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个人简历范文1
关键词：农业机械；智能化；简便化；一体化；现代化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比例虽然正在逐步降低，但就全世界来看，我国的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依然很高。因此，我们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着重去发展农业机械，促使农业机械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解放出我国更多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发展农业机械去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的丰收产量。
一 农业机械一直以来均是以机械为主，而其辅助学科知识的应用不是很，这就大大限制了其相应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我们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打破传统思想，从新的视角看待农业机械，将其的发展与多学科知识紧密结合。
1.采用多种传感器技术，应用化学与生物等学科知识，实现因地制宜、科学种田。现如今，农民关于种植何种农作物的问题，大多是“以前种什么，现在也种什么”或者“别人种什么，我也种什么”。另外，在施肥时也存在类似问题，施何种肥以及肥量的多少等也均不能很好的抉择，甚至在少数人心中还存在一个误区，施肥量越多，产量越大。熟不知，这些都应因地而异，因农作物而异。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研制出一款集多种传感器于一体，同时兼有生物与化学的知识库，能够指导农民更好地选择作物，更好地施肥、灌溉与打农药，尽可能地科学利用资源，使每一种资源均适得其所。
2.采用智能机器人技术，同时结合传感器技术与多学科知识，使其多功能化，能够自动完成拔草、施肥与灌溉，同时也能自动盛装粮食并将粮食储存到某一位置。这样将大大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同时，也将有可能解放部分劳动农民的双手。所以，在发展农业机械的同时，我们也要大力发展机器人技术。机器人技术的革新将很可能会带来农业机械新的生机。最重要的是机器人技术将使农业机械更加简便化与智能化。
二 农业机械使用者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他们知识浅薄，接受和操作新东西的能力远低于高知识分子。所以，受使用群体的限制，农业机械必定走向简便化、智能化与一体化。
1农业机械将会走向简便化，这是必然趋势。简便化是指操作简单，装置简单，但功能齐全。即无论其内部结构何许复杂，原理何许深奥，最终的操作命令一定尽可能地简单，能够被大多数使用者很容易地上手。让农民为了复杂的机械设备，去学习深奥的理论的知识是不现实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将绝大多数农业机械均转化为易操作与易控制的装置，尽可能的将其复杂原理与结构封闭在一个盒子里，使用者只管操作部分，其他均可不管就能轻松操作使用其各个功能。同时，农业机械也必定越来越轻型化，大而笨重的设备使用起来太过费力，并且若想移动它也很困难。为了更大程度上的方便使用者以及获得更多使用者的青睐，农业机械必定走向简便化。
2农业机械将会走向智能化，这是历史所趋。智能化即完全自动化，该机械能够独自完成一系列农活，无需人力的辅助参与。如现在的小麦收割机，能够自动将地里成熟的小麦从麦穗中分离出来，同时将麦秆打碎。不同农作物相应机械智能化程度存在差别，相比小麦来说，花生机械的智能化程度受其生长条件和生长方式就要低一些，只能将花生秧连带花生从土中，而不能将花生与花生秧同时分离，只能待花生秧晒干之后，在一台专用机器上进行分离。因此，有必要大力发展较为落后农业机械，使其实现智能化；同时，也要发展较为先进的农业机械，使其更上一层楼。
3.农业机械将会走向一体化，这是顺应历史。一体化意味着一台设备集多种功能于一体。起初，每一个农业设备仅有唯一的功能，如先前的打麦机，只能单纯的将麦粒从麦秆上打掉；而现在的收割机却是直接将生长在地里小麦收割下来成为麦粒。农业机械走向一体化将会减少农业机械设备的种类与数量；同时也将会减少使用者购买设备的花费，即减少农民对农业的投资。因此农业机械一体化势在必行。
总结：基于我国农业实际状况，我国农业机械必定朝着完全现代化的趋势发展。同时我国农业机械也将走向一个历史新的高峰，即集多学科与多功能于一体的简便化与轻型化。因此，我国要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实现其完全现代化，必定先要结合实际，应用多学科知识，发展高端科学技术，打破传统并勇于创新。■
参考文献
[1] 宋新宇 浅谈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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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医疗卫生；调查；思考
党的十七大指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并强调要以农村为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为此，赣州市卫生局党组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整顿和改善医疗执业环境，切实改善医患关系。确定了“着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主动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工作思路，努力改变农村卫生落后状况。近年来赣南老区卫生改革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
一、赣南老区农村基层卫生的现状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简称赣南。 现辖18个县(市、区)，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283个乡镇。2007年，全市财政总收入74.52 亿元。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71元；城市(章贡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540元。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6228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7.94%，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9.42%。
2007年年末全市共有卫生机构1954个，其中，医院5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4个，卫生院317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1465个，妇幼保健院(所、站)18个，专科防治院(所、站)27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20个，卫生监督所18个。卫生技术人员1.92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0.74万人，注册护士0.59万人。卫生机构床位1.42万张。乡镇卫生院床位0.46万张，卫生技术人员0.53万人。全市有15个省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县（市），覆盖人口达到553.68万人，475.24万农村居民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
