以鼓励企业从事科研活动，从而增强治污税收支出的整体效应。三是刺激企业投资于治污设备的税收支出。近几十年来，各国政府运用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税收支出措施，对防止污染的投资活动进行刺激。我国也应借鉴国际经验，对合格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制度。所谓合格资产，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可能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
参考文献
1曲如晓.国际环保大趋势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及对策思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7（1）
资源税管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非税收入;征收管理;规范化
非税收入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资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是政府收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部的《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出发,对非税收入的政策界限、管理机制、分配秩序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通知》精神,省、市、县都相继出台政策,对政府非税收入机制作了进一步的规范。经过几年的运行,非税收入征管秩序日趋合理,但由于整个非税收入征管体系涉及的方面比较多,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的进程不一,因此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结合工作实际,作一些探讨。
一、非税收入征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非税收入不等于非应税收入,非税收入的征收也包含了应税收入的内容。应税收入是指应当缴纳相关税收的收入,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也就是征税对象,是属于税收相关法律调整的范畴;而非税收入的征管应当属于财政法律法规调整的范畴,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征管体系。但事实上,非税收入征收的内容也包含了部分应税收入(剔除应纳税款),这在财政部《通知》中很明确,其第5条规定,“政府非税收入来源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依法纳税的,应按税务部门的规定使用税务发票。并将缴纳税款后的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由于税收和非税收入在征管方法、收入管理、使用票据、信息平台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差异,因此,要确保应税收入(剔除税款)上缴,还需要财政、税务、金融、征收机关等部门的相互配合。
2.非税收入的征收混合了财政分配和市场分配的收入内容,因而非税收入管理难度增加。财政部的《通知》中关于政府非税收入的定义,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明确其必须具备的两个方面的特性:收入必须是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支出必须是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由此而言,不是说非税收入征管主体取得的除税收以外的所有收入都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如,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取得的经营服务性收入。政府非税收入属财政分配行为,而经营服务性收入属市场分配行为。这部分收入内容显然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和机构改革的进程有关,也就是说,具有市场经营服务特征的职能没有及时从相关行政事业单位的职能中有效剥离。从另一角度分析,某些经营服务性市场的发育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而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的积淀资产也需要充分加以利用,但这部分收入及其支出行为不再具有公共性是毋庸置疑的。财政部、国家计委在2001年前后多个将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文件中也明确其“不再具有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性质”、“不再体现政府管理职能和行为”等等,而按照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定义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也显然不会包括这部分收入,因此它不属于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的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它的确存在,并且在使用票据上和征收管理上与部门非税收入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非税收入支出管理的难度。
3.非税收入管理与财政预算管理在资金范畴上不一致,使得非税收入征管和财政管理工作不衔接,出现纰漏。理论上,现行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的范畴是按照公共财政体制的框架要求确定的,其立论基础是“公共产品”和“市场缺陷”理论,包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公共财政特征的具体内容,因此如前所述其征收内容不一定完整,反映现阶段相关征收主体的全部收入。而财政预算管理活动是依据《预算法》开展的,更为强调的是对政府收支活动的全面管理,以体现预算的完整性。按照现行编制部门预算的要求,实行部门预算后,收入要一个笼子。预算管理资金的内容包括所有的财政性资金,即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其他资金。因此,两者在管理资金范畴上有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属于财政预算管理的资金,不仅包含政府非税收入,所以在资金清算环节不注意衔接容易出现差错。
4.在某些行业,非税收入征管与税收征管政策不协调,职责不清,易造成征管的盲点、漏洞。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教育机构和非盈利性医疗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标准收取的费用,从法律意义上确认是应税收入,应按规定办理免税手续。对教育收费,文件还特别强调“各类学校(包括全部收入为免税收入的学校)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税务登记,按期进行纳税申报并按规定使用发票。”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的相关理论,教育机构、非盈利医疗机构提供的是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是政府非税收入,应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体系。在实际工作中,这两个系统普遍使用财政票据,而医疗机构服务收入也没有真正作为财政性资金来管理,财政部门也无法对应纳税收入的情况予以认定,因此由于征管界限模糊,在非税收入征管和税收征管上还存在着盲点、漏洞。
5.非税收入中应税收入的源头管理问题。按照收入实行源头管理的原则,非税收入和税收“以票管税”一样,也强调“以票管费”,并且在账户体系、收缴方式等环节上也相应进行了控制。实际操作中,对应税收入项目,税务部门也强调“以票管税”,非税收入征收主体应依法使用税务票据。但税务部门管的“税”仅仅是指税收而不是全部收入,也就是说只要你按应税收入申报纳税,它不会管你是否已收到了相应金额的收入,是否已将税后收入全部缴入非税收入指定的账户。按照现行的征管体系,双方征管信息很难做到信息共享,从而使双方管理活动更为协调有序。这里最主要牵涉了使用的票据问题,使用了财政票据应按照非税收入管理体系的模式操作,但票据的使用和流转会不会因此使国家税收流失呢?税务部门的依据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那么两者之间还可以有共同的源头管理吗?
