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德调查报告范文1
1、环境与卫生问题
通过调查问卷，我们了解到卫生与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任凭宠物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在汽车站牌、广告招贴画、建筑物上乱涂乱画、随地吐痰、乱扔杂物、将咀嚼过的口香糖随处粘附等日常生活中的不讲究环境卫生的现象;垃圾分类投放、不使用超薄塑料袋和不环保的一次性餐具、不乱扔废旧电池、善待花草树木等每个市民都力所能及的环保行为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普及。由此可知，吉林市民本身是非常日常生活中的环境卫生问题的(否则也不会反映这些问题)，但从这里我发现了一种矛盾：吉林市民有很强的环境卫生意识，吉林市的环境卫生现状却值得我们忧虑。这是不是反应出了这一现实：大家都认识到了环境卫生的重要性、都在痛恨和指责不讲究环境卫生的现象和行为，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却可能自己也有违背环境卫生公德的行为?
2、文明交通问题
文明交通问题也是吉林市民认为比较严重的社会公德问题，其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争抢、拥挤或行人闯红灯、行人斜穿马路或翻越交通护栏等是反应犹为严重的问题。
3、文明礼貌问题
调查数据表明，吉林市民在文明礼貌方面仍需继续努力，以减少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文明礼貌问题主要表现为：遇事围观、起哄，夏天在公共场所光膀子、脱鞋、抽烟，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争吵、说脏话，在公共场所异性间过度亲密等。
二、吉林市民最讨厌的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排序
从总体上看，吉林市民最讨厌的违反社会公德的现象占第一位的仍然是随地吐痰。市民最讨厌的不良行为排在前二至五位的依次是：宠物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后，主人不予清理;乱扔杂物;乘坐公共交通时争抢、拥挤;在公共场所异性间过度亲密。
三、公德实践与公德认识的比较
在进行调查时，我们发现许多群众自发地、积极地向我们反映他们所遇到的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但是当被问及“看到有人正在做出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时，您会怎样?”时，回答结果并不不尽如人意。有25.4%的市民表示会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出面制止，若要牺牲一定的自身利益，则仅有5%的市民会出面制止;另外，26.6%的人表示会随大流，有人出面时也出面，没人出面就不出头;33%的人因为怕打击报复所以敢怒不敢言;10%的人认为制止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是有关部门的事，与自己不相干。
由此可知，大多数吉林人还是属于“理论上的长子，行动上的矮子”，光说不做。按照调查项目，可以把吉林市民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在保证自身利益情况下会出面制止;第二类是能够为了维护社会公德，牺牲一定的自身利益;第三类是不顾个人利益，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做斗争。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大多数人属于第一类，因此，吉林市的公民道德建设工作任重而道远。
四、违背社会公德现象产生的原因
违背社会公德现象时有产生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社会公德调查报告范文2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公德；调查；公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191-02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保障。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但是自古以来，一直是私德繁荣，公德匮乏。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公德在当今社会已然成为人的立身之本、社会和谐发展之基、治国安邦之道。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社会公德更要与文化氛围，环境状况结合在一起。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社会公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我国的面貌和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大纲》：“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学科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样的评价和预估是科学明智的。那么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公德究竟如何呢？我们做了相关调查，以期在了解到大学生社会公德现状的情况下，分析原因研究对策，为大学生公德建设献计献策，最终促进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德意识进步和发展。
二、大学生公德现状调查及分析
各文献中对大学生社会公德的定义略有不同，这里采用的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这一定义。针对各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17个问题，面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本科生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91份，其中291份有效。
（一）积极方面占主导地位
从调查问卷反馈的结果来看，应当说大多数人具有比较正确的公德意识，能够在日常行为中遵从社会公德。主要表现在：
1.在文明礼貌和助人为乐方面。被问及“在学校见到老师或者同学，会主动打招呼吗？”83.5%的同学能够做出积极正面的回答。以及“上课时，你会把手机调成振动吗？”高达88.7%的同学一定会调成振动。说明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够认识到在日常生活中，礼貌待人的重要性。同时73.2%的同学愿意积极参加各种校园公益活动，还有89.7%的同学会主动给有需要的人让座。从这些数字中就能看出，当代的大学生具有很高的文明素养和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
2.在环境保护和爱护公物方面。83.5%的同学不会在景区随意扔垃圾，77.3%的同学对于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行为非常反感。高达75%以上的比率说明，随着近几年国家在环境保护和爱护公物方面的大力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当代大学生的保护环境和爱护公物的意识得到了稳步提高，形成了非常明晰的环保概念和意识。
3.在面对网络言论方面。72.1%的同学都会“非常谨慎”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74.2%的同学能够不受网络上一些抨击社会的言论的影响。在被问及“如何看待人肉搜索这种行为”时，72.2%的同学表示反对，对于网络上的不文明用词85.6%的同学都表示非常反感。这些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在面对网络世界的一些偏激言论和不健康内容时能够保持基本的公德认识，不受影响和蛊惑，坚持自我认识事物的标准。
