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保护论文范例6篇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1

一、网络环境下MP3版权保护的困境

1.1权利主体的难以认定

在《电脑商情报》侵权一案中，在侵权行为已定性的情况下，争议的焦点却在于如何证明本案的原告是网上作品的原著作权人，在网上该作品署名为"无方"。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11条第3款，"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单位为作者。"但这一规定在审理网上作品侵权案时很难操作，因为在网上使用笔名是司空见惯的。当作者将作品上载于自己的主页时，他们尚可能通过对主页的勘验证明网络作品原作者的身分，毕竟主页的注册人会拥有该主页的帐号和密码；但如果是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作者署笔名以电子邮件形式直接向网站投稿，更进一步说，如果网络使用者直接在BBS上发表署笔名文章，那么在既无密码又无帐号，甚至连电子邮件可能是伪造或不存在的问题下，如何确定作品的原著作权人呢？传统的举证分配机制在这类情况下已显力不从心。这对于那些想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版权的网络创作型人才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蓬勃的文化产业，是我国原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环境变的虚假横行，抄袭遍地。

1.2证据效力的不确定

在因特网版权侵权纠纷中，直接来源于案件的证据往往是电子邮件，因此认定电子邮件的原始证据效力就成为查证侵权事实的关键。根据民诉法有关证据的理论和审判实践经验，原始证据一般要求是原物和原件，以确保与案件本来情况相符。但电子邮件是一种数字化信件，从技术角度来看，极易被篡改和伪造，且这种篡改和伪造可不留痕迹。因此确定诉讼当事人提供的电子邮件是否为原件就很困难，电子邮件在审理中作为法律证据的效力十分有限。这就给MP3版权保护带来了很多现实中难以操作的问题。

二、网络环境下MP3版权侵权责任的认定

网络时代，MP3的版权问题一直是困扰业界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早在20__年，国内数字音乐市场因为版权问题纠纷一度出现停滞。也就是这时候，各大唱片公司针对百度的MP3侵权诉讼纷至沓来。20__年7月，环球、华纳、滚石、索尼-百代、正东、新艺宝和金牌娱乐等香港七大唱片公司，联合状告百度公司未经允许在其经营的网站上对涉案的137首歌曲进行在线播放和下载服务，并为此向百度公司索赔经济损失167万元。20__年8月，环球唱片、华纳唱片、索尼唱片三大国际唱片公司将百度告上法院。这些唱片公司认为，百度提供的MP3搜索链接服务侵犯了它们的著作权。三大唱片公司列举了128首流行歌曲，要求百度立即停止侵权，并索赔6350万元。

2.1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2.1.1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概念

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是选择某类信息上网供公众访问的人，如为用户发送信息的电子布告板系统经营者、邮件新闻组及聊天室经营者。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完全控制网页上的信息，公众一般只能浏览或下载而无法改变其提供的信息。因此他们的地位类似于传统的出版者，应为其提供的所有信息承担类似于出版者的版权责任。

2.1.2我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

最高院的《解释》第5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在主观上没有过错的时候就不构成侵权。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在权利人一方，著作权人必须证明加害行为的违法性、侵权事实、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加害行为与所造成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四个要件同时具备，才能认定侵权行为成立，否则其权利就得不到救济。而相对于权利人来说，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更容易找出种种无过错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如网上信息数量巨大，无法审查每一部作品的版权情况，即使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仍无法知道其网上的信息是侵权作品等等。因此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追究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的结果往往是使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有机可乘，实际上是降低了版权保护的水平。笔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下仍然固守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会抑制人们创作的积极性。

2.1.3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

相比之下，欧洲、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版权制度则更为完善。

在他们的版权制度中，对直接侵权行为适用的都是毫无疑问的严格责任，即侵权责任的成立不以过错为要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不论其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责任。如英国著作权法第97条第（1）款规定，在著作权的侵权诉讼中，如果事实证明被告在侵权之时不知道，也没有理由认为其所及之作品享有著作权，原告则不能请求损害赔偿，但不影响其要求采取其他救济方式。日本著作权法第114条规定，侵权人因故意或过失侵犯著作权人利益理应赔偿著作权人的损失。但是，若侵权人既非故意也非重大过失，则法院可斟酌裁定损害赔偿的数额。

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明确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的严格责任，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须履行国际义务，与协议的内容相衔接，因此在我国著作法中规定侵犯著作权的严格责任势在必行，这既是版权保护的客观要求，又是与世界各国接轨的需要。

2.2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2.2.1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概念

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除内容服务以外的其他种类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网络基础通讯服务者、接入服务提供者、信息搜索工具提供者等。他们的作用在于为信息的传输提供基础设施和基础的通讯服务等，以维持网络的正常运行，支持网上的信息传输。

2.2.2我国对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

最高院的《解释》对此没有规定，但从其内容来看，显然对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规定是非常宽松的，即使在著作权人提供了一切必要证明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可以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不需承担任何责任。我国法律目前之所以没有对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的描述，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如前所述，"信息在网络中的传输是一个不断传输的过程"，因此当含有侵权内容的信息在网上传播时，同样不可避免的会在中介服务提供者的计算机系统或其他设施中留下复制件，这是否构成对版权人专有权的侵犯呢?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并不能控制网上传输的信息内容，自始至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其次，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不是侵权材料的发送人，对侵权材料的存储和传输是由其技术特征所决定的，是对侵权人的要求所作出的一种自动反应。因此让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为难以预料和控制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是不明智的，不利于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2.2.3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

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都不同程度地对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作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并不能免除所有责任，当在其系统中发现版权侵权材料时，该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有责任采取措施，使侵权材料停止传播;而且也非所有的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都可以享受限制责任的待遇，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从而避免一些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以此为理由，逃避法律应有的约束。

2.3网络用户的侵权责任

对于网络用户侵犯MP3版权，业内人士表示：百度以前是免费下载为主，跟谷歌的竞争中，免费下载积累了大量用户。但是免费下载没有给版权方、唱片公司或音乐人合理的收入，这就养成了很奇怪的用户习惯，90%以上的用户每天都在网上听音乐，但是付钱的很少。现在唱片根本卖不出去，最好的歌手也只能卖几万张唱片而已。