二、非税收入征管上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述非税收入征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政府职能规范和转变滞后所致。按公共财政的要求,把政府不该管的、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务让位于市场,彻底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归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是一项系统工程,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既涉及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和社会以及市场发育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2.资源配置不当的历史问题所致。财政的主要职能之一是通过财政支出分配活动,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弥补市场的缺陷,最终实现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但由于计划经济时代财政职能的缺位,造成全社会资源配置不当,部门职权大管辖的钱物多,所获的政府资源也最多,现在经营性国有资产收入也最多。
3.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所致。也就是说,政府拥有的财权能不能保证政府正常的事权。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县区,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致使政府的正常职能无法行使,公共服务水平偏低,是制度外收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完善和规范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的思路
从长远着想,必须进一步完善非税收入征管的法律体系,以改变现行存在的非税收入的性质、范围、征收、管理以及支出规范不明晰的现状。但从目前来看,笔者认为,应亟待解决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资源税管理论文范文4
第一节 实行单一税收管辖权的理论依据
一、两种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目前，在所得税收管辖权方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了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兼行了居民（或公民）税收管辖权。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格局，有其国际税法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根源。理论上是源于国家，源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实践中则是因为国际经济的发展，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跨国纳税人的剧增，各国立法本土性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讲，两种税收管辖权都是国家的重要体现，都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之间经贸往来关系的加深，这一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体制终将被改革。
事实上，一些国家或地区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都已率先实行了单一（unitary）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制度。如美国国家经济发展与税制改革委员会于1996年建议国会尽早考虑美国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主张只就收入来源地的所得征税，放弃境外所得的征税权。[1]
众所周知，从国际税法的实践看，目前大多数国家同时行使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一定意义上，加剧了国际双重征税问题，诱发了国际避税和国际逃税行为的发生。现行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最大弊端即在于它阻碍了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阻碍了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导致跨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的不公平竞争。在国际双重征税情形下，由于跨国投资者要比国内投资者多负担税款，因而往往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同时，还诱发纳税人进行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无疑，现行税收管辖权制度不仅导致国际双重征税，给跨国纳税人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也是国际逃税和国际避税的重要动因。只要国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税收管辖权，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就不可避免，国际逃税及国际避税问题也会大量存在。故20世纪初以来，诸多国家都已逐渐认识到了国际双重征税的危害性，并在实践中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一些法律措施，对居民税收管辖权加以适当限制。然而，时下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等法律措施都只是区域性和临时性的，国际社会应该寻求一条更彻底的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法律途径。我们认为，最佳途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即一国政府只对来自或被认为是来自本国境内的所得和财产拥有征税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对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不是以收入者的居住地或纳税人的身份，而是以其收入的来源地为依据，即对于跨国纳税人来源于本国境内的收入和境内的财产或在本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不区分本国人或外国人，一概行使税收管辖权，依照本国法律课税。
二、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法理依据
我们认为，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法理依据，就是国际税法的效率原则、公平原则以及税收本质理论。
