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范文1
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它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即是首先要弄清楚有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它并不存在，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研究它“是什么”、“怎么建”的问题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怎样地理解这一句话，或者说生产力怎样地决定生产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一直没有弄清楚。
十六世纪，大西洋新航路开辟，英国成为西方航运的中心以后，其手工业工场以毛纺为中心，得到了迅速发展；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工业开始代替农业上升为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期，美、法、德、俄、日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起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成为工业强国。
因此，从工业与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应该理解为，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以资金的投入为基础的工业主导生产力，决定了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是，这样的理解，似乎又与历史不相附合。因为按历史说，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在工业以前，只有农业那一个时代，而其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则经历了奴隶制与封建制那两个发展时代。
这其实是人们对人类史前史的推测有问题。
人类在成为人以前，应该是食肉的猿，而决不会以野草与野籽的采集为生。因为如果它们是长期地蹲在地上吃草或者采集，碰到了其它野兽就逃的话，其四肢的发育将如骆驼一样
，是均衡的与善跑的，而决不会下肢粗壮，上肢灵活－－并且野草的营养贫乏，不利于猿脑的发育。大树果实与小草籽实的营养虽较为丰富，但自然的生长却决不如现在人工培植的那样集中、高产与可口（现在劣种粮与优种粮在口感上差别很大，但“古兽肉”与“今兽肉”可以说没有什么差别），体较大的野果是树上猿猴的食物（猿人爬树的本领已大大退化了），但小草野籽却只能养活松鼠之类的小动物，牛羊虽很爱吃一点料，但由于其胃口太大，籽实难采，还只得以野草为食，因此地上猿人也不可能以采集为生。
食肉的猿发展下来就是使用工具的猎人，猎人为了捕猎而驯化了狗，然后又在驯狗的基础上驯出了羊、猪、牛，从而成为牧人；牧人为了使“畜多息”，为了给牲畜加料而培植庄稼，后来种植又因酿酒与蓄奴（贵族是肉食者）的繁荣而兴起，直至牧人变成农人。
动物与植物都属于生物，所以相对于后来的工业来说，人们往往把牧业与种植业一起归结到了农业。但在性质上，牧业生产却比种植多了一个能量的吸收、转化与排泄的过程——多了一个食物链，它就比种植多浪费了90%的植物能量（种植又比后来的工业多了一节）；但正因如此，牧业生产却比种植降低了大量的人力消耗，生产过程少了一节，技术要求也低得使原始人类能够承受（猎人的开创牧业，决不比后来成吉思汗的接受农业与重农轻商的东方人提出工业化更轻松）；因此说，牧业相对于种植业，应该说是一种更低级与更简单的生产类型。
既然人类社会的主导生产力也是一步一步由低而高逐级地发展过来的，那么牧业的环节就不可能逾越，这就如大自然如果没有植物，那就决不会产生动物一样。
在世界上一些土地肥沃，灌溉方便的地方，牧业的主导地位保持的时间或许比种植业短，但由此也并不能证明它作为一个主导时代没有存在过，现在人类已经开始转入科技时代，即是说近现代的工业也仅仅繁荣了几个世纪，维持的时间就更短了。
考古家们或许能够找到“原始农业”的痕迹，但他们也必然能够发现原始人打制的石器，然而能打制石器并不能证明他们已进入了工业时代，同样采一些野籽做补充也决不能证明他们就一定以种植为生——如果文字的产生退而成为工业的必须，那历史家就又可能推测人类为生来的工人了——要知道，在猿人的生活中，捕猎、采集、手工与创造乃是同时开始，相互促进的，只不过捕猎占着主导。
因此，应该说，在工业时代以前，人类经历了两个生产力发展时代，即牧业时代与种植业时代。在牧业时代，由于人们是靠天吃饭，以畜为生，在直接劳动上区分不出人与人的不同；由于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有限，迷信盛行，往往把“神”与人、畜的区别推论到人的身上；又由于他们刚刚从血肉相连的氏族关系融合到利益相关的阶级关系；所以奴隶制的出身原则就成为区分人的社会价值的根本标准。而在种植时代，耕地的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又成为种植人区分其社会价值的标准。
如此看来，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解，一定类型的主导生产力决定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并不错(把单一本质决定的一种生产力发展时代强分为前、后两个时代，是不科学的)。因此，社会主义是否有其产生与存在的基础，也就只能看人类社会是否会再兴起一种新型的生产力，以取代现在工业的主导地位了。
二.科技时代
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 它会不会代替工业而上升为一种社会的主导生产力， 这是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认为物质决定着意识，意识也能动于物质，实践检验真理，真理也指导实践。同样，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自然，又在认识自然的指导下改造自然，这两者也应该是密切不可分割的。这说明，把生产力仅仅归结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把其认识自然的能力排斥在生产力概念之外的观点，就如过去排斥脑力劳动者于劳动者概念之外的观点一样，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如此看来，生产的老概念如今也需要改一改了。一件产品，人脑中有它的设想，但现实中它还不存在，于是人们通过人脑的参与，人手的劳动，在现实中把它照着人脑的设想造出来，从而达到现实与人脑的共同存在，这属于生产，物质的生产；一条规律，现实中它早已存在，但人脑还不能认识它，于是人们通过人手的参与，人脑的劳动，在人脑里把它从现实中找出来，归纳出来，从而达到人脑与现实的共同存在，这也属于生产，精神的生产。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规律”，人冒捏出来也不可能用以指导生产，人脑中没有的东西，现实中也不可能生造出来为人所用。因此说，生产的概念就应该扩展为：在大自然与人脑这两个无所不包的世界里，人们为着自己的需要，将一个世界已经存在的事理或设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展到另一个世界去的过程。科学技术的开发也属于这种过程。
从牧业到种植业，再到工业，随着产业的逐步升级，人们为生产同样消费或使用价值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所需要参与的自然资源(包括动植物生长代谢的部分)却越来越少了，现在一项科技成果的发现或发明，更往往需要无数人的实践，无数人的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时候，才能集中到某一人身上归纳出来，其所耗的自然资源却为零。这就如我们现在若把一片牧场改作猎场，猎人对猎物生长发育的人力投入为零，猎场可自然生成的野兽也比原把它用作牧场可放养的牲畜少得多一样。
再从用的角度上讲，农主品只能一次性消费，其中的畜产品更必须现产现消，时间一长就变质了；工业品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供若干人使用若干次，但最终总要破损报费；而科技的产品－－知识，则不仅用途广泛，而且可以供无限多的人同时使用，并能反复地使用无限次。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它还是一种比工业更高级的生产力。
但有的人还怀疑，在生产力里边面，科学技术有时更象是一个构成要素，而不是一种发展类型。以笔者的看法，从精神活动的角度上讲，作为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应该是劳动者的脑力，而不是发展脑力的科学技术，这就如在物质上能量上，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应该是劳动者使用的工具与劳动者的体力，而不是生产工具的工业与提供能量的农业一样。
人们往往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构成要素，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开发，科学技术已经逐步地渗透到了其它各个生产领域，并从根本上改变着它们的生产面貌，于工业有知识密集型工业，于种植业有科学种植，于牧业则有科学养殖，等等。而其实，改变后进生产领域的生产面貌，使其有一个质的飞跃，这正是一种产业，作为一种先进的主导产业，所固有的属性。如现代工业的发展，随着其地位的上升，导致了种植业生产的机械化、化肥化，也导致了牧业生产的机械化、饲料化；更早的种植业的发展也使牧业当初的放牧打草变成了家畜喂料；我们又能说工业与种植业也是生产力中的两个构成要素吗？
同时，先进产业的兴起，又往往是后进产业为进一步发展，寻求出路的结果。如牧业的兴起始于猎犬的驯化； 种植业的兴起源于畜料的培植； 烧陶以盛放粮食（牧人们现烤现吃，装奶用皮袋），冶铁是为了农耕；当今科学技术的兴起，也正是工业企业为激烈竞争，更新设备，换代产品逼出来的——科技时代的来临已经为时不远了。
比工业更高级的科技生产力的兴起，必然需要一种比资本主义更进步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把社会主义的产生，归结到科学技术的兴起上，很多人可能会有些失落，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还不太明白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的缘故。历史上，日本在开始推行明治政策的时侯，机器大生产还是一个新事物，但变革以后仅仅三、四十年（一代人），日本就摆脱了殖民危机，打败满清，击退帝俄，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的强国，这主要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强大能动作用。要知道，对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自发形成，人无可奈何，但能否即时地转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则是衡量一个政权先进性的根本。如今中国东部的工业扩张已经趋于饱和，开始转而开发西部，东部的工业要再进一步发展，也就只能靠“战略性结构调整”了，因此，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研究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正是现实的需要与时代的要求。
三.人与人的关系
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在物质上高于动物的活动进而能够制造与使用工具去劳动，在精神上高于动物的追求生命进而追求无限的幸福，这两者是辩证的，缺一不可的。我们当讨论生产力的时候，劳动是其根本，现在要讨论人与人的关系，追求幸福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了。
在险恶复杂的大自然中，单个的人是难于生存的，因此人们要想生存或者进而生存的更好，他们就必须以某种关系为纽带， 结成由小到大的社会，分工协作，共同生活。 这样，一个社会人所能追求与得到的幸福，也就只能是社会幸福了。
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之间，多劳也不觉得亏，少劳也不以为耻，他们为了生存，分配都是均等的。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组成逐步庞大，由血亲的家庭，扩展到血缘的氏族，再到姻亲的部落，以至于地域的部落联盟，随着生存之外剩余产品的出现，血缘的疏远，成员之间若要再不分彼此，平均分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一种新的社会组成——阶级社会开始了。
所谓阶级，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不同生产作用的同类人，或者说能实现不同社会价值的同类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生产利益，为了确立、维护或者转变某种社会幸福的分配原则与方式，而结成的社会集团。
一定时代人的社会价值的区分标准，是由一定时代的主导生产力决定的。在部落融合的牧业时代，因为人们所能左右的，并不是能产出多少（牲畜的繁殖水平是由“天”定的），而是能否保有自己的生产成果，或者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又由于原始社会血缘纽带的保留，因此，英勇善战，能征服他族的部族就整体地成为服务于生产的部族——掌握社会幸福的贵族，相反被征服而接受贵族保护的部族就成了直接从事生产的贱族；在种植时代，由于耕地对种植的决定性，拥有耕地的人又结成了掌握社会幸福的地主阶级，没有耕地的人就成了受佣于人的农民；进入工业时代，由于资金投入对工业生产的决定性，拥有财富的人又结成了掌握社会幸福的资产阶级，没有财富的人就成了受雇于人的无产阶级。因此，以此类推，到了科技时代，由于人，人的知识、 智能对科技生产的决定性，社会人的阶级区别当然又要以社会主义的知识、智能为标准了——否则怎么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呢？
