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论文范文1
关键词:农民工文化消费对策
农民工是我国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其特殊的生长环境和工作经历,他(她)们在承担城市最艰苦繁重工作的同时,其精神文化生活也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农民工文化消费质量状况则直接反映甚至限定了其精神文化生活的状况,本文正是立足于此,从农民工文化消费视角,调查、了解农民工文化消费的现状,分析总结农民工文化消费需求的特点及成因并提出对策。
研究方法
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既包括外地农村户籍人员,也包括本地农村户籍人员,还包括外地城市户籍人员。根据青岛市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青岛市七区五市现共有各类农民工100万左右。根据抽样调查数据,青岛市农民工群体就业主要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其它服务业等领域。根据这种特点,本文主要以民工相对集中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为研究范围,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社会观察法对其文化消费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
(一)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设计了调查问卷,共发出问卷800份,收回728份,回收率90.01%。其中有效问卷715份,男性农民工为405人,女性为310人;外地农村户口为554人,占77.5%,本地农村户口为109人,占15.2%,外地城市户口人员52人,占7.3%;调查对象中,高中以上学历为172人,占总数的24%,其他为543人,占76%。
(二)社会观察法
本研究采取了参与型观察法及非参与型观察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参与型观察法研究中,课题组成员和农民工一起生活和工作,在密切的相互接触和直接体验中倾听和观察农民工的言行,详细地了解其文化消费内容及收支状况。在非参与型观察法中,课题组成员深入到青岛市各区所辖工厂、企业作为旁观者了解当地农民工的文化消费状况及发展动态,以直观感性的认识作为第一手的材料。
农民工文化消费内容及特征
文化消费是用于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等相关方面的支出和消费活动,是促进社会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是指他们在日常生活消费过程中,为了满足其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根据其收入条件取得文化消费资料的消费行为总和。
(一)农民工群体文化消费意愿弱且消费质量偏低
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文化消费多以简朴型或无偿消费为主。调查显示,农民工在文化方面的开支非常小,没有任何文化方面开支的农民工高达20.4%,每月文化消费不足10元的占56.7%,文化消费10-50元的则占了11.1%,每月文化消费超出100元的农民工仅占7.8%。
从文化消费内容来看,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仅限于花钱不多或根本不用花钱(无偿消费)的有限项目,按参与人数从多到少的顺序排列主要包括:看电视(58.7%)、睡觉(43.3%)、聊天(40.4%)、读书看报(39.7%)、上网(25.6%)、听收音机(25.9%)、打牌(19.5%)、看电影(10.8%)。
可见,几乎不用花钱的看电视、睡觉、聊天活动占据了大多数农民工的业余时间,文化消费质量明显偏低。调查显示,农民工用于购买书报、上网、看电影戏剧、进歌舞厅等有偿娱乐消费文化的支出占10%以下,用于学习技能培训的自我发展型的消费则更低。由此可见,农民工的文化消费结构不够合理,有偿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小,用于智力性消费或发展性消费的更少。这表明,农民工群体文化消费意愿偏弱,消费质量偏低,精神文化生活整体匮乏,亟待引起关注。
(二)农民工的文化消费观念呈现代际转型
调查发现,从精神的需求角度来看,农民工对多种文化生活都有需求,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其文化消费需求呈递减趋势。调查表明:60岁以上的农民工文化需求种类偏少,限于聊天、睡觉和读书看报等简单方式,30-59岁年龄段的农民工工余时间则喜欢聊天、看电视、睡觉、读书看报,他们的文化消费行为多为理智型和节俭型,赞同量入为出、崇尚节俭、追求实用,不大追求流行时尚。而30岁以下的新生代务工人员文化需求则相对旺盛,尤其以80后农民工为甚,他们大多受过一定的教育,容易接受新事物,更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较为强烈,除了传统的聊天、看电视、读书看报以外,对上网的偏好比较明显,甚至对“洋节日”也呈现出一定的消费兴趣。
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中高层次的文化生活需求越来越强烈,他们的收支状况有一个显著特点: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流行时尚,敢于消费,呈现出强烈的代际转型特点。
(三)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同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他们中有11.8%是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有文盲,大多数是初中毕业,占58.5%,高中学历占21.9%,只有2.8%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影响了他们日常对文化的消费。从调查得知,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对聊天、睡觉、看电视和看录像等文化消费感兴趣,而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民工更热衷于看电影、购买书报和上网,基本不涉足录像厅和歌舞厅。看电视、睡觉和读书看报则是大多数农民工的共同爱好。
(四)生活环境差异导致务工人员文化消费观念差异
从区域比较来看,外地城市户籍人员与农村户籍人员,当地农村户籍人员与外地农村户籍人员在文化消费观念、消费内容上也有所区别。相比较而言,前者由于先天生活环境差异的原因,在文化消费观念方面显得比较前卫、时尚,他(她)们认可并渴望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相对能够接受一些新的消费观念和行为,而后者由于居住环境的影响,受传统观念影响深,在文化消费观念上则表现得相对内倾、保守,而更倾向于实际一些。
(五)满意评价及期望
在评价目前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时,选择“较满意”的占8.2%,“满意”的占13.4,“不满意”的占78.4%。“对未来的期望”中,按回答人次的多少,依次是:参加技能培训与文化学习;希望企业、政府提供更多的免费的文化设施;成为真正市民并享受城市市民一样的待遇;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等。可见,大多数农民工对目前的文化生活状况不甚满意,他们非常希望摆脱目前这种枯燥、苦闷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并对未来寄予了美好的期望。影响农民工文化消费模式的主要因素
由于农民工工作时间长、经济收入较低,无暇或无力顾及文化生活。无论是农民工业余生活的偏好取向还是他们的文化需要,都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脱离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文化需要,对他们而言是不现实的。只有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切实改善以后,他们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文化消费。
当前农民工所在企业和所在地方政府、城市社区给农民工提供的免费或便宜的文化设施、文化生活项目太少,农民工文化生活现实的选择空间较小,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除了看电视、读书看报以外还难以承受其他的文化消费。农民工文化生活供给的严重匮乏,也是导致代际之间、不同地区农民工文化生活图式总体趋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农民工群体文化封闭性及自身文化素质的因素。一方面,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制度结构,而且经过长期的积累演化为一种与这一制度结构相配备的制度意识形态,沉积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由于现阶段城乡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农民工又未完全融入就业所在地的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城市居民对他们存在某种程度的歧视,出于自卑和自尊,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心理的鸿沟”,导致其文化消费存在内倾性、保守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本身存在文化素质上的局限,在实际生活交往过程中存在文化上的困难,与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很难实现完全吻合。农民工群体文化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进入城市文化生活圈的障碍,难以融进城市的主流文化生活圈,形成一定程度的文化消费困境,这是导致其形成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活消费圈的重要因素。
对策与建议
(一)增加农民工收入并将其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
消费受生产和分配的制约,农民工最终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其购买力,文化消费更是如此。享受低工资、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民工很难完全摆脱生活的压力。农民工文化需求是一种基于生理和安全需要之上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其文化消费会受到生存消费的强烈制约,不解决农民工的生存和安全保障,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有不断增加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才能增强其消费的欲望,最终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同时,必须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出台新的管理办法,使农民工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市民同样的国民待遇,最终使农民工顺利地融入城市生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改善农民工文化消费环境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到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协调发展,政府除了要注重物质层面的协调建设以外,更应在城乡人民社会心理层面、文化心理需求层面有所作为,而这些均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要改善农民工的文化环境,以文化人的角色日益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政府和企业应加大投入,保证必要的基础性文化供给,以满足农民工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尤其在硬件上应提供良好的文化基础设施,重点建设一些群众性、娱乐性、普及性的文化设施,并向农民工开放,应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以满足农民工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为农民工文化消费创造有利的客观环境。
