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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毕业论文范文1
关键词：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实践与思考
一、法律专业设置毕业论文环节的意义
法律事务专业和其他文科专业一样，毕业论文环节的设置是检验学生几年学习成果的一种方式，是指导教师悉心指导的成果体现，是学校发现和提高专业教育水平的参考要素之一。于高职法律专业而言，除了给学生讲授法学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的法律职业技能，完善他们的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学生在毕业论文的选题、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体现的是其写作能力和对某一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认知能力。在高职法律专业设置毕业论文这个环节是有必要的，在具体的设置上，应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同高职教育的培养理念和方案紧密结合，
以期能最大程度的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操技能。因此，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既是对学校、学生学风的检验，同时还会对学生将来的职业道德的养成产生深远影响。
二、呼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环节的现状
呼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环节设置的现状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时间是在三年级第一个学期。之所以选择第一个学期让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是基于第二个学期学生会有顶岗实习的任务。其次，在具体毕业论文设置上，教研室往往会给出学生一个写作论文的大致题目范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进行选择，并拟定自己的具体写作目标。第三，在论文题目范围的设定上，我们往往偏重于对具体的或有争论性的问题进行拟题。
经过近几年毕业论文的指导，我们发现，对学生而言，毕业论文写作是一个对既有知识“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学生在形成思路的过程中既能复习到了以往所学到的知识，还能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自己对该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同时，学生的专业写作水平和文书写作水平在这个过程也得以反馈。
三、呼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环节的调查问卷
为更好地完成课题，我们在法律事务专业三个年级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一年级发放3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7份；二年级发放3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5份；三年级发放4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7份。问卷调查主要涉及12个问题。其中涵盖了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被调查者对于毕业论文写作的了解程度、如何选题、写作中遇到的困难、是否了解写作规范、是否有必要开展论文写作专题讲座、论文写作是否能创新、毕业论文设计环节的创新形式、是否可以与技能大赛结合、对论文答辩环节的知晓度及建议等问题。
针对有效问卷，我们做了相应的归纳总结：
四、呼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环节存在的问题
历经十余年毕业论文的指导，我发现学生在毕业论文环节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既有写作态度、写作能力问题，也有选题陈旧和答辩中不熟悉论文内容等一系列问题。具体如下：
（一）选题方面，学生缺少创新性和挑战性，选题趋于陈旧和集中
部分学生在选择论文题目和题材时，考虑的不是热点社会法律问题或热点案件，而是过于保守的选择了成熟甚至有些陈旧的话题。他们认为，成熟的题材在资料的收集上比较容易，风险小，容易进行答辩。这样导致的是在一届甚至连续几届的毕业论文中如“夫妻财产制”、“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等论文的“上镜率”很高。
（二）论文格式和内容存在不规范的问题
论文写作不同于我们日常习作，它有着统一的规范和格式要求。毕业论文环节开始前，老师都会将标准格式和注意事项告知学生，但仍有部分学生在论文格式不规范的现象，甚至连字体、行间距等都不符合要求。部分学生喜欢在论文中引入案例说明法律问题，但往往引例不具有代表性或者引例的概括和表述上存在一定问题。部分学生论文的内容在逻辑结构上不成体系，自己对毕业论文缺乏一个系统化和整体化的认知。部分同学参考文献不规范。只有少数学生能在第一稿完成时格式标准，内容明确，错误率低。
（三）学生对待毕业论文的写作态度不端正
部分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时，存在大篇幅抄袭他人作品的现象，还有部分学生引用他人作品或表述缺失注释或说明。态度不端的问题不仅仅使得毕业论文环节意义缺失，更重要的是学生诚信缺失问题。这样低水平的复制式论文写作完全与论文答辩的设置背道而驰。
（四）缺乏系统化的毕业论文写作培训
目前，没有针对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环节设置专门的培训或讲座，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完成认知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良莠不济。
（五）缺少对缺失学术规范或写作水平不高的毕业论文的惩处措施
基于毕业、就业率等问题的考虑，对于论文完成水平不高的学生往往提出批评教育，必要惩处措施的缺失也使得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度不够。
（六）毕业设计环节形式传统且过于单一
十余年来，毕业论文设计缺乏更多渠道、多方式的探索和创新，传统的论文写作与各项比赛或文书写作、案例分析未能很好的借鉴、融合。
五、呼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环节的改革探析
针对呼职法律事务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综合调查问卷中学生的各项需求和建议，我们可以对毕业论文环节做如下改革探索：
（一）深化解析毕业论文环节存在意义，确立符合实践需要的目标构建
职业院校的法律专业的特点决定了实践技能的侧重培养。因此，在毕业论文中的映射就是我们在对毕业论文的形式进行设计的时候也应该偏重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察。在论文题目设置上，尽量突出新颖性和实用性。如果对社会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或各项技能大赛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允许他们以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等方式完成毕业设计的考察。换言之，调查研究学生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或典型案例并形成书面材料或法律建议的这个过程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能提升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学生更愿意去写他们感兴趣或有感触的事情，这样可以避免说空话、说大话，更加符合毕业论文环节设计的目的和意义。
（二）强化学生学术道德建设，规范论文格式和内容
端正的学术态度不仅有利于学生高水平高质量的完成毕业论文的创作，也会对其诚信观的养成起到很好的作用。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的相关法律工作的要求是严谨的态度和踏实的行动，因此，学术道德建设的强化十分重要。
（三）开展系统化的毕业论文专题知识讲座
在调查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学生对毕业论文选题、论文规范、论文写作、论文答辩等问题不是十分了解，因此，有必要在毕业论文写作前请有经验的老师进行专题知识讲座，为学生创作毕业论文扫除障碍，更好的发挥学生的积极创造性，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论文写作
（四）建立失信论文惩治机制
对于毕业论文写作上存在严重有失规范并拒不改正的学生，给予延迟毕业或重新组织答辩等形式的惩治是有必要的。我们给社会培养和输送的应该是更为优秀的人才，针对有瑕疵的环节要及时修正。换言之，优秀的学生不仅体现在技能上，还要体现在职业道德上，而职业道德又会受到在校期间的道德体系的影响。
（五）强化毕业论文答辩环节，丰富毕業设计形式
毕业论文答辩环节是学生将其论文写作的精华展现的舞台，传统的一问一答形式可以朝着趣味性、多样化的方向改革，在调查中，这样的环节改革也是学生需要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在毕业设计的形式上，我们可以把眼界打开，不必拘泥于论文的写作，形式上可以做大胆的创新和丰富。调查报告、职业技能大赛的作品、法律意见、热门典型案例的分析等形式都可以添加进来，甚至可以跨专业合作。只要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去尝试。