随着生产力的逐级跃进，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也越来越高级了。在奴隶社会，一个人能够在社会的生产中起到一种什么的作用，从而能够获得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幸福，完全源于“天的安排”，祖宗的传承，因此，社会人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基本没有；到了封建主义，贫穷人家勤俭发家已经成为可能，不肖地主的破落也时有发生，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已经存在，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也开始产生动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财富的活性，穷人的短期暴富与资本家的一夜破产，已经不再是稀奇事了，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则进一步下降。
可以想见，当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即资产，无形的资产，决定生产的第一资产，不论你是穷小子，还是富少爷，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而且是无不同起点的真实平等，人们谋求自身发展的积极性当然会空前地提高，而其对祖宗传承的依赖性自然会极大地下降，这种阶级关系，对劳动者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无疑是最高的。
动物群体是低于人类社会的群体，动物群中的孤崽，虽失去了母兽，其生存仍能得到群体的照顾，仍能学会求生的本领，因此，人类既结成了社会，当然也应当给每一个未成年人，特别是孤穷儿以相当的温饱、教育与医疗保健，给他们一个同起点，而至于当他们长大成人以后，生活在一个讲智能的社会，将会是成为一个社会的“精英”还是“庸儿”，那就只能靠自己，不能再要求社会夺富济贫了——这样的社会，才称得上是一个公正合理，健康向上的社会。
在生产力里面，劳动者要素是对其它要素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人所共知，物力上的经济恢复容易，人力上的经济发展难），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根本上是由劳动者在阶级社会里，为追求有差别的社会幸福而积极地发展自身促进的。
毛泽东说得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群的”，但阶级差别则更是集团的榜样，用不着谁去鼓吹，它就无时无刻不作用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人家生活得好，是因为有知识，有本事，那我们就赶快学本事吧，更得让自家的孩子学”；“人家生活得好，是因为他爸爸有本事，而爸爸是不能换的，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当然，本事的含义，一是通过劳动，服务于社会与他人，从而得到社会与他人的回报，这是于社会有益的；二是不劳动不服务，平空得到社会与他人的东西，这是于社会无益的，它又分为两种，一是为社会与他人所允许与情愿的，如传承与施舍，二是为他人与社会所不容的，即偷抢拐骗贪贿之类。
在阶级的社会格局中，阶级之间不仅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而且也有相互对立的情绪。在由一种生产力主导的生产力发展时代，这种矛盾有时可以激化为被统治阶级的武装起义，但其结局却必然是失败或者建立代表旧统治阶级的新政权；在两级生产力交接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发展年代，这种矛盾又往往被新统治阶级所利用，建立代表新统治阶级的革命政权。
总体来说，随着社会阶级格局的逐级跃进，社会人的自立逐步大于他立，自怨逐步大于他怨，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缓和了。到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社会，由于知识在社会人面前无不同起点的真实平等，所谓代表知识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代表了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贫贱人家子孙后代的应有利益，阶级矛盾也就变成了“狠铁不成钢”的人民内部矛盾。
四·科技生产中人与钱的关系
现在的科学技术，还守着为工业服务的地位，这就如历史上的工业，它起先是以手工业的面目出现，为农业服务的一样。但是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对手工业的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工业也最终摆脱了为农业服务的从属地位，唱起了直接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主角，并重塑了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得到了超农业规模的大发展。
未来的科学技术，也必将走工业的这条老路，在为工业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自己，成熟了以后构建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然后又是超工业规模的大发展……现在的许多科学技术，已经不单是为工业服务的了，如空间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软科学技术，等等。
谁都知道，科技生产的主体在于人，在于知识的研究者，即是有创新力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当然同时它也离不了必要的研究经费与研究设施。但是，经费设施必竟只是次要的，有创新力的研究人员才对知识的生产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如在工业时代办工厂，投资是主要的，而找地皮则比较容易一样。
但是现在，由于科学技术还守着为工业服务的从属地位，因此它的生产，仍延用的是工业“投资为本”的原则，这就给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与不利。
首先，在“投资为本”的生产原则主持之下，科技生产的组织，采用的仍是“钱雇佣人”的做法。是钱要人做什么人就做什么”而不是“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汽车厂的人只能研究汽车，想研究飞机找飞机厂去（但或许对飞机的思考倒可以给研究汽车以启发），飞机厂的技术只准用于飞机，汽车厂或许能用也不知道有这项技术，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给用。这就使人的创造力大打了折扣，也使生产的协作与知识的推广打了大扣。
同时，“钱雇佣人” 的做法，还不可避免地把钱的集约经营原则带到科技生产中来。 而事实上，知识是不可能在固定流程的支配之下，集约生产的。知识的单位生产者，只能是单个的创新者，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并不能相互得到新启发， 而只能相互受到旧影响。这是因为，知识生产的重心在于分析信息，而不是得到信息。比如哥得巴赫猜想，一个数一个数地验算，有耐心的人都能做到，但要证明却非常困难；要发明电灯，要找到耐烧而廉价的灯丝，一样材料一样材料地去试验是重复者的笨办法，理性地证明什么样的材料最耐烧才是创新者的事。得到信息的事可以由实验室真实地去做，或者将来由电脑虚拟地去做，但分析信息却必需由创新者以其独特的角度，用其独到的方法，去独立地思考。因此说，知识只有一个人一个单位地生产，才能形成产出的高效率。
其次，在“投资为本”的生产原则主持之下，科技生产的成果——知识，现在也大多成了钱的专利，而其生产的主体——研究者，却被抛到了一边。
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不知有幸福的是动物，幸福无可再求的只有“神”，求幸福不单要有名，而且要有利，“无私奉献”是反人性的，因而也是骗人的与行而不远的，人类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文明，对幸福的无限追求是其根本的动力——当然社会上也随时会有人为追名逐利而作恶，但那是你社会的游戏规则不完善，惩恶扬善不到位的缘故，而并不是他们的追求幸福本身有毛病。
但是现在，本应该属于工程师的技术成果，却被钱直接地占成了专利，赚去了高利，而其生产者却只给穿一件白领，花几个工资；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发现，也被钱无偿地随意使用，而其生产者却只能得到一个“科学家”的虚名，实现一种“无私奉献”的满足。这种做法，实为一种严重损害知识生产者创新利益与创新积极性的做法。
同时，把本该属于人的知识产权交给钱，还会遏制知识的正常传播。可以想见，知识如果是属于人的，那么在一个适当的回报原则的主持之下，将是知识传播运用的越广泛，对知识的所有人就越有利，就象作家出版他们的书一样；而现在把知识的产权交给了钱，让钱去赚利，则是这知识越保密，钱可能赚到的利就越多。
遏制知识的传播，就是遏制知识的生产。
知识创新就是对已有知识的逐级创新，相对论不可能产生于牛顿力学之前，跨越式的“新创”并不附合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现在，许多最新科技知识却被钱占成了“机密”，严加保管，不得外泄，其结果是，了解这些机密知识的知识旧人要创新比较容易，而不了解这些机密知识的知识新人，依托他们所能掌握的老旧知识，顶多也只能“创旧”，要创新就心然是偶然性的“跨越”，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利于知识生产的。
同时，知识创新又是已有知识与一定的新视角、新理念相结合的产物。而知识生产要想纳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那就必需纳入尽可能多的不同各类的新人，并且这“尽可能多的不同各类的新人”要想成为“创新新人”，他们又必需即时地了解与掌握现有的最新科技知识。因此说，知识生产要大发展，决离不开知识共享，断不能要知识保密。
也许有人会问，在科技生产中，钱虽则是次要的，但它毕竟也是必要的，请问，如果没有钱的支持，你研究如何开展？
这就好象农业时代的地主提问：如果没有我的地皮，你工厂怎么开？但在那个时候，似乎也并没有人把这个问题当作一回事。其原因就在，当时同一块地皮用以投资开工厂已经比种庄稼可得到的产值多得多了。因此，要彻底解决科技生产中人与钱的地位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位研究设施的使用水平。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台电脑，它可以向无数台电脑，无数个人传递信息，它可以做无数次运算，验证无数条定律。前文也已经说过，知识生产的重心，在于分析信息，而不是得到信息，这就是说，代表了钱的研究设施，实验室，它们所能做的，其实也就是为研究人员展示实验过程，提供研究数据，验证研究成果，由于它们并不能分析信息，所以它们的价位也只能是重复性的，服务性的。并且任一套研究设施，任一个实验室，都可以为无数个人展示实验过程，提供研究数据，可以为无数个人验证研究成果。
明白了这一层，问题也就自然容易解决了。
马克思以为，人类最终的社会，将是按劳分配，不分阶级的社会。但是我以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因而他们的“所需”也是无可量化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消费结构也不断变化，以前都以衣食为主，现在则重在精神享受了。而走出实验室，换个新环境，吸入新空气，找到新感觉，这也正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根本切入点。
五。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在历史上，任一级先进产业的兴起，都是它的后进产业为进一步发展，寻求出路的结果，而当一级产业已经发展成熟了以后，它的升级换代，又必须由另一级更先进产业的兴起去带动。
在世界上，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论是什么样的政权，都会宣称自己是代表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那么，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人民利益呢？国家利益首先是先进生产力的利益，人民利益首先是先进生产者的利益。因为只有先进生产者的利益首先得到保证了，更多的人才会成为先进生产者，先进生产力才能得到健康与快速的发展，后进生产力也才能跟着升级换代。要知道，富国一般人家的一只狗也比穷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与更饱，现如今中国的乞丐要钱也是元呀角呀的，不象当年社员们挣工分几分几厘的抠。当然平均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推行这种做法的人，必是不懂阶级观点的人。