4.在诚信方面，当被问及“如遇到路人问路，你会如何作答时”，87.6%的同学都选择了“如实回答”；被问及“如何看待网络抄袭行为”；69.1%的同学都表示坚决反对；这说明大多数大学生都恪守诚信准则。
（二）缺失方面有待提高
虽然现阶段，当代大学生的整体社会公德水平是很高的，主流是积极进步的，但是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很多地方值得深思，并不断改进我们的教育教学方式。主要体现在：
1.责任感和正义感的缺失。在调查中，当被问及“如果发现有人作弊通过四、六级考试，你会如何？”时，仅有17.5%的同学选择“立即举报”，33.0%的同学选择“装作不知道”还有49.5%的同学选择了“会告诉其他人，但是不会举报”。还有在被问及“在公共场所遇到小偷，如何做”时，仅有10.3%的同学选择了“奋不顾身去抓小偷”。这一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都选择了明哲保身的做法，缺乏主人翁意识，并没有极强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众所周知，责任感和正义感是一个人应有的优秀道德品质，但是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令人十分担忧，一群没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青年人如何能够承担起国家的未来和命运。
2.公共责任意识不强，在问卷中，当被问及“你会打扫宿舍的公共区域吗？”仅有62.9%的同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相比于其他社会公德问题，平均低出15个百分点。我们认为公共意识是现代公德意识的前提和出发点，是对自我意识的升华，同时又是对自身以外事物的肯定。我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能够将外界与个人联系在一起，才是真正做到了实现自身的价值。而相当一部分同学，并不能认识到公共意识的重要性。
3.法制观念不强,这一点在问卷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当被问到“在无人看守的十字路口，会闯红灯吗？”仅有37.1%的同学回答“一定不会”，4.1%的同学回答“一定会”，而58.8%的同学回答“没有车辆通过就会”。这一数据暴露了，当代大学生法制观念的模糊和法律意识的淡漠。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奋斗目标。遵纪守法是对每个公民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公民道德规范的底线。当代大学生作为整个社会群体中的高知识阶层，理应有更加过硬的法律道德意识，但是依然出现为一己方便而不遵守法律的现象。
三、原因研讨
当代大学生本应该是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但却依然表现出与实际知识水平不相称的道德水准，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这不禁使我想起司马迁在《资治通鉴》中曾提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造成当今大学生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一）社会的多元化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趋势。社会多元化导致大学生对于社会公德的认识有向碎片化发展的倾向。尤其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更是对广大正在由青年人向成年人转变的大学生产生了侵蚀和动摇。同时我们注意到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形形的价值观念融入大学生生活中，大量的负面信息“一切向钱看”“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冲击着大学生的道德底线，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产生不健康的心理预设。
（二）家庭教育观念陈旧
在中国家庭中，家长大都抱着“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寄希望于孩子能通过上大学，找好工作来光宗耀祖。很少甚至没有家长把真正提高孩子自身的道德修养才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生活上父母的大包大揽，使得大多数学生成了只会学习的工具，缺乏道德养成的机会。再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使父母给予孩子太多的爱，造成大学生思想的不够成熟，最终可能酿成大祸。马卡连柯曾说过：“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爱不够，子女会感到痛苦。但过多的溺爱虽然是伟大的感情却会使子女遭到毁灭。”
（三）学校教育模式的不完善
学校本应是有意识、有目的进行道德教育的主战场，可是当今中国的高校将学生的成绩当作评价一个学生的唯一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道德素质教育。如清华投毒案、马加爵事件，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反映了中国高校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教育上存在的缺失。
四、探索增强大学生社会公德意识的途径
当代大学生公德意识的缺失，虽然不是主流，但确确实实地存在着。让人痛心疾首。但在历史变革时期，我们既要认真对待，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要放平心态，客观地看待事实。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积极开展社会公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防止社会公德教育在大学生中断档
应在大学课堂中加入社会公德认识与实践的课程，使同学们首先在校园中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如协助宿舍管理员共同清理宿舍楼，杜绝在公共场所搂搂抱抱等不雅行为；然后再到社会上参加实践活动，如义务献血，帮助环卫工人。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活动，达到社会公德教育的目的。
（二）发挥家庭作用，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
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悖的情况。这种现象使广大学生在思想上产生困惑。如，面对暴力行为，学校教育要求学生要勇于与恶势力斗争，而家庭教育则要求孩子知难而退，明哲保身，这样的结果是无论大学生怎样做，都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共同认可。而对于青年人来说，得到社会各层的认可是十分重要的激励，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广大学生灌输正确的社会公德思想，也要对广大家长们输入正确的理念，带动整个社会公德意识的提高。
（三）优化社会环境，为提高大学生社会公德意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代大学生社会公德的滑坡，与当下社会存在着大量不正之风有密切的关系。腐败现象，网络上抨击社会的言论，没有道德底线的娱乐节目和八卦新闻，都对当代大学生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作为媒体人和娱乐人，应该树立先进的典型，传递正能量。如近几年央视的《感动中国》节目就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大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笔者认为应该多多弘扬先进感人的事件，而不是去大肆宣传负面消息，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媒体应有的作用，将社会风气向积极健康的方面引导。
