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条件范文1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开放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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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理论分析
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具体表现为金融系统的筹资投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风险搭配功能。金融系统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在于运行效率提高与系统风险降低两大目标之间的对立统一，金融系统模式的选择是矛盾转化的结果。金融系统的功能是通过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托、保险等一系列业务运作来实现的，业务在金融企业中的组合模式就构成了以完全分业经营和完全混业经营为两极的一系列金融系统组织模式，在不同的组织模式中矛盾处于不同的平衡点。系统运行效率表现在业务协调成本、信息优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方面；系统运行风险表现在竞争限制、风险传递、利益冲突等方面。效率与风险矛盾的核心载体是内部交易，一方面，内部交易有助于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内部交易也可能提高系统运行风险。
在现有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中，完全分业经营与完全混业经营分别位于金融模式光谱的两端。完全混业经营模式允许在一个公司实体内从事所有金融业务，也称为全能型银行模式。从系统运行效率来看，公司内部各个部门、各项业务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信息资源流动性最高，公司实现收入多元化；信息优势充分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实现程度最高，不同金融业务协调成本最低，金融系统运行实现高度效率；从系统运行风险来看，全能型银行内部大量频繁的内部交易也提高了系统风险。而完全分业经营模式则要求不同类型的金融业务由没有所有权联系的不同公司实体经营。在这种模式下，金融企业收入来源单一，资源和信息共享程度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难以实现，不同金融业务协调
成本最高，金融系统运行效率较低。金融系统的经营单位——金融企业有追求收入多元化和提高经营效率的冲动，而金融监管者对效率——风险矛盾的取向影响监管政策和金融管制的力度。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了金融系统模式的选择。
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特有的产权结构和内控能力的现状，完全混业经营的全能型金融百货公司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政策限制在中短期内仍然将继续严格实施。在分业经营的政策环境下，一个比较极端的形式是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各自为政，没有任何协调和互动关系。但是，在更多情况下，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密程度不同的联系。由于追求协同效应动机的存在，在分业经营的限制下，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将产生通过分业合作实现金融业务互动的动力。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业以资金、信息，企业家才能为主要生产要素，金融业务资产专用性程度低，因而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也具备在上述生产要素三个方面进行业务互动合作的基础。总之，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分业合作具备合作动机和合作基础。
二 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可以分力不同类型。
(一)根据金融机构合作的性质，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外部一般型业务合作。这是一种较浅层次的合作，又称为互为客户型合作，合作中一方是另外一方的普通客户。例如银行将证券公司视为普通客户为之提供信贷和结算、资金清算等服务，或证券公司经手银行股票发行的承销业务；又如证券公司为保险公司提供资产管理服务，保险公司为证券公司的固定设备及员工提供保险保障等。
2．外部分工型业务合作。这是一种较深层次的合作，又称为共享客户型业务合作，双方利用各自优势，进行业务分拆和组合，合作开发共同的客户资源。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拥有大量共同的服务对象，围绕共同客户的需要而开展的合作皆可归入这一类型。包括银证合作中的银证转帐、银证通等、过桥贷款、代客理财等；证券保险合作中的证券公司兼业保险、保险公司证券经纪营销等。
3．企业内部的组织与股权合作。这种方式因突破分业经营体制而受到严格限制。
(二)根据金融机构之间的产权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无产权联系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这类合作主要是通过有关销售和市场协议建立合作关系。签署合作协议的双方没有股权纽带等产权联系，双方的合作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利益基础上的。由于合作双方没有产权联系，在利益分享方面的分歧使得这种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较差。
2．有产权联系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这类合作一般也需要通过合作协议来进行。但是由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双方存在股权纽带等产权联系，双方的合作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的，有内部交易的成分。目前，我国存在各种不同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内经营不同业务子公司之间的合作是这一合作形式的典型代表。我国目前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监管模式，不允许同一法人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项业务中任何两项不同的业务，也不允许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控制、渗透。但是由于历史的、行政的或监管法规等原因，我国部分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紧密程度不同的股权联系。例如，普通的工商企业、信托投资公司属于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明确允许运用自有资本可以向任何金融机构投资的法入机构，受同一工商企业、信托投资公司控制的金融企业之间就存在间接产权联系。光大证券与光大银行之间，中信证券与中信实业银行之间的合作就是这种合作关系；又如中国建设银行与由其控股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合作。在这种合作方式中，股权纽带的存在增强了合作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合作的紧密程度又与合作双方产权联系的方式和紧密程度有关。
三 现阶段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具体内容分析
(一)银证合作
银证合作包括银证转账和银证通业务、同业拆借、国债回购和股票质押贷款业务以及银行法人结算划款和新股发行验资等内容。
1．银证转账业务。即银行代收客户资料及银证通兑，客户从开户、买卖，存取款、查询均无须到证券公司处，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公司的委托电话或证券公司的网上交易等远程交易方式进行操作，客户资金可以在银行与证券公司处互相划转。这类业务属于共享客户型业务合作，目前大部分证券公司均已开展此项业务。银证通业务是银证转帐业务的发展和深入。投资者只需凭有关证件到银行的任一网点就可以开户买卖股票，客户储蓄资金账户即是保证金账户，客户从开户、买卖、存取款、查询、销户均无须到证券公司处，客户可以通过银行的委托电话或银行的网上交易系统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方式根据账户的运作形式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将投资者的储蓄账户和股票账户合二为一的混合式账户结构。投资者的储蓄卡或存折中的储蓄就是其证券保证金，可以直接用于买卖股票；二是储蓄账户混合股票账户分立的帐户结构。该方式将投资者储蓄卡或储蓄存折变成一个综合理财总账户，下设储蓄帐户和个人股票帐户两个子帐户，两个帐户间资金不能自动划转，必须通过投资者指令才能完成两个帐户间的资金划拨。
2． 同业拆借、国债回购和股票质押贷款业务。这类业务属于互为客户型合作。1999年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下发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允许银行与证券公司进行一些合作，以拆借等方式划拨资金。到2000年7月，人民银行及证监会下发或转发文件，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回购市场后，众多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相继获得此项资格，即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开展最长期限为7天的拆借业务和最长期限为1年的债券回购业务。同业拆借有利于解决证券公司短期头寸的不足，对证券公司的资金调度和业务开展有积极作用。这项业务用款期限合适，办理手续简便，证券公司比较欢迎，发展潜力较大。在股票质押贷款业务方面，《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具有股票质押借款资格的必须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设立的综合类证券公司，注册资本金必须达到5亿元人民币。已有数十家证券公司与银行签定了股票质押贷款协议。股票质押贷款与证券公司常用的其它融资形式如同业拆借、交易所债券回购、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相比，利率相对较高，加上贷款手续过于复杂，且有种种对可质押股票的限制和平仓的顾虑，证券公司不会把股票质押贷款作为融资的首选工具。由于股票质押贷款的抵押品价值是以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来衡量，银行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对于证券公司的资信、用于抵押的股票和股票组合、质押率和贷款利率、对质押股票和借款人的贷后监控等方面将会有严格的限制。因此短期内这项业务的市场空间不大。从长远看，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机构投资者的壮大成熟，股票质押贷款作为联结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渠道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银行法人结算划款和新股发行验资，1998年，沪深两地证券市场全面推行了会员法人结算制度，取得法人结算划款资格的银行可以从事此项银证合作业务。银行为新股上网发行提供验资服务是指新股上网发行时，由交易所指定一家银行将所有认购资金集中进行资金到位检验。银行获得验资行资格后，可以使法人结算资金在本行沉淀，获得巨额利差收入；同时可以避免新股认购时，资金在该行深沪两地分行之间来回调拨，降低风险。
(二)银保合作
银保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保险公司利用商业银行广泛的营销网络、良好的信誉和人才优势，大力开展委托业务、资金运用、联合发卡、协定存款等业务；而商业银行则从人寿保险公司得到长期稳定的存款资金，以便开展信贷业务，支持经济发展。目前银保合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存款业务方面的合作，这类合作属于互为客户型合作。保险公司不仅要靠开展保险业务收取费用，用于理赔，更重要的是要进行资金运用，尤其对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资金可以长期运用。保险公司将保费收入的一部分作为银行存款，可以起到安全、稳定的作用，特别是当年需要支付赔款的短期资金存放在银行，既为银行的资金运用提供了资金来源，又为保险公司增加了利息收入。
