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论文范文1
摘要：生态文明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也有其历史定位。随着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以及“现代性危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制度和生态文明的内涵越来越深入人心。在西方则出现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论述社会主义是最有利于保护生态的社会形态，并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内涵。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第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四，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而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整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第五，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酋先应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人。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有三个，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第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阐述。从另一个视角大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几年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
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而导致绝对过剩，在生态与就业上，大多数工人选择后者。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开始，这就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rl然的能力产生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址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明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是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即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三、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恩格斯说：“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生态文明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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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文明的多种内涵
笔者认为，以上几种内涵界定都是从某一特定的角度来阐述生态文明，都不能从全局上精准地涵盖生态文明的深刻内涵。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理论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可见，生态文明是人类历经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成果的总和。一般而言，生态文明包含三个相互区别而又联系的层面:其一，物质生产层面，主要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绿色产业等，核心是维护生态农业这一基础产业，以维持“自然———社会———经济”这一大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其二，社会制度层面，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社会形态。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私有制对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对生态文明的建设也至关重要。历史发展不断证明，基于私有制必然带来的“公地悲剧”，生态文明一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否则这个文明就不能成体系地建立并发挥实际的效用;其三，思想观念层面，其核心要素是生态化了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当然生态文明还包括其他更丰富的内容，其中，笔者认为最有决定意义的依然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制度层面。
(二)生态文明的系统性、整体性、渗透性、辐射性特征
学术界对于生态文明特征的论述有很多，这里不多赘述，只从内外两个层次和现实生活实践中生态危机的影响来分析生态文明的系统性、整体性、渗透性和辐射性特征。笔者认为，从内部讲，生态文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是指生态文明内部包含三个层面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各个要素彼此独立形成子系统，子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关联。系统中的每一个组成要素对于整个系统来说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都担负着明确的任务并表现出整体特性。从外部讲，生态文明并不是独立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等之外的另一种无关的文明形态，相反，它实际上是作为具有辐射性和渗透性的文明因素而发挥作用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以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为显著特征的生态危机，我们的物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私人和公共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其一，生态危机直接危害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对我们社会经济的性质、结构、目标以及增长或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其二，生态危机还作为公共政治事件影响到各国乃至国内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秩序，并威胁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其三，生态危机在思想观念方面引起人们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拜物主义、占有主义、享乐主义、奢靡浪费等“欲望主义”价值观的怀疑和反思;其四，在社会的私人和公共生活领域，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也会因为物质利害关系而陷入剑拔弩张的冲突境地，社会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必然导致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所有这些都说明:生态文明绝不是孤立的、抽象的意象性的文明观念，而是必须落到实处的实实在在的文明形态，必须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其他文明要素构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否则便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具有这样的整体性、系统性，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文明，它辐射和渗透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之中，是生态化了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及其综合统一体。
(三)生态文明遵循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
生态文明既然具有如此的整体性，那么其建设路径就必然要遵循符合其整体性特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便是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否定和超越传统的原子主义世界观和分析还原方法论基础上产生的，是近代分析科学发展到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阶段的必然产物。整体主义世界观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使得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科学实验和逻辑推理基础上建构起的整体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在方法论上表现为系统分析方法和系统综合方法的辩证统一。与之相应的整合建构性技术，应用到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必然导致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共生共存。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系统整体的社会观(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公有制的社会技术体系。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制度主体是现实的社会性的个人，追求的是社会利益，并在此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这种制度中，个人利益的实现以总体上增进社会利益为前提，在社会利益增进的同时有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个人和社会在现实的发展中获得了内在的统一，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向自己的社会本质的复归”。显然，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是必然的了。所以，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该坚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系统综合的方法论，坚持社会有机体的社会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建立符合社会历史和人性实际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从现实发展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表现得更为充分，而在社会历史和人文领域，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中遭遇到愈益复杂的传统阻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落实。实际上，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本质上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彻底唯物的世界观和历史的、实践的辩证法，生态文明的大问题如此严峻地摆在人类面前，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一致性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理应得到充分的理解、尊重和实践应用。
二、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基础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制度