三、我国MP3版权保护的现状分析

3.1MP3版权保护的现状

因为"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网络MP3的著作权没有明确的规范"，关于网络MP3的版权问题其实一直都处于争议之中。

20__年9月3日,文化部对外了《文化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网络音乐内容审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网络音乐的经营单位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建立专门部门负责音乐内容的合法性审查。而在关于网络音乐经营行为的定义中,"直接提供音乐产品链接方式"赫然在列。文化部副司长庹祖海在解读《通知》时表示："网络音乐搜索向网民提供的结果,应当是经过文化部审查、其他合法单位提供的合法产品,而’不得提供非法单位的非法产品’"。《通知》的和庹祖海司长的解读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各大音乐搜索引擎的关注,百度mp3、搜狗音乐等搜索引擎的经营方式和版权对策将走向何方成为业界普遍关心的话题。事实上,关于中国音乐搜索引擎服务是否合法的争论由来已久,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以提供免费音乐搜索及支持免费音乐下载来获取流量和广告收入、不对音乐来源的合法性负责为特征的经营方式是否侵犯了内容提供商的版权利益。百度mp3可以说是在国内较早采用免费+支持下载经营方式的搜索引擎,从20__年底创始以来一直未有根本改变,并且凭借这种经营模式完成了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上的早期积累。可以说,百度之所以在搜索引擎市场独领如此多年,百度mp3功不可没。然而,与百度mp3独特的市场地位相伴随的,是其自诞生以来就难以摆脱的版权纠纷。众多版权所有人如唱片公司、独立音乐人等不仅坚定地认为百度mp3提供免费音乐链接的行为侵犯了版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上也同样坚定,在司法实践中历经多次失败后仍然锲而不舍。虽然内容提供商们屡战屡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版权保护的力度日益严紧,音乐创作者的权益日渐得到人们的尊重将是大势所趋。

3.2关于MP3版权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20__年12月1日，百度正式对外公布：曾任环球唱片中国区总经理的梁康妮加盟百度，就任百度娱乐总经理。关于梁康妮的职场变动，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就在20__年，环球唱片与百度曾因MP3版权等问题一度引发诉讼。此举被外界看做是百度欲整合其苦于探索的数字娱乐领域的一大新举措。据介绍,梁康妮有多达15年的音乐产业经验及丰富的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经验,加盟百度前任职环球唱片中国区总经理,曾带领环球唱片和中国移动、各主流互联网公司结盟,积极探索各种数字音乐商业模式。百度品牌公关负责人表示,百度此举主要还是为推动传统唱片公司与数字娱乐的结合,"百度一直寻求和环球、百代、华纳、索尼四大国际唱片公司进行合作,并尝试’泛音乐联盟’,其中部分音乐机构已授权百度使用其所有华语歌曲,供网民在百度MP3搜索上免费试听,所得的广告收入双方分成。"

由此一种解决途径逐步进入人们的视线--免费试听+广告收入分成。早在20__年，国内数字音乐市场因为版权问题纠纷一度出现停滞。也就是这时候，各大唱片公司针对百度的MP3侵权诉讼纷至沓来。直到百度推出"音乐试听+广告收入分成"的商业模式，这一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在20__年，全球四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百代唱片与百度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共同拓展中国数字音乐市场。百代授权百度使用其所有华语歌曲，供网民在百度MP3搜索上免费试听，百代和百度通过广告商的赞助进行分成。

这一商业模式，随后得到了众多唱片公司的支持，为全球数字音乐的普及推广，提供了具有导向意义的尝试。继百代之后，滚石、英皇、华谊、海蝶等近百家唱片公司相继加入签订合作协议。

这一模式也被世界乐坛最负盛名的格莱美奖的负责人、美国唱片艺术和科学协会主席尼尔o保特诺称赞："百度所独创的以广告分成为基础的数字音乐推广模式，代表着音乐产业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值得全球借鉴学习。"

笔者认为，光有如百度这样的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的努力还不够，同时要发动广大群众即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的力量，毕竟他们是网络环境中最基础的部分。而要发动这部分群众的力量就离不开关于版权保护的法制宣传，这不仅需要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做好对于版权保护法律的探讨和完善，还需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互动，使版权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让那些版权拥有者对我国的文化环境放心的同时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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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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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喆，西北大学《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

3．刘芝秀，通过搜索引擎获取歌曲MP3文件的侵权认定--以"步升诉百度案"初审结果为例．法律适用，20__，(5)．

4．胡为，从著作权角度看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由五大唱片公司诉百度侵权案引起的法律思考．法制与社会，20__，(2)．

参考调查报告、新闻报道类：

1．文化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网络音乐内容审查工作的通知．新浪科技，20__.03.03．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2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迅猛发展，将人类文明带入一个新的信息时代。国际互联网络是数字技术与计算机通讯技术日益发展和密切结合的产物，作为一个巨大的通信网，其把全世界联结在一起。在网络环境下，版权所保护的作品有了新的传播方式，公众获得创造性文化产品的途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更，这对传统的版权保护制度造成很大的冲击。由于网络传输对版权人的利益有重大影响，因而该问题引起国际知识产权界的关注与兴趣。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组织专家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并找出相应的对策，如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加拿大等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于1996年底推出了两个新公约，解决网络传输纳入版权保护体系的问题。论文百事通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Internet上网计算机已达74.7万台，用户达210万。且目前其发展极为迅速，因此网络传输对我国传统版权保护体系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版权制度是随着新技术的变化而不断完善的，我国的著作权法也应予以调整以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从重新界定合理使用和加强集体管理的角度，找出保护网络传输权利的对策，并提出对我国著作权法相应的修改建议，以期促进网络环境下对版权的保护。

