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范文1
教育的指导意见
（2021年修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推进劳动教育的实施，培养学生劳动习惯，磨炼学生意志，激发学生创造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教材〔2020〕4号）、《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教基〔2001〕20号）要求，现就我市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劳动教育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
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认识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功能。
劳动教育能树立德育。通过劳动教育可以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态度，让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和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好作风，抵制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等不良习气的影响，在劳动中磨砺意志品质，培养学生自理、自立、自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进取精神。
劳动教育能增进智育。劳动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调节大脑疲劳，促进大脑发育，促进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提高学习能力。劳动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劳动实践可以内化和升华书本知识、理论知识，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判断、创造和动手能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
劳动教育能促进体育。劳动是体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体育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劳动是体育产生的基本源泉，众多的体育项目是劳动中跑、跳、投掷、攀爬等身体活动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后独立与完善出来的。劳动促进人体新陈代谢，使人体魄强健，为体育打下良好基础。
劳动教育能涵养美育。劳动美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形成和表现出的美，是社会美的最基本的内容，它使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以及才能、智慧、品格、意志、情感等本质力量最直接、最集中地体现在生产劳动之中。劳动教育可以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坚持自己独立的认识和选择。
二、实施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
对我市劳动教育进行整体规划，统一架构，统筹资源，构建模式，推动建立课程完善、师资达标、场地丰富、模式多样、机制健全的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形成普遍重视劳动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带动我市中小学（幼儿园）劳动教育深入开展，把我市劳动教育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的示范标杆。
通过劳动教育，提高广大学生的劳动素养，促使他们掌握基本的劳动知识和必备的劳动能力，促进他们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使他们树立“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的劳动观念，培养他们勤奋学习、自觉劳动、勇于创造的劳动精神，为学生终身发展和人生幸福奠定基础。
三、实施劳动教育的工作策略
（一）在劳动教育必修课中系统开展劳动活动
劳动课是学校实施劳动教育的基本途径之一，在课程安排上，中小学劳动教育课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要开设到位，有效实施。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劳动活动策划、技能指导、练习实践、总结交流，注重围绕劳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要求，从提高劳动教育的效果出发，把握劳动教育任务的特点，紧扣“讲解说明”“淬炼操作”“项目实践”“反思交流”“榜样激励”五个关键环节，选择适宜的劳动教育方式，鼓励开展项目式劳动教育活动。
劳动教育要注重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各学校要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对学生每天课外校外劳动实践时间作出规定，在时间安排上可分散进行，也可集中使用，探索建立“一周劳动大盘点”等劳动清单制度，记录和反馈学生参加课内与课外劳动的时间、内容、过程和效果，激发学生良好劳动习惯的养成，促进劳动教育常态化实施。
（二）在综合实践活动主题探究中深化劳动活动
综合实践活动作为跨学科的实践性课程，是落实劳动教育的重要载体，中小学劳动教育必修课实践环节中与综合实践活动的社会服务、设计制作、职业体验重叠部分，可整合实施。
学生的主题活动包括：考察探究（如野外考察、社会调查、研学实践等）、社会服务（如公益活动、志愿服务、勤工俭学等）、设计制作（如动漫制作、编程、陶艺创作等）、职业体验（如军训、学工、学农等）、科技创新体验与实践（如科技发明与制作活动、科技创新主题探究与试验、科技创新应用实践与学习体验等）、党团队教育活动、博物馆参观等。教师在主题活动中要重在激励、启迪、点拨、引导，不能对学生的活动过程包办代替。在活动准备阶段，教师要引导学生构思选题，让学生参与活动方案的制定过程，引导学生对活动方案进行组内及组间讨论，优化完善方案。在活动实施阶段，教师要创设真实的情境，让学生经历多样化的活动方式，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活动过程，要加强对学生活动方式与方法的指导，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和实践方式，还要指导学生做好活动过程的记录和活动资料的整理。在活动总结阶段，教师要指导学生选择合适的结果呈现方式，对活动过程和活动结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指导学生撰写活动报告、反思日志、心得笔记等，深化主题探究和体验。
（三）依托劳动实践场所推进劳动教育
劳动实践场所包括校内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如校内劳动场室、校园小农田、城市小菜园、校外劳动基地等。劳动实践场所的劳动内容包括：学农劳动课程（播种、除草、种植、施肥、收获、野炊、压花、叶脉书签等）；学工劳动课程（陶艺、编织、科技制作、木工、金工、水工、电工等）；自我服务类劳动课程（洗衣叠被、床铺整理、洗碗抹桌、扫地拖地、卫生大扫除等）。
劳动实践场所具有场地的空间优势、劳动的课程优势和师资的专业优势。到劳动实践场所开展劳动教育可以让学生安全地、专业地、浸入式地通过劳动实践获得成长所必须的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帮助学生提升实际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等能力，懂得劳动中可以创造、创新、创设美好的劳动果实，有助于让学生体验“劳动是通往幸福的必由之路”的道理。
（四）开展城乡结对，构建学校联盟，达成劳动资源共享
建立一批城乡结对学生劳动体验试点学校，促进城镇和农村学校在劳动教育方面资源互补、优势互补。鼓励有着共同目标追求的学校，围绕劳动教育的共同战略目标建立学校联盟，开展全方位交流与合作，共享劳动教育资源，促进劳动教育协调发展。创新劳动教育模式，激发区域内劳动教育活力，开创广州劳动教育特色。
通过开展城乡结对、构建学校联盟，更好地促进城乡学校学生的交流与合作。让城镇的学生走向农村，亲身体验农村的田园生活，同时也可以让农村的学生到城镇来，参与工业体验、商业和服务业实习等劳动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关心爱护他人，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精神。
四、实施劳动教育的工作措施
（一）开齐开足课程课时
独立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幼儿园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充分尊重幼儿生长发育的规律，重在培养幼儿良好的盥洗、排泄等生活习惯和生活自理能力。中小学校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独立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
在学科中有机渗透劳动教育。中小学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等学科要有重点地纳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加强对学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合法劳动等方面的教育；数学、科学、地理、技术、体育与健康等学科要注重培养学生劳动的科学态度、规范意识、效率观念和创新精神。
开发校本劳动教育课程。学校充分结合当地资源，开发开设家政、烹饪、手工、园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劳动实践类拓展课程，深入推进STEAM教育、创客教育有关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设创客空间，鼓励学生基于兴趣，以项目学习的方式，在研究真实问题、技术制作和艺术创作过程中，进行创意制造实践。
（二）开展校内劳动
校内劳动以服务性劳动为主，依托责任意识培育、学生成长记录、学分奖励机制、劳动教育评价等方法，评选“劳动之星”、“校园劳动小达人”等，充分调动广大学生参与校园劳动的热情。在学校日常运行中渗透劳动教育，根据实际，尽可能减少校园保洁服务外包的范围和工作量，提倡校园劳动从打扫卫生做起，凡是学生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由学生自主完成，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校园小农田、城市小菜园劳动实践活动，参与校园卫生保洁和绿化美化，普及校园种植。大力开展与劳动有关的兴趣小组、社团、俱乐部活动，广泛组织以劳动教育为主题的班团队会、劳模报告会、手工劳技展演等。
（三）组织校外劳动
校外劳动以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主，要将校外劳动纳入学校的教学工作计划，中小学每周课外活动和家庭生活中劳动时间，小学1至2年级不少于2小时，其他年级不小于3小时，每学年设立劳动周。小学、初中、高中每个学段都要开展农业生产、工业体验、商业和服务业实习等劳动实践，要在手工技艺体验、农业劳动实践、工业劳动实践、职业生活体验、社区服务实践等方面为学生提供劳动教育实践机会。充分利用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综合实践基地和其他社会资源，结合研学实践、团队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城乡学生交流，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城镇学校可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学生参加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农村学校可结合实际情况在农忙时节组织学生帮助家长进行适当的农业生产劳动。
（四）鼓励家务劳动
家务劳动以日常生活劳动为主，学校要密切家校联系，加强家校共育，转变家长对孩子参与劳动的观念，共同引领孩子开展劳动教育和指导其劳动技能。教育学生自己事情自己做，家里事情一起做，弘扬优良家风，参与孝亲、敬老、爱幼等方面的劳动。学校应按照学段要求，针对学生年龄特点和个性差异，鼓励家庭开展家庭劳动，引导学生完成扫地、整理、烹饪、种植、养殖、家具家电维修等力所能及的家务，使学生养成家务劳动的习惯，习得基本的生活技能、生活经验、生活知识，逐步形成自理能力，为步入社会打下一定基础。
五、实施劳动教育的工作要求
（一）强化统筹协调
各区教育局要加强对劳动教育的组织领导，明确劳动教育的责任主体和负责部门。各学校要加强校内统筹，充分发挥班主任、任课教师的积极性和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的作用。要加强校外协调，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家庭、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劳动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二）推进师资建设
各区教研机构要配备劳动教育教研员，学校要积极探索建立专兼职结合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建立劳动教育科组，并至少配备一名劳动教育专任教师，把综合实践活动教师作为劳动教育教师的重要力量和后备人才培养来源，聘请能工巧匠、社会专业技术人员、劳动模范等担任兼职教师。在工资待遇、绩效考核、职称评聘、评优选先、骨干教师培养等方面，对劳动教育教师同等对待。加强对劳动教育教师的专业培训，组织经常性的教研活动，开展教学评比活动。
（三）拓展实践场地
多渠道加强实践场所建设，满足各级各类学校多样化劳动实践需求。建立健全开放共享机制，充分利用现有综合实践基地、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劳动实践场所，创建中小学劳动教育基地学校；征集评选一批土地、山林、草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机构，作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的劳动实践基地。建立以区政府统筹的中小学劳动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进一步完善学校建设标准，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建好配齐劳动实践场室以及设施、工具，引入先进的教育装备，支持劳动教学活动开展。
（四）加强经费投入
各区各学校确保开展劳动教育所需经费，支持劳动教育课程资源和实践基地建设、专题研究、教师培训、教学竞赛等。
（五）确保安全保障
各区各学校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设立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建立规范化的安全管理制度及管理措施。教师要增强安全意识，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提升学生安全防范能力，制定安全守则，规范安全事故处理流程，落实安全措施。
（六）完善教育评价
各区各学校建立学生劳动教育评价制度，把劳动教育开展情况作为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内容，评价内容包括参加劳动实践频次与时间、劳动实践态度、实际操作、劳动实践成果等，具体劳动实践情况和相关事实材料记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不断推动中小学劳动教育规范化、常态化发展，在立德树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劳动教育目标、内容要求为依据，将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结合起来，健全和完善学生劳动素养评价标准、程序和方法，鼓励、支持各区各学校利用大数据、云平台、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劳动教育过程监测与纪实评价，发挥评价的育人导向和反馈改进功能。
（七）及时总结宣传
各区各学校梳理学校劳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解决。及时总结各学校劳动教育典型做法、先进经验，评选劳动教育特色学校，通过媒体或者自媒体进行宣传，树立师生荣誉感，努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范文2
本文针对新疆人力资源从总体上进行简单的阐述和分析，没有对其进行细分，只是在明确了人力资源概念的基础上概述了新疆人力资源的总体规模、发展变动趋势、年龄结构、性别和文化程度构成、就业结构、行业分布状况，并针对目前新疆人力资源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今后优化新疆人力资源的方案。
一、人力资源概述
（一）人力资源的定义
人力资源不同于其他资源，它是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源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人力资源是人类可用于生产产品或提供各种服务的活力、技能和知识（Ivan Berg）；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总体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亦称“劳动资源”或“劳动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人力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总体所拥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它不包括在劳动年龄以内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而包括劳动年龄之外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口；人力资源是指一定社会区域内所具有劳动能力的适龄劳动人口和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的总和。综合以上观点，本文对人力资源的定义为：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财富，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它既包括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也包括劳动年龄外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我国的劳动年龄是：男 15-59 岁，女 15-54 岁。
