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体制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 会计监督; 内部控制; 必要性
【论文摘要】 近年来，上市公司会计造假案件的连续曝光，使人们更加关注会计造假、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强化会计监督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阐述了强化会计监督职能的必要性，通过对会计监督施行的现状及其弱化原因的分析，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和完善会计监督职能的途径和对策。
一、加强会计监督职能的必要性
会计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监督职能，对于改善单位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监督职能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
第一，有效实现单位经营方针和目标的需要。会计监督利用会计核算所提供的资金、成本、利润等价值指标，对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控制与指导调节，以此促进单位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其经营方针和目标。
第二，保护单位各项资产安全和完整的需要。会计监督职能通过对资产的控制，严格限制无关人员对资产的接触，防止贪污、盗窃现象的发生;通过定期的财产清查，确定各项资产的实存数和账面数，查明账实不符的原因和责任，从而加强对资产的保护，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
第三，保证单位财务活动合法性的需要。会计工作是一切财务收支的“关口”，一切财务收支活动只有通过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程序后，才能得以认可和实现，并在会计上进行真实、完整的反映。会计监督职能的发挥，便是真正起到“把关守口”的作用，财务收支中的任何违法违纪问题都会得到有效的制止和纠正，从而保证单位各项财务活动的合法性。
第四，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的需要。近年来，会计信息失真越来越严重，2006年审计署组织力量对1290家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审计，发现会计报表严重失真的企业占68%，各类违纪问题金额达1000多亿元，上市公司中也出现了严重的会计造假事件。会计信息失真已严重影响到我国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建设。因此，加强会计监督是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的有效途径。
第五，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活而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各单位的经济活动必须在法律、法规、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只有实行有效的会计监督，规范会计行为，打击违法犯罪，才能促进有序竞争和有效配置资源，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既然会计监督职能在改善经营管理、保护资产完整、控制财务收支、维护经济秩序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近年来会计监督职能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二、我国会计监督施行的现状
会计监督职能伴随着会计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我国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生活逐步与国际接轨，会计监督体系逐渐建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现阶段也还存在着不足。
三、会计监督弱化原因的分析
(一)我国会计监督法律约束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会计监督不力
新的《会计法》虽已颁布，但是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却没有跟上。前几年发生的“琼民源”事件，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严重损害了公众股东的利益，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对其直接责任人进行制裁，使得会计监督形同虚设。再者，在会计监督过程中有些概念很模糊，比如说会计监督、审计监督概念模糊，执法机构职责、权限有待明确。很多企业将审计监督等同于会计监督，而事实上审计监督是对会计监督的再监督，它侧重于事后监督，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同一经济事项的监督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如果会计监督体系还不健全，也就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
(二)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失调
我国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有的单位是根本就没有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有的单位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以致会计秩序混乱，徇私舞弊现象经常发生。内部控制的缺失和缺陷难逃其咎。
(三)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观念有待加强
一般来说，企业虚假的会计信息也是出自于会计之手，因此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道德观念在会计监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会计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因此前些年我国会计人员奇缺，而现阶段，虽解决了量方面的问题，但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会计人员的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弱，自我管理能力差，惟命是从，在权大于法的思想支配下，有意造假，使得会计信息失真在所难免。
四、加强和完善会计监督的对策
会计监督的功能是指会计监督对社会经济以及企业经营的作用。从宏观上来讲，合理地利用会计监督，可以促进社会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合理化，排除社会经济运行中不必要的阻力，也能推进廉政建设，节约使用资金，使社会经济运行更加秩序化，并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从微观上讲，通过有效地履行会计监督，至少可以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有利于企业经济活动更加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有利于企业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有利于约束财产所有者、企业经营者的经济行为;有利于企业节约开支，提高经营效益。由此可见，会计监督权利的履行对国家和企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健全会计监督法律保障体系，为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必须加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会计准则，满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需要，明确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的执法职责和权限，以实施清晰明了的监督职能，加大法律法规的处罚、赔偿和执行力度，强化相关配套法律及相关法规的实施，加快会计法律体系的建设步伐，使会计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强化完善内部监督
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可以看作是内部控制制度在会计工作方面的具体规定，内部控制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只要存在企业经营活动和经营管理，就需要相应的内部控制。
三、会计监督弱化原因的分析
(一)我国会计监督法律约束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会计监督不力
