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观论文范文1
进一步地，怀特海提出，在动态宇宙中现实实体都融合于事件之流。宇宙就是一个事件场，世界只不过是处于一定时空关系中“事件”组合而成的统一体，事件是多种关系的综合，在这个不断流动和生成的动态宇宙中，一切都融合于事件之流。事件同时是具体的，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时空关系只不过是事件与作为时空场的广延相分离而产生的。在这样的时空关系中，过去、现在与未来在事件中相互交织，所有有限的原子事件的发展都产生于过去事件的因果影响，并继续影响和导致着未来事件的发展趋势。而通过进一步引入“绵延”概念，怀特海的宇宙自然得以生成，“绵延”的发生和消逝构成了宇宙自然现象的诸过程。“我们的感觉—意识为直接的识别判定了某一整体，这里叫做‘绵延’；于是，绵延就是一个明确的自然存在物。绵延是作为部分事件的复合体来识别的。”在对现实实有和永恒客体进行了区分并描述了现实实有所存在的宇宙自然是如何生成之后，他又提出一个问题，即永恒客体是如何向现实实有转化的呢？或者说为什么已经实现了的永恒客体即现实实有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其他样子的？怀特海的答案即“上帝”。他认为上帝是现实实有与永恒客体相互转换的根本原则，是上帝的选择使得现实实有成为了它所呈现的样子。但上帝只起某种诱发作用，上帝充分考虑人的自由和选择，也尊重潜在的可能性。在怀特海那里，上帝只是永恒客体的一种，“上帝关系着每一个其他的现实存在物，同时也被现实存在物所发生的变化影响着。每一个现实存在物都有自我决定的能力，但是上帝的作用被设想为引诱（试图说服）每一个现实存在物成为上帝想让它成为的那样”。因此，怀特海的上帝有别于亚里士多德唯一的、永恒的“推动者”概念，也不同于传统宗教观念中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的上帝是一种过程性的，处于生成之中的复杂概念。怀特海所表现的宇宙观是开放的、动态的，相应地，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他所鼓励的教育也是创造性、综合性的。
二、怀特海基于宇宙观的教育观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依据怀特海的宇宙观，我们到底应持什么样的教育观？教育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功效？其一，克服二元对立，享受教育的历险。怀特海教育哲学思想实现了对传统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教育思想的超越，他反对将传授知识和启迪智慧相对立、将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相对立，提倡多元的后现代教育观，在自由的氛围中，“使人具有活跃的思维”，他认为这是教育的全部目的。现代教育把知识和智慧对立起来，忽视智力的启迪，只注重刻板知识的灌输，这必然导致缺乏创新的知识的传递和大量书呆子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说，随着智慧的增长，知识将减少”，可见怀特海所提倡的是做知识的主人，学会积极的有创造性的运用知识。怀特海同时列举了作为教育的三种主要形式，即科学教育、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其三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科学教育“是训练观察自然现象的艺术”，技术教育“是一种利用知识进行物质产品生产的技能方面的训练”，文学教育是“沿袭语言”并“表达我们心理状态的方法”。二元对立的思想割裂了三者之间的联系，只能导致狭隘的专门化。在怀特海看来，应维持三者之间的必要张力，实现其有机平衡。怀特海还提倡教育要具有想像力和创造力，教育的核心问题便是使知识充满活力。在怀特海看来，教育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伴随着享受与自由的过程，它对传统教育模式和现有教育秩序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一种历险。然而，秩序与创新并不矛盾，“进步的艺术就在于既维护旨在变革的秩序，又维护旨在秩序的变革”正是在对传统二元论的批判与超越中，在创新的历险中，教育理念与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其二，设立教育的目标，强调独特个体的培育。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开篇便谈到“我们的目标是，要塑造既有广泛的文化修养又在某个特殊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同时，“自我发展才是最有价值的智力发展”。他反对填鸭式灌输知识，并认为这些仅被大脑接收却没有经过实践，或没有经过融会贯通的知识，只会引起“呆滞的思想”。教育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它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工具，因此，知识唯一的用途，就是武装我们的现在。教育的作用也不是维持一致性，而是利用其灵敏的、灵活的特点，为作为有机体的学生提供培育独特自我的机会。独特个体教育目标的具体应用即培育学生生成自我观点及理想。怀特海认为，变化只有通过心理级的活动才能产生，物理级仅仅产生毫无差别的或相类似的现实实体之间巨大的一致性，因此变化只有通过永恒主体和新颖的非真实命题才有可能实现。而学生新的可能性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优秀楷模，二是对其新颖观念的提出给予充分鼓励。因此，这种新的可能性的实现是教育机构和老师最主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怀特海最有教育实践意义的观点。他认为学生新颖的观点及理想不能仅仅拿来消遣，而是一定要被实现。要实现理想就要强调敏感、启发，创新、想像等特质。同时，怀特海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他更是在实践及操作层面对培育学生提出新颖观点和理想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对于如何培养能力、责任、专业知识，达到期望的效果、风格、实用性等都有长篇详细论述。怀特海不是要让学生生活在梦想的国度，他的目标是让学生实现梦想。其三，注重教育过程，提倡自我教育。对于怀特海来说，其整个宇宙发展过程是以现实实体的自我创造、以现实实体所组成的更大社会连结的发展为轴心的，在怀特海那里，过程体现在转变与共生这两个紧密相关的环节上，转变即实体与实体之间暂时性的转化，共生则意味着永恒性的生成，在共生中每一个瞬间都是崭新的“现在”。怀特海认为教育应该提供给人们一种对现在的生活的理解。因为，“现在包含一切。现在是神圣的境界，它包含了过去，又孕育着未来”。教育的过程具体地体现在教育的节奏上。怀特海认为教育应是有节奏的，智力发展的过程显示出一种节奏性，教育必须适应学生智力发展节奏的相应阶段，即根据节奏性来把握教育的特点和规律。他还把智力的发展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即浪漫阶段、精确阶段和综合运用阶段，同时，这三个阶段是互相交织循环的，而整个过程受发展中的“小漩涡”影响，同时受其他循环周期的控制，因此，不能过分夸大任何一个循环周期中的不同阶段之间的鲜明差异。生活的节奏性本质、生成以及创造是对生活资料的理解，这些均包含着我们还未意识到的巨大潜力。相反，无视这种节奏或填鸭式的教育因未经思考或检验，亦或没有与新颖思想有机地融为一体，因此不仅毫无价值，还及其有害。其四，把握教育艺术，激励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发展的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学生能够自然而然的进行自我发展”。怀特海认为现实实体是创造性原则的个性化体现，它在本质上会去经历生成的过程。类似的，我们应该希望学生通过教育来经历一种自我创生。因此我们可以说，怀特海的教育哲学认为作为过程的教育是自然而然施与学生的，并不是为了社会需求强加到学生的本性当中去的。同样，学生具有求知的本性，具有通过获取知识而达到教育目标的动力，因此对于教育的自然过程存在天然地倾向和需求。怀特海有时将这种天然秉性称之为“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因为他认为学生对学习尤其是对世界的系统理论学习具有自身驱动力，并不需要过多强调外部驱动及回报。如果学生本身对知识如饥似渴，那么学校及老师的作用就是要帮助学生发展学习的天性、引导并给予学生更多发展方向的可能性，使学生更高效的达至目标。怀特海同时指出这种天性并不是学校或老师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而完成的任务，正规教育的作用只是对这种自然过程加以促进。因此，怀特海认为，老师经常过分地强调了自己的作用，虽然正规教育可以降低资源浪费、提供更优良的环境，可以是诱发式的，可以防止惰性思维，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学生本身及其对智性发展的渴求。最后，教育评判标准的完成性特点。受教育者以及教育机构均以模式化教育为主，相应的评价机制也基于此，但怀特海认为，受教育者及教育机构的评判标准应建立在具体的完成性实现上。教育及其评价体系应建立在多样化的基础上，教育结果的好坏取决于个人完整性的实现。即我们不应该指望个体或课程大纲所含有的某些特殊的或好或坏的因素能够就此影响个人或教育项目的好坏，同时，也不可能有某一种教育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时间、所有地点、所有教育内容。我们应倡导那种能够促进个人及其所处环境良好关系的教育模式。因此，对个人来说，普通学习者要与相关领域专家一起，业余教育也应加入普通教育之列。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学习整体。怀特海的教育观是一种普遍的哲学教育观。这些如学习的节奏、启发和理解的重要性等观点，与其宇宙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满足多种教育目标。我们不消证明怀特海的哲学观与教育观像赫尔巴特、福禄培尔那样，完全锁连在一起。但他也不像康德那样，如康德的“教育学讲义”与其三大批判几乎毫无关联。怀特海走的是中间路线，他的教育观点来源于其宇宙论的哲学观，但又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改进。虽然怀特海所提出的具体的教育期望止于一般意义，但却为教育过程提供了一个清晰明了的大纲。如果说怀特海关于教育的著作在一般意义上与其哲学观点相一致，那么他对教育的评价也与这些命题相一致，并且更加具体化。这些命题就是我们从怀特海的宇宙观转向其具体教育著作的桥梁。
三、怀特海的教育哲学思想对教育领域的贡献
哲学观论文范文2
欲探讨会计哲学观与会计文化的关系， 首先就必须明确会计文化的涵义， 而其关键又在于对文化这一概念的把握。