（二）人力资源的数量构成
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源数量构成包括 8个方面：
1.处于劳动年龄之内且正在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称为“适龄就业人口”。
2.尚未达到劳动年龄但已经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称为“未成年就业人口”。
3.已经超过劳动年龄但继续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称为“老年就业人口”。
4.处在劳动年龄之内具有劳动能力并且要求参加社会劳动但尚未就业的人口，称为“求业人口”。
5.处于劳动年龄之内正在从事学习的人口，称为“就学人口”。
6.处于劳动年龄之内但完全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口。
7.处于劳动年龄之内但正在军队服役的人口。
8.处于劳动年龄之内的其他人口。
前三部分构成了就业人口的总体，前四部分构成了经济活动人口，是现实的、直接的人力资源，而后四部分是间接的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源。
二、新疆人力资源现状
（一）总体发展状况
新疆总人口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从 1995 年的 1 661.35 万人增加到 2009 年的 2 158.63 万人，增长了 29.93%，年均增长 1.89%，这表明新疆人口总量大，增长较快；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员也基本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分别从1995 年的 686.24万人和 676 万人增长到 2009 年的 878.01 万人和866.15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78%和 1.79%，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疆的人力资源储备总量，特别是现实人力资源总量也是逐年增加的。
从性别比来看，新疆 2009 年底总人口中，男女所占比重分别为 50.88%和 49.12%，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从城乡人口分布来看，城镇和乡村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 39.85%和 60.15%，大部分人口分布在农村；从年龄结构来看，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得知，新疆0-5岁、6-14 岁、15-64 岁、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 8.95%、18.32%、68.06%、4.67%，15-64 岁人口所占比重最大，绝大部分人力资源集中在这一年龄段内，新疆人力资源储备比较充足；从各种文化程度人员的比重来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为 5.81%、13.78%、31.17%、42.89%、6.35%，大专及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优质人力资源比重较小，新疆人才总量相对缺乏。如附表 1 所示。
（二）新疆人力资源的结构
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
从实际就业人员的就业结构来看，2009 年底，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49.35%、14.7%、35.95%，而同年三次产业 GDP 占总 GDP 的比重分别为 17.8%、45.1%、37.1%，与就业人员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异同。大部分的人力资源集中于第一产业就业，但第一产业 GDP 所占比重是最小的，而在占GDP比重最大的第二产业就业的人力资源则是最少的，这表明新疆目前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不一致，只有第三产业人力资源就业与产业结构比较协调。具体数据如附表 2 所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对比如图1 所示。
2.文化教育结构
从实际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来看，新疆 1996-2009 年就业人员各受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例变动情况如图 2。近年来，就业人员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其次是小学，而高中、大专及以上所占比重较小，文盲或半文盲所占比例最低。这表明新疆实际就业的这部分人力资源所受到的文化教育总体水平和层次还比较低，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高。具体数值如附表 3 所示。
3.行业结构
从行业结构来看，由于数据限制，只搜集到城镇就业人员的行业分布状况，从图 3 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城镇实际就业的这部分人力资源从事最多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其次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和制造业。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所占比重最低，均不足1%（具体数据如附表 4 所示），就业人员行业分布明显不平衡。总体来讲，大部分城镇就业的人力资源流入第一产业相关行业，而流入高新技术行业及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行业的人力资源所占比重较少。
三、新疆人力资源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人力资源总量大，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新疆人力资源储备量较大，但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正如附表 1 中所呈现的新疆 15-64 岁的人口有 1256.4 万人，在新疆总人口中比重最大，占全疆总人口的 68.06%，这构成了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然而，受教育程度所占比重最大的却是高中和中专，其次是初中和小学，大专及以上所占比重仅为 6.35%，这表明新疆高素质人力资源，即人才资源相对缺乏。截止到 2009 年底，新疆研究生在校人数仅为 11 635 人，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653 人，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10 982 人。
（二）现实人力资源比重小，潜在人力资源比重大
新疆劳参率情况如附表 2 所示，劳参率是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之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根据《新疆统计年鉴》中对经济活动人口的解释：指在 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用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近似表示劳参率，经计算，1995-2009年间新疆劳参率平均值为 39.55%，这表明新疆自愿选择参与社会劳动的这部分人力资源所占比重偏低，即新疆现实的人力资源供给较少，存在大部分的潜在人力资源，如处于劳动年龄内的就学人口、完全从事家务的人口、正在军队服役的人口等。而在这部分潜在人力资源中，就学人口最值得关注和研究，这部分人口将来会转化为现实的人力资源，并且其数量和质量对新疆经济的发展作用重大。
（三）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投入不足，人力资源的质量有待提高
2009 年，各类学校在校生占全区人口的比重为 20.57%，平均每万人口中，大、中、小学生人数分别为 111.94 人、669.33 人、914.42 人，三者比重分别为 6.6%、39.47%、53.93%，大学生比重最小，小学生比重最大。这表明新疆基础教育实施情况较好，高等教育相对较弱。从教育经费情况来看，2009 年新疆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学、小学教育经费分别为 395 490 万元、170 549 万元、1 042 034 万元、963 118万元，四者所占比重分别为 15.38%、6.63%、40.53%、37.46%，中学和小学教育经费比重最大，高等教育经费比重仍然较小。截止到 2009 年底，全疆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32所，中等学校1 832 所，小学 3 651 所；这三类学校教师数分别为16 234 人、125 152 人、134 263 人；在校学生数分别为 253 272 人、1 695 984 人、1 973890 人；平均每个教师负担学生数分别为 14.88人、13.04 人、14.7 人。这就使得教育质量不高，对人力资源结合其自身特点的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培养、教育和管理难以实现，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压缩饼干”似的统一化、标准化，缺乏创新和活力。此外，在全疆 32 所普通高等学校中，仅乌鲁木齐就有18 所，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培养集中在首府城市，其他地区相对较少，地域差异性比较大。
四、优化新疆人力资源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
目前，新疆人口总量较大，人力资源储量丰富，并且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较高，一直保持在10%以上，人口增长较快。15-64 岁人口构成了大部分人力资源，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占到 68.0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力资源总量也是不断增加的。较快的人力资源增长和较大的人力资源储备量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为此应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尤其是控制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保证优生优育，控制人力资源数量，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总体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要靠教育的普及和优化，新疆应加大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二）重视高层次人力资源的培育
在普及和完善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使这部分潜在人力资源毕业后成为优秀的人才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09 年，新疆教育经费总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为 6.98%，而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只有 15.38%，可见新疆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不仅国家和政府应该重视，居民也应提高意识，重视对教育的投入，2009 年新疆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中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仅占9.17%，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中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所占比重更小，仅为5.36%，较 2008 年的 6.3%还有下降的趋势。要优化人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源的素质，必须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培育，个人、家庭、政府和国家都应重视起来，共同努力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储备更多优秀的人才。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范文3
【关键词】农村 劳动力转移 问题 路径 转移效益
【中图分类号】D669.9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转移总量大、跨省转移和省内转移基本持平、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等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符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有利于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重要举措。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此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了整个社会、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较大地提高整个社会总的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加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前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但是依然有超过70%的劳动力在农村，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缺乏转移到城市务工就业的渠道，必将极大地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对促进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2012年增加了63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610万人，比2012年增加274万人；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比2012年增加359万人。在外出农民工当中，举家外出的农民工3225万人，增加150万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呈现增长态势，而且转移的总量较大。值得强调的是，201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65.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外出农民工10061万人，占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80.3%，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外出务工，在本地务工者所占比例较小。新生代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相对较高，高中学历的占20.5%，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占12.8%，这些学历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有64.8%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务工，并偏好在大中型城市择业，在中部、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较小，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务工者较少。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务工之后，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39%、14.5%、10.1%，所得收入更倾向于就地消费，而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带回老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以农民工的身份到城市打工或者其他择业方式而实现的。农村劳动力可划分为积累型农村劳动力、效率型农村劳动力、结构型农村劳动力。所谓积累型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由于农村土地有限，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总量超过了农业生产的需要，由此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所谓效益性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由于劳动生产技能技术的提升，在农业生产总量和劳动力总数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完成现有劳动生产总量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从而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所谓结构型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是相对而言的，即便是在农村生产劳动依然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的情况下，由于主要分布于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其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农村劳动力主动放弃了在农村耕作劳动的机会，主动外出务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服务，以此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
