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收支论文范文1
一、传统国际收支结构分析法评述
经典国际收支理论一般有弹性论、吸收论和货币论三个流派，它们分别将收支不平衡归结为 ：（1）国际贸易中相对价格扭曲造成的结果；（2）相对于产出过度支出所引起；（3）国 内货币供求失衡所造成。至于结构分析法到目前还谈不上是一种成熟的理论，开始时是作为 IMF竭力主张的货币论对立面出现的，此类文献散见于20世纪50及60年代。英国萨塞克斯大 学的Paul Stephen、英国海外发展署的Tony Klick和肯特大学的A. Thirwall，以及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的一大批经济学家都是结构论倡导者。[1]他们认为，国际收支逆差既 可能是长期性过度 需求引起的，也可能是长期性供给不足引起的。而长期性供给不足往往是经济结构问题，这 些问题包括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结构老化或经济结构落后等。
与弹性论、吸收论相似，传统的结构论的分析框架也主要局限在国际收支经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为2006JJD7900 05)资助。常账户。但与以往的分 析法不同，结构论将国际收支放在经济增长的框架范围内分析。在结构论者看来，发展中国 家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供给不足，必然存在国际收支逆差。而要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应该改 善经济结构和加速经济发展，以此增加产出和供给。对此有人提出批评，认为经济发展 政策对于国际收支的调节，由于没有直接针对性，往往是行之无效或收效甚微的，结构论讲 的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国际收支问题。
传统的结构分析法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需求弹性较低，必定存在国 际收支 逆差，其实这并不符合后来的事实，恰恰相反，发达国家却面临着经常账户连年赤字的困扰 。 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当前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不平衡都与经 济结构有关。因此，结构论用于分析当前国际收支失衡并不过时，仍有其积极意义。
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全球化，成为影 响资本账户失衡最为重要的因素，其背后也可以在国内金融结构上找到原因。因此，从结构 性因素考察国际收支失衡不光可以运用到经常账户，同时也可以运用到资本账户。基于这样 考虑，作者将国际收支结构分析法扩展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两个项目，并将这两个项目联 系起来考察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二、对传统国际收支结构分析法的拓展
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分析法主要集中于经常账户，并没有将资本账户纳入理论框架。作者以 为，无论经常账户还是资本账户失衡都可以从结构上找到原因。经常账户失衡是由于经济结 构原因引起，而资本账户失衡则是国内金融结构上的问题造成的。一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本 质上是结构性问题。从政策建议上看，运用支出转换型政策和支出增减型政策只能对国际收 支失衡的规模起一定调节作用，不可能改变整个失衡的格局。要从根本上消除外部失衡问题 ，只能从长期入手运用供给政策解决国内的结构性问题。
作者用下图1对“新结构分析法”的内在逻辑作一概括。一个经济体国内的金融结构包括资 本市场与货币市场。而国际金融主要包括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也就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两 个项目，它们之间并不是割裂的。根据国民账户恒等式，在财政收支平衡的情况下，一国 经常账户余额等于国内储蓄与投资之差，即CA =（S－I）。储蓄和投资涉及实物经济的两个 方面，而储蓄主要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来转换为投资，因此它们属于一国货币市场的范畴。 一国货币市场通过投资和储蓄等经济变量影响到一国经常账户。另一方面，从全球的产业分 布看，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控制高端产品的生产，而边缘产品则分散到发展中国家。这种产业链的内部分工布局注定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经常账户的逆差，相反中国和东亚诸 国及地区却形成连年的经常账户顺差。
不仅如此，国际收支资本账户也可能与一国的金融结构有关。随着国际资本流动 日益变成影响一国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一国资本的跨国流动便与该国的金融结构有着密切 关联。金融结构原本是戈德史密斯在他的名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提出的，他认为 “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成、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2]正是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在一国重要性不同，造成各国金融体系存在市场 主导型和 银 行主导型的区别。在市场主导型国家（如英美），由于资本市场十分发达，因此通过证券投 资和直接投资能够吸引到足够的国外资本，最终导致资本账户顺差；而如果一国资本市场相 对落后（如德日），国内剩余资金通过FDI大量流向国外寻求更高投资回报，因此有可能引 起资本账户逆差。一国的资本市场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这一经济变量影响资本账户顺差（或 逆差），其背后反映的是一国的金融结构或其它金融制度安排。
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一国的资金流动跨越了国界就形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经 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两个部分。这样一来，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也 就 联结成一个系统的整体。从因果关系看，国际金融是结果，是表象，国内金融是一个传导中 介，一国国际收支的表现归根结底还是要上溯到一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外部失衡是内 部 失衡的表现，我们对外部失衡的调整，更多地应该对一国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作调整。 虽然支出转换型政策和支出增减型政策可能在数量和规模上起到一定调整作用，但不可能从 根本上扭转国际收支不平衡。要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失衡，政府应通过供给政策实现结构性 的调整，如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政策。其中金融市场的建设、金融结构的改善需 要制度创新政策来实现。
三、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从结构论的角度分析
当前国际收支失衡主要体现在太平洋两岸，也即美国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日本、中国 及其它新兴国家和地区经常账户的连年顺差。具体到我国，很多年份国际收支都保持了经常 账户、资本账户“双顺 差”格局。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表现，“双顺差”也反映了我国国内结构性的问题。从经 常账户失衡中我们看到的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问题，而从资本账户失衡中我们也可以 发现国内金融结构上的缺陷。
（一）经常账户顺差反映的经济结构问题
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中，经常账户巨额顺差主要集中在贸易一项，如表1所示。作者以为 这种巨额顺差形成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地位有关。