法律学毕业论文范文2
近年来，大学扩招与法学热导致法科毕业生不断增加，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2010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显示，截止2008年11月，全国法学院系本科在校生30万人，专科在校生22万人，硕士6万余人，博士8500人。《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法学专业失业人数在全部本科专业中排名第一。本科生毕业时工作与专业的对口率为47%，排名倒数第二。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另一个特征是，单凭法律学位就业越来越不易，如果再没有实践经验，就业则难上加难。要培养法律人才，首先要从法学教学改革抓起。必须综合考虑经济全球化对跨国法律人才的需求、我国的社会转型、法律制度变革等多种因素，从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材选择、教学方法、考核模式等方面对法学教学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以适应国际、国内对高端法律人才的需求。
二、法学教学改革的意义
2011年，世界知名研究调研公司麦可思研究院了2007-2010年三年的15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法学专业位居其中第一。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类型、层次的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法学教学模式、教学观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因此，法学教学的改革，特别是通过教学改革培养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法学教学改革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提出和实施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这是因为，以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培养人才。而恰恰相反，由于我们过去的教育体制存在一些主观和客观原因，使得现在的大学教育中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相当一部分法学专业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仅限于理论和法条的死记硬背，口头、书面表达能力较差，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较差，思维方式单一，知识面狭窄等等。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只是“片面人”，而不是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发展的“全面人”[1]。这是不能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的。因而在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中，整合学科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调整并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特别是把应用型人才培养作为法学专业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还应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文科教学中存在的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能力培养的现状，导致大学生综合素质较低。因此，培养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的综合型、创新型人才，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法学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法学教学改革将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课程体系打下基础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是学科教育，而是综合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以提高人才素质作为主要内容和目的的教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通过对学生进行军训、“两课”社会实践（调查）、模拟法庭、法律咨询实习、法学专题辩论、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写作等方式的锻炼，以达到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目的。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必须以专业课的课程内容为依托，使专业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能有机整合。如模拟法庭的运用要与《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等课程的开设有机结合；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写作尽可能覆盖法学主干专业课。另外，从长远考虑，可专门编写这方面的教材，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三）法学教学改革是不断改革教学方法，采取多途径、多形式开展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切实保证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体现，要确立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共同提高的人才观，明确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贯穿于法学专业大学教育的全过程，实现教育的整体优化，最终达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全员育人的目的。课题组努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教学方式，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主要采取的方式有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实践教学环节和专业教育相结合，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等。
三、法学教学改革的途径
（一）培养理念与培养目标的改革
通过法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同时，侧重培养学生全面的法律素养，包括法律思维、法律职业操守、法律工作能力等，推动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很重要的一点是，扭转当前一些学校存在的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学术性与实践性脱节、法学教学水平滞后或特色不鲜明的问题。实践性应当是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实践性、应用型不等于低层次，应当树立“高端法律人才”的培养意识。惟其如此，才有核心竞争力，才能满足人才市场的真正需求。
（二）课程体系改革
首先是培养模式的改革。就我国目前情况看，法律人才的培养应当尽早规划，统筹实施，也让学生、家长有长期打算，而不应被本科毕业去向选择所打断，浪费时间和精力。因此，最好尝试六年制的“本硕连读”，复合的专业也可以有较长时间的制度安排，学生也不会疲于应付，可以将所学课程较好地消化、深入掌握。其次是课程体系的改革。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是不可遏制的趋势，我国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卷入其中，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法律服务市场化和全球化，涉外法律业务在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不可否认，我国的法律从业人员除了法律观念、法律知识方面的局限外，在法律思维、法律方法、法律技能各个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国外法律从业人员，外语（主要是英语）交流能力更处于劣势。我国目前有的课程缺乏国际竞争力、吸引力，并且也不符合社会实践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开设“法律职业能力与职业伦理”课程。“法律”离不开“法德”，无良的律师、法官钻法律的空子、玩弄法律的危害，必然大于“非法律人”[2]。同时，应当加大法律实践必修环节内容。再次是法律人才培养的教材改革。对于法律人才而言，由于要在相同时间内学习两门以上专业课程，因此，无论是法学教材、复合的另一个（或两个）专业的教材都不宜过于艰深，但是也不应削弱其专业性、理论性，同时强调、突出其实践性，因此教材的选择至关重要。我国没有lawreport（案例库），判决书主文也难以像判例法的判决那样正反意见都充满说理，也可以说，我国目前尚无太多适合作为教材的案例教材让学生研习和讨论。有些人主张用司法考试题作为教科书，笔者认为，教科书将司法考试试题用作“学习引例”并无不可，但是需要在学生对法规、基本知识和原理弄懂吃透的基础上去完成。因此，司法考试题可以作为高校刑法学教科书的辅助、课外作业，却不宜拿来代替教科书本身或成为教科书的主要内容。要厘清教科书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首先要解决它的“上游问题”———高校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关系。