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在外出农民工当中，8871万人在本省内流动，7739万人跨省流动，而在早几年之前，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数量远远超过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数量。其原因在于，近些年来，我国通过各类倾斜性政策措施促进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中西部地区许多省份的第二、第三产业已经迅速发展，农民工无须流动到外省就可以在本省找到类似工作。但《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是全国性数据，实际上，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以省内流动为主，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以跨省流动为主。
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有四种，第一种模式主要以兼业为主，即这些农村劳动力的家依然安在农村，家庭主要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兼业的方式从事非农活动，农业生产的收入在家庭收入当中依然占据较大比例，兼业方式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家庭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户数的一半左右。第二种模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农忙时节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只有在农闲时节短时间地在当地兼业从事务工劳动，此种模式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数占总人数的三成左右。第三种模式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在城市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长期在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服务，不再从事农村生产劳动，但是这些劳动力的户口依然在农村，通过此种模式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占总数的一成左右。第四种模式是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并在城市定居生活，户口也迁移到了城市，按照国家相关政策，部分劳动力在农村依然还有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山等，而部分已经实现在城市定居工作的劳动力，完全放弃了在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山等，通过此种模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较少。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制度与体制方面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兼业转移的模式导致资源闲置浪费和其他系列社会问题。目前，兼业模式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模式，占转移劳动力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通过兼业模式实现转移的劳动力，他们的家依然安在农村，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长期到城市务工，而家庭的其他成员依然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劳作。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特征，而城镇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不具有周期性特点，所以，通过兼业模式实现转移的劳动力可能在农忙时节回家务农，在农闲时节回到城市务工，“这就使得劳动力的供求存在周期性的失衡现象”①，产生季节性的“用工荒”。
兼业转移模式下，农村平时的生产劳动主要由妇女、老人承担，农业生产只能粗放式经营，导致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而主要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又导致宅基地等资源的闲置浪费。除了资源的限制浪费之外，兼业转移的模式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为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农业生产主要由妇女、老人甚至儿童承担，产生了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遭受非法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留守儿童缺乏正常的家庭教育，给今后的成长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受到城市的“排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普遍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为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在发达城市，在一线进行生产劳作的大部分是从农村转移而来的劳动力，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的先锋，对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华商报》记者曾经对此进行采访，受访的大部分民众认为：“城市没有农民工，难以想象”②。
然而，因为缺乏保障，广大农民工一方面在为城市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城市却不断地排斥农民工，严重地伤害了农民工的感情和具体物质的、精神的利益，并对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严重阻碍。
在城市分配过程中，初次分配向资本倾斜，广大农民工付出了辛苦的劳动，但是所获得的报酬却和付出不相协调，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不仅如此，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缺乏必要社会保障等问题依然存在，农民工始终在城市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典型的“弱势群体”。按照当前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真正转移到城市进行了极大的限制，许多农村劳动力虽然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户籍仍然在农村，给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带来极大困扰，子女入学问题等亦始终长期困扰农民工。选举权、被选举权、生态环境等政治社会事项的参与权、监督权更是无从得到保障。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组织化程度较低，其权益受到侵害之时无法及时有效维权。
第三，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较低。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之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当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4.7%，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1.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2.3%，大专及以上文化的仅占1.8%。由此可见，农民工总体文化素质较低。“调查报告”的数据还显示，高达67.3%的农民工并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而直接进城务工，其职业技能水平的低下可想而知，农民工职业技能的低下无法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加快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这就要求劳动力具有相应的职业技能、学习能力，及时按照工作的需要通过学习提升自身素质能力。而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低下，平时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很少掌握专业的职业技能，并且，由于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较低，其缺乏必要的学习能力，难以通过自学的方式提升自身职业技能，亟待通过职业技能的培训让其掌握一技之长。
提升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效益的建议
当前，我国农村改革不断推进，设施农业、集群化农业不断深入发展，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同时在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之后，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将长期继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必将日益扩大。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洗脚进城易、洗脑进城难”等诸多问题，提升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效益的对策措施为：
第一，切实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通过切实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能够有效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提高经济收入的机会。目前，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不高、职业技能低下的实际，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鼓励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并提升转移的效益。继续巩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取得的成果，这实际上就是切实地提高未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劳动力的能力素质。应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增强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意识和积极性。与此同时，政府及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会组织、扶贫组织、农业行政部门、职业院校等，在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创造性地按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现状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使之除了农业生产之外具有一技之长，便于在城市谋生、发展。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有效鼓励企业为那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开展专业培训，促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
第二，推进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户籍和社保改革。在制度创新方面，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在于必须对现有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从而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转移、自由流动。当前，有众多的农村劳动力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由于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劳动力无法将其户口落到城市，导致其在城市无法享受各类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其子女的入学问题和其他社会保障问题也无从得到保障，这极大地损害了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当前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原有的身份具有极大固化作用，即便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到城市工作生活之后，在城市虽然具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甚至部分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了房屋，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户籍身份的限制，导致他们无法在城市落户，从而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应有的各类福利待遇。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也就是要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按照政策和法律的规定迁入城市，在各类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和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权利。除此之外，构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之间的均等发展，为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提供条件。
第三，完善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劳动力彻底转移。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是农村劳动力的最后保障，只有在获得了可自由流转的土地使用权之后，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彻底转移到城市。按照现有的土地政策和法律规定，一旦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如果将其户口随之迁移到城市，所在村集体可能将其承包地、自留山、宅基地的使用权收回。在这样的政策法律环境下，即便城市准许这些农村劳动力将其户口迁移到城市，但农村劳动力依然有所担忧，一旦他们将其户口迁移到城市之后，如果之前所在的村集体将其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山等使用权收回，农民就丧失对承包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一旦将其户口迁移到城市就无“退路”，为此在对转移户口方面农民心存疑虑。而一旦准许农民按照政策法律的规定流转其宅基地使用权、承包地使用权和自留山使用权，能够为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长期转移、彻底转移。而且，随着农民可自由流转其宅基地、承包地、自留地的使用权，可实现农村土地的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第四，推进城镇经济的发展增加转移空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之后，其可能丧失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权，长期在城镇就业。这就需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城镇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后的就业空间。城镇经济属非农经济，发展城镇经济必须结合当地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自然资源优势等，大力培育适合当地的经济产业。大力扶持各类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其他企业发展的作用和吸纳劳动力的作用，促使中小企业向城镇地区集中起来，形成产业集群的扩大发展，保障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后就业的可持续性、高容纳性。中西部地区在促进城镇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主动学习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实现中小企业从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为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增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与此同时，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支持。