文化一词， 始源于拉丁文， 意为耕作、培养、教育与发展等， 后逐步衍化为个人素养与整个社会的知识、思想的素养， 艺术、学术作品的汇集以及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的全部社会生活内容等等。而最早给文化下定义的则是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 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风俗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才能与习惯。至本世纪初， 仅用英语给出的文化定义就达160 种之多，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 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怀特认为： 传统的风尚习俗、典章制度、工具、哲学、语言等等都可统称为文化， 其可分成三个部分： （1） 经济与技术； （2） 社会结构； （3） 意识形态。奥斯古德认为： 文化有“ 感性” 与“ 理性” 的区别， 感性是可以感觉的、具体实践中可以观察的文化作品和社会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等； 理性可理解为那些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意识等。不少管理学家却认为： 文化可以定义为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它是由一代代传下来的对于存在、价值和行为的共识， 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而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文化则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 通过体力和智力的劳动而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虽然对于文化这一概念， 迄今为止人们仍未达成共识，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 文化是一个没有严格定义的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 不同学者、不同学科赋予了不同的范畴。”但这一概念所涵括的内容大体上可区分为“ 可感觉”和“ 可理解”的两大层面或由三个层次所构成的复合体， 则是基本公认的。所谓的两大层面， 就是显形和隐形的两个方面的文化， 前者即为行为、行动的结果， 是可观察到的感性文化， 如艺术品、建筑设施、工具器皿、组织结构、语言以及风俗习惯等； 后者即为行为、行动的原因， 通过行为行动的结果才能反映出来的理性文化， 如哲学观、价值观、道德观、行为准则、宗教信仰、动机、情感、信念等。所谓的三个层次就是将两个层面的文化总体划分成物质、规范、精神三个文化层次， 前者即为载体文化， 是物质基础层； 中者即为制度文化， 是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规范中介层； 后者即为意识形态文化， 是精神核心层。
在以上文化概念的基础上， 则会计文化的涵义亦有显形与隐形之别。所谓的显形会计文化即为会计物质文化， 至多包括与之相适应的会计制度文化在内； 而隐形会计文化则为会计意识形态文化。其总体亦可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所构成： （1） 会计物质文化层， 即人类会计实践中所创造的与会计相关的物质财富， 包括会计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及其与之相配套的设施、工具等物质资料； （2） 会计规范文化层， 即人类会计实践中所创造的与会计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相适应的组织制度， 包括会计组织机构， 会计规章制度、会计惯例、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和会计行为准则等； （3） 会计精神文化层， 即人类会计实践中所创造的与会计相关的精神财富， 包括会计哲学观、会计法律观、会计价值观、会计道德观、会计艺术观、会计教育观、会计人才观、会计思想、会计信念、会计科学理论与方法等。
二、会计哲学观与会计文化的关系及其在会计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以上三个会计文化层次， 由于物质是第一性的，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 因而会计物质文化是会计文化的物化形态， 其他两个会计文化层都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会计规范文化由于是为了协调会计活动和会计人员的行为而形成的会计组织制度文化， 其既以会计物质文化为基础， 又以会计意识形态文化为指导， 介于两者之间， 因而会计规范文化是会计文化的制度形态， 是会计文化的中间层。会计精神文化由于是意识形态文化， 虽然是对会计物质文化的反映， 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 “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 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其不仅反作用于物质文化， 而且亦能能动地影响和指导会计物质文化和会计规范文化， 因而会计精神文化是会计文化的观念形态， 是会计文化的核心即最高层。
而所谓的会计精神文化层次中的会计哲学观， 就是人们对世界上的一切会计事物、对于整个会计世界的最根本的观点。其内涵极其丰富和深刻， 其命题是普遍和一般的， 它和其他会计观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会计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 而是整个会计世界的包括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的一切有关会计事物的最普遍性的问题。由于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全部的科学和人类的意识形态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配和影响下进行的， 都得接受哲学的支配， 哲学在其中起着方法论的作用。因而会计哲学观对会计精神文化、规范文化、物质文化亦都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 尤其是蕴含在会计哲学观中的思辨性， 是会计哲学方法的精髓。因为这种思辨方法对会计文化与会计科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开拓作用， 如果没有超验的思辨性观念， 许多会计的重要发现和规律、理论是不会被发掘和开创出来的。其不仅能对传统的会计文化及其会计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和作出相应改变， 而且能对新的会计文化及其会计理论方法确立其应有的位置， 它的功用主要就在于能弥补经验（实证方法） 的不足， 使理性的火花爆发在实践之前。因此会计哲学观的思辨性是会计世界观发挥方法论作用的直接形式， 在一般情况下， 表现为会计文化与会计科学活动中的理性原则。具体表现在：
其一， 会计精神文化即会计意识形态文化是对会计存在的反映， 是人们对会计环境、会计自然过程、会计社会关系等整个会计世界的各个方面的认识。因而会计精神文化的具体表现方式（内容） 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哲学观、会计政治法律观、会计价值观、会计道德观、会计艺术观、会计思想、会计理论等等。而这一切会计意识形式都离不开会计哲学观的支配和影响， 不与唯物哲学观相联系， 就必然与唯心哲学观相联系， 因为会计哲学观是对整个会计世界的最根本的观点， 人们的会计价值观、会计思想等有关对会计存在的反映和对会计世界的各个方面的认识， 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驭下进行的， 都得接受会计哲学观的支配。
其二， 会计规范文化即会计制度形态文化在客观上是对会计存在（物质）、主观上是对会计意识（精神） 的反映， 是人们对会计活动过程、会计社会关系、会计人员行为等各个方面进行组织与制度上的规范与约束。因而会计规范文化中的会计组织机构的建立、会计法规制度与会计行为准则的制定、会计道德规范与会计惯例的形成等等都得接受会计哲学观的支配和影响， 有什么样的会计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会计组织机构和会计准则、制度。
其三， 会计物质文化即会计物态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 是会计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会计物质文化中的会计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设施、工具等， 都会受到世界观的影响。在不同民族（如阿拉伯民族和盎鲁撒克森民族）、不同社会（如奴隶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层（如资本雄厚的跨国公司总裁和手工操作的小作坊主） 所具有的不同会计哲学观下的会计物质文化是有区别的。因为， 虽然存在决定意识， 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不同存在环境决定他们具有不同的会计哲学观， 但这种不同的会计哲学观又会反作用于会计存在， 即又能能动地影响和作用于会计物质文化。
由此可见， 会计哲学观是指导会计文化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仅统驭和支配着会计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 是会计精神文化构成内容中的灵魂和最高层次， 而且亦支配和影响着会计规范文化和会计物质文化。又由于会计精神文化本身又是会计文化的核心和处于三大会计文化层的最高层， 因此， 会计哲学观无疑是会计文化的最高层次， 对整个会计文化都具有支配和影响的作用。
三、会计哲学观的主要特征与内容
由于会计哲学观是对会计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 是引导会计文化与会计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而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1、抽象性-以认识会计世界总体为己任的会计哲学观， 因其所涉及的不是会计局部的、具体的、特殊的问题， 而是有关会计世界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 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2、思辨性-会计哲学观虽然亦要求以经验为基础， 但又必须超越经验， 以普遍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的逻辑形式与方法来反映会计世界， 具有强烈的思辨性。
3、不够确定性-会计哲学观对具体问题的探求不像实证法那样可得到精确的、单义的、确定的结论， 而是可作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人虽然采用同一哲学观， 仍可得出不同的结论。
4、难以检验性-会计哲学观对问题的解释不可能像实证法那样在可控条件下对具体结论可进行实验的直接检验， 因其检验必须通过大量的、长期的实践活动的总和方能奏效。
另则， 会计哲学观是会计意识文化的构成部分， 因而它的形成除却与会计科学一样主要依源于会计存在（会计实践） 外， 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各种会计意识文化如会计价值观、道德观等通过长时期的对会计人员的熏陶， 潜移默化到他们的头脑中， 逐步形成了指导会计人员行为的哲学观念， 因而它的内容亦就有了狭义与广义之别。所谓的狭义会计哲学观的内容就是会计哲学观的内涵所具有的会计世界观、会计方法论和会计认识论， 因为哲学就其本质而言， 就是关于世界观、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科学。而广义会计哲学观的内容除狭义的会计哲学观外， 还包括会计价值观、法律观、道德观、思想、信念等， 实际上就是囊括了会计意识文化的内容。