（四）健全奖惩机制，真正做到奖罚分明，扶正压邪
对于那些严重践踏社会公德的同学必须有相应的惩罚机制，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打击校园存在的不正之风，以帮助、教育同学为目的，加强他们的社会公德意识和自律能力。对社会公德方面表现突出的更要给予精神或物质上的鼓励，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公德意识和行为。
参考文献：
[1]焦国成.公民道德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8.
[2]刘丰.打包中国教育[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36.
社会公德调查报告范文3
〔关键词〕 财产申报制度，文化依托，道德观念，心理态度，行为习惯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1-0070-06
〔收稿日期〕 2013-11-08
〔作者简介〕 张深远（1968-），男，河南周口人，上海师范大学纪委办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上海预防职务违纪违法犯罪研究中心秘书，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反腐倡廉。
张惠康（1963-）， 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纪委副书记、副研究员， 上海预防职务违纪违法犯罪研究中心副主任。
财产申报制度的成效如何决定这一制度成功与否，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成效源于其文化依托。尽管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差异较大，但其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化依托值得我们思考。深入考察美国财产申报制度，发现其文化依托是：制度出台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制度实施以心理认同为支撑，制度升华以行为习惯养成为标志。
一、 制度出台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
美国出台财产申报制度，是对腐败现象陡增的回应，其先导为道德观念自觉。
二战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腐败现象持续增多。从国际局势来看，随着法西斯集团崩溃即共同敌人消失，世界分裂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增大军事和外交投入成为对抗对峙的客观需求。然而，无论是军备竞赛、军事对抗等冷战，还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热战，以及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等巨额对外援助，均在开辟新的权力源泉和新的利益来源的同时，开拓着权力异化空间和私利谋取视阈。从美国国内来看，罗斯福新政开启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也打开了腐败多发的潘多拉盒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政采用的凯恩斯主义一直风行。随着经济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全面干预，政府的职能、规模、收支持续增加，权力寻租机会越来越多。此外，二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也提高了腐败的科技含量。正是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等领域的腐蚀因素持续汇集发酵，导致腐败现象大幅度增加，诸多高官丑闻和腐败大案觞滥天下。诸如，参议院高级助手贝克受贿丑闻、众议员迪格斯回扣丑闻、总统助理艾德马斯受贿丑闻、副总统阿格纽受贿丑闻、水门事件、韩国门事件等。从60年代末到1974年，盗窃案增长12%，白领犯罪却增长313%。〔1 〕 （P91 ）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心从1966年的42%降到1976年的9%。〔2 〕 （P75 ）
腐败现象持续增多，引发道德观念自觉。一是民众的廉政观念觉醒。逃离欧洲政治迫害和宗教压迫的北美殖民者虽然担忧收买型腐败，却更害怕导致体制型腐败，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马基雅维利、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防治腐败思想情有独钟。开国以后，政府始终对体制型腐败保持警觉，将其治理“看作国家的首要政治问题”。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工业国、最大一体化市场，对专制和奴役的担忧才逐渐消退，反腐重心随之转向收买型腐败治理。〔3 〕 （P39 ）无论重心如何转移，腐败治理总是呈现三位一体特色，即以民主化运动为动力之源、以政治改革为必由之路、以立法建制为根本之举。诸如，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对经济腐败运动，推动各州宪法改革和系列反腐法规出台；50年代开始的文官改革运动，推动“建立文官制”的《彭德尔顿法》颁布；80年代开始的人民党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及20世纪初的丑闻报道运动，推动“扩大公民参与和直接选举”的联邦宪法改革和系列反腐法律颁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腐败对宪法秩序和民主社会的价值构成了一种威胁”， 〔4 〕 （P3 ）在民权运动、黑人运动、新左派运动、学生造反运动、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中，夹杂一种强烈要求政治公开化、透明化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出台官员财产申报等阳光法案的呼声日益高涨。
二是学界的治腐理论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对腐败问题的解释主要来自于泛泛而谈的道德论，即腐败是个人道德缺陷和价值观念冲突所带来的道德堕落所致 〔5 〕 （P18 ）；学界既没有明确给出腐败定义，也没有深入分析腐败机理，甚至一度沸沸扬扬地谈论腐败正效应。随着二战后腐败现象持续增多，诸多学科纷纷驻足反思，不少学者严肃研究腐败问题。到了六七十年代，形成了有关腐败概念、危害、成因、治理的系列成果。在腐败概念上，以公职为中心的定义强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范围界定，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义强调政府调节与市场配置边界清晰，以公益为中心的定义强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泾渭分明，三者均将腐败缘由指向权利边界模糊、权力运行封闭；在腐败危害上，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腐败理论提出，腐败正效应理论在美国失去了堂而皇之的借口，腐败危害共识形成，即腐败造成资源浪费、资本外流、投资扭曲，导致管理低效、政治不稳、政府合法性丧失；在腐败成因及其治理上，涌现出政府形式缺陷论、阶层结构虚弱论、需求未满足论、政党活动论、选举拉拢论、立法过多论、分权过度论、伦理堕落论、人口异质论等，腐败治理随之聚焦于改革体制、完善法规、健全制度。