（作者为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副教授）
【注释】
①徐蓉：“制度变迁视阈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年第5期，第113页。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范文4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发展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国家财政统包，人员、资金、物资统分统配，一个“统”字将文化包容无遗。在过去的经济核算体制中，也只承认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而把非物质生产劳动的价值排除在国民经济收入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日益增长的新的需求，使我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鲜明地凸现出来，文化的经济化成为历史性的潮流。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正式采用了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各个行业，以国民生产总值来核算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而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才开始了由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重大转变。
从理论上看，三次产业结构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并创新的过程。
三次产业的分类
产业分类是建立产业结构概念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基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是西方学者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最重要的分类方法之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的提出和应用，使产业结构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三次产业分类的主要原则，是把全部经济活动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序列与内在联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是欧美、日本和前苏联等工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产业分类法。我国于1985年也首次对1984年的第三产业作出了统计，国务院并转发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①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指出建立这种分类法的必要性和我国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
我国三次产业划分的具体标准和范围如下。
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除了上述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
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产业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
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
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三次产业分类法的确立，实际上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突塔哥大学教授费希尔（A．G．D．Fisher）完成的。本世纪30年代初，费希尔研究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没有穷尽全部经济活动，于是，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费希尔在当时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杂志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不仅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而且指出第三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1935年，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对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综观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在初级生产阶段，生产活动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第二阶段是以工业生产大规模地迅速发展为标志的，纺织、钢铁和其他制造业的商品生产为就业和投资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显然，确定这个阶段开始的确切时间是困难的，但是很明显，英国是在18世纪末进入这个阶段内……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不是继续流入初级生产和第二级生产中，而是流入旅游、娱乐服务、文化艺术、保健、教育和科学、政府等活动中。处于初级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一产业，处于第二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二产业，处于第三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三产业。
费希尔虽然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但他没有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克拉克则在继承费希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TheCon-ditionsofEconomicProgress）一书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化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从而拓展了产业结构理论的应用研究，使得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得到了普及。因此，三次产业分类方法更多地是与克拉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种产业的分类方法又称为克拉克产业分类法。
1.配第-克拉克定理
配第-克拉克定理是提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经验性学说。早在17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已经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之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后得出的。克拉克认为他的发现只是印证了配第在1691年提出的观点而已，故后人把克拉克的发现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克拉克首先把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即现在普遍称作的三次产业：农业——第一产业；制造业——第二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克拉克所说的农业除了包括种植业外，还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渔业和林业。矿业被认为处在边界线上。采矿业在经济活动中分明是取自于自然的产业，理应划入第一产业。但采矿业有更多的属性近乎制造业。克拉克在1951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第二版）时，将其划入了第二产业。这个部门的特点是所有行业都直接地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使用。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这个部门除少数例外，通常遵循报酬递减规律。制造业被定义为：一个不直接使用自然资源，大批量连续生产可运输产品的过程。这个定义排除了不可运输产品（建筑与公共工程）的生产和小规模的不连续过程（如手工缝衣或修鞋等）。制造业的基本性质是它的材料和产品娟必要即可远距离地运输，它要求有相当大的资本投资和高度的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部门的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第三部门由大量的不同活动所组成，克拉克把它们统称为服务部门。这个部门包括建筑、运输与通信、商业与金融、专业服务（如教育、卫生、法律等）、公共行政与国防以及个人服务业等。服务业按照某种目的还可以区分为直接提供给最终购买者（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的服务，和被用来帮助其他生产过程的服务（如商品运输、批发商业以及为商业目的乘客旅行和旅馆提供等）。
克拉克在搜集和整理若干国家的统计资料基础上，进行了国际比较和时间序列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在经济上变得更为先进，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②克拉克认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变化移动的原因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的收入出现了相对差异所造成的。因此，配第-克拉克定理可以表达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这不仅可以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国家在同一时点的横断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的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就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小。
克拉克对其本人总结的规律提出了两点解释，一是需求因素，二是效率因素。关于需求因素，克拉克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很明显，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一直在下降，而对制造品的相对需求开始上升然后下降，而让位于服务业。”③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把服务业限于对消费者的服务，那么，相对于其他产品，服务业不会表现出很高的边际需求。但是，若把服务业扩大到包括为企业提供的服务，那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服务业的相对需求将是上升的。除了部门间需求差别外，部门间效率差别也是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克拉克观点，不同部门存在不同的生产产率。制造业的人时实际产品差不多总是比同一个经济中其他部门的人时实际产品以更大比例增长，因此，“制造品的一个静止的相对需求将会导致该部门就业劳动力比例的下降。甚至当制造品相对需求增加时，我们仍然可以一般地预期，在长期该部门的就业劳动力比例是下降的”①。农业劳动生产率除原始社会外也显示了持续上升的趋势，虽然通常没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得那么迅速。上升的生产率与持续下降的相对需求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比例持续下降。当然，服务业的效率也同样得到巨大的改善，但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对服务业的各个部门的需求比生产率增加来得更为迅猛，因而服务业中劳动力的相对比例相应地迅速提高。
克拉克认为，“经济规律是从比较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从事先假定中演绎出来的”②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经济学应当是建立在对经济世界现实材料的收集和考察基础上的科学。因而，克拉克对经济世界分析方法的思想，体现在其产业结构理论中有如下特点：（1）克拉克的产业结构研究采用了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全部经济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基本框架。③（2）克拉克采用了劳动力这一指标来分析产业结构的演变。克拉克考察了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布状况的变化。（3）克拉克通过分析若干国家在一定时间序列中所发生的变化，来探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一国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规律。（4）克拉克引用了最终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以及劳动生产率劳动来规范经济事实。
因此，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上看，克拉克所发现的规律，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配第定理，即产业间收入相对差异的描述性规律现象；二是费希尔的三次产业分类法。
2.库兹涅茨法则
库兹涅茨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界获得“国民生产总值之父”的美名。他特别强调经验统计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1971年，他因在各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结构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现代经济增长：速率、结构与扩展》④和《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出和生产结构》等专著中。
库兹涅茨在继承了克拉克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分布两个方面，对伴随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他探讨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与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方面的研究。
库兹涅茨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A部门）、工业部门（I部门）和服务业部门（S部门）。他认为：“分三个主要部门：农业及相关的渔业、林业和狩猎；工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水力电力、运输业和通信；服务业——贸易、金融、不动产、动产、商业、仆佣、专业人员及政府。每个主要部门所包括的行业，在考虑原材料、生产性营运、最终产品及其行业间的区别特征方面各有不同，因此，同广义分类一样，以上的狭义分类定有不同意见。”⑤
库兹涅茨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和产值的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多种产业比重在总产出和所使用的生产性资源方面的明显变动”⑥他在收集和整理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庞大数据基础上，通过对国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这些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净值中所占份额的趋势是类似的：A部门的份额显著下降，从开初几十年的40%以上降到近年来的10%以下，I部门的份额显示上升，从开初几十年的22%-25%上升到近年来的40%-50%，以及S部门的份额微微的而且不是始终如一地上升……这些趋势在按当年价格和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份额数量中可看到……所有这些都由近年的按人口平均总产值中的部门份额间的截面联系进一步证实。”①