首先从我国贸易结构来看：中国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机器设备、铁矿石、原油和其它原材料 。出口商品主要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生活消费品、原料类消费品等。虽然机械和运输设备（ 收入弹性高）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杂项类产品（收入弹性较低）还是占相当大的比重，这 些出口商品大量是凭借低成本打开国外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进出口结构与我国在世 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正好相对应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 展, 以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步伐, 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 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地向有成本优势和市场潜力的新兴市场(如中国)转移，这些国家和地区 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的出口基地。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 不断转型升级, 传统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缩小, 而金融、电信、医疗、教育、房地产 及各类专业服务等比重不断增大, 大量消费品和制成品依赖进口, 贸易逆差扩大, 结果形成 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尤其是美国与东亚地区贸易的严 重失衡。
中国的经常账户巨额顺差不仅表明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的地位和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同时 也 反映了我国内需严重不足，过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从国民账户恒等式CA =（S-I ）可知，产生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内储蓄过剩，而之所以造成储蓄 过剩的局面，一方面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人们预期恶化造成，另 一方面又与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人们可选择的投资渠道有限有关。另外，中国经常账户顺 差中“服务”、“收入”两项净值长期为负，说明我国经济结构中主要以制造业为主，第三 产业还比较落后；而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导致的汇出国外的投资收入也较大，引起逆差。
总之，中国在国际分工所处的地位和国内经济结构的特征，决定了我国今后仍将维持出口导 向型政策，因此经常账户巨额顺差也将长期存在。
（二）资本账户顺差反映的金融结构问题
从资本账户的角度看，连年资本账户顺差也体现出我国相对落后的金融结构。从表2可以看 到，我国资本账户顺差主要通过FDI来实现。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在绝大部分年份逆差，而 且有较大幅度的波动。
与经常账户顺差相似，我国资本账户巨额顺差也是金融结构先天不足的外部反映。我国金融 结构以银行主导型为主，金融市场在资金配置过程中处于次要地位。从银行体系来看，虽然 建立了多层次融资体系，但总体上，银行总资产仍然以国有大银行占主导地位，这些 银行主要都面向国有大型企业，而且贷款不断向大客户集中。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一直是个 难题。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从无到有获得较大发展，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极不协调， 市场效率也较为低下。
我国的金融体系在结构上存在的这些缺陷，是导致我国国际收支资本账户失衡的重要根源。 首先，金融体系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国有银行垄断为主，低生产率水平的国有部门往往获得较 多的资金，高生产率部门只能得到较少的资金甚至根本得不到资金。这种低效率的银行信贷 体制造成的结果，除了国有银行积累大量的不良资产以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储蓄无法顺畅地 转换成投资，形成巨大的“储蓄-投资缺口”。而在资金上弥补这个缺口的正是外商直接 投资。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对FDI采取鼓励政策，再加上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寻求高速经济增 长，上上下下为“招商引资”不遗余力，导致国外资金大量流入，造成资本账户顺差。其 次，我国资本账户巨额顺差的形成也与金融市场的缺陷有关。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十分 落后，资本账户实行严格管制，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主要以FDI这种单一形式。同时，由于我 国实行强制结汇制，出口企业在有了外汇收入之后只能卖给银行。这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不 断积累，政府又将它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市场，却只收取较低的国债利息――所以在一定程度 上，我们是在为美国的“双赤字”提供无限的贴息贷款。第三，我国资本账户顺差的形成 也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缺陷有关。一般地讲，实行固定汇率 制的国家都要比浮动汇率制国家保有更高的外汇储备，虽然我国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 率制度，但基本上仍然以钉住美元为主要特征。当前，人民币遭遇美国及西方发 达国家的政治压力开始缓慢升值，但国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仍 然 有增无减，国外游资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国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处 于一个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巨大账面损失；但 如果人民币仍然保持缓慢升值，国外游资还可能继续进入，使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陷 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由于中国在金融结构上的缺陷，一个 “资本流动怪圈”正在形成：中国本来是发展中国家 ，资金十分稀缺，但却是世界上资金的净输出国。一方面，国内储蓄水平很高并不缺乏资金 ，但每年总有大量的国外资金通过FDI流入。另一方面，国外资金内流积累巨额外汇储备， 最终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大量外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资本净输出国。[3 ]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下图来表示它们的逻辑结构。
中国金融制度安排上的三个缺陷，是导致我国“资本流动怪圈”的主要原因。如果银行信贷 体制完善，国外的FDI不会如此大规模进入；而如果我国资本市场相对发达，在资本账户开 放的条件下，进入我国的外资也可以通过证券投资渠道实现而不是单一地通过FDI。另外还 有一种可能是我国经常账户形成的顺差也可通过证券投资渠道流向海外，从而总体上保持国 际收支平衡，而不是外汇储备被动地单调递增。
四、简短的结论
作者将国际收支结构论这种分析方法拓展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认为国际收支不 平衡本质上是由于结构性的原因引起的，其中经常账户不平衡与一国的产业结构有关；而资 本账户的不平衡则是由国内金融结构的缺陷造成的。
既然我国目前的双顺差局面是由于结构性因素引起的，因而这种局面还可能维持较长时间。 无论是 支出转换型政策还是支出增减型政策，只能起到数量和规模上的调整作用，而不可能起到根 本 性扭转作用。现在国际上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改善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作用可能不 会 太大。要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失衡，我们必须通过供给政策实现结构性的调整，如科技 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政策。其中金融市场的建设和金融结构的改善就需要制度创新政 策来实现，这一点对我国而言尤其重要。
主要参考文献：
［1］Thirlwall, A.P. ,2003, Trade,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Exchange R at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丁骋骋.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悖论［ 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5）.