二、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

计算机网络化给以往的作品传播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所有传统传媒介质的作品都可以通过二进制数字编码在网络上传播，通过网络交换得到的作品与原始作品有完全一致的效果，且使用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于数字化后的信息很容易地改变或加工其内容，或插入其他信息。这种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对著作权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从本质上说，其仅仅是为权利人增加了一种传播作品的方式而已，并未动摇著作权保护的基础──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其思想内容本身。因而要使网络运行规范化，也不必对著作权法作根本的变更，只是应对现有规定作适当调整和补充。其中，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问题是规范网络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对于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学者多有论及。但大体有以下三种见解：

1、网络传输是一种发行行为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的规定，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的行为。而网络传输中，与传输的网络联网的用户即可从其计算机终端上卸载作品进行阅览、储存、打印或以其他方式进行使用。因此这种向公众传输的结果和经济影响与传统意义上的“发行”有相似之处。计算机程序可以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十台计算机，当传输结束时，原件保留在发出传输的计算机中，复制件则存在于每一台计算机的内存或存储装置之中，传输的结果本质上与发行十个复制件相同。以网络传输向公众发行作品复制件与以其他传统方式发行并无区别，因此网络传输是一种发行行为。美国1995年公布的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关于知识产权的报告”，即通称的“白皮书”就建议，美国的版权法明确承认网络传输属于向公众发行，在版权人专有的发行权之内。我国有的学者也持此观点，认为网络传输事实上是在社会公众中发行作品的一种新方式。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主要原因在于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复制行为，与传统的发行行为的内涵不符。从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看，发行是与复制行为相联系的，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成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这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复制，此外还存在意义更加广泛的广义复制。这种广义复制实质上可以把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全部经济权利的行使方式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可以认为一切“再现”原始作品的行为都是复制，而不仅仅是原封不动的复制，翻译、改编、录制等都是作品的再现，只是改变了表现方式。但这种广义复制在著作权法上意义不大，且易造成权利混淆，故一般并不采用。对于网络传输，有的学者认为也存在复制过程，即通常所说的“暂时复制”。暂时复制是指作品仅进入了计算机内存，没有固定在任何有形媒体上，这在网络传输中是广泛存在的。美国的白皮书就认为暂时复制是一种复制行为，此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12月在日内瓦举行了外交会议，由于暂时复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在版权条约的最终文本中删去了包括暂时复制的复制权的内容。关于暂时复制的主张实质上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复制，这种主张并无太大的积极意义，相反还易导致网络运行各主体间权利义务的不确定，且其对于作品的使用，对于信息的流通，都会构成不同程度的障碍。因此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不是发行行为。再者，即使将网络传输行为看作是发行行为，也会产生与“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应对该原则作例外规定。因为传统的作品的有形物经发行后，该有形物的发行权便用尽，而网络传输的作品是与有形物相脱离的，再适用该原则就会产生矛盾。

2、网络传输是一种类似广播的行为

网络传输是与广播相类似的公共传播行为，其同有线电视传输没有本质的区别。家庭录制设备的出现同样遇到网络传输今天遇到的个人大量复制的问题，但是对于个人复制广播电视节目，并未将广播权解释为发行权；而且采用公共传播理论，可以避免“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但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播放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播放方式包括无线播放和有线播放两种。依该规定及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规定，只有有限种类的作品和有限种类的传播方式能包容进去。因此可以通过对播放权含义的扩充，从性质上确认网络传输是一种公众传播行为，是属于作者的一种专有权利。但需对播放的范围予以扩展，从播放对象看，既包括现场的表演和展出，也包括音响作品、动画作品、电影电视作品、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各类作品的数字形式；从采用的技术上说，既包括通过无线电波和有线电视系统的播放，也包括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的播放；从传输方式上说，既包括一对多的播放，也包括一对一的播放，即点到点的传输。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网络传输与有线电视传输确有技术上的相似之处；但二者毕竟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在运行主体、传输内容、传输目的、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将网络传输作为类似广播的行为予以保护，亦不甚可取。

3、网络传输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增设网络传输权予以保护

网络传输具有不同于其他作品使用方式的特点，它通过联结千家万户的网络，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速度快、效率高、范围广的特点，向公众信息，传输作品，使得信息的流通产生了质的飞跃，因而应增设网络传输权予以保护。目前国内有些专家学者持这种观点。且1996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版权条约、表演和唱片条约规定了作者在网络上的权利，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这两个新条约规定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即网络传输权。

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根据传统的理解，作品传播给公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公开传播，二是发行。网络传输行为尽管与这两种方式有某些可比之处，但不能将其简单地定性为公开传播或发行行为。只是可以作为立法上的参考，在司法实践中，在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之前，甚至可作某些类推适用。但从本质上说，网络传输行为与传统的传播方式完全不同，因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新条约中规定了网络传输权，也就是说，作品的传播目前应有三种方式，传统的公开传播、发行和涉及网络传输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作品在网络上向公众传输，属著作权人对作品实现经济权利的使用方式之一，具有和“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计算机网络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作品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公众传输，可能会成为作者使用作品的主要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的经济价值会越来越大，甚至会超过传统的作品使用方式。把作品搭载到计算机网络上向公众传播作为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并在法律中规定，是计算机网络化健康、规范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目前国内网络传输的情况看，在版权保护方面基本上是无序状态。如果不尽快在著作权法中增加网络传输权的内容，司法机关会因法律的不明确而无法操作，侵权行为也得不到制止，长此以往，会使公众误以为任何作品都可以随意上网并免费使用，这种习俗一旦形成，将难于纠正。这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在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增加网络传输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公开传播，包括将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其作品的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网络传输行为既不是发行行为，也不是类似广播的行为，而应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予以规范和保护，我国著作权法应尽快增设网络传输权，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但同时也要注意维持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三、网络传输与合理使用