(一)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态“环境问题虽然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受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制约”。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掠夺和污染，是以它对人的掠夺和污染为前提和中介的;资本主义特有的私有制及其雇佣剥削制度，是人与人的关系危机进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其物质生产方式只以不择手段地攫取无止境的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无穷无尽地赚钱获利，正是这个制度、这种生产方式的唯一目的和动机。正如马克思引用一位资产阶级学者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中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为了利润，无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即无产者)为了生存，便一个个成为“经济动物”，社会的一切———包括科技、教育、医疗、体育、文化、娱乐等等都成为资本家赚钱获利的工具。生产和消费、工作和生活都被纳入资本利润体系之中，科技也成为高效制造商品、高效消费商品、高效消耗、高效污染的工具。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经济动物”们便必然把大自然(资源和环境)也纳入资本利润的逻辑体系和生产体系之中，他们一方面精打细算，通过技术变革和扩大劳动分工不断提高生产率，使物质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种类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费金融和商品零售体系的“创新”形成庞大的商品消费机制，进而造成巨大的资源消耗、垃圾制造和环境污染。根据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积累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现在又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必然导致一方面财富被极少数人肆意挥霍和浪费，另一方面穷人们为了延续生命又会不择手段地从环境中索取生存资料，这些都必然加剧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即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愈益恶化。
(二)变革不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消除生态危机的出路
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这一制度不可改变的以利润为核心的经营战略，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对这一制度实施变革，即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虽然作了大量努力来警示我们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危机，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问题的根源(甚或无法认识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深入探究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资源枯竭、土地沙化、森林消失、物种灭绝、气候异变，这些貌似天灾实为人祸的现实困境摆在人们面前，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遭遇到了自己的自然极限。从空间角度看，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了大部分地球，把人类社会和地球自然界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物质消耗和污染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集团已经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局部战争，将世界的廉价资源地和“潜力股”市场瓜分完毕并强化了统治。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30多年的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运动，他们将国际经济分工体系重新洗牌，“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使得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不仅继续处于他们传统的廉价资源(包括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地位，而且成为他们转移高消耗、高污染的所谓“夕阳产业”的首选地，甚至成为他们堆放或填埋各种科技和产业废弃物的垃圾场。如此一来，大自然既是人类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也是人类社会“无限广阔”具有“无限容量”的垃圾场;人类文明由此得到不断的“进化”，人类也由此享受着愈益高档的物质生活，满足着自己“无边无际”的欲求。随着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地球空间越来越小，其发展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资本另一方面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人类文明的“进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欲望的满足便在时间上越来越呈现出“末日”的景象，人类文明的不可持续性越来越成为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人们的面前。莱斯和阿格尔试图通过“希望破灭的辩证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奥康纳则试图通过所谓资本主义无法提供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生态条件而产生的经济危机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已经解释了这两种方法的乌托邦性质，他指出，必须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福斯特和伯克特则最终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生态学，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好选择。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仅解决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也解决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三)资本主义不能成为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的方法论原因
与生态文明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相反，资本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是基于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子主义和分析还原方法论。在自然哲学、社会科学、政治领域的应用从根本上以获取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在自然科学领域，它把自然界的本质归结为原子，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原子乃至各种物质都是孤立而静止的，彼此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都是由构成它的原子所决定的。这种原子主义自然观决定了分析还原的方法论，即将一个整体中的部分或要素从它所在的整体中分离出来，孤立地进行理想化的观察和实验，从这个孤立部分或要素的性质和规律推断整个事物的性质和规律。这种分析还原的思维方法，忽视了事物的整体和要素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技术把完整的自然体系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也彼此“失去了”自然界内部固有的普遍联系，为人们“征服”和“战胜”自然提供了最有效的强大工具。而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把社会理解成是由一个个孤立的个人所构成的(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这些个人之间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彼此独立地追求各自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体主义社会观认为，个人的最大利益机械相加就可以得到社会的最大化利益。与之相应的个人主义的分析还原方法论认为分析社会基于分析个体的人，分析个体人的性质推及整个社会的性质。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改造社会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技术手段，这便是能够解构社会整体的私有制。私有制将社会整体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部分，形成具有清晰区分度的利益划分，并在现实关系中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社会结构达到了个体主义社会观的最高的实践境界。在社会政治领域表现为充分张扬个人意志的民主制度，这种个人主义的民主制度实际上不是“人主”，更非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是“钱主”，即单纯的物质做主，也就是作为当代私有制社会之财富象征的金钱做主。因此，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不可能平均分配，私有制所决定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也决定了这部分少数人才最具有征服和战胜社会的资格和能力。综上所述，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然、哲学和社会科学、社会政治领域的应用主观上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客观上实现了自然服务于人类的物质效益最大化，其结果便是给自然整体造成了空前的分解和破坏，这也是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危机和生态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三、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
十报告别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之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进一步指出:“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在笔者看来，这些制度都属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制度，而具体制度的运行则受到社会根本制度特别是根本经济制度即生产方式的支配和约束。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毫不含糊地强化了政府的作用，因为那些具体制度大多数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操作和调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单一市场社会中无数孤立的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强大经济冲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困难才会有可能得到克服。如上所述，单一的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备构建生态文明的内生机制，相反，它对各种危害生态的做法都起到了纵容、刺激乃至鼓励的作用。所以，只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成为走上生态文明康庄大道的最佳选择。
(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生态文明高度吻合
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它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这一制度符合前述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综合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是一种建设性、整合性的社会制度，因而与生态文明具有最高程度的吻合。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中，所有的劳动者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也是劳动产品的主人;而生产资料来自大自然，劳动产品是劳动者集体的创造物，劳动者简单消费、节约使用也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惜和尊重。恩格斯说:“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公地悲剧”只能出现在私有制主导的社会里，而在公有制主导的社会中，不仅不会出现“公地悲剧”，相反还会出现人人共有公地、人人共享公地、人人共护公地的局面，因为人人都是公地的主人，公地的生产力既是每个人的利益之所在，也是一代代人之利益所在。只有公有制才能使当代人慎用资源、珍爱环境，也才能给后人留下充足的发展空间，这也正是生态文明所追求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目的使生态文明具有现实可能性