业务方面的合作。这类合作属于共享客户型合作。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客户群和电子设备以及网络系统为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代收保险费、理赔、清算等，还可以利用自己的业务网点为保险公司进行保险宣传、安全防范等工作；保险公司则利用自己的业务网点为银行办理储蓄业务，或上门进行安全防灾检查、保险宣传等，为保户提供“一条龙”金融服务．对银行和保险公司来说，为对方业务，既可以降低业务成本，增加费收入，又拓宽了业务范围，满足了不同客户的各种需要，提高了效益．此外，保险公司向证券公司的固定设备及员工提供保险保障，证券公司将保险产品作为礼品赠予客户也是目前银保合作的主要内容。
(三)证保合作
目前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合作的领域还很少，证保合作协议主要包括在代办保险业务、保险业务、客户资源共享、合作开发保险产品、资产管理业务等方面开展合作，证券公司根据自身的需要，为员工及客户购买并有选择地推销经中国保监会核准的人寿保险产品。目前，证保合作主要集中在保险兼业方面。证券公司开展保险兼业业务是证券公司适应自身业务多元化发展的要求，是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满足客户全方位金融服务的需求、提高客户忠诚度的现实需要，是借助外力培育客户经理人队伍、提高公司员工营销意识和营销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探索拓宽经营领域、增加收入来源的积极尝试。开展保险兼业业务对转变证券营业部经营职能，促进服务水平向高层次理财智能型转化具有积极作用。证保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合作需要建立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的通道。目前由于保险资金只能通过购买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资本市场，而且比例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证保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合作还有很大的潜力。
另外，金融分业合作还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与信托、融资租赁、期货等其它金融机构的合作中。
四 金融机构分业合作中的问题分析
(一)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行业差异影响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开展
尽管金融业均以资金、信息、企业家才能为主要生产要素，金融业务资产专用性程度低，从而为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提供了进行业务互动合作的基础，但是不同类型金融行业在客户结构、经营特点方面仍然具备不少的差异。例如，投资银行业与商业银行业比较，在风险偏好上，商业银行倾向于低风险业务，而投资银行相对偏好风险型业务；与投资银行员工比较，商业银行员工相对保守和循规蹈矩，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和客户机构差异是由各金融子行业融通资金、搭配风险以及配置资源的不同功能特点决定的，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影响了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开展．
例如，在银保合作中，虽然银行比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有更为良好的信誉，但保险业务员是主动出击，而银行则是被动守候，在保险理念还未深入人心的现实下，要客户主动购买保险为时尚早。由于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的不同特点，银行柜员的保险业务知识缺乏，虽然目前银行销售的寿险产品大都简单易懂，保险公司在正式销售前也会对柜员进行培训，但大都讲述操作流程，对产品的特点阐述不多，银行柜员毕竟不是专业人员，一旦客户详细询问，就无法给予确切的答复，成交率自然就低。以上因素的存在使银行保险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证保合作中，就兼业和客户资源共享而言，证券公司与保险公司的客户群有很大差别。证券公司客户追求高额利润，投机性强，对稳健型的保险产品不太感兴趣。而保险公司客户追求稳定收益，资产的安全性及增值性极为重要，因而大多数保险公司客户对风险甚大的证券投窃敬而远之。客户资源的差异也制约了证保合作中这项业务实际效果的发挥。
(二)金融机构合作与竞争交织的关系影响分业合作的推进
在早期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模式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业务交叉范围很少，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竞争领域较小。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金融业的业务交叉范围扩大，分业竞争的领域扩大。以银证关系为例，随着《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政策的颁布实施，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业务交叉范围扩大，银证竞争加剧将成为一种趋势。合作与竞争交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双方的积极性。
证券行业对“银证通”的矛盾心态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银证转账”在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构筑了资金的快速通道，资金划转可由两端发起，股票交易则由证券公司发起。后来在此基础上推出了“银证通”，资金由银行保管，股票由证券公司保管，资金划转及股票交易皆可由两端发起。但是证券行业对这一业务的推广有所保留。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由银行保管，证券公司就失去了利差收入，因此反应不甚积极．随着非现场交易佣金的大幅降低，尤其是“网上交易”在各类交易手段中费用最低，也是证券公司大力推广的产品。《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商业银行可以从事证券业务以后，商业银行有理由凭借其“证券业务资格”提出分享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手续费的要求。因此，银行在代办银证通业务时，希望能与证券公司共享佣金收入，而不是简单地收取开户代办费。在佣金标准降低以后，证券公司的利润空间已被大大压缩，再要与银行分成，恐怕难以实现。因此，证券业对银行业蚕食本行业利润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证合作业务的开展。
(三)金融分业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较差
目前，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限制，分业合作的双方金融机构大多没有产权联系，金融分业合作的稳定性较差．金融分业合作涉及到双方的利益分享问题，如果合作双方没有产权联系，合作就应当是建立在完全市场化的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在分业合作中，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等至关重要，权利义务失衡将影响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事实上，在金融分业合作中，权利义务的失衡是一种常态，因此导致金融分业合作的持久性和稳定性较差。
以银保合作为例，目前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兼业上，商业银行有营业网点及客户资源的优势，而保险公司拥有大量的资金，于是协议存款相网点成为双方合作的互利基础。由于保监会规定一家商业银行网点只能一家保险公司的产品(寿险或产险)，这样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就会采取“圈地运动”，以协议存款来换取网点，而有些资金规模小但产品更具竞争力的中小型保险公司，只能被排挤在外。由此导致客户在购买保险产品时没有其他的选择，不利于公平竞争。在银保寿险业务方面，寿险产品的营销需要银行柜员的积极推荐，同样销售一份寿险产品，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有丰厚的提成，而银行目前给柜员的奖励相当少，甚至没有奖励，柜员推销的积极性受挫，影响这项合作的实际效果。
(四)金融分业合作中的产品创新少，合作深度和广度不够
金融分业合作的关键是合作进行产品创新。产品竞争是金融业竞争的基础，金融机构只有不断利用现代金融工程技术，设计出适应不同投资者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原有金融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才能够获取竞争优势，我国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是有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决定的，在中短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在分业经营下体制下，各金融子行业需要通过联手合作，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通过组合服务方式，满足客户需求。我国金融机构只有通过联合产品创新，为客户提供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产品，才能抵御外来金融机构的竞争。
在目前的金融合作热中，联合产品创新的力度较小。银证合作主要集中在银证通、同业拆借、资金清算等方面，银保合作主要集中在保险、协议存款等方面，证保合作主要集中在保险方面，总之，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范围比较狭窄，深度不足。金融合作中的产品创新较少有多方面的原因。从金融机构自身来看，虽然在金融机构合作协议中通常有“共同开发产品”这一条，但实际上合作双方很少互通信息，在产品开发的互动性上，双方缺乏沟通；从外部因素上来看，金融创新上的政策限制和法律障碍是金融合作产品创新较少的主要原因，
(五)金融分业合作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不够完善
金融合作业务的开展需要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胆是，我国金融分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有待进一步完善。金融分业合作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的不完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金融分业合作的政策限制较多，制约了金融分业合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对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风险监管制度建设滞后，不利于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规范发展。
以证保合作为例，由于保险资金运用受到严格限制，证保合作的深度难以拓展。长期以来，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受到严格限制，以前仅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近年来已经允许投资一定比例的证券投资基金。因此，在我国，存款和国债利息与保单预定利率之差就成为保险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尽管，目前保险公司投资国债的比例逐步扩大，但由于国债的规模本身小，制约了投资的规模和比例。资金投放于银行存款的仍占一定比例。自1997年以来，随着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多次下调，保险公司遭受很大损失。长期下去，将动摇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加快，降低收益标准和提高投资收益，从而在强手如林的保险业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成为保险业的当务之急。保险资金和证券市场通道的不畅制约了证券业和保险业资产管理业务合作进一步开展．又如，银证合作方面，由于监管当局三令五申禁止银行资金流入股市，银行在股票质押贷款等业务的开展方面得不设置种种障碍，以免触及“政策雷区”，银证在这方面的合作业务开展受到负面影响因而进展缓慢。