因此说，看一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主要应看社会上在总体是哪一种人更吃得开，更行得通，看当嫁（婚）的女人（男人）更愿意与哪一种男人（女人）结成社会的细胞，即家庭。比如，劳随所愿，分配平均，那叫原始社会；贵族家出身的人天生就是贵族，贱族家出身的人天生就是贱族，各接各的班，那叫奴隶社会；姑娘们宁可给权贵富翁做小老婆，也不愿嫁给一个少钱无势人家的有志青年，那叫官僚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是怎样的呢？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有知识，能创新知识的人占据社会上层经济地位，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社会——但必须清楚，这里的“所能”，主要指得是智能，如果单指体能，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按劳分配就变成平均分配了，一平均分配， 各尽所能就又变成了劳随所愿——这种社会，到了科技生产力最终上升到社会的主导生产力的时候，将形成于必然，而在科技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已经开始抬头的时候，则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手段，首先是经济手段去确立它。
任一件产品，它的内涵都有三项，即原料、动力与知识。
在古代，一把锄头的价值只等于该锄头一倍半重量的铁，即是说锄头的价值主要在铁，内含的动力与知识的价值总共也只占三分之一，若再从中去掉三分之二的动力，所剩的知识也就很少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劳动者的发展），产品的知识内涵逐步增大，物质则相对下降，但在工业时代，一台机床报费了以后，卖铁也还能拿回几个钱，然而到了科技时代，一张光盘内所含的知识价值，已经大到了足以使其原料与动力的价值可以忽略不记的地步,这时的产品，就只能叫做知识的载体了。
同时，在低级生产时代，劳动者赋予产品的价值主要在动力， 而知识则占少数，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对产品的知识赋予逐步增大，动力则相对减少，当机器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机器人大量投入使用以后，人的劳动价值，就不再是提供动力，而是创新知识了。
社会主义社会，即是把适用于科技时代，有利于知识创新的共产主义的经济与社会体制，首先引入到工业时代，通过促进知识生产的大发展，达到使物质产业的发展走上持续、快速的健康轨道的社会。
要这么说，现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难道就是阻滞知识创新的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的选择法。如果没有这个选择法，世界决不会如今天的这样丰富多采，生机勃勃；但同时，又由于这种选择法它是自然的，经常不免于迟缓与滞后，因此，在漫长的生命发展史中，又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生态失衡，优劣同灭的残剧。
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法引入到工业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
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是这种对商品的选择与代谢具有迟缓性与滞后性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造成的，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历次危机过后，各企业被迫更新设备，换代产品，从而带来了经济复苏的结果中看出来。
那么，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对商品的选择与代谢具有迟缓性与滞后性呢？在市场竞争体制之下，“顾客就是上帝”，但是“上帝”这个选择者，他们所能看到的，却并不是直接代表商品优劣的技术质量，而是由商品的生产经营者所做的广告宣传，并且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在做他们的广告的时候，为了把持其对技术的独知权，又只能吹嘘他的产品“好在哪里”，而并不公开它是“凭什么好的”“怎么好的”；这就很容易造成市场对商品选择的盲目性——人人都伸出一个大拇指，哪一个是君子，哪一个是骗子，很难分得清——并且经济越发展，品类越复杂，商品越高级，市场的选择能力也就越显得软弱。
这就如有的法官判案，只公布他的审判结果，而并不公开他是“凭什么判的”，“怎么判的”，于是就造出了许多冤假错案， 结果老百姓也弄不清在法律面前到底该何去何从。
市场竞争体制既然能造成市场消费取向的盲目性， 那么老而大的企业就满可以凭着它的老面子， 老名声，斗起来又招大力沉，继续为它的过时商品争夺商场，抵制别人的新颖产品；而新而小的企业虽有过人的技术，但因是初涉江湖，又势单力薄，自然连起步都非常的困难——所谓风险投资的“风险” 主要就在这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发展在哪里呢？
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它对大距离差别商品的比较，能够很好地胜任，优胜劣汰，立竿见影，但是对小距离差别商品的鉴别，却往往力不从心，结果是只能对生产力发展的粗放扩张听之任之，造成经济危机。比如，在十九世纪以前，让他在近代工业与家庭手工业之间选择，它就做得四平八稳，成效显然；但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开始有了近代工业与近代工业之间的较量，危机就来了，好在此时工业化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向外殖民扩张，有殖民地手工业的淘汰给充数，危机就不太严重；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殖民地已瓜分完毕，殖民地手工业也已淘汰殆尽，工业也从“近代”升到了“现代”，更加残重的经济崩溃当然就无可避免了。
现在我若问你，“拖拉机与耕牛谁的力量大？”你凭着感觉一定会脱口而出“拖拉机”，并且这回答也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若再问你：“这一块手表与那一块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你就一定会迟疑了，当下要弄清必需得仪器测，走几天比一比等不及了，不测不等看包装又怕上当——用比较机器动力与畜力的方法去比较手表哪一块走得准，那结果也只能归于无效。
当然，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体制，代谢虽缓，但在本质上它还是要优胜劣汰，是进步的；因此，市场竞争体制比较成熟的国家，其经济虽“跌宕起伏”，但在一个长时间以后再算总帐，发展还并不慢。所以说，我们如果为了讨厌资本主义而随意地夸大其危机的缺点，甚至掩盖了它代谢的本质，那就等于是把一个在本质上是进步的东西说成了“腐朽”，如若再从这“腐朽”找对立面，那自然只能得到另一种“进步”。
自然的既然无效，那我们就只能求助于人为的。历史上封建贵族的专产专卖也是人为的，但他们只讲一己私利，而我们则全凭技术质量；当年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也是人为的，但他那是量的平衡，而我们则重在质的代谢；并且这时里的代谢又要比资本主义粗放的市场竞争体制来得更为积级，更为合理；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构建的这种更进步的经济体制称做技术竞赛体制。
技术竞赛得以成立的前提，首先要技术公开。因为既叫竞赛，那参赛信息就必须得让裁判、选手与观众都能看得清，这样的竞赛结果才具有权威性，以后要亮黄牌红牌才具有说服力；否则若全凭裁判给一个一个地捏弄，那就很容易造出权力黑幕，不成其为竞赛了。
在市场竞争体制之下，企业的技术都是密码锁着的，广告裹着的，现在突然要他们把宝贝都亮出来，留不得一手，确也有些难于割舍，但在技术竞赛体制之下，技术要参加竞赛就不能保密，要保密就不能参加竞赛，而不参加竞赛的，其产品又决不允许进入市场。
历史上贵族的专产专卖权是他们的祖先出生入死服务于社会得来的，现代企业的机密技术也是他们先前投资开发得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取消贵族的专产专卖权，与社会主义社会取消企业的技术独知权，在性质上是一样的。科技时代的知识共享，就等于物质生产时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当然，技术公开并不是要取消生产专利，被公开了的技术，社会应确保其只限于被用作新技术开发的参照，选择与代谢的依据。或者说，技术交给社会是产品进入市场的前提，专利得到保护又是技术交给社会的回报，如果技术不能为社会所知，那社会还有什么理由放其产品进入市场并给予专利保护呢？——如果说专利保护是以纳税为前提的，那侵权产品岂不是纳了税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竞赛还有一条法则，那就是不管你以前如何地了不起，单论你现在怎么样，并且现在的这个“怎么样”乃是在与他人同起点的情况下取得的，而技术开发的同起点，就在知识共享。
技术竞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决出同类同档产品中的需要淘汰者，并逐次缩小其市场空间，加速淘汰。
当然，技术竞赛又不可避免地会决出同类同档产品中的优秀者，这也有代做广告（这又是企业将其技术交给社会所应得的回报），鼓动垄断，遏制多样化的弊端，但这个弊端可以用缩短专利保护时间做弥补；同时，技术公开了以后，新技术开发的格局将趋于分散，技术换代的频率也将很大地加快，垄断的形成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技术竞赛的意义，首先是可以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社会性的经济危机，化解为社会主义经常性的劣势生产的经济淘汰，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持续性。
技术竞赛更为积极的意义还有，它可以把资本主义资金决定的商品生产模式，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技术决定去；从而使社会生产的发展，由“因收益递减而不得不报费旧设备，放弃再生产”，转变到“为递增收益而积积地开发与使用新技术， 立足于高生产”；使社会消费的取向，由“能用就用，磨损报费”，转变为“新颖就用，过时作费”（这也与消费结构中精神比重的上升与产品的知识内涵增大有关系）；最终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把科技时代知识决定的生产原则，引入到工业时代，也可以把人们长期以来投之于财富的主要精力，切实转移到科技与知识上去——这就如工业时代资金决定的生产原则，曾使人们投之于土地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工业与财富上去一样——从而在社会上真正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求真务实的社会主义新风尚，这样，资本主义充满铜臭，赌胆子、斗骗术的社会风气就自然失去了市场。
六。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说起政治，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专制与民主，专制就是少数人决定国家与社会事务，民主就是多数人决定国家与社会事务。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吗？难道“无人”与“非人”也能做出什么决定吗？
于是政治的范畴，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局限到了“一人独裁”、“少数人专制”、“多数人代表会议”、“全民公决”这些人决定里面去了，民主也以其参与范围之广而成为一种最高级的国家组织与领导形式。
自有国家以来，难道政治都是人决定的吗？并非如此。即如牧业时代的贵族国家，它起先是由能征善战的英雄建立起来的，但后来国家已经大定，制服那些戴着手铐脚镣的奴隶，英雄不英雄也就无所谓了，于是嫡亲的王长子就成了当然的王位继续人。一个人“投胎”于谁家，是男是女，是长是幼，自己能决定吗？他人能决定吗？——这纯属“天意”。还有，他们遇着大事小事，自己不敢做主，于是就抓阄、占梦、打卦、问天问祖宗，其结果又是人能左右的吗？——这也是“天意”。因为人与畜的区别是天定的，人的生老病死是天掌握的，牲畜繁殖生长的快与慢，也是人都插不上手，全凭天的安排，他们怎么能不相信天呢？只有一
班奴隶，他们或许不相信“这一个天”，但也必定相信“那一个天”，然已不关大局。 这种政治，全凭迷信，并不是一种人决定，我们可以称它为巫师政治。
后来，随着种植业的兴起，人们参与和左右生产的能力加强了，自信心随之上升，“天意”的鬼话也相应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名利的驱动下，恃强凌弱的封建政治走上了历史舞台，于此就有了“贤弟”占了“愚兄”位子的，将军大臣篡了皇帝权的，“反贼”夺了朝庭江山的，等等，这种政治，全凭强弱，我们可以管它叫做强盗政治。
当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以后，产业的门类增多了，人们的利益也随之分化，大地主有大地主的心思，银行家有银行家的想法，其它如钢铁大王、机器大王、商业大王……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要求，于是封建政治已无力平衡各方势力，民主政治应运而生。这种政治与工业经济的竞争机制一脉相承，工业是企业将产品放入市场以后，纷纷派出说客，到处招摇，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看谁能骗得倒最多的消费者，谁就是最大的赢家。竞选则是各党派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以后，马上动用各种宣传工具，演说游行，封官许愿，诋毁他人，看谁能拉得到最多的选票，谁就是拿到了总统。这叫做骗子政治。
骗子比强盗窃更说理，更文明，强盗又比巫师光明磊落，这，就是进步。