新的《会计法》虽已颁布，但是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却没有跟上。前几年发生的“琼民源”事件，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严重损害了公众股东的利益，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对其直接责任人进行制裁，使得会计监督形同虚设。再者，在会计监督过程中有些概念很模糊，比如说会计监督、审计监督概念模糊，执法机构职责、权限有待明确。很多企业将审计监督等同于会计监督，而事实上审计监督是对会计监督的再监督，它侧重于事后监督，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同一经济事项的监督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如果会计监督体系还不健全，也就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
(二)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失调
我国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有的单位是根本就没有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有的单位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以致会计秩序混乱，徇私舞弊现象经常发生。内部控制的缺失和缺陷难逃其咎。
(三)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观念有待加强
一般来说，企业虚假的会计信息也是出自于会计之手，因此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道德观念在会计监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会计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因此前些年我国会计人员奇缺，而现阶段，虽解决了量方面的问题，但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会计人员的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弱，自我管理能力差，惟命是从，在权大于法的思想支配下，有意造假，使得会计信息失真在所难免。
四、加强和完善会计监督的对策
会计监督的功能是指会计监督对社会经济以及企业经营的作用。从宏观上来讲，合理地利用会计监督，可以促进社会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合理化，排除社会经济运行中不必要的阻力，也能推进廉政建设，节约使用资金，使社会经济运行更加秩序化，并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从微观上讲，通过有效地履行会计监督，至少可以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有利于企业经济活动更加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有利于企业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有利于约束财产所有者、企业经营者的经济行为;有利于企业节约开支，提高经营效益。由此可见，会计监督权利的履行对国家和企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健全会计监督法律保障体系，为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必须加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会计准则，满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需要，明确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的执法职责和权限，以实施清晰明了的监督职能，加大法律法规的处罚、赔偿和执行力度，强化相关配套法律及相关法规的实施，加快会计法律体系的建设步伐，使会计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强化完善内部监督
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可以看作是内部控制制度在会计工作方面的具体规定，内部控制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只要存在企业经营活动和经营管理，就需要相应的内部控制。
这就要求各单位依法建立严格的会计核算程序，提出可操作性强的防错纠弊的内部控制办法。此外，企业还应当对参与购货、销售、生产等经营活动的各部门制定互相控制、互相监督措施，建立违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追究制度，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切实执行。
(三)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监督管理，提高会计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强化会计监督的根本要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对财务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一大批人员加入到会计队伍中来，使会计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但就其个人素质，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另外，新的经济现象不断涌现，会计方面所涉及的学科和内容不断增加，需要进行研究，很有必要进行培训，以提高会计人员的整体水平。
(四)加大职能部门监督力度
国家财政、审计、税务、银行、证券监管等职能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会计监督检查，进行宏观调控。在建立健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基础上，规定单位外部监督层次，将内部监督配合协调一致，为会计人员创造了良好的会计工作环境，为确保会计监督的有效性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税务监督是政府部门对各企业会计工作监督的主要手段，财务会计资料是其监督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如果税务监督的职能到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财务会计工作中的违法违纪问题;财政监督应当以会计信息质量为主要对象。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秩序，财政部门作为管理会计工作的职能部门，应当承担起管理和监督的职责。
(五)加强和规范社会监督，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社会监督应该以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为主。由于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是一种外部监督，使得会计监督不再仅是依靠企业会计人员自身道德约束进行，而是成为一种有社会独立审计中介机构和政府官员参加的有保障的制度，也使得这种监督得以长期卓有成效地维持下去。通过注册会计师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审计，可以规范会计秩序，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纠正会计信息差错，提高会计信息信誉，促进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提高。
新闻媒体监督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监督形式。由于新闻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具有导向作用，所以能够对企业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在我国，新闻媒体监督日渐成熟，许多会计造假事件就是由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体现了媒体监督的威力。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给信息传递所带来的便利优势，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全方位地实施会计监督。