明确了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如何保护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这首先涉及到重新界定合理使用的问题。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一项的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可以合理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所谓合理使用，是指他人依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必经著作权人的许可而无偿地使用其作品的行为10.这对于一般传统作品来讲，是容易理解的。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作品通过网络传输，在网上以点对点的形式传播，如果依照传统著作权法，这种使用属于私人使用，应划归合理使用的范围。这样，无疑会给网络传输作品的著作权人带来巨大的损害。在著作权法中确定网络传输权，个人在网络上获取作品固然将受到该权利的控制，但同时也应对合理使用的规定进行适当修改，应加上网络传输环境的例外规定，使之适应网络环境的要求。

四、网络传输权利的行使

即使法律规定网络传输作品的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著作权人要真正实现这一权利也是有困难的。因为著作权人无法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谁利用了，如何利用了，利用了多少次，更难以发放许可和收取报酬。从现存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和国际上通行的作法来看，解决数字技术环境下的著作权行使问题，除通过著作权人个人行使权利外，主要是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邻接权人或者其他权利所有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行为。由于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国际化，著作权人对作品的被使用情况很难了解，因而出现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从事著作权、介绍，或者信托活动，其最早诞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集体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监督有关作品的使用情况，与作品使用者谈判、签约，发放使用许可，收取、分配使用费和追究侵权责任等。其中通过集体管理机构行使著作权最多的是音乐作品。网络传输作品也可采取设立集体管理著作权的机构的方式，以对之有效保护。网络传输的著作权人可将权利以信托的方式转让给管理机构，由管理机构与作品的利用者缔结合同，或由管理机构对侵权者依法采取对策。通常每一侵权行为的损害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每个权利人对这类侵权行为一一诉诸法律，事实上也十分困难。如果由管理机构将大量的权利集中，以规模化的利益为目标开展工作，则无论是监视侵权，还是进行诉讼，均成为可能。同时，从作品使用者的角度，也易知道谁是权利人，许可的条件是什么11.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适用于网络环境的。

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提及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只是在实施条例第54条中规定，“著作权人可以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行使其著作权。”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所以我国目前的集体管理活动受到较大的制约，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我国应在著作权法中确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法律地位，对著作权法予以修订。因为集体管理制度作为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有效途径，不仅表现在数字技术引起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其他新技术，如录音录像、静电复印、电缆电视等技术引起的著作权问题方面。可见，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应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因为毕竟集体管理在我国属全新的事物，公众乃至司法人员对之了解甚少；此外还可以针对网络传输的情况，规定网络传输权应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实现，因为这是在数字技术时代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因此，为有效保护网络传输作品作者的著作权，我国应修订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网络传输权，重新界定合理使用，并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著作权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文化、经济事业的发展。保护作者的权利，固然可以激励他们进行再创造，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著作权法还涉及作品的传播者和使用者，因此应选择一个利益平衡点，既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不至于损害公众利益，阻碍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对于网络传输问题也是如此，既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不能影响公众通过网络利用信息，既不能造成免费随意使用信息的习俗，又不可对著作权人进行过度保护而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且从世界范围来看，1997年8月德国开始实施全世界第一部规范计算机网络的服务和使用的单行法律──为信息与电信服务确立基本规范的联邦法12.其中第七章规定了著作权法的修正问题，主要规定了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尽管对网络技术对著作权保护的影响基本未涉及，该法仍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探索，对各国的信息立法工作会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我国修订著作权法也可借鉴该法。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3

数字出版的传播途径很广泛，是新兴的、具有网络传播特征的作品数字化的使用方式。数字出版方兴未艾，却有两个基本要件：第一，必须是经作者同意，以制作复制品形式公开其作品；第二，有关作品必须被复制一定数量，能“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从著作权法上说，这是出版包括数字出版基本的特征。

多媒体技术使作品的形态更加多样化。数字出版是以多媒体技术为基础的，是将文字、图形、语言、音乐和影视动画等各种媒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可组织、存储和控制多媒体信息的集成环境和交互系统，也称之为电子出版物。1981年，世界第一张CD光盘问世，在音乐唱片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同时，其海量的存储结合多媒体技术用于计算机数据和资料的存储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多媒体技术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及获取知识的途径，将人类思想的表现形式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随着内容资源在互联网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网络出版活动中的版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作品通过互联网向公众传播的过程，首先是将非数字化的作品（文字、美术、摄影、音乐、动画、影视）进行数字化处理转化成数字作品，或在计算机上直接以数字格式创作多媒体制品、数据库、计算机软件等；二是提供这些已完成了数字化处理的作品与互联网连接，使作品由个人计算机传送到互联网上，网络用户通过互联网对这些数字化作品进行使用。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作品的复制，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的复制权可以调整这些行为。为了解决新技术给法律执行带来的问题，在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中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以解决网络出版中的版权问题。近期，出台的《网络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就是针对作品在网络传播中的技术链接行为做出的行政规范。

著作权法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应在实践中逐步明确，比如，在版权法律规定的“作品”概念中，并没有“电子出版物”（或多媒体）类别，以至谈到有关的版权保护与版权合同时，难以做出细化的规范。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首先看是否具有“独创性”，这种独创既有内容的要求也包括技术表现的方式，技术表现形式也可以是一种“独创”，与内容是密切联系的。目前，电子出版物有三种类型，一类是数字化作品，主要体现在从纸介质、平面作品制作为“立体”式的多媒体作品，其中有些是具有独创的作品；二是数据库，以主题类信息收集、整理并辅之以技术手段的信息链，形成各种类型的数据库；三是互动式作品，即采用多媒体技术，将内容从单项的、线状的信息，变为多项的、网状的结构，操作行为也变为互动式交流。主要形式是网络游戏。

多媒体作品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因为计算机并不是在不同介质、不同“作品”之间转换，而是阅读一部有独创的形式、构思完整的作品。目前，著作权法不可能对每一件新技术诞生的“作品”都一一列入，但随着版权制度的深入，司法实践逐步完善，以及电子出版物质量的提高，电子出版物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将受到保护。

二、数字出版的版权产业链分析

数字出版的发展，与相关产业之间形成的产业链，将带动传统出版与网络出版之间的快速发展与资源整合。从广义看，出版产业的发展包含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制作、传播为基础的；二是内容资源开发和利用形成的产业链，在各个链接点的核心是版权。版权的增值成为企业成功的目标。