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在历史上落后生产者往往占着社会的大多数，因此，多数人的要求往往并不等于是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多数人的决定，也往往并不完全附合国家的利益。否则，为什么民主的法国在二战之初，短期内就败给了法西斯德国呢？珍珠港受辱，美国议会与罗斯福总统，谁的责任更大？
同时，相对进步了的，也并不等于就是最高级的。即如民主政治，它就相当于艺术体育的裁判制度，若干个裁判给出分来以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剩余的加起来平均，就是该选手的最后得分。但这是客观的吗？真实的吗？——决对有主观与虚假的成份。那么为什么不用尺子量，秒表卡呢？——因为他们是在比艺术，比美，没法子量，也没法子卡，这叫做不得已而为之。当然，那些可以量化的，如赛跑跳高之类，那就不能再打平均分了，否则就成了儿戏，哗天下之大稽了。
那么，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关于一个政治家的组织与领导才能的人生价值，其确认与实现，是否也是只论美感与口才，不能量化竞赛的呢？
谁都知道，它是基本可以量化，完全可以竞赛的，比如，要振兴教育，就可以比一比学生的入学率、升学率，有百分点；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在技术竞赛的大局下，比一比所属经济的增长率，正负均可比；其它如植树造林有绿化率，计划生育有育龄妇女的生育率，社会治安有破案率，大气污染有空气指数，修路有里程，打井有眼数，挥霍有旧帐，失业有人头……怎能么说不能量化，不能竞赛呢？
确有暂时不能量化的，还可以请教于数学家，最后剩下几项，实在不能量化了，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上行下效，纲举目张，大事一定下来，小事也就自然跟上去了，即所谓，竞赛兴则欺骗衰，科学兴则迷信衰，文化兴则陋俗衰，体育兴则赌搏衰，等等。总之一句话，只要那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东西一竞赛，那些于官于吏有利的，就自然界兴旺不起来了。
这就是机制，先论机制后论人，因为是机制造成了风气，而不是风气促成了机制。机制不变，不敢于贪的没钱去贿，不舍得贿的没资格贪；多贪多贿的提，少贪少贿的免，只贪不贿的抓；走了张屠户，又上李剔骨；绵绵不绝，蔓延不止……那就是在等死，因为再硬的一个壮汉也吃不消他体内的病折腾。
科技时代，知识时代的人，其社会价值，人生价值，都是不靠天，不靠地，更不靠他人，全凭自己实现与确立的，科学家有科学家的发现，工程师有工程师的创新，艺术家有艺术家的创意，为什么单单政治家就不能有自己的政绩呢？——信的人多，不一定就是真理，事实，才是科学的依据，这就是科技时代的价值取向——因此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就只能是事实决定，政绩决定的竞赛体制。否则若始终在“民主”与“集中”之间打圈子，那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名词了。
这种机制也是由社会主义物质经济的技术竞赛得来的，因此，政务公开也成为竞赛公平的必要前提，它对公有产业的振兴由其有效力，因为企业的成败，不是公与私的问题，大与小的问题，而是责、权、利的问题。
这样，相邻几个县的县长，竞赛出一个所属市的市长，然后市长再竞赛省长，需要分几级就往上推几级，国家不论大小，民族不分感情，均可以实行，将来体制完善了，国际政治一体化也成为可能，到那时核武器也就可以化为核能源了。
七。结尾
国家大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一定，其它的社会体制，社会风尚，也就自然形成了。
比如法律体制。
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两件事，一件是一个流氓头目骑摩托车，撞了一家国有企业正在加油的汽车的后尾，死了，后来经其哥儿们屡屡讹诈，要了许多钱；另一件是有人把三轮车开上人行道，翻了，砸死两个初中女学生，肇事人一贫如洗，跑了，死者两家各自收尸而已。请问，这是合乎情理的吗？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其个人能力与社会贡献决定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社会，那么它的法律体制又将如何呢？据美国人说，一个钱学森顶得上五个美国师，五个美国师是多少人？就算七万五千人吧，那岂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人生价值只等于钱学森的七万五千分之一，一缕头发？
以财富的占有为标准区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类似的法律问题。比如富人杀了穷人，只要穷人家不起诉或者后来又撤了诉，富人就没事，但他们为什么要大事化了呢？ 还不是金钱的本事（孤儿寡母还得钱养活）？反过来若是穷人杀了富人，没有金钱开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十万元，就是穷人的一条命，但在富人看来，只是一缕头发。
这是另一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再从文化上讲，现在的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实即为工业文化，它是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为发端，应人类工业经济主导地位的成长与确立而逐步形成体系的。在这种文化影响之下的人们，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极有利于对工业经济的开拓，相反，死抱着农业文化，甚至畜牧文化不放的东方人，他们迷信权威，扼杀“异端”，企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结果则顶多也只能仰人鼻息，跟在别人屁股后头“学习，学习，再学习”，在知识换代频率还比较慢的今天， 若是有人肯教的话， 学得好的人还不至于落后太多，但领头羊却是一定没得做了。
科技时代， 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代， 必将形成一种比工业文化更为先进的科技文化，它高于工业文化，但又依托工业文化而产生，然而，连农业文化，甚至畜牧文化都放不开的人们， 他们是断无可能越级 “新创”出科技文化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就谈到这里，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两个结论：
社会主义建设范文2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重视文化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影响整个文化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决定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国家性质不同，它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也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因此，必须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旗帜鲜明地反对在文化建设领域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模糊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是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多样性就会失去主导。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社会功能所决定的。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起指导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作用，代表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前进方向。当前，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只有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需要、价值创造、价值实现的关键，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由维护文化自身的安全所决定的。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呈现出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激荡的局面。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吸取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另一方面要防止西方腐朽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的影响和渗透，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而要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以上关系，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主导权。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是由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新挑战的需要所决定的。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但也必须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新兴传媒的迅猛兴起，思想文化交流呈现出分散性、便捷性和跨国界的特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采取切实措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所谓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它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人们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安排、政策导向和实践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地需要并将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包含丰富的内容，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第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化。和谐文化蕴涵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和谐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又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第二，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实现个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最终要归结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蕴涵人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理念，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社会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第三，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主要包括社会分工的和谐和各阶层之间的和谐。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因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蕴涵人与人和谐相处、优势互补、共同进步的理念，主张在劳动平等、社会生活平等的基础上，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因而有助于化解矛盾，最大程度减少思想冲突，增进社会共识，从而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尚。第四，从人自身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在自由个性发展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内在精神上的和谐发展。