由于赣南老区经济基础薄弱，农业人口比重大，在赣州877.04万人口中，其中农业人口696.03万人，占79.36%，贫困人口近30万。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农村卫生院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就医环境差。
1、医疗业务用房紧缺、破旧。 极大多数基层卫生院房屋简陋、年久失修，有些还仍在使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旧平房。如赣南的信丰、大余、上犹、安远等4个县有乡镇卫生院62个，只有61462平方米医疗业务用房，其中需要维修的房屋面积27755平方米，占45.16%。需要改造的房屋面积28963平方米，占47.12%。个别县，如大余县需要维修的房屋面积达到62.63%。安远县乡镇卫生院 现有危房面积7715平方米（占乡镇卫生院房屋总面积12259平方米的63%），有的乡卫生院为五、六十年代兴建的土木结构房，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后现早已破烂不堪。
2、村级卫生所（室）极大多数不符合“三室分开”（诊断室、治疗室、药房三室分开）要求。我们调查的赣南信丰、大余、上犹、安远4个县，共有村卫生室1368个，其中符合“三室分开”要求的只有202个，占14.77%；有1166个村卫生室不符合“三室分开”要求，占85.23%。信丰县有657个村卫生所（室），不符合“三室分开”要求的有607个，占93%；符合“三室分开”要求的只有50个，占7%。有的县如安远县没有一个符合“三室分开”要求的村卫生所（室）。有些村卫生所（室）是利用自有房屋开设的个体诊所。
3、医疗设备陈旧老化、简陋不全。
4、医务人员整体素质低，专业技术水平不高。赣南农村乡镇卫生院医疗队伍存在“两低两高”的现象，即学历层次低、职称级别低、无学历人员比例高、无职称人员比例高。
学历层次偏低，南康、宁都、于都、瑞金、寻乌等5个县（市）乡村医生人数为3901人，中专以下学历2710人，占69.47%，中专926人，大专253人，本科以上学历12人只占0.31%。有的县本科以上学历为0；
职称级别低，我们对南康市、于都县、寻乌县乡镇卫生院的调查显示 2005年，有卫生技术人员1035人，其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5人占0.48%、中级职称161人占15.56%，初级职称667人占64.44%。职称结构不合理，高级职称的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太低、初级职称的卫生技术人员比例极高。高、中、初卫生技术人员的职称呈“宝塔形”结构。who推荐的一个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高、中、初级职称的比例是1∶3∶1，按who推荐的标准，相差甚远。此外还有许多村级卫生所（室）的医务人员无学历、无职称。
二、努力改变农村卫生落后状况的对策
1、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病人创造舒适的就医环境。按照《江西省乡镇卫生院基本配备标准》和《江西省村卫生所建设标准》加大人员、技术设备、房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明确公共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比例，保证投入的合理增长，确保卫生事业投入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力争通过2－3年的努力，全面实现“一无三配套”（无危房；人才、房屋和装备三配套）目标。
2、加快村级卫生所（室）的建设，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目标。农村村级卫生所（室）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满足农民的就医需求，村级卫生所（室）条件差，房屋破旧、设施简陋、医疗器械破损，有的无固定的用房，有些村还没有卫生所（室），农民“看病难”的问题突出。政府要加大村级卫生所（室）的建设力度，按照每个1万元的标准和三室分开的建设原则，加快村卫生所（室）改造和村级卫生服务点建设步伐。首先，做到村村有卫生所（室），一个行政村原则上设立一所卫生所（室）。其次，有固定的医生，村级卫生所（室）必须配备一名村医。再次，有基本的诊疗设备，改变“老三样”，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器，一个体温计的状况。
3、加强农村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提高医务人员的学历和专业技术水平。通过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灵活的农村卫生技术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确保每年引进和吸收一定数量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充实农村卫生技术人才队伍。加强与医学院校的合作，采取定向培养的方式。比如赣州市与赣南医学院合作招收订单式全科医生大专班，计划共300名，分三批，每批100名在2006、2007、2008三年内完成录取工作，工作开展两年来，订单培养生的招生、录取与培养在社会上引起普遍关注和广泛好评，得到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乡镇卫生院培养了卫生专业技术人才，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鼓励在职技术人员参加各种学历教育，保证外出进修和学习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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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众日：百众日是朝鲜族的传统节日。又称百中日、中之晶。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
2、端午节：朝鲜族端午节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早晨日出之前，人们便相约上山釆集艾蒿，待阴干后以作药用。制作传统食品打糕是节日的重要活动。
3、上元节：朝鲜族上元节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这天，朝鲜族人先要到袓坟送灯，然后在堂内燃“属”灯、院内挂天灯、院门两旁挂壁灯、还要到河里放灯船。
4、重九节：重九节每年农历九月九日，朝鲜族家家户户都用菊花叶和粘米粉作糕，俗称菊花煎。
5、嘉俳节：嘉俳节，朝鲜语意为秋夕节。朝鲜族民间节日。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