(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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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常年景的生活消费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制约着消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状况，消费就只能处于相应的水平，且上述产品受商人的操纵又难以取得合理的价格，而地租与赋役还占去农民至少一半以上的劳动所得，加之为了延续简单的再生产，农民总还要扣出籽种等必要的生产性开支，因此，可以供家庭衣食住等日常生活消费的支出就极为有限。在衣食住中，住房不属于家庭经常性的开支，一次投资虽然要花去农家多年的储蓄，但可以使用多年。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主要包括衣食，其中又以吃所占的比例为最大。因为吃在农家生活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我们首先来考察它。
吃的数量与质量是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标志。从数量看，笔者所见关于口粮标准的估计，都来自于江南食米的材料，可作为我们考察华北农民口粮消费的标准。任启运认为，“夫人食谷（每日）不过一升”，“以人口日一升计之，一人终岁食米三石六斗”（注：任启运《清芬楼遗稿》卷1，《经筐讲义》。）。洪亮吉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注：洪亮吉《意言》，《生计篇》第7。）。张履祥给长工的口粮还要高，每年5.5石，尚不包括给长工的其他支付。上述估计都是以一夫即一个壮劳力作为对象的，数量相对较高。勒紫垣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也谈到，“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种稻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则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准古证今，原无异也。至农夫五等产，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九人，内除本夫与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共约食其半，计可余一半，以食他人”（注：陆耀辑《切问斋文钞》卷15。）。这里成年男女的口粮标准仍为每人1日1升，年均成年人是3.3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减半，每人口粮仅0.5升，年1.65石，后者大概是最低的口粮标准，因为它与清政府拨给灾民的赈济口粮在数量上相当。至于一个家庭年均的平均口粮消费数量，也有人作过估计，如据强汝询估算，“八口之家，人日廪米四合，率日食四升八合，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注：强汝询《求益斋文集》卷4，《农家类序》。）。依此标准，农民一家男女老幼牵算每人年食米2.16石。当然，有的人对家庭口粮年均消费标准的估计还要略高一些，如包世臣说，“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齐民四术》卷2。）。考虑到清代华北农民的食品结构的特点，看来把大小口拉平，每人3石左右的年均口粮标准还是差不多的。如果再少，农民就要寻求各种代食品维持基本的生计。
那么，3石粮食需要多少土地才能够生产出来呢？清代华北一般年成两收亩产在1石左右，这样养活1人至少需要3亩口粮田。如果没有复种，则需6亩土地。清代华北水利薄弱，土地多为中低产田，产量很低。如直隶望都县，上中下土地“均匀计算，每亩得谷五六斗，须六亩可养一人。望邑额地一千七百余顷。现存男妇六万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岁之用”。在此情形之下，望都县“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哉”（注：光绪《望都县乡土图说》不分卷，《县望县图说》，“田亩”。）。华北各地气候、水利条件不同，因而养活1人大致需要3～6亩土地，像山西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零，平均分之每人仅得四五亩旱地，终岁劳苦，丰年略可自饱，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凶歉，死亡殆尽”（注：民国《解县志》卷3，《丁役略》。）。华北人地关系的比例低于江南，但农业生产水平也比后者低，因而尽管人均占有的耕地一般比江南多，农家仍食不果腹。如山西凤台县，“小民狃于苟安，难于图始，烈日炎天，荷锄陇亩，草笠赤脚，挥汗如雨，多旱委之于天，歉入委之于地，终岁以草根木叶杂茭稗而食，安之如命”（注：乾隆《凤台县志》卷2，《山川志》。）。山东昌邑县“其他迩海，缴人众物乏，无他余赢，故有终岁勤动，不免饥寒者”（注：乾隆《昌邑县志》卷3，《田赋志》。）。齐河县，“人贫地瘠，家鲜盖藏，田一井者衣不蔽膝，家数口者，肉不知味，遇岁旱涝，则啼饥号寒，比比皆是”（注：雍正《齐河县志》卷2，《衢市志》。）。直隶正定县，“丈夫力佃作，女子工针锈，仅取糊口而止”（注：乾隆《正定县志》卷18，《风俗志》。）。在这种不能保证基本温饱的情况下，民食的质量便可想而知了。
华北农村的民食平时以谷蔬为主。谷类中尤以小米、高梁和春麦为主食，杂以豆类、薯类食物和蔬菜，小麦和稻米只有过节或遇有婚丧嫁娶、招待亲朋好友时才可能食用，绝少食肉。如直隶遵化州，“居常饮食相率以俭，或粥或饭或面，面用麦或杂豆粉，粥用小米，饭用高梁或亦用小米，梗稻多用以饷宾，杀（肴）则瓜瓠来腐而已，鱼肉惟之宴会用之”（注：乾隆《直隶遵化州志》卷11，《风土志》。）。滦州“饮食皆以粥，贫者粟不舂而碎之以煮，谓之破米粥，小康之家思俭约者，亦多效之，遇农作时则易之以高梁米煮半熟，冷水淘之，坚如石子，非此不下咽，谓之换饭”（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望都县，“所食者以小米为大宗，小麦次之，大麦高梁玉蜀黍又次之。上中之户所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掺糠和菜为食，……小麦面粉皆不常用，麦秋后家家食麦面数日，籍酬农工之劳。过节度岁亦食之，余者收藏备粜以为度日之费，日常食用以小米为主要食品，不尝酒肉，一年之中春冬以菜蔬红薯白菜，夏秋以罗卜北瓜等物为菜羹，用以佐餐。俗云，糠菜半年粮，盖述实也”（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风土志》。）。《华北捷报》（1883年8月3日）报道，直隶“农民虽然大部分都很贫穷，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的人还比较少。……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是吃最低级的食物，穿着朴素的衣服。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是用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梁玉米及小米。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
华北其他几省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如山东济南府“饮食以梁粟为主，养老始用鸡豚麦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临沂县，“农民家常便饭为煎饼稀饭，佐味为豆腐小豆腐咸菜番椒。煎饼用高梁麦菽，稀饭用谷米或黍米豇豆绿红黄地瓜胡罗卜等。豆腐以黄豆为之，小豆腐以豆汁与各种蔬菜为之”（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荣城县“至日食常佐，若番瓜番薯芦服蔓菁，几与五谷同其珍重，谚曰，田家饭菜一半”（注：道光《荣城县志》卷3，《食货志》。）。胶州，“州之土地五谷六畜备具，而民利所依植物大抵蔓荚居多。南鄙以番薯芋为食，冬鄙以落花生代稼，农重二豆圃蕃瓜薯，盖居食物之半”（注：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志3，《物产志》。）。山西代州“民食以粟为主，佐以荞麦燕麦，贫者黍菽即为珍膳，有终岁不识膏梁之味者”（注：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五台县，“麦如珍珠，非祭先供客婚丧不用，无故而食白面人以为不祥。稻米则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见之，……春夏多食野菜，以葱韭豆腐鸡卵为甘旨，菘薯为珍味，贫家终年不见肉，至度岁乃割片肉为水饺”（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武乡县，“中人仅再食，岁不登则糠榆木屑悉以充腹”（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河南汲县，“膳食以小米为主，大米即稻米惟宴会始用，不常食小麦，面亦为佳品。乡人率以高梁荞麦黄豆之属杂制以炊，各邑甚多，盖皆采以为食，农人三餐，城市多两餐”（注：乾隆《汲县志》卷5，《风土志》。）。密县“大率民间常食以小米为主，以黄豆及杂粮佐之，其大米饭小麦面俗所珍惜，以供宾粲之需，非常食所用”（注：嘉庆《密县志》卷11，《风土志》。）。总之，由于粮食短缺，华北农民在饮食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与生理需要存在着差距。不少人家为了节省粮食，每日两餐，像直隶易州“中人日仅再食”（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县志中还提到有人终生不知肉味，一般农家只有到“良辰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和以杂菜面粉淆乱一炊，平日则滚汤粗粝而已”（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
尽管农家饮食艰难，但华北多数地方农民有饮烧酒的习惯。烧酒都以粮食酿造，如黍之“粘者可酿酒，俗谓之黄米”（注：乾隆《任邱县志》卷3，《食货志》。）。此外，高梁等“皆可酿，市肆取充酒材，颇夺民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烧酒耗粮，使粮食短缺的状况愈益严重。因此，清代不少人主张禁酒，但都难以实行下去。不过，对缺粮的华北来说，农民饮酒之普遍确实增加了民食的压力。方苞认为，10人之中最少有4人饮酒，“一人其量以中人为率，一日之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注：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请定经制札子》。）。清代华北农村，较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使农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因此日常生活中苦行占主导地位；但由于酿酒与饮酒的普遍，以及中国人对饮食文化的理解，因而苦行之中又有的一面。县志作者常常批评农民不知盖藏，主要是针对其在各种社交应酬上为了有面子，而不惜倾其所有，甚至举债。农民在物质生活上的苦行是生产力制约的结果，而不是像英国清教徒一样来自于理性信仰。因此，一有暂时的物质条件，便要大吃大喝，满足口腹之欲。
