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论文范文1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1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
自然界弱兔胜悍鹰就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事例。艺术管理的确是东方智慧应用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原则用之于现代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1）努力将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以期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2）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相应地改变管理的方式和技术，始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摘要：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积我国劳动人民5000年的实践经验形成的，它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内涵。探索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古为今用，已成为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仅如此，这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流派体系
注释
1、《宋史·赵普传》
2、28、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3、4、5、《老子》三十七章、二十五章、六十章、四十章、七十六章。
6、20、《慎子》
7、《韩非子·解老》
8、23、25、《论语·为政》
9、《礼记·礼运》
10、水：《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11、《荀子·富国》
12、《荀子·大略》
13、《荀子·礼论》
14、《荀子·臣道》
15、《论语·阳货》
16、17、《荀子·性恶》
18、《孟子·告子上》
19、《庄子·马蹄》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荀子·劝学》
24、27、《论语·颜渊》
26、《孟子·公孙丑上》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2
这是我的教育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刚刚经过答辩。对非理性教师管理思想的认识与思考摘要：教师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主体，教师的水准会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质量。正确认识教师的地位，把握新世纪教育管理的特征，更新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传统理性管理的基础上突出非理性管理思想，应成为现代教师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创新。关键词：非理性教师管理认识思考一、问题提出：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随着我国教育改革步伐的日新月异，教育思想的不断创新与完善，新世纪的教育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要求，寻求一条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学校实际的发展新思路，提高学校管理的效能，是每一个学校管理者必须面对的而又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全国第二届普通教育委员会理事长陶西平同志指出：“现在多数管理模式都是以泰勒的“目标到达模式”为基准的，这种模式有其优点，对督导、行政管理更为适用，但模式的单一化限制了评价全面功能的发挥。”实践也证实了原管理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许多主观性、随意性的管理指标有时难以被评价对象所接受，使管理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其效果将会出现最佳值。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将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相结合，是实施现代化教师管理的一个创新点和努力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更加顺应新世纪教育发展的需要。二、理论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在更新，为管理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科学管理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管理的要求，必须进行一场“管理革命”，非理性主义应运而生。可说，非理性主义理论的兴起，正是西文管理学取得新进展之一。“非理性”，是相对“理性”而言，是指主观精神世界中与理性相对的范畴，是理性思维所不能理解的、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主要包括意志、本能、直觉、无意识的力量。人际间的磨擦、碰撞、调节、竞争、合作、很多也属于非理性问题。非理性主义理论认为，管理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技术过程或制度安排，而是和社会文化、人的精神密切相关的；管理的根本因素是人，因此应当以人为核心，发掘出一种新以活生生的人为重点的、带有感彩的管理模式来取代传统的纯理性模式；在管理手段和方法上，应当重视对情感、宗旨、信念、价值标准、行为标准等“软”因素的长期培育，从而提高凝聚力和竞争力。三、现实思考：在当前学校管理中，我们就会发现：注重管理的科学化，强调制定完善、严密的规章制度，强调定量评价是学校管理共有的特点。可我们更会惊讶地发现，教师的积极性并未随规章制度的完善而提高。相反，教师心理上负荷越来越大，工作效率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提高，教师的创造性难以发挥。不少的学校者只重视学校管理中的理性因素，只相信严密的组织结构、周密的计划方案、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明确的责任分工，强调理性而人为地漠视非理性及其非理性教育，因而学校管理的效能也大打折扣。在学校管理实践中，除了理性、科学之外，还有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在发挥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学生变得越来越有“主见”，越来越有“个性”，“自我实现”的倾向正在迅速扩展，因而也越来越难控制。