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地规定了社会的生产目的在于直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不是为了攫取无止境的剩余价值。这个生产目的就使得人们不再把任何资源和环境都以金钱或价格的形式虚幻地呈现出来，并为了赚到更多的金钱而自由地交换和流通，相反，人们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有计划地、合理地调节和控制、配置和使用任何资源，使之真正做到“物流畅通”、“物尽其用”。社会产品恢复其使用价值的实物形态，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非欲望。这时人们的需要也会回归到人性之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的位置上来，主观欲望受客观需要的制约，便不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盲目野蛮的动力;欲望无涯、需要有限，人们有限的客观需要与大自然能够提供的资源完全可以保持动态的均衡，满足需要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不至于超出大自然的资源再生能力及环境自我净化和自我恢复的功能限度;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共进共荣，生态文明建设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三)社会主义制度的按劳分配方式是生态文明的必要基础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3
关键词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涵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以自然规律为前提，以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倡导和谐观念和推进和谐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的一种新型文明。”
当前，中国生态危机与各种社会转型矛盾相纠结，具有极强的特殊性，没有能够照搬的直接经验，只能从当下中国的问题中寻求突破口，从中国的国情中找到根据。我国最大的国情就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逻辑地包含了生态文明，因此理解当前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将它置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总体布局来分析，在保持生态文明一般特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契合。
1.2生态文明的 “中国特色”
1.2.1系统性与同步性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不应该是零散的、应景式的，而应该是系统的、整体的过程。要推进生态文明发展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发展的同步和协同。
1.2.2主动性与发展性
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特殊制度背景决定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不应该是被动的，而应该是主动的；另一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国内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不应该是消极的、脱离发展的，而应该是积极的、发展型的。
1.2.3互利性与内生性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国际背景决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不应该是对外掠夺和转嫁的，而应该是内生的和互利的。
1.2.4科学性与实践性
中国生态文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文明成果，具有十分鲜明的科学性，需要尊重科学精神才能实现，同时中国的生态文明需要在中国特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才能实现。
1.2.5历史性与现实性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成果，需要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日新月异的国际形势新变化这个客观现实，科学合理地谋划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2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1必要性
建设生态文明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要求。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前提。自然界中生物群落与其所在的环境相互依赖，并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从而形成生态系统。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在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人与自然需要和谐共处，这既是对人类长期发展的经验总结，又是对人类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建设生态文明是自然规律的必然要求。自然规律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的客观性和不可抗拒性。在自然规律面前，人类的任何力量都是渺小的，任何观点都是苍白。因此，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不可抗拒性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一个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2.2重要性
同志在十报告中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归根结底是生态建设对人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具体说来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建设生态文明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态文明是建立在人类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科学利用自然基础之上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从空间格局开发到能源资源利用；从生态系统维护到自然环境保护都表现出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状态，这样一种宜居、健康的生存环境，人类必然生活得健康、长寿，人类社会必然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以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生态文明是一派天蓝山青水蓝的气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好状态，而这恰好是美丽中国的宗旨所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维护中华大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环境系统的持续性上都具有深远意义。在生态文明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必定可以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自 2007 年起，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学术研究领域的高热度词。十报告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提出了具体的实践路径：
3.1合理开发利用空间格局
3.1.1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国土空间的开发和利用格局关系到国土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效益。因此我国根据国家发展规划和土地的特性，制订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解决我国国土规划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地说，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等。
3.1.2优化海洋格局，建设海洋强国
由于我国复杂的周边形势，十八报告首度将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向世界宣示中国将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同时，这对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有重要意义。为构建海洋强国，还需做到的是：一是做好海洋环境的监测保护工作，坚持“蓝色海洋发展”理念；二是站在国家发展高度，做好统筹规划，统一勘测，有序开发；三是培养海上渔民的国际意识和国防观念。
3.2走资源节约集约之路
3.2.1树立科学合理的发展理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就是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是正确处理经济与环境关系的本质要求。我党和政府把“绿色发展”明确写进“十二五”规划，并单篇论述；“十”报告中 “绿色发展”理念是“第一发展理念”。日常生活中，绿色建筑、绿色经济、绿色消费模式、绿色政府采购等成为关键词。
3.2.2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体系下的发展方式
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内使经济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就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就是在生产方法上强调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循环利用，从源头上减轻工业文明对资源环境压力的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生产，使经济活动成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无废弃物”的反馈或循环过程，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体现，从而达到了“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损害低、经济效益大”。
3.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系下的生活方式
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拒绝白色污染，灰霾空气等所有非环保的生活方式；开始学会接纳节能产品，接纳绿色出行等所有环保的生活方式即绿色生活方式，在社会上已成为共识。消费方式是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下需要改变奢侈、浪费的消费方式，提倡节俭、适度消费的观念。适度消费，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质量的新型消费模式已悄然成风。
3.3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3.3.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产品――生态产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产品――生态产品，是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等公共产品。可见，生态产品本身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它既能够满足社会的环保需求，又能满足人们追求身心健康的生态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的生态消费力迅速提高，生态消费需求呈现急剧增长趋势。
3.3.2保护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我国绝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树立马克思主义扬弃观，即主动吸取国际国内先进的建设理念和方法，摒弃消极的不利的理念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十”报告中提出“保护为先防治为重”的生态原则，就是要求人们主动选择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资源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活动。这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和原则。
3.4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规矩就是规范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也需要依靠制度的保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4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是一个系统理论，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一项庞大的理论工程，更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建设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积极行动起来，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最后，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还是一场质的历史性变革，将促使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作出重要调整，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时代，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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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论文范文4