五 推动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对策措施
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特殊的产权结构和风险控制水平，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在中短期内还将继续在我国实行。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外全能型金融企业的进入，对我国本土金融企业形成严峻挑战。我国金融机构如何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政策环境下加强业务和其它方面合作，对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至关重要，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推进需要监管层和金融企业共同采取措施推进。推动金融机构分业合作可采取如下的对策措施：
(一)改善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
金融体制的类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金融企业内控水平的提高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从长远来看，随着技术更新、金融产品市场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飞速发展，我国金融体制可能向混业经营模式演变；从中短期来看，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仍将继续存在，但是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分业环境下的合作程度将会进一步加深。
金融体制的类型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因而决定金融体制的金融立法也不应当是不可改变的。随着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加速，为了适应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客观现实需要，金融业经营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也应当顺应历史的潮流，进行相应的变革。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93年银行法》到《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是金融立法的变革推动了美国金融业的经营模式的转变。我国金融模式的演变是一个长期过程，现阶段金融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原则应该是有利于我国金融机构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下加强相互协调与合作，提高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金融法律和政策对金融机构业务合作和产品创新的管制应当进一步放松，对以发展金融控股公司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机构建立产权联系的努力应当进行立法规范．
(二)鼓励和推动金融机构合作进行产品创新
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应当不断利用现代金融工程技术，联合设计适应不同投资者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原有金融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才能够提高金融合作的效率。监管层也应当鼓励金融机构合作进行产品创新。在银证合作为例，首先，可以探索证银融资产品创新，证券公司可以作为一般性公司从银行获得不动产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等，还可以通过对证券公司主办存管银行的帐户进行处理，进行帐户质押融资；其次，通过一定的契约安排，证券公司可以从商业银行为自己作为主承销商的拟上市公司提供搭桥贷款，这种契约安排既可以保证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又可以保障银行信贷的安全性，银行的搭桥贷款是证券公司争取主承销地位的重要手段；此外，证券公司可以与商业银行拿作，通过不断创造衍生金融产品，规避金融风险；证券公司还可以与商业银行合作，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进行优化；最后，证银还可以在委托资产管理方面进行创新，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在证保合作方面，证券公司可以担任保险公司的理财顾问，为保险基金提供投资服务，此外，证券公司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品创新，通过开发技术支持系统，提高保险公司对客户服务的水平。
(三)推动金融控股公司的建设
我国金融机构的分业合作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合作双方没有产权联系，合作中协调难度较大。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就是推动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产权联系。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监管模式不允许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控制、渗透，现阶段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产权联系的主要方法是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在纯粹性金融控股公司中，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业务子公司相互之间并不参股，但均由控股公司参股或控股，因而不同金融业务子公司之间相互之间建立了产权联系。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不同类型的金融业务子公司在控股母公司的协调下互动，信息、人力资源和其它投入要素可以相互流动，在市场和分销网络上可以买现协同效应。相对于没有产权联系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这种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分业合作效率更高，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更强。
金融企业在推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建设过程中，可以首先通过集团化经营逐步向经营多种金融业务的金融控股公司转变。以证券公司为例，证券公司集团化后将形成母子公司架构，经纪、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等证券业务由不同子公司经营。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集团母公司通过控股非证券业务子公司实现业务拓展，从而向多元化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顺利转变，进而实现控股公司内部证券业务与其它非证券金融业务的分业合作。
(四)加强对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监管合作
金融机构的分业合作，尤其是有产权联系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分业合作，容易形成经营不同业务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传递和渗透，加大共同倒闭风险。在金融分业合作中，还可能出现部门间利益冲突和利害背反。金融合作可能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金融合作中的所谓“捆绑式销售”可能违背客户意愿和利益，而金融合作中的信息交流也可能侵犯客户的隐私权．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分设，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各自为政，缺乏交流与合作，不能适应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需要，容易产生监管漏洞。此外，金融机构分业合作中的新产品审批、风险传递的防范都需要合作监管工作的加强和改善。
为了应对金融机构分业合作形势的发展，应当建立金融合作监管机制。首先，金融监管当局应认真履行职责，分别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其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应当在分别监管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合作，建立跨行业监管当局之间的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不仅应当依据法律或签定备忘录的形式确立这种机制，而且应建立和保持与其它监管当局信息共享的文化和制度。金融监管当局在合作监管中应注意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促进市场的充分竞争，防止金融合作中消费者的私人信息被非法泄露以及消费者因金融机构捆绑销售而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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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条件范文3
关键词：安全价值；网络监管；网络伦理；逻辑延展；信息丰富
自2010年底发生QQ软件与360软件不兼容的冲突之后，对于网络软件规范的呼声就不断响起。不曾想到的是过去人们曾经一度认为计算机的使用权在用户手里的看法从此将打上问号。那么，让我们重新审视的问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安全价值在计算机网络中的体现、网络监管的意义、网络伦理的探索。
一、安全价值在计算机网络中的体现
在网络处于突飞猛进的今天，给网络立法已经成为了众多法律专家、学者的头等工作。不同于传统法律规范人的现实外在行为，网络法律面对的是网络行为虚拟性的一面。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网络法律的基本理念概括为“秩序维护、权利保护和自由共享①”。
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下，人类的基本价值依然显现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笔者认为在以上三种基本理念的基础上，还应该存在更高一层的理念――安全。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安全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人类的整体与生存环境资源的和谐相处，互相不伤害，不存在危险的危害的隐患。是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②。这也就是说安全应该是能够避免正在发生的危险以及更进一步的可能遭受的风险。同时，安全又是相对的。我们常常理解的安全就是能够处于一个暂时的远离风险的可能。
当安全的概念迁移到网络中时，人的整体概念作为安全的主体仍然存在，只是这时人的一切安全表征都信息化了。这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隐私的保护。现实生活中盗窃一只手表与盗窃一台笔记本电脑从刑法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如果这台笔记本电脑中有所有者的隐私？而且因为盗窃者将隐私公布了呢？结果将会大不相同。亦或者，电脑使用者将自己准备发表的重要电子文件利用网络软件发表到自己的网络空间。然而由于软件的错误，电子文件遗失了，同时作者又没有备份。作者将陷入不能及时发表带来的一系列危险之中。的确，计算机网络技术本身给人类带来了免于现实交流的不便，但同时没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安全，反而拓展了不安全的范围。你在使用电脑的同时遭受着辐射的侵害，你发送的信息包可能已经被黑客截获，你所使用的系统可能已经由于没有及时更新补丁而陷入危险中。不可否认的是，在互联网设计过程中，关于物理设备、网络结构、系统稳定等因素都是有漏洞的。这些漏洞带来的危险不亚于现实生活中所遭受到人身侵害的危险。因此，技术不仅由于它所带来的一系列诸如环境和生态危机等问题对人的生存环境构成了威胁，技术还由于其对自身自然地干预也对人构成了威胁③。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明确“安全”这一理念无时无刻地影响着现实与虚拟的生活。在虚拟网络中，即便我们希望构建一种充满秩序、保护权利以及能够自由的分享的世界，首要的因素也应该是让网络用户体验到对其安全的切实保护。