理性的管理只能解决“不可这样做”，而不能解决“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学校教育和管理囿于科学的目的而忽略了非理性及其教育、管理，在管理目的、过程、内容、方法等方面暴露了许多局限性。这种管理的现状显然难于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在当前至未来的学校管理中，非理性管理将成为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和提高管理效能的新的生长点。学校非理性管理应体现出以下的发展特征：第一、树立“以师为本”的管理思想。1996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即《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强调要把人作为发展中心，“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这种教育新概念，“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发展、发挥和加强自己的创造潜力，也应有助于挖掘出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富”。在学校管理中，最重要的管理理念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这是我们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时应当树立的一种教育管理哲学。在学校管理的所有要素中，教师管理是第一要素，因此，学校管理应该“教师第一”，在“以人为本”中树立“以教师为本”的管理思想。这是学校非理性管理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理念。从学校管理理论来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固然存在着哲学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从而体现为领导和服从的关系，但也决不是“老板”与“下属”的关系。由于学校管理系统的目的性和层次性的特点，使得学校管理系统内的所有个体都具有管理他人、被管理和自我管理三种管理状态。教师也具有被管理中更应凸现其管理者的身份，体现出其成为学校的“主人”，而不仅仅是“打工仔”。树立“以师为本”的思想，其实质就是要重视教师的参与意识和创造意识，使教师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性得到最完善的发展。“以师为本”就是要让教师在学校事务中体现出主人翁的地位，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参与学校的管理。这一方面可以激发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责任感，激发其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提高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增强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增加了管理的透明度与可信度，增强认同，使全体教职工对学校的管理更具信任感和归属感，使学校与教职工形成一个整体，使每个教职工明确到个人的成长、发展与学校事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提高教职工的自豪感、责任心和使命感。第二、营造一个互相尊重的环境。营造一个互相尊重的环境，这是充分发挥学校非理性管理作用的必要条件。在以权力与服从为主要管理方式的学校理性管理中，教师得不到精神上的尊重，工作中只能是被动的服从，难于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也不可能真正发挥出创造性。非理性因素对人行为的影响是以共识和情感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营造一个平等、团结、尊重的组织氛围，这对于主体意识突出的教师们，将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在现代管理中，关心、爱护员工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仅有关心爱护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管理中越来越强调对工的尊重。“士为知己者死”这充分强调了彼此尊重、相互信任的心理力量是何其强大。对教师的尊重与信任是调动教师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校长的生命在教师之中”，学校领导者要十分明确，领导与教师的关系在学校中，只是分工的不同，每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尊重他人和为他人尊重有机融合。因此，学校管理者必须要学会尊重，尊重教师的人格、尊重教师的工作、尊重教师的合理需要。在学校管理中，学校领导要努力营造一个尊重的环境。首先，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感情融洽，人们心情舒畅，相互发生积极的影响。其次，学校领导要主动与教师交往，做教师的知心朋友；同时也让教师了解领导的内心世界，彼此沟通理解成为知音。再次，学校领导应给予教师充分的信任，不要事必躬亲，重要的是给学校的教师创造了一个和谐、宽松环境。这样一来，学校中的教师就可以怀着一种快乐的心情的学校工作，从上而下的成员都做自己管好自己，实现学校的自动化管理。第三、具有浓重的文化气息，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们困惑的问题是，相同的管理方式，管理制度在不同的组织中会有明显不同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组织的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所致。学校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没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学校的管理是不完善的管理，但学校管理仅有完善的仅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合理的组织结构等也并非就能提高管理效率。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被“物化”的现象也日趋严重，其结果是必然导致人的价值的衰退和生存意义的丧失，限制、阻碍甚至破坏了人际的正常交往、沟通和理解，人的主体价值被忽视了，人际的亲情、友好互助的平等合作精神被淡化了，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受到了制约。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很有必要和有责任改变这种“物化”现象，而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对学校管理重新定位，寻求管理上的突破。用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进行管理，形成学校的管理文化是学校管理的新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项文件中指出：“实现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是实现发展的摇篮。”