New exploration into the structural approach of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 ―A case of China with double surplusesDing Chengcheng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al theory on international pa yments generally
takes current account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but this paper extends the ap proach to capital and current account. It argues that imbalances of both account s can be attributed to structural factors. It is possible to relate the imbalanc e of current account to a nation’s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le the imbalance of
capital account may be caused by the deficiency in domestic financial structure . Huge double surpluses, to some extent, are caused by the structural factors. A s for the global im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both expenditure transforma tion policy and expenditure increase-decrease policy play a regulation role just
in quantity and scale. We should adopt supply policies so as to solve the exter nal imbalances.Key words:
资金收支论文范文2
关键词：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高校财务管理 影响
随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不断深入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2001年被确认为 “十五”期间财政收支改革的重点。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改革对我国财政收支有着深远的影响，此次改革符合我国财政收支的发展趋势，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能够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因此此次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就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高校财务管理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探究。
1.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纵观历史，学者们的研究侧重于对高校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适应性。不难看出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施与高校教育改革的方向存在一定的矛盾和不合理性。
我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理论基础包括公共财政理论、委托轮、制度创新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社会福利理论。
2.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高校财务管理的影响
2.1国库集中支付下高校的资金管理特征发生变化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高校的实施给高校用款计划申报流程带来变化。在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之前，高校都是自行编制用款计划而后报送给相关主管部门，然后由主管部门负责录入、审核和上报。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以后，高校可以自行录入用款计划，将每笔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标注和汇总，然后逐级上报用款计划，最后将财政部门审核后的用款计划数分别送达给二级以及二级以下的预算单位。如果高校提出拨款的计划申请不符合相关要求，财政部门可以拒绝拨付资金，从而保证了资金严格按照预算支出，实现对财政资金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此外，这样有利于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支出情况的了解，有效地对高校财政资金进行风险的防范。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高校的实施给财政资金拨付给高校的方式带来变化。在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之前，财政部门都是按照预算定期将资金拨付给高校的上级单位，然后再由上级单位转拨给高校。在这个转拨的过程中，耗时较长，资金到账时间不固定，可能对高校资金使用情况造成耽搁，而且经过的环节较多，预算支出信息得不到及时的反馈，这样财政部门不能及时了解高校资金的使用情况，从而削弱了财政的管理职能，不利于宏观调控。而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以后，高校要自行编制并提交年度预算，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将用款计划上报财务部门，批复后方可按照相关规定使用资金。这种资金拨付方式的转变对高校预算的编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将财政直接支付以及财政授权支付的项目准确区分开来，详细、准确地安排年度支出，从而规范了高校资金的使用计划，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2.2高校自主支配资金萎缩限制自身发展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施对高校自主理财的地位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以往高校本着“自主办学、自我发展、约束独立”等特点成为独立的主体，其理财的主体地位也得到相应的落实，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校自主理财的地位。高校需要按照规定在银行建立账户，资金由银行代收，由财政部门进行集中管理，审批后方可支取资金。这样一来，高校的财务机构、资金性质、对资金的使用权限等都不变，只是将资金收支的管理权交给国库，国库负责监管高校预算内外的支出和资金的使用情况，从而削减了高校对资金的调度权，这必将影响到学校的办学和发展。
高校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以后，筹融资能力有了一定幅度的下降。高校以前可以根据师生扩招情况向银行争取贷款，对高校资金不足情况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当高校收入学费之后存入银行，从而增加借款信誉，银行才会再贷款给它。而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以后，高校所有的资金都要上缴财政部门，导致高校除了政府指定的银行有存款外其他银行几乎没有存款，既然没有存款账户的抵押，银行就很难将资金借给高校，这就相当于切断了高校一条重要的筹资渠道。没有充裕的资金来源，高校很容易陷入资金困境，只能按照预算进行资金的送报，从而丧失了资金的调度权。
2.3国库集中支付信息系统不完善导致财政支付到账不及时
国库支付信息系统和银行清算系统是国库集中支付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系统，但是由于缺乏编制和执行管理系统，很多环节还不够完善。例如，财政资金由财政部门单独控制，每次资金的支出都需要国库亲自支付给相关人员或法人，从而大大加重国库的工作量。此外，现阶段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的实时清算系统联网不够完善，高校财务系统与国库信息系统不能对接，导致高校资金无法及时到账，从而影响高校的正常运作。
2.4国库集中支付下高校会计核算基础存在缺陷
高校采用的会计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制，而该种核算基础已经无法满足会计核算的要求。高校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以后，资金的支付由国库统一管理，从而高校的确认基础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国库集中支付体制下，每笔资金的支出都有原始凭证和资金转账通知单作为确认收入的依据，显然收付实现制无法满足这种资金的支出特征，给高校会计核算带来很大的不便。其次，收付实现制无法使高校了解真实的资金支付情况，导致预算报告与实际资金收支数额存在差异，预算支出数额不能准确反映高校资金实际支出数额。
2.5高校财务人员工作量加重
随着财政体系的不断改革和生源的不断扩大，高校财务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也随之加大，财务人员的工作不只是停留在记账、算账的基础上，而是负责重要的财务管理工作，为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所以高校更应该聘用大量有能力的财务人员负责本校的财务工作来适应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实施所带来的改变。
3.结语