“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A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急速地下降，从开初的50%-60%水平下降到60年代初的10%以下到20%左右的水平。I部门份额则从开初水平的20%-40%，在大多数国家都上升到超过40%—但情况与产值份额的变动不同：I部门份额的上升与A部门份额的下降相关地来看，它并不占支配地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上升，或是低于S部门，或是大体相等。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和缓上升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份额的和缓上升，这同制造业在产值中所占份额的具有支配作用的上升恰成对照。接着的则是S部门份额的显著上升，它抵消了A部门份额下降的大部分。如果说，产值结构的‘工业化’和部分地‘服务化’了。”②当然，“主要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趋势与按人口平均产值及劳动力份额间近年来的截面联系是相一致的”③。
库兹涅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部门相对产值的概念，对部门I的产值与部门I的资源份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我们令：T和TI分别为总产值和部门I的产值；O和OI分别为总资源和用于部门I的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fi为部门I占总产值的比重；gI为部门I占总资源的比重。则有fi/gi=(Ti/Oi)(T/O)
因此，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上升比例（ki）大于其中总资源的比重的上升（mi），相对于全国劳动生产率，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的下降比例少于其占资源比重的下降，也会有同样的结果。当然，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绝对运动，也将依赖于全国单位资源产出率的变动（T/O）。
在多数国家农业部门占总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比重的相对下降几乎与其占总产值比重的相对下降一致，那么ki/mi约为1。相对于全国的劳动生产率而言，这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肯定保持着同一水平，因而，农业部门劳动率的增长速度肯定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一致。同样地，工业部门的情况证明，其占总资源的比重上升比例比其占总产值比重上升慢得多；而且由于ki/mi大于1，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相比，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肯定会明显地以高速上升。最后，事实表明，一些国家服务部门占总资源的比重相对上升得比其占总产量比重要快；且ki/mi小于1，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明显地低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
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
一、由“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
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这表现为三次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所处地位的变化。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三次产业结构有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分别反映在劳动力结构、产值结构等方面。
1、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变化趋势。随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这不仅可以从一国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同一时点上的横截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点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小，三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次序必然会同“一、二、三”向“三、二、一”转换（表6—1）。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显示，世界各国在19605年至1980年世界经济普遍增长的情况下，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类型，其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都呈现出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表现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都有所下降，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了5%，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了19%，发在国家或地区下降了11%。其中，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得尤为明显。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都有所上升，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1%，发达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4%。其中，发达国家或地区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得尤为明显。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或地区的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提高了4%和8%。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的空前发展，极大地吸引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向其转移，从而形成劳动力产业分布的“三、二、一”格局。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同时显示，在进行同一时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类别横向比较时，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分布比重也存在着向“三、二、一”演变的趋势。从1960年和1980年两个时点横向比较分别观察到，一国经济处在低收入阶段，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占绝对地位，而一国经济进入高收入的阶段时，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位居第一位。一国经济从低入到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大约下降了60%，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了约20%-30%，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更为迅猛，约为30%-40%。这些充分证明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第三产业对劳动力转移吸引力最大，从而形成劳动力产业分布的“三、二、一”格局。
2.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趋势。一般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份额，而以食品、纺织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么饮食、商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较小，因而，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呈现“一、二、三”的格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社会消费需求升迁，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迅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变化为“二、一、三”或“二、三、一”的格局。进入工业化后期，以金融、保险、医疗、教育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迅速软化，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演化为“三、二、一”的格局（表6—2）。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显示，1960年至1990年，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类型，其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都呈现出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表现在低收入国家及地区的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了17%，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11%，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6%，其中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比较显著。
因而，低收入国家及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结构，由1960年的“一、三、二”，转换为1980年的“二、一、三”，1990年演化为“二、三、一”。低收入国家地区在1980年和1990年的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属于向“三、二、一”演化的过渡状态。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的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始终呈现出“三、二、一”的状态，但其内部构造有所变化，即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得继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趋缓。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也呈现出“三、二、一”的格局，但产业结构软化趋势非常迅猛。在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迅猛上升的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时趋于下降。因此，从不同收入的国家类型的时间序列中可以观察到，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先升后降。这必然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次序由“一、二、三”演化为“三、二、一”。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同时显示，在进行同样是时间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类型横向比较时，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次序也存在着向“三、二、一”演变的趋势。对1960年、1980年和1990年三个时点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及地区，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得较低；与此相反，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而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对1960年、1980年和1990年三个时点横向比较同时发现，一国经济从人均低收入进入到人均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会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先升后降。综合横向比较分析结果可知：一国经济发展从人均低收入到人均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次序必然由“一、二、三”演化到“三、二、一”的结构状态。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因素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因素，单就技术经济因素来说，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社会生产的发展首先开始于第一产业，在第一次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第二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只有在第一、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才会有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因此，第二、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必须以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和界限。所以，加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加强农业也就是支持工业和第三产业；为农业做贡献，也就是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贡献。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主要表现为全社会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为第二、三产业提供原材料。工业的主导地位作用主要表现为为第一、三产业提供现代化的劳动手段。总之，产业间的关联性是双向的，但双向的关联性质又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具体地表现在三个产业的科技进步、社会需求、分工发展和市场规模的差异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对三个产业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力，但对各产业的推动作用是有差别的。由于第一产业的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环境限制较大，其科技进步比第二、三产业要困难得多，所以必须多方增加农业投入，发挥科技兴农的作用。科技进步会促进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步减少；而第二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又会不断从第一产业中吸收劳动力。这种减少和吸收相抵就导致了第二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趋于稳定，这也是形成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和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长期处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重要原因。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三个产业的发展有制约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其自身的劳动力相对比重降低和绝对量减少，这就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即劳动力必然要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三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比较，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第一产业，这也是加速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动力之一。
社会主义生产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三个产业从不同的方面满足着人民的需求。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是相适应的。收入水平越高，对第一产业的产品需求比重越会相对下降，而对第二、三产业的产品需求则会相对上升。因为第一产业的产品主要是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其弹性不大；而且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需求在整个消费需求总量中会趋于下降。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对第二、三产业的产品提出更高和更大的需求。这就必须在大力加强第一产业的同时，调整工业结构。21世纪我国应在继续加强基础工业基础上逐步提高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强对第三产业的规范管理，重点应发展为社会生产和广大群众基本生活服务的行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业，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大力发展知识产业与文化产业。从而使产业结构逐步由“一、二、三”——“二、一、三”向“三、二、一”的方向转变。