学校的管理文化包括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历史传统、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因素，其核心是组织共同的价值观。学校管理文化揭示了学校管理中最隐蔽最深层的因素，反映了学校成员的整体精神、共同的价值标准，对于增强学校内聚力、向心力和持久力，保证学校行为的合理性，推动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建立起学校的管理文化，学校管理改革与发展就只能在一种较低的层次徘徊。因此，在学校改革中充满尊重、理解、沟通、信任等人文精神，营造团结、和谐、奉献、进取的工作氛围，建立起宽松、高洁、清新、有人情味的校园文化，让学校具有浓重的文化气息，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学校非理性管理的最高层次。学校管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民主意识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非理性管理作用将越来越明显，被管理者自觉性的大大增强。实现“没有管理的管理”，管理方式由治到不治，由管到不管需要有个过程，既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又是21世纪学校管理的主要思想之一。但是非理性管理也有其局限性。它在管理中注重人性的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着忽视甚至排斥科学管理的倾向。因此在现代学校管理中，应该将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结合起来。可以说，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的相互融合，将是21世纪学校管理科学发展的主题。参考文献：（1）韩延明《管理学新论》新华出版社1996年9月（2）梁永丰《学校管理未来发展若干主要趋向》现代教育论丛1998年（3）（3）江月孙赵敏《学校管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文字对非理性教师管理思想的认识与思考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3
1、倡导人工营造森林
由于农民家庭生活环境的熏陶，使早年的孙中山已初步掌握了人工植树方法。特别是兄长孙眉在檀香山以农、林、牧业发家致富，也给孙中山以1定的影响。1883年，时年17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时携带酸豆树籽种在自家院内，现这棵百年老树已是郁郁葱葱，仿佛正在昭示世人，它本身就是孙中山人工造林实践的出发点。1890年，孙中山开始着手在家乡筹备人工造林，他对广东香山无林区进行了初步调查，提出要将香山东南1带“秃然不毛”（1）之山，“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面对当地农民只知砍伐，而不知种植林木的愚昧无知状况，他利用假期，在家乡种植桑树，为父老乡亲提供样板，居然初见成效。
孙中山在香山倡导植树时，又上书清朝官吏，推荐自己制定的植树造林方案。即：1、“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2、“其余花果草木，审察土宜，于隙地广行栽种”。3、及时预防“谷蟊木蠹”。（2）至此，孙中山完成了第1个植树造林方案。
1915年，为提高全民植树意识，统1全国人工植树时间，孙中山建议北洋政府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获得赞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国家法定的植树造林节日。1916年，孙中山视察绍兴，大声疾呼“譬彼高山，胡不栽森林”。（3）作为1位日理万机的革命家，孙中山能够随时随地倡导人工植树造林，亲自参加人工植树活动，制订人工造林计划，提倡设立国家植树节，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人工植树造林的重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政府设立林业管理机构
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呼吁成立农学会，作为林学理论研究机构。时隔不久，他在广州正式成立农学会。作为秘密革命机关的农学会，在进行革命活动时，也考察了外国农林事业，研究近代林学理论。尽管数年后农学会被清廷破坏，但它具有破天荒的重大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林学研究机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设置国家林业管理机构，中央内务部负责农林事务；在地方设置南京府劝业科，负责“山林土地事项”。（4）使南京临时政府初步建立了层次完整的林业管理体系。孙中山辞职后影响北洋政府在中央设立农林部。孙中山在北京与袁世凯会谈时；商定农林部可以暂时“伐采森林”，（5）解决国家财政困难。
1920年下半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自兼内政部长，明令农务局“培植及保护森林”。（6）后农务局并为第2司，继续主管“农业、林业之保护、监督、奖励及改良事项。”（7）此时，孙中山在政府设立林业管理机构，基本上还都属于西方政府机构的形式模仿。
1922年9月，孙中山在《筹备改组宣言》中除继续主张“……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又进1步提出“并得由工人参与1部分之管理权”（8）的新主张，该主张实际上已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3大政策在林学理论上的反映，惜其未能贯彻执行。
在实际运作中，孙中山设立的林业管理机构曾出现个别人员素质较差、影响工作效率的现象。1924年，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为吸引高素质专业人才，
颁布《考试条例》，规定应聘林业机构荐任文官者必须参加森林化学、森林工学、森林测量、森林动物学、森林植物学、土壤学、气象学、林政学、树病学、造林学、昆虫学、森林保护及管理法、植物生理学等科目书面初试，合格后再参加相同科目口头复试，最终合格者方可为荐任文官。（9）
3、国家经营林业生产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在野党领袖身份，用英文给《大陆报》撰文，主张“凡……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10）其所产利益作为国家税源，用于行政、教育、慈善等事业经费。在数月后的1次演讲中，他进1步指出“今日中国地主、资本家眼光尚浅，知保守而不知进取，野山荒地尚多无主之物，1般平民间亦有自由使用之权，即如樵采游牧，并无禁止之例。若在欧洲，则山野荒地皆为资本家所领有，他人不能樵采游牧于其间也”（11）而1但中国地主，资本家效仿欧洲，就会垄断山林，操纵民生，到那时再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应当事前加以预防。1920年，孙中山提出预防地主、资本家垄断山林的具体方法，即国家经营林业生产。他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说：“凡山林……悉归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开发。”“其数年或数10年乃能收成者，如森林、果、药等地，宜由公家管理。开荒之工事，则由义务劳动为之。”（12）