笔者认为， 虽然一切会计意识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内容） 都得接受会计哲学观的支配， 甚至可以说会计价值观、会计思想等会计意识文化内容的形式都离不开会计哲学观的辐射与影响； 反之， 会计意识文化的其他内容的发展亦会促进会计哲学观的更趋完善与成熟。但如就以此将会计意识文化的内容作为广义的会计哲学观的内容， 却未免有些不符逻辑。因为一则， 虽然会计哲学观是会计意识文化的构成内容之一， 但却统驭和支配着会计意识文化的其他内容， 是会计文化的最高层次， 会计意识文化的其他内容在会计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能与之并列； 二则， 会计哲学观与会计意识文化中的会计价值观、会计思想等内容， 毕竟是不同的概念， 如将这些内容作为会计哲学观的内容， 则在内涵上不相一致。所以以狭义的内容即会计世界观、会计方法论与会计认识论作为会计哲学观的内容， 不仅更符合会计哲学观的自身规律， 而且亦更切合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针， 其三大内容的具体构成如下：
1、会计世界观。会计世界观是会计哲学观最根本的观点， 主要包括会计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运动是会计物质的根本属性、空间与时间是运动着的会计物质的存在形式共三个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观点， 是研究和解决一切会计问题的起点与基础。会计唯物观认为会计所反映和利用会计信息的管理活动过程是一个物质运动过程， 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会计就是以货币为计量手段， 通过对价值运动（具体表现为资金运动即企业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活动） 的事前预测、决策， 事中控制、监督， 事后核算、分析， 然后对外进行会计反映和对内进行会计管理的物质活动。因而客观性即真实性原则就成为了指导和规范会计业务活动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第一原则。会计的运动观认为， 一切会计事物尤其是会计对象的资金（价值） 始终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中， 其不仅有量（存量与流量） 和结构（来源与占用） 的运动变化， 而且还有静态（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和动态（利润= 收入-费用） 的运动变化， 因而配比性、权责发生制、一致性等原则就成为了指导和规范整个会计运动的原则。会计的时空观认为一切会计事物包括会计信息管理活动过程都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的， 会计运动的空间就是会计核算、报告的范围（空间位置）， 会计运动的时间就是会计核算、报告的期间（时间界限）。因为会计信息管理活动既是一个有一定空间范围又是一个有一定时间顺序的运动， 离开空间与时间的会计活动是不存在的。因而会计主体假设、会计持续经营和期间假设， 就成为了会计运动的前提和会计实务处理的基础。
2、会计方法论。会计方法论是会计哲学观的揭示会计世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 主要包括会计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规律， 为会计科学理论研究和会计工作提供了方法的总原则。会计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任何会计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 而是同周围的其他会计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由此形成会计的统一整体才能存在和发展的。因而在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工作中， 必须正确处理好会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如全国通用的会计准则和各企业内部的具体会计制度） 的关系、会计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如重要会计事项和一般会计事项的核算与信息的揭示） 的关系、会计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如会计分配上的国家、企业、个人利益） 的关系等。会计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任何会计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以及会计事物的量变若突破一定的“ 度”（界限）， 就会引起质变。如历史成本？面值货币单位会计核算模式， 在物价变动不大的区间内是可行的， 若发生了持续性的严重通货膨胀， 物价上升指数超过10% 或15% 这个“ 度”， 则会计核算模式就必须发生质变， 即采用现行成本？固定货币单位等通货膨胀会计核算模式才能适应。会计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任何会计事物的内部都有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 一般而言， 在会计事物发展的总过程中， 经两次否定-由肯定到否定， 再由否定到第二次否定， 即否定之否定， 会计事物的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 从表面上看好像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但在实质上是更高级的新东西， 这说明了会计事物发展的迂回曲折性。如关于会计属性的研究， 50 年代伊始就有人提出会计只是文字和数量相结合的技术性工作， 到了60 年代， 尤其是“ 文革” 时期， 则完全予以了否定， 一边倒的观点是会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后经拨乱反正， 产生了会计具有阶级性和技术性的两重性的综合观点。至90 年代， 会计理论界通过反思， 逐渐否定了会计的阶级属性， 重新提出了会计具有技术性和社会性或技术性和中立性的双重属性观点， 较50 年代的单重技术性观在会计理论研究上显然是一大进步。
3、会计认识论。会计认识论是会计哲学观中认识会计世界和改造会计世界的科学武器， 会计认识来源于会计实践， 在初级阶段产生感性认识， 随着会计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发展成为高级阶段的理性认识， 理性认识反过来又回到会计实践， 如在会计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目的， 证明理性认识是正确的， 则就完成了一个具体过程的会计认识运动， 这亦就是会计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无疑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传统的按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经营方式制定的财务会计制度已愈来愈不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会计实践的需要， 伴随着十多年的会计实践的发展， 在会计界已形成了必须重新制定不分行业、不分所有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适用于我国境内所有企业的新的财务会计制度这一共识， 经反复不断的会计实践和会计科学理论的探索研究， 终于出台了由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 并于1993 年7 月1 日起在全国试行。通过这几年的会计实践检验， 证明这一新的基本会计准则是正确的， 在此基础上又在逐步制定和推行具体会计准则。因而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推行这一过程， 就是对会计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最好应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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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夏基松： 《现代西方哲学教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哲学观论文范文3
“生存安全性”危机问题在当代的凸显，并非仅仅是一个偶然化的公共性文化事件，这不是一个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模式的简单实践的结果，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有的状况，而是一个兼具公共性社会转型和“复合现代性”逻辑运演的必然后果。生存安全性问题的多层、多维度呈现真实的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存安全性本身成为一个问题，一个应值得我们每个民众都认真对待的问题，生存安全性危机的现象已经在社会生活各领域都可以看到，成为一个安全的梦魇和思维的缠绕。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安全问题，我们只有认真研究其内在的哲学上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信念，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发现安全的本体和结构特征。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一个重要的挑战与机遇共存的历史性关节点，人的“生存安全性”本体性之寻求成为马克思主义介入时代境遇的本真。当下时代“安全”的缺失使发展性建立在流沙之上。对人的安全性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信念的基本模态、生存安全性的认知结构、人获得安全的多重方式进行人学价值论的探讨，推演出安全是人的本体，进而确立“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这就为“中国梦”的世界性出场方式确立了“人的生存安全性”的自觉实践向度。“安全”始终是人和世界发展核心的地基和本体，在一定的价值意义上发展的归宿就是获得、生成人的持续性的安全实现。澄明马克思哲学改造世界的理论在于，人以“世界即人，人即世界”的公共性逻辑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生成一个共享性、安全性、发展性的人之公共性世界。生存安全性之成为一个问题，出现了公共性的生存安全性危机和多领域的安全问题，其表现是多维度的，在哲学和人学价值论逻辑中，集中表现为：知识的生存安全性危机、文化价值生存安全性危机、社会生存安全性危机、生态生存安全性危机、科学技术生存安全性危机及公共性的生存安全性危机等多方面的交互共融的“生存安全性”危机场域的形成；同时，也表达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自身在时代鲜活场景中的逻辑和话语失语，进而形成的人的生命自觉活力表达的怯场和改造世界的意义结构的失衡。