从国际税法的效率原则出发，要使纳税人拥有的资本不受税法的影响，能够正常地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首先改革现行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的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税收管辖权原则，实行单一的税收管辖权。而两种税收管辖权冲突的局面使跨国纳税人始终处于国际双重征税的困境之中，资本的国际流动必然受阻。那么，在国际税法实践上，究竟哪一种税收管辖权更符合效率原则呢？首先，从两种税收管辖权行使的关键问题看，税法上的居民在各国的规定不一，认定起来容易产生冲突，而收入来源地的认定则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标准，因而认定方便。其次，从税收征管制度看，一国居民在他国投资的收入只有在来源地国纳税后才能从他国移入本国，这样，采用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就容易对应纳税收入进行源泉控制，避免国际避税和防止国际逃税，并且征收程序简便、易行。如果采用居民税收管辖权，就要涉及到对本国居民在外国收入的数额进行查证核实等技术问题。可见，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比起居民税收管辖权更方便、更有效。各国应当缔结《国际税收公约》，统一实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然后再逐步统一各国所得税法，包括依法统一收入来源地的确定标准、税基的计算方法以及税率等。
公平原则不仅要求跨国纳税人与国内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要公平，而且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权益分配也要公平。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那么，在国际税法上，究竟哪一种税收管辖权原则更符合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呢？首先从收入来源地所在国看，来自不同国家的跨国纳税人，其收入多少不一，在收入来源地国实行“从源课税”，能够最终达到“相同的纳税人缴纳相同的税款”和“不相同的纳税人缴纳不相同的税款”的目标。从居民所在国看，由于纳税能力是各种来源收入的综合，理应包括境内外收入。收入来源地所在国政府仅对非居民境内收入
征税，而对其境外收入不具有征税权，不能综合纳税人的全部收入征税。故居民所在国要真正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必须由居住国政府采取境内外所得全面征税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可见，收入来源地所在国与居民所在国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较大。
应该看到，在充分体现国际税法“纵向公平”方面，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的确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这一原则要求掌握的对纳税人所具有的“纳税能力”以及税收的“社会总效用”等问题是收入来源地国难以掌握的。对此，许多税法专家提出了“累进免税”的补救方案。居民所在国对境外收入免税，但对境内收入适用的累进税率则要按境内外的收入总额来确定。oecd范本和un范本的第23条均有此规定，对境外所得免税，但对境内所得征税确定适用税率时，可将免税的所得予以考虑。我国对外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也采取了这一做法。显然，适用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可以满足对跨国纳税人之间的税负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要求。但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与冲突所引发的国际双重征税必然会破坏这种公平。
从国家之间税收权益分配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甚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为“形式上的公平，实质上的不公平”。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行的情况，又正好加深了这种不公平的程度。众所周知，在国际投资市场上，发达国家是世界资本多数的拥有者，资本、技术、物资、信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发达国家大量对外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吸引外资。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使发达国家行使对境内外收入的征税权，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只行使对境内收入的征税权。显然，这种税收权益的国际分配在向发达国家倾斜，造成国际竞争中实质上不公平的现象。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惟有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从税收公平的机会原则看，税收负担也应按纳税人取得收入的机会大小来分摊。发达国家的居民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并获取利润。尽管作为居民所在地的发达国为其提供了一定“机会”，但对获取利润起决定性作用的“机会”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如果使用居民税收管辖权，发展中国家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将一无所获，这显然不公平。而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国际投资或国际竞争中，就能够在跨国纳税人和国内纳税人之间实现真正的公平。[2]
此外，从税收本质的角度分析，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也是有其依据的。在税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税收本质的学说有公需说、利益说、保险费说、义务说、新利益说等。所谓公需说，可以理解为国家有增进公共福利的职能，在执行这种职能时，为满足必要的公共需要，就必须征税。但这一学说并没有解决国家为什么有权“必须征税”的问题。保险费说认为，国家象保险公司，而国民象被保险者，国民由国家为其保障生命、财产，税收是国民缴纳给国家的相应对价，相当于保险费。义务说是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等的国家有机体论作为基础的学说。他们认为，为了维持国家生存而支付税收，是每个国民的当然义务。该说也称为牺牲说，之所以称为牺牲说，是由于它不是对接受国家利益的一种返还，而完全是无偿的，也就是牺牲性的给付。[3] 早期比较重要的学说是由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首次提出，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予以发展的利益说，也叫交换说。