（三）教学方法改革
法律学毕业论文范文3
一、香港律师制度概况香港的法律几乎全部承袭了英国法，律师制度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律师的分类上，至今仍保留着英国的做法，将律师分为大律师（Barrister）和律师（Solicitor），这在英联邦国家已鲜为可见。大律师又称为讼务律师，专门从事法庭的诉讼辩护，在法庭上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律师又称为事务律师，专门从事非诉讼业务或部分诉讼业务，但在诉讼中，其出庭时的发言权受到限制。香港律师制度的发展，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自1844年香港建立第一间最高法院开始，香港便有了执业律师。1858年香港政府颁布的《律师执业条例》（Legal practitioners Ordinance）是最早规范律师行为的法例。该法例先后修订了十数次，现行的《律师执业条例》是1981年的修订本，共有条文70余条，主要规定各种律师执业资格的取得和丧失，执业的限制以及律师的收费等。此外，依法成立的律师公会和大律师公会还规定了律师从业规则和操守，专门行使对执业律师的管理职责，包括安排律师资格考试，律师注册登记，维持律师的专业及道德标准，查处市民对律师的投诉，对违纪律师进行惩处等。近年来，随着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律师队伍也不断在扩大。至1992年，香港共有执业大律师400多人，执业事务律师2000多人，另外还有300多名律师受雇于港英政府各部门，充当政府的法律顾问。
二、律师资格的取得香港律师虽有大律师和律师之分，但实际上两者并无高低之别，只是执业范围不同而已。不过，要取得大律师或律师资格，却须经过不同的途径。一般来说，无论要成为大律师或律师，首先要取得法律学士学位（LLB）。目前，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和香港城市理工学院（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8）都开设了法律学士学位课程，学制均为3年，课程包括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宪法、行政法、合同法、财产法、刑法、侵权法、信托法、商法、公司法、保险法、税法、证据法、家事法等。学生修完上述课程后，还须在模拟法庭实习，完成毕业论文后方可毕业，取得法律学士学位。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通过学习英国伦敦大学为海外学生开设的校外法律学位课程而取得法律学士学位。学生毕业后，有志成为律师者，还必须申请攻读为期一年的法律深造文凭课程（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简称PCLL）。在PCLL期间，拟成为大律师的学生，会侧重于判例、辩护以及诉讼法方面的学习；拟成为事务律师的学生，则侧重于商法、公司法、合同法等实体法的学习。取得法律深造文凭后，即进入实习阶段。大律师与事务律师的实习方式不同。要成为大律师，须以学生的身份跟随一位“师傅”实习l年，“师傅”必须是已取得律师资格执业至少5年的大律师，实习期内，学生要协助师傅准备各种上庭文件，陪同师傅上法庭，出席聆讯，从而取得实际经验。实习期的后半年，学生可以在师傅的指导下独立处理法律事务。一般来说，前6个月的实习期内，实习律师是无任何收入的，只是在后6个月处理一些简单案件时才有一些酬金。实习期满后，经大律师公会考核合格，取得大律师资格。要成为事务律师，学生要跟随一名已取得律师资格执业至少5年的事务律师实习2年，学生以实习律师的身份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以掌握成为律师应具备的实务技能。学生在实习期内，可由律师事务所发给固定薪金。实习期满后，经律师公会考核合格，向香港最高法院申请登记注册，取得由律师公会颁发的执业证书。除上述途径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外，已在英国取得大律师或律师资格的。也可在香港申请执业。另外，曾在香港政府法律部门工作或在香港高等学校法学院工作的法律专业人士，也可以此为理由申请律师执业资格。
三、香港的律师业务香港法律对大律师和律师的执业范围作了明确的划分。大律师和律师执业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并受大律师公会和律师公会的纪律约束。
大律师的主要职责就是代表当事人在法庭上进行诉讼，大律师可以出席任何法庭的诉讼，包括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但大律师不得直接受理当事人的案件，不论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必须由从事诉讼的事务律师转聘大律师，除非时间不许可或对某种案件不熟悉外，大律师不得拒绝接受律师的聘请。大律师不得直接与当事人接触，也不能直接向当事人收取报酬，只能向事务律师收取。另外，法律规定大律师必须单独执业，不得与其他大律师或事务律师合伙开业。但通常，三、五名甚至更多的大律师会共同租用一个写字楼作为大律师事务所开业。我在香港学习期间，受香港一著名大律师Michael Thomas Q.C.[1]之邀，曾到他的Chambers实习近一个月，这是一家香港较大的大律师事务所，共有大律师21人，其中有5人是御用大律师（Q.C.）[2].在大律师事务所里，每个大律师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和秘书，有的则是二人共用一个秘书，每人的法律业务、财务、专业职责都是独立的，与同一事务所的其他律师毫不相干，一大律师毋须为另一大律师的行为负任何责任。因此，经常会出现同一事务所的律师作为同一案件的原被告律师在法庭上分庭抗礼的情形。在同一事务所里，大律师之间的关系就是按办公室的大小比例分担房租，共同雇用若干名职员来负责接电话、接待、清洁等日常事务。另外，每个律师的图书资料都是敞开的，相互之间可以借阅。
在法庭诉讼中，律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香港法律属普通法体系，法庭审讯采取辩论（adversary）方式，诉讼双方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决定审讯的进行，因此，法庭上的表现往往能决定其能否胜诉，加之香港法律庞大而复杂，许多当事人不熟谙法律和诉讼程序，要想打赢官司，就必须聘请律师。在正式的庭审中，大律师依照惯例必须头戴假发，身穿法袍出庭，通常从大律师身上的法袍能辩认出该律师的地位，身穿丝质法袍的是御用大律师，身穿布质法袍的是普通大律师。在刑事案件中，控方由律政署代表政府担任，一般案件均由该署律师出庭负责检控，但凡涉及律政署官员的案件，则委托私人执业大律师作为控方律师出庭。审讯的程序是：先由法庭书记宣读被告控罪，由法官讯问被告是否认罪，如果被告认罪，则辩方律师只需力其求情，例如可向法官提出被告没有案底，引致犯罪的特殊背景令人同情，被告的家庭负担等，以求法官减轻或免除被告刑罚。如果被告否认控罪，控辩双方律师就须就被告是否有罪进行辩护。按规定，控方负有举证责任。控辩双方律师要以质询和盘问的方式讯问双方证人，在讯问中，法官主要充当公证人的角色，保证控辩双方律师遵守证据法的规则，只有在某些情节不明时才询问证人，当控方律师陈词和举证后，如果连被告可能有罪都难使人相信的话，辩方律师可以向法官提出“无案需办”（No case to answer）或提出案情有合理的疑点，使被告当庭获释，否则，继续由辩方律师陈词和举证，双方讯问证人。最后，如果案件是由陪审团参加审理的，则由陪审团根据控辩双方所提供的事实和证据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案件较轻微，没有陪审团参加审理，则由法官独自判决。在民事案件中，原被告律师首先要经过提供证据程序（Discovery）和书面咨询程序。即在开庭前由原被告律师互相提供有关的审讯材料，包括起诉书、答辩书、证据等，以便双方在审讯前作好充分准备，交换文件后，双方可以书面的形式向对方提出在诉讼中所列事项的有关问题，但不得问及证人的名字和对方如何诉讼。在法庭上，如果在诉状中未列的事实，一律不得再被提出。案件的审讯主要由原被告律师就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双方都要找出过去相关的判例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法官则要研究各方提出的证据，决定哪一方提出的证据的可信度较大，从而决定哪一方胜诉。一般来说，法庭的判决很少出现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败诉的一方除了赔偿对方的损失外。还必须支付对方的律师费（Costs）。在香港，法庭的诉讼费很少，法庭仅就一些需要做技术性处理的项目收费，但律师费却非常昂贵，一些资深律师以每小时3干至4干港币的标准收费，有些官司打下来，律师费往往比索赔数额还高，一旦败诉，非但承担本方律师费，还需赔偿对方的律师费，这使得一些索赔数额不大，又没胜诉把握的案件，当事人只好望洋兴叹了。那么是否穷人就打不了官司了，也并非如此。为了使经济状况不好的市民能得到法律帮助，香港政府实施了法律援助（Legal Aid）计划，不论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符合法律援助资格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得到律师免费或低收费的服务，该项计划的律师费由政府支付。
两大律师个人开业不同，事务律师（Solicitor）可以个人开业，也可以与其他律师合伙组成律师事务所，还可以受雇于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是合伙组织，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一般可分为合伙人、助理律师和职员。合伙人是较有威望的律师，也是律师事务所的老板，他们按合伙比例分红。助理律师称为Assistant solicitor，是被律师事务所雇佣的有执业资格的律师，一般是按月支取固定报酬。另外，还有大量的行政人员和职员，负责处理律师事务所繁杂的日常事务，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里，律师、职员多达几百人。