首先，从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进化史来看，生存安全性的危机或安全问题的多发主要是一个近代工业革命后的思想事件，工业社会的全面性的社会领域分化和社会公共性转型的紧张矛盾所造就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的高发和人的“生存安全性”危机。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它集中表现为生存安全性文化理想的迷茫和价值信念的缺失，是人自身理性的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的危机。雅斯贝尔斯说：“在这样的时代里，现实主义表面上处于高涨状态，实践上现实是丧失了；由于意识到了现实的丧失，才产生出人类心灵的危机和哲学活动。”尼采对生存安全困境的反思是在精神价值和信仰上的，尼采否定了旧哲学的非生存性价值观,认为“存在———除‘生命’而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尼采言明：“当我们谈论价值时,我们是在生命鼓舞之下,在生命之光照耀下谈论价值;正是生命(强力意志)迫使我们建立价值。”尼采对整体性的人的生存安全性的担忧，迫使他从生命强力意志处建立价值信念与生命活力。克尔凯郭尔的孤独个体的悖论性生存是其哲学建立的基础，这种悖论性生存表现为生存安全性现象的喜剧感和选择的悲怆，克尔凯郭尔说：“我对生活的看法是毫无意义的。我假定一种邪恶的精灵在我的鼻梁上装了一副眼镜，这眼镜的一块镜片按一种极大的比率放大，而它的另一块镜片则按同样的比率缩小。”奥伊肯也深感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丧失导致的精神贫困局面，当下呈现的是“现实社会在不断地抵制着人们的种种努力，甚至连人们内心也不只是在依赖精神追求。从批判的眼光看，人们现在的生活好像突然被两种对立的东西撕裂破坏，似乎找不到可以合理生存所需的依赖对象……当这种挑战混乱人的内心时，人就会感到困惑和虚弱，低下的本性阻止着他们前进，此时他的信仰就开始崩塌，不再认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生存安全性”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性的文化价值共识，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西塞罗说：“从来就没有其他私人朋友给过我这样的东西———安全、保障、尊严。”海德格尔说：“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却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安全。”“安全存在乃是整体牵引之吸引中的隐蔽的安居。”霍布斯说：“者（不论他是一位君主还是一个会议）的职责在于人们赋予他这种的目的，那就是为了人民谋取安全……但这里所说的安全不仅仅指性命的保障，而且也包括每个人在生活上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一切其他的满足，但前提是，这些满足必须是通过合法劳动，在不危害国家的情况下取得的。”孔多塞认为：“更大的安全性、更可靠的和更经常的闲暇，就使人能从事思考了，或者至少是从事持续不断的观察。”马克思对安全的论述是：“还有两种人权：平等和安全……‘安全就是社会为了保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一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黑格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把市民社会叫做‘需要理智的国家’。市民社会并没有借助安全这一概念而超越自己的利己主义。相反的，安全却是这种利己主义的保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安全”始终是作为一种生存维度的观念受到历史性的认同。虽然在历史上“生存安全性”不被人们明确地表达出来或清晰地反思性地在哲学层面认识到。但它所深蕴的历史传统却成为时代所接受的一种文化价值归属感，作为一种理念的表达“安全”和“生存安全性”更多的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不同时代社会公共价值的理性彰显，是人们真实生存情景的观念反映。从对重要思想家、哲学家对安全观念的论述可以看到，安全寻求是众多哲学家不懈的追求。安全问题一直以来是人类所关心的终极性问题，安全同自由、正义、法权、尊严、幸福有着深刻的关联，近代国家和社会理性建立奠定了安全问题解决逻辑的基础。但总体来说，“生存安全性”观念的缺失和文化价值信念的迷失这一特征仍在不断地蔓延，现代社会至今还不断遭遇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和生存安全性危机。
其次，中国社会之安全问题和生存安全性危机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而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给中国的公共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人们看到了自由与繁荣的富裕社会的新型工业化景象。新型工业化虽然对于社会的公共生活有积极的影响，已经很优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时期的社会公共生活，但是总体性的格局还是会导致安全问题的多发和人的生存安全性危机问题的竞相迸发。整体性工业化的社会现实结构的心灵秩序化表达，促成了全社会集体行动逻辑存在的切身性理由，人本体性的“生存安全性”文化与价值信念在此种集体行动的理由中遭遇现实的行动逻辑的张力，不断消解着安全的内在文化理想和制度性公共价值追求。现实存在领域追寻安全的通道的受阻迫使人在心理学和宗教性上不断寻索安全性的踪影。二是“安全”观念的学科化、领域化逐步降低了安全的整体性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信念，因为市场逻辑和资本逻辑的结合所导向的行动逻辑就是，安全的领域化设置能提高“安全规训”的整体性效果，所以现代化的市场改革最容易导致的就是安全设置的固化、序列化、领域化，进而使安全丧失公共性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信念，所以在这种社会状况中人们都认为，“对这些开放的序列的治理，只能在概率估算意义上来进行控制……这恰好就是安全机制的核心特征”。这种导引的理智结构化之世界观假设，让生命安全存在于一种机械化的程序设置之中，却丧失了一种总体性的文化公共性的“生存安全性”哲学理念的价值实践。
二、“生存安全性”观念展演的历史阶段及价值逻辑
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历程中最关注的就是“生存安全性”，其本质逻辑就是确立人之安全性存在的本体性价值秩序。综观人类“生存安全性”观念史逻辑的演进阶段，坦率地讲，人类“生存安全性”观念的展演有以下几个阶段：一是早期以“图腾、神、符号为核心的生存安全性价值即人的依赖性生存安全性价值”阶段；二是“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金钱、权力生存安全性价值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存安全性价值”阶段；三是“从‘国家本位安全性价值观’到以人为本为核心，公共性的和谐、共生、共给的生存安全性价值即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阶段的初级阶段”。我们当下正处于从“国家本位安全性价值观”到以人为本为核心，公共性的和谐、共生、共给的生存安全性价值阶段。此阶段的核心的生存安全性特质就是安全治理范型从国家治理逐步向“国家-社会-人”共生治理之复合状意义结构和价值实践路径迈进。已经从物质和精神、金钱和权力的单向度追寻及二元格局选择中，走向多元优化逻辑之生存安全性观念逻辑证成实践。人已经灵性的发现“中国道路”、“中国梦”的真实实践之优化路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生成并确证着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安全性观念，这种确证是通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现实”实践澄明所确立的。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基本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个性。从生存安全性观念的展演阶段来看，图腾、神、符号为核心的生存安全性价值就是人的依赖性阶段的主要生存安全性观念，因为此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在地球上蔓延和呼吸的一切动物之中，人最爱打破偶像———因为他也最爱塑造偶像。他总是在从事为自己的喜悦及崇拜而构造理想，又不断发现他所崇拜的是偶然并打碎他自己的创造”。
人处于现实迷茫与灵魂关怀的渴望之交互存在中，图腾、神、符号以一种安全性敞开的方式把人纳入其人文价值关怀的生存安全性空间中，人在其中得到安全性生存的价值秩序，进而人也公共性的体验到了灵魂的圣境，同时人也身陷于其构结的多重价值空间中，这种开敞是向正在到来的他者的开敞，它被看作是一种巨大的冒险，是跃入黑暗，是一种致命的跌落，即跌进耗空一切的烈火。在焦灼的生存体验和公共性实践中人在艰难地寻求着一种安全性生存的实践，在实践中人也确立了一种人的依赖性统治的生存安全性观念和文化逻辑。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金钱、权力生存安全性价值就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存安全性观念的集中表现。在此阶段中，社会存在处于一个资本物性逻辑、权力支配逻辑、国家政治逻辑深刻演绎交汇的真实之时代景观中，多重逻辑交汇场景的无限放大导致产生伪性安全观，人近视地以为只有近看才是更清楚的，生活中诸神的离去，人的伪性在场，异化物的人化登场，伦理道德的远行，以致于人深深地把自己埋植于这样的物性逻辑构序的社会关系中，每天都强调着安全、公平、正义、和谐，却处处感到不安全、不公平、不正义、不和谐。人人都以表演的姿态在安居，思想的力量之舞把人带到永难竭尽“安居”、“公平”、“正义”的真实思境。此种阶段人的生存安全性在存在于物的依赖基础之上，人摆脱了第一阶段人与人的依赖性的严酷束缚，看到了光明的独立图景，但同时，人也深深地陷入物性依赖之中，个人完全存在与资本逻辑的王国中。理性地讲，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经的生存安全性价值阶段。“从‘国家本位安全性价值观’到以人为本为核心，公共性的和谐、共生、共给的生存安全性价值即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阶段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社会观念不再作为人的异己力量支配人，而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此时人确立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存安全性观念。马克思对“生存安全性”的关注和建构路径根本上是建立在近性的基础之上，从社会实践治理和改造领域进入人的生存安全性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确证。把这一实践的逻辑置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史展演路径之中，从而深刻地达到了安全的真理性，即把生存安全性的文化理想的实现放置在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之中，历史性的澄明了全球化时代中，人之安全性生存的理性向度。
三、“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吁求及“生存安全性”自觉实践向度