6、开天节：开天节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民间的宗教节日，每逢农历十月初三日举行。这个节日来自朝鲜族中已基本消失的大倧教，这一天是传说中的祖先檀君的祭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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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The reform of rural taxes and administrative charges is another great reform after the land reform and the family operation.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leasing the farmers’ burden, regulating the relation of the rural distribution. While great reform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reform of rural taxes and administrative charges, a series of problem have been revealed, the typical one is the farmers’ burden resilience. Therefore, we must do a good job in relative work if the reform can go smoothly.
Key words:reform of rural taxes and administrative charges; farmers’ income; farmers’ burden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
农村税费是指向农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收及收取的各种费用的总称。税费改革以前，农民负担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农民直接上缴给国家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2.“三提五统”费用和农村义务工等社会负担义务费。3.农民应承担的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费用，其中“三提”是指农户上缴给村级行政单位的三种提留费用，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行管费。“五统”是指农民上缴给乡镇一级政府的五项统筹费，包括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三提”和“五统”一般各占“三提五统”总额的50%。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反弹的原因分析
税费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从我国农村问题深厚的历史背景，以及开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来看，我国部分试点地区出现了农民负担反弹的情况，其他地区也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一些“苗头”。在我国历史上也有先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进行过多次税费改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唐代的“租庸调法”和杨炎的“两税法”，明代张居正提出的“一条鞭法”，还有清代的“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但是每一次的改革无不是轰轰烈烈始，无声无息终。且每一次改革之后，都将杂税变为了正税，但是以后又会出现新的杂税，每一次的改革都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税赋不断加重。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作了分析，将其总结归纳为“积累莫返之害”，即为了克服苛捐杂税的弊端，改革的主流思路都是合并税收、取消收费、简化税制，把各种税、赋合并为一，规定不得再征收其他费用。这在当时固然能起到减轻税赋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往往忘记了改革后的正税已经包括了以前的各种收费，一旦开支不足，又会巧立名目收费，违背改革的初衷。这即为著名的“黄宗羲定律”。从我国目前一些地区出现的农民负担反弹的迹象表明，如果我们不以史为鉴，深刻认识和思考这一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极有可能会再次陷入“黄宗羲定律”的历史怪圈。
三、防止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反弹的建议
（一）从体制上，要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统一城乡税制。首先必须要消除城乡二元的观念，淡化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实践中，要将现在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和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转变为一元制度。加强农民向城镇的流动性，支持农民进城务工。如果没有二元的社会制度，没有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区别，农民就不会有特定的农民负担，就不会存在歧视农民的现象，因此农民负担问题也可以消除。与此同时，要根据公平与效率原则的要求，借鉴国际经验，统一城乡税制，均衡城乡负担，国民平等纳税，统一工农税制，农业税负从轻。这不仅为各级政府和农民之间形成规范的分配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彻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具体实践操作中，可以采用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直到最终取消农业税。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应有纳税义务，可以考虑对农民征收所得税。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户经营规模很小，农民大多数没有计帐的习惯，如果开征所得税的话，确实又存在计税所得难于确定，征管困难，税收成本高等问题。我们也可以采取农业标准课税法，即以确定的标准农业所得作为基础，结合土地面积情况计算农民的农业所得，作为课税的依据。
（二）规范和完善税费改革，建立健全制度，堵塞制度上的漏洞。1.规范农村收费管理。规范“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明确“事”的范围和“议”的规则，进行上限控制，无论什么情况下不得擅自突破上限筹资，制定具体操作办法。对农村经营收费要规范、透明，根据服务质量、数量和成本费用收取，要有章可循，要备帐检查。严禁强行服务、强权收费、强行以资代劳。要定期开展专项治理，取消为“三乱”提供借口的各种升级达标活动。2.加强农业税征收管理工作。要根据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按照税收征管法规，依率征税、依法减免，方便广大纳税人。建立健全农业税征管队伍，提高乡镇征收人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严格依法治税，做到农业税任务“通知到户、征收到户、结算到户”。3.加强监督，靠群众和舆论对农民负担实施有效监督，从制度上杜绝农民负担反弹的可能性。各有关部门要按农村税费改革的总体要求，搞好各项配套改革，确保农村税费改革综合效应的发挥。要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落实责任制，加强对违反规定加重农民负担行为的监督，实行一票否决制。加大对多种形式的乱收费的查处力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的单位、领导或个人，要给予严肃处理。4.推进乡镇一级民主化进程，充分发挥乡镇人大与其他监督机构对财政支出的监督作用，使财政支出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真正满足本地民众的需要，而不是上级各种各样的达标要求。当然，对上一级政府的监督也应落到实处，进行相应地监管和改革。