综上所述，会计监督在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是企业对过去经营状态的终结，也是企业对现阶段经营发展的一种促进力量，是企业在经营发展中、在各项投资中取得最大效益的保证。企业只有扎扎实实地做好会计监督工作，才能在市场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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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体制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摘要：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同时，虽然初步建立了会计监管体制，但并未实现对会计的有效监管。文章针对现行会计监管体制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探索，希望对完善我国会计监管体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所裨益。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会计监管体制出现了很多缺陷，如监管不力，效率不高等诸多新问题。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应通过制度创新，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会计监管体制。要实现会计监管体制创新应通过对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标准和监管责任的创新来实现。
一、会计监管主体的创新
（一）我国会计监管主体的目前状况分析
从我国目前状况看，会计监管主体总体上坚持“政府监管-行业监管”的二元监管模式。就目前的监管模式而言，一方面表现出监管主体较多而造成监管的效率降低，甚至形成“监管真空”。各级政府的财政、审计、税收、工商行政管理等诸多执法监管部门从自己的职能出发，自成监管体系。这样不但未强化会计监管职能，形成相互配合的监管体系，反而使会计监管本身应有的权威性有所削弱，降低了监管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角色无处不在，行政干涉尤为严重。
（二）会计监管主体的创新，重在创建监管主体
1、创建三位一体化的会计监管模式。会计监管主体是会计监管活动的执行者，作为会计监管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摘要：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没有什么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具有法定的权威和强制力，可以对违法的被监管者实行强制制裁。从这两个条件可看出，政府作为会计监管主体，虽然具有和任何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但由于存在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府对会计监管也无法发挥出理想的效果。同时我国的行业自律组织规则不健全，也不可能像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行业监管。因此要解决好官僚性和制度性的矛盾新问题，可寻找能弥补政府监管和行业监管缺陷的市场组织，这种组织可由财政部和行业联合授权成立，并不存在垂直关系的独立“第三方”来充当，创建“政府监管-独立监管-行业监管”的三位一体化的会计监管模式。
2、创建基于三位一体模式下的独立“第三方”。这种独立“第三方”和政府、行业自律组织有着很大的区别摘要：组织行为的效力主要依靠公众信用和国家最高财政机关赋予的权力来支撑和维持；这种组织不是像市场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由于该组织的资金主要依靠自己筹集或国家财政拨款等，在资金的来源上，切断了独立监管机构和资金提供者的直接联系，可以避免资金的提供者干预独立监管机构的正常运行。因此由权威独立性、目标公允性和经济独立性三者之间权衡成立的独立“第三方”，可以逐渐形成以独立监管为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的监管模式。在形成“政府监管-独立监管-行业监管”的三位一体化监管模式后，以财政部为代表的政府组织应适当放权，制定好职业技术规则，同时政府利用强制性和权威性优势对独立“第三方”和行业监管组织实行“再监管”；独立“第三方”可利用其权威性直接对注册会计师和企事业单位会计的执业进行监管和审查，促使他们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以注册会计师协会为主的行业监管组织，制定具体的职业规则以弥补官方规定的不足并对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认定，监管独立监管以外的活动。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三种监管力量并非相互独立，以独立监管为主也不是独霸监管，而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监管的。比如摘要：政府可以对于独立监管“第三方”的监管结果进行再监管和再审查和接受独立“第三方”无法完成的非凡监管任务，从而提高行业的监管效率。
二、会计监管内容的创新
（一）我国现行会计监管内容的分析
会计监管内容是指在会计监管活动中，监管主体对监管客体实施监管活动的范围。目前我国的会计监管内容不仅包括监管单位会计的会计行为，还包括监管从事会计工作的相关人员。即从会计凭证、账薄等会计资料的生成到会计报表的形成这一过程，也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处理会计资料的会计方法和会计政策等都纳入监管范围之内。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我们应充分地看到，过分强调对会计活动过程的监管会使得监管的成本过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会计监管内容的着力点分散，监管不到重点,形成“高成本-低效率”的模式。
（二）会计监管内容的创新，重在监管关键环节
对企事业单位会计的监管范围应该把着力点放在以财务会计报表为载体的会计信息上，重点监管非凡经济业务的处理和各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对轻易造假的关键环节进行全程监控，对国有企业及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单位直接监管。比如摘要：在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界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对资产所有者的监管，明确界定各部门的检查权限，确定各部门的检点，落实好对会计事务所的再监督和再管理，以高效率和低成本为原则，实现监管工作的高效率。同时审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最终产品，审计意见是审计报告的核心，其正确和否决定着审计报告的质量。所以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以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为目的，着重监管审计报告。同时在保持和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能力方面，会计监管主体也应着重监管资格认定、考试准入、后续教育等关系到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的关键环节。
三、会计监管标准的创新
（一）我国现行会计监管标准的分析
会计监管体制的标准就是实现会计监管的“尺子”以及实现监管的手段，目前我国的会计监管标准主要包括《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小企业会计制度》、《注册会计师法》等。从总体上看，通过这些会计监管标准的监管是有效的，但也存在一些新问题摘要：有的会计法律法规对会计监管的规定较为笼统，对经济业务活动只有定性的要求，缺乏定量要求，缺乏可操性。我国至今未出台一部有关会计方面的民事责任赔偿法，迄今为止，监管部门很少把会计信息的制造者、管理者和监督者纳入刑事责任的范畴之内，民事赔偿更是微乎其微。
（二）会计监管标准的创新，重在健全监管法规
我国现有的会计监管法律突出表现为偏重对违法违规者行政、刑事责任的追究，忽视对遭受损害的投资者的民事赔偿，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造假的成本很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法、违规者的侥幸心理。因此立法机关要创建一个有效监管的法治环境，以形成一套多层次、多方位的会计监管标准体系。会计监管标准创新有摘要：
1、立法方面尽快明确地把会计信息的制造者，管理者，监督者都纳入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尽快出台《会计法》实施细则，提高《会计法》的可操作性，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对违规机构和人员依法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支持受害投资者向相关责任人提出民事诉讼并要求赔偿。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性差异较大，各级地方人大和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具有适应自己特色的《会计法》实施细则和相应的会计行政规范。
2、随着市场经济向法制化方向发展，法院无疑将成为有关会计案件的裁判机构，所以积极推进司法介入，建立财税专业法庭。并且可以由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专家鉴定委员会，该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应同法医鉴定等司法鉴定报告一样，成为法庭的有力证据，同专业法庭一起裁决有关会计案件，这也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需要。
四、会计监管责任创新
（一）我国现行会计监管责任的分析