“总体安全观”是全球化时代中最具时代精神的哲学理念，彰显了人类以“共同体”的方式生存的安全性向度，“共同安全、共享安全、共生安全、共建安全”是总体安全观对全球化复杂安全性最切近的社会公共生活结构和公共价值的鲜明表达，是当代全球复杂现代性背景下“生存安全性”自觉的实践合理性向度，澄明了我们人类共同安全性生存的生活真实。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独自掌握自觉的命运。存在着每个个体都要面对但又不能独自对付与解决的任务。”所以，共同性的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存安全性危机是当代人的文化公共性理想和价值信念。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是国家安全治理的一个鲜明的制度创新与机制的展开，但从生存安全性观念的人学逻辑看，则是在更大的视野和范围内重塑了文化与价值信念上的“总体安全观”理论，它是中国现代化和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改革实践合理性确立和证成的现实逻辑，代表了社会的公共价值和时代精神。从总体上讲，当代中国社会生存安全性观念及总体安全观价值理念的形成是一个以内在性渐进生成为主、外在性引导、批判性反思及自觉实践建构和创制的过程。
从国家建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实践状况发生了深刻的转型，民众对“生存安全”的观念的吁求已经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单向度的保障走向了多元、自治、共治及多层次的生存安全性实现方式，安全性生存成为人的本体性价值境界，已经从民族国家的重心转变为人的重心，是我们共同生存的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马航事件”作为一个重大公共性安全事件，20个国家积极地参与马航失联客机的搜寻，集中表达了世界共同性的对人之生命安全的珍视，以共同安全的方式确证着人的本体性安全之世界人类公共性文化境界。“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是全球化哲学的重要内容，是对人之安全性生存的本体性观念“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实践体认和深切关注，追求的是人类共同体生存的普遍性的公正与正义价值追求。首先，生存安全性的自觉实践所造就的真实场景就是当代中国正以一种“总体安全观”融入全球化的社会公共生活与公共行动逻辑之中，以一种世界性、公共性的方式，看待整体性的社会与文化状况，这种开放性正在不断地健全和培育着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性。民众在生存安全性的文化理想与价值信念的塑造之中，会以“积极安全”的姿态直面多种安全问题和安全危机。其次，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建构是在复杂现代性中实现的，而生存安全性和总体安全观是最具核心性的社会公共性文化价值信念。最后，“总体安全观”的哲学吁求是生存安全性之共享的治理本性，生存安全性观念需要“总体安全观”在整体性上的理性制度规制，只有社会整体性的安全观的制度伦理确立，才能最终生成生存安全性的文化理想和价值信念。“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是在社会制度伦理证成的视域中，确立了民众生存安全性的文化实践。
“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是在对理性的制度伦理考察下确立文化实践逻辑的，理性的自信的背反就是这种片面的确定性逻辑把人的命运和社会责任以及人的安全性生存中纳入一种确定性的追求之中，导致了人在科技、工具理性的被迫劳顿下畸形、片面、物化的发展，进而整体性的安全文化形态呈现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衡与分裂。在占有性安全生存之物欲逻辑之中人有了成就性的荣耀，这是一种占有性安全生存现实实践范式。总体安全观的哲学理念对于生存安全性观念的化育始终在制度伦理和人性真实的限度之内。在安全观念上，深刻地拒绝一种单向度的理性安全观，所诉求的是复杂现代性中多元差异之基础上的共生安全治理的制度伦理性确立，进而，生成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文化理想及价值信念。
四、结语
哲学观论文范文4
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上，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语言神授论”和“语言天赋论”持否定态度，主张以历史的、发展的、进化的和唯物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韩礼德认为应借助神经语言学、生物科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来研究语言，并始终坚持进化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观点。其中，进化观是“受到神经生物学家艾德尔曼(Edelman)‘神经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影响”⑨，历史观是“受到中国学者罗常培的影响”。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唯物观可从语言的个体发生、种系发生和话语发生的相关讨论中得到具体阐释。关于个体发生，韩礼德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通过对他儿子奈杰尔(Nige1)的语言学习过程进行个案观察，他认为成人语言是由幼儿原型语言发展而成，语言发展过程即是以原型语言为中介语的生物进化过程。而原型语言起源于物质与意识这对矛盾的经验模式。原型语言最初表现为通过声音、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索取物品或支配他人的行为。随着需求和互动的增多，发音系统随之发生改变，可以用不同声音指代不同的意义，并以此切分大量精密的意义系统。个体语言发展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人际关系协商到经验的概念构建，再到语篇形成。依据贝尔法则，韩礼德将儿童个体语言的发生过程类比推知语言的种系发生，为种系发生提出假设。从种系发生看，有声语言的语序是从原始非语言交流进化而来，语言功能的扩展是为表达说话者的经验，语篇复杂性是为协商社会关系和构建经验服务的。结合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韩礼德指出人类的原型语言成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意义的有声语言形成于现代智人。
关于话语发生，韩礼德认为儿童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语法可言，语言是一个两层的系统，即声音与意义，这至少是儿童原型语言的组织方式。在真正掌握母语之前，他们通常会为自己构建一套符号系统。而在两岁左右的时候，这一系统被一个三层的系统(意义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和表达系统)所替代，意义先被编码成为词汇，而词汇再被编码成为表达形式(即声音)。上述分析表明，韩礼德关注语言的进化和发展史，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这三个术语本身也说明要用历时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因为种系发生指“语言的历史”，个体发生指“个人的历史”，话语发生指“语篇的历史”。同时，在语言起源问题上，韩礼德指出是幼儿交际互动和需要的增多促成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发展进化的唯物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一致。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恩格斯在谈到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时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增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⑨同时，他还指出语言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发展变化的，而非稳定的体系。虽然语言有其内在的约束机制，但依然会紧随历史的脚步，映射时代的影子，“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⑨。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即种系发生)两个维度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而韩礼德采用上述三个维度。其中，logogeny(语篇发生)一词是韩礼德自创的术语，前缀logo一表示“语言”、“逻辑”、或“语篇”等含义，后缀一geny则是“创造”或“进化”的意思。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的唯物论视角，还体现在有关意义产生的论述方面。韩礼德强调意义产生于语境，意义是语言系统与语言使用环境之间的关联产物，意义与行为相伴而生，都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这些论点和巴赫金的语境论和体裁理论都十分契合。
二、语言的本质属性论：社会实践论域下的社会语言观
韩礼德受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Bemstein)、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Minowski)和语言学家费斯(J．R．Fiah)、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以及拉波夫(W．Labov)等人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70年代至8O年代风行一时的语言研究视角的影响，从社会的角度探索语言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作为“社会人”的研究成了语言研究的主题，语言研究因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鉴于此，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这种本质属性观来源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和韩礼德都把语言当作是资源，而不是乔姆斯基所认为的一套规则。把语言当作资源时，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更多关注语言的社会性，从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一书中做过详细阐释。在有关论述中，韩礼德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行为潜势(即社会行为)，儿童成长为社会人，必须以语言为媒介，在和各种社会群体(如家庭、社团等)建立起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通过吸收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文化观，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人。