与此同时，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委托理论提出，腐败是人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滥用委托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其治理的关键是政务透明；寻租理论指出，腐败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租金的利己行为，其治理措施是行政管制减少和权力运行透明；制度经济学理论将腐败归因于制度和信息的不完备，其治理方案是建章立制和信息公开；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腐败是治理不善的表现，善治是治理优化的方向，其核心要素是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 〔6 〕 （P4-11 ）；玻璃缸理论认为，官员应把自己看似生活在玻璃缸中的金鱼一样，公开、透明、可见；公共财产理论认为，官员应把自己看作公共财产，个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无须保密；阳光理论认为，腐败缘于政府关起门来、放下窗帘的暗室运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7 〕 （P361 ）。这些理论思潮风起云涌、交相辉映，为财产申报等阳光法案出台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是官方的道德规范反省。面对腐败现象持续增多，难辞其咎的官方躬身自省，尤其反省政府道德规范。逃离欧洲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的清教徒认为，公共职位应该由具有财富、地位、更高道德和管理素质的绅士阶级担任，乡绅阶级也应该以贡献公共服务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到分赃制实施的两百多年间，公众大都据此观念从乡绅上层挑选公职人员，加之政府职能简单，所以腐败程度不高。但是，随着政府职能拓展和权力增添，乡绅官员追求私利现象不断增加。安德鲁·杰克逊以反腐为竞选主题成功当选总统（1828年）后，顺势推行分赃制改革，即大选获胜的政党可以挑选任何有智力的人担任公职。分赃制以政治忠诚取代血统纯正成为担任公职的首要资格，扩大了政治参与，但也敞开腐蚀政府道德之门。从此，美国进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严重腐败时期。19世纪后半叶，“利益冲突”概念建立起来，政府围绕防止利益冲突相继在1853年、1864年、1872年出台法规，但并未扭转腐败滋蔓局面。直到旨在建立文官制的《彭德尔顿法》（1883年）出台，并在各级政府逐渐推行，才度过腐败高发期。文官制实行考试竞争、择优录用，以德才功绩取代政治忠诚成为担任公职的首要资格，保障了“最优秀人员”为政府服务。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进步主义运动、人民党运动、丑闻报道运动等社会运动推动城市改革和地方改革，以及《提尔曼法案》（禁止公司向公职候选人捐款，1907年）、《竞选经费公开法》（1910年）、《联邦反腐败行为法》（1925年）等法规出台，腐败渐渐稳定在较低程度。随后的罗斯福新政尤其关注政府道德，以行政令禁止联邦雇员“为了投机目的”购买或出售“公司股票、债券或商品”，要求为政府服务的所有人员公开其所有的证券财产，使得腐败持续低度。正是随着担任公职资格由血统纯正向政治忠诚、德才功绩转变，公共职位由早期的乡绅垄断向分赃制的政党垄断、文官制的优者垄断演变，逐渐形成了腐败治理的传统和习惯，即修订完善以防止利益冲突为核心的公职人员道德标准，建立健全与此相关的法规制度。二战后腐败现象持续增多，政府道德日益聚焦于利益冲突，道德标准规范化、法制化问题愈加突出，亟待解决。于是，1951年参议院提出《对改善联邦政府道德标准的建议，包括建立道德委员会》，杜鲁门督促国会制定揭发总统任命官员可疑财产的法律；1957年众议院通过《政府工作人员十项道德规范》，涉及政治家的财产公开问题；1961年肯尼迪签发10939号行政令，颁布《行政官员道德纲要》；1965年约翰逊签发11222行政令，要求总统提名的官员秘密申报财产 〔8 〕。尽管政府不断完善道德标准，由于缺乏法律权威，一些高官仍然有恃无恐。70年代相继发生两大丑闻，1972年的水门事件涉及最高官员总统，1976年的韩国门事件涉及115位国会议员。两大丑闻危及美国民主制度，触动担忧专制这根敏感神经，激起极大民愤，国会最终于1978年通过确立财产申报制度和统一官员道德标准的《政府道德法》（1989年修订）。该法是制度出台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的典范，这一时期颁布的阳光法案和反腐法律颇多，诸如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1970年的《有组织的勒索、贿赂和贪污法》、1972年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和《联邦选举法》、1974年的《隐私权法》和《联邦选举法修正案》、1976年的《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1977年的《对外贿赂行为法》、1978年的《监察长法》。
二、 制度实施以心理认同为支撑
美国实施财产申报制度，以心理认同为支撑。即以教育培训让公职人员认知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权益保护和精细服务让公职人员体会制度执行的人性化，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中，取得心理认可、态度赞同，水到渠成地落实制度。
（一）以教育培训力争心理认同。联邦政府道德署每年针对需要申报财产的官员和雇员开展专题教育培训，对1200名最高级官员主要进行一对一的面对面培训，不仅诠释制度规定及其操作规程，而且阐明制度在提高政府公信力、防止利益冲突、佐证官员清白方面的作用，特别强调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即遵循四项辩证原则。一是有限申报，即要求一定职级的公职人员定期申报一定价值之上的家庭财产，绝非让公职人员完全透明，以免其产生排斥心理。《政府道德法》规定，总统和副总统及其候选人、议员及其候选人、司法官员、总统提名的官员，GS-16①级薪俸以上及与此相当的官员和雇员，0-7级薪俸以上军职人员，以及道德署署长确定的属于同一等级的任何其他职位的官员和雇员（任职满60日），均要于每年5月15日之前（或者候选人确认30日内、新任官员和职员任职30日内，官员提名送达参议院后5日内，离任后的13日内），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和非独立生活子女前一年度由分红、租金、利息以及投资收益组成的超过100美元的任何收入（政府给予的工薪除外），包括累计100美元以上的酬金、礼物，累计价值250美元（亲属给予的例外）以上的交通、住宿、食品、娱乐和补偿，1000美元以上的经营收益和个人居所以外的不动产和股票、公债、期货及其他形式证券的交易情况，5000美元以上的所有存款，10000美元以上的贷款、担保等债务，并注明其来源、种类、数额、价值、日期等。二是独立审核，即独立、权威、专业的机构审查核实申报报告的真实性、规范性，审查过程不受任何干涉，公正地维护公职人员的正当权益，使其从心理上支持这项工作。法律规定，审查行政部门申报报告的政府道德署署长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后任命，向总统和国会负责，不征得国会同意，总统无权免其职务，法律还明确要求每一行政机关尽其所能地为署长履行职责提供服务、人员、设施以及信息和记录；参众两院指定的委员会分别审查各自部门的申报报告，并向参众两院负责；联邦法院司法会议设立的司法道德委员会审查司法部门的申报报告，并向司法会议负责。审核期限为60日，审核内容包括申报时限是否及时、财产登记是否完整、财产变化是否正常、收支状况是否异常、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前后资料是否矛盾等，审核方式有评议、调查、质询、提交说明材料等，审核报告包括财产登记状况、审查概况、审查结果和防止利益冲突建议等。三是相对公开，即限定公开人员、公开内容、公开条件，尽量维护公职人员的隐私，使其对此项工作持正确态度。法律要求联邦政府400多万公职人员中的35万多人申报财产。其中，1200名行政部门最高级官员、100名国会参议员、435名国会众议员、840名联邦法院法官等位于权力中心及其附近的2.8万官员和雇员公开申报，总统和联邦司法委员会指定的32.5万官员和雇员秘密申报（主要是特定领域涉及独立决策过程的中级官员和雇员，其职责通常较为敏感，涉及合同、采购、发放许可、监管或者审计非联邦实体等）。〔9 〕公开申报的报告可以查阅（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信息除外），但不得用于非法目的、商业目的、确定个人信用级别、任何目的的索要金钱，违者课以5000美元以下罚款。公开期限为六年，到期销毁，正在调查使用的报告除外。四是绝对问责，即任何人的任何违法行为均受惩罚，一视同仁，包括总统、议长在内的高官也不例外，使公职人员心理均衡，最大程度上接受此项工作。法律规定，对迟报、瞒报、漏报、伪报、拒报、拒绝质询、拒绝调查、拒绝提交说明材料，以及有关利益冲突的违法行为，可给予警告、开除公职、没收财产、罚金、判刑等惩罚。〔10 〕 （P558-613 ）四项辩证原则兼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寻求平衡，体现公正，合乎情理，为公职人员所认同。