当代世界的知识经济与文化经济之潮
长期以来的两极对立思维使我们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文化与经济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差异鲜明，独擅一域。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定的经济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上建立，一定的文化则必然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成，文化中有经济，经济中包含着文化。
前已述及，随着当代世界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全球趋势就是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所谓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至少包括当代经济的产业下游化与公民需求上游化、高级化的趋势，经济的文化化趋势和文化的经济化趋势。这就是说，经济中的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作为日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以至支柱性的产业。
1990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玻特（M.PORTER）提出了经济发展四阶段论。这四个阶段分别是：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
投资驱动阶段：以大规模投资和大规模生产来驱动经济发展；
创新驱动阶段：以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财富驱动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追求文学艺术、体育保健、休闲旅游等等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
也有学者把前三个阶段对应于资源经济阶段、资本经济阶段和知识经济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资源经济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集约化
投资驱动阶段——资本经济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集约化
创新驱动阶段——知识经济阶段——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集约化
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创新驱动阶段，就是以知识产业为经济主产业的阶段，知识创新为经济发展主动力的阶段，也即今天人们常说的知识经济的阶段。而知识经济之后的财富驱动阶段，意味着第三产业将进一步分化，其中的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中的主产业。
经济的文化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产业结构的下游化和需求结构的上游化。产业下游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重要规律。
产业结构下游化的突出表现是实业逐步让位于服务产业。如从总体发展来看，相对于农业和工业等生产部门，商业等流通部门的地位逐步上升；其后，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产业等经济方式成为现代经济的中心；再次，服务业的地位：如从业人员数量、层次，吸纳社会资本的总量，资金流量和行业利润率等进一步上升。
产业结构下游化源于需求结构的上游化高档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社会需要也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存质量。人们在生活中对第一产业产品的需求在总体支出中的比重会相对下降，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则会大大增加，比如人们对书籍、音像、影视、艺术产品的需求，对娱乐服务、旅游服务、信息与网络服务的需求。即使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究结实、耐穿、耐用，而更多地关注审美、时髦、品牌与流行等服饰文化的当代特征。这就是德国社会统计学家恩格尔发现的定理：饮食费用占整个家庭开支的比重将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而减少。饮食费用与家庭总开支的百分比就叫做恩格尔系数，人们的收入越高，对主要提供人们食品的第一产业的需求就相对越少，恩格尔系数就越低。
70-80年代以后，随着新兴产业的崛起，人们提出将第三产业中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进行划分，将其中的脑力劳动部分称为第四产业，一般称其为知识信息产业。这一命名历时近20年，才为我国经济所瞩目。
下游产业和高级需求优先增长的规律，在文化经济领域就表现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的优先增长。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人们在满足了生活最基本需要之后，更加注重精神文化消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1997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在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方面的精神消费的支出不断提高。1995年此类消费的比重为8.84%，1996年提高到9.57%，1997年提高到10.7%，消费支出1997年为人均448元，比1995年增长43.1%，比1996年增长19.6%。其中在娱乐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年人均为112元，比上年增长25.3%，用于教育的支出年人均238元，比上年增长16.5%；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年人均98元，比上年增长21.1%。另据林毅夫先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99亚欧文化产业与文化发展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一文提供的材料，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1994年社会文化娱乐用品的零售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9.1%，1994年我国书报杂志的社会零售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2.7倍，年均增长率17.2%，而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1978年的3.6倍，年均增长率为8.3%。由此可见，社会文化娱乐用品消费的增长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
当代世界服务业异军突起的现实实践，促使人们又将第四产业中的满足人类心理感觉的服务业分出来，称其为第五产业。丹麦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在商品世界中，不仅娱乐业，而且日用品行业也在产品中加入想象、故事和情感。他断言，在未来25年里，人们从商品中购买的主要是故事、传奇、感情及生活方式。贫穷将被重新定义为“无力满足物质需要以外的需求”。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资需要转移到精神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和逸闻趣事。他甚至预言，未来收入最高的人要数那些“故事大王”，一个产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给产品所编的故事。看看当今的“故事大王”们，你就会觉得此言不虚。看看今日席卷全球的世界杯足球浪潮，看看罗马里奥数千万美元的转会费就一目了然了。电视节目主持人欧普拉•温芙雷当然是讲“故事”的行家，闻名世界的大导演斯匹尔伯格也真正是讲故事的巨匠，大众文化明星迈克尔•杰克逊则更是煽情的高手，他们无一不是坐拥十亿的亿万富翁。而迈克尔•乔丹则是制造“故事”的“一代天王”。这位NBA的“激情王子”成了这个星球上激情事业的象征，ANYTHINGISPOSSIBLE，一切都是可能的，所有的梦都是可能实现的。NBA就象这个世界上曾经经历过的革命、摇滚艺术，甚至性解放一样，成为席卷世界的飓风。NBA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在一个消费故事和消费梦幻的时代，它出售故事和梦幻。所以有学者提出，随着人类对服务业、娱乐业、旅游业、影视业、信息业、网络业的日益增加的需求，未来的经济学将让位于心理学。当然这是指中心地位的出让，而不是指经济学的消亡。在我看来，今日的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因此，未来的发展不是心理学取代经济学，而是经济学与文化学、心理学的双向交融，是经济文化学或文化经济学取代今日的经济学。
总之，当人们的初级的、低层次的、偏于物质层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高级的、更高层次的、精神的、心理的需求就会凸现出来。人们要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实现。
传媒高新技术革命对艺术文化生态格局的巨大影响
文化在经历农业经济时代之后，步入工业经济时代。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新技术革命，以及由此伴生的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的新经济革命。文化发展如果不与这种高新技术与经济的革命性突破相结合，就会被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淘汰出局。因此，建设与未来世界新的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相协调的新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引起当代社会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而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则引起了原有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文化工业革命。文化作坊让位于文化工厂，社会文化大生产取代个人文化小生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态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文化传播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从纸媒质到电媒质的创生变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媒体革命。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网络艺术相继产生，不仅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工业——广播工业、电影工业、电视工业、音像工业、广告工业直至多媒体工业，而且带来了旧的传播媒体的更新发展，形成了专业化、现代化的造纸工业、印刷工业和出版工业。如果认为文化媒体革命仅仅只是传播方式变革，无疑是极大贬低了这次革命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同时带来了文化本体革命，实现了从纸媒质文化向电媒质文化的变革，荧屏取代舞台成为表演艺术的主要天地，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电影文化、音像文化乃至多媒体文化代替图书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并且在图书的基础上创造了报刊，新闻产业、广告产业等等相继诞生，文化不断经历创新扩容。文化的领土前所未有的猛烈扩张。
相对而言，如果说中国20世纪初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文化具有了崭新的传载形式，不仅实现了人类文化史上继纸媒质发明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化媒体革命，同时也创造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
与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相对应的文化艺术就是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广播艺术、电视艺术、电影艺术等都是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时代的最新创造是音像、多媒体艺术形式。它们组成了光与电序列。它们是间接艺术，并不直接面对观众，艺术本体通过电子艺术媒体传播。在间接媒体艺术领域，如今以它们为代表的电媒质艺术已经取代了以图书报刊为代表的纸媒质艺术上升到前沿地位。即使在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之间也是代际更替，相继领先发展的，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相继问世，依次占据时代前列，显示了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创新更生态势。这一序列才是典型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志性艺术形式。如果将来有一天，人们再问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艺术形式、代表性艺术作品和里程碑式的人物的时候，答案将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序列可以参加侯选。
一些曾经十分红火的文化艺术形式将逐步失去大众，一部分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文艺样式将失去原有的主导地位，被边缘化。其中一部分传统样式将主要依靠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继续生存发展。如果说通常所说的文物是死文物、是死的文化化石或者静态文化遗产，那么它们则是活文物、活的文化化石或者动态文化遗产，应该列入文化遗产支持保护目录之中，受到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支持保护，使之不断传承下去，不致于湮灭失传，从而保护人类和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其中的一部分经过更新发展，获得新的文化生命，适应了新的文化生存环境，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将继续发扬光大，活跃在文化大舞台上。这正是我们提倡的积极的文化支持保护战略。
迅速动员，实施21世纪中国文化创新发展工程
面对飞速发展变革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实施我国当代文化的创新发展工程，以推动我国当代文化的更新发展，创新扩容，转换生成为与当代高新技术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新艺术。从科技方面来看，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已部署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步骤。在科学界，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联合推出了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技术创新工程”，教育部推出了旨在提高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水平、培养科技人才的“221工程”。这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但文化产业似乎被遗忘在知识经济与创新工程之外。文化似乎与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无关。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思维误区。难道当代文化产业不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文化的发展不应包括在国家知识创新的体系之中吗？
实际上，如前所述，现代科学技术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新的高科技的文化娱乐方式不断创生。同时，文化也全面渗透到高科技产品之中。一切高科技产品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服务的，它们都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所昭示的生存的意义、意味和人的生命的本质。高科技产品也只有最终依赖人们对文化服务的越来越广泛全面的需要而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一种无关人和人的文化的高科技既没有必要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范文5
