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论文范例6篇

学科建设论文

学科建设论文范文1

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发展的基础,而医学期刊的发展也会助推学科建设。可以说,医学期刊与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医学临床或科研以及管理人员往往没有认识到甚至不知道医学期刊编辑对学科建设的作用,而医学期刊编辑也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发挥或挖掘自己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或角色。作为医学编辑,我们只有更好地理解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才会对医学编辑本身应担当的学科角色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1.1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发展和孵化的基石

学科建设是培养高质量人才、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平台,师资队伍建设、专业特色都是通过学科建设层面的提升得以体现。在学科建设评价的诸多指标中,人才队伍建设是根本,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是关键。而医学期刊的可持续、高质量、特色发展不能脱离本学科的发展。首先,学科建设中专业的研究方向为医学期刊的特色化和专业化奠定基础,没有强大的学科建设提供支持,期刊的特色将是无源之水,其未来发展也将受到很大限制。其次,学科建设中人才梯队的组建为期刊的发展形成水平较高的作者队伍,学科领域中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代表该学科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这为期刊提供了优质的内容。医学期刊只有在全面了解其相关学科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趋势,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才能寻求提升期刊学术质量的突破点,提出更多的新策略和新途径。总之,医学期刊发展不能游离于相关学科建设。

1.2医学期刊是学科建设的助推剂

医学期刊多以反映临床诊疗、医学科研成果为主,是刊载学科创新成果和科技信息重要的载体之一,是学科发展的发表者、推广者和推动者,直接影响到学科发展和成果转化,担负着发现和培育医疗科研人才以及搭建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职责。促进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的责任或使命,医学期刊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医学期刊作为发现、扶持、培养学术新秀的媒介,推动学科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最基本的任务;同时,以期刊为窗口和纽带,加强和扩大同兄弟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联系,实现优势互补,可以促进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医学期刊见证和记录着医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小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在不断的积淀中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理论基础。以笔者所在的《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为例,医学期刊与医院学科的关系可窥一斑。神经免疫学是19世纪中期崛起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是横跨免疫学和神经病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尽管当时医学学术期刊众多,但尚无一本较权威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与神经免疫学相关的杂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于1994年创刊。《中国神经免疫和神经病学杂志》充分发挥在学科建设中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坚持以神经免疫学为办刊特色,紧密配合承办学科发展的需要,将期刊的学术发展方向与医院(学会)的学科发展相呼应,刊登了大量神经免疫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进展,通过检索“知网”1994~2012年发表的典型的神经免疫疾病如重症肌无力、吉兰-巴雷综合征(格林-巴利综合征)和多发性硬化的文献共9019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文献共有493篇。而我刊共刊登相关文献409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文献共59篇,在30多种同类期刊中均排列第一,成为广大医务工作者获取神经免疫疾病相关情报信息的重要来源,为我国从事神经免疫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神经免疫学的发展。由此可见,医学期刊离不开学科建设的支持,而学科建设也离不开学术期刊这个重要的工具和平台。

医学期刊与医院学科建设紧密结合,除医院学科建设的相关人员认可和支持专职编辑的工作外,编辑在二者的互动共进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医学编辑应该将自己视为学科建设的一部分,提高学科意识,切实融入学科建设的浪潮当中。这就要求医学期刊编辑除做好传统编辑角色和具备编辑的基本素养外,还需要注重适当参与临床实践和科研活动等,多角度提升自己的学科素质。编辑学者化是大势所趋,在学者化的基础上实现更高一层的职业化。如此,医学期刊的编辑才能站在研究前沿,把握学科发展的脉络,才可能辨别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使刊物成为反映高水准学科研究成果的园地,才能真正融入专业研究领域,进而引导和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学科发育和成熟。

2.1参与学科临床活动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参与临床实践活动,对日新月异的临床知识没有基本的认知,即使在高学历人才纷纷加入到医学编辑行列的今天,也很难跟上医学发展的步伐。医院的大环境为医学期刊编辑参与临床实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编辑人员在时间安排上相对灵活,在不影响正常编辑工作的同时,可以参与临床相关病房的查房活动和病例讨论会,这样能巩固所学的医学知识和更新知识库,同时锻炼了临床思维,及时了解到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关键问题。《国际口腔科学杂志(英文版)》和《华西口腔医学杂志》编辑部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值得借鉴。该期刊编辑们结合自己分管的学科,在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情况下,定点与科室联系,参加医生查房及门诊诊疗等临床实践活动,及时把握学科的新进展,发现新的报道课题,积极从事组稿活动,发现优秀的作者和审稿人,邀请他们对其专业中疑难临床问题作综述,或展望,或制定标准,极大提高了期刊的学术质量。

2.2参与学科科研

编辑亲身参与学科科研工作是全面而及时地跟踪学术前沿的最直接的途径。目前国内外许多科技期刊编辑多具有特定学科的专业背景和较高的学历水平,一些科技期刊的编辑仍从事科研工作,从而具有较强的学术判断力和洞察力,不断掌握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依托医院的医学期刊,具有与医院科研平台紧密结合的优势,医院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均为医院编辑参与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较多可从事科研活动的优势资源。编辑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参加相关学科课题申请或科研工作,提高自己的专业学术水平,掌握更多本领域的学术前沿信息,培养编辑对学科热点敏锐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否则,很容易陷入“见玉不识玉”,守着聚宝盆却不能为我所用的尴尬境地。作为医学期刊专业编辑,可从事的科研活动途径和方向非常广泛,例如参与编辑类科研项目、相关学科的科研项目等的申请和实施。医学编辑在充分了解相关学科专家研究优势的基础上,也可以为学科研究项目牵线搭桥。因此,医学编辑可以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多多尝试,锻炼提高自己的学科专业素质。