会计监管责任主要包括对监管主体和监管客体的责任约束。从当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上看，对于作为监管主体的政府缺乏有效的责任约束，而是更多的强调对监管客体的责任约束，甚至有些经济法规对监管客体的约束也相对模糊，如摘要：《会计法》第四条规定摘要：“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单位负责人，是指法定代表人或指直接负责单位日常经营活动的单位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一旦会计信息失真，首先追究的往往是会计人员的责任，这种定位对会计人员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是会计职责不对称的表现。并且国家给予政府行业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定权，却没有明确政府制定低效或者无效法规时应该承担的责任，显然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
（二）会计监管责任创新，做到权责对称
从理论上、法律上重新界定有关会计责任，从法律上明确会计信息质量的第一负责人是对本单位工作全面负责的高层管理者，这样从法律上防止了“角色易位”。会计责任必须坚持权责一致和权责对等原则，做到会计资料谁认定谁负责，实行会计责任逐级转移的办法。即会计报表一旦被上级部门或有关负责人认可或审批，认可的部门或个人就必须要对该报表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下级部门和个人可不承担负责。同时建立必要的会计监管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划分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具体界限，以保证监管权责对称。在现实中，高层管理人员权限过大，和会计人员责任不对称，甚至有关负责人对自己的责任熟悉不够深刻，认为会计信息质量只是会计人员的新问题，而又出于种种目的，指使会计造假。所以建立必要的会计监管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划分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具体界限，以保证监管权责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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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体制论文范文3
在食物的生产过程中，肥料、饲料、农药以及原材料、添加剂等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这些资材都是商品，具有适用于自身的生产流通渠道和质量标准；另一方面，它们是作为最终产品———食物的一部分而被使用的，在与其余各种原料混合或者在食品的生产中为发挥某种功用而被使用了以后，其功用、效能乃至于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都是通过食品安全反映出来的。就产品质量而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检局、专营专卖管理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都可以进行监督，而就添加入食品的物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规定由卫生部门得有权对其进行监督管理，该法第十一条指出生产、经营和使用食品添加剂都具有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这些标准和管理办法也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规定有风险监测制度，虽然监测并不必然导致对某类食品的强制措施或处罚，但如若风险过高，监测部门将得向公众公布并进行警示，某种意义上说亦是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该工作也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食品添加剂的目录、食品添加剂使用许可、以及新的食品添加剂的安全评估也都由卫生部门负责。食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应符合市场基本管理的诸多规范，作为商品的诸食品被纳入到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监督管理范围内。而这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就进一步增加了，食品从生产到加工、销售乃至于到消费环节工商局都要进行监督管理，一旦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或者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协会也会与工商、质检等部门协调。不惟工商局，如卫生行政机构、质量监督检查机构等面临职责跨度较大的问题。此种状况形成的原因首先是流通与消费环节不能僵硬地进行区分，实践中有很大一部分食品尤其是制成品从生产者手中产出后到最后进入消费领域流程比较长，流通中经销商、分销商数量较多，客观上导致违法者为牟取利益而忽视食品安全的风险进一步增加，某些食品的经销商既是向其余经销商或者销售终端供货的批发商，也是直接销售商品给消费者的终端。流通领域和消费环节的冗杂对工商局、卫生部门等监督管理机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联合执法等手段只能突击解决相对较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和食品安全隐患，对此监督管理体制的变动势在必行。事实上，就目前已经出现的问题，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已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2008年《卫生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被批准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被纳入卫生部管理下，就前述的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都进行了分配，建立起了“分段监督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具体包括：卫生部牵头建立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负责食品安全综合监督。农业部负责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督管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和进出口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督管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各部门要密切协同，形成合力，共同做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通过该文件的表述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非以食物为区分标准，而是以对食物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处分作为不同部门职权区分的依据；其次，理论上看，各部门专门负责的领域范围较大但互不交叉；第三，农业部、质监局和工商局等职权相对变化不大，文件更多地是对其原有职权进行了概括，相对地，食药局承担餐饮业等消费环节的监督，这项职权从卫生行政部门和工商部门中独立，由该局专门承担。最后，主抓食品安全的“最高部门”是卫生部，卫生部不仅承担综合协调、制定标准等工作，还需具体承担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
二、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与我国能够建立从上至下相对统一的一套监督管理体系有所不同，其各州政府主抓本州内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而联邦政府的专门职能部门主要是统摄全国的食品安全工作，并负责州与州之间食品安全工作的协调配合。