简言之，是语言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一员，语言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重视语言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韩礼德有关语言社会性的论述，还体现在韩礼德有关集体语言构建观以及集体经验观，即强调语言的集体行为和互动关系。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语言。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述中也有所涉及。@马克思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语言观，反对语言神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符号系统，体现为一种社会性的交往活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语言的社会性和人的社会化密不可分”。他们认为，人们通过语言交流思想、相互理解、共同劳作，并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描述，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对象化实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语言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也不可能被个人凭空产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竞有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语言的此番论述与哈桑(R．Hasan)在访谈录音中有关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哈桑在访谈中针对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阐释补充说，“语言的社会属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人对此加以刁难，认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心智活动或思维活动。我们有大脑，我们肯定相信心智活动的存在。但心智活动离不开社会，否则，它会在半空中无所依托。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就像鲁滨逊一样)，心智活动也不会发展。人类必须融入社会。离开社会，人类无法生存。人类语言更是如此，离开社会，就成了一堆空壳。”⑩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也做过阐述，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语言也不同于上层建筑，不同于经济基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关于语言社会性的认识，沃洛西洛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也提到，语言是一项共享的实践活动。他还指出，语言研究应和文化研究相融合，对语言的考察不应只局限而应“超越”语言体系的各层次，进入话语领域。⑩沃洛西洛夫的超语言学见解受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重视。以上分析说明，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认识跟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的论述十分契合。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离开了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实践，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脱离实践的语言观是抽象的，这显然有别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语言观、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社会性的共同认识，促使他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彼此都认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反映和被反映的或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同时，韩礼德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建构论，语言与现实之间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反映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这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积极地表征社会现实或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语言与现实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或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这种关系认识建立在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规约和系统的认识基础之上。当把语言看作一套社会规约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但把语言看作是由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语言层次构成的系统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因为三个层级之间是一种实现的关系。具体来说，韩礼德认为，当把语言当作系统时，语义层是社会系统(如意识形态等)的意义潜势，语言是意义潜势编码的重要的手段之一，意义潜势是对社会系统的实现形式；词汇语法层是意义潜势的实现形式，而语音层则是词汇语法层的实现形式。这样，语言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一种构建与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不再被看作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意义能动地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韩礼德和麦蒂逊在《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认知》一书中并没有使用“社会现实”这一术语，而是使用“经验”这一术语。在韩礼德和麦蒂逊看来“经验就是人们用语言手段构建的现实”。语言形式如何通过意义潜势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具体来讲，概念意义构建社会现实或者说社会经验；人际意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经由协商和角色分配等手段构建社会关系；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通过语篇形式来构建，语篇形式是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桥梁。语言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关系的认识导致系统功能语言学者把意义当作是一种潜势，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体现，在任何语言层面(包括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上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选择。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是一种选择的关系，而语言形式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之间体现为一种示例的关系。
三、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辩证法
在批判索绪尔二元对立研究思想后，韩礼德承继了沃洛希洛夫((V．N．Volosinov)、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son)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辩证法思想，并有效适用于语言研究。韩礼德语言学研究的辩证法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三维度整体论语言学研究思想。韩礼德认为“研究语言应该把语言当作一个整体，从三维立体的视角研究语言，即从上位、下位和本位三个维度研究语言”。曾这种三维立体研究与语言的三个层次(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相对应。从语言研究层次的角度看，从语义层研究即是从上位研究，主要研究词汇语法范畴如何实现意义表达；从词汇语法层即是从本位研究，关注词汇语法主体及其与周围的关系；从音系层即是从下位研究，研究词汇和语法范畴如何在形态和语音层得以体现。韩礼德把这种整体观进一步运用到语言系统的具体分析。以小句研究为例，他认为应该从小句之上(小句复合体)、小句之下(词组和短语)和小句周围(小句、小句之旁和小句之外)研究语言。互补性语言学研究思维方式。除整体性研究思想外，韩礼德还主张用互补的视角研究语言，这一思想的成熟标志是2008年《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的出版。互补性思想显然有别于二元论思想。在韩礼德看来，互补思想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方法和原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韩礼德的互补性思想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互补性，二是语言系统研究的互补性。在韩礼德看来，语言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生物体之间的研究和生物体内部研究两种。生物体之间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把生物体当作整体，重视生物体的社会行为和环境的互动，从外部研究语言，这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功能观。