霍布斯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出发，率先探究了国家建立及其人民应当向政府缴纳税收的原因。他吸收了古希腊先哲伊壁鸠鲁关于社会契约的思想，将政治契约与普通契约相类比，使契约成为一种法律事件：人们转让自己的权利如同售出商品一样，应当获得相应的等价补偿-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他认为，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4] 他提到：“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5] 洛克根据发展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要求，考察了国家课税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关系。他分析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政府是由人民建立的，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他的结论是：政府只能站在议会赞助权的立场上，按照法律规定的赋税条例行使课税权。洛克的学说为近代西方国家立宪依法征税提供了理论依据。[6] 他认为：“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税赋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孟德斯鸠、密尔等思想家也持类似的观点。利益说把税收的本质看作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从而将商品交换的法则引入了财政税收理论，奠定了近现代财政税收理论的基础，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
今天。[7]
目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税收本质做出比较合理解释的是新利益说，这一学说也被称之为“税收价格论”。它将税收视为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作为国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它由社会成员私人消费和享受，国家（政府）由此而付出的费用也就必须由社会成员通过纳税来补偿。私人为了自身消费而支付费用的现象，正是典型的市场等价交换行为在公共财政活动中的反映，从而税收也就具有了公共产品“价格”的性质。[8] 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都是在所得来源地、即所得来源地国取得的，这些所得的取得必定耗用了所得来源地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了进行费用补偿，就必须对其予以征税。因此，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是符合税收本质理论的逻辑的。
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各国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既有其法理依据，又在实践中十分必要。它有利于跨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之间开展公平竞争。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竞争，通常是跨国投资者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并造成国际双重征税、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行为的发生，不仅会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也会给国际税收征管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注释
[1]参见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资源税管理论文范文5
关键词：税收收入；税收征管效率；税收增长；GDP增长；技术效率
中图分类号：F81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8-0020-06
一、引言
自1997年以来，我国税收一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往往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税收超GDP增长也成为学术界近年来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伴随着税收征管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如何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进行定量测量?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是主要源于征管技术的变化，还是源于管理水平的变化?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研究者围绕征管效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杨得前(2008)利用1994-2005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为28.11％。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是税收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德祥、李建军(2009)以随机前沿函数为基础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数方法主要是通过数据拟合求得模型中各参数，从而计算效率值。其主要局限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如果设定的税收产出函数与实际相差甚远，则必然导致最终测算结果出现较大误差。二是设定的模型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使参数方法无法使用。
与参数方法相比，非参数方法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无需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设定。它主要包括DEA和自由处置壳(FDH)等方法，其中又以DEA应用最为广泛。如孙静(2008)基于传统DEA方法对湖北省若干市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测算。传统的DEA方法的局限在于：一是无法对DEA有效点与弱有效点进行准确区分；二是无法对效率提高的程度进行准确计量。
此外，一些研究者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这类研究虽针对性较强，但在理论上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为更进一步揭示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及其成因，本文以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生产效率指数法对我国税收征管动态