2.3参与或组织学科学术活动

密切关注国内外本专业的学术会议是医学期刊编辑掌握学科研究动态和热点的重要渠道。编辑应该根据自身工作需要,有选择地参与重要的学术活动。首先,通过参加学术活动,不仅能及时了解本专业的学科发展动态,而且有机会和相关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促进感情,进而有利于进行组稿和约稿工作。其次,医学编辑在长期的编审工作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本学科理论知识、科研设计知识、统计学知识以及编辑经验等,也可以受邀到其学科举办相关知识讲座,这不仅可以加强学术期刊与一线学科的联系,也可以为学科建设中的学术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力。编辑参与学术活动时应注意要广结善缘,充分与本学科专家学者交流,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形象。另外,目前我国许多医学期刊是由学术团体或协会为主办或协办单位,期刊可利用协会或学术团体的资源优势和人员优势共同开展学术会议,不少知名学术期刊甚至亲自策划组织此类的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该学科的知名专家,对当前的学科前沿问题进行讨论,这不仅可以为医学期刊打造品牌,同时也可以推动该学科的互动交流。通过开展学科交流与碰撞,也为医学期刊的编辑提供大量优质的稿源。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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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学研究

原本是附属于文学、哲学、美学、宗教研究的支系。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被学界普遍看作是“艺术学真正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对于获得了独立学科地位的艺术学如何建设问题,国内学者给予了热烈的探讨,也纷纷为艺术学科的独立建设提供各种方案亦或学术尝试。概观这些研究成果,有的仍限于单独的门类艺术研究(如影视、戏剧、音乐研究)而未能在学术视野上打通各个门类,甚或有的则将美术学研究名曰为艺术学研究,有偷梁换柱之嫌;有的仍未能脱离文学、哲学、美学、宗教研究的衣钵,很难说获得真正的学科独立特征;有的也做打通艺术门类的努力,然限于学术能力只是就现象论现象泛泛而论,无力上升到学理的高度和深度。总之,真正属于艺术学科,既有艺术的通约视野兼具学理厚度的务实性成果者寥寥。上述症候,只要我们检阅历年艺术学年会的提交论文便可一目了然。李倍雷、赫云《比较艺术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艺术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具有开拓价值的研究参照。“跨视域”是李倍雷、赫云《比较艺术学》的关键概念。所谓“跨视域”,包含跨国别、跨族群、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等5个内容。李倍雷、赫云《比较艺术学》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的学术演绎,以学理的高度和深度打通了艺术门类,构筑起比较艺术学学科的体系和框架,还为艺术学学科建设脱离其他学科的衣钵,获得独立自足的学科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例。作者认为“跨视域”是比较艺术学的基本方法论和实践原则,乃至比较艺术学生命根本。诚然,当“比较”与“艺术”连缀在一起,常常会使人落入“艺术的比较”这一思维定势。诚然,比较艺术学必然少不了要运用“比较”的方法,但“比较艺术学”的“比较”一定是建立在“跨视域”这一基本方法论上,而不是简单的比较不同艺术的异同或优劣。而且“比较艺术学”其至高目标并非“比较”,而是建立在“跨视域”原则之上的各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即“亲缘关系”、“异同关系”、“话语关系”、“科际关系”、“通律关系”。这是“比较艺术学”的基本研究视域。围绕“跨视域”,作者还建立起了比较艺术学研究框架和体系,包含比较艺术学的历史过往、本体论、方法论、视域论、门类论、类型论、范例论、思潮论等,为艺术学学科建设扩展了无限丰富的研究命题。由“跨视域”这一基本方法论出发奠定的研究视域,及生发的各种命题如“变迁研究”、“互释研究”、“艺术与自然科学关系研究”等是文学、美学、哲学、宗教学研究所无法替代或置换的。在这个意义上上讲,“比较艺术学”的建立为艺术学剥离文学、美学、哲学、宗教学的衣钵,开拓真正独立自足的学科领域,充入了强有力的底气。作者在论著中强调“作为跨越各种视域的比较艺术学,其基本特质是开放的学术视野”。在“开放性”的视野下,作者在论著中提出的各类命题仍留有深耕深挖的无限可能。毫无疑问,《比较艺术学》一书已然为后续的深耕深挖夯实了地基、铺好了前路。

二、在后续的研究中

如果说还要为“开放性”注入什么新的质素的话,笔者以为“当下气息”颇为合适。当下艺术生活在全球化语境中,各艺术之间的互动、碰撞甚或跨越、渗透更趋频繁,这使得“比较艺术学”肩负了责坚任重的时代使命。一方面,比较艺术学研究通过“跨视域”寻找各艺术之间的“关系衍化规律”,有利于各艺术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这于世界艺术建立健康生态来说是一支正能量。另一方面,“中国走出去”日益成为崛起后的中国面对全球化语境的新欲求。艺术是传递国族形象、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走进国际,需要借鉴比较艺术学的“比较视域”来洞悉国家形象、文化软实力的跨域传播逻辑,寻求最佳传播效果和路径。“比较艺术学”研究大有空间。

作者:章旭清单位: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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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在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从教育体制来看,虽然素质教育开展多年,但是高考的指挥棒还在发挥着作用,考试成绩依然是决定考生升学去向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高中生进入大学学习后首先摆脱掉巨大的学习压力后,对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荡然无存,其次由于学习方式的机械化、技巧化导致学生思维模式固化,这种僵化的头脑直接阻碍了大学生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形成。另外,许多高校对大学生科技创新宣传、组织的力度还不够,认为这仅仅是一项任务,甚至有的学校将学生创新成果的多寡看作政绩。而多数院校,在组织过程中甚至把自己的课题拿来让学生参赛。从师资队伍建设来看,多数高校还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指导学生开展科技创新的专门指导教师队伍,许多指导教师基本上都是在正常的教学、科研任务之外指导学生,或者在自身研究的项目课题中分配任务给有志参与科技创新的学生,这样学生的创意得不到施展。从以往学生提交作品的方向和创新内容看,许多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选题过于宽泛,致使研究难以形成实用的成果,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类作品中尤为明显,在研究方法上往往不能突破学科,没有形成多学科、多专业的组合、交叉。当然,依然有高校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宣传组织没有提升到带动学风建设的高度,没有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出现了学术氛围不浓厚,参与面不宽的现象,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或影响着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