综上所述，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实施与高校教育改革的方向存在一定的矛盾和不合理性。一方面，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给高校用款计划申报流程、财政资金拨付方式等带来改变，给高校申报资金带来便捷。另一方面，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使高校的资金管理特征发生变化，限制了高校自主支配资金的权限，加重高校财务人员工作量。总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高校财务管理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宇飞.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高校财务管理的影响[J].现代经济信息，2011，（24）：17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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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并购；混合支付；最佳比例；每股收益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030-01
一、企业并购的概述
企业并购包括兼并和收购两层含义、两种方式。国际上习惯将兼并和收购合在一起使用，统称为M&A，在我国称为并购。即企业之间的兼并与收购行为，是企业法人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基础上，以一定的经济方式取得其他法人产权的行为，是企业进行资本运作和经营的一种主要形式。企业并购主要包括公司合并、资产收购、股权收购三种形式。企业作为一个资本组织，必然谋求资本的最大增值，企业并购作为一种重要的投资活动，产生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动机，以及源于竞争压力等因素。但是就单个企业的并购行为而言，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的企业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确定并购的动因。
企业并购的付款方式可分为多种方式，其中主要包括了现金支付、换股支付、承债式并购、债权转股权方式等等。现金支付用现金购买资产，是指并购公司使用现款购买目标公司绝大部分资产或全部资产，以实现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换股支付用股票交换股票，此种并购方式又称“换股”，一般是并购公司直接向目标公司的股东发行股票以交换目标公司的大部分或全部股票，通常要达到控股的股数，通过这种形式并购，目标公司往往会成为并购公司的子公司。本项目主要研究的是现金支付和换股支付的混合支付方式，因为单一的支付方式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单一的现金支付可能会使企业的借款剧增，财务杠杆带来的财务风险可能会导致公司遭受巨大的损失，而单一的换股支付可能会使主并购公司的被严重稀释，出现“反并购”的现象。
二、企业并购的背景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企业并购呈现“两快两慢”的特点。“两快”：第一，中国并购市场快速发展。2006-2011年中国并购交易案例数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46.6%，交易金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3.9%，高于同期中国GDP的增长。第二，跨境并购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企业共完成跨境并购110起，同比增长93%，披露的并购金额达到280.99亿美元，同比增长112.9%；2011年中国并购市场完成外资并购案例66起，同比增长50%，披露交易金额的41起案例交易金额为68.6亿美元，同比增长209.2%。2012年A股上市公司发生并购1191起，涉及金额3125亿元。“两慢”：第一，促进并购的金融产品创新慢，无论是贷款、股票、债券、信托产品，还是金融机构的参与程度，均处于萌芽阶段。第二，支持并购的制度创新慢，无论是市场机制的健全和监管制度的弹性，还是区域、行业壁垒，均难以适应并购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
但在并购交易过程中，支付方式的运用作为一个主要环节，其选择适当与否对并购双方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甚至能够决定并购交易的成败。而我国并购发展势催生了以现金和股票混合的主要支付方式。合理的支付方式不但决定企业并购能够成功，也关系到企业并购后的绩效、权益结构和财务安排等。由于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并购支付方式理论体系，而国外的并购支付方式理论也不能完全照搬过来，因此研究企业现金和股票混合支付方式对于推动其成功并购，从而更好地创造经济效益，实现产业整合，获取投资收益和实现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三、现金与股票混合支付的研究
假设A公司并购B公司，A公司对外发行股票N1，股票的市价为P1，息税前利润为EBIT1，A公司收购B公司的融资金额全部来源于借款金额；B公司对外发行股票N2，股票的市价为P2。现金与股票混合支付方式计算公式如下：
一方面，本文通过衡量主并购企业的每股收益最大化，建立数学模型确定现金与换股的最佳混合支付比例，较精确直观，避免了以经验之谈判断现金与换股比例的不严谨周密之处，具有较强科学性与说服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并购风险，大大提高了成功并购的可能性，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企业并购是复杂的经济行为，并购支付结算过程中存在各种隐藏的经济风险。要想防范其风险，就必须建立正确的分析评价体系，以优化我国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目前我国的并购支付方式理论体系还不完整，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与完善。
参考文献：
[1]李继伟.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支付方式的实证分析[D].暨南大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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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集体经济； 股利分配； 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F32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7-0020-06
一、引言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佛山南海、东莞虎门、河北保定等，因征地拆迁赔偿而获得的高额分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说，股利分红有助于巩固现任村委会班子的地位，为他们争取连任，但分红也不可避免会出现影响村集体经济的后续发展、减少投资机会、降低村集体经济未来收益的问题。如何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以平衡农村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与村民的现实利益，不仅是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需要重视的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珠三角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一路高歌，股利分红自然是芝麻开花节节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村民对股利分红的期望却是只增不减，这就导致超额分配、举债分红。至2011年初，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全市32个镇区中31个出现超额分配，且收不抵支的村组达329个，占全市557个村组的比例高达59.07%。前广东省省委书记因此提出“村经济靠举债分红，警惕出现东莞的希腊”的观点，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由此开始控制分红规模，至2012年底东莞农村集体经济整体才开始出现扭亏为盈的局面，有了积累。为此本文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时，需要重点考虑哪些关键性指标、关键性影响因素，以便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定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有关股利政策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利政策是否影响投资者决策；二是如果股利政策相关，则如何影响投资者决策。关于股利政策是否相关的理论，除Miller和Modigliani（1961）持股利无关论之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股利政策ν蹲收呔霾卟生影响。而在股利政策如何影响投资者决策的研究中，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发放现金股利具有正面效应。比较典型的是理论和信号理论，认为现金股利能够降低管理层道德风险，减少逆向选择，有效控制上市公司内部人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问题。“在手之鸟”理论也认为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另一种观点则不认可股利发放的正面作用，如Black的“红利之谜”理论认为，现金股利的增加会带来资本利得的减少，最终使得投资者并没有从现金股利中获得真正的收益。同时，剩余股利政策认为股利分配应当建立在保持最佳资本结构、满足企业内部资金需求的基础上。
（二）国内研究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由于治理机制的不完善，股利政策更多体现了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强制性要求，特别是对需要再融资和配股的上市公司。尽管证监会和上交所颁布了一系列规定以推动和引导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但仍然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存在很大差距。
国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股利政策：（1）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如汪洁和张燕君[ 1 ]、王傅强[ 2 ]；（2）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盈余持续性等因素对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如王月溪和孙玲玉[ 3 ]、韦玮和周晓博[ 4 ]、冯慧群和马连福[ 5 ]、高克智等[ 6 ]，其中大部分学者都是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从“迎合理论”进行研究，如郑蓉等[ 7 ]；（3）针对房地产、保险、高新技术企业等特定行业研究股利政策，如王佩等[ 8 ]、孙之涵和张晨光[ 9 ]、闫华红和孙明菲[ 10 ]。