二、网络监管的意义
网络监管，即对互联网网络的监督、监管和检查，以达到维护网络安全、保护网络上的公共利益的目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从萌芽到繁盛，互联网也不例外。我国的互联网发展经历了从1987年第一封“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电子邮件到2009年12月底，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中国手机网民则达到了2.33亿人。网络的发展必然带来诸多问题的显现。
从个人行为上看，主要有通过网络诋毁他人、散布非法言论等。从企业行为上看，主要有通过网络进行虚假宣传、进行诋毁其他企业的行为等。针对这样的问题，国外已经有了值得我们借鉴的方案。例如，韩国设立有信息安全署(KISA)，负责打击垃圾邮件、钓鱼网站、网络攻击，甚至是网络犯罪。新加坡的网络管理在法律上则更为严格，单从法律条文上看,在新加坡设立任何网站,原则上需要部长签名同意。即使在你建立了网站之后，如果了涉及黄、赌、毒的内容，则会被政府强制关闭。严重情况时，开办网站的当事人也会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
相对于技术的迅猛发展，法律总是相对滞后的。网络监管，就是要基于国家的强制力对网络中新问题加以解决。这种解决方式不仅是针对个人的网络危害行为，也是针对企业之间由于不正当竞争导致的对用户权益和整个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危害行为。由360软件与QQ软件之间进行的不兼容事件正是这样的问题。企业在市场占有量上充斥着竞争。因此，必须充分考虑网络经济条件下垄断的具体特征及其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既能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又能促进经济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实现尽可能好的市场绩效④。因此，要实现上述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单纯依靠相对滞后的法律，而必须辅之以政府出台的网络监管政策以及互联网民间协会的协助。也就是说，网络监管本身蕴含着来自网络法律的出台、国家政策的导向以及网络企业间互相监督的综合，而它的根本目的则是共同维护网络中安全、秩序、权利和自由这些价值。
其实，网络经营商之间的竞争直接关系到网络的普及与发展。在此期间，如果没有对网络经营商的监管，网络经营商对网络使用者的免责条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网络使用中的安全体验。比如，QQ2011 beta版软件中条款“4.2 腾讯特别提请用户注意：腾讯为了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和调整的自，腾讯拥有随时自行修改或中断软件授权而不需通知用户的权利，如有必要，修改或中断会以通告形式公布于腾讯网站重要页面上。”从中可以发现，网络经营商作为提供网络服务的一方，虽然它提供了对于用户免费的服务，但是它对建立在自己发展基础上而限制用户体验的免责条款的确很不公平。所以，无论是从互联网协会角度，还是政府角度，针对网络经营商的格式条款的监管必将成为一种趋势。
三、网络伦理的探索
信息时代的伦理学应该如何建设？“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造福于人类……它也可能损害人类，如果不能明智地使用它，他将朝着这个方向越走越远。”罗伯特•维纳的话给了读者很深的印象――任何技术都要限制在合理的范畴内使用！那么，在不断扩张的信息时代，特别是网络技术和应用与日俱增的时代，我们如何更好的使用网络将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当网络法规的影响力还不足以覆盖所有网络领域的时候，计算机伦理就显得如此的重要。
为什么会存在计算机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的形成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维纳教授奠定的基础。然而，他的工作却被埋没了二十多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被重新发现。在发现的过程中，沃尔特•曼纳、黛博拉•约翰逊、詹姆士•摩尔、特雷尔•拜纳姆和唐纳德•哥特巴恩这样一批人的观点重新梳理了计算机伦理学的研究路径，并给出了不断完善的定义。既有曼纳利用传统伦理学的应用的影响，又有拜纳姆对社会价值与人的价值的遵从。在笔者看来，摩尔的理解更加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他认为，之所以产生典型的计算机伦理问题，是因为存在关于应当如何使用计算机技术的政策真空。技术不仅由于它所带来的一系列诸如环境和生态危机等问题对人的生存环境构成了威胁，技术还由于其对自身自然地干预也对人构成了威胁。
同时，按照摩尔的思想路线，我们可以发现计算机伦理学不能简单的套用常规伦理学去理解。主要是由于计算机具有逻辑延展性，即它们可以被定制和塑造，几乎可以在输入、输出的形式下完成任何工作。因此它们最接近通用工具，这会使我们习惯性的将因它们的使用而产生的伦理问题与日常的工具不加区分。比如，有人偷钱包，有人偷计算机。二者都是盗窃行为。但是如果放在一个特殊情境下，还会如此么？当计算机里的内容是一份机密文件或是使用者的隐私，结果将会很不一样。也许你会反驳我，钱包里也会有机密文件或是用户的隐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计算机除了存放文件以外，还具有诸多可以利用的方面，如炒股、游戏、交流、甚至科学研究等。而在这些领域，钱包的功能显得狭隘的多。因此，盗窃一个计算机将会比盗窃一个钱包更具有伦理研究价值。
计算机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信息丰富性。这一点可以很好的解释当今日益盛行的网络购物与电子信用的发展。在过去，我们还习惯从银行取钱，然后进行消费。然而，今天一切都不同了。我们可以用装有电子芯片的信用卡进行即刷即购的活动，也可以直接敲击键盘对我们心仪的商品进行线上购买。这种网络连接上的芯片或是计算机或多或少的携带着用户的个人信息。在这种买卖过程中我们会面临信息交换的情景，这种信息的交换将不再像传统买卖活动那样容易隐藏。然而，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将自己的信息泄露给他人。在技术主导的时代，恐怕不是某个人可以决定是否将信息泄露出去的。另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最近的例子是百度文库的侵权事件。网络用户将具有版权的资料上传到百度文库，然后所有利用计算机网络的用户都可以免费看到。这将使版权的保护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强调了计算机伦理的特点之后，如何解决则主要分为专业责任和伦理准则。专业责任主要是计算机职业者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如果律师、医生、教师和会计人员一样，在拥有与专业身份相称的特殊资格和技能的同时，专业协会和组织是维护计算机职业者伦理的重要因素。因为，单纯依靠技术的专业能力将可能回避对社会公众的责任。这种责任的缺失问题已经在最近的“3Q大战”中通过隐私的可能泄露与软件的不兼容而暴露出来。这之后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与互联网协会草拟的《互联网终端软件服务行业规范》都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和计算机伦理的重视而的。这就说明，无论一款功能上多么有利于用户的软件，都不应该是公然或是隐蔽的违背用户自由使用的意志，即使那是“免费”的软件。当软件设计者在设计软件时，难道只是遵循公司的要求么？试想如果所有会计人员都只是尊崇企业领导的指令而不对会计账簿的真实可靠性负责，那将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何等地影响？当使用者开心的应用着“免费”的软件时，软件设计人员的关于“由软件所造成的任何不利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将不会是使用者看都不看就点击“同意”安装软件那么简单吧！所以相对次要的责任将由用户承担。起码是在用户使用软件时候，仔细阅读使用说明的义务。当然，即便是这样分担责任，用户仍然由于其自身固有的技术局限性而受制于软件的“陷阱”。譬如，软件故意留下的“后门”程序，或者是软件自行为用户勾选的合作伙伴的软件下载服务。显然，前者的危害性更大，那就好比家中的保姆随时可以偷走家里的一切财物。虽然现在的网络使用者大多没有形成网络隐私权的概念，但是在计算机应用的不断普及过程中，人们在使用计算机时的伦理问题将必然包含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伦理问题，这当中自然就有隐私的保护问题。
对伦理准则的强调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专业人员的伦理原则。正如塞缪尔•约翰逊所言，“诚而无知，软弱无用；知而不诚，危险可怕”。计算机专业人员必须具有尊重、诚实、不偏见、专业胜任、适当关怀、公平、社会成本、效率与效果的伦理原则。这里笔者要阐述的伦理原则虽然不是法律，不具有解决纠纷的强制力；不是完备的伦理框架或算法，发生伦理价值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不是毫无遗漏的清单，不能提供给使用者所要面对的所有重要伦理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在伦理准则的指导下，大多数计算机专业人员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不是在法律强制性的指导下能够生成的。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完备的伦理准则比没有更糟。因为，伦理准则很可能把焦点放在最有意义的伦理问题上，这样可以很好的突出重要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遗漏了其他问题，为其他方面的不道德行为留下余地。因此，在伦理准则中没有明确规定的领域，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谨慎思考。
结语
计算机技术是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同时，发展计算机技术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逐渐凸显。然而，我们在对待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应用与解决它暴露出的问题这两方面上却不能同步发展。归其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是计算机所具有的逻辑延展性带来的广泛适用与信息丰富性带来的问题多元化。因此，计算机伦理作为一种道德制约因素，将为解决计算机法规滞后导致的规范缺失问题提供很好的途径。（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
参考文献：
［1］ ［美］特雷尔•拜纳姆 ［英］西蒙•罗杰森 主编 李伦 金红 曾建平 李军 译《计算机伦理与专业责任》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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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震 《网络时代伦理》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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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夏燕 网络法律的法理学分析 《社会科学家》 2008年10月 第10期
② baike.省略/view/4547.htm#sub4547
监管条件范文4
关键词：金融监管;混业经营;综合监管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混业经营已成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趋势。面对混业带来的一系列监管新问题，大多数发达国家从分业监管走向综合监管，纷纷修改或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各监管部门的协调、沟通与信息交流，有效控制金融机构的风险，实现有效监管并最大化地节约监管成本。