二、完善大学生科技创新带动学风工作的路径选择

1.通过完善课程体系培育科技创新在学风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随着高等教育对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和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过去忽视时间、缺少创新的传统教学模式、方法等受到极大冲击。网络公开课等第二课堂的开发、开放,各高校开展的科技创新课程的实践,在网络上平台上逐步建立,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教育体系呼之欲出。大学生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是重塑高校学风的要素。各高校发挥自身行业特色和传统学科优势,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平台建设以及营造创新学风的实践活动的维度、广度、深度依然有空间去研究探索。重新审视大学生科技创新在推进学风建设中发挥的潜在价值,开展协同创新,建立更完善的教育体系制度,构建大学生科创引导学风建设新机制,协调各方面的新问题,综合社会、学校、教师、学生、企事业单位、国际合作办学等的优势,构建更加完善的大学生科技创新体系来推进学风建设。

2.以传统为基础,以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建设学风

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取决于高校学科建设和教育体系建设的结构和目标的合理设置。学科建设是高校教育发展的核心,而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素质,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学科建设水平能否带来学生教育质量的提高体现的是一所高校的教育质量的核心竞争力。当今社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发展仍然是高校的三大主要职能,而大学的人才培养、学风建设又是其他两个职能的基础,更是其他两个职能的体现。专业设置应按照从事某类或某种社会职业所需要的专业素养和技能设置,培养方案应结合学科体系与社会职业需求。只有不断提高大学的学科水平,才能更好地培育符合社会需求的学生,承担起服务社会的职责,这一切都要求高校学风建设要以科技创新为目标,科技创新又应该是学风建设的题中之意。因此,高校应进一步立足、发展自身特色优势学科,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发挥其对人才培养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要紧跟时展需求,加强专业建设的时代性,培养创新氛围,营造良好学风,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最终为大学生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服务。

3.创新和拓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载体和形式

第一,开展学生学术活动,建设科技创新宣传平台。营造良好学风,吸引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应该加大学生活动中大学生科技活动的宣传。高校要组织科技活动来普及科技创新信息、培养科学兴趣、组织经验交流会交流科研心得,邀请专家学者和指导教师开展讲座、指导课,丰富科技节的内容,提高科技节的水平,吸引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从而营造人人关心、知晓,人人志在参与,实践知识提升动手能力的学习氛围。通过这些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科技活动,带动学风建设。第二,积极组织学生参加观摩大型科技赛事。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应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各类高层次科技竞赛。完善选拔机制,组建专业固定的指导教师队伍,有制度、有程序的组织学生、选拔培养优秀人才,帮助学生将创意、想法转化为作品。在检验大学生科技创新实力的同时,培育良好的校园科技创新氛围,激发更多学生的科技创新热情。

4.营造鼓励科技创新的校园文化氛围

创新活动的深入开展需要高校科技创新文化氛围的培育和推动,因此高校应重视科技创新文化氛围的培养工作,将其作为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设计、积极培育、推广,加强制度规范建设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创新项目,提升大学生参与学术创新和科研项目的积极性。对参与创新活动并取得成果的学生予以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奖励,例如:申请专利、发表学术论文,在大学生综合素质考核体系中加入创新能力指标,在奖学金评定体系中增加科技创新的类别,以形成大学生追求真知、勇于实践的育人氛围。高校管理者还应重视为学生组织营造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和平台,鼓励学生参加校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各种学术论坛,开放科研文献检索平台,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公开课等形式开展交流活动,开拓学生视野,鼓励学生发展多元化思维能力,以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文化氛围,从而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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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美学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由中国学者胡经之教授提出的。它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正如文艺理论家杜书瀛研究员所说:“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虽然它还很不完备,但它毕竟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1]从1980年至今,20多年来,经过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目前,文艺美学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我国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高层次人才和科学研究方向,正式列入教育部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简介。全国重要高校大多开设文艺美学必修课或选修课,专职从事文艺美学教学科研的人员数以千计。文艺美学学科呈现繁荣发展之势。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思想文化与美学、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美学与文艺学领域“拔乱反正”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受极“左”思潮影响日益严重,被极端化了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发展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更是走向践踏一切优秀文化的地步,以其所谓“政治”取代一切,将一切美与艺术统统宣布为“封资修”而予以扫荡。这样的被扭曲的历史,终于在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领域的“拔乱反正”,美学与文艺学领域也相应“拔乱反正”。这就是对“十年”极“左”美学与文艺学思想的批判,对美与艺术应有地位的恢复。

“文艺美学”正是这一“拔乱反正”的产物,是对美与文艺这一人类文明表征的应有尊重。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十年”是对美学与艺术应有地位的严重偏离,那么,新时期之初“文艺美学”的提出则是对其应有地位的回归。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2]宗白华先生还谈到,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是哲学家的美学,但中国美学思想却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反过来影响艺术的发展。如谢赫的《六法》、公孙尼子的《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等。当然,还有宗先生没有谈到的大量的文论、诗论、乐论、画论、园林建筑论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确极少西方那样的哲学美学,但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文艺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的发掘整理与当代运用一直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广大中国美学家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特有的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广泛的认同。