事务律师的业务比大律师要广泛得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房地产业务。近年来随着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务成为香港许多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房地产业务包括房地产的租赁、买卖和花（Project），其中以房地产买卖为主。律师在房地产买卖中起了重要作用。通常，某一房屋或物业买卖、按揭（mortgage）时，当事人都委托律师办理一切手续。以一房屋买卖流程为例，。买方选择好房屋后，可到律师楼委托律师，由律师查看田土厅记录，审查卖方草拟的买卖合约草稿；买卖合约正式签署后，由买方律师负责将合同在田土厅注册，并就地权问题向卖方提出质询；然后，买方律师草拟产权转户合同，由买卖双方签署，至买方付首期款，卖方交钥匙并楼契，楼房即成交。最后，买方签署抵押合同，由买方律师将产权转户合同和抵押合同在田土厅注册，并将注册契据交贷款银行直至买方还清贷款。第二，诉讼业务。事务律师虽然不能代表当事人在高等法院出庭辩护，但可以代表当事人在裁判司法庭和地方法院出庭辩护。因此，大量的裁判司法庭和地方法院审理的案件都是由事务律师。由于香港法律规定，大律师不得直接接受当事人的聘请，只能由事务律师转聘大律师，因此，凡是大律师办理的案件，都须有事务律师协助，事务律师主要负责诉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会见当事人、证人、收集证据、草拟答辩书并陪同大律师出庭。第三，商业业务。商业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公司成立，公司转让、合营，公司上市、股票交易、合伙、银行贷款、税务、信托基金；商标注册、草拟遗嘱、处理遗产托管和继承、离婚及赡养费等。第四，咨询。向当事人提供各种口头和书面的法律咨询；担任银行、公司或个人的法律顾问。第五，公证业务。公证业务只能由公证律师负责。香港没有专门的公证机关，所有公证活动均由具有公证资格的律师担任。事务律师要申请公证人资格，首先必须执业lo年以上，并获得30名社会人士的共同推荐，经港英政府审查、英皇室批准，在香港法院注册登记后，取得公证律师资格。公证律师的业务就是为当事人认证有关的法律文件，公证律师只需证明某个法律文件上的签名盖章是真实的，即该文件上的签名、盖章是在律师面前签署的，而无须证明文件的内容是否真实。因此，公证律师只须对当事人的签名、盖章的真实性负责，而不必对文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法律学毕业论文范文4
关键词：创新创业；法学人才培养模式；高等教育法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2-0090-02
一、问题的提出
“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有预期的目的，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目的指明了在一定社会中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就是为社会、国家培养法律人才。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趋于完善，改革开放的深化与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行与实施，社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会更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社会对法学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会适用法律是不够的，还要具备创新的能力。创新创业背景下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和《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如出一辙。我国《高等教育法》第5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之一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第16条第2款又规定：“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明确提出了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即强调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理应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当前，我国传统法学人才的培养仍专注于书本和课堂理论知识的传授，忽略系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特别是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法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适于创业创新，但传统的教学方法不适宜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
二、创新创业背景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原则
我国现行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是沿袭了前苏联所谓的“对口教育”、“专才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及其教育观念的根本缺陷在于专业口径过窄，严重阻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不符合创新创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创新创业背景下法学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必须服务于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
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学校的发展定位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型高校；另一类是应用技术型人才。两种不同的定位类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呈“哑铃型”形。研究型学校过于注重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不足；应用型高校实用主义过于强烈，忽略了法学理论学习。因此，以往的法学人才要么掌握大量的法学基本原理等理论，但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要么是对照法条，生搬硬套解决问题，但不知为什么这样解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国著名普通民办通高等学校黄河科技学院的“本科学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非常契合创新创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
（二）法学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法学是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高校内所学的知识都要付诸于实践，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法学人才一般以下几种类型，培养每类人员所适用的教学方法是不同的。一是推动国家的法制建设、法学学科发展人才。这部分人才要求最高，需要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向前能深刻理解法学发展历史，向后能预测法学的发展方向，横向能了解国外的法制现状，发现国内法学的不足，提出新的问题。这部分人多数在高等学院或者研究机构中。二是肩负着法学人才培养任务的高校教师。这部分人不仅要掌握法学的理论及技能，更重要的要掌握教育方法和教学技巧。三是用自己的法学理论知识直接服务于经济技术发展的广大司法战线一线人员，如法官、检察官、公安人员、律师、法律顾问、公证人员以及其他法律服务人员。
（三）创新法学人才与创业法学人才的论述
如果把创新创业分开来看，创新法学人才应是上述的第一类，能推动国家法制建设和法学学科发展的人才，创新人才更像是律师或者法律顾问等法律服务人员。但是，把两者合起来并非如此，法学的创新创业人才是要求并非是进行重大理论创新的学术大家，也不是只会生搬硬套法条的法律工人，创新创业背景需要的法学人才是大学毕业生或者在校学生，能科学地进行职业发展规划，能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的经济组织形式，用自己的技能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在利用自己的技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法学内容或者服务方式有所改变或创新。可见，创新创业背景下法学人才培养问题和原来并无矛盾，创新创业适合于各位类型的学校。