一、世界主要监管模式比较
从监管主体来划分，金融监管框架主要有四种：(1)以美国为代表的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主要是美国银行以及储蓄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由国家财政部货币监管局、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大联邦级监管机构和各州监管机构共同负责；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信息披露机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履行监管职能；保险机构由所在各州的保险监管局负责监管。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负责协调各州保险立法，保证各州保险法和保险监管的统一性、协调性。(2)以英日为代表的统一监管模式。主要是对于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不论是审慎监管，还是业务监管，均是由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如中央银行或是单独成立的金融监管局来负责。目前韩国、中国台湾都开始采用这种模式。(3)以巴西为代表的牵头监管模式，即在实行分业监管的同时，特指定一个监管机构为牵头监管机构，负责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4)以澳大利亚和奥地利为代表的双峰式监管模式，即设置两类监管机构，一类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以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一类负责对不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1]。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情况
中国开始是金融集中管理体制，中央银行负责对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督，从1998年开始实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各司其责的分业监管，2003年4月，国务院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此形成了中央银行代表中央政府对我国国有重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的分工明确、互相协调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2]。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不平衡，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市场投机成分仍然较多，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和相应的约束机制不健全，整体内控水平不高，金融法规也还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较低，金融创新处于较低层次，分业监管在我国金融发展初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金融业将逐步开放，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发展趋势，商业银行进行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各类投资基金第三方托管、各类基金的注册登记、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等；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功能。在保险业务方面，投资联结险、万能险等新的保险业务，既具有投资功能，又具有储蓄功能[3]。这些金融混业发展的趋势对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三、我国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的弊端
(一)分业监管缺乏有效协调机制，不利于信息交流和资源配置
在我国现行分业监管模式下，三家监管机构属于平行部门，相互没有隶属关系，也缺乏为自己和对方约定义务和权利的法律效力，加之各监管主体均是负责其业务模块下的金融监管，监管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信息共享程度低；而且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多个监管机构的设立容易造成监管设施的重复投资，不利于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尽管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在2003年6月形成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旨在以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来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但由于监管协调会不定期召开，并且透明性差而被普遍认为形同虚设[4]。
(二)分业监管易造成监管效率低下
混业经营使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金融结构也趋于复杂，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多头监管容易造成多个监管主体对开展某项交叉性业务公司的重复监管，导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各监管主体由于监管侧重范围不同易造成冲突，往往不能及时发现风险和有效控制风险，容易导致监管疏漏和监管缺位同时并存，不利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三)分业监管阻碍金融创新
我国监管形式主要以审批制为主，目前的金融创新产品主要是融合不同领域的产品而研发的，而在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由于各监管机构只对自己负责的范围比较了解，需要通过部门间多次协调商讨才能作出决定，增大了监管时滞和协调成本，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时间对金融创新尤为重要，这种低效率的监管将逐渐不适应国际金融的发展。同时，分业监管还容易造成监管部门因为业务的局限盲目扩大新产品的风险，抑制金融创新。
(四)不利于监管业务多元化的外资金融机构
2007年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资开放后，大量外资银行不断涌入中国市场，或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或参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巨大压力，国内金融机构为提高竞争力，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实现混业经营。但金融控股公司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存在许多监管空白和盲区。金融控股公司为逃避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有可能利用自身业务的模糊界限在下属各子公司之间转移资产，或将某一特别的服务项目或产品置于监管成本最小或监管最宽松的领域，从而产生“监管套利”引起的监管真空。这对目前中国的分业监管模式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四、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的重要工作
(一)更新金融监管理念，建立有效的信息协调与信息共享机制
可以建立综合大型的数据库，由各监管机构提供监管中获得的数据和信息，由牵头机构负责维护该数据库和向有需要的监管机构提供数据，通过法律加以约束，保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制度，交流分析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发展与合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公告制度、通报制度、督办制度、咨询制度、金融机构整体测评制度等，从而减少业务交叉和重复、提高监管效率。在信息披露方面，要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制度的市场化风险防范作用，重视舆论监督，依靠市场力量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
(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控制金融机构经营风险，提高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
由于混业经营必将大大增加混业经营机构的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而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起到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的作用。因此当前监管重点就是要督促银行、证券和保险各监管机构努力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综合评价体系和权责制衡机制，提高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和监管能力，同时，各监管机构应加快监管方式电子化的步伐，努力实现监管标准的国际化和现代化。
(三)加强国际合作，不断创新监管制度
中国的金融监管发展还不成熟，监管体系还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也不健全，在向混业经营过渡和中国金融市场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中，要加强国际合作，广泛参加国际联络和信息交流，通过参加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进行金融监管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联合监督及金融监管国际规范的推广应用等，积累监管经验，从而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不断创新，完善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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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条件范文5
摘要：金融危机的现实破坏力及银行监管的成本收益问题迫使人们对监管有效性问题进行思考。本文通过对现代银行监管理论的一个概括性评述，得出了监管理论对我国实践的启示，并归纳总结了金融创新对我国监管实践提出的新挑战，为探索有效银行监管的路径提供逻辑及理论上的铺垫，进而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对金融创新条件下有效监管边界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监管敏感区”，探析了金融创新条件下实施有效监管的路径。
关键词：金融创新；银行监管；监管成本；监管收益；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12-0004-05
一、监管有效性问题的提出
Mathias Dewatripont和Jean Tirole在《银行监管》中认为，“银行监管就是力争在鼓励银行提高服务质量，激发竞争活力与维持该行业的清偿力与稳定性之间寻求一种最优的权衡。”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制度及技术)，使金融体系显得更加脆弱，特别是20世纪90以来的金融危机，其巨大现实破坏力和多发性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银行监管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过程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的制度安排。