方志中常有类似的记载。如山西孝义县“民用俭约，……惟美酿，多嗜酒”。“所食粗粝不堪下咽，而独不能戒酒，不惟糜费，而一入醉乡致有破家丧身者”（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山东临朐县，“其大耗更有两端，一曰饮，一曰博……。至如村人趁墟食货交易，酒罂肉碗四顾狼籍……其尤甚者，贫民无产，佣力耕作，索值日不百钱，酒食必责丰备，狂饮大嚼，日为恒度，稍未餍饫，头箸去之，主费不赀，佣得醉饱而已”（注：光绪《临朐县志》卷8，《风土志》。）。直隶滦州“值令节乃丰豆馔，下逮佣作酒肉恣饭啖无吝焉。惟独嗜酒，虽穷乡僻壤，皆家有藏酒，以备不时之需”（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嗜酒往往与大吃大喝相伴。河南罗山县，“民喜口腹甚之。家无担石之储，一聚饮间罗列珍膳，若素封之家，虽称贷不惜也”（注：乾隆《罗山县志》卷1，《风俗志》。）。永城县“饮食无贫富，多好饮酒，款客肴馔，务丰一席，所费动至五六千三四千不等。常日市市厘往来，恒有醺然者，不必岁时伏腊，即偶尔小聚，亦必尽醉，呼拳拇战，声达街衢，以兹三里之城，酒馆林立”（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
吃之外，农家衣被材料的支出不大。我们已经知道，农家平均岁用土布5匹左右，或自织，或买于集市。除蔽体御寒外，农家对衣被所求甚低。如直隶望都县，“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万作鞋屦之用，不肯轻于一掷”（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0，《风土志》。）。山西孝义县，“乡民则布絮缕缕，终岁不制衣者十室而九”（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五台县，“衣用直隶平山所产坚厚之布，农人夏一袷，冬一袄一裤，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士类一棉布袍，一棉马褂，无衣袭衣帛者”（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
二、灾荒年的生活消费
华北的自然灾害与这里的生态环境有决定关系。本区降雨各季分布不均，春季多大风，初春和晚秋常有寒潮经过等，生态环境的上述特点使本区的自然灾害以水灾、旱灾为最多，危害也最大；其次是风灾、霜灾、苞灾、虫灾、地震、时疫等。据统计，清前期，顺、康、雍、乾、嘉五朝全国18直省总计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524次（注：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分册，第693～706页。）。据笔者计算，在以上灾害统计数中，华北4省为780次，占全国自然灾害总数的31％。在华北各省，直隶303次，河南147次，山东184次，山西146次，各占本区自然灾害总数的39％、19％、24％、19％。李向军的统计从顺治元年到道光19年（1839），全国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28,938次，其中直隶5,273次，山东4,203次，河南1,831次，山西949次，共计12,256次，占42％强（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16～17页。）。可见华北是全国自然灾害的频发区，而区内又以直隶与山东的灾害为多。再从灾害的种类看，水旱灾害发生最多。在陈书统计的780次自然灾害中，水灾316次，旱灾174次，占本区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总数的63％，其中水灾占41％，旱灾占22％，水灾的发生频率高于旱灾。李向军的研究证实水旱灾害的比例更高。在华北12，256次自然灾害中，水灾为6,784次，旱灾为3,977次，分别占区内灾害总数的55.4％和32.4％，两者合计高达87.8％（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第214、19页。）。应该说，水旱灾害是导致华北灾荒年的最主要原因。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清一代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我们知道，本区农家一般在正常年景仅能糊口，均鲜盖藏，不少农户还要依靠举贷度日，因而应时收获对农家维持生计至关重要。自然灾害有轻重，灾情不同，对粮食生产的危害程度也会存在差别。灾情较轻时，粮食会有不同程度的歉收；而大的灾害可导致庄稼绝收，形成灾荒年。自然灾害不仅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直接损失，而且由于缺粮、饥荒、时疫等继发因素的困扰，间接的人口耗损也是相当惊人的。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度过灾荒年的呢？他们在正常年景下尚且终年粗粝，糠菜半年粮，灾荒年的状况无疑会更加恶化。如山东临沂县，“凶岁野菜树皮草实麦草皆可籍以充饥，延命无所谓佐味也”（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寿光县康熙17年（1678）大旱，18年春大饥，“民食草根，木皮殆尽”（注：嘉庆《寿光县志》卷9，《食货志》。）。灾荒引起粮价腾贵，如山东黄县，“雍正八年大水，九年春饥，斗粟钱千二百”。“乾隆十四年大饥，斗粟钱一千七百，饿殍载道，卖子女无算”。“乾隆四十七年，夏旱螟，秋大涝，民饥。四十八年春大饥，斗秫钱一千四百，斗麦钱二千三百”。乾隆“五十一年春大饥，麦一斗钱三千六百，豆一斗钱三千二百”（注：同治《黄县志》卷5，《祥异志》。）。邹平县，康熙“五十年春大饥，米价涌贵，米一市斗值制钱二千二百五十”（注：民国《邹平县志》卷8，《杂志》下。）。面对如此高涨的粮价，普通农民根本买不起粮。
在田荒粮贵的形势下，农民已经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出卖土地甚至儿女便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所谓“饥年田亩必贱，民以田易命，安问贵贱。而有力殷户，往往以此大富。是小民之心头肉，为彼之饵鱼钩，事所必有”（注：周天爵《周文愚公尺牍》卷上，《与刘次白书》，道光年间。）。清代华北各省灾荒年农民出卖地产非常普遍，如“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前因年年荒歉，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注：光绪《畿辅同治》卷4，页98。）。河南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巡抚毕沅奏称，“豫省年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注：《东华录》卷103，页19。）。土地之外，典卖儿女也成为农民无可奈何之下的选择。如河南“凡民间偶因歉岁，将女儿、孩子、养媳当入富户，以校目前饥馁。写定年限，大约身价轻则年限少，身价重则年限多也。但适遇丰年，可以措赎之时，因格于年限不敢回赎；即或央中代恳，主人有拒不放赎，以致迁延日久”（注：佚名《心政录》卷51，页34，乾隆5年。）。
解决灾荒年农民的基本生计，是清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的需要。每当灾荒年发生后，清政府一般要酌情减免田赋，必要时还要发赈救灾。华北农村县乡通常在平时积谷备荒，所谓“常平仓”、“社仓”、“义仓”，供出借粮种、平抑粮价和赈灾之用。其谷本来自州县士绅、富户的捐献，纯属自愿和慈善行为；至于“百姓听其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也”（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也有以其他途径建立义仓的，如山东长清县的义仓，“其始也，请常平米六百石耳，加二斗息，逐年敛聚，越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廒，以原数六百石还府，余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此十四年中少歉则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而尤积谷犹是之多”（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下。）。如上所述，农民借粮，一般要在收获后加息偿还，如此才能保证地方粮食储备的良性循环。如山东潍县，“自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年节年劝捐并递年春借秋还加息，现在各社捐谷并加息五千八百八十三石八斗”（注：乾隆《潍县志》卷3，《田赋志》。）。直隶行唐县，“国家经制，州县各设常平社义诸仓，岁储米谷，并听所在官民捐输借用，每岁出陈易新，载在会典，犁然备举。定例以十分之三借民籽种，遇谷价腾贵，春夏出粜。……社仓定便，借民口粮，视年之上下加息，……旧例社仓捐谷每石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止收本谷。”（注：乾隆《行唐县新志》卷5，《惠政志》。）。
清代救荒赈济，一般是先动用本地仓储的存粮，其顺序是常平仓、义仓、社仓，不足动用存留的漕粮、地丁银，再不足才从省内外调粟。赈济是用钱粮救济灾民。其方法包括煮赈和发放银米。如河南洛阳县，受灾后“就近设（粥）厂，以免饥民跋涉道途也”。此外“每大口每月给谷三斗，小口给谷一斗五升，先尽常平仓谷动支，如不敷用时再动用漕谷。俗漕米亦不敷用，仍照往例动地丁银两搭放”（注：乾隆《重修洛阳县志》卷2，《地理志》。）。不过，尽管清政府有较为健全的荒政制度，但灾荒发生后，农民的生活仍不能得到妥善的安置，造成严重的流民现象。如山东沂州府之郯城县，“十岁九灾，所由来也。而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初犹迫于饥寒，久而习为故事，携孥担橐邀侣偕出，俗曰逃荒，恬不为怪”（注：乾隆《沂州府志》卷4，《舆地志》4。）。《实录》等清官书对本区在内的流民形势、数量和遣返安置的措施等事项，都有详实的记述。
三、社会文化性消费
清代华北农村的社会文化消费，是一个内容较为含混的概念，从私塾教育到宗教活动，从农家的婚丧嫁娶到民间祈报，都可以含盖其中。农民此类消费其重要性虽然不能与衣食住等生活性消费支出等量齐观，但仍是农民消费支出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属于必要的生活性消费项目。
（一）文化教育。清代社会价值观推崇读书做官，因而作为农村知识分子和官员后备力量的“士”，理所当然地位居“四民”之首。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观对农民的影响也很大。取得士的地位要读书向学，农家尽管贫穷，只要稍有条件还是愿意让孩子识字接受教育的，争取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此外，农家子弟即使在村庄中也有就近接受教育的条件，因为本区农村士这一阶层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知道，该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较大，其中也不泛一些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拮据窘迫的人。县志上说，这些人的谋生渠道有两条，一是耕读兼资，二是在村庄蒙学中教书度日。在后一种情况下，农家子弟识字于村学不仅方便，而且费用低廉，普通农民可以承受。因此，对大多数农家子弟而言，大约都接受过或长或短的蒙学教育。如河南汤阴县，“民间子弟七八岁时延塾师教习，先孝经四书，渐习本经学作文艺，虽冠礼未行，而束发受书者遵循规矩，并无浮嚣之习，诵读之声四境不绝云”（注：乾隆《汤阴县志》卷1，《地理志》。）。