另外，应适当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从小学到大学，我国的学生是在应试教学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具有很多的共性，例如创新能力不足、动手能力不强等等。但是，这些大学生由于天生的性格不同，生长环境的差异还是表现出来很多个性的差异。有些孩子天生喜欢钻研，进行理论研究；有些喜欢动，实践能力强。教学方法要结合这些孩子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三、创新创业背景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我们通常把高校根据人才培养定位的不同分为研究性大学和应用型大学。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上讲，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分类并不准确。从根本上讲，不管那一类大学，培养的人才都要参加工作，把所学的法学知识付诸于实践，都要应用。不同的是工作的性质不同，有的是为了解决现实司法实务问题，有的是解决法学的理论问题，从这个角度说都是应用型的。因此基于这个角度本文把大学分为法学理论应用人才培养，法学实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其他学科有高层应用型技术人才和一般应用型技术人才，其实人才没有高低之分，仅是分工不同，因此笔者把我国高校法学教育分为理论型应用人才的培养和实践性应用人才培养。解决理论问题和解决实践问题。
（一）法学理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法学高校在学生中间通常有这种“四大天王、五大政法”之说。四大天王指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五大政法是指中国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如果从办学的综合实力来讲，这类院校更有可能培养法学理论应用型人才。如果从不同的学习阶段来说，研究生教育阶段，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更适合法学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用所学的法律知识解决法律理论问题和司法实务问题，所需要具备的理论知识是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因此培养解决理论问题人才所用的教学方法应有所区别。这类学生大学毕业后主要以继续学习，考研究生为主。
1.教师的选用。教师要具备以下能力，一是在纵向上，具有深厚的法律理论功底，对于法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原理精通掌握，法学研究方法等都要掌握；二是在横向上不要你掌握过多的不同的部门法，但是就本部门法你要涉略群书，国内外该部门法的历史、当前的研究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该部门法的不同的流派等等；三是这部分教师还要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发现司法实务问题背后存在理论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2.教材的选用。该人才培养模式对教材要求较高，法学基础理论课的教材要具有权威性，具有深度。专业课教材在具有一定深度的同时，要具有广泛性，能涉及不同学派的观点。可以推荐一些专著作为选修教材，如刑法学中贝卡利亚著的《犯罪与刑罚》。这本书200年前撰写的，现在该专著中的很多理论、观点仍是新颖，有些观点再过200年也不落后。
3.课程的设置。由于理论应用型人才解决理论问题，因此该种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设计时理论课时应该更多一些，实践课时相对少一些。对于这类学生应把毕业论为主要课程，严格要求。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在毕业前进行总结性、研究性的学习阶段，是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全面素质的综合训练。
4.教学方法。对于这类人才的培养可以讲授法为主，多加研讨。例如，新生研讨课是以小组方式与开课教授就某一专题共同开展研究，在教授指导下开展小组讨论，进行口头辩论和写作训练。①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使学生对法学难点、疑点经过研讨学习的更为透彻，而且在研讨中还能形成自己的想法，形成自己的观点。
（二）应用技术型法学人才的培养方法
1.教师的选用。教师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尤其是专业课需要的“双师型”教师，既要具有教师资格证，又要有律师执业资格证。这类教师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还要具有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对于司法实务上的诉讼或者非诉业务都要熟悉。同时，要具有一个能把法律和法律问题相结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教材的选用。该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教材，应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要紧密结合国家司法部指定的司法考试用书。由于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也就是说法律学的再好，如果不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是没有资格从事法律实务的。
3.课程的设置。相对于理论应用人才培养模式，该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践课要占相当大的比重，在课时安排上，实践课时要占到30%―40%。毕业论文以设计为主，解决司法中实际问题。毕业设计能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深化对所学法律知识，提高其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基本能力。
4.教学方法。教学方法要以案例教学为主，可以借鉴美国的“法律诊所”人才培养的模式。所谓法律诊所式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法律实践性课程，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际应用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观念。这种诊所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培养法学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的一种模式，也是法律服务的一种模式，能在学习中实现解决真实的法律问题。
总之，创新创业背景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坚持服务于社会发展对法学人才的需求，从师资力量配备、教材选用、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的安排、教学方法等着手，积极探索和实践，才能促进法学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培养更多的、适合于创新创业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法律学毕业论文范文5
关键词：信息传播；信息传输；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可控性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1)15-3711-03
Opinion on Information Transmitter's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View of Information Transfer Control
LI Z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Since Busheng VS. Baidu, the quarrels around network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right has been never ending. In one hand, the right holder, who admits “Red Flag Rule”, requires Network operations and service centers to bear the tortious li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Network operation and service centers, believing “Safe Harbor Rule” to evade related responsibilities, emphasize non-realization of technology. These kinds of cases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but there’s no dominant ideology. In this way, totally different judgments happened in different districts. Even the same judgment in two cases, the basis and reasons of the judges are really different.
Key words: information communicator; information transmitter; right to network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control