（二）以人性化执行制度赢得心理认同。这不但体现在道德官以提供体贴入微的精细服务和量身定制的防止利益冲突建议，帮助候选人争取职位，帮助在职者维护权益，还体现在政府提高公职人员道德标准时，施以利益诱导。其一，帮助候选人争取职位。法律规定，总统、副总统、议员等民选职位候选人应在正式确定之后30日内提交财产报告，接受候任部门的道德官审查，将审查结论提供给选举委员会审查时参考；需要征得参议院意见的职位人选，有关人员应在总统向参议院送达提名之后5日内提交财产报告，接受候任部门的道德官审查，审查结论提供给参议院有关委员会审查时参考。候任部门的道德官在审查这些财产报告时，如果发现候选人的财产状况与其候任职位存在利益冲突，立即通知候选人，并在卖掉资产、匿名信托、申请豁免等法定出路中为其量身定制处理建议，待其修改完善后，再给出审核结论。其二，帮助在职者维护权益。各部门的道德官均建立咨询意见服务制度，并定期向本部门的财产申报人员公布一份记载所有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清单。在每年一度的财产申报报告审查中，道德官对照报告人应适用的法律和规章的要求，尤其注意报告人所在单位的特殊要求。如果认为报告应当补充信息，则告知报告人应该补充的信息及提交期限；如果认为报告不符合法律和规章的规定，则要求报告人给予合理的书面或口头答复，并在考虑该答复后得出意见；如果意见是报告人不符合法律和规章的规定，诸如发现潜在的或实际的利益冲突等情况，则将该意见告知报告人，并在提供口头咨询机会后，再考虑是否存在适当的、保证报告人遵守法律和规章的措施；如果结论是尚有实施措施，则将措施及实施期限告知报告人。措施共有五类，可以酌情采用。一是设立匿名信托，即通过道德署信托有关财产，有关财产所有者与被信托人互不知道对方。二是放弃财产，即将有关财产转让或卖掉。三是偿还财产，即剥夺利益所得或要求进行赔偿。四是申请美国法律第208条第（b）款规定的豁免，即报请有关部门评估通过，并经主管长官批准，免除相关责任。五是自愿申请调职、重新任命、限制其职权或者辞职。限制职权的常用措施是回避，即有关财产所有者以书面形式保证，不参与有关自己财产利益的工作事项。〔11 〕 （P528-591 ）其三，在利益诱导中提高道德标准。《道德改革法》于1989年取代《政府道德法》，在严格联邦政府道德标准的同时，也向官员和雇员提供利益。诸如，该法将众议员年薪30%、参议员年薪40%的额外收入许可均降至年薪15%（与行政人员一致），更严格地限制议员接受礼物和前国会议员与雇员的游说，同时以提薪回报议员；该法还把关于利益冲突的新规定加到税法中，免除联邦政府行政人员为避免利益冲突而出售财产所得金额的税款。2006年，高盛集团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保尔森被提名为财政部长后，为避免利益冲突抛售高盛股票，所得6亿美元现金依法全额免税 〔12 〕。这些措施保护权益、体贴入微，赢得公职人员的心理认可、态度赞同。
三、 制度升华以行为习惯养成为标志
财产申报制度的升华，以行为习惯养成为标志，即制度升华为文化。财产申报制度升华为行为文化，既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人性化，也取决于制度固有的内在强制与外在约束，诸如财产报告审核、背景调查、社会监督等。
（一）财产报告审核。审核不仅以提供精细服务和防止利益冲突建议来保护合法权益，而且以制度固有的强制和刚性来惩罚违规行为，即由道德官、监察长、司法部、独立检察官乃至总统和国会调查处理。具体而言，道德官审查财产报告时，如果发现任何未提交报告、作虚假报告、或者不报告的情况，告知所在部门的行政首长，由其依据法律或者规章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发现涉嫌违规行为，将案件移交所在部委的监察长（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同意）调查处理。监察长在案件调查中，如果发现违纪行为，将案件报告所在部委的行政首长，由其给予纪律处分；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将案件移送司法部调查，由法院予以判决；如果发现重大案件，及时报告总统和国会。司法部在调查案件时，如果发现总统、副总统、正副部长等行政高级官员涉嫌违法的确凿证据，总检察长（相当于司法部长，隶属行政）可以向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任命独立检察官的要求，上诉法院首法官挑选3名法官组成特别小组提名一名独立检察官，并界定其调查范围；独立检察官具有完全的、独立的行使司法部、总检察长以及司法部其他官员或职员所有的调查和检察职能的权力，向国会汇报调查情况并可以提出犯罪指控，其免职必须向上诉法院、参众两院的司法委员会提交合理的说明报告。总统在得到重大案件的报告后，如果发现有政府高级官员涉嫌违法且证据可靠，可以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专门委员会调查处理。国会在得到重大案件的报告后，如果发现有政府高级官员涉嫌违法且证据可靠，可以启动调查弹劾程序，由国会的各种常设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和参众两院的联合委员会负责调查，调查听证会是最常用的调查形式。〔13 〕如果案件提讼，法院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者，可判处最高25万美元罚款和5年监禁；对违反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定，参与有关自己经济利益工作事项的公职人员，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罚款和2年以下监禁。〔14 〕 （P145 ）
（二）背景调查。如果说财产报告审核是明察，那么背景调查可谓是暗访。背景调查旨在防止官员腐败和维护国家安全，调查主体为联邦调查局派驻白宫的检察官小组，调查对象为白宫的候任官员和雇员（文职人员每五年调查一次），调查内容包括财产状况、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调查跨度包括雇员过去15年和官员成年以后的所有经济和生活经历，整个调查的广度、深度比一般的财产申报报告审查更为严厉。官员背景调查，先由总统提名的高级官员候选人填写《重要职位的安全调查表》、《个人情况调查许可表》、《财产情况调查许可表》，再由检察官小组实施调查，该小组可以动用上百名特工在全美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查。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官员的品格，调查官员是否具有诚实正直、责任担当、积极态度、敬业品德、得体举止等美德与品行，是否存在虚伪、懒散、不诚实、不讲信用、犯罪经历等不良品质与劣迹，个人信用记录是必查项目。二是官员的交往，主要从其职业、个人生活的要求上，从其交往的人身上，判断一个官员的好坏。三是官员的名声，主要从官员的邻居、朋友、老师、同学、同事、经济合伙人等熟人的反映上，判断其有无问题。四是官员的忠诚，调查其对国家、国旗、宪法是否忠诚。此外，还要调查官员的任职能力、优缺点、危险性等。尽管一些调查内容看似与财产状况并无关系，其实大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些联系中的任何蛛丝马迹嫌疑，都可能导致财产申报中的弄虚作假败露无遗。