以数字出版中发展较快的动漫业为例，如果把中国动漫市场划分为制片市场、播出市场、衍生产品市场的话，那么，制作是基础，播出是龙头，版权（衍生品）增值是保证。可以说，没有版权增值，我国动漫业发展前景是不乐观的。首先看动漫产业链的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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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产业化发展是中国动画业适应市场需求的选择，也是数字技术、资本经营推动的结果，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动画作品进入网络出版中，其传播途径更加广阔，作品使用的空间更加宽泛。

二是在新的产业格局形成过程中，动画制作将改变小作坊式的运行体制，转向战略性合作和开发，有实力、有品牌的动画企业，是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骨干。

三是动画从传统媒体融入新兴数字时代，创作跨度大，形式多样，形成投资多样化、版权多主体的节目交易市场，动画业的合作及开发将成为版权市场的新变化。

四是动画作品和卡通形象品牌充满了商机，动画衍生产品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数字出版离不开影视作品。作为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高智能、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对于带动相关文化产业如出版业、电视业、音像业、旅游业、玩具业等的发展具有拉动作用，从而成为部分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版权为核心的相关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形态，我们称之为“流动、开放的金色链条”。数字出版产业，将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产业链，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三、数字出版中的版权贸易

过去，图书、电影、音乐由出版商决定如何出版，以何种形式出版；到了数字时代，则由消费者决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方式获得和欣赏作品。音乐、动画已经出现网络时代，比如，网络音乐。音乐作品的传播把网络作为一种传输渠道，它比传统渠道传送有更大的优势。一个音乐作品，它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以适应不同的终端，比如手机铃声、彩铃、MP3下载。网络作为一种传播介质，能够以丰富多彩的方式下载内容，比传统方式受到更大的欢迎。

网络时代出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重心转移，使消费者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权利保护与作品传播利益平衡中，消费者的能力逐步加强。数字出版是以技术开发与版权增值为核心的产业，数字出版中个性化服务占重要的位置，在未来的发展中必然带来版权贸易的繁盛。

建立以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全过程的版权交易平台。首先，建立版权交易平台，通过对平台管理，建立起版权综合服务体系，包括登记、、展示、拍卖等信息系统管理，针对不同作品特点和版权需求采取不同的经营策略。其次，推动版权衍生品市场的开发，实现多种载体形式、多种操作模式共存的版权交易活动。目前，最有可能进行产业链运作的是音像、动画、影视、网络游戏市场。通过衍生品市场开发，把握产业运作规律，开发新的市场空间。

以信息化建设推动版权贸易开展。建立版权交易平台，要整合出版资源，最关键的是这些资源能够产生交易，扩大产业链中版权增值空间。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版权交易平台是通过合理分工、权利明确、规范操作来确立版权市场规则，这是版权推动产业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由于市场信息不畅通，真正意义上的作品衍生市场还没有形成，使产业发生“断链”。

版权信息建设，还包括与创作者、权利人建立广泛地联系。一些文化室从图书转为直接与作者建立信息网，在作品创作与出版之间形成互补关系。数字出版的发展，使版权经营者既是实体操作者，又能够把各种功能的、不同领域的合作者吸引过来，共同组成一个项目团队，开发新的交易市场，形成版权交易的新模式。

以多种功能的版权经营，建立综合服务平台。当前，大文化产业中增值快、空间大的部分是内容产业，已经引起资本市场的关注。如何促进资本、技术与出版资源的结合，使投资者与权利行使的关系更加紧密已成为业界的共识。未来出版物市场将出现版权行使与投资多元化结构的特征，投资者不仅关注利润回报，还关注制作、生产以及版权运转的整个过程，以降低风险、扩大传播、进行市场合理分工下的专业化操作。这就是实体化操作的目标。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4

关键词：吕海寰商约谈判版权保护

一、近代中国版权问题的提出

清末,列强入侵，中国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向西方学习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由于现代印刷技术的引入以及开民智、传西学的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大量翻译、出版各国书籍，近代出版业繁荣局面开始形成。

为保护美国著作者和出版商的权益，1903年3月17 日，在中美续修商约谈判过程中，美国方面交给中国一个修订商约草案，正式提出版权保护问题，内容如下：“无论何国若以所给本国人民版权之利益一律施诸美国人民者，美国政府亦允将美国版权之利益给与该国之人民。中国政府今欲中国人民在美国境内得获版权之利益，是以允许凡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印件、镌件者，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由中国政府援照所允保护商标之办法及章程，极力保护十年。以注册之日为始，俾其在中国境内有印售此等书籍、地图、镌件或译本之专利。”[1]于此同时，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也在北京互换，涉及的保护版权条款主要有：第五款中国国家允定一章程，以防中国人民冒用日本臣民所执挂号商牌，有碍利益，所有章程必须切实照行。日本臣民特为中国人备用起见，以中国语文著作书籍以及地图、海图执有印书之权，亦允由中国国家定一章程一律保护，以免利益受亏。

在当时版权观念比较薄弱的近代中国，美日的版权要求有如巨石投水，激起巨大波澜。爱国热情极高的京师大学堂学生纷纷要求学堂总办张百熙通电各方，表示反对，认为中国非常落后，正在向他国学习，精通外文的人少，如加入版权保护，外国书籍不能任由中国翻译、出版则读外文书籍者少，中国的发展必将受到窒碍。张百熙将学生意见转至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要求不在商约中增加版权条款。近代中国版权问题由此掀开。

二、吕海寰与美日续约谈判中维护我国版权问题的斗争

1902年，吕海寰被任命为商约谈判大臣，在上海与西方各国商谈商约事宜。在中英商约谈判中，吕海寰作为首席商约谈判大臣盛宣怀的副手，表现不凡。在中美日商约谈判中，由于盛宣怀身体欠佳很少出席，谈判的主要任务交给了吕海寰，吕海寰在中美中商约谈判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美续修商约谈判开始以后，仅就版权条款，双方就曾有过持久而激烈的争论。由于“弱国无外交”，吕海寰只能在谈判过程中据理力争，将中国外交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中的关于版权争执和妥协的谈判会议记录，可以窥见这一争执的一个侧面。