从上述内容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它崇尚和谐、追求和谐。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作为一种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文化形态，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现象、和谐本质以及和谐规律的总体思考和认识，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维系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纽带。再次，它主张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保证。和而不同反映在文化上，就是要承认不同文化传承之间的差异，通过借鉴、吸收，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现在，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以及多种宗教、习俗。“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尤其需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努力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受到抵制，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在交流比较中互动融合、相互促进，使各种文化形式、文化门类、文化形态共同发展。最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核心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指针，也是文化进步的重要动力。在文化建设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全体公民在“文化享有”上各得其所，在“文化创造”上各尽其能，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过程成为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建设和谐文化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就是坚持和倡导什么样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必须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关键和根本。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建设和谐文化，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才能保证和谐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和支流，才能在扑朔迷离的文化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
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客观要求。强调树立共同理想，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解决了和谐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个人没有理想，便没有明确的方向，也不会有高昂的斗志；社会没有理想，便只能是一盘散沙，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面对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的客观现实，我们尤其需要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社会各个阶层广泛认可和接受、能够有效凝聚各个方面智慧和力量的社会理想。这个社会理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社会主义建设范文3
关键词：生态文明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科学发展观 “美丽中国”
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一、 什么是生态文明
从广义上看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狭义上的生态文明更直接的指向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即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从盲目追求经济目标到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观确立了，即以人与自然平等、和谐、互惠互利为价值观基础的生态文明观。这种生态文明观就需要人类坚持三个基本准则，第一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的发展不能逾越自然规律，只有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下，才能得到长久的幸福；第二是在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开发创造必须以自然规律为准则，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是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强调以实用节约为原则，在不影响人自身生存的前提下，注重实用性，减少对自然不合理的需求。
二、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基本生存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充分肯定了自然的客观先在性，人类社会和人类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从自然界中逐渐派生出来的。通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我们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要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科学地而不是盲目地改造自然，从而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减少乃至避免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实际出发，以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为目标，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最高宗旨。从劳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进场的作用来看，马克思看出了人类改造自然和认识自然统一的客观要求，改造自然就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目前与长远生活需求而对自然界进行适时的控制行为，认识自然则是该控制行为中的获取外界信心、完成从目标信息到控制信息的信息加工变换、反馈等活动。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改造自然必须在深刻、正确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进行。而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改造自然的实践，又反过来大大推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为了更好的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界在人类生存中的作用，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要在人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认识自然界以及认识人自己，建立人同自然相统一的辩证世界图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本质就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础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辨证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追求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应有之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人类摆脱面临的各种环境危机，拯救自然、拯救生态、拯救地球，最终拯救人类自己。
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生态文明，首先需要加强生态教育，使全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其次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再次要坚持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承受力。同时，为了保证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能够实现，就需要建立健全生态法律制度体制，以制度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环境系统，坚持国际合作的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武器，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不断树立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党的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建设生态文明是历史赋予的重任，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是一份更加完备的新的行动纲领。我们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参考文献：
[1]王维平，庄三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价值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社会主义建设范文4
——民进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问题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精神的家园。党的__以来，全国上下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派作为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因其性质地位和作用，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荣使命。
社会服务是派的重要社会职能，是派参与社会实践、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民进是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当前形势下，如何能更好地服务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民进的界别特点，发挥文化人才众多、智力密集的优势；需要我们创新服务机制、服务理论和服务手段；需要我们抓住服务的重点，突破服务的难点，合理安排、规划，科学组织实施，使服务工作务实、高效。
一、坚持推进方向、明确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改革开放，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民进章程》也明确规定：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良好思想道德风尚，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发展和繁荣文化出版事业为本会的基本任务之一。
我们所有的文化服务工作都不能偏离这个总的指导方针。
二、健全服务机制、创新理论形式
（一）健全文化服务机制
社会服务是派的重要职能，它的外延很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服务的方方面面。随着“文化强国”口号的提出，为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原有的服务机制在现阶段已相对滞后，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保障在文化服务方面有所侧重。在人员配备、活动安排、经费补充、理论培训上加大力度和拓宽深度、广度。各地市级党派组织可设立单独的文化服务部门，研究每一年的服务方向、制定服务计划、评估服务效果，并列入年度考核内容；整合会内资源，各基层组织加强横向联系，实现资源集聚，优势互补，联合开展服务；推进载体建设，可成立文化讲师团、文化服务队等服务机构，落实服务活动，建立长效的服务平台；探索加强会内文化建设机制，活跃各项文化活动，创造文化氛围，提高会员文化素质，为文化服务提供有力支撑。诗、书、画、咏、舞等联谊会是个很好的文化建设平台，以铜陵民进为例，自成立诗书画咏联谊会以来，吸收了各项文化艺术专长的会员，制定计划，定期开展活动，在交流中开发了会员的文化热情，在联谊中文化素质得到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同时，在活动中也吸引和带动了大部分会员参与其中，增强了会内活力，提升了党派形象。