[关键词]生态文明；社会发展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政治、经济、文化等是其主要成分，这些成分以一定的社会形态表征着社会发展。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就是指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的提升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提高。社会发展要求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基础上，但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却出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生态问题，生态哲学因此应运而生，它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支持：“生态哲学是一种生态学世界观，它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论框架。”[1]生态哲学以生态学世界观的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审视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人和自然双重尺度的参照系统。社会生态学家布克钦深刻地指出：“把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分开，或贬低或象征性地承认它们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将会使人们完全曲解日益加重的环境危机的原因。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相互交往方式对于解决生态危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断言：“决定未来地球生态状况的真正战场无疑在我们的社会之中。”[2]因此，我们应该重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中的“反生态化”因素，进而更好地协调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生态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治生态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表现。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生态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于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化引起的，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政治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为一种社会现象，二者似乎联系不大，但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各种环境问题，就会发现环境问题与政治是紧密相联的。而且，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随着社会发展而愈益增强，人类系统对其环境系统的作用是其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人类利用环境所提供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的过程是一个消耗自然资源、排放和产生废弃物、改变生态环境的过程，人类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生态环境的改变有直接关系，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就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可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需依靠政治的支持才能建成。
在人类早期社会的政治形态里，生态环境问题大多是政治的附庸，它没有引起统治者应有的重视，这期间自然灾害、频繁的战争以及不合理的政治决策都极大地破坏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而社会成员也没有形成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满足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欲望是政治系统基本的价值目标，政治的发展意味着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在传统社会，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能够参与政治过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
随着社会政治的不断发展，参与政治过程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参与步伐日益加快，政治系统逐渐发达，参与程度也更为深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以绿党为核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一场广泛的“绿色政治运动”，它试图走一条不同于或者说超越“左派”和“”的中间道路。“绿色政治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它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了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进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1971年，一群加拿大及美国人组成一支抗议队伍，乘坐一艘名为“彩虹勇士”的渔船，试图阻止美国在阿拉斯加进行的核试验。自此之后，亲临现场成为这个后称“绿色和平”组织抗议破坏环境行为的重要方式。今天，他们仍深信，虽然个人力量微小，但仍可坐言起行，由此唤起世人对环境问题的高度警觉。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已经行动起来，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通过社会政治活动迫使政府和社会采取措施，维护公民应有的环境权。
生态与政治的关联日趋紧密，“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环境和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3]可以说，当今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主要是由不恰当的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人口生产方式引起的，是与政府的政治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确信，整个地球的环境问题仅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要保护地球家园，解决生态问题必须积极参与和关注政治，这意味着局限于技术和科学视野的生态思维遭到了政治的挑战。人们逐渐发现，生态问题离开政治的参与，不纳入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就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可见，政治生态化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生态化
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基础之上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局面，建立经济、社会、自然良性循环的复合型生态系统。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人类、人类的技术、经济和社会都属于地球这个大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其发展的本质就是能量的流动，发展的表现是物质的流动、信息的传递，发展的追求是朝向有序[4]。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其实质就是自然界中有序的能量流入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遵循着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熵定律。经济发展只能在这些自然规律的约束下运行，如果违背这些规律，经济就会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终致崩溃。
环境问题导致大规模的经济灾害，常常引发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在社会发展史上记载着很多这样的史实。例如，中国两晋之际，“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入汉川者数成家……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5]宋孝宗乾道二年，“两浙江东大饥，淮民流徙江南者数十万。”[6]明宣宗宣德四年，“山西饥民流徙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7]秦汉以至宋元，移民运动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而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其主因之一。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也有因环境灾变所引起的大规模移民运动。19世纪40年代末期，许多爱尔兰人迁往美国，就是由于长时期降雨过多，涝灾使马铃薯收成大减，造成成了严重的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户不得不弃家出走。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了世纪最强的一次大干旱，影响了美国几乎三分之二的土地以及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区，导致许多人畜和动物死亡，大批农民不得不逃离这块干涸的土地。社会经济问题的出现可以促使具有历史自觉意识的政府清醒地认识环境危机问题，发现新情况，从而改进管理，防微杜渐，寻求生态与社会发展的新和谐。
近代以来，产业革命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人类开始利用先进的工具和技术，尽情地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各种资源，但却没有意识到大自然的报复：能源紧张、生态失衡、温室效应、水质恶化、土地荒漠化……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正随着生态系统的全面崩溃而面临消亡的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革命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但从生态哲学角度看，工业文明对自然界的掠夺不过是人类为了摆脱贫穷的饮鸩止渴行为。历经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阵痛，人类已经意识到，生物圈既不允许现代工业的无止境侵袭，也无法让以消耗大量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社会存续下去，时代在急切呼唤新的社会发展方式和新的经济增长形式。残酷的现实要求我们将经济转变为一种生态经济，它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以自然资源的节约为手段，通过开发生态经济技术实现农业、工业和生产消费品的“绿色化”，降低和遏制生产过程和产品对环境的污染，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生态性