从步升百度公司以来，围绕“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网络侵权行为”[1]研究和争论一直没有停歇。一方面权利请求人要求网络服务商承担侵权责任，承认“红旗原则”；另一方面，作为网络服务商大部分以 “避风港原则”精神来规避自己的责任，强调技术不可实现性。
笔者认为：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即用信息传递的社会性角度来规制此领域的权利义务关系直接导致了这一局面，应该在完善已有原则的基础上，引入技术性角度，即以信息传输是否可控作为判断传输人是否侵权的重要标准。
1 网络信息传输人
在我国立法体系中，尚未引入“传输人责任”的概念，“网络信息传输人”的概念并未确立，这主要是因为“网络传输”的定义更多涉及到技术原理，而掌控技术原理的通常是技术公司、研发机构而不是立法人员，立法人员更多的是通过法理的角度制定条文加以规制。但是这种不能深入的法律条款，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
最典型的步升诉百度案，当时在法学界、法院司法界、律师事务界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各种观点，莫衷一是。而比较微妙的是，百度公司咬死“避风港”原则，以技术上不能实现为理由应对诉讼。在今年百度文库的争议中，百度公司也同样以技术上不可行，百度公司无法分析目标文档为理由搪塞。网络上、传统媒体上，各类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反对者认为百度的行为应被视为“网络侵权”[2]行为，支持者更多的从产业发展的思路摇旗呐喊。造成这种现象的发生有两个原因：
1) 行业壁垒。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隔行如隔山”现象，法律学者更多是凭借自己的理解，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依照法理或者行业发展的思路加以考量，表达自己的观点。
2) 各当事方技术解释不对称。即当事方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释技术原理，一方面误导视听，另一方面有利于诉讼。
笔者主张将“网络信息传输人”定义为：网络信息从特定信息源到目标信息点的传送过程中涉及的法律主体的总和。按照在信息传输各环节担任的角色不同，具体分类为：
(1) 信息人与最终接收人
(2) 网络设备服务提供商（如：中国电信）
(3) 域名或空间服务提供商（如：万网）
(4) 互联网内容服务商（如：新浪网）
(5) 寄存服务提供商（如：126邮箱、115网盘）
(6) 平台服务提供商（如：淘宝、支付宝）
(7) 搜索服务提供商（如：百度网页搜索、谷歌网页搜索）
(8) 链接服务提供商（如：hao123）
2 网络信息传输类型化分析
传输人在传输过程中的功能不同，与信息的关系也不同，并且这个关系可以承接、可以转化、可以几个关系兼一身。
2.1 传递关系
传递关系，即在信息在互联网上从一个节点到达另一个节点的过程中，传输人在此过程中仅仅提供基础服务，没有掌握也无法掌握基础线路或通道中所传输的信息内容。比如一个电子邮件从发出一直到达接收人这个过程中，中国电信等基础服务运营商所担任的角色。
2.2 寄存关系
寄存关系，即在信息在互联网上从一个节点到达另一个节点的过程中，传输人在此过程中仅仅提供信息的短息或长期的存储服务，并且这项服务通常是应信息传输的发起方或接收方要求或协议关系而建立的。比如一个电子邮件从发出一直到达接收人这个过程中，运营126邮局的网易公司所担任的角色。
2.3 协助关系
协助关系，即信息从互联网的某一终端后，或者即时传播，或者寄存到某一存储节点后，因为信息传输人的协助使人将信息传输的更快速、更广泛或者使信息获取人可以获取相关信息或者更容易获取相关信息。比如，某学生为了书写毕业论文通过百度文库查询各类书籍、论文、文章时，百度公司与此学生建立的就是协助关系。
2.4 传播关系
传播关系，即信息从源头发出一直到最终的接受人这一过程中，传输人通过自己的存储、计算、索引、指向、下载和显示等功能服务，使得从源头出来的信息可以更快速、更广泛的信息需求人获得。比如某一网名将自己的硕士篇论文作为自有文档上传到百度文库服务器，百度公司通过分析网民上传的文件，将文件本身的信息以及文件所载内容信息存放到数据库中；而更多的信息获取人通过百度文库数据库本身的计算，可以更便捷的获得这一论文文件。百度公司于信息人或接收人之间构成的是传播关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本义覆盖的法律关系仅为上述的“传播关系”，而在我们法学界、司法实务界事实上扩大适用范围到“传递关系”、“寄存关系”和“协助关系”。理清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传递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区别理解“信息网络传播人”与“网络信息传输人”的覆盖范围。
3 以信息可控性的角度对典型传输人的归责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软硬件的发展，以及硬件成本的不断降低，传输人对数据流的即时分析和控制已逐渐变为可能。在一些成熟传输环节，传输人通过技术手段或保护措施可非常方便地完成对信息产品的控制[3]。
下面分析一些典型的传输人环节，理清信息的传输线路图，从而证明信息的可控性。
3.1 新浪等网站
1) 技术流程图
如图1所示。
2) 可控性分析
通过上图所示，在“一般数据存储的过程”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知道信息的存储在入库之前传输人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信息内容（图1中的 value1 value2 value3），并且在入库的时候可以应用约束机制（图1中的check）,而入库之后就当然的可以进行更细致的查询或检索操作。
3) 结论
ISP作为传输人可以几乎不用考虑成本的实现对其所传输信息的分析、检查、过滤和后置的内容比对，对于实现信息的可控性没有技术障碍。
3.2 谷歌等搜索引擎服务
1) 技术流程图
如图2所示。
2) 可控性分析
通过上面的技术流程图，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搜索引擎他的工作流程可以分解为：网络信息挖掘(图2 A区)、信息入库分析（图2 B区）、数据检索（图2 C区）。在信息挖掘阶段可同过调度中心进行第一层次的信息控制；当信息入库后，可以当然的利用数据库的本身特性，进行更高效的信息分析和后置信息过滤操作，具有当然的可控性特点；在信息检索阶段，信息传输人一方面可以对词汇进行过滤从而进行请求控制，另一方面在计算过程中不进可以依据自己的计算方案进行约束检查，更重要的是计算中心可以易如反掌的对返回结果进行二次筛选控制。
3) 结论
诸如搜索引擎等检索服务平台，在引擎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能进行信息的控制。对于一些公司为了商业目的声称的“通过计算机人工智能[4]的形式工作而无法进行有效控制”的搪塞，通过以上分析而已当然的认为，其声明与事实不符。
3.3 金山网盘、百度文库等文件寄存服务
随着科技的发展，为了满足互联网用户移动存储大文件的需求，网络文件寄存服务商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给用户带了加大的便利，但同时也给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良信息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1) 技术流程图
如图3所示。
对于图3中“A”处的详细技术流程图4。
2) 可控性分析
通过以上对A处的详细图示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信息传输人的文件寄存服务商，对于计算机可识别文件具有完全的分析和管控能力，对于数据流文件可以获得相当多的基础信息，足以可以进行有效的基础过滤和管控。
3) 结论
寄存服务商在完全有能力分析出寄存信息的同时，应该在确保用户隐私的同时，加重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注意义务以及不良信息的过滤义务。
3.4 优酷等视频网站
随着网络宽带的不断进步，视频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开，同时网民个性化的视频传播也是风起云涌。视频网站丰富了网络的表现形式，让网民更多、更个性的参与到网络生活中。但是网站视频不进存储个人上传的自己录制的视频，还允许用户上传自己控制的视频，这就极大的扩大了视频的范围，包括电影、电视剧、有版权要求的小型视频文件等。这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视频版权的纠纷。
1) 技术流程图
如图5所示。
2) 可控性分析
通过图5的技术流程图，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在视频上传前，视频网站已经能够通过视频上传提供的视频文件格式、名称、分类、关键词、描述等信息；同时，我们知道即使对视频文件本身，只要上传用户传输完毕，网站服务商就可以通过对应的协议，读取视频本身内置的更进一步的的相关信息。因此通过关键词和描述的信息过滤，以及后置的视频文件的分析，优酷等类似网站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监管并不难。
3) 结论
通过视频上传前的信息获取、获取后对视频文件的协议分析、已经在转码过程中的人工监管可以完美的对信息进行分析和控制。这就说明了视频传输人即视频网站运营人所主张的“无法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内容过滤“的主张不成立。
4 结论
从信息传输的技术角度可以更好理清问题的实质，从技术平面的角度更全面的认识技术流程，从而知道某些注意义务所对应的行为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具备可行性，进而指导对某一问题的法律性质判断和法律责任的认定。
总之，网络信息在网络传递环节是否具备可控性是确认传输人是否需履行注意义务的基本判断标准。通过分析各传递环节的注意责任可以很好的厘定网络新词传输人的具体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新宝.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4.