（三）文献评述
由于国外特别是美国处于发达的资本市场，其治理机制较为健全，而中国属于弱式资本市场，因此很多理论特别是理论和信号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股利分配政策现状和环境。尤其是随着对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管理层持股数量的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反而不能对管理层起到良好的制约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是针对A股上市公司进行的，鲜少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国证监会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多次干预导致股利政策具有明显的迎合政策性的倾向，尽管有学者收集长达10年的财务数据，但由于政策的变动性和非一贯性，其得出的结论很难体现股利分配政策的实质。
鉴于此，本文拟研究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股利分配政策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施提供依据，为股利分配政策的研究贡献新的内容。由于2011年以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借债分红、超额分配现象呈不断扩大的态势，具有极大的不理性特征，且与其经营状况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这与2011年后的股利分红思路具有显著不同，因此基于维持股利分红政策一贯性和制度化的考虑，以2011―2014年农村集体经济数据为样本，使用Logit模型来验证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为数不少的超额分配问题，因此本文在研究股利分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正常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分配的特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政策与上市公司相比，有显著不同。（1）股利分配的主动性。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比例不高，且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为了融资配股等原因被动发放股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比例则较高，且往往是主动发放股利，甚至借债发放股利。（2）股利分配方式的单一性。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有现金股利、转股、送股及它们之间的组合等多种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表现为单一的现金股利分配。（3）股利分配规模的难衡量性。上市公司股利分配高低往往用每股收益或股利支付率来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股份制改革并不彻底，导致部分村组无法用每股收益来衡量，且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村组存在集体股和个人股之分，因此很难用每股收益来衡量。
同时由于为数不少的村组存在超额发放股利，即股利发放金额超过盈余的情况，这就出现股利支付率超过1甚至盈余为负、借债发放现金股利的情况，导致股利支付率为负（股利支付率介于0和1之间为正常支付股利，股利支付率大于1或小于0为超额支付股利）。
（二）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分配影响因素分析
1.盈利能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盈利能力集中体现在经营收益率上，即经营纯收入与经营总收入之比。由于股利分红支出主要来源于经营纯收入，因此一般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的盈利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分配股利。由此建立假设1：经营收益率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2.资产规模
一般来说，资产规模往往跟经营水平呈正向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规模是以往经营的累计体现，且资产是获利的主要来源，相应也是股利分配的重要源头。以东莞为例，虎门镇和长安镇的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基本盘踞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的前两名，股利分配力度相应也高于其他镇区。因此建立假设2：资产规模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3.公益福利支出
由于各村教育、治安、环卫等公益福利费用大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因此公益福利支出水平就成为制约股利分配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益福利费用往往跟各村的人口、地理范围、教育机构多寡等因素有关，但就各村而言整体差别不大。尽管公益福利支出总额相差不大，但占可供分配收入的比重却相差悬殊。公益福利支出占可供分配收入的比重越小，说明村集体经济的实力越强，越倾向于分配股利。由此建立假设3：公益福利支出比重与股利支付呈负相关。
4.上年股利分配
从农村集体经济监管机构对股利分配的审核方式上看，农村集体经济的股利分配方案一般是在上年基础上根据经济增长情况调整确定的，因此，上年股利分红与否成为影响来年股利分红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建立假设4：上年股利分配与股利支付呈正相关。
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
经营总收入的增长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速度的重要体现，是股利分配的重要动力和因素，因此，股利分配与否跟经营总收入的增长速度休戚相关。通常限制股利分红无限扩大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限制股利分红增长率，如东莞农资办规定各个村组的股利分红增长率不得高于经营总收入增长率，特别是限制个别村出现收不抵支依然借款分红的情况。因此建立假设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与股利支付呈正相P。
6.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债务风险。通常来说，经营情况较好的村组往往资金充裕，负债水平较低，倾向于分配股利；而收不抵支甚至资不抵债的村组往往负债累累，无现金可分配，除非借债分红。因此建立假设6：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呈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选取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数量为556个，基于保密原则的考虑，从中选取21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2011―2014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东莞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由于东莞对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已实现联网，所有村集体经济已全面采用电算化软件，因此可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本文的数据借助SPSS19.0软件进行处理，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对模型进行检验。
（二）变量定义
本文首先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支付的影响因素，因此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支付现金股利（虚拟变量Y）：支付现金股利，则Y=1；不支付现金股利，则Y=0。其次，为体现股利分配的合理性，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股利分配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正常支付股利（虚拟变量Z）：正常支付，则Z=1；非正常支付，则Z=0。
自变量的选取为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支付的多项财务指标：（1）经营收益率，该变量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纯收入与经营总收入的比率，综合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盈利能力；（2）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该变量用于检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模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关系；（3）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益福利支出的负担水平；（4）上年股利支付情况，该变量用于检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支付是否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上年股利支付是否会影响本年度股利支付；（5）经营总收入增长率，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长性，经营总收入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股利的源泉和保障；（6）资产负债率，该变量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安全性和偿债能力。