（三）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经费保障机制。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赋予相应的财权，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对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转变政府职能、搞好服务，完善财政体制，确保基层政府在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帮助下，在按职能设置机构、定员定编的基础上，按照人员经费标准和提供公共服务基本经费标准，能够筹集到履行事权所必须支出的基本财力。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一致的原则，清理各级政府财权相对于事权“越位”与“缺位”的情况，用清理“越位”退出的预算收入，弥补“缺位”所需的预算支出。如中央政府用退出支持生产性、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支出，弥补乡镇政府负担的国防（征兵、民兵训练）费用、义务教育经费等。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省、市对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因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县、乡镇两级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列入上一级政府一般财政转移支付考虑的范畴；同时上级政府出台其他政策影响下级政府财政减收增支，也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予补偿，以约束、规范上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并确保各级政府的正常运转。同时，必须加强对乡镇财政资金预算的管理，提高资金的运行效率和使用效果。适当调整乡镇政权的管辖范围，调整职能，强化乡镇财政职能，乡镇政府所有收入纳入乡镇财政统一管理，乡镇政府所有支出统筹安排，实行财政集中支付。对税费改革后新增加的农业税收入，应首先用于乡镇编制内供给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和乡、村两级组织运转等必不可少的支出。通过上述管理和改革，挖掘乡镇财政资金的使用潜力。
（四）精简机构，压缩人员。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村基层干部角色发生根本转变，不再是以前每年的“要债人”，农村基层政权的运作效率得以提高。可是由于历史原因，乡镇机构仍然有庞大的人员队伍，财政供养人员多，“僧多粥少”这是乡镇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农民负担反弹的重要诱因。我们必须要加快乡镇机构人员精简的步伐，裁汰冗员。以安徽省为例，到2002年，每个乡镇党政机构数由原来5-8个减少到1-3个，事业单位由12个压缩到6-7个，事业单位财政供给人员精简了40.6%。其中，安徽省长丰县各村干部的编制由过去的5-7人减少为3-5人，总共精简村干部1812人。①可以看到，通过精简乡镇机构，归并设置过多、过散的事业单位，压缩人员编制，清退临时、超编人员，这样可以极大减轻人员工资对乡镇政府的财政压力，保障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对村组干部可以考虑实行交叉任职的方法，精简村组干部，缩减村级支出。按照规定核定村组干部人员和补贴标准，压缩非生产性支出，严格核定村级办公费用开支标准，村级原则上不能支出招待费用。
（五）积极稳妥地化解乡村两级负债。由于乡村两级负债面宽量大，特别是在西部农村的乡村，靠其自身收入，乡村干部发放工资都难以为继，更不用说如此庞大的乡村负债。因此，要在全面清理、检查核实的基础上，摸清债务的来源、用途和现状，区别不同债务情况，明确债务人，该清偿的清偿，该剥离的剥离，能核销的核销，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化解。总的来说，应该是综合治理、逐步化解，既拖不得，又急不得。拖下去，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积重难返；急起来，提出目标欠缺考虑，不切实际，又不免打农民的主意，造成农民负担的反弹。原则上，乡镇政府的负债不能由农民偿还，应建立乡镇偿债储备金，制定系统全面的还债计划，分年逐步清偿。对效益差的乡镇企业，以承包、出售、破产后的收回资金还债。对那些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农民从中受益，由农民直接承借的债务，有关方面应单独研究，制定专门的解决方案，不能简单的平摊到农民身上。其他的债务要按照“谁受益、谁负担，谁借钱、谁还债”的原则，分别进行清偿。
（六）从长远来看，要稳步推行城镇化战略，提高城市化率，减少农民数量。我国农村有9亿人口，5亿劳动力，巨大的人口压力是造成农民增收缓慢的最重要原因。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很难真正富裕起来。而城镇化战略作为减少农村人口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果我国的城市化率从目前30.9%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46%，则农民人均收入将提高28%，这个增长幅度相当于我国从1992年到1998年6年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这将好过现今任何一个政策工具，这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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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个人简历范文5
事实上，当前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大潮，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大规模“进城市”一样。据统计，截至2014年，我国外出就业城市务工人员已达1.68亿人，比2000年增长70%以上。虽然多数人至今仍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就业，逐步向市民化努力。但由于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城市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岗位基本饱和、生活花费大、子女进城读书升学难、看病难、社会保障难等实际因素，加上地方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潮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