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生存方式，人类只有借助文化才能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表现形态之一。中华民族在人与自然冲突、融合中积累了深厚而丰富的文化资源，至今仍有其光辉的价值，对建构现代生态文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强烈的生态观念，这与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是相通的。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主张人类与自然虽具有差异性，但二者是“合为一体”的，它们相依相存，合而不同，达到一种共生状态，儒家因此要求人们善待自然，顺应自然，人类与自然要和谐相处。道家主张“知足”、“知止”地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知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长足矣。”[8]“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9]“知足”、“知止”就是遵循生态系统自身的规律，控制无限膨胀的人欲，人的需求应适可而止，为了维护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必须控制自己的贪欲。墨家从小农自然经济的现实经验出发，提出独到的“节用节葬非乐”的观点，认为人的衣食住行等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可以了，房子能遮雨，衣服能避寒，没有必要奢侈腐化。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一些内容虽然带有旧的时代特征，却反映了民族性和人类性的普遍内容，代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并在现代潮流的冲击下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东方有机整体自然观对人的思维、行为具有较为直接和深层的影响，也为当代社会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生态哲学以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肯定每一个体在系统中的独特地位，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区、民族的特殊性，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是在长期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生态多样性。文化的生态多样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如中国古代大多数哲学家都坚持运用阴阳五行阐释宇宙的起源、生存和演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等，具有独特的生态性。阴阳家邹衍以《尚书・洪范》为基础创设了一套“五德始终说”，“五德”即水、火、木、金、土五行，这五德依次与自黄帝以来的朝代相匹配，认为每一朝代都有自己当属的一德，如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将来代周的朝代为水德，水德之后的朝代为土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按此说，五德相胜的次序为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历史就是这样，按五德相胜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通过阴阳五行异质同感的神秘观念，把属于自然现象的天地四时五方，同王朝更替和社会伦理的“五德”联系起来，将自然现象社会化、伦理化，把社会现象自然化。这是我国古代人有意识地把文化生态化的极好例证，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生态观。
现代文化首先从西方开始，今日的全球性危机也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所引发的。西方主客对立及自然与人类绝然分离的思维方式，使人类在世界观上具有突出的分裂倾向，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待自然的分裂，将主体的能动性无条件地赋予了人类，将客体的被动性赋予了自然，自然处于被征服、被利用的境地，为生态灾难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文化条件，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中国传统文化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从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出发，消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必将在解困全球性危机中发挥指导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内容将有助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互相认同，有助于构建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的格局。人类需要生态文化，需要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对既往文明的反思，也是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整合与重塑。生态文明下的生态文化，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追求。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它将引领人类放弃以往形成的重功利、重物欲的享乐主义，摆脱生态与人类两败俱伤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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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论文范文5
【英文摘要】ThreeimportantconclusionsaregottenfromtheanalysisoftraditionalagroecosysteminNorthChinaplain.First,inthecomponentofthe1930''''sagroecosystem,peasant''''sanimalhusbandrydecreasedaspopulationpressurebecameserious;Second,traditionalagroecosystemisusuallyatN-Limitationandwater-limitation.Third,theamountofhumanandanimalenergyinputchangedaccordingtolandscale.Householdsownmorelandhavemoreanimals,input,butsmallerhuman''''s.inputandhouseholdsownlesslandhavemorehuman''''spowerbutsmallerdraughtanimal''''s,butdifferenceofenergyinputbetweentwogroupsisnotobvious.Thechangeofproductionprocessisnotlikethetheoryof"AgriculturalInvolution"whichiswidelyusedbysomescholars,insteadofthat,productionchangeismostlyaecologicalchange,thepopulationpressuremadepeasantusingmorehumanlaborandlessanimalpower.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角度研究社会历史过程，是一个新的热点，只是实证研究较少。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关键在于个案材料的取得与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利用。实际上，生态学家已取得了对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成果，闻大中先生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50年代黑龙江省海伦县、以及《补农书》所代表的17世纪的嘉兴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E.C.ELLIS也对太湖地区区域性的生态系统的变迁作了系统性的分析[2]，其成果完全可为社会经济史学界所利用。本研究的范围限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部分，主要目的是通过生态分析把握华北的农业生产力实态。有关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已很丰富，其中以黄宗智先生的研究较为显著，黄先生用吉尔茨的“过密化”理论系统地解释传统社会末期农业生产的变化过程，但其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仍属于描述性质的。本文所依据的主要资料仍同黄先生一样，但通过生态经济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不一样的。应该说，对生态系统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更有利于实态地把握农业生产力状况，而经济分析由于局限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反映出来的数据指标往往不够准确。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相当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并未商品化，农民用自己生产的土粪施肥、投入自己家庭的劳动力，产量的相当一部分也自己家庭消费。所以，单纯的成本分析，难以全面地反映生产力实质，而生态系统的产、投分析正补充了这方面的不足。同时，本文还对与生态系统相联系的其它的社会关系特点做了探讨。
[1]WenDazhongandDavidPinentel:SeventeenthCenturyOrganicAgricultureinChina:I.corppingsystemsinJiaxingregion.HumanEcology.1986.14(1).1-14
[2]E.C.EllisandS.M.Wang.SustainableTaiLakeRegionofChina.AgricultureEcosystemsandEnvironment.1996.March22.
二、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
（一）人口、耕地与家畜
农业生态系统主要由人和经过人工驯化的生物如农作物、家畜和家禽等组成。一个地区的生物负载量是有限的，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这种限制尤为明显。在开发之初，人与动物饲养量可能协同增长，但当人口过量增长时，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的增长特别是家畜的增长便会受到一定限制，甚至减少。根据满铁对北京附近地区的调查，民国时期各种牲畜的饲料量大体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役畜的粗饲料量与精饲料量是很多的，足以与人争秸杆和粮食。尽管作物的秸杆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替代牧草资源，但由人口增长所引起的燃料需求的增加，也增加了秸杆的消耗，进而减少家畜的饲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华北平原的人口几乎达到了传统农业负载量的极限。民国时期，山东、河北的垦殖指数居全国的最高水平，分别达到48.28％和46.88％，人均耕地只有2.70亩和3.22亩（注：）[1]。人口压力会使土地利用程度加强，荒地、草地资源减少，进而牧草资源也减少。Buck的统计表明，华北平原冬麦—高粱区的牧草地面积只占耕地数的0.5％，有林木的牧草地、林地以及灌木地只占总耕地面积的2.4％，Buck按牛1头，马1头，猪5头，鸡百只折合1家畜单位计算，黄淮海平原每英亩的耕地负载0.19个家畜单位[2]，大约每32亩耕地负载一个家畜单位。人口数与家畜单位数的比值大约为6.67∶1。
另外，人口增长也使土地进一步零碎化，每户经营规模变小，越来越多的小农户无力饲养大牲畜。据对河北省25000农户的统计表明，占总数26.5％的5亩以下的农户其饲养的牛数占总牛数的比重不足1％；占总农户数21.8％的20—50亩的农户所养的牛最多，占总数的42.11％；从养骡头数而言，5—20亩的农户群体，并不是所占份额最多的群体，所占份额最多的是50—100亩的农户群体[3]。这是由于养骡需要更多的精饲料和更好的粗饲料，只有更大的经营规模才有优势。
满铁冀东地区部分调查显示，拥有耕地较多的阶层才能有能力饲养马和骡，中上等水平的农户只能饲养驴和牛，许多小农户只能饲养小驴，并且出现二户或几户共同饲养和拥有牲畜的现象[4]。彰德县的历史趋势表明，当人口压力增加、灾害加重时，饲料消耗量较多的马和骡会最先减少，牛和驴的比重可能会上升[5]。在华北，由于农村经济衰退和人口压力下土地的零细化，饲养马、骡的大农户逐渐养牛，养牛农户转向养驴，而一些小农户则干脆放弃役畜饲养[6]。
（二）作物构成与家畜
作物构成与家畜饲养的关系非常复杂，甘薯利于养猪，玉米利于大牲畜，而人口增长可能使这些有利于家畜饲养的趋势都被抵销。就华北平原而言，明清以来棉花的推广对家畜饲养的影响很大，棉花的茎叶难作饲料，其扩展势必影响家畜的饲养。河北省1952年平均每头大牲畜负担耕地32.8亩，中南部棉花集中区均在40亩以上；鲁西北产棉地区50年代平均每45亩才占有大牲畜1头，55亩耕地占有小牲畜1头[7]。在农村中，种棉花多的农户较种棉花少的农户养牲畜更难，在彰德县宋村植棉面积超过50％的农户，除了耕地规模在50亩以上的拥有1头役畜外，50亩以下的农户都没有能力饲养役畜，而棉花栽培面积在50％以下的农户在各个阶层都有役畜的饲养，且耕地拥有量越多，饲养能力越强[8]。
另外，谷类作物的不同分布也影响着牲畜饲养，就谷类作物秸杆而言，牛的杂食性比较强，而马、骡、驴等役畜对小麦桔杆则不能利用，故小麦地带养牛较多。华北平原，北部小麦种植地带的小麦往往与豆类、粟、高梁、玉米等轮作，小麦麸、豆饼也是很好的精饲料。小麦地带也往往比棉花生产地带具有更强的牲畜饲养能力[9]。
（三）生态系统的波动与家畜负载
当生态系统由于自然灾害发生波动时，系统的结构也发生变化。猪、鸡、羊等牲畜会最先减少，因为这些家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常年份和丰收年份的食物贮存，是人们将难以利用的废弃食物转化成肉食品的一种方法。据民国《房山县志》记载，养猪多寡常与人口之多寡成正比例，人口多，饭后剩余的浆水也多，“故可多畜”。当灾害来临时小牲畜会直接被当作贮存的食品最先被消费，或出卖换取粮食。当饥荒进一步加重时，人们赖以进行农业再生产的役畜也会成为食品或被出卖以换食品。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清末民国时期，灾民一般是卖牲畜换粮食，这在文献中屡有记载。直隶武清县光绪年间，“曾因各灾村耕牛驴只无力喂养，以致变价宰杀，必致明春耕种鲜用”[10]；天津一带在光绪初年因干旱而“民不聊生，无力畜牛，俱各变卖。现在得雨，无牛可耕，以致播种地仅十分之三也”[11]；而1920—1921年的河北洪水使贫穷灾民的役畜有75％被杀或被卖[12]。