（三）社会监督。法律规定，财产报告递交之后的15日内向公众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社会监督的常见形式是举报，举报有直接与间接之分。直接举报指向嫌疑人所在单位的道德官、监察长、行政首长或者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政府部门检举揭发；间接举报指向新闻媒体透露信息，借助媒体动员公众舆论，督促政府部门依法查处。公众举报高级官员，往往借道新闻媒体。在美国，新闻媒体独立报道、自由传播，是一支制约政府、监督官员的重要力量，被公认为堪与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第四权力。该权力有三大支撑，一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宪法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予以明确，法律还规定不得强迫媒体提供信息来源。二是政府部门支持媒体监督。具有调查职能的部门，包括道德署、监察长办公室、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联邦调查局、联邦检察官和独立检察官等，往往在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及时进行调查；法院收到指控媒体人诽谤的，通常会在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框架下审理，很少判决指控成立。三是公众与精英都对媒体抱有信任和信心，均认为媒体维护公平正义，不可或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早在1787年就明确表示：“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15 〕 （P91 ）媒体报道也有内在动力，即腐败事件颇能吸引眼球，从线索披露到调查、审理判决的全程报道，往往持续数月乃至数年，由此媒体可以扩大影响、增加销量甚至脱颖而出。官员财产公示本身就是舆论热点，媒体一旦捕捉到有关腐败的蛛丝马迹，诸如一个匿名电话、一名知情者的信息披露、一则消息的可疑之处，就穷追不舍，直到水落石出。由此落马的高官屡见不鲜，近几年的典型是萨默斯。媒体从2009年公开的财产申报表中发现，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在2008年从所兼职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获得520万美元酬金，从联邦政府所救助的华尔街金融机构等处领取270万美元演讲费，其中高盛和美林的支付尤其惹眼。于是，媒体穷追不舍地大肆报道，被奥巴马总统誉为“领导我们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萨默斯被迫辞职。〔16 〕为了保护和鼓励举报，国会于1978年修订《文官改革法》，加入举报人保护条款；于1986年修订《民事欺诈给付请求法》，完善罚款分享制度；于1989年通过《举报人保护法》、于2012年又通过《加强检举人保护法案》。
由于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以心理态度认同为支撑，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以监督惩罚强制为举措，奠定了深厚的道德基础，财产申报从被迫逐渐走向自觉、自愿，成为公职人员的行为习惯。这一行为习惯不仅标志着财产申报制度升华成了文化，也意味着腐败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两组数据表明，《政府道德法》颁布以来，腐败逐渐稳定在较低程度。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85年～2004年的20年间，每年的腐败案件数量大体持平，年均指控腐败犯罪1180人、被判有罪1020人（20年累计9014人等待判决）。其中，公职人员年均受到指控897人、被判有罪778人（20年累计6865人等待判决），私职人员年均受到指控283人、被判有罪246人（20年累计2149人尚未判决）。〔17 〕 （P324 ） 透明国际自1995年公布清廉指数（外国公民对一国腐败的印象）以来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历年分值在7.1～7.79之间（10分为满分、最廉洁），属于轻微腐败国家（5.0～8.0之间为轻微腐败），接近比较廉洁国家（8.0～10.0之间为比较廉洁），历年的全球排名在14～24之间（排名越靠前越廉洁）。
财产申报制度被誉为“阳光法案”、“终端反腐”、“反腐利器”，已在13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一语中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 〔18 〕当今中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屡创新高，加之网上相继曝光“表哥、表叔、房妹、房姐、房媳、房爹、房祖宗”，出台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中美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差异很大，中国积极稳妥地悬起财产申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仍应着力思考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文化依托：制度出台以道德观念自觉为先导，在民众的廉政观念觉醒、学界的治腐理论反思、官方的道德规范反省中，形成思想共识、观念一致，为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制度实施以心理态度认同为支撑，在教育培训中认知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在权益保护和精细服务中感受制度执行的人性化，赢得心理认可、态度赞同，为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奠定深刻的思想基础；制度升华以行为习惯养成为标志，在监督惩罚中强化自律，记牢行为准则、法律规章，为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实奠定深厚的道德基础，从而支撑财产申报走向自觉自愿、成为行为习惯。简而言之，财产申报制度从文化切入，以文化为立足点、出发点、落脚点，根植于、生长于、归宿于文化土壤，有利于充分发挥功能和效用。
注 释：
① GS是General Schedule的缩写，即一般公职人员薪金表。美国文官一般公职人员薪金共分18个职等，前15个职等各有10个薪级，第16职等有9个薪级，第17个职等有5个薪级，第18个职等只有1个薪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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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德调查报告范文4
香港——东方明珠，素以廉洁的社会风气著称，这不仅因为它是一个高度法制化的地区，具有严格完备的法律制度、秉公执法的政府机构，更与香港廉政公署(ICAC)坚持长期开展肃贪倡廉分不开。ICAC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机构，成立于1974年。24年来，从营销的思想和方法坚持对香港公民进行社会价值观的宣传推广，有效地实施了法律与防贪教育，同贪污行为展开了不懈的斗争，赢得了香港各界的好评。下面就让我们进入ICAC的运作空间，体会其独特的营销理念和营销手法。 1．ICAC的产品和营销目标
作为一非营利性组织机构，ICAC的市场营销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升一种有形产品或一类服务的销售，而是要促销特殊的产品——一系列价值观，如诚实、公平和公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ICAC的目标是使香港社会成员的态度发生变化，它想达到的营销目标是：首先，要让公众了解腐败的危害；其次，在反腐败斗争中，争取获得公众的支持；最后，树立ICAC高效负责的执法机构的形象。 2．营销环境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制定出相应战略，ICAC每年都开展仔细的调查工作，包括公众对ICAC的预期，对腐败的看法、态度以及对职业道德的态度等等。
a．公众的忧虑和预期