生物体内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重视生物体的生物属性，尤其是大脑的内部结构，从生物体内部研究语言。语言研究可从以这两种方法中任意一种方法人手，不同点在于生物体之间的研究方法常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行为，生物体内部的研究方法把语言当作知识。这两种研究方法，在韩礼德看来是互补的。把语言当作知识的研究方法试图回答生物个体大脑内部与语言表达和理解有关的运行机制，回答生物个体如何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和学习语言。然而，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离不开语境，人们并非把语言当作抽象的有声系统或语法规则加以理解，而是通过学会如何使用才能掌握语言。因而，韩礼德认为两种研究方法彼此互补，不可分割。另外，韩礼德和麦蒂逊主张应采用类型学和拓扑学相结合的互补研究视角研究意义系统，因为类型学关注线性的意义系统，而拓扑学关注意义的空间维度，二者对意义的研究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韩礼德还进一步把这种互补性的思想贯穿到整个语言系统的研究，认为“互补性是语言系统的一个根本属性”。在《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中，韩礼德认为语言系统中存在三种互补模式：词汇与语法的互补、语言作为系统与语言作为语篇的互补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互补。除此之外，语言系统还存在及物与作格、创造与转换、肯定与否定、情态与意态、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析取与合取、一致式与隐喻式，内部与外部等方面的互补性。根据语言使用来研究语言的实践论研究思想。在语言研究方法上，韩礼德还主张研究语言应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是以解决语言问题为导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专门回答跟语言打交道的人们(如译者、病理学者、教师等)所提出的问题，用韩礼德的话说，就是“要根据语言的使用来研究语言”。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上已发展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应用上也十分广泛，比如在翻译研究、临床话语分析、教育教学、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文体学、语言类型学、人工智能、语料库、计算语言学和法律文本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广泛应用情况以及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看，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适用语言学”。韩礼德语言学研究思想体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辩证研究方法，在门派林立、新颖语言理论层出不穷的现代语境下，韩礼德的语言学研究思想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融式发展。
四、余论
哲学观论文范文5
一、近代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为其科学性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
近代后期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给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产生提供了更为成熟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近代前期，自然科学多数处于搜集材料阶段，研究方法主要依靠分析和解剖，研究对象主要是既成的事物，还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演化和发展，只有力学的发展比较完善。由于力学的较高发展，人们似乎以为力学规律是万能的，企图用“力”解释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把自然界中的各种运动形式都简单地归结为机械的运动，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从而逐渐形成自然科学研究中长达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18世纪中叶以来，西欧工业革命促使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现。首先是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他用原始星云的吸引和排斥作用解释了太阳系的起源，否定了神的第一推动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潮汐摩擦理论，说明了太阳系不仅有一个起源过程，而且还有一个演变灭亡的过程，在僵化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接着是英国地质学家C.赖尔用地球表面对立的力量解释了地球表面的发展变化即：水成作用和火成作用，批判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二个缺口。在物理学领域，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发现，揭示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普遍联系；麦克斯韦电磁理论证明了电、磁、光之间的同一性；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揭示了物理—化学过程的不可逆性等，这些理论的提出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新缺口。原子—分子学说的建立确立了化学的基础；元素周期律的发现揭示了自然界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德国的F.韦勒用无机原料人工合成尿素，证明了无机界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对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生物学家M.J.施莱登和T.施旺分别发现了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消除了动物界同植物界之间的壁垒；C.R.达尔文又以丰富的事实论证了生物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历程有力地批判了目的论、神创论和不变论。由此，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了，它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自然界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离的，物质和运动不仅有量的差别和变化，还有质的差别和变化，是多样性的统一。高级运动形式由低级运动形式转化而来，它包含低级运动形式，但不能完全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物质是发展演化和永恒循环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这种发展演化和循环是永恒不变的，而这种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近代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到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就是在这种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观为其科学性奠定了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近代自然科学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但他们最早只将其运用于对自然界的研究，后来他们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引入了人类社会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唯物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以暴力的革命暴力的反革命最终夺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见，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最终必然被新的更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全社会所有人共同参加劳动，劳动产品归全社会所有人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
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其科学性奠定了实践基础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他们还没来得及将其付诸实践就离开了我们。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却没有连同他们离去从此静止不动，而是被继承了下来，还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1896年，贝克莱尔发现放射性；1897年，汤姆逊发现电子；这三大物理实验的新发现冲击着经典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性原理，光速不变原理，推论；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性原理，等效原理，推论。普朗克提出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波尔的量子化原子轨道理论；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概念；海森堡的矩阵力学；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的统一等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和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系统科学等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又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列宁在此基础上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新发展，论证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夸大数学的作用，不懂得真正的辩证法；真理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提出了在亚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如何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在冷战后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谷资本主义又发生了很多新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等问题。