1923年，孙中山开始实施国家经营林业生产政策，在1系列法令、法规中规定：在都市内，果园、苗圃征收千分之105地价为普通地税，随着土地增值，按超过原地价的百分比征税，但每亩地价不到2百元者免征增值税。（13）国有山林均准人民承垦，承垦年限“树林地1千亩未满者2年，1千亩以上2千亩未满者3年，2千亩以上3千亩未满者4年，3千亩以上4千亩未满者5年，4千亩以上5千亩未满者6年，5千亩以上1万亩未满者7年，1万亩以上者9年。”
（14）每亩地价7角，提前完成垦荒植树造林者可按比例减其地价。
1924年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山林川泽之息”“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15）上述规定，孙中山在手书《建国大纲》中再次予以肯定。孙中山自视《宣言》和《大纲》是最权威和经典著作，国家经营林业生产、全民占有林业效益的设想，就成为孙中山最具代表性的林业政策之1了。
4、发挥森林防护作用
前面已经述及，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森林能够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他早年在香山提倡植桑，就是为了保持水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发挥森林防护作用的思想日益完善成熟。
1918年，孙中山在谋求发展中国经济的同时，谋求防止华北、华中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他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中号召“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16）可以说，这是我国3北防护林体系的最早雏形，我们不仅实践了孙中山计划，而且大大超过并完善该计划。
1924年，孙中山系统演讲《3民主义》，指出“至于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是怎么样呢？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1年多过1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1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滥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隆密的森林，便可以吸收很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所以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免去全国的水祸。我们讲到了种植全国森林的问题，归到结果，还是要靠国家来经营；要国家来经营，这个问题才容易解决。”“这种防旱灾的方法，要用全国大力量通盘计划来防止。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的大规模森林。”（17）勿庸赘言，演讲分析了森林与防止水旱灾害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国家经营森林事业的重要意义。在百废待兴、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孙中山能够把林业放到水土保持、防止灾害的高度去认识，10分罕见，时人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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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改版，曾经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利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第二次改版，及时适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本来这次改版就是贯彻当年4月提出的“双百”方针，口头同意的。但是后来由于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发生持续20年的“左”倾错误，第二次改版在实行半年后便无声无息地夭折了，党报仍然继续沿用1942年改版后的旧传统。因而，僵化不可避免。
我国新闻学界（当时不过就是人大、复旦等少数新闻学教师和少量党报工作人员在研究）研究马列、新闻思想的起点时间，是在全国新闻界1954年全面而机械地学习苏联时开始的。1956年部分纠正了片面学习苏联的问题、投入短暂的人民日报改版。随后在党中央发生左倾错误的情况下研究本党的各种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一些观点到“”时期被“”搞得更为极端。1981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1957－1976年，以及1976年后的两年，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犯了左倾错误。可是我们对于这一时期新闻思想的研究，至今基本上没有按照党中央的这个决议精神做过反省，对于本人这一时期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回避分析对错，只谈可以接受的部分；有时不考虑当时提出的历史背景，要求现在贯彻那时提出的某些论点。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列主义、思想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对在世时领导的党中央机关报的两次改版做历史研究。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形成了新的党报工作传统，党报的主要任务，被规定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指导工作，因此，党报就需要做到下几点：
1，版次和内容的编排，不能以一般的新闻价值作为选择事实的标准，党内和国内（解放后）的政策性报道始终居于头版和其他靠前的版次，国际新闻则安排在报纸最后一版（通常是副刊）之前。
2，基于当时受众群体的特点和党报作为一种可贵的沟通资源的情况，通过报道典型人物、典型单位的事迹和工作经验来指导工作，便成为党报的基本内容，也是各级党的机关实现领导的主要方式之一。
3，党报的基本任务是指导工作，那么采用资产阶级通讯社的电讯稿就存在充当资产阶级义务宣传员的嫌疑，也会误导工作，因而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电讯稿成为一条党报的纪律。解放初期，中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与外界隔绝，信息的选择十分有限，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党报有理由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党报的工作传统，典型报道在这种环境中仍然能够取得很大的传播效果，国际新闻，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莺歌燕舞的消息外，通常被置于最不重要的位置。