然而，当进一步考察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时，笔者发现，银行监管有成本，也会发生监管失灵。一方面，有效的银行监管可以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如果监管缺位、错位或越位，可能导致如下几种情况的发生：(1)由于金融风险的高传染性及扩散的乘数效应，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局部金融风险演变为全局金融动荡(J．Stiglitz,1993)。(2)增加银行运营成本，即被监管者由于对监管者的行为不甚了解，不得不为了应付监管而作出许多不关乎“效益性”的工作，增加额外成本。(3)抑制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政策是为防范风险而制定的，具有稳定性，也因此具有被动性，这就使得监管可能成为创新的障碍。(4)监管部门作为监管制度的供给者，缺乏市场约束和竞争，可能导致监管的低效或过度。在金融创新条件下，监管边界被模糊，监管是否有效、是否实现了帕累托优化、是否促进(而不是抑制)了金融创新，变成了解决监管必要性之后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而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也就是说，监管当局需要走出监管悖论的两难困境，在维护公平、安全和提高监管成效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从而达到银行监管的帕累托最优。
二、现代监管理论的概括性评述及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一)现代监管理论概述
金融脆弱说是基于“金融不稳定假说”(Minsky，1982)提出的，认为银行由于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了内在的非流动性，在资产负债中，资产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而不是实物资产，负债主要表现为金融负债而不是负债净值，使银行间依赖性强，导致银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加脆弱，更易被传染。一旦金融恐慌(哪怕是由假信息引发的恐慌)引发挤兑，很容易引发连锁的“技术性破产”(Diamond and Dybvigr，1983)。公共利益说则认为，金融市场由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等存在失灵，从而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Stiglitz，1993；Spiering，1990)。因此，需要政府为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这一公共利益而实施监管。这两大理论具有较大影响力，都是构建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从实践上看，其缺陷在于，由于监管过程存在直接及间接的监管成本，以监管代替市场其效率并不见得高，监管常会扰乱金融机构正常的效率函数，扭曲正常的市场信号，从而增加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
监管经济理论认为，行业的监管并没有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被监管集团的利益和损害消费者利益上。监管产生了被监管行业的租金，这些租金由消费者支付，政治家可以从中获利。由于给监管成本给予了充分的补偿，政府乐于提供监管。监管辩证论则以动态的角度解释了监管过程中政府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监管是由利益集团自己要求的，需求的存在产生了政府对监管的供给(Kane，1983)。上述两个现论中，前者的主要缺陷表现为缺乏对一个行业的监管方式及其预测能力的评判标准，而后者则没能全面解释和预测监管效应，且“被监管者要求监管”的假设也值得怀疑。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严重的监管失灵(Schwartz，1988；Thosmson，1990)，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及加强市场纪律对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于2005年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创新之一就是确认了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最低资本充足率(MininumCapital Requirement)、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SupervisoryReview Process)和市场纪律(Market Discipline)。这一理念正在被各国实践。但该理论也存在不足：当一个银行的经营风险反应到资本的时候，整个监管的信息传导和监管行为(校正过程)已经滞后了，在一定程度上有秋后算账之感。
(二)现代监管理论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纵观银行监管理论的演变及其优缺点，为我国银行监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无论是哪一种学说，由于受自身假设前提的限制，都只是部分地解释了银行监管的必要性及方法，金融创新不断地对银行监管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冲击、新挑战。就我国实际而言，金融业的改革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种旧体制下的问题进一步显现，金融创新的影响日益明显，监管政策的最优导向应是借鉴最新监管理论及统一规则(如巴塞尔新协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来制定。
第二，银行监管理论的演变，经历了从为什么监管(传统监管理论)向如何监管、监管什么(新资本协议)的方向发展，为现代监管实践提供了指导。我国银行业应采用明确的监管指标，如流动性、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来更准确地度量目前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
第三，监管政策的制定应兼顾稳定、效率与公平三者的平衡，在不同时期，应有不同侧重，但对三者轻重权衡的标准应该是如何更有利于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创新，有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四，在“严格的金融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再放松管制”的监管发展历程中，试图通过政府监管完全替代市场纪律来纠正市场失灵的努力，并不能保证金
融的稳定；同样，完全依靠市场放任自由的约束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也不现实。我国监管应该是两者的有效配合，实现政府监管与市场行为的“双赢”：通过市场力量，建立激励机制，通过政府力量，引导经营行为，提高监管成效。
第五，要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并不会自然融合，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以合理的制定安排，规范市场参与主体、市场秩序以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才能逐步培育起市场约束力，从而为两者的融合提供必要的前提。
第六，监管确实是必要的，但是要以监管的有效性为基础前提，其中，监管理念、政策、方式、手段、工具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第七，要不断提高对我国转型时期银行监管理论的研究水平，加大专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效率损失。
三、金融创新对我国监管实践提出的新挑战
如前面理论论述，监管的有效性是一个动态平衡，相对于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监管具有被动性。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发展、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的同时，持续不断地对现存的金融秩序尤其是监管制度造成冲击，为金融体系带来了不确定因素，甚至破坏金融安全。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目前银行监管与金融创新还不和谐，两者之间还未形成正和博弈的良性互动，创新活动给我国监管工作带来了现实挑战。
(一)金融创新进一步扩大了外部性效应，强化了风险的传染性
金融创新大多是以表外业务的形式出现并迅速扩展的。各种衍生工具，如可转让存款单(CPS)、自动转账系统(ATS)、可转让支付命令(NOW)、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以及外汇保单贷款、承诺、银证通等，具有自由度大、透明度差、技术性强、渗透性强的特点，它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金融市场结构，能打破行业界限，增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转移信用风险，规避政府监管。但在促进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一把“双刃剑”，一旦某一银行的衍生交易发生巨额亏损，导致支付困难或破产，就会可能影响整个市场的波动，迅速传到世界其它市场，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负外部性以强烈的传染性破坏区域甚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
(二)金融创新强化了信息不对称，使监管部门处于信息的劣势
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管部门的信息获取渠道并未随金融创新而扩大，信息量来源单一，明显不足，纵向信息沟通不畅，横向与商业银行协调不力，商业银行为规避监管，有时会有意强化“单向信息”，监管者占有的信息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求。二是由于现代金融创新衍生品技术性强、杠杆效应大、风险(或赢利)变化频率快，使监管者对信息的掌握不完全、不充分，增加了识别、度量及化解风险的难度，一旦某一交易主体资金链条断裂，将可能导致银行亏损乃至引发支付风险，使监管当局措手不及。
(三)金融创新使一国金融体系暴露在全球金融风险之下，增加了监管难度
金融创新使银行的经营超越国界的限制，经营全球化趋势明显，使国内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被强行置于同一时空，国内外的金融市场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改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国际资本流动更加难以监控，一个环节的问题很容易传导到其他环节上，一国的金融风险很容易波及他国。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破坏亚洲后又蔓延到俄罗斯，并波及拉美、美欧，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就是明显一例。
(四)金融创新使金融风险表现得更加隐蔽，增加了监管部门准确监测风险的难度
金融创新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不同衍生工具的使用(或组合使用)，将全部风险(或部分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在追求盈利性的驱使下，金融机构会愿意在更大的范围内承担风险，可怕的是这种风险是隐蔽的、潜在的风险，是通过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其他衍生工具反复变化而来的，而且一些新产品的场外交易趋势在加强，风险更易被隐蔽，风险的技术性、复杂性不断增加，风险更不易被监测。
(五)金融创新会导致监管主体缺位，造成监管的“真空带”
金融创新打破了银行、证券、保险相互分离的状况，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每个机构都在以不同方式使用类同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在向多样化、综合化、趋近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在我国分业经营已破土、分业监管依旧的情况下，一些处于不同金融机构边界的业务带有明显的边缘性、交叉性，很可能造成监管的盲区，形成“真空带”，为风险的形成、扩大及扩散提供了滋生地。
(六)金融创新使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对监管人员的技能提出了现实挑战