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也是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经历的由外到内转向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政治的社会的分析、出现政治标准高于艺术标准这样的明显倾向,后来干脆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1978年新时期以来,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开始纠正偏颇的美学与文艺学思想。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论的不再提出,学术领域出现了明显地由外向内转向的趋势。这就是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由侧重社会政治的外部研究转向侧重艺术与形式的内部研究。于是,盛行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开始流行,学术界对文学艺术的内在的审美特性及其规律重新重视。这也成为文艺美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学术背景。而从更宽广的世界思想文化与哲学背景来看,文艺美学的产生则同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来由抽象的思辩哲学——美学到具体的人生美学的转变有关。众所周知,整个西方古典美学从柏拉图开始都侧重于“美本身”(即美的本质)的探讨,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更演化成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有关美的本质[美的理念]的抽象逻辑探讨。

1830年黑格尔逝世后,宣告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终结,从叔本华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的克罗齐、尼采,乃至此后的诸多美学家开始了对抽象思辩哲学——美学及与其相关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从抽象的本质主义逐渐走向具体的艺术与人生。因此,整个20世纪的美学与文艺学主潮,抽象的美与艺术之本质主义探讨式微,而对于具体的审美与艺术的探讨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李泽厚先生在概括这一世界美学与文艺学发展趋势时指出:“他们很少研究‘美的本质’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主要集中在对艺术和审美的研究上,而审美的研究主要通过艺术(艺术品、艺术史)来验证和进行。”[3]文艺美学恰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美学领域局限于本质研究的一种反拨。从50、60年代到70、80年代我国两次大的美学讨论,都存在脱离生活与艺术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还是社会性派,都将自己的理论支点放到抽象的美与艺术本质的探讨之上,而对鲜活生动的文艺事实与实际生活置之不顾。文艺美学恰是对这种偏向的纠正。正如文艺美学的提出者胡经之教授所说:“从我自己的体验出发,如果美学只停留在争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抽象的水平上,这并不能解决艺术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审美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美学,要研究审美现象,实乃审美之学,必须揭示审美活动的奥妙。人类的审美活动产生于实践活动(生产、交往、生活等实践),这审美活动又生发为艺术活动。”[4]

关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目前有文艺美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是美学与文艺学的中介学科;是艺术哲学;是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之边缘学科等多种界定,大约有七八种之多。当然也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认为文艺美学最多只是美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意见均应共存,继续进行讨论。但我们却认为,文艺美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它既不是美学与文艺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学科,更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而是既同文艺学、美学、艺术学密切相关,但又同其有着质的区别的正在建构中的新兴学科

,具有明显的建构性、交叉性、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所谓建构性,是从皮亚杰发生心理学借用的一个概念,是对知识形成过程的一种科学描述。着重强调了主体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作为文艺美学,其建构性表现在学科本身是众多美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并正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学科。所谓交叉性,说明文艺美学学科所特具的对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各有关内容的包含和兼容。正由于其交叉性才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不仅跨越以上学科,而且跨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充分体现了现代新兴学科的特质。而正因其是建构的所以是开放的,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或将要吸收众多文艺美学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它永远是这一学者群体集体研究的产物。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学科“必须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5]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文艺美学具有以艺术的审美经验为基本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和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学者群体,基本具备华氏对一个学科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称为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新兴的学科。

当代文艺美学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最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己特有的有机的知识主体,或者也可以叫作是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之重要表征就是具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定文艺美学学科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最重要根据就是认为它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出发点,因而构不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就明确提出不赞成“文艺美学”这一提法,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文艺美学没有自己特定的独有的对象,因为美学就是研究各种艺术领域的美学问题,如果文艺美学也研究这些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由此可见探索文艺美学特有理论出发点之必要。目前,在文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可谓众说纷纭,异彩纷呈。有的将其仍然归结为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研究;有的从分析审美活动着手剖析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的着重探索文艺主客体具体关系的存在方式,双重主客体的组合;有的从人类学这个视角考察和揭示文艺的审美性质和审美规律;有的从文艺本质入手着重论证文艺的结构之“再理解——表现——媒介场”三个层次等等。以上只是举其代表者介绍,不可能一一涉及。应该说这些探索均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文艺美学这一新兴学科提出的主旨,符合其产生的时代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前已说到文艺美学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世界和中国哲学—美学转型的背景下,突破极“左”思潮和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充分反映中国传统美学特点的产物

。因此,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就应放到这样的背景与前提下来思考。由此,我们将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确定为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个审美经验包含这样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经验,就是审美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直接的审美体验。包含历史上既有的审美意识资源,如莱辛之读《拉奥孔》,王国维之读《红楼梦》。也包含研究者本人对文艺作品直接的审美经验。这就是英国美学史家鲍桑葵所说的审美意识。另一方面的内容是间接经验,就是对各种文艺美学理论形态的研究,这是属于他人的经验,特别是众多理论家的经验,具有很高的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以往的美学、文艺学和艺术学都以此为研究内容,而文艺美学学科却不仅局限于此,还将直接的审美经验包括其中,这就使美学研究直接面对审美经验,从中提炼出美学思想与审美意识,而不再完全是隔靴搔痒,从而使文艺美学学科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当代性与个性,以及可读性。但这样对研究水平的要求也就提高。美学工作者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审美素养,从而使自己的审美经验具有更多的社会历史内涵与时代意义。

我们之所以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出发点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同当代哲学与美学的转型密切相关。前已说到,从19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20世纪以来,哲学与美学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即由思辨哲学到人生哲学,由对美的本质主义探讨到具体的审美经验研究的转型。诚如李斯特威尔在《近代美学史评述》中所说:“整个近代思想界,不管有多少派别,多少分歧,都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一点也使得近代的思想界鲜明地不同于它在上一个世纪的前驱。这一点就是近代思想界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是从关于存在的最后本性的那种模糊的臆测出发,不是从形而上学的那种脆弱而又争论不休的某些假设出发,不是从任何种类的先天信仰出发,而是从人类实际的美感经验出发的,而美感经验又是从人类对艺术和自然的普遍欣赏中,从艺术家生动的创作活动中,以及从各种美的艺术和实用艺术长期而又变化多端的历史演变中表现出来。”[6] V.C.奥尔德里奇也认为,审美经验已成为当代“讨论艺术哲学诸基本要领的良好出发点。”[7]托马斯·门罗更明确的指出“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应该打破单一的哲学美学格局,使之走向实证化、经验化。[8]可以说,西方现当代的主要美学流派都以审美经验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只不过各种流派所说“经验”的内涵不同而已。众所周知,审美经验论之发端是英国的经验主义美学。它们以审美经验作为其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以培根、休谟、柏克为其代表,均将审美经验归结为以主体之体验为基础。即使是柏克对审美经验客观性的探求也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感官的共同性。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作为主观的合目的性,也是一种对于具有共通感的审美(经验)之判断。但黑格尔在这一方面却从康德倒退到本质主义的美学探讨。