【摘要】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是否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通过时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评析，可以看出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的或扩展了的劳动价值论，sna核算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多元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产业的总成果和总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经济比较，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放弃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与社会总产值指标相联系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核算体系，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联系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简称sna核算体系。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相比，其主要优点在于:(1)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或各种产品的增加值)，而没有计人中间产品的价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复计算的部分，而社会总产值指标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作了重复计算;(2)它不仅计人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而且计人了所有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科学技术、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有这两个优点，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水平和整体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mps核算体系向sna核算体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核算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但是，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重建价值理论体系?sna核算体系能否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得到释解?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和争论。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批评指正。编辑
二、对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述评
本文首先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述评: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没有必要为sna提供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基于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有作者说:“在我们看来，为了进行国际比较，采用sna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吴易风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提供劳动价值论基础。’钱(伯海)先生说吴易风同志把话‘讲绝了，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看来，钱先生也好，(钱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为找到‘一点儿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为sna的理论基础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要想为sna建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还必需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过一百多年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是想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想怎样‘改造’就可以怎样‘改造’的。”
上述观点是作者在批评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时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封闭的理论体系，阻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通道，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说服力，正好为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实。晏智杰教授就说:“如果sna制度的理论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这种制度本身也必定不会是正确的了;既然不正确，当然就应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复原先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mps制度，或者，除了‘进行国际比较’以外，不能容许将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这样一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这种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那么基于这种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还能是可靠可信的吗?结论当然也应当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sna核算体系是不相容的，说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劳动价值论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力，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重塑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晏智杰教授认为，从mps到sna核算体系的转变，表明我国已经从传统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转向同它对立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这“无疑于一场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价值论的体现和运用，“要求现代sna制度体现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哪怕是扩大的或发展的劳动价值论的要求，不能说决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现实的。
其实，sna核算体系与mps核算体系相比，只是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纳人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由此导出多元要素价值论，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价值论，硬要把sna核算体系与要素价值论结合在一起，把mps核算体系与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认为即使扩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也无益于弥补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没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sna制度与要素价值论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sna体系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和说明，不过对传统劳动价值论要进行深化和扩展。因为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服务行业的收人来源是对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割，把服务行业排除在了价值源泉之外。我国已故著名统计学家钱伯海教授认为:“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人、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钱教授把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或社会劳动价值论之上，他研究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至于他后来提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企图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矛盾，则值得商榷，另当别论。
三、sna核算体系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释解
笔者认为，要说明劳动价值论作为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需要说明如下两个问题:
(一)第三产业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是否创造价值
sna体系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它不但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而且还包括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是不是生产部门，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把实践中的sna制度与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钱伯海教授曾指出，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一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方面将各种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人生产成本，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旅游、医疗、教育、养路等)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中;另一方面在扣除物耗以计算工业净产值时，却按统计制度规定只扣除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各种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农业和建筑部门也不例外。针对这种矛盾和混乱情况，钱教授说:“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他又说:“坚持物质生产mps体系，虽然理论上确认物质生产是生产，否定各种服务是生产，但实际上又对各种服务活动计算产值，相互矛盾，名不符实。这进一步表明，仅仅承认物质生产是不够的，必须包括服务，才能消除矛盾。
统计领域实行sna制度，需要拓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服务行业纳入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之列。经过多年的讨论争鸣，理论界在此问题上基本形成一致的看法，即生产劳动应是在物质生产领域或非物质生产领域以物质产品、服务或精神产品形式为社会创造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社会有效劳动。_工人、教师、医生、营业员、演员、作家、军警、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科技工作者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范围及劳动产品的种类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我们不能把是否创造出物质产品作为划分生产性劳动的依据。粮食、衣物、住房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在今天的社会中，彩电、冰箱、空调、轿车、文体娱乐甚至出国旅游、心理咨询都进人到了人们正常生活消费品的范围。很难设想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仅仅通过一些物质产品甚至简单的衣食住行就能健康地再生产出其劳动力。我们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教育、娱乐等等许多非物质属性的服务和产品对于人们的正常生活来讲，越来越具有像粮食、衣物、住房一样的消费必需品属性。社会需求及消费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因此生产劳动的范围也就必然相应扩大。所有提供这些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
生产劳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内涵、范围、划分标准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不会等同于现在。第三产业作为不断发展的新兴的产业部门，不但创造使用价值量，而且创造社会价值量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二)sna体系中的总量经济指标一国民生产总值是物量指标还是价值量指标
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长，而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却在大大缩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在减小。
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原理，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量就越多，而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在社会活劳动投人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只会增加社会使用价值总量，而不能增加社会价值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一定比例增长，是使用价值量的增长还是价值量的增长?如果是价值量的增长，增加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有些学者把它比喻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不解之谜”。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也非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经济生活实践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价值总量之谜”是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和说明的。因为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劳动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价值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大。谷书堂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在生产过程之外开发研究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科技工作者，虽然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要通过出卖专利后把他们在财富和价值的创造作用才能都发挥出来，而这一部分劳动应该折合成若干倍的简单劳动。这样一来，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便会一致起来。
就企业而言，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但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且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这一新增加的价值量并不是由于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工人付出的劳动量的增加，而是由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生产技术的不断采用。所以，超额剩余价值的源泉是转化为现实生产率的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它是由科学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那种认为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增加使用价值，不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把超额剩余价值看成是一种“虚假”的社会价值。超额剩余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并且要计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怎么能说是“虚假”的呢?