大多数农民虽然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但其子弟学期的长短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这种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生活有最低保障的情况下，农家可能会节衣缩食，送子弟接受蒙学教育；但如果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接受教育就成为一件极奢侈的事情，尽管其绝对成本并不算高。如河南鹿邑县“力田者仅菜粥自给，虽有聪颖子弟，亦多不免失学。村塾之师聚童稚数十人于老屋中，仪节不立，咿唔莫辨，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修补（脯）不给，复布露而罢，如是者数岁，父兄病其无成，俾改习耕作，或操工贾之业”（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该县志作者认为，农家子弟不能连续接受教育的根源是贫穷，兴学必须在农村实行免费教育，即所谓“广设义塾”，让农家子弟不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当然，制约农村文化教育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晚清社会的动荡，乡村经济的凋敝，塾师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日趋减少，由此带来农村塾学的学制和管理也日益松驰破败。如河南永城县，“塾师近少，专馆供馔者亦复不多。盖自咸丰捻乱之后，地方凋敝，至今元气未复也。到馆不必春，初随时可以入学，按月扣计，以十月为一年”（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河南鹿邑县，“士无恒产，率以囊经教授为业。囊岁馈缗钱数十千便为极丰，饥寒之躬，难云壹教，模范不立，其失故不尽在师矣”。（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在此情况下，农村人口中农民的识字率非常低，女性尤其如此。据罗兹曼的研究结果，现在识字率的统计范围，包括绅士、官员、商人、僧侣等阶层，他们要占到人口总数的10～20％；如果只统计农民，按男性40％拥有读写能力这一较高识字率比例计算，农民也只有30～20％的人“粗通文墨”，但这些人是否能顺利读写，恐怕还是个问题（注：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48页。）。因此，农民文化教育的落后，必然导致其文化素质低下，并在社会文化性消费中打上相应的烙印。
（二）祈报活动。在教育不兴，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的华北农村，祈报等介于民俗与宗教之间性质的群众性活动，构成农民社会文化性消费的重要内容。各地无论经济是富裕还是贫穷，这类活动进行得都较为普遍。它们主要包括祭祀、祈祷、报赛等内容。
祭祀分祖先和自然神崇拜两种形式。本区富家大户设有祠堂供奉祖先，一般老百姓多崇拜各种民间神和自然神。如直隶西宁县，“大族多立宗祠，设祭田，春秋拜扫惟谨。祭毕聚族宴祠中，风为最古。民庶或不能举，而颇属外祀，奉龙神极虔。村十余户，必建一祠，演戏献牲，各有常期。入秋则丝管彻四境矣。至于酬神许愿，又无时无之，大抵士人佞佛，愚民信巫”（注：同治《西宁新志》卷9，《风土志》。）。嵩县“其祭祀士夫故家皆庙祀先祖，……庶民颇忽于祀先恪事外神”（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山西介休县，“隆于祀先，虽费而不惜”（注：乾隆《介休县志》卷2，《山川志》。）。频繁的祭祀活动不仅耗财，而且不利于生产。河南鹿邑县，“佞佛之风，村民最盛。每岁二三月之间，荒弃所业，奔走寺观，燃香诵佛，杂沓成群”（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迷信活动也妨碍水利工程的修建。本区水利失修，农田冬春苦旱，夏秋苦涝，老百姓宁可祈神求雨，将风调雨顺的希望寄托于天，也不凿井修渠，自主命运。如河南许州“岁旱祈祷多戾于礼，其尤甚者水浇孕妇，名曰浇旱魃”（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郾城县“天旱民间祈雨设厂迎神，鸣金击鼓，昼夜不绝。无赖之民手舞足蹈，诈称神降，号马匹群相尊奉，汹汹如狂，值天雨，则拥神游街演剧，报谢科敛财物，所奉之神”（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新乡县，“每值久旱，官约诸绅设檀求雨岁褥三日，例禁屠宰，闭南城门，城乡亦多抬神求雨”（注：民国《新乡县续志》卷4，《风俗志》。）。直隶怀来县，“岁值旱人带柳枝，用幡幢笙鼓迎龙神像，置坛场祈褥得雨乃止”（注：光绪《怀来县志》卷4，《风俗志》。）。山西武乡县，“遇旱灾长幼成群咸带柳枝幡幢笙鼓，迎龙神置坛场拜褥，得雨方止”（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
清代华北农村最普遍的社会文化消费是春秋祈报。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旱涝悉听于天。因此，农家春天祈褥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秋后还要感谢老天爷的恩赐，由此形成农村中民间盛行的报赛习俗。据笔者检阅华北地方志，本区的报赛大约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在村庄里进行，采用的形式是聚餐、演戏等。如河南郾城县，“赛神招梨园其名伎剧者，最俚鄙，民间尤尚之。百货俱集，男女杂沓，一村演剧，众村皆至，各招亲厚”（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许州，“礼神报赛，以醵钱演戏，宰羊刘豕为诚敬计，一岁中自非刈麦之期合乐飨之举村桩相续，既事竣余，少长环坐，至欢畅也，而来游来观复互为宾主”（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嵩县“山乡尤甚演剧酬神，犹春秋祈报之意，然贺雨贺晴又叠举无节至”（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直隶怀安县，“春秋祈报，长者敛资，少者趋事，备牲醴礼神，优人作戏，互邀亲戚聚观，祀毕坐飨神享，鼓吹喧嗔，醉饱歌舞而散。俗尚龙神，凡村堡城市，多建庙祀，秋熟醵钱演戏赛神，岁有旱，各戴柳枝具幢幡，钟鼓迎像，置坊敬祷，得雨乃止”（注：光绪《怀安县志》卷3，《食货志》。）。蔚州“当春秋祈报日，里社备牲礼祀神，召优伶作乐娱之，各邀亲朋来观，裙屐毕集，竣事，食中人叙坐享宴余，必醉饱而归”（注：光绪《蔚州志》卷6，《建置志》。）。获鹿县，“每秋后竟作贺作会，醵钱相助，喧阗来往，无虚日。农家一式之入，或不足一岁交际之用，有展转负累以至于贫者”（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山西武乡县，“秋趋各村乡醵钱祀里社五谷之神，行报赛礼，亦有行有三四月者，谓之春祈，纳稼后雨”（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由上可知，祈报的一切费用来自里社各户的分摊，无论祀神宴饮，还是演戏，都要一笔支出。春季农家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连口粮都难以接济，分摊的款项从何而出，恐怕又得东挪西借，从而又会影响当年生产费用的数量。秋后农家刚有所收获，各种报谢天地邻里的活动又会花去部分收入，必然使来年的生产生活开支异常艰难。
春秋祈报的另一种形式是去祀庙进香。清代华北州县无论城乡皆有庙会。进香活动形成赛神会，即所谓庙会。庙会除商品购销功能外，还是农民宗教文化消费的主要场所。庙会的宗教功能在本区十分普遍。如河南嵩县，“春农隙敛钱结社百十为群，远赴武当华岳进香，至有山乡孤村男远居守者，流俗相沿”（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林县“古有社以会万民，近俗为香火会，以祈以报，以敬事神，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以为士女游观之乐。……县属香火会各有日期，岁以为常，而三月初三日天母诞，士女会于黄华山中。四月十五日城隍诞，士女会于县城游观为盛”（注：乾隆《林县志》卷5，《风土志》。）。武陟县“香火之会，敬事神明，有祈有报，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并为士女游观之乐。亦惟丰年乃多盛会，县属城市乡屯会各有期。正月初神会，俗称行水。四月陈州娘娘会，陈州娘娘者，碧霞元君或云是元女太姬。九月望后二铺营金龙四大王庙会，相传十七日为大王诞辰。十月二十日前后城中大会，城隍庙中祷祀不绝”（注：道光《武陟县志》卷10，《风俗志》。）。直隶易州“尚庙会，每于会期商贾辏集，演戏献神，温饱之家随时侈糜，贫户亦典质裳衣，诣庙祈福”（注：乾隆《直隶易州志》卷10，《风俗志》。）。正定县农民“衣食唯布蔬，即富民亦无绮丽，唯迎神赛会最为靡耗，其中演戏剧饮启衅掏摸生奸，其大弊者宿庙跑解二事，每逢庙期，妇女辐辏，远者大车以载，近者联袂而来，夜则执香卧庙中，男女杂沓，大为风俗之害。而跑马买解，则以男妇而擅战”（注：光绪《正定县志》卷18，《风俗志》。）。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3
(一)石家庄市农村居民消费力逐步提高，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仍偏低
根据我们的调查，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且2013与2007相比，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呈加大趋势。在这三个县(市)进行调研的同时，我们也对这些县市的县城部分人群进行了调研。比较发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消费结构、消费意识、消费支出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农村居民消费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二)石家庄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偏高，正常吃穿支出、孩子教育、盖房买房、孩子结婚占据了农村居民大部分收入，用于养老保障、娱乐性消费、服务性消费部分偏少。
(三)石家庄市农民居民消费观念有了很大进步，但不合理因素仍然大量存在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完善，受传统农村保守思想的影响，农村居民普遍存在低档消费心理，消费上相对保守、谨慎。调研过程中，当问及是否注重名牌消费，只有3%的调查对象选择“注重”。当问及每年的结余如何处理时，93%的调查对象选择存入银行，而进一步投资的愿望明显不足。
(四)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甚至同一区域内的农村居民之间的消费差异巨大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同为元氏县的两个村庄东富村和西富村，只有一路之隔，但两村的消费水平相差悬殊。西富村的消费水平明显高于东富村。首先，以两个村庄的日常消费品卖点数量来看，东富村只有三个小规模的卖点(小卖部)，明显少于西富村商业一条街大量的商店。其次:从超市里的物品来看，西富村超市里的物品丰富，且档次较高。再次:调查问卷也显示，西富村消费档次要比东富村高的多。在新乐调研过程中，我们选择了东杨家庄、何家庄相对比较富裕的村庄和北李家庄、安庄村等相对不发达的村庄作样本，调查数据显示，富裕村庄居民消费水平和一般村庄的消费水平相差悬殊。总体来说，随着农村居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力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但农村居民消费力还存在大量的释放空间。