1902年9月24日，中美修约会议又开始讨论第32款时，吕盛两位代表反对保护版权，原因是恐怕因此提高书价，使穷一点的人买不起书。经过长时间辩论，中国代表没有改变意见，只有决定下次再讨论。9月27日，双方又开始讨论第32款的版权问题。经过详细讨论，古纳建议把版权保护期限定为14年。据说，张之洞主张应当为5年，或者在章程里规定，不列入商约。后来，古纳同意把年限改为10年，他说，这一款可以保护美国人的权益不至于受到侵害，否则翻印的书籍就会在中国出售了；另外还可以使中国得到优秀的作品，因为没有保护的规定，就不能鼓励大家为中国著书或译书了。最后，这一条款经过一番修正后，双方获得一致意见，达成了分别提交双方政府的协议。9月30日，中美双方就本己达成协议的第32款的版权问题又重开谈判。原因是中国代表收到了一些反对电文，其中就有管学大臣张百熙发来的一个长电，说是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反对订立版权条款。吕海寰分析认为，看来是反对者对版权保护的范围有误会，实际上这一版权保护条款规定，只是为了保护专为中国人用而写作的书籍等，并不是对一般书籍都给予版权，也不禁止把美国书籍译成汉文，中国代表希望把什么应当保护以及什么不必保护，说得更清楚一些。美方代表古纳同意考虑后加以补充。

1903年3月31日，中美续修商约谈判又涉及版权问题（第11款）。中国代表建议进行修正，修正后改期讨论。4月3日，重新讨论第11款的版权问题：根据中国代表的建议，增加了“除以上所指明各书籍地图等件不准照样翻印外，其余均不得享此版权之利益。又彼此言明，不论美国所著何项书籍地图，可听华人任便自行翻译华文刊印售卖”这一部分内容，中美双方代表就这一条款达成了协议。到8月27 日的会议上，经中国代表提议，在第11款版权问题的内容中，在准许中国人翻译、刊印、售卖的“书籍”之后，又增加了“地图”二字。8月29日，会议又涉及版权问题，中国代表提出，希望对于有碍中国治安的书籍做出明确规定，美方答应考虑。最后，在9月3日的中美修约谈判会议上，中美双方又专门对第11款的版权问题进行了讨论。经过讨论，美方代表同意增加一段内容文字：“凡美国人民或中国人民为书籍报纸等件之主笔或业主或发售之人，如各该件有碍中国治安者，不得以此款邀免，应各按律例惩办。”[2]

等到谈判有了眉目，吕海寰、盛宣怀将续订商约中有关版权条款的情况向刘坤一复电做了报告。电文说：“美日商约，均有版权一条，意在概禁译印。办(辩)论多次，幸如尊议：东西书皆可听我翻译。唯彼人专为我中国特著之书，先已自译及自印售者，不得翻印，即我翻刻必究之意。上海道厅、领事衙门早有成案，势难不准。”[3]p11-12

弱国无外交，但是，经过中国议约大臣吕海寰等人的据理力争，多次辩论，西方各国做出了某些让步，谈判还是有成效的。对美日版权的保护进行了限制，即将原来保护一切外国书的版权限制在“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和“特为中国备用”的外国书籍，其余不受禁止，“与之订明，若系美文由中国自翻华文，可听刊印售卖”，[4]p4594并加入保护中国治安的条款内容“有碍中国治安者，应各按律惩办，为防微杜渐之计。”[4]p4594吕、盛二人在对保护外国人版权的认识上，已超出了调停商约的范围，他们将它提高到广开民智、新书日出、避免遏绝新机的高度和长远意义上来认识：“平心而论，自译印其自著之书，本人费许多心血，若使其书一出，即为他人翻印，亦恐阻人著译。既欲广开民智，无论中外人特著一书及自译自印者，应准注册专利若干年，则新书日出，方免遏绝新机。”[3]p11-12

在商约谈判关于版权保护进行争辩的同时，西方各国要求清政府加入加入国际版权同盟。吕海寰作为商约大臣与西方各国展开了激烈的辩解，坚决反对清政府加入国际版权同盟，此主张得到了盛宣怀等其他在职官员的支持。