以上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选择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0-1二项选择的离散变量，大部分学者如宋福铁、王傅强、毛志艳等均构建Logit多元逻辑回归模型进行研究。由于Logit模型本身是判断概率的模型，较符合解决离散变量问题，因此选择多元Logit回归模型。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支付现金股利（Y），发放股利时取1，不发放时取0；自变量为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上年股利支付情况、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建立模型1：
ln（■）=？琢1+■？茁IXI+？孜1
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超额发放股利的情况，即现金股利发放额超过盈余，甚至出现盈余为负、借债发放股利的不正常情况，且涉及的村组为数不少，股利的超额发放可能导致模型1不能真正解释发放股利的内在因素，因此，将支付股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为正常支付股利组和非正常支付股利组。为反映正常股利支付的内在影响因素，构建模型2：
ln（■）=？琢2+■？酌IXI+？孜2
其中，因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正常支付股利（Y），正常支付时取1，非正常支付时取0；自变量为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益福利支出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上年股利支付情况、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2011―2014年210个村的840个财务数据，将所有样本分为支付现金股利和不支付现金股利两类，其中4年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725，不发放现金股利的为115。两类集体经济组织各变量数值的对比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发放股利的因素中，支付现金股利组的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均值和中值均显著高于不支付现金股利组，而公益费用占经营纯收入的比重、资产负债率的均值和中值均显著低于不支付股利组。这说明支付现金股利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效率要优于不支付股利的集体经济组织，因而累积了较高的资产规模，其资产的安全性好。同时由于经营纯收入高，公益费用负担小，因而可以发放现金股利，这与预期假设一致。上年股利支付的均值和中值均与本年股利支付情况接近，这说明农村集体经济的股利支付具有连续性的特征，与预期假设一致。但支付现金股利组的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却低于不支付现金股利组，这与预期假设不一致，可能是因为支付股利组的经营总收入基数较高。
（二）相关性分析
由于变量之一上年股利支付属于虚拟逻辑变量，由这六个变量组成的样本不可能完全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采用非参数检验这六个变量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利支付的影响，即这六个变量与股利支付是否显著相关。由于非参数检验中的Mann-Whitney检验对样本分布没有要求，因此选择Mann-Whitney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且除经营收益率外，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01，因此说明这些变量均显著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支付。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
一般认为，相关系数在0.8以上的变量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特别是相关系数超过0.9的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大部分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对较小。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5，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模型回归分析
本文建立Logit模型，以股利支付为因变量，所有自变量一次性全部进入方程，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的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度上显著的变量只有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和上年股利支付，且从检验值Wald即该变量对模型的贡献程度上看，上年股利支付的贡献程度远高于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而与股利支付显著相关的经营收益率、公益支出占经营纯收入比重、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均未能进入模型，说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分配更多地考虑股利支付的连续性，而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水平和效益无明显关系。从预测结果上看，准确性高达98.6%，这与表3相关性检验的结果存在极大的矛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超额发放股利的问题，即是否因为超额发放也具有持续性的特征，导致检验结果对上年股利支付的依赖过高。
（五）股利发放正常与否的模型分析
1.股利支付正常与否的对比
从表6对2011―2014年正常发放股利和非正常发放股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个数的对比可以看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超额l放股利的情况从整体上来说是比较严重的，高达40%。其中2011年最高，达48%。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研究农村集体经济股利发放与否的影响因素时，进入模型的只有上年股利发放和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但从超额发放股利的趋势上看，呈下降态势，说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管机构亦意识到超额发放股利的问题，并采取措施抑制这种不良倾向。鉴于此，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股利发放的影响因素比股利发放的影响因素更为重要。
2.股利支付正常与否的影响因素模型
以股利支付率为标准，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支付分为正常股利支付和非正常股利支付，建立虚拟变量Z。当股利支付率介于0到1之间时，为正常股利支付，Z为1；当股利支付率小于0或大于1时，为非正常股利支付，Z为0。将六个自变量一次性代入多元Logit回归模型中，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除资产负债率外，其他变量均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预期的假设基本一致。变量资产负债率未通过检验，原因可能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整体上来看，负债比率均较低，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表2中可以看出，支付股利组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21.62%，可能对正常股利支付与否并不产生影响。
六、结论
从以上建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现金股利与否的模型及是否正常支付与否的股利模型对比可以看出：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利支付具有典型的连续性特点，而不取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即上年股利支付对本年股利支付产生决定性影响，股利支付与否存在极大的不理性特征。这也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点有关，村民往往倾向于支付股利；村委会出于取得继任及自身利益等动机的考虑，也赞成股利的发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管机构出于稳定村组局面的考虑，对发放股利的控制并不严格。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正常支付股利与其经济效益、规模、负担水平和成长性休戚相关。即经营收益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益支出占经营纯收入比重、经营总收入增长率对正常股利支付产生影响，同预期假设一致。但负债水平跟股利支付正常与否并不显著相关，这可能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整体负债水平均较低、没有显著差异有关。
（3）从2011―2014年正常股利支付村组与非正常股利支付村组的对比数据可以看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管机构一直致力于非正常股利支付现象的控制，使得非正常股利支付的村组数量呈减少趋势，避免持续侵蚀农村集体经济资产的现象发生。尽管如此，非正常支付股利现象仍需引起监管机构的持续重视。
（4）从模型的运用价值上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该模型认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股利支付的影响因素，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合理制定股利分配方案。同时通过对股利支付内在影响因素的分析，建立股利分配方案的制约机制和评估机制，有效引导股利分配方案的良性制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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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深度解析