1996年调查表明，香港公众对1997香港回归抱有悲观情绪，认为内地的腐败会对香港产生“溢出”效应，因此香港回归会对 ICAC在1997年后继续保持有效性的能力有消极影响。
b．公众对腐败的态度和举报腐败
调查发现，公众对公益部门和商业部门腐败的包容度都很低，且存在着这样的趋势：被调查者越年轻，其对腐败的包容性越强。在所有被调查者中，约有60％的人愿意举报腐败现象，而30．2％的人想借助外界的力量，5．9％的人不愿意举报，其不愿意举报的理由是：“麻烦”、“不是我个人的事”以及“害怕报复”。通常，举报者多愿意选择打电话的方式，这个比例为54．8％，也有42．4％的人愿意亲自去检举。人们对ICAC鼓励公众举报腐败的工作表现持不同意见，有1／3的人认为表现出色，1／3认为成绩平平，另有23．9％的人认为不尽人意。
C．对职业道德的态度
ICAC在1995年对100多个管理人员、年轻职员和大学生对职业道德的态度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多于40％的被调查者认为香港年轻人的职业道德水准低，80％的人认为香港社会的职业道德水平正在恶化，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商业伦理仅在法律范围内起作用。他们认为在工作时间处理个人事情以及努力寻找挣钱机会是合乎情理的。在所有的被调查者中，超过10％的人认为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伦理教育是不够的，当在伦理面前进退两难时，他们没有足够的依据和把握作出正确的伦理判断，因此，加强伦理教育是必需的。90％的人认为有关权威机构应该组织行动来提高职业道德。 3．营销策略
在经过调查以后，ICAC进入策略制定阶段。由于很难找到一种能适用于全体成员的策略，ICAC把目标公众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大众传媒即可达到的公众；另一类是特定目标团体，通过市场细分，对不同公众采用不同的策略。
a．动用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是使信息到达普通公众的最有效方法。ICAC主要动用三种形式的大众媒体：广告、短剧和新闻出版物。
ICAC每年都要制作广告，近几年共制作和播放了30套电视广告，广告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树立公正和公平的机构形象的广告，如“公断人”、“真实的谎言”；禁止性的广告，如“游戏表演”、“敲打”；教育性的广告，强调廉洁社会对香港的重要性，如“鱼”、“游戏”；争取公众举报腐败的广告，如“电话”、“地区业务部”；还有唤起商业部门警觉和对反腐败斗争的支持的广告，如“未来冲击”和“圆卵石”等。这些广告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和手法，或提醒、或预警、或倡导，创造一种反腐败的社会环境。广告的创意和制作都别具匠心，曾获得了多项奖。广告“真实的谎言”曾在本土和海外共获7项奖。在4AS创意比赛中获得一项金奖、三项铜奖和一项末奖，获得ATC的十大最受欢迎的电视广告奖中的一项银奖。广告的有效性使ICAC更加注重广告创作。1996年ICAC还开展了颇具吸引力的广告比赛。
ICAC的短剧系列也是很独特的。为了使公众了解腐败危害及后果，ICAC耗时两年制作完成了名为“廉政行动”的短剧系列。每一系列包括五个断集，每个片断播放时间为l小时，这些短剧都是根据ICAC实际工作中处理的案件制作的。根据SRG调查部(HK)的调查结果来看，1994年出的最后一系列短剧在当年播放的中文节目中收视率雄居第三。
为了使公众了解ICAC的工作，防止腐败，ICAC着力宣传其成功地把腐败者推向法庭、接受制裁的案例。在每个重要阶段，例如逮捕、被告第一次出庭以及宣判，都作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增强了宣传效应。ICAC在利用国家机器等“硬件”的同时，着重利用“软件”进行营销，ICAC常常组织伦理讨论会、面向业主公司开展活动等等。
b．特别营销
对于特定目标切体，ICAC的工作更具针对性。ICAC总共有8个社区关系处分布在全香港。每个社区关系处分管ICAC工作的一两个方面。如商业部为了达到维持香港国际中心地位的目标，努力鼓励公司制定活动准则，为公司提供员工培训等等。公共关系部在去年ICAC发起的“支持廉洁政府”的活动中，为各级政府机关人员提供反腐败教育材料，并组织他们进行讨论。此外，针对香港年轻人的伦理水准日趋下降，ICAC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例如，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制作反腐败教育材料。与其他具有相同目标的组织，如教育部门、国民教育促进委员会联合等。1995年，ICAC为了教育香港商人在大陆从事商业活动时，力争避免卷人腐败和行贿、受贿活动，在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协同下，制定了“广东和香港投资者的法律指引”。 4．营销成果
社会公德调查报告范文5
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绝对是一朵奇葩。日本的企业管理以严谨、团结和排外著称。在日本大型企业的历史中，伍德福德是第一位荣登CEO宝座的外国人。不仅如此，他还在上任两周之后毅然地大义灭亲，把奥林巴斯做假账掩盖亏损的恶行公诸于众。
今年52岁的英国人伍德福德三十年前就进入了奥林巴斯在英国的一家子公司；1990年担任奥林巴斯英国分公司CEO；2005年1月，升任公司首席运营官（COO）；2011年4月1日，被任命为奥林巴斯总裁，10月1日成为 CEO；2011年10月14日被解职；2011年12月1日辞去董事会。
谁也不会想到雇佣一个外国CEO竟会给奥林巴斯这家世界知名的医用设备和数码相机制造商带来这么大的麻烦。10月后的奥林巴斯就像一台歌舞剧：大企业做假账掩盖巨额亏损，“正义”的公司新领导伍德福德不愿意继续欺骗大众，于是把这个惊天内幕公诸于众，接着使自己的事业一落千丈。尽管如此，伍德福德还坚持自己的“正义之战”，协助执法机关调查奥林巴斯。两个月之后，原来孤军奋战的伍德福德，赢得了大众的认可，奥林巴斯也拿他没办法，对外公布将召开临时董事会议，如果股东们支持伍德福德，则将让他重新回到CEO的位置上。
1993年，阪和银行有限公司副总裁在家门口遭到枪杀；前富士胶卷有限公司的经理被谋杀；住友银行有限公司分行经理被谋杀。这些“职业”凶杀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次奥林巴斯丑闻是否与黑社会有关系。更有媒体报道，奥林巴斯有大量资金流入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伍德福德一路有美国警察保护，他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应该问自己做过没有，如果有，我们应该改正自己。
奥林巴斯的股价自伍德福德离职起一路下跌，公司市值缩水一半多。一些日本大型企业，如三菱、UFJ金融集团和日本生命保险都在减持奥林巴斯的股份。外国公司高盛于11月22日向监管机构披露，它直接或间接持有奥林巴斯6.7％的股份。
浮华背后
创立于1919年的奥林巴斯，已成为日本乃至世界精密、光学技术的代表企业之一，事业领域包括医疗、生命科学、影像和产业机械。成立以来，奥林巴斯一直顺风顺水，本土上市、国外扩张，一步步发展成为大型跨国公司。
可惜，新上任的英国老板坐还没坐稳，就给公司来了个晴天霹雳。
伍德福德接任奥林巴斯一把手之后，立刻发现了几笔有问题的账款，于是他向董事会通告，认为前总裁菊川刚应该对此负责。没想到，伍德福德不仅没有让菊川刚引咎辞职，自己却遭到“被辞职”。
伍德福德于是开始了自己的“维权之路”。他在10月19日发给彭博社一封信，信是奥林巴斯执行副总裁和田森发给伍德福德的信的副本，信的内容是奥林巴斯曾支付6.87亿美元给两名咨询顾问，并附相关文件。伍德福德在一次访谈中说，“大部分的款项是通过奥林巴斯英国的分公司支付的。”据彭博社2011年10月19日报道，奥林巴斯公司对外公布其曾在2008年收购英国医疗设备厂商Gyrus时，支付给咨询公司高达6.87亿美元的咨询费（收购费用为28.7亿美元），这与公司前总裁菊川刚前一天所说的3.91亿美元相差将近一倍。这笔前包括在2006年到2010年回购的4.43亿美元的优先股。
当日，奥林巴斯东京的发言人回应，“我们之所以在今天对大众透露这笔资金的情况，不是因为我们最近才发现这笔款项，是因为有些报道会引起误解，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投资者告知更多的信息。”发言人强调，“我们所理解的顾问费是不包括资本收益部分优先股的。”