[2] 屈茂辉,凌立志.网络侵权行为法[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5.
[3] 高富平.信息财产:数字内容产业的法律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法律学毕业论文范文6
医疗侵权赔偿案件之所以复杂，它不仅涉及医学与法学的交叉领域，并且如果妄加推断，稍有偏差轻则不能使受害者得到应有的保护，还双方一个公正，更会让两个群体对立，激化矛盾。我们现今的这种“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缺乏整体的权威性，尤其是关于赔偿问题，因此必须及时的建立一个严格的赔偿体制，将双方的过错情形及是否该涉及赔偿做一个界定。
【关键词】医疗侵权 医疗服务合同 过错赔偿 责任归属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blems about medical tort， the current law has many scholars are studying. In the policy of our government are also actively promote the medical reform， its primary purpose is to make you sick can see， sick， sick can cure to afford. The current medical tort cases ar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the decision the responsibility， especially a medical institution party's responsibility， rational decision responsibility is to solve the medical tort disputes， only do important procedure fairness， impartiality， the next step fault compensation to make.
Medical tort compensation case is complicated，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medicine and law of the cross area， and if the judgement inference， a slight deviation light is cannot make victims get due protection， but also both sides a fair， more will make two groups opposition， sharpened contradictions. We now this kind of "diversity" way to settle disputes the authority of the lack of overall， especially about compensation， and therefore must be timely to establish a strict compensation system， will both sides of the fault situation and whether it involves compensation do a definition.
Keywords： medical tort medical service contract fault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一、 现阶段医疗侵权状况之背景
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会与医院产生联系，承担着救死扶伤重任的医院本来应当是一个挽救生命于水火的纯净之地。令人遗憾的是，现阶段，纷繁复杂医疗纠纷成为社会生活当中的一大问题，我国学理界的通说是将医生对患者的诊治中所构成的法律关系界定为一种服务合同，即为医疗服务合同，这种说法在实际的操作中存在很大的隐患。一方面，将医疗合同定为服务合同使得很多的患者的诉权无法得以实现，无奈之下只能通过人身侵权的问题提讼来进行解决，而作为医院这一方，患者与医院的交涉，迫于医院的压力无法得到实际的补偿，与此同时，对于医院来说，在确实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之下，迫于缩小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医院的声誉的维护等方面的原因往往试图以相当数额的金钱息事宁人，当医院确实存在着没有过失的情形时，患者由于自然的原因（例如并发症、或本身体质较弱）死亡或病症进入晚期，如癌细胞已经扩散等造成的必然死亡或造成某种损伤的时候，医院出于同情等人道主义因素，面对这样的死伤者家属，多数皆不得不放弃自身的权益而对其家人予以补偿。作为医生在没有医院保护之下，独自承担着道德、职业前途等方面的损失，还要受到患者家属对医生家属的骚扰和人身侵害，我国曾多次发生此类案例。患者本身作为弱势群体，自身权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得到保障，这种社会矛盾将会损着社会的发展会越发突出，
本文的拟从服务合同这一基本原理入手，对于平衡医院、医生、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归属做一个简单的评论，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为大家提供一点意见和建议。目的在于呼吁在医疗侵权纠纷发生时，能够平衡医院、医生与患者或患者家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做到权责明确，定分止争，重要的是就患者一方所提出的索赔能够在立法上予以规制，确立相对统一的标准，从法律的角度来化解双方在纠纷发生时由于不理智而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局面，维护双方的基本权益。
二、关于本论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我国著名民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在一次题为“医疗事故侵权责任”的讲座中提到对于医患之间的的法律关系界定问题。他认为医患关系的基础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疗纠纷的基础是医疗服务合同。医疗纠纷的性质具有双重性，既具有违约责任性质，也具有侵权责任性质，构成请求权竞合。同时，杨教授认为在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方面，应该小心翼翼的寻找一个利益的最佳平衡点，给医院太多的责任是不对的，给责任不够也不对。比如说，象这样签字之类的事情，责任应该是很大的，但是又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给医院过多责任的话，就会造成绝大多数患者的侵害。这种规避风险的成本最终还会转嫁给患者身上，因为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我国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曾在其发表的论文中谈到对于一次美容手术的失败，患者提讼要求赔偿，适用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尽管该案中存在医疗合同关系。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一直将其作为侵权案件处理，并要求按医疗事故进行事故鉴定。
再俯瞰整个美国侵权法体系，我们不禁会惊奇地发现，过失侵权行为当之无愧的才是美国侵权法体系中最具代表性、最值得寻味同时理论形态也最为精细的一个组成。过失侵权凭借着工业大革命的东风，乘载着讲求灵活与实用，旨在恢复社会正义的现代侵权法的思维路线，成功取代了故意侵权长期以来在侵权法审判实践中的主流地位，一改古老英国法以令状为基础的僵化的救济模式，独辟出一条充满荆棘的博弈之路。
过失侵权作为一种单独的法律责任最早被适用于一些公共服务性的行业，比如大众承运人、旅馆服务员、外科医生等等。这一类人被认为既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又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普遍的服务，从而使得公众对于他们的行为自然而然产生安全与质量上的期待与信赖，因此当他们出于非故意的原因未能提供符合专业水准的服务并伤害到顾客的利益时，过失侵权责任的承担也就在所难免了。当然，与此同时这也就为一些新兴抗辩事由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如自冒风险、原告过失以及同工原则，从而对整个过失侵权法理论体系的良性发展起到了某种有益的制衡作用。
1939年《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一版）一书的问世，标志着以过失侵权责任为主体的现代美国侵权法体系的最终稳定与成熟。由此可见，在美国医疗侵权是属于过失侵权范畴的，因此，我们在对医疗侵权加以讨论时，势必不能偏离过失侵权所设定的行为基调。
三、本文主要观点、重点及难点
本文通过从合同违约以及侵权等法理分析入手，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行为法》（以下简称《侵权行为法》），结合我国当前在医患纠纷中使用的解决方法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出个人的一些完善性的建议。