早在1902年，美国就颁布了《生物产品控制法》、《肉品检查法》以及《纯净食品药品法案》等法律法规并依据《纯净食品药品法案》建立了第一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称为农业部化学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可能带来的食药质量方面风险的日益清醒的认识，该局发挥了巨大作用并越来越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1927年，该机构更名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职权不仅包括对于食品安全相关问题的现场调查、实验室科学研究，还可以以查禁、禁令乃至的方式对问题食品进行禁绝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此后，其部分职权逐渐被美国农业部设立的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动物植物卫生检验局（APHIS）以及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国家海洋渔业局（NMFS）和海关等分割，并与上述机构一起组成了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从分工上看，FDA负责联邦领域内生产的或者进口的除畜肉、禽类、瓶装水和酒精含量小于7%的葡萄酒饮料外各种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而肉类和禽类以及相关肉制品、含肉食物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主要由FSIS承担，NMFS负责海产品的质量监控，而EPA主管饮用水的安全和农药，加之APHIS在防治病虫害方面、美国卫生部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在食源性疾病方面等等机构在各方面加以配合，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应特别指出的是，1998年克林顿签署了13100号总统令，成立了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商业部、农业部、卫生部、环保局、管理预算办公室、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从其职权看，该委员会可向联邦政府的相关机构建议对食品安全的某些领域进行优先投资；制定食品安全的发展计划，并在计划发展执行中与相关州政府、消费者代表、制造业以及学界代表进行沟通和交流；该委员会还下辖一个食品安全联合研究学会，上述职权显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议事协调，而进入了统一规划、领导的初期阶段。由此，美国建立起了以食品种类为基本分类标准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在不同种类的食品由不同部门进行监督管理这一历史形成的前提下，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目前尤得彰显，呈现“由分而合”的趋势，在监督管理手段上，以检验、审查为主，禁令、限制为辅，对于某些破坏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实施主体采取的方式将之推上法庭，具有鲜明的普通法系国家监督管理机构执法的特点。
三、比较与思考
基于前述比较可提出的问题包括：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是否需要改革，应向什么方向改革，以及进一步地，是否应学习美国的监督管理体制建立起以食品种类为划分基础的部门监督管理模式。应首先指出，我国食药总局于2013年成立以来，组织了数次专项整治行动，因时间相对较短，不易从整体上对其工作成果作出评价。但仅就“分段监督管理”这一体制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无缝对接”只是理论上的，实践中监督管理有诸多漏洞。虽然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设立与美国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类似，都起到了领导、协调的作用，但从本质上看，分段监督管理是主流，分段监督管理中的漏洞依然存在。相较FDA等部门某种意义上类似“警察”的执法权，我国监督管理机关在行政执法的方式上稍显薄弱。在美国，政府与资本家们的本质利益是一致的，然而一旦政府监督管理机关被赋予监督管理职权并且开始严格行使这种职权，就会出现经济利益和政府监督管理的对立，以食品生产者的庞大资金和社会影响力而言，之所以还要以如此“针锋相对”的态度抵制监督管理，监督管理部门能够作为者将之推上法庭使之承受“倾家荡产式”地赔偿应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权是与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庭审方式等法治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监督管理机关身兼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某些特征；反观我国，监督管理中采取的强制性、惩罚性等措施中不包括提起，在实践中更未出现过“监督管理机关诉违法者”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行政机关缺乏相对强有力的监督管理手段，笔者认为，上下统一的监督管理体制和严格的层级在此并不成为阻却监督管理执行力的“屏障”，反而应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具有强大推动力和适应力的关键所在。由于政府对其组成部门、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这两个方面保持着相对稳固的领导，一方面在本级政府所辖领域内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必须融入全国一个大的“上下级”的大局之中，这使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虽然存在着诸多漏洞，但是在已经明确的职责范围内，监督管理责任可以落实得非常细致。必须看到，上述优势的基础是“分段监督管理”的模式，如将“分段监督管理”改为美国式的以食品种类为区别基础的监督管理体制，监督管理“线”更长，势必需要跨区域的、更加具有自和专业性的数个机构，即便可以建立这样的机构，其工作的开展也势必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以及地方政府其他卫生机关、质量控制机关、司法机关相配合，名曰“食品链统一监督管理”，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分段监督管理”和“分区域监督管理”。由此观之，在能够有效领导的情况下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职权分段化、分区域化再进行有机整合未必不是明智之举，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划分基础上不能对美国完全照搬照抄，需要坚持适合我国国情之路线。首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漏洞形成不能仅仅将之归结为监督管理体制划分存在“模糊地带”，相应地，也不能仅靠将简单地运输、储存等环节纳入监督管理范围而希图达到目的，前已述及，在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无法进行大的变动的前提下，将“分段监督管理”中各监督管理机关的职责领域由原有的“区块”改变为“点到点”的形式以避免制度设计上的漏洞，同时在每个机关具体的职权范围内，可建立类似于美国的追踪机制和“一揽子”的监督管理职权；其次，国家食药总局目前属国务院直属，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的各项工作，这种模式与美国综合领导机关最高政府直辖，具体监督管理部门设在部委之中的体制十分相似，虽然美国各监督管理机关并不直接听命于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但仍需执行其所制定的计划等。我国各级食药局也并不能直接调动政府部门，则其究竟以何种方式“协调”值得怀疑，将食药局的级别略微提高能解一时之需，但长远看，建立专门的协调、沟通和调度渠道才是治本之策；最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轻微违法、违法、严重违法乃至于犯罪的尺度相对较难把握，美国监督管理机关与司法机关的紧密配合给了我们“重典治乱”的另一种思路，即“典”也就是法律本身并不需要极端严苛，在保证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标准科学有效的情况下，在执法中更加严格地贯彻上述规范，按照规范的要求将违法者进行惩处，事实上这正是美国模式最大的亮点之所在，法院的判决未必比行政处罚更为严厉，但是一旦违法者知道违法遭到惩罚将不可避免，距离监督管理的最终效果也就并不那么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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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中国证券市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地区性市场迅速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全国性市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1、上市公司数量增加、结构有所改善。截至2000年底，中国境内上市公司达1088家。其中A股上市公司从1990年的13家增加到955家，B股上市公司114家。2000年，经过科技部和科学院认证的高科技企业和金融类企业发行上市，开始改变传统产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上市公司结构也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境外上市公司52家，其中38家单独在香港上市，8家在香港和纽约同时上市，3家在香港和伦敦同时上市，1家在香港、纽约、伦敦同时上市，2家在纽约和新加坡上市。