黑格尔之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说,尽管其审美内涵中包含着形而上之内容,但仍是以审美经验为其基础。从20世纪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当代美学流派都立足于审美经验。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可以说是开了将经验与情感表现相联系的当代美学之先河。此后,克莱夫.贝尔的审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更同经验密切相关。而真正打出艺术的审美经验旗帜的则是杜威。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标志着经验派美学逐步走向成熟。但只有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使经验论美学真正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与深刻的内涵。他于1953年出版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论着《审美经验现象学》,提出“艺术即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相互关联”的重要美学观点。此后,经验论美学即渗透于存在论、符号论与阐释学美学等各种新兴美学理论形态之中。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这一点十分切合中国文艺美学遗产。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和传统,但中国的文艺美学传统同西方传统迥异。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有关美与艺术之本质的思辨性思考,大量的美学遗产都是体悟式的艺术审美经验的阐发。着名的意境说就是对作者情景交融、物人一致之审美经验的阐发。正如王昌龄在《诗格》中所说,所谓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而所谓“妙悟”则是对审美经验的主体艺术想象特性作了深刻描述。陆机在着名的《文赋》中对“妙悟”之艺术想象作了生动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朦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侵”。对于审美经验中艺术想象之描述可谓生动具体,绘声绘色。我国古代着名的“趣味”说则着重从审美欣赏的独特视角阐述审美经验。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道:“而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并提出“知其咸酸之外”、“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的基本观点,都是对审美欣赏中经验的深刻体悟。我们认为要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学科应该很好地总结中国传统美学这一丰厚的文艺美学遗产。

关于文学艺术审美经验之具体内涵,正因为其极为复杂,所以我们试图通过

综合的途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指导,以审美经验现象学为方法,吸收各有关资源之有益成分,加以加以综合。由此,我们从一个基本特征和九个关系的角度加以具体阐述。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如康德所说是一种关系性、中介性内涵,而不是实体性内涵。这就是艺术的审美经验所特具的不凭借概念的个人的感性体悟与趋向于概念的社会共通性的二律背反。正如黑格尔所说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字眼。[9]这就是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特具的“二律背反”特性的对于审美经验的界说。正因为审美经验特有的这种二律背反,才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魅力、模糊性和情感性。对于审美经验阐述的九个方面的关系是: 第一,经验与社会实践。在西方美学理论中,文艺的审美经验完全是主体的产物,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我们却将文艺的审美经验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从具体的审美过程来看,不一定能明确看出社会实践之基础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看,审美经验的基础肯定是社会实践。当今西方哲学——美学在突破思辩哲学主客之二分思维模式突出主体作用之时,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也曾试图回归“生活世界”。但这种“回归”未免虚弱,而从哲学的彻底性来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之社会实践观更能从根本上说清经验的来源内涵。但唯物实践观的理论指导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地位仍是在理论前提的位置之上,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审美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以哲学代美学,以普遍代特殊的弊端。

第二,经验与主体。当代经验论美学之经验当然是以主体为主的,但又不是英国经验主义纯主体之经验。而是包含着消融了主客二分,包含着客体之经验。有的是通过行动(生活)来消解主客二分,如杜威实用主义的艺术经验论。有的是通过主体的接受或阐释来消解主客二分,如阐释学美学。有的则是通过现象学直观的“悬搁”来消融主客二分,如现象学美学。

第三,经验与想象。文艺的审美经验之发生是必须通过艺术想象之途径的。艺术想象犹如一个大熔炉,能将感性、知性、情感等等熔于一炉,最后形成完整的审美经验,并使审美者进入一种特有的审美生存的境界。第四,经验与表现。当代经验论美学的最重要特点是将经验同情感之表现密切相联。例如,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说”,杜威也强调审美经验之“情感特质”。

第五,经验与。经验论当然肯定感觉、,并以其为基础。但当代经验论美学又不仅仅局限于、感觉。如果仅仅局限于那就会脱离审美的轨道。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判断先于”的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我们认为这仍是美学的铁的定律,难以和颠覆。许多美学家在承认的同时,也是强调对之超越的。例如,杜威论述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相异性也是试图超越日常经验其之生物性。杜夫海纳运用现象学“悬搁”之方法,更是强调对“此在”的超越走向形而上的审美存在。

第六,经验与接受。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当代阐释学相结合,强调阐释的本体性。这样,在阐释学美学之中所有的“经验”都是此时此地的,都是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阐释者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这样,我们就将当代经验论美学与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结合了起来。第七,经验论与心理学。经验论美学肯定包含许多心理学内容,如感觉、想象、意向、情感等等。但审美的经验论又不等同于心理学,如果等同的话,文艺美学就将走向纯粹的科学主义,从而完全抹移了文艺美学特有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内涵。这是包括现象学美学在内的许多美学家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在承认审美经验所必须包含的心理学内容时,还更应承认其具有拓展到社会的、哲学的与伦理学的深广层面。第八,经验与真理。这是当代经验论美学同存在论美学紧密相联所必具的内容。当代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同认识活动相分离,由此审美经验并不导向认知理性的提升,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实现对遮蔽之解蔽,走向真理敞开的澄明之境,从而获得人的“审美地生存”、“诗意地栖居”。所以,审美经验、艺术想象、真理的敞开、诗意地栖居都是同格的。这正是当代文艺美学所追求的目标。第九,经验与对象。传统美学都把审美对象界定为一种客观的实体,自然物与艺术品等等。但我们认为审美对象是意向性过程中的一种意识现象,在主观构成性中显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只有在审美的过程中,面对具有审美知觉能力的人,并正在进行审美知觉活动时才能成立。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审美对象,但并不否认作品作为可能的审美对象而存在。