引言
不同的经济环境对会计信息的要求是不同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营环境的复杂，国家对会计信息计量的基础要求也是在变化之中的，从收付实现制到权责发生制，这是符合当前经济发展需求的，但是现在要求部分企业将现金流量表纳入企业财务报告体系，这也从侧面反映国家意识到收付实现制本身的优点。两大会计理论基础相互竞争、相互依存，在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必将延续下去。
一、 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概念及其原理
收付实现制又称为现金收付制，它是以现金的实际收到或是付出为记录标准，对本期收入和费用进行处理的一种会计基础。在此基础上，凡是本期以现金支付的费用，不论是为以前期间义务偿付的，还是为未来期间取得资产或劳务提前支付的，均作为本期的费用处理；凡是本期实际收到的现金，不论是因以前期间经济事项或是未来经济事项产生的，均做本期收入处理。收付实现制只以现金的实际收支为确认计量标准。
权责发生制又称为应计制，它是以实质取得收到现金的权利或是支付现金的权利为标准来确认和记录本期债务、收入和费用的一种确认基础。在此理论下，也就是说凡是当期实现的收入或应承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或是费用，及时款项的收支发生在当期，也不可以在当期处理。权责发生制的确认标准是以权力的发生的期间作为确认时间点的。
二、 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的对立
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的对立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适用范围不同。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使用主体不同，且国家有严格的划分标准。在我国，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队等非盈利单位均采用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进行会计核算；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机构、企业做出明确规定，要求他们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核算。
2、收入费用的确认原则不同。收付实现制是以现金的实际收付为标准进行确认收入、费用的归属期；权责发生制则是以收入、费用实际原则，收入、费用的确认与现金是否实际收到无关。
3、核算范围不同。收付实现制只确认与现金收支有关的事项，其他事项不纳入核算范围。因此会计主体的全部资产都是以现金的形式存在的，没有债券债务；权责发生制则是以债权关系来确定收入、费用的，这就将非现金资产和负债纳入核算范围。权责发生制在确认期间损益的时候也连带着资产负债表的会计要素进行变化，这样就能更好的确定期间损益以及企业的财务状况。
4、与现金流动的一致性不同。收付实现制的确认标准就是现金的实际收支，所以说在此基础上反映的资金运动情况与实际的资金运动情况是一致的；权责发生制下，会计的确认标准是债权关系，与现金的实际收支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的。如购买固定资产，在权责发生制下，入账价值是购买固定资产的总付出，其损耗是以折旧的形式在以后年度按照一定的折旧方法摊销到产品成本或是期间费用的，这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权责发生制下，现金的运动实际运动与会计核算存在一个较大的时间差。
三、 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的同一性
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既相对独立又存在着一定的统一性。
1、两者存在的目的是相同的。无论是收付实现制还是权责发生制，其存在的目的都是确认、计量、记录和列报会计主体的经济事项和经济业务。假设不存在商业信用和借贷行为，那么无论是采取收付实现制还是权责发生制进行收入和费用支出的核算，企业期末的核算结果是一样的；即使企业的收入和支出权责与现金的实际收支有一定的时间差，但是只要权责和现金的实际收支发生在同一会计期间，这两种核算的结果也是相同的。
2、权责发生制可以实现收付实现制财务报告目标。收付实现制在进行会计计量时，侧重的是现金实际流动轨迹，如报告期末现金的结余和报告期间内现金的筹集、运用情况；权责发生制下，会计核算侧重的是经济资源，如企业控制的资产，应承担债务，期间的收入与成本以及其他的用来评价主体财务状况和变动情况的会计信息。从表面上看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的侧重点不同，其反映的具体数据不存在联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会计手段将权责发生制下的数据进行转化，重新编制财务报表，这样就可以实现收付实现制的财务报告目标。现在企业都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核算的，其最终提供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其中现金流量表就是通过会计手段，结合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编制的。
四、 结论
本文通过对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深度解析，总结出两大理论对立性和统一性的表现特征。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投资者不仅要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而且对现金流量也越来越重视。综合前文所述，我们可以充分肯定，未来这两大会计基础理论在会计发展的未来相互争鸣、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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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佳利.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对会计信息的影响[J].现代径济信息，2012：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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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行为股利理论的相关文献，然后在此基础上，选取的A股市~20022007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结合股权分置改革，运用行为股利理论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为拓展行为公司财务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论文关键词】行为股利理论；现金股利；股权分置改革
一、行为股利理论的理论综述
行为股利学派从行为科学角度研究股利政策，改变了传统理论的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极大地拓展了财务学家的研究视野，使得对‘骰利之谜”的阐释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由于行为股利学派是行为财务学在公司股利决策领域的延伸，所以行为股利理论的很多分析方法都来源于行为财务学。
(一)国外行为股利理论文献回顾
Lintner(1956)提出股利行为模型，根据公司公平的观点，即把盈利中的多少返还给投资者是公平的，设定了一个股利支付的目标比率。由于公司管理者认为稳定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将受投资者欢迎，存在现金红利溢价，投资者对公司增加和减少现金红利的态度具有不对称性。因此，公司尽可能稳定现金红利支付水平不轻易提高或降低。Shefrin和Statman(1984)在投资者自我控制问题、期望理论和后悔厌恶(regretaversion)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解释投资者为何偏好现金股利的模型。现金红利可以使投资者克服自我控制问题。同时，公司支付现金红利有利于投资者从心理上容易区分公司盈利状况，避免遗憾心理，增加投资者的主观效用。这一理论可以说明公司支付现金红利实际上是迎合投资者偏好。Baker和Wurgler(2002)通过放松MM股利无关论的有效市场假定，构建了股利‘‘迎合理论”(cateirngtheoryofdividendso)该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通常对公司进行分类，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和不支付现金红利的公司被视为两类。投资者对这两类公司的兴趣及红利政策偏好时常变化，进而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公司管理者通常迎合投资者偏好制定红利政策，迎合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股票溢价（dividendpremium)。即当投资者对支付现金红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支付现金红利；当投资者偏好股票股利，对发放股票股利的股票给予溢价时，管理者就改为发放股票红利。
(二)国内行为股利理论回顾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形成机理。陈炜(2003)采用超额收益率的事件研究法，利用深市1995～2002年数据，提出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政策的制定与公司管理层迎合市场和投资者需求有关，某时期市场对某种股利政策感兴趣，则投资者倾向于该种股利政策。黄果和陈收(20o4)运用Baker和Wurgler的投合理论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根据股票价格所反映出来的投资者的需求，投其所好制定出相应的股利政策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饶育蕾和马吉庆(2004)研究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对现金股利存在心理值域，一旦派现超越这一值域，不仅使企业流出大量现金，而且可能物极必反，引起投资者对恶意派现的猜忌。由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也有学者提出上市公司发放股利并没有真正考虑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沈艺峰、黄娟娟(2007)认为，在一个中小股东法律保护较弱的市场中，对于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股利剥削中小股东的动机，作为股利供给方的上市公司所制订的股利政策往往只迎合了大股东的股利需要，而忽视了中小投资者的股利需要。