2、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直接融资进一步增强。截止2000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3791.70亿股，市价总值达48090.9亿元，相当于GDP的57％。10年中，通过境内外证券市场累计筹资近10000亿元。其中，2000年境内筹资1541亿元，加上境外上市公司和红筹股筹资,我国上市公司当年筹资金额32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0.3%。宝钢等特大型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顺利发行上市,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承受大盘股的能力明显增强。中石化、中石油等特大国有企业海外路演、和发行上市成功，表明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已经消除。
3、投资者开户数大量增加，机构投资者队伍逐步壮大。截止2000年底，投资者开户数达到5801.1万户。其中机构投资者28万户，比上年末增长40％。尽管散户投资者仍占到开户数的99.5％，但机构投资者队伍在证券市场的影响正在稳步扩大。一是证券投资基金在试点的基础上稳步发展。到目前为止，已设立基金管理公司10家，另有4家获准筹建，发行封闭式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33只，总规模达560亿元。去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颁布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试点工作将在今年展开。二是证券公司的增资扩股工作稳健推进。在清理整理证券公司的基础上，26家证券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其中13家成为我国首批综合类证券公司。现有101家证券公司的资产总额5753亿元，比1999年的3081亿元增长87％；净资本236.4亿元，比1999年的24.6亿元增长8.6倍。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情况看，2000年底，余额总计3037亿元，比上年末的1642亿元增长127％。三是证券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融资渠道得到解决。经中国证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商定，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回购市场，一部分证券公司还允许以股票作抵押向商业银行进行质押贷款。四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和上市公司获准有条件进入股票市场。五是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股票市场。
4、证券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初步建立。到2000年底，我国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主要有：2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多件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150多件部门规章。证券期货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为补充，以部门规章为主体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之同时，根据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决定和1998年4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中国证监会在全国中心城市设有9个证券监管办公室，2个直属于中国证监会的办事处，25个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并直接管理2家证券交易所和3家期货交易所。
5、证券市场风险进一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中。从1998年开始，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市场开展了五项清理整顿工作，即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清理规范原有投资基金。到目前为止，期货交易所由14家撤并为3家，交易品种由35个压缩到12个，179家期货经纪公司完成增资和重组，69家证券公司完全归还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由于各项清理工作基本完成，证券市场的风险与隐患得到了有效化解和消除。与之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正在妥善解决中。2000年4月，中国证监会允许转配股在2年内分期分批上市流通。目前，已有128家公司的29.85亿转配股上市流通，没有对市场造成大的冲击。为我国进一步解决其他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经历了从多头到统一、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到1992年5月，在国务院的部署下，主要由上海、深圳市两地地方政府管理的阶段。
1981年7月，财政部重新发行国债，中国证券市场开始起步。接着，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企业开始以股票、债券的形式集资，如深圳宝安、北京天桥、上海飞乐等。1986年，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办窗易，代客买卖股票和企业债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静安区营业部开始证券柜台交易，有价证券转让市场恢复。1988年，国务院决定在上海、深圳等七个城市进行国库存券上市交易试点，国库券交易市场的形成。1990年，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分散的柜台交易迅速转变为场内集中竞价交易。
在这一阶段，我国对证券市场没有集中统一的管理，而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决策下，主要由上海、深圳市两地地方政府管理。首先，证券发行与交易限于上海和深圳两市试点，是经国务院同意，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共同决策的。其次，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上海、深圳地方政府充当了主要管理者的角色，两地人民银行分行相继出台了一些有关法规，对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进行规范。
第二阶段：从1992年5月到1997年底，是由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共同参予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过渡阶段。
199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证券管理办公室，7月，国务院建立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表国务院行使对证券业的日常管理职能。中央政府参与证券市场的管理，是证券发行与交易规模日益扩大，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必然结果，但这种由中央银行代管证券市场的格局没有持续多久。8月10日，百万人拥至深圳争购1992年新股认购表，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8.10风波”。这一“风波”，反映了广大投资者对股票的狂热心理，也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到了需要按国际惯例设立专门的机构的时候了。为此，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同时将发行股票的试点由上海、深圳等少数地方推广到全国。这种制度按排，事实上是将国务院证券委代替了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表国务院行使对证券业的日常管理职能，将中国证监会替代了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
与之同时，国务院赋予中央有关部门部分证券监管的职责，形成了各部门共管的局面。国家计委根据证券委的计划建议编制证券发行计划；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和归口管理证券机构，报证券委备案；财政部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从事与证券业有关的会计事务的资格由证监会审定；国家体改委负责拟订股份制试点的法规，组织协调有关试点工作，同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中央企业的试点。
另外，地方政府仍在证券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当地政府归口管理，由证监会实施监督；地方企业的股份制试点，由省级或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审批。为了把对证券和期货市场监管工作落到实处，中国证监会向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地方证券期货监管部门授权，让它们行使部分监管职责。获授权的地区有: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安徽省、福建省、湖南省、广东省、海南省、云南省、陕西省、江苏省、四川省、吉林省、湖北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江西省、沈阳市、大连市、哈尔滨市、南京市、宁波市、厦门市、青岛市、武汉市、深圳市、成都市、广州市、西安市、长春市。