[1]全国经济委员会刊：《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载于《全国经济委员会报告汇编》第10集，民国26年1月第6、12表。
[2]JohnLossingBuck:LandutilizationinChina.Shanghai.UniversityofNanking.1937.（据日译本上卷，第283、286页，下卷第94页。）
[3]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日本评论社版，昭和17年11月，第827页。
[4]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关する若干的考察》，《满铁调查月报》，1943年第23卷第12号，第1—30页。
[5]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彰德县第一区宋村及侯七里店》，日本评论社，昭和15年11月，第101页。
[6]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关する若干的考察》，《满铁调查月报》1943年第23卷第12号，第1—30页。
[7]孙敬之主编：《华北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57年7月，第60、131页。
[8]资料来源：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日本评论社版，昭和17年11月，第828页。
[9]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关する若干的考察》，《满铁调查月报》1943年第23卷第12号，第1—30页。
[10]周家楣：《期不负斋全集·政书八》。
[11]《申报》光绪二年六月初二日。
[12]马扎亚尔：《支那农业经济论》井上照丸译，东京学艺社，昭和10年11月。
三、生态系统的物流分析
（一）肥料的种类和数量
尽管化学肥料在民国时期已经使用，但使用的范围和数量很少。且主要集中在铁路沿线一带，如胶济铁路沿线一般每亩使用硫铵20—30斤，冀北、京津一带的施用量在15—50斤不等，并主要集中于水稻、蔬菜、果树、烟草等作物[1]。一般农田以有机肥为主。华北的有机肥使用最多的是土粪，系人粪和家畜粪便掺土而成。传统土粪肥力较高，由六成土、三成粪便、一成其他有机物混合而成，据华北产业研究所测定，其N素含量大约0.3％[2]，而现在河北农村厩肥的全N量一般为0.1％，只有少数厩肥的全N含量才达到0.4—0.7％[3]。对于各种家畜生产土粪的数量，经济史界尚有争议，罗仑先生曾就此问题对黄宗智的论点提出质疑，黄宗智的结论是从部分资料和对沙井村的访问中得出，他认为一口猪年产堆肥9000斤，能施5亩地，并且比一匹马、骡或牛所产的7200斤或1头驴所产的5400斤的质量为高。而罗仑认为马、骡的积肥量远比驴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却认为猪的积肥量不止9000斤，应远多于大牲畜[4]。其实，根据单纯的表面上的访问估计很难说明问题。特别是在80年代，大牲畜由生产队饲养，积肥方面往往不加注意，而农民对自己家庭的养猪积肥，却往往出于对土粪换工分而多掺土，这也是华北土粪质量比解放前下降的原因。实际上，分析牲畜的产肥量，重要的在于分析其每年所产肥料中N、P、K含量，特别是含N量。现代的科学分析表明，每头大牲畜如马、骡一年所生产的肥料量折合N31.0斤，是猪的3倍还多；牛的折N量为24.3斤，也远高于猪[5]。另外，满铁调查部所编的《华北の农业と经济》一书中提到家畜产土粪量的常识估计值，大牲畜马、牛、骡一般年产土粪30000斤，驴与猪大概相当于大牲畜的五、六成[6]。另一项关于华北的调查资料也显示大牲畜的产肥量远高于猪（见表4）。
在人口压力下，耕地量、耕地所承载的牲畜量、牲畜的耕作能力、牲畜对耕地的供肥能力之间的关系往往也会出现不平衡现象，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一头役畜所能提供的土粪土地面积只有供给其饲料面积的1／2左右。一般也只有耕地面积超过20亩的农户，才能能够养得起一头大驴或小驴，超过30亩的农户才能养马、骡、牛等大牲畜。调查证明，在一般30—35亩的耕地内，大牲畜一头供给土粪的面积为15—20亩，猪一头供给7.5亩耕地，人粪尿供给3.5亩，豆饼之类肥料供给3.5亩耕地[7]。尽管规模较大的农户有能力饲养较大的役畜，但从总体上看，小农户每英亩土地所能生产的土粪量却高于大农户，华北平原小农户的单位土地产厩肥量比大农户高32.6％，比特大农户高50.4％。这是因为在小农的单位土地面积上不但负载较多的人口，同时由于小农户在饲养其它小家畜方面不低于大农户，单位土地负载的其他小家畜的量多，故生产的土粪量也较大。但从总体投入上看，大农户由于资金充足，可以投入更多的其他肥料，故各类农户间的肥料投入相差不大[8]。华北其它比较重要的有机肥还有人粪尿、坑土以及棉籽饼，豆饼、胡麻饼等肥料，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家畜厩肥。
（二）N约束水约束与肥力平衡
华北平原各地各种作物肥料投入的种类和数量是不一样的，表6是根据各调查地区的平均水平计算而成的。
从表6中可以看出，按N素投入的多少，其次序为棉花＞小麦＞粟＞玉米＞水稻＞高梁＞甘薯＞大豆。可见，人们对棉花、小麦、粟等华北平原主要的经济作物和主要农作物的肥料投入是相当重视的。表7是关于各种作物营养元素的输入、输出状况。主要根据表6的施肥量，再根据播种量、反硝化率、土壤生物固N量等计算总输入量，然后，根据作物的单产水平计算输出量。二者对照可看出土壤中作物营养元素的平衡情况。
从表7中可以看出，水稻、甘薯入不敷出，需要从土壤中吸收养分，这必使地力下降。大豆投入小于产出的原因是大豆可以通过固N维持平衡。高粱和玉米投入稍大于所需，如果计算水土流失，也可能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只有粟与小麦投入大于所需，即使是这两种作物，也不一定是肥力充足的，因为华北的农业产量还受水的制约。表5中除水稻外基本上是在旱地条件下的平均产量，当降雨充分或得水灌溉时，产量可以大幅度提高。定县试验表明，灌溉小麦增收110％，粟增收80.27％，玉米增收40％，棉花增收80％[9]。在这种情况下所需养分含量势必也随之同比例上升，如仍以以前的投入水平，会发生N素缺乏。在华北平原，民国时期旱田的土粪的每亩施用量一般为2000—5000斤，灌溉地为3000—8000斤，灌溉地的土粪投入量为旱田的1.5倍。但既使如此，当灌溉地产量为旱田的2倍时，也会出现N素制约现象。就P素而言，由于传统农业时期广施土粪，其制约程度当相对较小。至于K素，50年代华北平原的土壤基本上不缺乏，施K肥对主要作物增产不明显。总之，由于土壤肥力较低，肥料投入少，华北平原是N素肥料需求最迫切的地区，这也为50年代的研究所证明[10]。
N素制约也与农业生态系统内的“三料”危机有关，“三料”危机是指饲料、燃料和肥料的缺乏和不足。1883年8月3日的《北华捷报》这样描述直隶地区的土地肥力情况：“有很多农民，连一头牲畜也没有，因此只有很少肥料，或者没有肥料施到地上。土地所生长的一切被农民收去，地里连一叶、一茎、一根都留不下”。在华北平原，许多农村缺乏燃料，从满铁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组主要调查的6个村庄来看，就有2个村庄由于燃料不足而从市场上购入煤炭以补充。良乡吴店村禹国深一家一年要买3000斤左右的煤以补燃料不足，杨文贵家的柴火只够烧4个月，另外8个月要烧掉3600斤煤[11]，一些地区农民甚至掘草根作燃料。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态系统出现N素制约几乎是必然的。
[1]满铁北支事务调查部：《山东省（青岛）肥料配给调查报告》昭和14年3月，第1.22页。
[2]赤木要男：《山东省土壤に就こ》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济南铁路局，昭和15年2月，附录1页。
[3]河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河北土壤》，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12月，第406页。
[4]罗仑：《关于清代以来冀鲁西北地区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式农场的生产力水平估计——与黄宗智教授商榷》载于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8月，第113—116页。
[5]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主编：《技术经济手册·农业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068页。
[6]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日本评论社版，昭和17年11月，第153—154页。
[7]千田英二《北支の役畜に关する若干的考察》，《满铁调查月报》1943年第23卷第12号，第1—30页。
[8]BuckJohnLossing:LandUtilizationinChina.Shanghai.UniversityofNanking.1937.（据日译本下卷第101—103页。
[9]和田保：《水を中心としこ见たる北支那の农业》，东京，成美堂发行，昭和17年10月，第237页。
[10]中科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编著《华北平原土壤》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295、316页。
[11]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以下简称《惯调》），岩波书店，1981年第5册第589、591页。
四、人力、畜力投入特点与能流分析
（一）人力、畜力与各阶层投入特点
关于人力、畜力投入的资料有许多，表8是满铁的调查统计。
从表8可以看出，棉花种植所投入的人工、畜工最多，甘薯、小麦、玉米、谷子大豆等的劳动集约化程度相对较低。另外，在人力投入中，中耕除草所占的比重较大，平乡县高梁所占比重最高达60.5％，其次是谷子，平乡、盐山两地平均占到41％，盐山县玉米占到37.2％[1]。
农村中各阶层农户由于其占有资源的状况不一样，其人力、畜力投入策略也不尽相同，从表9中可以看出丰润县米厂村25亩以下的农户的人工投入较多，其中棉的每亩人工投入较25—50亩的农户高出26.62％，比50亩以上规模的高出30.8％。而役畜投入却以25—50亩的农户为最多，比25亩以下的农户高出31.25％，比50亩以上农户高出90.9％。可见，人工投入和畜工投入往往随规模不同而有所替代。足立启二将较多利用耕畜的耕作法称之为“大农法”，较少利用耕畜的农作法称之为“小农法”[2]。“大农法”和“小农法”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同一种技术体系，“大农法”相对是一种资本密集型技术，而“小农法”则为一种劳动密集型技术。
就总的能投而言，玉米由于规模较大的农户投入较多的畜工，总能投也比较多，在其它作物方面，规模在25亩以下的农户所投入的能量均高于25亩以上的农户，但差异不甚明显。
就自耕农与佃农而言，自耕农由于经营规模较大，在畜力投入上一般高于佃农，因为佃农很难单独拥有耕畜。米厂村的调查表明，佃农在棉、高粱方面，与自耕农、半自耕农相差不大，而畜力投入则远不及自耕农和半自耕农[3]。从获鹿县第二区马村的情况看，佃农除了在粟、甘薯两种作物的人力投入与其他阶层相差不多外，其它作物的人力投入远高于自耕农，而畜力投入远低于自耕农[4]。较低阶层由于缺乏耕畜而付出较多的劳动力，而较高阶层由于经营规模相对大，畜力相对充裕，人力投入较少而畜力投入较多。
（二）能量的产投比与劳动效率
在总体的能量投入中，除人、畜力外，还应包括种子和工具的能量；在能量的产出中，除作物的籽实外，还包括作物秸杆的能量。
说明：[1].每亩播种量按1升计，合1.5斤。
[2].工具能的投入参照闻大中对海沦县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分析。[5]
[3].桔杆产量根据满铁米厂村的调查计算，按每生产1斗籽实合48.68斤的秸杆106。[6]
资料来源：[1]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主编：《技术经济手册·农业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8页。
[2]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华北重要作物平年亩当收量基础统计资料》民国33年12月，北京，第1-21页。
[3]骆世明等：《农业生态学》，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版，第100-110、456-457、461页。
[4]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12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厂村》，第46表，昭和14年1月发行，第42.76页。
从表11和表12中可以看出，各种农作物之间的能量产投比和同一种作物在不同地区的产投比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般经济产量的投比在3—6∶1之间。闻大中先生所分析的17世纪嘉兴地区两种水稻生产的能量的产投比9.31∶1和12.10∶1，嘉兴地区水稻生产的投入人工达2330小时[7]，而Buck所调查的平山、盐山两地的情况来看，投入人力最多的作物不过800小时左右[8]。江南农业与华北农业相比，不但更具有劳动力集约化特点，而且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华北农业由于受水、肥条件限制，产量和能量效率都不如江南农业。
[1]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张履莺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8月，第370—421页。
[2]足立启二《清代华北の农业经营と社会构造》，《史林》1981年，第64卷第4期第66—93页。
[3]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14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厂村》表45。
[4]满铁.调查部《昭和14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获鹿县第二区马村》昭和14年1月发行，第36—89页。
[5]WenDazhongandD.Pimentel:EnergyFlousThroughanOrganicAgroecosysteminChina.Agric.EcosystemsEnviron.1984.11.P145.