二、农村居民消费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1．收入水平低是最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根据调查总结出:石家庄市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主要靠非农性工资收入，就业主要是在本地乡镇企业以及外出务工，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同时，农村居民收入逐年上升，但增长速度缓慢。通过调查和分析:农民增收仍有不少困难。近几年来，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这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国家政策性补贴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有直接联系，但现阶段，这些因素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方面释放的空间越来越有限。首先从国家政策角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政策性补贴的放开和普及，致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出现瓶颈期，农民增收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其次，从务工收入角度看，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以及金融危机之后市场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二者之间的差距使得转移农村劳动力陷入困境，农民难以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只能靠苦力挣钱，这样会导致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再加上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增长，这又将限制农民的增收。2．农村市场环境差是重要原因。农村市场环境差制约着农村消费力的提高。具体表现为:其一，农村消费市场不健全，商业网点少，售后服务差，市场秩序相对混乱。调查中发现，村子里的小卖店不能很好的满足村民的购物需求，70%的村民都有建立更多购物超市的愿望。另外，在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商品质量也没有相应的保障，令人担忧。3．金融支持力度不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农民在生产、生活消费中均有信贷需求，但现有农村信贷机构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服务农民的意识不强，贷款条件过于严格，农民难以得到或很少得到信贷支持。而根据现实情况，大多数农民消费仍停留在“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状况，这也导致金融机构的信贷消费在农村还有广阔的市场可以开辟。4．网购不发达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近几年，网络购物成为一大消费途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网络购物国家，但网络购物大都集中在城市，网络购物在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与村民们交流发现，他们大多数都不了解网络购物。一位妇女说:看一个照片，摸不着东西就把钱打给人家了，感觉不靠谱。另外一位妇女补充道:可不敢网购，电视上都播了，网购都把钱给骗了。由于不了解网购和仅仅因为听说了一两起网购个案事故，使得他们非常排斥网络购物。除仅有少数的年轻一代村民偶尔会使用，大部分村民对于网购持排斥态度，农村消费方式还需进一步丰富。5．社会保障水平低是深层次原因。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确实惠及到农村居民，但还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空间。首先，医疗保险应进一步完善。据一位65岁老人讲述他的经历，“自己可以在家里输几天点滴就能治好的感冒，最多花费500元;而我去县里医院后，医生说只有住院才报销，结果，我花费1000元左右治好，给报销大概500元，和自己在村子里输液相比，花的钱一样多”。其次，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农村居民养老还是传统的养老方式。投入商业养老保险的很少，政府针对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三、释放石家庄市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对策建议
(一)增加农民收入是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力的前提和基础
1．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农业领域的经营性收入。(1)吸收社会资本投入是石家庄市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选择。现代农业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特点。石家庄市应采取投资补贴、降息贷款、信贷担保、农产品价格补助等措施，来更好的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建议用建设工业项目的办法推进现代农业项目的发展，用抓工业项目的力度来推进农业项目。(2)“公司+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突破口。公司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销售等服务，主要面向市场，搞好农产品经营和深加工。例如赵县关于梨汁、梨干、梨茶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梨产品打入了市场，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家庭农场主要是面向生产，它是搞好农产品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要搞好家庭农场，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土地流转问题。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要求更高，这就要加快推进土地的流转，使土地集中，进行规模经营。二是法律身份问题。家庭农场的登记注册、标准认定等制度是建立家庭农场的法律保障。只有法律上有了名分，有了保障，农民才敢去注册“家庭农场”，才敢于对所使用的土地进行投入、改良。(3)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现代农业园区能够有效聚集土地、资金、科技、人才等各类先进农业生产要素，代表了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同时要因地制宜开发农业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旅游休闲功能、示范功能等，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4)深入挖掘地域特色，打造知名农产品品牌。应下大力气帮助农民推介具有石家庄特色的农产品;应延长农业产业链，在流通中实现农产品增值;应在特色农产品集中区域，扶持建立一批农产品批发市场，发挥市场的集散地作用，加快农产品流通。2．拓宽农民在非农产业就业渠道，增加工资性收入。具体为:一是大力推进城镇化，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农村居民在第二、三产业中工资性收入;二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人才进入农民培训领域，提供农民的就业能力。
(二)健全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真正落实国家惠农政策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力的关键点
1．健全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存在担忧，只能把钱存起来，不敢花钱，因此，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让农民把结余下来的钱敢于消费是关键。为此要:一是各级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完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农村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民即期消费力。二是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出台针对农村居民的优惠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农村保障制度中的作用。2．高质量落实国家义务教育政策，使农民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减轻了农村居民对于教育的投入，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由于农村师资匮乏，教学质量欠佳，农民为给孩子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便为子女选择私立学校。然而私立学校的学费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因此，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使农民真正的得到实惠。
(三)优化消费环境、加强硬件建设是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关键所在
首先，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建立更多的能够满足农民需求的商场超市，加强农村市场的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农民消费信心。其次，健全和完善农民消费的配套设施。如，建设道路，使农民拥有通达的购物道路;完善公交体系，方便农民出行购物。再者，工商和卫生管理部门要严厉打击农村市场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等非法行为，为农民营造健康满意的消费环境。另外，农村居民消费注重经济实惠，商家应针对农村居民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做好配套服务和售后服务，这也是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重要方面。
(四)培育消费热点是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的重要途径
积极引导农村居民对汽车、住房等大宗物品的消费，大力发展针对农村居民的旅游、文化、健身、养老、信用等消费，努力把农村居民储蓄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在西富村，我们就惊奇的发现了一个“网络代购点”，这不仅可以弥补他们操作电脑上的缺陷，还能减轻他们的顾虑和担忧。“网络代购点”在农村是值得鼓励发展的新型消费方式，他有可能成为拉动农民消费的另一个渠道。
(五)完善相关金融服务体系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重要环节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财政支农结构，农村居民消费，VAR
农业部门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发展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对此，中央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特别是近年来连续7个中央1号文件说明了这一点。在农业财政的各项支出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的比重最大且在不断上升，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次之，在90年代中期后大幅上升，农村救济费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一直在低位缓慢增长。同时，我国的经济转型之路必须要依靠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力的提高才能顺利进行。经济学理论早已证实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VAR，对于财政支农的各项支出，究竟怎样的结构才能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起到最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述评