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对当代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一种改造。长期以来,我国美学与文艺学学科都在一种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指导之下,将美学与文艺学的任务确定为对美与文艺本质的认识。这不仅抹杀了审美与文艺之情感与生命生存的特性,将其同科学相混淆,而且抹杀其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方式的基本特点 ,将其降低为浅层次的认识。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既包含了审美与文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特点,同时又包含了它的由“此在”走向“存在”之生命与历史之深意。这是对传统的本质主义与认识论美学的一种反拔。也是对审美与文艺真正本源的一种回归,必将引起美学与文艺学学科的重要变革。而且,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出发点也是对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中正在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一种理论总结与提升。从20世纪中期以来,以影视文化、大众文化、文化产业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方兴为艾,表明这一种新的文化转型已经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面前。这是一种由纸质文化到电子文化、由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由纯文化到文化产业的巨大转折。在这种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审美与文学艺术发生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巨大变化。唱片、光盘、广告、模特、网络文学……等等新的文学艺术生产与存在的样式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审美与生活、艺术与商品、文化与文艺、欣赏与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从新世纪之初就出现了有关文学艺术的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评价、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评判等等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试图以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这一文艺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作为认识以上大众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种理论指导,也以此对这次讨论提供一种也许是不成熟的见解。我们认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审美经验理论应对当代大众文化中审美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化两个相关的部分起到指导作用。其实是审美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审美化是两个紧密相联、统一为一体的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艺术与生活分裂,走向异化的严重问题的解决。所谓审美的生活化,是解决艺术与生活的脱离,承认并正视审美所必然包含的内容与文艺所必然包含的生活内容。使艺术走向生活与万千大众,成为人们休息娱乐的方式之一。同时也不可否认某些艺术产品具有的商品属性,并给人们带来某种经济效益。早在1934年,杜威出版《艺术即经验》一书。针对艺术脱离生活的现状和大众文化之方兴未艾,充分论证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之间的“延续关系”。但这只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理论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只是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生活的审美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包含着原生态的生活,更要包含对这种生活的超越;不仅包含必不可少的感性,更要包含体现人类生存之精髓的意义。如果说审美的生活化是一种回归,那么生活的审美化则是一种提升。没有回归与提升结合,那么真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都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审美与文学艺术要旨之所在。因为没有前者,审美与文艺必将脱离大众与当代文化现实,而没有后者则审美与文艺又不免陷于低俗与平庸。而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审美与文艺发展的坦途,也才能为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审美经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完整性”和“理想性”。成为全书的中心界说,值得我们借鉴。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学科的理论

出发点也是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在当代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的空间。中国美学发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发生了某种程度断裂。此前是传统形态的美学,此后受到“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则是接受西方美学理论话语。这前后两种美学形态尽管不可避免地有所联系,但在理论内涵、话语范畴和精神实质上均有明显区别,是一种明显的理论断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者“不可兼容”,而是“宿命的对立”。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价值问题被严峻地提到我们面前。而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文艺美学学科则为中国传统美学进一步发挥当代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为,我国传统美学的确没有西方美学那样借以反映审美与艺术本质的概念范畴,而主要以对创作与文本的体悟作为理论的基点。这恰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从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说”,到汉魏时期的“言志说”、“意象说”,到唐宋时期的“意境说”、“妙悟说”、“心物说”,到清代的“情景说”、“性灵说”与“境界说”等等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对文艺审美经验的独特表现,反映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美学理论不仅给我国文艺家与美学家以滋养,而且也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西方美学家以理论的滋养。我们相信,文艺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并自觉地以之总结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必将在新时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论述以文艺的审美经验作为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时遇到了审美是不是文艺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审美是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观点。但我们所说的审美不是狭义的优美,而是广义的美。也就是包含着优美、崇高,以及悲剧、喜剧和丑这些广泛内容之美。只不过在审美心理效应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情感评价,而不是相反的否定性的情感评价,诸如恶心,嫌弃之类。这就要求作者在作品中包含一种审美的价值取向。

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一文中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⑩由此说明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及世界观是一致的,从而彰现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文艺美学以文学艺术的审美经验作为理论出发点就决定了它必然采取以自下而上为主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由具体的审美经验出发的研究方法,迥异于从抽象的本质或定义出发的传统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由传统的理论文本扩充到鉴赏文本,进一步扩充到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这种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文艺美学学科的实际,也会更加彰现出理论家的理论个性。但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又不是托马斯.门罗所说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而是现象学理论家杜夫海纳所使用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方法。这是一种在审美直观中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对立加以“悬搁”,并进而直接面对审美经验的方法。诚如胡塞尔所说“现象学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直观是相近的”。[10]这种审美经验现象学方法并不完全排除同时包含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内容。因为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具有共通性的理论规范,否则就会完全成为只有个人能够理解的自言自语,从而缺乏应用的理论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艺美学不只是对单个审美经验的研究,更要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对在场的超越,走向人类“诗意地栖居”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这就使审美经验本身包含了深刻的意义与鼓励人类前行的精神的力量。