第三阶段：从1997年底到现在，初步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
1997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形势，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这次会议决定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完善监管体系，实行垂直领导，加强对全国证券、期货业的统一监管。1999年7月1日生效的《证券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从而以证券市场基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总体上看，这项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将证券交易所由地方政府转为中国证监会管理。证券交易所肩负着一线监管的重任，对交易所的监管是政府证券监管体制中的重要环节。我国证券交易所是由地方政府建立起来并管理的，因此，初期的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由地方政府直接任命，“证券交易所由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管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总经理由证券交易场所所在地人民政府会同证监会提名，理事会聘任，报证券委备案”，随着沪、深证券市场由地方性市场发展为全国性的市场，这种以地方政府为主对交易所管理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证券市场的发展，国务院就此作过调整。1995年7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证券委在《1995年证券期货工作安排意见》中规定，“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的正副理事长和正副总经理人选，由中国证监会提名，商所在地人民政府后推荐给交易所会员大或理事会任免”。1997年8月15日，国务院正式作出决定，沪深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经修改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同时“证券交易所设立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接受证监会的监督管理”，交易所“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任免”、“证券交易所中层干部的任免报证监会备案，财务、人事部门负责人的任免报证监会批准”;同时增加了“对会员的监管”、“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内容，对其它内容也进行了修改。《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朝着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体制迈出了重要一步。
其次，将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证券业监管职能划入中国证监会。在证券市场初期，法律曾确定了双重管理的证券监管体制，即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为“全国证券市场的主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证券委的监督管理执行机构”，并规定“证券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归口管理，业务活动接受中国证监会监督管理”。1998年4月，随着机构改革的逐步到位，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正部级直属事业单位，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国务院证券委被撤销，其职能归入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对证券经营机构的归口管理也划转到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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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具有比较明显的国有化特征，导致我国银行业高管人员的任命基本实行行政任命制，行政级别观念强，使得银行管理人员片面追求行政级别，经营人员对政治前途过分重视，形成了与机关运行相一致的企业文化，缺乏市场竞争氛围。银行业既是竞争性行业，国家就没有必要在这个行业保持全额资本或者维持绝对控股地位，应当逐步降低国有股权在商业银行的比重，将银行产权主体落实到能真正行使财产所有权的主体上，使银行的投资者即银行财产所有者可以凭借其对银行投资额的比例真正行使管理银行的权力并承担责任和义务，最终达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目的。这就需要银行业的股权改革，按照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要求，促进银行业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放宽对社会资本参股商业银行的限制，在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中更多地引入民营企业或个人股东，以促进银行业的充分竞争。因此，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和金融业加快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金融商品和金融工具日趋多样化、复杂化，金融新业务层出不穷，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法律尚为空白。必须尽快做好对金融业务创新、存款保险制度和向银行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等方面的监管立法和制度建设，保证监管机构监督履行职权的有效性。
二、制订激励机制，刺激银行业自身完善风险管理
首先，银监会要严把银行类机构的市场准入关，在审核企业申办银行类机构的报告资料时，应特别注重审查是否有完善的管理金融风险的制度，否则不予审批；其次，银监会要向银行类金融机构实行监管员派驻制，实行专人专管，落实责任制。同时，监管员在被监管机构设有固定办公室和享有调阅该机构金融信息网络数据资料等权力，同时可以抽调各被监管对象内审部门检查人员，组织其进行交叉检查，并有权要求被监管机构监控、限制或减少被他们判定的风险；第三，制订风险评估办法，实施银行业分类管理，为银行业机构风险评估，定出级别，按照不同的级别进行分类。分级是一种激励机制，激励银行业不断改善自己管理风险的能力，而且银行业要向银监会交纳管理费，其比例按银行的风险级别而定，级别高的风险小，上交的管理费就少，级别低的风险大，管理费就高。银监会与好银行保持紧密、经常性的联系，对差银行则实行抽查，抽查某些具体类别或项目的贷款投资；第四，促进银行业改进风险管理能力，银行的级别每年都评，如果管理风险的能力提高了，银行就可以提高在监管类别里的地位；第五、核查银行自我监管风险机制。
三、加强内控机制监管，完善银行风险管理
1、健全股东大会制度，切实保护各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商业银行法人治理情况比较复杂，有的银行没有成立董事会，有的银行虽设立了董事会，但其董事会成员大部分是其经营班子成员。有的银行没有成立监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缺乏监督。有的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职责不清，银行董事会权力过大，既掌握了决策权又控制了经营权。有的银行董事会形同虚设，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人治”现象比较突出，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股东大会作为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应在银行监管部门的检查、指导、督促下严谨、精密、完善。银行监管部门在政策法规上、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等方面都有很多的优势能够给予商业银行指导，不管是商业银行组织机构模式、领导决策失误还是内外案件或内部业务差错等，都是银行监管部门及时发现和掌握并用以完善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商业银行的内部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风险。银行业务总是向前发展的，而制度一旦制订，就相对稳定，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总是落后于业务的，各种业务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需要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使制度完善超前，针对发现的风险点，督促有关机构采取措施予以改正，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银行是高风险性行业，就在于银行的自有资本占风险资产的比例较小，而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存款，因而银行的决策不仅使自身风险加大，也意味着存款户的风险加大。银行决策层的经营管理思想和经营目标对银行经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决策不能随心所欲。要做到决策正确。第一，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必须真实、正确、及时可靠。这就要求银行建立高效的信息系统，并建立确保信息系统安全准确运行的内部管理制度；第二，对于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科学的决策程序是确保决策正确，减少决策失败的有效保证。