还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是由其它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如果认为超额剩余价值只仅仅是分配的结果，那么一旦当所有的资本家都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时，这种相对剩余价值该是通过怎样的分配而产生的呢?实际上，超额剩余价值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都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所不同的是相对剩余价值是全社会资本家都能获得的一种剩余价值。马克思说:“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同理，超额剩余价值与个别劳动生产率也成正比，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就越多。个别企业通过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不仅使单位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量增加，而且增加了价值量，从而使社会价值总量增加，用货币表现的商品价格总量也会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必然会反映这一增加了的新价值量。
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商品价值及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关系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单位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以相同的幅度增加，而凝结在每一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和活劳动量会以相同幅度减少，商品的价值量会以相同的比例下降。而社会价值总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同一劳动量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增加了，或者说用更少的活劳动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物化劳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活劳动量会不断减少，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物化劳动所占的份额和比重越来越多，而活劳动的份额和比重相对减少。所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活劳动的节约。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会有更多的劳动力退出物质生产部门而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的特点正好说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左右来自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日益成为社会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物质产品的价值及价格下降的同时，社会享受到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劳务产品的量却越来越多，劳务产品的价值量在社会产品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便会不断增加。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范文6
关键词：非自愿失业 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 隐性失业
一、西方经济学中的就业理论
萨伊(J·B·Say) 最早提出了“充分就业论”。萨伊在《经济学概述》（1803年出版）中提出了“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论断，被后人概括为“萨伊定律”。该定律认为一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必然为其他商品的生产、销售创造条件，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总是趋于均衡，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且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理性的，都会尽力扩大生产、销售，这样社会的生产、销售就能达到最高水平，就能实现充分就业。
继萨伊之后，马歇尔的学生庇古(C·A·Pigou)在《论失业问题》（1914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失业即“摩擦失业”。人们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学校或家庭到工作的正常流动将造成失业；工人寻找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同时，企业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寻找过程，如寻找“适当人选”。 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9页。）中把这种摩擦性失业的基本原因归结为：“工人同工作的不适应”，“信息不充分（或换言之，获取信息的成本太高）”，“无论是企业还是工人都不能迅速流动”。
凯恩斯 (J·M·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中，在评析庇古的“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失业”论。首先，他说庇古的就业理论奠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上：“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他进而到第一个假设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二者的相等会受到破坏；第二个假设不仅会由于竞争和市场具有不完全性而受到限制，而且还会由于劳动者联合成为工会组织而遭受破坏。所以“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其次，凯恩斯还从总量分析的角度论述了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必然性，即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就不能使得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这样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就是劳动者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都找不到工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不仅不能按照预期的最低利润出售商品，而且会有大量的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因得不到利润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有效需求”就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从而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宏观经济只有在充分就业上才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托宾、杜生贝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理论，“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路易斯·所罗门：《经济学入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但是从旧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西方宏观经济学概论》，高等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隐蔽失业”问题作了以下论述：“在穷国，特别在农业国，人力资源的很大部分往往几乎什么也不干，因为无活可干。”“同样的隐蔽的失业也可以在先进国家看到，不但存在于人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农业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城市街道上。”（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189页。）这里，他所说的农业国和先进国都是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存在隐蔽失业。他特别强调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国的落后的农业地区，是因为经济越落后，人口增长越快，因而造成隐蔽失业。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相反，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并且经济越是落后，人口增长越快。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不发达。
与“隐蔽失业”相类似的一个概念“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36年提出的，原意指城市工人在危机期间为避免失业而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和经验都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对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和最终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纳克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的解释是指那些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致于农业总产量的多余劳动人口。（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另外，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他强调了收入预期在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托达罗还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把就业与通胀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根据90多年的资料分析（1861年～1957年），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他指出失业与通胀是可以并存的，而且是能够被替代的，即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相反，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符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滞胀”现象，即一方面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因此难以再用“菲利普斯曲线”去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Friedman) 提出了“失业率”假说。他认为在考察通胀与失业的关系时，要把“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区别开来，在考察是否充分就业时要把“自然失业率”排开，也就是说，只要在总劳动人口中一切愿意接受现有的工资水平而都找到了工作机会，就算充分就业了。“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厉以宁、吴世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第72页。）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 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弗里德曼还把“心理预期”纳入了就业与通胀的研究中，认为实际生活中之所以存在失业，是由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偏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状态下，实现充分就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只有在短期内存在，长期不存在。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政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他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必然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说明了生产自动化是局部失业产生的原因。他还在1972年出版的、与他人合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意思是说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如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就指出，只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减少失业，“因为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投资意味着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工人，但对于整个经济（作为一般情况）来说，投资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而工人并不较少。”（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作出的具体分析是：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H·布鲁克斯:《技术、竞争和就业》，《经济学译丛》，1985年第6期。)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所分析的那样，技术进步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则会增加。(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译本，第36页。) 二、西方学就业的重要启示
首先，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从弗里德曼的“失业率”假说可知，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全部就业，适度的失业也有利于经济的，例如它可以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综合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看，结构性失业就是长期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快，如劳动者离开原来工作后立即可找到同样类型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如果劳动力的配置进行得很慢，如劳动者需要重新训练以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情况下的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因此解决这类失业的关键在于：一是加速劳动就业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二是加速劳动力在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之间的就业转移，三是相应地实现劳动力的知识、技能、素质等的快速更新、培育和提高。而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与其他种类的失业之间的区别则是判断整个劳动市场状况的关键。因为“即使整个劳动市场是平衡的，高水平摩擦失业或结构失业也可能发生。周期失业则是在整个劳动市场趋于过剩时出现的。”（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而解决周期性失业的关键就在于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要加快经济的发展。
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形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看，新技术的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再次，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交替关系的认识上，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单纯理论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吴敬琏：《论通货膨胀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改革》，1994年第2期。）
最后，对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可分为两派：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而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则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三、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现阶段就业矛盾突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持改革、、稳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重视，努力缓解我国的就业矛盾。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必须保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更是首当其冲。坚持市场化改革就要保证劳动者自由流动和平等就业的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户籍管理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造成农民在进城谋生时遭遇普遍性的就业歧视，而且使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人口也面临许多城市人口所没有遇到的困难，如子女的上学问题等。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资本的天然特性，许多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有着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强劲动力。外来人口进城工作是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有效补充，而不是竞争伤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全面落实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首先是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城乡户籍迁移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以至定居，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取消城市对雇用农民工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公平竞争就业岗位的平等合法权利，保证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还要保证和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同省份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等等，减少和消除行政、制度和观念上的壁垒，加快人才顺畅流动，这样有利于及时满足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对各种劳动力的特定需求，进而解决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实现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不断丰富就业机会和拓宽劳动者的选择范围。
第二，我国农村存在着大规模的隐形失业，有学者曾指出这是潜在的最大危机。表明虽然城市自身就业形势趋于严峻，但并未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减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村蓄积的劳动力总量过大。因此首先要继续严格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同时，继续加快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为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现阶段要特别重视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我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味地通过资源数量上的增加投入获取收益，并且只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忽视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环节，进而造成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后，传统农业又进一步受到外国质优价廉产品和新型品种的强烈冲击，因此要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之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最终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隐形失业。这就要求广大农民要尽快改变只顾农业生产环节的传统观念，要主动地、及时地发现和捕捉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变化以及新的市场需求，如绿色食品，健康作物和各种新品种等，进而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产品结构，并加大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投资，加快农产品创新和实现市场细分以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提升经济效益。同时，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产生一批专门性的、专业化的加工和销售企业，进一步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开辟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三，不仅要在数量上控制人口增长，更要在质量上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一直很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84.27％以上，与技术要求日渐提高的就业岗位不相适应，因此要加强基础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增强其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同时提高在职职工和后备劳动力的素质。首先，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构建起国民教育体系，培养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性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国家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特别是要普及农村学龄人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要控制教育收费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始终坚持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并重。其次，我国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日本，它主要通过函授形式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合格者发给“技能工”证书；德国把职业培训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柱石和民族生存的基础，采取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培训方式；东南亚国家则普遍重视高能技术培训。我国可实行以中、初级职业技术培训为主、高等职业培训为辅的方式；对新生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要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对在岗职工采取分期分批培训、函授培训和联合培训等多种方式；同时要抓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继续教育工作。总之，要努力把我国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四，为加快就业信息的流转，减少摩擦性失业，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我国现有的就业服务组织数量不多，而且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功能不全、服务手段落后、信息容量不大、相互封闭的问题。借鉴威廉·哈伯、丹尼尔·H·克鲁格在《美国就业服务在变化经济中的作用》（1964年，第31-40页。）中谈到的公共就业服务理论，“公共就业服务”是充当劳动力和雇主相互联系的媒介，具体的包括找职业服务，就业咨询，对特殊劳动力提供就业帮助，收集、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为劳动需求方、雇主服务等。因此，我国政府要建立更多公益性的就业服务机构，同时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招聘会以及在报纸、电视和等各种媒体上的信息公布，及时、全面、便捷地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增加其就业机会，还要注意使信息获取的费用控制在广大劳动者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另外，还可以加快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改进服务手段，保持信息更新，给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服务和帮助。
第五，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预期的重视（如弗里德曼的“心理预期”，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等）看来，我国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以避免人们对一旦失业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过分消极的心理预期，同时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而造成对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补充保险，并将其作为对企业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养老保险要以家庭为主，并加强与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的结合。总之，要扩大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覆盖面与社会化程度，提高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心理预期，进而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
另外，还要通过结构调整培育长期的就业增长点，开拓新的就业空间，使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能够维持较快的速度。一是要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发展，注重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大量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发展保稳定，建立起“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劳动有保护、失业有保障”的新型就业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
（1）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 杨宜勇：《失业冲击波》，今日出版社1997年9月版。
（3） 厉以宁：《学的伦理》，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
（4） 国务院中心“结构调整中的就业问题”课题组：《缓解就业压力要坚持城乡统筹—城市中的劳动力问题》，《经济工作者资料》1998年第65期。
（5） 唐绍欣，刘雯：《80年代以来西方失业的新进展》，《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9.1。
（6） 郭庆松，马道双：《国外失业理论述评》，《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9.2。
（7） 李俊：《失业及其替代关系选择——我国失业的对策》，《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5。
（8） 张烈军：《西方失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19978。
（9） 陈新：《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失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5.7。
（10） 曾康霖：《就业与通胀：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理论经济学》，
2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