据调查显示，在1990年前，创业的返乡农民工极少；20世纪90年代，创业的返乡农民工增至30%；2000年到2007年初，创业的返乡农民工达2/3，年均创业人数比上世纪90年代增长近2倍。此后，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2012年以来，农民工回流与创业人数增长进一步加快。到2014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约为800万个左右，未计入的个体工商户也有近200万户。
随着“互联网+”国家战略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兴起，返乡创业大潮迎来新历史机遇。4月份，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5年电子商务工作要点》的通知，明确提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要着力完善农村、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环境；5月份，国务院发文《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要求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加强互联网与农业农村融合发展；6月，国务院办公厅再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在五项任务中的第三条明确鼓励输出地资源嫁接输入地市场带动返乡创业。
“关键人法则”，又称为“个别人物法则”，是《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提出的“引爆流行理论”的三大法则之一。他认为，点燃流行潮的往往是那些个别人物，这些人物包括三大特征：内行(Mavens)、联系人(Connectors)、推销员(Salesmen)。
创业首先要看团队。城市务工人员正是真正能够引爆“互联网+返乡创业”大潮的关键人物。在一般人眼中，城市务工人员这个群体被一概而论地称之为“农民工”，但本文极力避免使用这一具有歧视性意味，更重要地是具有误导性的称谓。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
但是，当今社会对农民工存在一定的误解。一般而言，很多人以为农民工就是搞建筑的，其实，大错特错，农民工不应该仅仅代表一类职业，更应该是一类社会群体的代表——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来自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并从事各行各业，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可能完全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甚至包括白领、高学历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工作耐受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低)等，仅仅由于自身是农业户口而不得不徘徊在城市与农村的二元世界之间。更有甚者，有些城市的总经理也是农村来的，由于还没落户也属于“城市务工人员”，所以农民工这个称号应该被取消。应该把“农民工”这个称号改为“一线工人”。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农民工，而是那些拿着最低收入从事生产一线的工人。
当然，之所以称城市务工人员为引爆“互联网+返乡创业”大潮的关键人，原因还在于其所具有的三大特性：内行、联系人、推销员。
首先，“内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时代盛行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始终没有令“三农问题”得到根本改善，而在互联网时代，“输血”让位于“造血”，“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仍在于农民自身，农业是突破口，农村则是落脚点；站在互联网时代的高度，对“三农问题”最具“内行”意识的无疑是“城市务工人员”，即农民工、村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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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希，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2012级社会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摘要：制度决定社会，社会决定公民。从古至今，中国农民的身份始终体现着国家制度的安排，在这一身份的背后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本文简单梳理了关于当代中国农民身份的相关文献，旨在为未来农民的身份变革提供一个依据。
关键词：中国农民；身份；变迁；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经历了数次大大小小的、赋税改革，每一次的变革都与中国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理顺农民与国家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之间的关系，使农民身份得到应有的正视，才能改变农民当前的困境和历史宿命。
一、合作社农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身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对农民身份制度的建构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渐进的过程。这一阶段，农民的每一种身份都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尤其是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相联系，从而体现了国家不同时期对农民身份制度的不同安排。
关于这一时期的农民身份研究，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周作翰和张英洪指出，中国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了农民身份的阶级化和结构化（周作翰、张英洪，2007）。赵司空认为，中国农民身份发生的第一次转型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性身份（赵司空，2011）。张明霞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身份发生四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翻身农民，第二次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农民（张明霞，2012）。另外一种更为细致的分法来自于朱程谦和卢福营，根据他们的观点，从建国到完成（1949-1952），农民实现了由封建依附农到个体小农的转变；从完成到农业合作社的完成（1953-1956），农民由个体小农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农民；从农业合作社完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57-1978），农民由合作化农民变成了社员（朱程谦、卢福营，1993）。