（二）创新文化服务理论
理论创新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根据民进的党派特点，根据国际、国内文化发展的现状，分析文化发展的走向、趋势，同时针对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背景，创造出符合实际的文化服务理论，并以此指导文化服务实践。
“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是理论创新的两个重要原则。目前，世界多极化发展，文化和价值观念多元，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碰撞，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融，我们如何能做到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壮大自己。如何能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同时又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都给我们的文化服务理论提出研究的课题。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我们要做到不断创新、与时俱进、适应时代。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民族众多，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在不同的地区，文化服务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如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放程度高，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民族精神的培育应是文化建设和服务的重点；西部内陆地区，经济落后，受教育程度不高，医疗、卫生、科技等各项服务都很重要，文化服务的重点应放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一些民族地区，有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信仰，需要我们充分尊重他们的文化习惯，采取审慎的态度，提供文化服务，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求同存异，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交融。因此，因地制宜的创新服务理论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理论，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服务实践。
（三）创新文化服务手段
民进会内文化人才众多，专业化程度高，文化服务工作一直以来开展的很好。传统的文化服务形式有文化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等，多采用培训、演出、送教、书写春联、捐赠图书等服务形式，这些都可继续保持，并不断深化。在原有基础上，可针对现代社会发展新特点，出现的新兴行业，新的社会人群，创新服务手段。
如农民工这一群体，在文化服务上所受关注就较少。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脱离了乡村，进城务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基本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精神相对贫乏，心理上也没有归属感，很多靠打牌打发无聊时光。针对他们，我们可“文化进工棚”，为他们搭建图书馆、活动室等文化平台，帮助组织农民工乐队、合唱团，培训相关人员等，提升这一群体的文化素质。
再如待业大学生这一群体，经过多年的积压，很多毕业待岗的大学生，除少部分自主创业之外，有很多应聘从事各种临时性的工作，背负沉重的经济和心理压力；还有一些 公司的白领，他们普遍有很深的职业倦怠，工作压力大，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冷漠。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群体，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提供怎样的服务，是值得研究的。
在新兴行业，如文化策划、创意行业，数字出版，动漫产业等方面也大有文章可做。根据民进的文化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为行业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或是会员本身就可从事这些行业。
创新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创新，我们只有不断地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把握问题的本质，建全机制、更新手段、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发挥服务的职能。
三、保持优势项目、突破薄弱环节
民进因其界别特点，在文化建设和服务领域优势明显，各种文化服务工作在人才上、智力上、项目上都可得到保证，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
与以经济类、企业界为主的党派，如民建相比较，民进会员企业界的人才较少，大都是文化教育出版类事业单位工作或管理人员，缺乏经济实力和产业实力，限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多会员在各行业内有名气、有水平，但由于没有相关的产业支撑，很难将文化做到产业化、规模化，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需要民进在保持界别性质的基础上，适当吸纳一定数量的企业界人才，特别是文化类非公企业的负责人，如广告、出版、影视、娱乐、印刷等方面，利用会内人才、智力优势，将成果转化，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四、立足现实所需、追求务实高效
文化服务是惠及百姓、服务民生的工程，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 把好事办到百姓心坎上。需要我们立足现实，追求实效，摒弃一切不切实际的面子和做秀行为。
在服务过程中需认真开展调研，调查服务对象的所想、所需，有针对性地实施文化服务工作。服务过程不能“蜻蜓点水”，走过场、摆样子，需具备“死缠烂打”的精神，确实把事情解决透。
社会主义建设范文5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制度在道德层面的本质规定，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理论结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系及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关联
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内容上有相互重叠交叉之处。从道德与价值的关系看，社会主义道德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提升。因此，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从文化视角来看，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源力量；从实践维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着力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引领。
（一）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源力量
道德和价值，都与文化有着内在的关系。德国哲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所谓“解释系统”显然涵括道德解释系统、价值解释系统、宗教解释系统及艺术解释系统等。但纵观贝尔的论著，贝尔的文化概念更多地指涉伦理价值意蕴，故所谓“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更多的是指“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伦理价值解释系统”。任何一种文化都内涵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取向。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内涵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和伦理道德观取向。从文化视角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取向的体现，是社会多元价值体系中具有主体性和主导性的观念体系；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伦理精神的反映，是社会多样化道德规范中具有主体性和主流性的规范体系。文化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不断得到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从价值层面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建构良好的文化价值生态环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从伦理层面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建构良好的文化道德生态环境。良好的文化价值生态环境和文化道德生态环境，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在当代中国，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是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坚持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逐步引导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进步和道德提升，进而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人民群众既是道德建设的主体，也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体。只有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不断丰富、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才能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进而才能促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任何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都需要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作为支撑。应该说，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都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所不可或缺的内源力量。任何一种文化都内涵一定伦理取向，伦理属性是文化的应有属性。任何文化都蕴涵一定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灵魂。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完整、丰富的价值观内容，其内核是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故核心价值观念体系是决定文化性质、方向和特点的最重要、最根本因素。从此意义上讲，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不仅包括道德自觉、道德自信和道德自强，也涵盖核心价值观自觉、核心价值观自信和核心价值观自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时代课题。无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又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时代新风尚，以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源力量。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须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着力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引领