关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一直都悬而未决。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即有“挤入效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支出会减少居民消费，即有“挤出效应”。国外学术界在实证结果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分歧。Kormendi[1]、Ahmed[2]、Tsung-wu Ho[3]等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些学者却认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有拉动效应，如Aschauer[4]、Blanchard 和Perotti[5]、等的研究。国内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刘溶沧和马栓友[6]、胡书东[7]、李广众[8]等研究证实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黄赜琳[9]、潘彬等[10]；陈太明[11]等的研究得出财政支出挤出居民消费的结论。
为数不多的学者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如李燕凌与曾福生[12]根据布朗—杰克逊估计方法,从农村公共支出影响因素及公共支出对私人消费影响的视角,运用1994年和2003年的截面数据及1994～2003年的面板数据数据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公共支出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项目的影响并不同。储德银和闫伟[13]利用面板模型的研究结果认为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朱建军和常向阳[14]也利用面板模型研究表明,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补贴性支出的影响不显著。胡永刚和杨智峰[15]使用SVAR方法的研究表明，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产出和居民消费是挤入的,科技费、救济及其他费与基本建设费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有较明显的长期效应,事业费对农村产出与居民消费的短期效应明显,长期效应较弱。
检索国内对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发现大多研究没有注意到将可支配收入这个变量纳入到计量模型中，按照Tsung-wu Ho[3]观点，忽视此点会导致估计结果可能会是有偏的。鉴于此，本文将财政支农中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分别与消费与收入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以考察不同的支农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的选取
（一）数据说明
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是通过以下几个项目来实现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农村救济费等。
为了克服物价波动的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支出选取1978～2006年数据，并利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由于1985 年以前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官方未予公布, 本文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 年= 100) 代替, 1985 年及其以后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将当年官方公布的指数(1985 年= 100) 剩以1.342 (城市CPI1985年=134.2)而得来, 这种指标构造方法来自于Gale Johnson[16]选取农村人均纯收入是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所得财政支农数据的说明：由于对2006年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的统计已停，鉴于数据的可得性，这三项变量选取了1978～2006 年的数据；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选取1978～2008年度数据。财政支农用农村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变量定义：RI=人均农民纯收入；RC=人均农民消费支出；SZNS=人均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JBJS=人均农村基本建设支出；KJSX=人均农业科技三项费用；JJ=人均农村救济费。最后，为了消除异方差，将变量取对数后再做进一步的检验和回归。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实证方法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如联立方程模型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的模型。但是VAR，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左端又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端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而Sims[21]提出向量自回归（VAR）这种多方程模型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VAR模型是用模型中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项进行回归。VAR（）模型为：
， ～
其中，是的列向量，表示滞后阶数，是阶参数矩阵，是阶随机误差列向量。是 阶方差协方差矩阵。对最大滞后期数依据Akaike信息准则(AIC)确定。因为VAR模型右侧只含有滞后变量，而这些变量与误差项不存在相关关系，所以可以用OLS法对VAR模型内的方程逐一进行估计，且参数估计量具有一致性。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建立四个三向量VAR模型，向量取值分别为：
模型Ⅰ：；模型Ⅱ：；
模型Ⅲ：；模型Ⅳ：。
本文将运用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之后, 本文进一步利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因果关系。接下来对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以考察内生变量的冲击及不同冲击的重要性。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ADF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 本文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是单整的, 从而可以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长期稳定关系。VAR滞后阶数以AIC值最小为原则,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检验发现, 这些对数化的变量均为非平稳性变量, 而它们的差分序列平稳变量。所以, 这些变量都是过程，下面将进一步检验它们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表1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
检验形式（C，T，K）
ADF检验值
临界值
结论
（C，T，0）
（C，0，0）
（CVAR，T，1）
（C，0，0）
（0，0，0）
（C，T，0）
（C，T，0）
（0，0，0）
（0，0，0）
（C，T，0）
（0，0，0）
（C，TVAR，0）
-2.719422
-3.403646
-2.813014
-2.849955
3.530990
-6.474696
-2.257807
-5.176240
-1.424645
-5.700810
1.478173
-7.729773
-3.218382*
-2.967767**
-3.221728*
-2.967767**
-1.610211*
-4.309824***
-3.225334*
-2.653401***
-1.609798*
-4.339330***
-1.609798*
-4.339330***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5
关键词：持久性收入 暂时性收入 消费需求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研究背景
一国或某一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其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无论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还是在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中都得到证实。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都在西方经典消费一收入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整体或某一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例如，戴晓鹏(2009)基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对河南省郑州市的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当期收入的关系建立理论模型，对郑州近10年来的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郑州市城乡居民当期绝对收入水平对当期消费支出水平有显著的影响，绝对收入水平提高可以有效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杜大琳(2007)根据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对1978～199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当期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建立模型，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当期收入水平不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绝对因素，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还受到前期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上述研究都是主要分析即期收人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于淑波(2008)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理论，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变化的同时，受到暂时性收入和持有性收入变化的影响，其中持久性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尤为显著。
广州城乡居民暂时性收入水平和持久性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对与广州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北京、上海地区的城乡居民的收入消费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以便进一步横向比较收入水平对上述三地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1996～2007年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的现状和特点；第二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相关建议。