新形势下党报仍然担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是现在的党报是在大城市而不是在山沟里出版了，党报早已面向社会发行，不再像革命战争时期实行报纸分配制，受众也不是当年根据地的农民，而是知识水准相当高的第四代、第五代人了。我们掌握了全国的政权，各种党的、行政的、法律的、社会的组织系统十分完善，通过各级组织指导工作和进行监督，是硬性的，远比软性的报纸有效得多。报纸只是许多社会联系中的一种，不再像当年那样，报纸的发行系统是党所拥有的不多的沟通系统之一。这时，党报作为报纸，提供新闻的职能无形中必须上升。关于这一点，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就已经意识到，把扩大报道范围和增加新闻1.5倍作为第一项改革内容。当时报纸的改版社论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生活里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刊登一些。”[1]
建国以后，各级党的机关报除了承担原来党报的任务以外，开始承担社会性综合报纸的职能，这是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认识基础。《人民日报》的改版社论指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2]党中央关于将人民日报改版经验推广到全国的124号文件也指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3]这些论述的含义是清楚的，党中央机关报应该从单纯的党的机关报向既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面向社会的报纸的转变。党报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传媒，除了仍然负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要承担社会公器的职责。
现在有的言论批判“社会公器”的说法是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上批判地产生的。如果说资产阶级传媒说的社会公器是虚假的，那么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传媒就不应该是社会公器吗？否认社会主义的传媒是社会公器，与党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和立党为公的说法相悖。其实，早在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我们党就意识到党报性质的部分变化，并及时调整了对党报性质的表述方式。社会的言论机关、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和公共的财产，这不就是社会公器的一种表达吗？现在党的宣传部门，应该好好学习党的历史文件，不应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分析遇到的新问题。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头两个月的头版头条62个，经济新闻31个，会议新闻仅两条。批评性报道从6月的29条上升到7月的150条。读者来信7月3.1万封，8月4.07万封，而6月2万封。
1956年8月，恰好发生波兰的“波茨南事件”，按照惯例，这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坏事是不报的，但是人民日报突破惯例，做了相对客观的报道。10月，发生了更大的“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仍然相对客观地做了报道。
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是试图从战争时期一个党的报纸部分地向社会性报纸转变的尝试，但是由于后来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而夭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正是我们现在进行党报改革的认识基础，尽管时间流逝了近半个世纪。
翻看现在我们的党报头版，各方面工作的回顾展望、经验、观点宣传等等，几乎占据了全部版面。其他版的新闻，缺少新闻价值的日常工作动态居多，以某种观点统帅事例的宣传性版面居多，或者是典型报道，某个人物和单位，做得如何好，没有时效，事实发生的空间似乎也是无所谓的。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世界第三大的国家，难道每天就没有新闻可以发表在党报上吗？一个数千万人口的大省的党报，缺乏每天可以发表在省党报上的新闻，岂非怪事？如果不从单一的“利用党报指导工作”的思路中走出来，我们的党报真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为现在读者的选择余地太大了。
另一个问题，即新闻源的问题现在也凸现了。1956年改版的第一个变化是增加新闻1.5倍，已经考虑到社会需要的问题。现在开放环境中，中国公众对新闻的需求不仅数量上急遽增加，而且要求是全方位的，要求新闻的获取与其他国家的公众同步，与新闻事实的发生同步。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也使得新闻的传播变成全方位和立体化的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报和党领导下的我国传媒的新闻源，仍然是60多年前规定的新华社一家；党领导的中新社稿，内地的传媒也不得采用。鉴于人力和物力的限制，具体的传媒能够采访到的新闻是有限的，通讯社的功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于传媒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成为不可或缺的新闻源。只能采用一家通讯社的新闻稿，是现在我国传媒的新闻源匮乏的原因之一。1942年做出的这项规定，有当时强化党报指导工作的需要，后来继续这项规定，有阶级斗争的背景。现在需要考虑以适当的方式改变新闻源单一的问题。
还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说明。“新闻思想”，不应理解为一个人的思想，而应理解为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的思想。因而，1956年改版时刘少奇、、邓小平等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60年代刘少奇、邓小平对学习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批评，都应视为新闻和宣传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对1957年以后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要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适当的评价。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现在的党报需要与时俱进，既保持党报的基本性质，又要适应新的环境，形成新的工作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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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变先国内、后国际的固有新闻编排顺序，以“新闻价值为主，宣传价值为辅”的衡量标准编排新闻。不再严格区分国内、国际新闻，特别是头版新闻，要体现大国的报纸面向世界的风范。重大的国际新闻，应该理所当然地上党报的头版头条。