关于价值与道德的内在关系的解释，《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价值是值得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善。“善”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广泛使用的一个伦理学概念。有学者指出：“狭义的道德仅是指道德规范和美德，但广义的道德观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中西方的传统哲学中，人生哲学问题、价值哲学问题都是归属于伦理学或者哲学价值论的。”[1]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从道德哲学与价值哲学的关系来看，价值观从属于伦理道德观，伦理性是价值观的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和集中提炼。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体概括提炼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爱。”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涵着经济伦理观、政治伦理观、生态伦理观、法治伦理观、社会伦理观、职业伦理观及文化伦理观等多种伦理价值观意蕴。而实践性是道德之为道德的应有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归根到底不能停留在文本中或口头上，它必须通过道德实践环节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才能成为人们自觉奉行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着力点，是其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范畴，伦理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属性。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伦理属性具有两个方面意义：一方面确认核心价值体系的伦理属性进而确认伦理道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地位与作用；另一方面确认核心价值体系的伦理属性进而认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指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内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不断发展。
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处于根本地位，发挥主导和支配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对社会思想文化具有统领和指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及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等，给整个社会道德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多维影响。从当前道德领域来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始终是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的主旋律，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及个人品德建设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由于受到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及消费主义等消极伦理文化现象的强烈冲击，以至于出现了“道德失范”、“道德滑坡”、“道德冷漠”及“道德危机”等令人痛心的现象。如果社会文化价值导向不确定，是非、荣辱、美丑不分，人们的价值心态就会出现道德淡漠乃至缺德或恶德行为的时常发生。社会主义道德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根本指针，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就会失去灵魂而迷失方向。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引导全体国民树立共同理想，化解社会道德危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价值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三、社会主义道德实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在建设，贵在践行，而社会主义道德实践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建构“一主多元”的伦理文化格局、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等社会主义道德实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建构“一主多元”的伦理文化格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
任何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都要汲取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伦理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道德生活中存在着三类主要的伦理文化资源：一是体现科学性与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资源；二是体现历史性与民族性的中华传统伦理文化资源；三是体现世界性与时代性的西方伦理文化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精华与西方伦理文化先进成果综合创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导性资源；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源性或母体性资源；西方先进伦理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不可或缺资源。总之，建构“一主多元”的伦理文化格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导性资源。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阐释了道德的起源与本质、道德的基本特征与社会功能，以及道德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学说。马克思主伦理文化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新阶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更开创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崭新阶段，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2]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一主多元”的伦理文化格局必须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文化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德性质和共产主义道德方向。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是主流伦理文化，它代表着社会主义中国的价值导向和前进方向，并以强大的主导力量和吸引力引领多元伦理文化的健康发展，而多元伦理文化则丰富社会伦理生活，促使伦理文化领域百花齐放。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科学性与阶级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有机统一。因此，在建构当代中国伦理文化格局中，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为主导性资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呈现出科学性与阶级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理论特色。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需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文化实践来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母体与根基，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无容置疑，中华传统伦理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矛盾文化体系，需要坚持辩证看待的态度。当代中国走向现现代化的征途中，如果丢失了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的根基，就会造成价值观的混乱和社会价值危机，就会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进而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故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要环节。全面正确认识中华传统伦理文化，促使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必须坚持“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基本原则，用现代意识和敏锐眼光充分挖掘、积极吸收中华传统伦理文化精华，并结合时代精神给予创造性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根源性和母体性的伦理文化资源，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保持深厚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民族风格。
在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在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价值多元化问题，造成本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矛盾，进而出现了文化价值认同的危机。在多元文化价值观并存的历史背景下需要着力解决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如何维护和认同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二是如何借鉴和认同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合理性因素。只有批判继承和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价值观念，同时积极汲取和合理借鉴西方文化中合理性的价值观念，才能促进先进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健康发展。西方伦理文化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伦理反映，无疑具有精华与糟粕、先进性与腐朽性并存的双重属性。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推动下，我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不断扩大，各种外来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对我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多维的影响。一方面，西方伦理文化的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伦理道德的发展。如西方社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及“低碳经济”等理念，日益被我国主流道德文化所吸收、借鉴和应用。另一方面，对于伴随而来的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及消费主义等错误思潮则要给予有力地批判与抵制。积极借鉴西方伦理文化的先进成果或有益内容，无疑有利于丰富和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内容，进而体现开放性与包容性、世界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色。
（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道德基础