广州城乡收入水平与消费需求的现状和特点
1996～2007年间，广州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都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消费支出的增长率要略快于收入水平的增长率。在这12年问，广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由9940元增长到22469元，平均年增幅为10.5％，城市居民的消费性支出由8092.8元增长到18951.32元，平均年增幅达到11.18％。广州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由5164.67元增长到8612.84元，平均年增幅为5.56％。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由3530.62元增长到6341.51元，平均年增幅为6.63％。图1和图2分别表明1996～2067广东城乡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和消费性支出的变化情况。
从图1与图2中也可以看到，随着广州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支出差距也越来越大。图3表明1996～2007年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的差距变化情况，从1996年到2007年，广州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由4775元增加到13856元，消费支出水平城乡差距由4562元增加到12609元，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水平差距都呈现出了逐年增长的趋势，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的二元格局越来越显著。
将1998～2007年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变化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北京、上海相比较。图4与图5反映了三地1998～2007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一开始领先于北京、上海城乡收入水平，而在近5年逐渐被北京、上海所赶超。10年来广州、北京、上海三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96％、14.34％、16.93％；三地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3％、13.73％、8.91％。数据显示广州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率都远低于北京、上海地区，与北京相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低接近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低8.43个百分点；与上海相比前者低4.38个百分点，后者低3.36个百分点。
将1998～2007年间广州地区最终消费率与北京，上海地区和全国水平相比较，可以看出10年期间广州地区最终消费率水平低于北京、上海地区，与全国水平差距不大。图6反映了1998～2007广州、北京、上海三地最终消费率和全国消费率的变化情况。在国际上看，根据库兹涅兹和钱纳里对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间消费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消费率基本稳定且保持在76.5％的水平附近，2007年广州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而同期消费率只有42.54％，与上述“标准”也相距很远。因此，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比较，当前广州地区的最终消费率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建立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的二元线性模型，并对1996～2007年间
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和数据解释
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和弗里德曼持久性收入理论，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收入因素有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两种，参考对持久性收入与农村消费支出的相关研究，本文建立一个关于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的二元线性模型，模型方程可表示如下：
Ct=ayp+bym+u (1)
其中C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广州城镇(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性支出，yp与ym是解释变量，yp表示广州城镇(农村)居民的持久性收入，ym表示广州城镇(农村)居民的暂时性收入，ym和yp共同构成
城乡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yt。而根据弗里德曼的统计方法，yp的估计方法为城乡居民三年内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即yp=(yt+yt-1+yt-2)/3，根据上文论述。ym=yt-yp。u为方程的误差项。a和b分别为两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系数的估计参数。
(二)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分别结合1998～2007年间广州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的实证数据可以对方程(1)进行OLS回归估计，其中Ct可以分别根据广州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指标来计算，yt则可分别根据广州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消费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计算，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方程估计的结果如表1、表2所示。
从对模型方程的OLS估计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无论从城镇居民还是从农村居民来看，广州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对其当期消费支出的影响都是正向而且显著的，这体现为模型的两个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为正而且都通过了T检验，而且从模型的拟合优度来看，上述城镇和农村两个模型的R方值都在90％附近，这说明收入水平是影响广州居民当期消费支出变动的主要因素。
暂时性收入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大于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而持久性收入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小于对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这表明提高持久性收入水平更有利于增加广州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提高暂时性收入更有利于增加广州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三)广州与北京、上海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影响的横向比较
选取与广州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北京、上海作为横向比较对象，基于上述已经建立的城乡居民收入一消费二元线性模型，结合广州、北京、上海三地的实际数据，可以对三地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比较，三地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广州、北京、上海三地的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总体在90％水平以上，模型拟合程度较高，三地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回归模型都通过了DW检验。其DW值分别位于1％显著水平下的DW下界临界值以上。DW检验结论指出模型自相关问题并不严重。
从三地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出：
广州、北京、上海三地城乡居民模型的持久性收入系数都通过T检验，这说明持久性收入对于广州、北京、上海三地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广州城乡居民模型的暂时性收入系数通过了T检验，北京、上海两地城乡居民的暂时性收入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这说明了暂时性收入对于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比较显著，对北京、上海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则不显著。
广州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小于北京和上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模型说明，持久性收入每增加(或减少)1元，会引起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减少)0.675246元，会引起北京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减少)0.74303元，引起上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减少)1.257991元。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与北京、上海相比，持久性收入变化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变化的影响较小。
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的变化都会影响广州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的变化；暂时一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持久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从模型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持久性收入每增加(或减少)1元，会相应增加(减少)城镇居民0.79元的消费支出，增加(减少)农村居民0.68元的消费支出。暂时性收入每增加(或减少)1元，会增加(减少)城镇居民0.94元的消费支出。增加(减少)农村居民1.23元的消费支出。