于1，则表明它是生产率提高的根源；如果小于1，则表明它是生产率下降的根源。
(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征税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投入一产出过程，征税过程中的投入主要包括税源数量、税源质量、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物力及财力，其产出主要是税收收入、纳税服务等。合理地定义投入与产出，是正确利用Malmquist指数计量征管效率的一个关键问题。借鉴杨得前(2008)、王德祥和李建军(2009)选择的指标，本文中选取的投入指标有：
1 税源数量。税源可以从宏观、微观等不同的层面来理解。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只能来源于对GDP的分割。所以，GDP是能够较好地代表宏观层面的一个税源指标。但由于我国目前第一产业提供的税收较少，因此，采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反映税源数量更为合适。
2 税源质量。税收不仅受税源数量的影响，而且也受税源质量的影响。在税源数量相同的情况下，税源质量越好，最终的税收产出越多。营业盈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因此，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能够近似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益水平。本研究用其表示税源质量的高低，其比重越大，说明税源质量越好。
3 人力资本数量。任何税法在实施过程中都会产生管理费用。它主要是税务机关为保证税法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各种费用。如税官的薪酬、津贴、办公经费、差旅费等。征税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活动，税务人员数量的多少会对最终的税收产出及管理成本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税务人员数量作为一个投入指标。
4 人力资本质量。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人员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效率，而受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本研究用各地税务人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作为人员素质高低的替代变量。
由于各省税务机关的办公经费没有较准确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没有将其列为投入指标。税务机关的产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收入，二是纳税服务。但是，由于在对纳税服务的定量测量上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因此，本文没有将纳税服务作为一个产出指标，而是仅将税收收入作为税务机关的产出指标。
三、数据与实证
本文使用1997-200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其税收征管效率及其提高进行
测算，在研究中没有将作为样本，其原因在于税务统计年鉴中没有地方税务机关人员构成的相关数据。其中，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税务机构人员数、教育程度数据取自于1998-2008年《中国税务年鉴》；各地区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取自于1998-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1997-2007年各地税务机关的投入产出数据，而仅列出了分析结果。采用DEAP 2.1软件对1997-2007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税收征管效率的变化情况进行计算，并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技术变化指数(TECH)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PECH)和规模效率指数(sECH)。结果报告在表1、表2和图1中，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
1 从总体来看，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其具体表现是，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年平均提高3.6％，技术变化指数平均提高8.4％(此为所有指数中变动最为显著的一个指数)，综合效率指数平均下降4.4％，纯技术效率指数下降3.6％，规模效率指数下降0.9％。在分地区方面，从税收征管效率指数来看，1997-2007年，除河北、安徽、湖北和湖南外，其他地区的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来看，除上海外，其他地区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从技术变化指数来看，所有省(市、自治区)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2 经济发展水平对征管效率有显著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1997―2007年，税收征管效率提高幅度排名前6位的依次为：江苏、上海、北京、山东、天津、广东。征管效率提高较快的多为经济发达省份，这表明征管效率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发达省份的税务机关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税收信息化建设中，从而有效提高税源管理与监控能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源数量较充足，税源质量较好，纳税大户多，这些都有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3 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1997-2007年，在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和技术变化指数上升的同时，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所以，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是引起征管效率提高的最重要原因。另外，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下降表明了组织管理水平在1997-2007年间呈下降趋势，技术变化指数的上升则表明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至此，可以得出结论，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是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