三、吕海寰在是否加入国际版权同盟体现的版权思想

国际版权同盟是保护著作权、作者利益和国际间人民互享文化进步之利益。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同盟，是清政府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符合中国近代化的要求，有利于中国著作事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吕海寰反对中国加入世界版权联盟的思想是值得商榷的。近代中国，由于与美国、日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我国的文化及著作物对外交流传播，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在这个背景下，如果我们建立版权保护双边同盟, 对中国译书出版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必然产生不利影响。吕海寰从防备西方各国的侵略反对加入世界版权联盟，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吕海寰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了解他国加入国际版权同盟的事实，认为：在中国，由于科技技术落后于西方各国，需要大量学习西方，对外国著作物的需求在日益增加。而中国人能直接懂得外文的较少，外国著作物仅就图书来说，价格又极其高昂，导致不能多购图书，加上外国新出图书的保护期限，势必影响中国对于创新知识的学习，中国文化的进步，必会大受影响；中国的出版从业人员，翻译或翻印了不少外国图书，廉价进行出售，是有利于中国文教的发展的。国际间订立同盟条约，必须是以权利交换为原则。现今中国既然很少有著作物销流外国，未必能得到外国的什么版权保护利益；中国倘若就此入盟，是但有义务，而毫无权利，对外是违反国际间平等互利之原则，对内又阻碍教育与工商业发展之生机。从此以后，各国还会援引“利益均沾”的前例，将会形成凡是外国人著作，中国一概不得翻印、翻译的局面。损害权利，阻碍教育，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事了。况且，日美双边条约还是只禁止翻印而不禁止翻译。为保护本国利益，美国也一直没有加入版权保护同盟，原因就在于它感到本国著作物比不上欧洲多。何况，是否加入国际版权同盟，各国应是自愿的，全出于自由，因此吕海寰作为商约谈判代表拒绝加入国际版权同盟，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晚清吕海寰研究”（AHSKF09-10D106）。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2]《光绪条约》卷六十八，《美约》,1903年。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 “作品精神权利”在版权法领域中被用来概括一类特殊的权利，自1928年《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的英译文中正式出现这个词语以后，“作品精神权利”就被视为和著作人身权等值的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及国际版权领域中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现状各具特色，本文写作即以阐述事实为主，向读者娓娓讲述作品精神权利的国际保护现状。论文关键词：著作权精神权利价值一、作品精神权利的起源作品精神权利是与著作人身权等值的一个概念，根据《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的规定，其包括作者身份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这两项最基本的著作权权利内容。因此，我们若要探讨作品精神权利的起源，则必然要从著作权的起源说起。有关著作权的起源可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包括作者在内的一切艺术创作不过是对自然界的鹦鹉学舌一般地机械模仿。在他们看来“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通常亦并非由其所首创，他的一切工作、劳动只是被动地、消极地遵循着客户或者委托人的指示与要求。”直到后来，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开始尝试将科学知识运用于劳动中，以使其艺术创作更加逼真。到18世纪中后期，随着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笛福等新生派作家又在其作品中注入“首创性、灵感及想象力”等新的内涵，作家（author）与创作者（creator）逐渐成了同义语，其工作也被肯定为是一种创作活动。人类社会出现了倾向对作者自身关注的学术思潮，此外，由于印刷术的产生使对作品的修改和歪曲成为可能。至此，促使著作权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继1710年英国《安娜法》之后，许多国家纷纷制定著作权法对作者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对其创造性的劳动进行法律上的保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著作权立法的理论基础是存在差别的。这就注定了他们后来在作品精神权利立法方面分道扬镳。英美法系以“激励说”为立法原则，即法律赋予作者专有权，旨在激励作者创作热情，从而为社会创作出更多更有价值的作品，而激励的最好方法便是对作者的经济利益予以保护。英美法系“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和“纯粹功利主义”的立法哲学使得著作权立法偏向了对作品经济权利的关注。然而，大陆法系（主要是法国）则以“自然权利”学说为立法指导思想，强调著作权是因为作者创作作品这一事实而对于作品所享有的一种“自然权利”，法律的规定只不过是对这一“天赋人权”进行确认和明确而已。这种“个人本位”的立法主意更注重对人本身的关注，这也成为后来作品精神权利理论产生的前提。事实上，作品精神权利理论首先起源于法国，之后逐渐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我国《知识产权法》领域所使用的著作人身权概念最早即是在1878年由法国学者莫里洛明确提出并在法律意义上使用的。莫里洛在提出著作人身权的法律概念之后，又进而论述了著作权的双重性质。他认为：著作权由两项内容构成，一是属于“完全的人身自由权”，这一权利禁止违背作者的意愿而发表其作品，禁止以作者以外的他人的名义发表作品，以及所有恶意及拙劣地复制作品；著作权的第二项内容是专有使用权，它是由实在法赋予的一种纯粹的经济权利。不可否认，莫里洛对著作权本质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在其之后许多大陆法系的学者（如吉尔克，皮奥拉·卡塞利，约瑟夫·科勒尔等等）也都对著作人身权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持一元论的代表，吉尔克极端地认为著作权中仅仅只有人格，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抹杀了著作权经济性的主张固然有其有失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使我们对著作人身权或说作品的精神权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一位对著作人身权理论起到奠基作用的学者当属皮奥拉·卡塞利，他将著作人身权与一般人格权作了很好的区分。他指出，作者个人性质的权利不产生于一般人格，而产生于创作作品的人的人格，因为这种权利是著作权的一个基本成分，不同于有下述特点的其他个人性质的权利：它们能够以作品为对象、为作者或其他人持有，而且它们不以作品的创作为依据，但属于人身权利的总的范围。就这样，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在以“天赋人权”为旗帜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作品被视为作者人格的延伸，而作者对作品不但应当有权像对待财产权那样控制作品的经济利用，更应当有权维护作者人格与作品之间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对作品精神权利加以保护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二、保护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基础大陆法系的学者之所以能在百家争鸣之后达成一个共识——应当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保护，正是建立在“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保护”存在合理性进行论证以及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基础上的。价值即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它指明了客体存在的意义。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经济学价值在英美法系，版权法大多通过经济报酬来鼓励作者创作，而大陆法系的版权法则是特别注重作者的精神权利，通过创设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收回权来激励作者的创作。英美法系以“社会本位”为立法指导思想，因此，作品精神权利的激励作用往往被忽视了。主张精神权利具有激励作用的学者大都以作品精神权利能实现人格利益为由，如“著作权制度中相对于作者人格价值实现较小的作品来说，赋予作者的精神权利对于作品创作的刺激完全超过经济权利。如前所述，在中国古代，许多作品之所以被创作出来，对精神利益的追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动机。” 其实，从经济报酬的角度，作品精神权利的激励功能亦不能被忽视。如版权法赋予作者署名权，作者可以通过提高创作质量和适当的宣传，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就如同企业的商标一样，作者的署名会和作品的销量、价格形成直接的联系。版权法赋予作者的发表权也与作者经济收益相关，因为作者只有行使了自己的发表权，其它的著作财产权的实现才成为可能。而版权法赋予作者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收回权，都保障了作者有进一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正是因为作品精神权利与作者经济利益存在相当的相关度，对精神权利的立法保护也必然对作者的创作产生激励作用，这也即是作品精神权利经济学价值的表现。 2.文化价值一国文化事业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特殊阶段，社会上存在物质主义盛行、极端个人主义、严重信仰危机的现实。因次，发展文化事业，振兴文化产业，提供丰富而健康的文化产品，无疑是必要和紧迫的。作为文化载体的作品，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到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品是一时期文化的再现和反映，同时也能促进文化的繁荣和传承；反过来，文化的繁荣又将给作品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发展的动力，最终促进作品的创作。