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集中概括，是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表达，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固有内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完全符合我国社会实际和时展要求，也完全符合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培育“四有”新人的需要，不仅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而且具有思想性和导向性。从伦理价值观角度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总纲，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提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可见，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伦理价值根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我国全体社会成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又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必需的基础性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素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深入到人们的荣辱观中，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尺度和行为评价的荣辱体验，才能保证其实践特性，使其成为坚实而鲜活的价值事实。”[3]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伦理底线。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联接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桥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来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针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因此，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格局。
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伦理价值范畴，是与我国现阶段倡导的道德价值取向和核心价值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以何为荣、以何为耻，为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做出道德选择及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规范和行为参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鲜明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为人们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行价值判断、做出价值选择及确定精神价值导向，提供了价值原则和价值根基。从荣辱观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取向来看，“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荣、以背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耻”，可谓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终极价值诉求和最高道德境界。“荣辱观作为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观，其内在心理机制是人的羞耻之心。它是道德自律的心理依据，也是道德良心能够发生作用的运行机制。良心可以使道德主体对于合乎良心的行为感到光荣与快慰，对违背良心的行为感到耻辱与羞愧。”[4]实践证明，引导公民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助于在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耻的张力中形成正确的道德感和知耻感，从而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了内在的“道德心理机制”。只有分清荣辱、明辨善恶，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才能使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知荣弃耻”、“褒荣贬耻”、“扬荣抑耻”，形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道德价值典范和伦理价值取向。因此，抓住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就抓住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也就契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内在的道德心理机制。可见，引导公民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客观要求，而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道德基础。
（三）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
社会主义建设范文6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 科学发展观
今年是我国建国六十周年，在这六十年间我国既经历了周边战火的洗礼，也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动荡，更有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在这六十年间，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我们也从过去简单的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的认识中走了出来，邓小平和胡锦涛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正确定义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关于这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德国神学家、天文教本尼迪克派教士安塞尔姆在1753年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第三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20至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
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期曾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当时，马克思、恩格期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
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挫折和社会主义概念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及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了一系列严重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的事业发展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要说明社会主义的跨阶段发展是否正确，社会主义建设能否成功，就要从了解马克思晚年的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入手来认识和探讨。
马克思晚年有关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观点反复体现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和《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一方面他非常明确地提出《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论述只适用于西欧诸国，而不适用东方社会;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俄国土地公有制的农村公社进行考察时，鉴于它已处于现代文明的历史环境中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设想其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成就，缩短历史发展的进程。
恩格斯也指出历史常常跳跃式地和曲折前进的，这并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如日尔曼民族没有经历奴隶制时代就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最先发生在封建制度不完备、生产力水平不高的西班牙属地尼德兰(荷兰);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产生较晚、发展水平相对较弱的法国;而当今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则是一个移民国家。以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说明，社会形态的跳跃式的发展并不是俄国十月革命或中国革命等社会主义运动所独有的历史现象，并不破坏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历史更替的整体性和规律性。
东欧巨变和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是苏俄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过于教条和僵化，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含义，没有理解马恩和列宁对于划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阶段的真正意图。过分强调公有制，没有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及时合理的改革旧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而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要解放，就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科技，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晚年马克思从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高度来看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就提出了在跨跃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同时，汲取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文明成果，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革命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列宁也曾说过，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不仅是要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要在资本主义的文明基础上继续前进。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标准论——“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锦涛也在现阶段适时的提出了当前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急需全人类关注的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这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目的是一致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并在全世界树立榜样，带动全人类的进步，归根结底也要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