3、构建科学的考核体系，形成合理的激励机制。我国一些商业银行对客户经理或职员实行按每月日平均存款余额的万分之三提取维护费用，由客户经理用于对客户的维护开支，但许多情况下花不了这么多钱，钱都落到了个人腰包。实际上，许多存款业绩是在玩数字游戏。一般是客户贷了款之后，让客户把这笔贷款存到银行做抵押，办一笔银行承兑汇票，然后把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再抵押，再办一笔银行承兑汇票，再贴现。玩来玩去都是玩银行自己的钱。对银行员工的业绩考核应当改变以前的重工作数量不重工作质量、重同事关系不重业务能力的考核方式，将对员工的业务考核与其工作贡献结合起来，加强对每个员工业务和对银行贡献的考核。在公开公平考核员工业绩的基础上，更多地将收入水平与业绩挂钩；根据不同岗位为银行创造的价值定不同岗位的收入水平；提高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将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收入和部门业绩联系起来；引进递延的报酬计划，把员工的收益和银行的长期效益、资产质量等联系在一起。
四、加强金融监管信息电子化网络建设，做好银行业信息披露工作
1、建立金融信息网络，构建监管信息平台。建立集信息采集、加工、传输为一体、能够进行量化分析的计算机系统，涵盖现场、非现场检查和分析等过程，运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及时掌握各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及运行情况，改善目前信息不对称、监管手段落后的状况，实现标准化、电子化的金融监管，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安全性。这是提高监管效率、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手段。构建银行监管信息平台，即利用计算机网络和程序实现银行监管信息采集网络化、数据核对、汇总、对比分析、查询、报表管理、上报和风险预警自动化，对各个环节的监管操作信息的连续监控，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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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监管制度的演化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证券监管奉行的是“监管机构评审为本”的许可审核制度，由各州根据所谓的“蓝天法案”进行实质性审查,自行处理许可或不许可市场主体的业务申请。“蓝天”法案的用意是保障投资者免受各种骗人的投资计划所蒙蔽。据说，这一法案名称源于“禁止将蓝天作为建筑用地出售”判例。然而，这种监管方式实际未能阻止大量本质上属于诈骗的招股计划。
在1929年股灾后，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29日的立法演讲中倡导建立以披露为本的监管体系，他这样说：“联邦政府当然不能够也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可能引致人们认为联邦政府认同或保证有关的新发行证券稳健可靠，或其价值将可维持，或其所代表资产将能够赚取利润。然而，我们有责任坚决要求所有在美国州际商业环境发售的新证券，均向投资公众提供广泛且全面资料，不得隐瞒任何关乎该次发行的重要信息。”
这一建议是在“买者自负”的古老法则之上，增加了“卖方也要自己负责”，即将披露全部真相的责任完全交由卖方承担，以促进市场诚实地进行证券交易，重建投资者信心。1933年通过的所谓的“证券真相法案”标志着美国资本市场监管模式由许可制转向了注册制。
二、美国注册制监管机制
1933年通过的“证券真相法案”建立了注册制监管体系架构中的一个支柱，即制定披露信息的格式，指出发行人必须披露信息。而且这些披露项目须以规范的表格的形式出现，随着1970年代电子化信息披露系统（EDAGR）的采用，信息披露的要求更加规范化。
1933年证券法的另一个支柱，在于把披露全部事实真相的责任放在证券卖方身上。法案第11条明确指出：“凡购入已注册证券而其后蒙受亏损的人士，如发现下列的情况，即可对有关发行人、其董事、签署注册报表的高级人员、包销商、会计师以及其它名列报表上的专业人士提出：
“注册报表中任何部分（在该部分已经生效后）载有关于某项重要事实的不确陈述，或没有说明一项必须在该报表中应加以说明以使报表中的陈述不致误导的重要事实。”
在实际执行时，这条法例的后半部（即不得遗漏任何会影响完整理解之事实的责任）被证明是最严格的规定。面对根据第11条采取的法律行动时，被告只能以“已做出应尽的努力(DueDiligence)”作为主要的免责抗辩理由；不过，这项理由却不适用于发行人。
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案”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联邦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负责审阅注册报表，但其审核重点只在确保报表披露所有应披露的项目。SEC不会“审准”有关报表而仅是“宣布”该注册报表正式生效。至于发行人招股后所作的披露，SEC也只是选择性审阅。通常SEC不会就发行人其后的披露提供意见，坚持由发行人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发行人进行首次公开招股后，SEC的角色基本上就只是在维持秩序，由场内的发行人与投资者自行“讨价还价”。
不过，SEC在审阅信息披露中仍拥有重大的权力，它将大量审查信息披露文件作为日常工作，从中主动发现信息披露违法，为信息披露处罚的有效性提供保障。SEC的听证和调查，可以推迟公司注册表生效的时间；只要有足够理由，SEC可以通过法庭程序，从法院申请禁止令，终止注册表的效力，公司因此将不得发行股票，当然，公司也有上诉的权利。在出现违规行为时，SEC可以没收充公违例者的收益，撤销有关交易；也可以上诉到至法院追究对发行人和有关人员的民事责任，或禁止或终止相关人士担任有关公司的董事或行政人员；更严重时对相关人员进行刑事诉讼。此外，SEC拥有行政纠正权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透过内部法院制度，自行委任行政法法官审理个案，其中包括有权向证券专业人士课以罚款、对触犯美国证券法例的事情颁布“终止及停止”禁令，以及撤销专业人士如会计师的专业资格。
由此可见，美式的披露为本监管制度不仅包含披露内容的详细规定，更具备有力的执行机制，以确保发行人切实遵守有关规定。
在SEC和1933年证券交易法第11条赋予的私人诉讼这两种执行机制中，一般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通过法案第11条，美国政府就等同授权所有公众投资者作为监管人，去保护自身的权益。
至于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强弱悬殊的问题（大部分发行人都比一般投资者财雄势大）又如何解决？这种对等关系依赖于美国司法制度赋予个人诉讼者的权利：一般公民可提出集体诉讼（ClassActions），以及美国律师接受胜诉后分取原诉人赔偿作为律师费的惯例(ContingencyFees)[1]。
除了SEC和个人投资者外，美国市场披露为本的监管制度的顺利运作，还要依靠第三个“执行制裁者”——市场本身。在披露要求向来严格的市场，发行人的披露稍有不足，即会受到投资分析员口诛笔伐（在一个允许做空的市场上专业研究员的数量常是衡量市场成熟程度的标志），投资者也会抛售股份以示“惩罚”。实证研究发现，在美国市场，一家企业的披露水平与其资金成本有着负面相关性。
究竟美国的监管制度是否完全以披露为本？在联邦层面，大致是如此。但在州的层面，个别州仍保留本身的“蓝天”法例，以规范非上市证券的发行。与此同时，各交易所亦有种种关乎质和量的严格规定，以便将它们认为不适宜在当地市场上市的发行人拒之门外[2]。因此，美国监管制度的基础可说是披露为本，但在此之上却同时附有重要的监管机构评审元素。
三、美国式注册制监管制度的缺点
披露为本的监管制度也存在缺点。首先，它依赖诉讼行动，由于它的运作有赖于市场间接的行动（即要由个别人士采取行动而非由监管机构直接界入），因此，一些缺乏机制支持这些间接行动的市场，就未必能采用美国式的披露为本监管制度。其次，美国式的监管制度高度依中介机构的专业水平、健全的司法制度以及集体诉讼和胜诉收费的机制。发展中国家未必拥有这些条件。再次，披露为本的制度会产生繁多的信息披露，可能令一般投资者难以应付和理解。最后，披露为本的监管制度容易招来很多不必要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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