(三)本文思路
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客观环境以及股权分置导致的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形成了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支付水平偏低、分配动机复杂和政策稳定性较差三大特征。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国内股票市场中大量国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这使得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买方市场状态，造成股市过度投机，短线投资者远多于长线投资者。他们绝大多数对上市公司派现不感兴趣，而是更为关注二级市场上股票价格的涨跌。同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约占总股数的l／3，流通股股东很难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产生影响。而Baker和wurgler的股利迎合理论以及所进行的两个检验的样本都是基于股权相对分散、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好的美国证券市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类似于在中国等股权相对集中、而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又较差的国家里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目前，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在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运用行为股利理论探讨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现金股利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和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所有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年度股利分配政策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下列上市公司：①含有B股或H股上市公司的样本；②上市公司处于特殊处理(ST或PT)的样本；③在2007年l2月31日之前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④金融或公共事业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⑤上市公司总资产或净利润小于0的样本；⑥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选取每股现金股利作为被解释变量，股权分置改革从根本上对股权结构产生了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在股利政策的研究都表明股权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将股权结构作为解释变量。为了量化股权结构，本文取了股权结构的两个重要表现形式作为解释变量：流通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因此，建立以下模型：CDPS=a+bLTBL+cH1+dEPS+eRI+Ⅱ￡PC+gDA+hSIZE+8其中：a为常数项；b—h为回归系数；￡为残差项。
考虑到各公司经营状况差异较大以及不同年份各影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不同影响，因此，该模型适合本文分析的需要，即通过分别计量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股利政策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流通股比例、盈利能力、现金充裕度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并对关联性作纵向比较，来考察股改前后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是否有影响。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的理论解释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控制变量包括每股收益(EPS)、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资产负债率(D／A)企业规模(Size)。
(二)现金股利实证结果分析
1．股改前2002～2005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1)。
表1显示：(~)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04，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常数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HI）、每股收益(EPS)、企业规模(Size)的t统计值都大于2，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③流通股比例(LTBL)、业务收入增长率(RI)、每股现金净流量(EPC)的t统计值小于2，说明参数非显著可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出股权分置改革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和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每股收益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由此推断：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甚微，上市公司在发放现金股利时几乎并没有考虑流通股股东这一因素。
2．股改后2006～2007年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2)
2)。表2显示的是股改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表2显示：①AdjustedR—squared达到了0．343，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F值较大，说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水平也很好，Durbin—Watson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②除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现金净流量的t检验值小于2外，其余五个自变量连同常数项的t统计值都大于2，说明参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参数显著可取。③回归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对每股现金股利都有影响，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收益、企业规模与每股现金股利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流通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和每股现金股利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三、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股改前的正相关转为了股改后的负相关，同时参数估计值由股改前的非显著可取变为显著可取。换言之，股改前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几乎无影响；而股改后，流通股比例越高，每股现金股利越低，且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增大了2倍，说明股改后流通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更大。股改前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以及现金股利发放率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与先前一些学者提出的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和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是相吻合的。但从股改前后参数估计值的比较来看，股改后，参数估计值在减小，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每股现金股利的影响程度在降低。根据股利迎合理论，以往的股利政策仅仅为了迎合大股东的需要，而不考虑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局面有所改观，这说明股改的效应开始体现。
此外，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和每股收益都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与先前一些学者得出的现金股利与当期盈余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盈利波动现象突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股改前后每股现金净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与每股现金股利关系不显著。说明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关心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