以上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的划分在细节上虽有不同，但都显示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身份一方面得到了解放，但另一方面也被附上了很强的政治色彩。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下，由之前的革命主体和主要依靠力量转为建设主体，并且进入到这个组织结构中。因此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在身份上属于“合作社农民”。
这一时期，除了合作社这种被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同时，国家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农民的身份地位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这其中当数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影响最大。从1953年到1957年底，国家陆续颁布了多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行，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形成。户籍制度成为了农民身份的主要特征，使广大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受到损害，对农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市场化小农：当前的农民身份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同时也给农民身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制度的终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村劳动力得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农民有了更多的生产经营自，激发了其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同时，国家于1986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国家对农民进城的限制不断放松，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
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民身份有过细致的研究。宋静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指出国家对农民身份的制度建构经历了从无制度限制、制度约束、制度松动和制度推动四个环节，与之相符，中国农民的身份由农民变成农民工再到产业工人（宋静，2008）。周作翰和张英洪认为当前农民经历着身份上的社会化，从而有可能走向农民身份的公民化（周作翰、张英洪，2007）。赵司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从政治性身份转向经济性身份，接下来伴随着农民工现象而出现文化性身份，每一次中国农民身份的转变都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脉络（赵司空，2011）。张明霞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农民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型农民（张明霞，2012）。朱程谦和卢福营则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至今（1979-今），农民从公社社员变成了自主经营的承包农民（朱程谦、卢福营，1993）。
综合众多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当前中国农民的身份界定为“市场化小农”。所谓“市场化小农”，指的是小规模农户家庭的各种主要经济行为决策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力量，其经济行为依赖于各种市场化的社会服务体系，并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市场交易进程，以市场为导向来配置各类经济资源。因此，这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
三、集体化农民：未来的农民身份
纵观当代中国农民身份的变迁历程，可以说是曲折而渐进的。30多年前，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从总体上讲是成功的，它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农民生活，加速了农民身份的转化。
然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一些限制农民政策的调整，虽然使农民身份变得相对自由，但这种变化仅仅是地理的流动，而不是身份的流动，农民社会地位的获得仍然受到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评价标准的影响。
总而言之，加快实现中国农民的身份转换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目前，研究农民身份转变问题主要有两大观点，一是“文化转型论”，二是“政府自利论”（2012，蒋红军）。“文化转型论”的论述重点集中在农民的文化素质与行为角色等方面，“政府自利论”则主要集中在从户籍制度改革入手，这是现今学术界讨论最多最普遍的观点。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究其根本就是要实现农民身份化到非农化的转变。
相关部门先后提出了职业农民和新型农民两个概念，前者是将农民身份以职业弱化，后者则从整体上对农民做出要求，即“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重大创新，也就是把农民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靠单纯发展农业无法解决的人多地少、隐性失业等深层次的问题。只有转移和减少了农民，加快推进农民职业化、市民化，才能增加农民收入，最终使农民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周作翰，张英洪.从农民到公民：农民身份的变迁路径[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21-24.
[2]张明霞.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身份变迁论析[J].求实，2012，（10）：88-92.
[3]朱程谦，卢福营.建国后农民阶级的演变和现阶段农民的特点[J].科学社会主义，1993，（1）：59-62.
[4]柏骏.农民身份——一个社会学研究的视角[J].唯实，2003，（12）：90-93.
[5]宋静.从新制度主义看中国的农民身份制度建构历程[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