4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从表2可以看出，1997-2007年纯技术效率指数平均下降3.6％，而规模效率指数变化不大，平均下降0.9％。由于纯技术效率指数反映了生产中现有技术利用的有效程度，因此，纯技术效率指数的下降说明新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有效利用程度在下降。另外，组织管理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税收管理中现有技术利用有效程度的下降，而不是规模效率的下降。
四、对征管效率提升原因的进一步讨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1997-2007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平均每年提高3.5％，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税收征管中新技术的采用，而不是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税务机关开始把计算机技术引入税收管理的各个环节，使税收管理实现了由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向现代化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1998年后，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科技加管理”、“信息化加专业化”的总体改革思路。1998年初启动的“金税工程”二期、2003年10月开始的“金税工程”三期都显著地提高了税收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有效提高了税务机关监控税源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税务机关税源管理的效率，降低了税源管理的成本。从表2可以看出，2003年也是征管效率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最高的一个年份。另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增值税的征收率由1997年的44.6％上升至2006年的86.26％。
1997-2007年我国税务机关组织管理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其根本原因是在税收征管中，我国在引进新技术的同时，忽视了对新技术的充分利用，忽视了合理处理好人与先进技术、设备的关系，强调了科技兴税，淡化了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进而导致相应的管理没有同步跟进。其具体表现是一些税务部门对税收信息化的应用仅仅停留在对手工劳动的替代上，现管信息系统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资源税管理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税收作为攀枝花市政府工业强市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手段，作为税收执行者攀枝花税务机关应加强我市税源监控，提高税源监控质量，实现税收目标。
马克思说过：“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攀枝花市政府提出攀枝花市走工业强市之路战略，要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要保证工业强市战略的顺利实施，就必须要有充足的税源作保障。结合攀枝花实际，我们税务机关如何加强税收管理，实现税收收入目标，为工业强市保驾护航，关键是要加强税源临控。本文就如何加强税源监控，实现税收收入目标，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供参考。
1 税源监控的界定
税源监控作为一个税收理论基本概念，就是对税收源泉的监督与控制，通过控制源头，保证税收收入的总体现模，通过对税收收入状况的信息反馈，进一步加强对税收源头的控制。其内涵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对纳税人应纳税额，通过科学的、规范的、现代的方法和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制约、督促和管理，是保证税收收人实现的一系列税收管理活动。通过对税源信息进行归集、处理、统计、分析，并结合经济、税收政策的变化调整，预测税源的发展变化趋势，为税收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以便依法组织收入，防止税源流失。
2 加强税源监控的必要性
税源即税收源泉，财政收入的90％左右来源干税收，所以税源监控就显得格外重要。
2．1强化税源监控是遏制税收流失的重要手段
经济决定税收，但我们在分析经济发展与税收的对应关系时，就会发现经济并不直接决定税收，而是决定税源，税源不等于税收，税源只有通过征收管理才能变成税收。税源和税收之间的差额就是税收流失。强化税源管理可以及时发现税收征管中的薄弱环节，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税收管理，堵塞跑、冒，滴、漏等现象。只有有效地控制税源才是保证税收应收尽收的关键所在，从而保证税收收人随经济发展而稳步增长。
2．2强化税源管理是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需要
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单晨光同志在攀枝花检查指导工作中指出，要加强税源管理，逐步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要靠强化管理来实现，税收征管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要坚持依法、规范，体现强化管理的要求。税源管理作为税收征管工作的一个卞要方面，工作重点要做到：对辖区内所有的纳税人户籍清楚、生产经营情况熟悉、申报纳税数据掌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可以说，划断税收征管能力的高低，不能只看收入任务的完成情况，而要看对税源的整体掌握上。
2．3强化税源监控管理可以有效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
我国的税收征管改革较长时期都是束缚于征收、管理、稽查之间相互制约的思路上，忽视各环节内部工作的监督考核，以至于管理人员，稽查人员不廉行为频频发生。尤其是基础工作不够扎实，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仍然存在，“淡化责任，疏于管理”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涉税案件的发生大多与税源监控管理工作薄弱有关。而强化税源监控管理正是定位在税收征管的基础工作上，着力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的问题。
3 加强攀枝花市税源监控的措施
3．1建立、完善税源监控规章制度
(1)建立财税资料上报制度。
几税源监控范围内的企业组织在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时，必须同时报送企业财务会计报表，由各单位税政管理部门负责于每月25日前将上述企业的财务会计报表及纳税申报表原件或复印件各一份集中后留存，用于税源调查、分析，市局将根据收入进度、税源变化等情况适时抽调部分企业的财务会计报表和纳税申报表。