文艺美学的产生就是一种由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的转向,因此文艺美学当然应该以内部的研究为主。也就是以审美经验为核心深入剖析其对象、生成、前见、发展、形态与比较等等,从而构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但这种内部研究又不完全是独立自足的,而并不排除外部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等视角。从社会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不仅是审美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具有政治的、经济的、时代的等诸多社会属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向来认为,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政治与经济,乃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诸多特性。而从文化的视角说,当前文化研究的方法已经成为文艺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诸如,种族的,女权的、后殖民的、生态的、文化身份的等等崭新角度的确能给文学艺术以崭新的阐释。但我们向来认为文化研究只不过是文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并不同意当前西方某些研究者以文化研究取代或取消文艺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对文艺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还应是最符合审美特性的审美经验现象学研究方法。

学科建设论文范文5

[关键词]原部委高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专业建设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等教育要逐步形成以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新格局。”这一思路在一定意义上要求改变中央业务部门的办学体制。政府采取了共建、调整(划转、转制、下放)、合作、合并等形式进行改革。1990年的统计表明,在全国1075所普通高校中,国家教委直属36所,中央业务部门主管316所,其余为地方管理。1998年、1999年这一改革达到高潮,1992年至1998年划转高校226所。截止2005年5月24日,全国普通高校共1794所,除教育部直属73所外,其它部委中的外交部1所、国家民委6所、司法部1所、卫生部1所、国防科工委7所、公安部4所(其中专科2所)、交通部1所,共21所;18个国务院直属机构中的海关总署等机构所属7所,其中专科1所;14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中的中科院等机构所属2所,其中专科1所;6个国务院办事机构中的国务院侨办所属2所;另外中华全国总工会等机构所属8所。除教育部外,隶属其它部委及机构的高校共剩下40所,由此可见,部委所属的大部分高校已划归地方管理。

由于这些高校历史上归中央业务部门主管,其培养的人才主要为这些部委服务,有明显的行业属性,在改为归省(自治区、直辖市)管以后,就不能回避地方发展的需要,因此,人才培养的规格就要处理好行业属性与地方发展需要的关系。改变隶属关系的这些高校如何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进而保证这些高校的健康发展,做好学科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

一、什么是学科建设

虽然学者们对学科的论述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教学的科目”、“学问的分支”、“学界或学术的组织”是学科的三个基本内涵。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体现不同的内涵而已。目前国家对学科的划分,一般是指建立在以二级学科为基础、向一级学科范围延伸的学科。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设有12个学科门类、88个一级学科,382种二级学科,这也是我国现行的博士、硕士学位点设置的依据。1998年7月,教育部针对本科专业的设置,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该目录设置11个学科门类(不包括军事学),71个一级学科,249种二级学科(专业)。一般所讨论的学科划分,均以这两个文件为依据。学科建设是围绕学科方向、学科队伍和学科基地,通过硬件的投入和软件的积累,提高学科水平,增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综合实力的一项系统工程建设的过程。具体来说,学科建设包括学科方向建设、学科梯队建设、基本条件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几个方面的内容。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学校培养人才的专业、层次、质量,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成果。因此,学科建设对任何高校都是必须的,只是不同类型的高校在侧重点上应有所不同、发展程度上具有差异而已。学科建设并不仅仅是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的事情,也并不仅仅是重点学科的事情;学科建设也并不局限于学位点建设、学科带头人建设、纯学术研究(或基础研究);学科建设是每个高校的系统工程,也是全局性的基础工程。这些改变隶属关系的高校也不例外,并且因其需要转型使这一问题更为复杂、重要。

二、学科建设主要着力于建设什么

学科建设从宏观层面应当抓好以下两点:一是学校调整学科布局结构;二是集中力量建设若干优势学科,即重点建设学科。学科布局结构优化是学校学科建设的基础,重点建设学科是学校的优势和特色。对于这类高校而言,个别专业仍可面向全国,保持学校已经形成的学科特色,与此同时,根据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调整原有的学科和专业结构,在主要为地方服务的同时,仍应满足部门、行业对部分人才的需求。既然属于地方高校,就要承担为区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与贡献智力成果的重任。类型上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层次上根据学校的实力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定位在以本科为主,适当发展应用性的研究生教育或高职教育。因此,在学科布局上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发展定位,构建符合区域发展需要的综合性学科结构布局,同时保持面向行业需要的不可替代的学科优势。重点建设的学科应着重考虑三个领域:一是适应本地区发展需要的独特性学科;--是原有的优势或特色学科;三是满足行业需要的不可替代学科。

在微观层面上,学科建设应确定适合学校发展的学科建设方向与目标、组建实用的学术梯队、协调进行软硬件的积累。学科建设方向与目标应以有利于转化为培养实用型人才的课程、能够产出快速适切地方与行业发展需要的技术成果为基本标准。学术梯队建设,应在注重培养原有人才的同时加大引进新毕业的硕士、博士力度与吸收用人单位的相应人才参与学校的学科建设,构成实用的学术梯队,不必一切唯院士、博导、教授马首是瞻。在我国高等教育普遍缺少资金的大环境下,这类调整隶属关系的高校的经济资源也十分匮乏。这些高校除了要广开财源,更重要的是要协调投资软件与硬件的关系,围绕学校的学科建设目标,做到人与物的匹配,不同类型人才的匹配。不能为了宣传或应付评估,购置大量无人能驾驭应用的设备造成设备闲置;不能为引进一个不符合学校发展、学科建设实际需要的博导、而置几个甚至十几个符合学科建设实际需要的副教授甚至讲师培养于不顾。在进行必要的硬件建设的同时,加强有利于学科发展的软件建设。