本文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联系我国现行《侵权行为法》，笔者发现，《侵权行为法》针对医疗赔偿方面的条文规定甚少；并且，还存在对于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关于医疗过错的规定不尽合理的问题。例如：我国（侵权行为法）第六十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然而，作者在对大型医院医患诊疗案例的调查实践中，发现有不少的患者在通过非专业途径了解关于自身疾病的某些“诊疗方案”，之后再通过熟人介绍去找专家，而在看病时却总是拿自己从别处掌握的“诊疗方案”在于医生进行“博弈”，大有测验医生专业水平的意味，仿佛是两个内行在探讨病例。更有个别患者及其家属要求医生在治疗中做出百分百治愈的这种违背医疗科学规律的承诺。如此等等的情形已经让我们的医生深切的感受到：这个患者根本不信任我，要么拿别人的诊断结果与我争辩，或是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他是否真的诚心想找我看病？！试问，这样的情况下，医生的治疗要如何进行？其中的过错有从何谈起呢？
其次，关于医疗事故鉴定方面，由于原告、被告以及法官三方对于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欠缺，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就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而法官如何在这些双方似乎对立的证据中明细各自的责任。另外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服务合同的纠纷中和判断医疗医疗事故所引发的人身损害的赔偿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针对当前的医疗事故鉴定的方式存在多种问题的现状，本文也将用较大的篇幅来进行论述、分析以及提出一些作者认为可行性的建议。这也是本次毕业论文的一大重点问题。
在人身损害鉴定赔偿的问题上，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张新宝教授撰写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的重构》一文的阅读，我们已经知道我国现行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存在性质繁多、主题繁杂、管理混乱等问题。而司法实践中目前医疗事故鉴定则处在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出现了严重的公信危机。医院一方努力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纳入医疗事故鉴定的轨道，而患者一方则将此视为“陷阱”，它一度成为恶化医患双方关系的导火索，诸如此类。今后要重构一个怎样的鉴定制度体系是一个焦点问题。
再次，提到医疗事故鉴定就会涉及证据的问题。许多的纠纷实际上本不会发生。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许多病人家属前脚刚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后脚在发生术前谈话所讲的可能的并发症而引起病人死亡后和医院闹，认为医生没有尽力医治。现在的情况是：患者无法证明医院有过错，而医院却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患者的质疑，因为口头证明和术前同意书不能形成所谓的证据链条，但结果是病人确实死在了手术台上或是术后若干天内。医院的结果是给那些患者家属“抚慰金”，谁对谁错不了了之。这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尽快完善证据制度，使得整个医疗过程力求清楚明白、没有死角，责任到人。
本文的难点在于面对当前牵涉到医疗纠纷诸多法律例如的《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然而这些法律却没有在现期阶段真正起到维护当事人双方切身利益的作用。而如何将这些法律予以重构，建立健全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紧密契合的司法体制，是法律学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思路及逻辑
作者拟从合同法意义出发，以法理作为切入口来讨论对医疗合同的理解认知和近年来医疗行业的相关违约索赔问题。
首先，作者将从法律专业角度明晰对医患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定位，由于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将医患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医疗合同关系，那么，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如果再去细分，医疗合同究竟属于哪一类合同？
本文分两种性质来讨论，笔者认为从医师的诊疗本身来说它应当是一种是医疗技术服务合同，那么就从医疗技术服务合同的一些要件来证明。所谓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而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服务合同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合同标的是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项目。第二，履行方式是完成约定的专业技术工作。第三，工作成果有具体的质量和数量指标。第四，有关专业技术知识的传递不涉及专利和技术秘密成果的权属问题。
其次，是关于技术服务合同所引出的违约索赔问题。我们如果将医疗合同纳入医疗技术服务合同的范畴，从文章写作目的出发，必然就要涉及索赔的问题。
这是我们所做的一种分析，但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说法，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服务合同说，还有承揽合同说、委托合同说和雇佣合同说等其他的定性。例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周榕，作为医务部门的人员，长期从事处理医患矛盾，他认为对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应当从整体把握，将其视为由委托（特别情况为承揽）、买卖、租赁等部分组成的混合合同。我们同样要进行甄别。
再次，在进行上述的定位之后，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关于医疗服务合同中对于责任的归属和人身侵权的相关问题。2009年笔者曾以医疗过失中的归责原则为题撰写了本科毕业论文，但鉴于当时《侵权责任法》尚未问世，部分学术概念模糊，并且有字数要求，无法展开论述，故不论研究范围、系统性或是深度都有大的欠缺。此次在硕士论文中将从合同及侵权两法入手，结合司法实践，提出本人的一点见解。
第四，在医院对于医疗服务中有过错并导致患者出现损害的情况下，就需要启动医疗事故鉴定，这也是我国现今处理医疗事故的一般性程序，其鉴定结论也是日后在医疗侵害诉讼中会被法院采纳的重要证据之一。我们在这里将就医院医疗事故鉴定程序立法、被侵害人诉权保护的程序立法、对于医生保护和医院名誉的实体法（特别是对于近年来新闻媒体方面侵害或者变相损害医院、不客观理智的丑化医生形象的侵权）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上文中提到只有在诊疗过程中力求责任清楚明晰，才能切实做到定纷止争。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这里面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医生在手术中如何为能够证明自己的诊疗没有过错，开的处方有否存在严重瑕疵；护士如何证明自己在送药和打针的过程中没有失误。还有一点也是重点，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过程中是否有不遵医嘱、任意停药或未通知主管医生擅自离院导致病情中途复发造成伤亡。
另有一点，建议医院今后利用现在的高科技为手术，尤其是术前家属存有疑虑的手术保存现场录像。若日后产生纠纷，这不仅是医生为自己准备的有利的证据，也是法官判定责任归属的重要参数。
张新宝教授在他撰写的《人身损害鉴定制度的重构》一文中对于涉及到医疗行为、交通事故、以及食品药品缺陷等事件中发生的对于人身损害的鉴定，曾写道：“在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由交通事故和医疗行为引发的诉讼占相当高的比例，多数损害都离不开人身损害鉴定。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人身损害鉴定存在诸多的弊端，严重影响到案件事实的查明和侵权纠纷的解决，在此情况下，亟需对现行人身损害鉴定制度进行重构。”
看到张教授的这篇文章，令笔者深受启发，尽管意识到我国的鉴定体制存在着缺陷，但对于人身损害鉴定的重构所需要的完善性建设，由于理论水平所限，不能够做到如张教授那样的深入具体。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探讨，在正文中也将对此问题谈出个人的观点。
最后，针对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中的不完善之处提出一些建议。
参考文献
[1] 杨立新 .《改革医疗损害制度的成功与不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 杨立新.《论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则原则及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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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建远：《论归责原则与侵权责任方式的关系》.《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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