[6]满铁北支经济所：《昭和12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厂村》第46表，昭和14年1月发行，第42、76页。
[7]WenDazhongandDavidPimentel:SeventeenthCenturyOrganicAgricultureinChina:IcroppingsystemsinJiaxingRegion.HumanEcology.1986.14(1).P1－14。
[8]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张履莺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8月，第370—421页。
五、生态结构与社会关系
（一）家畜的饲养与乡村社会内部关系
在农村内部，紧张的生态关系导致大牲畜的共同所有制的形成，越是土地零细化的地区，这种现象越普遍。从满铁冀东地区的调查来看，共同饲养多集中在驴的饲养，这一方面是由于小农的贫困，同时也因为驴的饲料需求量较少。在丰润县米厂村，马、骡多为富裕农户单独饲养；牛的共同饲养只有一头，为二户共同饲养；而小驴的共同饲养则占3头，共同饲养户占养驴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平谷县大北关村全村小驴共有61.3头，其中2户共同饲养的有22头，3户共同饲养的达7头，共同饲养占养小驴总户数的38％。昌黎县梁各庄小驴饲养头数为22头，2户共同饲养的为6头，3户共同饲养的为3头，4户共同饲养的有8头、共同饲养户数占小驴饲养户数的50％。共同饲养一般存在于亲戚邻里之间，各农户在使用牲畜时往往根据各农户的土地所有量和购买牲畜时的出资情况而定。河北省武强县的四户共有一头牲畜的情况是出资少的2农户农忙时各使用1日，出资多的各使用2日[1]。在惠民孙家庙，共同饲养的农户一般是每户5日交替饲养使用，在四户拥有一头牲畜的情况下，由于在农忙里轮换会导致农时的耽误，故农忙时随时协定[2]。
如果共同饲养大牲畜是生态压力下农户为了解决生产动力而采取的措施的话，那么“打猪会”或“猪会”这一类的联合则是为了村民的蛋白质营养，这也是生态压力下饲料资源匮乏的产物。顺义县西杜兰庄的猪会由四户组成，每户出购猪崽的资金2元，并出2斗黑豆做精饲料，年末杀猪时其它三户各得肉16斤，油一斤，剩下的归饲养户所得[3]。在沙井村，“打猪会”由3—5户农户组成，每年春天买猪时，其中一户饲养，其它二户各出1元购资，不足之钱由饲养户补上，大秋后，其它二户出50斤豆，到年末这二户各得肉15斤，油1斤。饲养户是三年内由三户农民轮番充当的，沙井村猪会的成员是土地少且很贫穷的人[4]。
（二）搭套与家畜的利用
一家农户即使拥有了一头大牲畜，在农田耕作或运输时仍会感到不足。在华北，许多农户养不起大牲畜，往往只能养一头驴，而一头驴是难以单独拉一具犁进行耕作的[5]。为了在耕作时配齐牲畜和农具，有牲畜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形式——“搭套”，在华北便极为普遍。顺义县前郝家疃村，有搭套而无大牲畜的共同饲养，搭套又叫“插套”。搭套一般也是在所出牲畜、工具、资本相当的农户之间进行。合作农户在出牲畜、农具的同时，各农户之间劳动力也是相互合作协调的。值得注意的是搭套者之间的关系不以家族、同姓之间的关系为限，而是更多地发生于邻居之间[6]。这里也体现出北方与南方农村社会的差异，即华北农村的邻居街坊关系往往比家族关系更为重要。顺义县沙井村有2／3的农户的搭套关系，搭套以贫穷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多，因为贫穷农户的经营规模小、牲畜缺乏，更需要在耕作中实行联合[7]。在历城县冷水沟庄，这种联合使用牲畜、农具的方式叫“合具”，也叫“合伙”，与搭套的性质是一样的。冷水沟村的“合具”一般存在于二户农民之间。合具者的土地拥有量一般在10亩左右，小于5亩的农户由于农具、役畜的实力不济，无资格平等合作，大于20亩以上的农户则拥有独立耕作的役畜和农具，无合具的必要。在冷水沟庄，合具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在婚丧事与其它的日常事务上也相互帮忙。不但如此，在互借粮食、金钱时合具者往往比同族者更容易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8]。
（三）与外部社会的联系
与外部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市场联系，对生态结构的适应特别表现在农民利用市场来实现农忙时对牲畜的需求。光绪末年，望都县丘庄村有耕地2400亩，地质硗薄，“村中牲畜骡马有十余头，驴牛不足十头，常至冬令农隙售而出，春耕购而入，故无常数也”[9]，由于每头牲畜平均耕地为120亩，严重不足，故农忙时购入，农闲时卖出，这样可以节省农闲时饲养牲畜的饲料。这种习惯一直到50年代初仍盛行于南部的一些牲畜缺乏的棉花产区，如冀南的成安县便是在农忙时大量购入牲畜，农闲时大量卖出牲畜[10]。
乡村与外界，也有与生态关系有关的联系。一般村庄无大畜群的放牧者，但农村休闲的杂草地吸引外地的大群畜牧者，在这种情况下，村内人往往也与外地畜牧者有联系。在昌黎县，“北部山间富户多养羊，每家三、五百只不等，专雇羊管。羊群平时散于山间，至冬季寒冷，山上少草，则驱至南部平原地方，散在农地间放牧，至春始归。有交情者，为羊群代备羊圈，并供羊管之食宿，概不收费，只取羊圈粪肥，为其报酬，谓之窖羊”[11]。窖羊无疑是平原乡村农民为获取粪肥而与外界畜牧者形成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说明，为促进平原地区单调的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态系统的有效转化，有时也需要从外部移入生态循环中的“转换器”，大群畜牧者正具备了这种能够在生态系统中起作用的“转换器”——羊群。
总之，牲畜共同饲养、搭套以及其他一些合作方式，为农户适应变化了的生态结构提供了一种非市场经济形式的协作机会。这些联合方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无疑是华北乡村为应付人口压力下生态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特点。
[1]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の农业と经济》；日本评论社，昭和17年11月，第848—852页。
[2]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昭和14年9月，第148页。
[3]《惯调》第1卷，第79页。
[4]《惯调》第1卷，第190页（1955年版本）。
[5]《惯调》第5卷，第248页（1955年版本）。
[6]《惯调》第1卷，第77页，（1955年版本）。
[7]《惯调》第1卷，第222页。
[8]《惯调》第4卷，第26—27页（1955年版本）。
[9]陆保善：《望都县乡土图说·南路》（光绪三十一年）。
[10]孙敬之等：《冀南地区经济地理》，《地理学报》，第20卷第2期，1954年6月，第161页。
[11]《昌黎县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211号，第9页，1927年5月。
六、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
黄宗智先生所引用的吉尔茨对印尼爪哇农业变迁的理论——“农业生产内卷化”理论，是指农民为适应人口压力的增加，通过投入过多的劳动力以实现产量的增加的生产要素配置手段。Elvin的高水平均衡理论也与之相似。其生产变化的过程如图1所示，人口压力下生产从f1点过渡到f2点，这阶段尽管边际产量的曲线向下弯曲，但产量却在增长，高劳动力投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实际上，对近代华北农村出现“过密化”的验证，也需要从投入产出的数据分析出发。生态系统的分析表明，许多证据与此模式不符。尽管历史过程的农业生产难有材料进行分析，30年代的人口压力轻的大农场与人口压力重的小农场的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果，并不符合人口压力下的人力投入增多而单产增加趋势变化。Buck的调查显示，大农场的单产与小农场的并无差异，自耕农、佃农、半自耕农的单产也并无差异[1]；黄宗智也承认了满铁调查中大、小农场产量的差异不明显[2]121；生态系统的物流分析表明，大农户与小农户在N素投入上无显著差异；能流分析表明，人力、畜力总能投在人口压力重的小农户与人口压力较轻的大农户之间也无很大差异，所不同的只是人力代替畜力而已。
另一项重要的证据来自赵冈先生的研究，他认为明清时期由于水土流失、生态破坏以及自然灾害加剧的影响，亩产量甚至出现了下降趋势[3]。这种现象似乎可以说明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华北平原人口压力的增加的确使得人们向土地中投入了更多的劳动力，但并没有提高产量，只是在生态压力下采取了另外一种更加人力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以维持产量而已。如图2所示，人口压力的增加使生产配置从T1曲线的F1点，转换到T2曲线的F2点。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产量并没有出现增长，但劳动力投入增加了。其原因是人口压力下生态结构的变化，畜牧业的萎缩迫使生产向一种较多地利用人力的资源配置的方向发展。
从技术变迁的历史来看，明清时期，许多证据表明，我国传统的劳动集约化耕作技术在人口压力下保持了很强的稳定性，明末农书《国脉民天》反映的是华北的农业技术特点，《国脉民天》强调一种在人口压力较低条件下的集约化技术，即“亲田法”。“亲田法”耕作提倡人们将肥料、人力集中于假定百亩土地中的二十亩进行精耕细作。《国脉民天》的作者耿荫楼认为如果年成丰稔，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一般措施的八十亩也高数倍。倘若遇水旱虫灾，全力救护这二十亩，其余八十亩荒歉了，这二十亩照常丰收。由此可见，华北的集约化农作技术要求人力、畜力、肥料等投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时，才显示其“规模”优势，而规模优势发挥时，劳动效率才最高。总之，明清时期华北人口压力低时的劳动效率不一定比人口压力高时为高。不但华北如此，南方传统的水稻种植区也是如此，太平天国后江南地区在人口稀少时也出现了类似状况。1869年李希霍芬在浙江杭州附近旅行时指出一项重要的事实：
“这片休耕（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的地区，曾是一片沃土，供养过大量人口；至今大部分还没有耕种。原因似乎在于中国利用土地的方法取决于一定规模的有效人口；如果规模太小，甚至不能耕种一小块土地。……在这个国家，耕地的规模，似乎与一定数量的人所提供的肥料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如果这些人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或战争死去，所提供的肥料也就下降。于是潜在的耕地规模就要减少。因此如果有一半人口死亡，就有一半土地不能耕种”[4]。
太平天国之前太湖流域的人口压力在传统社会时期最为严重。从李希霍芬的这段论述中，江南农业在人口压力下降时，劳动力和技术的规模优势显然尚未在全部耕地上达到。人口与耕地量的对比必须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精耕细作技术才能在全部的耕地上实施。这也说明在原来的人口压力较重的时期，不一定处于一种相对无效率的“过密化”状态。另外，江南农业在明清时期转向铁搭耕地，尽管这意味着人力投入的增加，但这也是一种人力对畜力的替代，是以人力投入增加实现对稳定产量的追求。这种过程与华北农业的转变基本上一致。黄先生在论述长江三角洲的农业变化时将植桑、养蚕与家庭丝织业合起来与单纯种稻相对比说明历史过程的边际效益递减，另外还用同样的方法将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的结合与单纯稻作相比[5]，但问题是长江三角洲唐宋以来就是一个稻作、棉作与手工业发达的经济区，不能用晚期的经济作物加家庭手工业的劳动投入与水稻的大田生产相对比就得出结论来，好象以前农民只种稻，而后期工副业都出现了似的。