(2)建立税源分析制度。
税源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税源变量与经济变量的函数分析：一要落实税源预测数学模型，做到税收与经济宏观分析的科学有效。二要拓展分析空间，实现单一分析模式向多维分析模式的转变。通过数据推论分析模型可以根据不同的分析重点，有针对性的利用数据资料，多角度全方位的反映纳税人的经营状态、支柱行业的发展趋势、我市的经济结构特点，把经验分析、定量分析、宏观分析有效的结合起来，确保为加强税源管理和领导决策提供前瞻性的科学依据。
(3)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对税源监控范围内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定期深入企业摸清税源、税负变化情况，调查分析对税源影响较大的因素，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项，应以书面形式及时上报市局税政处。
(4)建立税政检查制度。
对税源监控范围内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税政管理部门应深入企业每年进行一次税政检查。主要检查企业是否正确执行各项税收政策，有无隐匿收入、虚增成本、转移利润等现象，各项减免税是否符合税收政策规定，统一收购发票、一般纳税人认定、税前扣除、弥补亏损、出口退税等审批手续、资料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3．2健全税务管理网络化信息系统，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
1)加强攀枝花市税务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联系。
进行税务登记，主要以工商营业执照为准，然而目前，工商登记与税务登记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制度，税务机关很难全面掌握工商登记信息。从工商部门取得登记资料，运用手工方式也不能与税务部门登记信息全面核对，核对出的未办理税务登记户，因各种原因，税务机关无力逐户查找，资料交换制度也往往流于形式，而达不到监控的效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文件夹，放在在内部网上，通过edi方便税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以达到监控的效果。因此建议：(1)建立税务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机构编制部门、民政部门的公共信息网。通过网络传输数据，掌握应履行纳税义务的税源户数及其基本情况，并加强对税源户的动态监控、分析。(2)实行统一的标识码。统一的标识码由技术监督部门颁发，颁发给批准成立的单位后，把此标识码一一录入微机，再以网络传输的形式传送给各个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税务管理信息系统在收到此码后，再一一下达给税务部门之间的内部网，以此码来证明注册成立单位的身份。(3)取得工商管理部门的配合，要求工商企业在领取工商执照的同时，必须办理税务登记。(4)实行联合办公制度。工商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实行联合办公，为纳税人实行一条龙服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办理登记及年检手续，减少纳税人办理各种手续的程序和时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2)加强同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
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料，也是税源资料，如房管、国土、公安等部门掌握的资料就是征收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的计税依据。由于这些税源面广并且流动性大，税务机关不能全面掌握其基础资料，因此，要建立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公共信息网，实现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资源信息共享。由此，税务部门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取得税源信息资料，掌握税源底数。
3)核定税额，反向通知。
对可直接采集税源基础资料或能准确核定计税依据和税负的税种，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税务机关能从有关部门取得准确信息，因此，税务机关可以直接核定纳税户，建立数据库，利用计算机实行管理，核定其纳税额，实行反向通知纳税人按核定的税额到指定地点完税。
3．3面对纳税申报不实状况，可以采取强化纳税服务的措施
纳税服务是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和能力，促使其如实申报纳税的必要手段，完善的纳税服务是实行税源监控的有效手段。
(1)大力加强税法宣传。加强税法宣传，提高全市的依法纳税意识，切实改善税务执法的社会环境。要建立税法公告制度，将税法规定等纳税实务让每一个纳税人都知道、了解，以方便纳税人掌握纳税程序，及时、准确填报纳税申报资料。宣传税法，除了传统的海报宣传外，现在可以借助计算机系统利用互联网络在整个it上进行广泛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最新的现行税收法规，按规定设定账目，按会计准则进行财务核算。
(2)加强对纳税人的培训。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和照章纳税是纳税人正确申报纳税的前提条件，为了使纳税人正确进行纳税申报，税务机关有责任．有义务承担对纳税人的培训任务，使纳税人了解税务信息，照章纳税，使纳税人掌握如何计算应纳税额、如何填写报表、按什么程序申报等，提高纳税人自行申报的能力。经过培训，使纳税人做到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掌握税收专业知识，了解税收法律。
(3)简化纳税申报程序，提供方便，降低纳税成本，提高纳税效率。纳税人申报可以去税务局，也可以通过网络完成注册登记申报实等流程完成纳税。
(4)加速税务业的发展。税务业顾名思义就是税务机构为纳税人服务的行业，如税务师事务所。因为税收行业比一般的企业纳税人更具有税收专业知识，对税收法律更加了解，既可以使纳税人方便、快速地完税，也使国家税收得以监控。
3．4实行征收方式多样化
(1)采取以计算机管理为主、手工操作为辅的管理方式。以手工操作弥补计算机管理系统目前尚不完善的地方，计算机管理和手工操作的结合是为了在征管改革的过渡阶段实行全面监控的必要手段。
(2)建立适度集中征收，保留其他有效的征管方式。虽然征管改革的目标是：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但在过渡阶段不能盲目的实行全部集中征收，集中征收是在一定条件下的集中，因此，要适度，对于其他有效征收方式，目前还应保留要与集中征收相结合运用。
(3)积极推行代扣代缴、委托方式，实现税收税源控管。代扣代缴、委托是自核自缴的方式，在税收征管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将税务机关难以控制的税收，如对车辆征收的车辆使用税，对房屋租赁业和交通运输业征收的营业税等，交给政府各部门，让其代扣代缴、委托征收，可增强各部门税收法律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