金融创新是将诸多产品(工具)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或再组合)的产物，这种再组合包装后的产物本身的复杂性在不断增加。由于大多数监管人员并没有商业银行的实践工作经验，对掌握一些较为简单的金融衍生工具尚可，但对一些复杂性、交叉性较高的衍生工具不能透彻掌握或掌握的人并不多，加之受技术条件限制，电子化、自动化程度不高，使监管人员本身的技能不能满足于金融创新工具快速发展的需要。
四、金融创新条件下的有效监管：以成本收益分析为视角
监管实践表明，实施银行监管需要耗费资源，也就是要付出监管成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如果银行监管成本大于监管收益，银行监管就不合算，这就要对监管有效性进行经济学分析，寻求监管边界，找到监管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边际点。
监管成本是由监管行为的实施造成的，是可度量的。从产生的方式看，监管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与间接成本(Indirect Cost)。直接成本是监管当局制定并执行监管工作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及组织运行、人才培训，以及被监管对象因遵守监管法规而需建立新的制度、提供信息等配合监管当局活动所花费的资源。有研究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监管机构的运行成本一直呈上升趋势，1971―1979年，美国57个监管机构的行政费用由12亿美元上升到30亿美元，人员增加到87500人，增加了三倍。同期，英国的监管运行费用也在9亿英傍以上。间接成本表现为整个社会福利由监管失效而引起的下降，即由于监管行为干扰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限制了充分竞争，抑制了金融创新，从而造成的间接效率损失。
监管收益是指当局因实施一系列监管措施是而带来的利益，它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性的利益。可以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其一，由于监管及时干预金融垄断的形成，防止了金融效率损失行为的发生，维护了公众利益。其二，通过银行监管，解决金融交易中的外部性问题，减少“搭便车”行为，鼓励了金融创新。其三，监管当局通过科学的评级方法，对银行进行风险评级，并向全社会公布，让处于信息劣势的社会公众对银行的经营状
况有所认识，从市场纪律方向督促银行安全稳健运行。
由此可以看出，监管有效性受到社会环境、政治稳定、经济体制及监管理念、方法、方式、技术水平等的影响。它作为一个监管效率问题，就是要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有效性的高低取决于影响成本及收益各种因素，是对多因素组成复合函数的综合求解。
设定F(X)代表监管净收益，R(x)代表监管收益，C(x)代表监管成本，即有F(x)=R(x)－C(x)。要使监管有效性最大，F(x)取极值，即要F’(x)=R’(x)－C’(x)=0，得到极值的这一点为x=t。此时银行监管的净收益达到最大，达到了最优监管边际，监管效率最大，有效性最高。如图1所示：
A、B两点都是极值。A点表示在自由放任的、无监管的市场中(自由主义)，监管收益为零。因为这样的市场无秩序，不管从银行自身，还是宏观经济角度，都谈不上监管收益(假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B点，虽取得了监管收益，但由于监管过细、过严，监管过度，付出的监管成本也很高，从而导致R(x)=C(x)，使f(x)=0。因此，有效的监管行为应处于A、B之间，t为监管最佳点。
当x处于t的右边时，即0A阶段(C区域)时，说明监管还有潜力可控，应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以获取更大的收益。在t的右边(D区域)，表明监管成本上升过快，超过了监管能力提高带来的监管收益，使监管净收益下降，也未达到监管效益的最佳。提高监管有效性就是不管出于C区域还是D区域，都努力向x=t的方向靠近，在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寻求帕累托优化。
笔者在此引出x=t，是为了讨论在金融创新条件下，如何确定t值(或t值的区域)。金融创新使银行本身的经营范围、规模、能力、品种、方式、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监管的t值。如图2：
t值可能处于t1位置(t的左边)，也可能处于t2位置(t的右边)。出于t1位置时，说明金融创新使某些监管思路、手段、方式已过时，如果按传统思路去试图接近t值时，就会造成监管过度(监管过度区)，造成金融抑制，不利于金融发展。理性的监管渐近线应由m线向m1线逼迫。当处于t2位置时，说明金融创新导致了监管不到位，需要监管手段、工具、方法进一步改进，如果只按传统监管思路去试图接近t值，就会造成监管空白(监管盲区)。此时，理性的监管渐近线应由m线向m2线逼迫。t1到t2的监管过渡区与监管盲区可称为金融创新导致的“监管敏感性”。这一敏感区实际是一个动态区，它会随金融创新工具的种类、数量、性质以及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监管作为一种政府力量，会产生监管成本、监管失灵，金融创新在增强金融活力的同时，产生了监管敏感区。在金融创新条件下实施有效监管，就是要科学把握监管的度，监管政策的制定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即采取有弹性的监管策略，按照金融环境、经济发展阶段，在动态变化中既要防止放松监管带来的可能风险，又要避免在“监管敏感区”超越帕累托最优点的监管过度，以持续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五、有效监管路径选择：基于金融创新条件下的分析
根据以上有效性理论分析，在金融创新条件下，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路径，就是要实施有弹性的监管政策，尤其是在“监管敏感区”，既要克服“市场失效”，又要防止“监管失灵”，在金融创新的动态平衡中相机决策，恰当地以某种方式共同发挥“政府”与“市场”力量，达到“协同”效果，使监管发挥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一)以风险评估与度量为切入点，实施积极的银行监管政策
金融创新使银行的信用风险、流动风险、市场风险表现得更加隐蔽、更难测算，而且这些风险还常常交织在一起。监管当局应借助于现代金融计量分析方法及工具，对每一个、每一类金融创新产品进行评估与度量，正确评估和度量风险，建立对风险的测评、预警机制，并以此为切入点，实施积极的银行监管政策，体现前瞻性、动态性，在“监管敏感区”内有较大弹性，以适应创新，使监管为金融创新“保驾守航”。
(二)加快金融创新监管的法制建设，在风险可控下力促创新
要根据各类金融创新产品的性质、功能、范围和风险防范措施，加快针对衍生品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对创新活动加以引导和规范。要增强法规的执行力，对创新中违法、违规行为要严加处罚。同时，要科学认识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既不能无视创新风险的存在，也不能将创新视为洪水猛兽、采取高压措施。正确的导向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创新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创新活动的进行。
(三)健全银行监管体系，重视市场力量在监管中的作用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重大创新之一就是将市场纪律作为第三大支柱，反映了市场力量在监管中的重要性。《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指出，“有效的市场秩序取决于向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的充分性，……及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准确、及时且具有透明度的信息。”就目前我国现实，要注重建立并规范银行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制定详细的法规，对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方式作出规定，强制银行及时、准确、公开向公众披露信息。通过市场的作用，使市场机制从另一个层面介入监管活动，使之形成千千万万个编外监管者，为银行业的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四)适应于经营多样化，逐渐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渡
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来设立不同监管部门的机构监管方法，适应于各类金融机构经营的独立性、业务不存在交叉的情况，各监管部门之间无权管制其他部门的活动。功能监管是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管从事这个活动的主体是谁，目的是提高监管的秩序和效率。目前，在金融创新的浪潮下，我国虽实行“分业经营”，但不同金融机构经营的交叉业务越来越多，边界越来越模糊，逐渐向功能监管过渡具有必然性，可以避免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或盲区。在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过渡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发挥它目前在分业监管中“拾遗补缺”的作用。
(五)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方法，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合作
西方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创新条件下的监管已积累、总结了许多好的方法、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应充分学习、吸收先进监管理念、方法、工具，充分吸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结合我国实际，加以消化后，为我所用。同时，要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合作。通过合作，确立有关金融衍生品的会计标准，促进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的规范化，使监管政策、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靠拢。
(六)建立监管人员绩效评价机制，努力提高监管人员的工作技能
监管条件范文6
论文摘要：金融市场开放突显出我国金融监管理念滞后、金融法律建设滞后等等问题。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本文建议我国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制度改革，转变金融监管理念、加强金融法制建设、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强化金融监管功能、提升金融监管的水平。
一、引言
开放金融市场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也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大、更多的困难。如果我国的金融监管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格局及其带来的各种变化，必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金融市场开放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几大挑战
1、混业经营模式成为发展趋势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快速转变。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实行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和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两个方面。
（1）混业经营的国际竞争者大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按照我国政府的承诺，2007年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全面对外资开放，允许外国金融企业全面加入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在中国营业的所有银行机构都将获得许可，可以在全国的所有地方经营任何货币的业务。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54家营业机构。另据统计，目前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共计67家，其中银行16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19家，汽车金融公司4家。随着金融业开放的推进，在境外跨国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压力下，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会越来越被动。