三、如何认识与对待科学研究

没有科学研究,就谈不上学科建设。但是,科学研究有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应用研究,不同类型高校的研究类型可能而且有必要有所区别。学术成果促进学科的发展是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但也决不是唯一目标。一般来说,由于学科研究层次水平的差异,我们不得不承认教学研究型高校与教学型高校的学科建设对推动学科发展上的贡献要小于研究型大学,但它们开展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可利用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和研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作为高校,其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这类调整隶属关系的高校几乎没有研究型大学,以教学研究型高校和教学型高校为主,其人才培养的地位更为重要。如何培养人才本身也是一门科学,也需要进行研究,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对于大多数高校与院系(相对于师范院校、院系而言)属应用研究,即以教学、教法研究为主,兼顾把研究成果和本学科知识进行选择组织的课程研究。学科建设要落脚在人才培养上,这是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的根本不同之处。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必然要落实到课程建设上来。鉴于此类高校的大部分学科建设目标不是(最起码主要不是)学科自身的繁荣,而是通过学科建设提高本校的学科水平,达到提升学校整体实力的目的。其科学研究除了在类型上以应用研究和课程研究、教学教法研究为主外,在队伍上也不应把研究与教学队伍对立起来。大部分的科学研究主要是为教学服务,师资队伍与科研队伍需要相当程度的重合;少部分队伍可针对有特色、有优势的学科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在科研方面办出亮点。这是因为优秀师资本身就很少,少数能做科研的人员往往也是优秀教师的主体,不能因科研妨碍教学,否则,得不偿失。

四、如何处理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关系

高校进行学科建设,必须搞清楚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关系。原因之一是历来非研究型大学不重视学科建设,或对学科建设认识不清;原因之二是这些院校大部分学科的科学研究基础非常薄弱;原因之三是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关系问题在实践中凸显出来的时间不长。学科的划分遵循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学科是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专业是按照社会对不同领域和岗位的专门人才的需要来设置。学科知识是构成专业的原料,不同领域的专门人才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专业就通过对相关的学科知识进行切块、组织来形成课程以及一定的课程组合的方式来满足。所以,专业以学科为依托,有时某个专业需要若干个学科支撑,有时某个学科又下设若干个专业。一个专业是由适用于其需要的若干学科中的部分内容构成,而不是由若干学科中的所有内容构成。从这个角度看,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密不可分,学科建设是基础,专业建设是成果,中间通过课程这一桥梁来连接。市场对人才规格的要求的变化引起专业的调整,也是促进学科建设的动力之一。

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也有很大的区别。第一,学科建设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学科带头人、学科梯队、科研课题、研究仪器设备、学科建设管理人员等;而专业建设的构成要素主要有教师、课程、教材、实验与教学管理人员等。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涉及到具体的人或物有时会重合,但其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第二,学科建设主要是学术梯队建设、研究设施建设、确定研究方向以产出研究成果;而专业建设主要是专业人才目标制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实验室与实习基地建设等。学科建设的成果可以作为专业建设的原料,但也可以有非专业建设的用途,例如可以作为直接为当地生产建设所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于专业建设以完成人才培养。总之,如果学科建设不以专业建设为鹄的,这类高校的学科建设将成为空中楼阁;反之如果专业建设不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则其专业建设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五、案例研究

南京审计学院前身是南京财贸学院,由省市双重领导、以市为主。因为资金限制,为了学院发展只有走联合办学之路,自1987年开始,办学经费由审计署负责,归审计署管理,根据协议财贸学院更名为审计学院,当年暑期面向全国招生,但每年招收新生江苏省、南京市占有一定比例。

1999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国家部委不再管理高校,交由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管理。2000年2月将南京审计学院和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的主管部门分别由国家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划转到江苏省人民政府管理,合并为新的南京审计学院。学校实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合作共建,以江苏省为主的管理体制。

学校过去由部委负责,主要为部委各相关部门服务,面向全国,划转以后,实行江苏省政府与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建,服务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直接影响到学校职能的具体发挥。学校能否迅速协调矛盾、顺利定位、很好发挥作用,其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学科建设。

南京审计学院目前是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兼有法学、文学、理学、工学等共7个学科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校共有本科专业20个,其中经济学(5个)管理学(10个)专业占专业总数的75%,学科专业设置重点非常突出,其中审计学、会计学、金融学三个专业被列为国家审计署和江苏省重点建设专业,审计学专业被列为江苏省高等学校品牌专业建设点。经济学专业涵盖了所有经济类目录内专业;管理学科的专业涉及5个大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公共事业管理类、农业经济管理类、图书馆档案类的前3个大类,工商管理管理类专业占绝大多数为7个,审计学为目录外专业,目录内专业仅舍弃了与学校整体发展关系不大的旅游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行政管理学这三个管理类专业是审计学的重要工具学科或应用学科,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的设置形成集团优势,与学校发展目标密切相关的专业一个都不能少,与发展目标偏离的专业坚决舍弃。

审计学虽然是一个目录外专业,但在我们国家它是一个人才需求量非常大的专业,作为国家审计署与江苏省的重点建设专业,要办出特色、也要办出水平。它积极探索“本科学历教育+国际执业资格培训”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与英国注册会计师特许公会(ACCA)合作,开展国际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培训。独立设置国际审计学院,与会计学院、金融学院、商学院、信息科学学院、法政学院、应用数学系合作,实现学科融合,办出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含CIA)、社会中介审计、IT审计、建设项目审计、综合审计6个方向,把审计这一目录外专业办成一个大审计学科专业群。

学校高度重视科研工作,设有江苏省审计信息工程重点建设实验室、公共管理和绩效评估研究院、内部控制设计研究院、审计研究所等进行审计方面的科学研究,为审计学科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直接参与了国家审计法规、政策的起草工作,参与审计署组织的审计工作,不断从实践中汲取能量,使审计人才的培养能够更好地符合社会需要。

学校开设的会计学、经济学、财务管理、工程管理、法学等专业,都是积极与审计进行对接,培养出具有扎实审计基础的复合性人才,并且办出特色。如果说审计人才的培养具有独特地位,是可以面向全国的优势学科,那么这些学科专业能够培养出以面向整个江苏省为主的人才,与江苏省其他高校培养出的会计学、经济学、法学等互补型人才,都打上了审计的烙印。

学科建设论文范文6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