目前，广州地区的消费率无论是国际比较还是与北京、上海比较都处于较低水平，与广州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水平不相适应。消费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无论是人均收入水平还是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均低于北京、上海。同时，通过广州与上海、北京消费－收入二元线性模型回归结果的横向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暂时性收入变化对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要比对北京、上海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持久性收入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小于对北京、上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的结果，并综合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政府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是要把提高本地区域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摈弃为GDP而片面追求GDP的数量和速度的理念和行为。二是要针对本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从战略和战术、长期和短期等多维层面和角度系统全面地采取有针对性、可行的措施努力增加居民收入，从而提高消费率。
对农村居民而言，政府要通过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来增加收入、改善和提高消费水平。目前，特别是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居民转移支付的力度。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一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品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优化农村居民的公共消费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例如，建设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可以鼓励农村居民信贷消费；农村信息网络建设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机会等。二是统筹城乡就业，创造更多地适应农村居民就业的岗位。三是增加对农村居民特别是适龄青年农民的职业技能等就业能力培训的投资；从长期看，还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的年限，大力发展农村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教育。
对城市居民而言，政府更多地采取措施改善和稳定持久性收入预期。一是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积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保证公平正义的干预功能，保证收入分配的机会平等，促进收入流动性。同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三是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一方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12年)，提高居民的受教育年限；积极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四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消除市场分割。
基于与北京、上海在收八水平和消费率等方面的差距，政府要积极调整本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居民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合理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并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在制定增加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政策时，在保证两方面政策协调基础上，要优先、及时出台促进暂时性收入提高的一系列政策。并加大提高暂时性收入的政策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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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臧旭恒，论消费内部构成对消费一收入关系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5.2
农民消费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边际消费倾向,消费需求,消费结构
一、引言
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增长的三个拉动因素中，投资因素与净出口因素的拉动作用不断加强，消费因素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弱。尤其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中国出口以年均19.3%的名义增长率迅速增长，比1978-1993年间平均水平高出大约3个百分点。
2009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受到巨大冲击，经济增长面临困境。在国内消费需求无法迅速启动的情况下，政府主要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投资，以保证经济达到较高的增长率。虽然这些投资刺激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企稳经济，但在长期来看，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撑，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乏力的。只有消费需求的扩张才能在长期中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已经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可。理论界主要针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概括起来，理论界认为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中国居民收入增长不高，尤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张；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就业压力增大等因素导致的居民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增大，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增加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制约了消费的扩张；
第三，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增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医疗支出，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增加了居民的购房支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储蓄动机被进一步强化，制约了消费；
第四，我国消费金融不够发达，居民面对数额相对庞大的消费支出，难以通过金融工具实现消费水平在其一生的均等化，居民面对流动性约束，进一步制约了消费需求；
第五，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剧，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随其收入的提高而递减，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必然导致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居民消费水平也同步下降；
另外，杭斌（2009）认为，消费习惯的存在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周建、杨秀祯（2009）则认为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攀附效应，该效应有可能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有利因素。
综合来看，目前还缺乏对中国居民消费倾向的全面考察，本文拟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两个角度，对中国居民消费倾向的特征做一考察，通过对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深入研究，以揭示我国居民消费的特点，对启动消费需求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中国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差异性的计量分析
1、理论模型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当期收入由当期消费决定，其数学表达式为
，……(1)
其中：下标t代表时间，为服从经典假定的扰动项，代表当期消费，代表当期收入，c即边际消费倾向。
但这样的模型不能揭示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特征，因此本文首先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估计模型(1)，对中国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是否相等这一假设做出检验。
进一步，本文使用Chow检验判断主要时点边际消费倾向是否发生了结构变化，再通过不同阶段的模型来寻找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特征，结构变化的模型是：
,……(2)
,……(3)
通过模型(2)、(3)与(1)构造F统计量，来判断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否发生了变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时间段为1978年—2008年，收入变量对城镇居民使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使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消费变量对城镇居民使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使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所有变量均不变价进行计算以扣除价格因素。
2、计量分析
分别使用城镇居民数据、农村居民数据对模型(1)进行估计，并施加相应的约束条件，估计的结果为：
表1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模型(1)估计结果
研究对象
截距项
边际消费倾向
R
城镇居民
145.50
0.93
0.966
农村居民
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