既然生产曲线并没有在人口压力下使产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那么农业发展过程中人口压力下耕地的开垦会不会产生过密化增长的现象呢？开垦的耕地往往是次等地，产量不高，人们投入的劳动一般不比原来的耕地多。另外，棉花种植的推广也不一定代表一种“过密化”。棉花是经济作物，应从经济角度分析，1934年的统计表明，河北每亩棉花的价值是8.09元，是每亩小麦价值3.55元的2.28倍，是粟的2.43倍（注：）[6]，表8棉花的人工投入分别是小麦和粟的2.26倍和2.18倍。可见，经济分析也显示不出由于植棉而劳动效率下降的现象。从种种情况来判断，明清时期的农业增长并不是过密化增长，而是一种传统集约化农业的扩展。华北农业在水肥制约的条件下，向土地中投入过多的劳动力往往是徒劳的。
最后指出的是，尽管黄先生的“过密化”解释不适用于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但吉尔茨的“过密化”理论并没有错，吉尔茨所解释的爪哇稻作农业是从具有林地休耕植被的火耕农业突然向连续耕作的灌溉稻作农业转变的一种特点[7]。而在我国，这种农业在史前就基本上在华北消失了，长江中下游的刀耕火种农业也在唐宋时期就消失了，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早就处于一种高度集约化状态，所以，“过密化”理论不适于解释明清时期中国农业的变化特点。
[1]卜凯著：《中国农家经济》，张履莺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09、370—421页。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144页。
[3]赵冈：《生态变迁的统计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第4期。
[4]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庆应书房，昭和18年5月，第2卷，第79—80页。
[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77—88页。
社会生态论文范文6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生态文明；启示
引言
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文明，是人类对工业化带来的严峻环境问题反思的结果。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生态文明探索的重要成果，并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我国当前正在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批判借鉴西方的有益成果是题中之义。在概述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指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迪，就显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概述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二十世纪后期生态运动蓬勃发展背景下产生的新思潮，它主张结合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明当代环境问题，找到一个既能消除人类环境危机，而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出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列・高兹、大卫・佩珀、萨拉・萨卡等人。尽管他们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会有所不同，但是，在生态危机的产生原因，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并对将来愿景等基本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基本主张有诸多一致之处。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激烈地批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异化，以及生态殖民扩张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他们指出，经济发展不能无限度，而且也不能在损害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庞大的现代化的物质财富，但是也产生了诸如精神颓废、自杀现象以及核污染、化学污染、电磁污染等环境问题。因此，他们提出要重新界定和审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张建立一种共存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展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从本质上，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这些弊端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引起的。
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等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环保法律法规建设不断完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清洁能源得到了广泛的开发使用，对湿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草原资源、海洋资源的开发都付出了与以前相比少之又少的代价，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果还是值得肯定的。
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保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背后还是隐藏这不可忽视的隐患。经济态势总体上还呈粗放型特征，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数量扩张而非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的提高来追求经济总量的提升，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经济带动性强的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造纸业等产出总值大、产业带动性强大型产业。农业生产中不合理的开垦和利用土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地盐渍化、沙漠化，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的农村环境污染以及人多地少等问题也仍然存在。
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的进程中，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实现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以及现代社会的转型。针对我们目前面临严峻的人口压力、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人们生态意识落后等一系列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危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主张，因此批判地吸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这对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充分贯彻科学发展观
社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的经济发展会造成环境恶化，人与自然不协调的恶性发展，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因此我国在发展中，必须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丰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努力探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模式，避免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得不品尝环境恶化的恶果。充分考虑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关系，坚持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生态法治建设步伐，健全法律制度保障
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出台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环境保护管理决策相一致的环境法规、政策。其次，完善法律制度建设要坚持“立、改、废”相结合的原则，不能忽视对已经制定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梳理。
（三）制定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政策
政府要制定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转变生产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政府应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贷款、收费、保险等各种政策和经济措施，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建立保护环境和利用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四）健全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要完善环境监测技术标准体系，提升监管水平。加快制定和完善能源、环境的相关标准，修改和完善污染物排放标准，实现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控制。还要加快节能统计和环境监测体系建设。提高法律监督水平，为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秩序。环保部门还应提高依法监管水平，实行行政监督管理责任制。最后要加强环境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结束语
西方学术界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养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指引下，在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上，在借鉴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些有益成果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生态建设的环保热情，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推进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稳扎稳打践行生态建设的措施，我相信，美丽中国的愿望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周庆行、吴长冬：《生态责任：政府责任的新思考》，《福州党校学报》，200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