现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诸如资本主义开始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等手段干预国家经济，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还运用很多新手段改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使其矛盾或者得到缓和或者用更隐蔽的方式掩盖了起来，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必然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构成挑战，但是由此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就被这些新情况误导了，我们要分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手段与其本质的区别，要看到它们的新变化，看到19世纪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地回答今年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这些新问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如何与时俱进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其是否科学的问题。只有这样，才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科学实质，最终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摘要：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很多新变化，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眼里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的论断越来越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势现实形成鲜明的反差。
关键词：社会主义观；科学性；哲学解析
参考文献：
[1]严书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3).
[2]李屏南.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与时俱进[J].社会主义研究,2003,(4).
哲学观论文范文6
关键词：哲学；会计理论；会计哲学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意为“爱智慧”。哲学的经典定义是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会计理论是采用一定逻辑形式对会计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具有综合性和条理性的理性认识。从概念可以看出，哲学和会计理论都是一种认识，但是哲学的认识范围更广，抽象程度更高，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哲学的思想、哲学的方法以及哲学的理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会计理论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我国著名会计学家王世定曾指出：“会计观是人们对会计的基本认识和本质看法。它是研究会计理论，做好会计工作的基础。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会计学派，无论他们在具体观点上有多少分歧，归根结底都可以从会计观上找到缘由”。“会计观应该是指人们对会计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看法”。
哲学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由来已久，本文意在总结前人的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的体现，分析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同时，探讨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
（一）关于会计哲学。会计哲学是理论会计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它提供给会计学的仅仅是思想方法层次或关于经济方法的哲学反思而并非直接、单纯的会计理论。通过对会计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会计学科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构建相关的新型会计学科，完善已有的会计学科理论体系，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深层次发展。
1、会计哲学的涵义和定位。关于什么是会计哲学，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著名会计学家于玉林（2003）认为，会计哲学应分为以下两个层次：①会计人员以哲学原理为指导进行会计工作，即会计应用哲学；②对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进行总结，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门分支学科――会计哲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会计原理，研究会计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应用哲学。
2、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关于会计哲学的内容，国内一些会计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本质论、会计内容论、会计形式论、会计关系论等；也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研究方法、会计对象的哲学探讨、会计职能的哲学探讨、会计形式的哲学探讨、会计的时空观、会计的意识论、会计本质的探讨、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会计改革的哲学探讨等。
（二）关于会计应用哲学。汪新泉对会计理论的一些内容（如会计等式）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李法贵认为会计理论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轨迹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之否定规律。栾甫贵探讨了哲学在会计制度建设中的理论基础作用，并指出会计制度的变迁离不开哲学的指导。
三、会计哲学、会计应用哲学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
（一）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从上面文献综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主要在于：
第一，性质不同。会计哲学是应用哲学基本原理认识会计规律的知识体系。它属于一门相对独立的应用哲学分支学科。会计应用哲学是在会计领域应用哲学基本原理，是在会计工作内容或在会计理论体系中反映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对象不同。会计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会计领域表现为世界观方面的一般会计规律，实际上是会计人员对这些一般会计规律的基本看法。会计应用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在会计领域各个方面的一些具体工作上，应用哲学原理进行处理的内容；这是具体问题应用相关哲学原理进行的具体处理。
第三，内容不同。会计哲学反映的内容是会计人员对会计一般规律的认识规律，是回答“怎样去认识”。会计应用哲学反映会计人员对会计领域各方面的某些问题，应用哲学原理是怎样认识的，是回答“是什么”。
（二）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会计哲学的具体应用如对会计规律形成的条件（一定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法律和管理等客观环境，会计人员素质、研究水平等主观因素）、内容、关系、因素、作用和发展趋势等的认识。
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例子，如马慧如将会计假设、原则与哲学概念、规律和范畴统一起来，如会计主体假设与空间观，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假设与时间观，货币计量中的币值稳定假设与质量互变观，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本质观，配比原则与联系观，重要性原则与重点观，会计原则的冲突与矛盾观。
会计应用哲学和会计哲学阶段均属于自觉使用哲学的阶段，两者很容易混淆。综合不同视角考察和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会计哲学作为一门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会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就是会计世界观和方法论；会计应用哲学则重在其指导实践的应用性，两者互为补充。
四、结论和展望
哲学中所运用的观点，譬如现象和本质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等等，都是会计研究所运用的哲学原理，他们共同组成了“会计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哲学思维对会计研究的渗透和应用。
我们要良好地区分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充分运用哲学原理，服务会计理论建设。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只研究了哲学原理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对于西方先进思潮对会计理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参考文献：
[1]宋小明，杨智杰.会计本质的哲学分析与现实论断[J].当代经济管理，2006.2.
[2]喻采平.哲学与会计理论发展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1.
[3]郭小芬.会计理论的哲学思考[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9.2.
[4]马慧如.关于会计假设、原则的哲学思考[J].财会通讯，2002.9.
[5]栾甫贵.论会计制度的哲学基础[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