报道出来后，高盛和摩根大通都暂停了对奥林巴斯的评级。根据普华永道的报告，奥林巴斯可能触犯的法律是做假账和董事会渎职。顾问之一是通过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AXAM投资有限公司接收的咨询费，而该公司是在2010年已经从本地注册表中除名了。普华永道表示，根据官方存档，他们无法确定AXAM投资业主究竟是谁。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在浏览奥林巴斯内部文件后发现，奥林巴斯与一家名为Global Company的咨询公司合作，并投资3.5亿美元在其管理的创业基金上，由菊川刚监管。创业基金购买了名为ITX的手机零售商的多数股权。Global Company的老板和ITX的老板是兄弟俩。ITX收购了几个没利润的企业，Global Company拥有这些企业的股权，并建议奥林巴斯以7.73亿美元收购这些公司。
奥林巴斯采用的会计准则规定账面损失必须列在财务报表上。之后几年，奥林巴斯为在年报上隐瞒损失，开始将投资损失反复高价转移至结算时间不一样的投资基金进行财务作假。2006至2008年间，奥林巴斯还以9.48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与核心业务几乎无关的3家日本小型公司，这3家公司年利润还不足1300万美元。一年后在账面上，这三家公司的价值即被减记76%，约7亿美元。这些所谓的高额咨询费、收购费均被认为是为填补以前的账面亏空所做的掩护。
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英国重大欺诈案件调查局以及日本的监察部门都开始了对奥林巴斯的调查。伍德福德为调查提供了他委托资诚会计事务所制作的报告，并接受询问。
重重压力之下，11月8日，奥林巴斯终于对外界承认利用企业收购掩盖投资损失的行为。即日解除副社长森久志的职务，公司常任监事、并购时审计部门的主管山田秀雄也表示将辞职。伍德福德之后的奥林巴斯总裁高山修一在新闻会上表示工期前董事长菊川刚参与蒙蔽掩盖亏损，三人进行暗箱操作，因此公司其他人员并不知情。奥林巴斯称将考虑对三人提出法律诉讼。当日，奥林巴斯股价暴跌300日元，跌幅达29.01％，创1995年以来新低。
11月21日晚，由律师组成的奥林巴斯第三方委员会声明，针对某些国内外媒体提到奥林巴斯用于并购的部分资金流入黑社会背景的公司，以及黑帮涉及并购事宜，第三方委员会就此报道展开调查，但“目前没有证据证实存在这种情况”。最终调查报告将于12月上旬递交。
社会公德调查报告范文6
项目负责部办：宣传部
项目负责人：穆音
项目完成时限：2005年3月－2006年2月
一、工作目标
1、以青少年导航计划为载体，积极探索新时期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有效形式。
2、制定《牡丹江市青少年文明行为规范》，为全市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提供导向。
3、加强各级团组织、社会各界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4、通过项目实施，切实有效地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重点解决一些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5、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培养和完善各级团组织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培养、树立一批工作典型。
二、资源利用
1、紧密结合中央、省、市先后对“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要求精神，把握当前全社会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空前重视的有利契机。
2、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育人的基本职能和开展青少年教育工作优势优势，依托各级团、队组织为项目提供组织依靠。
3、广泛利用社会资源，以冠名的形式，借助商家为项目提供物质保障。
4、积极与青少年发展相关的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活动，借助其工作优势，为项目的实施提供政策保障。
三、推进步骤
（一）项目启动。
1、利用新闻媒体向社会推出青少年导航计划活动。联合市委宣传部，3月4日起在牡丹江晨报开设“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专栏、3月中旬在牡丹江日报开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系列报道；联合新娅技校赞助制播，3月下旬起，在牡丹江电视台开展“新丹江、新青年、新形象”主题公益广告宣传。
2、指导基层启动导航计划活动。3月份，制定印发《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导航计划活动方案》。
（二）开展“百题万人”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大型社会调查活动，制定出台《牡丹江市青少年文明行为规范》。
实施办法：
1、3月中旬，联合市委宣传部、新闻单位、高校教育部门共同设计、制定《牡丹江市青少年思想状况调查问卷》。
2、3月中下旬，通过组织渠道发放问卷、社会渠道联合新闻媒体开展调查讨论、网络渠道进行网上意见征求等三种方式，对万名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进行调查。3月底，回收调查问卷，组织学生统计调查结果。
3、在调查的基础上，组织有关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专家对调查情况进行整理，形成《牡丹江市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调查报告》，并以适当的形式报市有关领导、有关部门批阅、转发。
4、4月初，联合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办形成《牡丹江市青少年文明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多种渠道广泛征求意见。4月下旬，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订。争取在“五四”前联合相关部门以市政府的名义正式出台《牡丹江市青少年文明行为规范》。
5、5月－6月，在全市开展《牡丹江市青少年文明行为规范》宣传活动。在“青年文明社区”内辟建永久性宣传墙和知识宣传栏。印制宣传品在学校班级、社区楼道、网吧等各类青少年活动场所张贴。
（三）开展“新丹江、新青年、新形象”主题教育活动。小陈老师工作室原创
1、组建“弘扬雷锋精神，践行公民道德”报告团，开展“雷锋精神与时代同行”巡回宣讲活动。聘请雷锋入团审批人、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等8名先进人物代表组成巡回宣讲团。从3月2日开始，深入中小学校开展“雷锋精神与时代同行”宣讲活动。同时，指导各城区分别开展宣讲活动。
2、开展“践行‘三个代表’，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4月份，举办牡丹江市第五届青少年读书节，举行“三个代表”学习报告会，开展学习型团组织创建方案征集评比活动。
3、开展青少年“五讲五做”、“六德”教育活动。
4、开展“三个代表”网上知识竞赛。3月底，组织设计竞赛试题，并制作相关竞赛网页。4月上旬，组织学生进行网上答卷。4月下旬，组织评比表彰。
5、开展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系列活动，举办第30届“五四”火炬接力赛。
6、8月份，开展全市青少年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活动。
（四）开展青少年道德实践活动。
文化活动方面：8－10月份，组织开展金秋节社区青少年综艺大舞台、乡村青年文化节和国庆55周年纪念活动。
志愿服务方面：全年开展团员服务区、青年志愿者“一送四助”、“爱心超市”、大学生志愿者公益课堂、志愿者注册等道德实践活动。
（五）加强典型培养。
根据具体工作内容分类确定重点联系单位及示范单位：
（略）
四、标志性成果与效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