2，党报上要充满真正的新闻，而不是官员的“起居注”和党政机关的例行公事。开放的环境、读者素质的提高，都在要求党报提供真正的新闻，那种以对上级“交差”的心态用套话空话编织新闻的工作习惯，必须改变。
3，需要考虑解决新闻源单一的问题。1942年以前的中共的各种报刊，曾经广泛地采用各国通讯社的电讯稿。1942年以后要求完全采用自己的通讯社稿，有当时的理由。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家通讯社无论如何难以将在全球流通的新闻包揽下来，世界众多媒体之间，也需要相互交换新闻、相互采用各方面的新闻源来印证事实，全面反映关于事实的各方面的观点。
关于新闻源的问题，需要多说几句。新闻是人写的，不可避免地多少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用过去的话说，新闻具有阶级性。但是这个说法要具体分析。新闻总体上具有阶级性，但不能说每条具体的新闻，甚至每句话、每个字都有阶级性，许多不涉及政治立场的新闻，只能说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很难上升到阶级分析的高度，例如关于财经方面的报道、某位明星或某场体育赛事的报道等等。还有一些新闻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很难归结到阶级性上。我国历史上的党报采用过非党通讯社的电讯稿，主要由于过多，影响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被认为党性不强，问题并不在于党报采用了非党通讯社的新闻本身。50年代以来至今几十年了，我们发行的《参考消息》数量，远远超出了党报的发行量，这并没有使我们被和平演变了。既然现在普通群众可以阅读完全由外国通讯社稿和外国传媒的报道编成的《参考消息》，为什么我们的党报就不能直接选用一些世界著名通讯社的稿件呢？显然，和平演变的威胁不能成为拒绝改变以往工作传统的理由。
也许，党报代表的是党中央，因而不宜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然而，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党中央就已经指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这不是说《人民日报》不代表党，而是说，《人民日报》可以适当反映多方面的意见。既然完全使用外电的《参考消息》，经过编辑，可以在总体上代表我方的立场，正规的党报更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我们现在在新闻源问题上已经悄然采取了各种变通的做法。电视新闻的国际新闻部分，大多数就是略加编辑的外国通讯社的电视新闻稿。现在各地大众化报纸的许多“本报讯”和改写的国际新闻通讯、图片，其来源即是外国通讯社或外国传媒。我们总不能这样长期不明不白地做下去，相当多的新闻通讯、新闻背景材料和电视新闻是有版权的，完全采用交换的方式难以覆盖。党报采用一些外国大通讯社的新闻稿，可以丰富我们的新闻源，多一些文化的不同风格。当然，这个建议不宜一步到位，需要考虑采用一些适当的方式，选择一些非政治类的话题，或不大敏感的政治新闻话题试着做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的党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它仍然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面政策的任务，同时又必须成为面向社会的综合性报纸，提供丰富的新闻，以满足社会主流人群的需要。近年来，在原有的工作传统内进行的党报改革已经很多，几乎将各种潜力挖尽。如果不调整数十年来形成的工作传统，我们很难大踏步的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这个目的，需要回顾和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党报工作传统的形成。其实，这种工作传统也是当时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共产国际党报经验进行改革的结晶。不断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改革，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报工作的光荣传统。
引文：
[1]胡乔木《致读者》（人民日报社论），《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头版。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5
关键词：老子无为而治现代管理
一、“无为而治”——老子管理思想的本质
1.“无为而治”思想的人性假设
一切管理理论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老子虽未明确将人性假设作为管理前提，但也曾系统地探讨过人性问题，且有意无意地将之作为管理的前提。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自然人”假设，认为人和自然一样也有其规律，管理措施须符合之才有效。所以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本来如此之意）老子强调管理者要通过无为的策略来获得民心，认为管理者能以“无为而治”理念进行管理，将收到“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效果。何谓“无为”？其义包括：其一在个人方面少为，在政治方面“近朴还淳”；其二率性而为，人皆有有所能，有所不能；其三因势而为，人或社会能随时势走就是无为。其四顺理而为。
2.休养生息和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是实现“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措施
实现“无为而治”需两条措施。一是休养生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指执政者治理天下，要使官吏少私寡欲，使人民得到温饱，弱化人民的期望值，增强人民的体魄和自立自强精神，使百姓淡化政治斗争意识，减少贪欲。“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顺应自然的规律，辅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另一措施是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八章）强调统治者应当行善有如水的品格，把自己摆在行善的地位，心胸总是保持宽广和宁静，交往总是讲求爱人利物，说话总是讲求诚信可靠，行政总是追求民众安居乐业，做事总是讲究创造实效，行动总是讲究抓紧时机。这种策略恰恰是大智慧，因为一味争强好胜，易心劳神伤，退避三舍，则海阔天空，以柔克刚，则无往而不胜。