（2）国内金融机构逐步走向混业经营
金融市场开放后，我国国内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已成大势所趋。国内金融机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展开的竞争中，由于国外金融机构的背景是综合性金融集团，大都采用混业经营模式，具有许多综合优势，而国内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相对而言几乎都是单一资本、单一业务，几乎都存在资本单薄、互相调度资金空间有限以及专业人才分割、知识面较窄的缺陷，在竞争中肯定处于劣势。因此，在国外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下，我国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受到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的影响，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事实上，我国政府已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国内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业务合作已日趋加强，已初步形成了三者之间业务渗透、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利用现有市场资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呈现了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例如中信集团拥有中信银行、信诚人寿 、中信证券、中信基金、中信信托等子公司，业务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光大集团控股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公司、光大永明保险公司、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关联非常密切，事实上已经存在混业经营。
2、金融监管理念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基本上停留在政府管制和保护阶段，金融监管当局依然遵循着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行为，限制金融机构合并的金融管理理念。然而，在世界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国际上金融监管理念也因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单纯立足于安全的监管目标，发展到以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新型监管理念。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为了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和抗风险的能力，获取更高的利润，内外资金融机构将不断地进行业务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开拓和经营非传统性的业务，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以金融安全为最终目标的金融管理理念已然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发展趋势。
3、金融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从金融监管的内容来看，一般应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从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法来看，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在具体监管过程中，则主要运用金融稽核手段来进行。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因此造成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基础环境发展滞后。虽然目前已出台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多部法律与法规，但条款比较概括、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在现实中，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业务运营，到市场退出、违规处理等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明确和解决。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和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挑战，结合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对完善 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提升金融监管的水平。
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要求金融监管理念的转变，即在安全基础上，更注重效率与创新。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引入激励监管的观念，充分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
首先，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以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为主，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则涉及不多。在金融机构发展初期，以合规性监管为主是必要的。但是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风险监管措施强调的是发现风险后如何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追究造成风险者的责任。长期以来，金融监管机构习惯于设定一系列管理规定，进而据此检查金融机构的合规性，而风险导向的监管更为强调动态性的监管，强调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随着银行业的创新和变革，合规性监管的市场敏感程度明显降低，促使监管机构转向风险导向性。巴塞尔委员会据此也了一系列的文件，强调和鼓励各国监管机构重视风险监管。
其次，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已有一定的发展，金融业正逐步向国际化迈进，如果仍缺乏对金融机构发展中的风险预防、保护以及最后支持的基础，将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我国，一旦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政府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出面干预，对金融风险的违规行为做出纠正。这种被动的事后处理方式，影响了金融业发展的稳健性，导致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和金融业整体运营效率的低下。所以，我国的监管机构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完善风险监管。
第三，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在我国金融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努力提高监管水平，要借鉴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资本协议》的原则，跟上国际金融业务和监管技术的发展；通过建立科学的评级体系和实施综合并表监管，提高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审慎监管能力；规范监管工作，提高监管工作透明度和监管效率；建立国际监管组织的合作协议与机制，在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基础上更好地实施监管。
2、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的功能和作用。
法律体系是金融机构监管制度的主要保障和归结点，把监管工作建立在严密、系统的法律法规之上，使监管工作依法进行，并以此保障监管行为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统一性，这既是金融监管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因此，面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潮流，政府应尽快适应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理论基础，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废除或完善相关条款，同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内部需求变动增设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形成从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此外，还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和标准实施监管行为，确保监管行为自身的合法性、合规性，防止金融监管违法、失当行为的发生。
3、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的结合，尤其应重视内部控制的作用
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有机统一，即在对金融机构进行外部监管控制同时，强化其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监控水平。因此，我国在强化国家金融监管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内控自律管理体系。只有金融机构内部形成良好、严格的内控机制，外部的金融监管才能发挥效能，这既是金融监管最基本的约束机制，也是国家实行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很多金融机构的问题出在内部控制上。因此，监管机构要促进和督察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控制，只有将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结合起来，才能保证金融机构稳健的运行。如果脱离了严密的内部控制机制，再完善的外部监管也会成为便的缺乏基础，无法发挥效用。
4、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需要逐步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是以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发展为契机，形成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其它金融业务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对现有分散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逐步解决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等问题，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一行三会成铁路警察 金融监管各管一段》，2005年02月06日 《中国经济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