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二十五章)即道、天、地、人都是“大”的。老子把人看得如同道、天、地一样伟大，由此可以看出其思想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认为管理者践行“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应做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即管理者没有自己固定的意志，总是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以善待民、以诚信待人。其次“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即要让老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先满足老百姓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基本需要。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在如何吸引人方面，做到“江海纳百川”，惟有这样才“方为百谷王”。
三、矛盾转化的辩证管理思想
第一“反者道其动”的规律。反，是矛盾对立斗争的体现，对立斗争是道的运动发展的动力，是普遍规律，万事万物皆然。这是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概括。第二“祸福相倚”的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了祸与福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这对现代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思想。“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一论述揭示了质变总是由量变引起，它鼓励人们勇于尝试，不能沉溺于空想当中，还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开始做，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做起，成功在于不断的积累。
四、对当代管理的启发
第一，以人为本——人是管理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管理国家与企业最关键的是处理好人的问题，应重视人的因素。正因为人才是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松下幸之助说：“经营的基础是人，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作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管理中要坚持人本理念，尊重人才、重视人才，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第二，无为而治——管理措施须符合规律顺应民心。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为，履行职责做到无为。社会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绝大部分与某些政府部门职责不到位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不为，遵循事态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不侵犯百姓的自不干扰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就是越位，而这往往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需要改变政府越位不到位的弊端。这一规律还告诉我们在引进或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时，要结合本国实际不能照搬照用，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国人的心理规律，是否顺应民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
总之，老子的管理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只要我们能将老子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的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完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就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效能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唐突生: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2]淦述卫邓海兰:从老子管理思想到现代企业管理[J].当代经理人，2005，(05)
管理思想论文范文6
关键词：古代思想管理现代企业
一、前言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
二、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
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2.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发展观
《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之所以长久，就在于能够让人生存，无私奉献。企业要协调、持续发展，也需要具备天地的“不自生”品德，希望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贡献能源，为股东谋取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并寻求这四方的和谐与平衡。尤其推崇“和谐”的企业发展观，认为和谐是一种稳定状态，是人类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企业与社会、股东、客户与员工的和谐发展是现代企业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的“入世精神”
古代思想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以伦理为支撑点的民族文化精神，表现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古代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文化，即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数千年来这种积极关注社会的“入世”精神不断延续和发展，影响着代代中国人。今天，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如海尔集团的“争当世界500强”的精神，长虹集团的“以产业报国、民族兴盛为己任”的理念，都是古代中国“兴邦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科学的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四、结语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雪钧: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当今企业的启示交通[J].企业管理,2007,(12)
[2]张阳:传统管理谋略的探究与运用——海尔与华为的管理实践探索[J].理论学刊,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