以作品为媒介，作品精神权利与文化之间也产生出一衣带水的关系。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有益于社会中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会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除此之外，保护作者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能够有效地防止作品被歪曲，从而使大量优秀的作品得以源远流长。只有对作品精神权利充分尊重和保障，才能使人类优秀的精神食粮不被恶意歪曲，使其承载的文化得以客观完整的传播和传承。因此，加强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也就是在为繁荣人类的文化而努力，对文化领域的劳动者给于尊重和保护，才能使人类的精神文明继续蓬勃发展下去，这即是作品精神权利的文化价值所在。三、各国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现状（一）大陆法系国家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尽管法国大革命后，受自然法学说影响，大陆法系国家都逐渐接受了作品精神权利理论，但在各自的立法实践中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立法模式。一类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其采取将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分开保护的立法主义，在学界被称为“二元论”。具体规定是：经济权利可以与作者人身分离，在商业流通中可以自由转让或者由作者放弃，但它只能在一定期限内受到保护；而精神权利则不能与作者人身分离，也不能转让和放弃，只有在作者死后才可以转移至作者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持此立法主义的国家还有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大部分大陆法系的国家。另一类则是采取“一元论”立法主义的国家。著作权被看作是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有机复合体，无法加以分割，只有将作者精神权利和作者经济权利放到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才能更全面的发挥其保护作者的作用；精神权利并不永恒受到保护，而是与经济权利一起享有同样的保护期，除了作者死后版权可以整体转让于继承人之外，作者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都不得转让。“一元论”的代表国家是德国，还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二）英美法系国家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深受功利主义哲学“社会契约说”影响的英美版权法，从一开始就将作品精神权利排除在了版权法之外，但随着《伯尔尼公约》等国际版权公约的签署，英美法系版权立法在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问题上才有改观。英国是版权法诞生地，却直至1956年出台《英国版权法》时，在第43条才明文规定了作品精神权利的部分权能，至1988年，英国制定并颁布了现行版权法，该法第四章才详细规定了精神权利，明确作者享有确认身份权、反对对作品进行损害性处理权、反对“冒名权”、某些照片与影片的隐私权。不过1988年《版权法》又为上述权利的行使规定了诸多限制。这些限制包括：作者署名权的行使必须以事先声明为前提，声明可以采用单独通知的形式或作为版权合同的一部分，但只能约束接到通知或依据该版权合同主张权利的人；改动作品的行为只有造成作者名誉或声望的损害时才构成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等等。美国最早的版权法同样不保护作品精神权利，但“吉姆案”在美国版权法中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案件，因为在该案中，美国法院第一次承认了有关精神权利的案由。尽管该案并非像精神权利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使国会完全接受精神权利，但自此之后，一些州法院和立法机关对精神权利的态度开始渐渐好转。至1989年，经过100多年的争论，美国最终决定加入《伯尔尼公约》。公约确立了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这促使美国国会接受了精神权利这一概念，美国1990年通过了“视觉艺术家权利法”，保护视觉艺术作品作者的精神权利。英美法系版权立法经历了从不承认作品精神权利到对其加以有限保护的转变。尽管这种保护较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而言，无论在权项设定上还是在适用主体上都受到诸多限制，但毕竟已是法制发展中的进步，而且，限制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作品精神权利在英美版权法中得不到充分保障，只不过这种权利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普通法上的权利，或者说是一般人格权，通过假冒之诉、侮辱之诉、合同之诉、反不正当之诉等等，作者的精神权利同样可以获得充分的保障。（三）国际版权领域中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在国际版权领域中，明文规定保护精神权利的公约是1928年修订的《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该公约第6条之2规定：“与作者财产权利无关，甚至在该财产权利转让之后，作者对于他人篡改、删除其作品或作其他更改，以致损害作者名誉声望的行为，有权制止。”该条明文确立了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的立场，开创了国际保护作品精神权利的先河，对西方诸国版权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英美法系国家为加入该公约而不得不修改本国版权法的原因之一。由于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影响，作品精神权利被排除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适用范围之外。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没有新的规定，完全适用《伯尔尼公约》的有关规定。四、结语综观国际社会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各国对此问题的认识体现出很强的主观性。无论是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判定上，还是对其具体权能的认定上都体现出这一特色。但无论如何，作品精神权利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日臻完善的立法保护，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1）杨延超博士论文《作品精神权利论》。 Dan Rosen， “Artists'Moral Rights: A European Evolution.”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2. （3）孙新强：《论著作权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载《学术界》（双月刊），总第82期，2000年3月。（4）参阅皮奥拉·卡塞利《Trattato del diritto di autore》，那不勒斯译，马尔吉耶里出版社和都灵，Unione Tip.都灵出版社，1927年，第42页（注释1）和第58页。转引自：杨延超博士论文《作品精神权利论》。（5）See paul Goldstein， 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and Related State Doctrines，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1981）at 855. （6）冯小青著：《知识产权法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第288页。（7）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第L121——1条。（8）参见德国《版权法》第28条、第29条和第64条。文章来源：中华励誌网论文范文 www.zhlzw.com

版权保护论文范文6

【摘要题】出版与法制

【关键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版权产业”这一概念最早于1978年在瑞典首次提出，1990年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开始对本国版权产业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该研究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关于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界定。版权产业并非一个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对此内涵的定位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挖掘出了版权产业最为核心的属性，即版权产业首先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以版权为基础的，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享有版权的作品有关的，在行为规范上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版权法律及相关法律调整和制约的产业部门。的确，在美国社会，从作品的创作、传播到利用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出版业、唱片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广告业、软件业，还是演出业、娱乐业；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部门，还是新锐的产业部门，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享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都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的。一旦版权失却或丧失经济价值，所谓版权产业将不复存在。这就是版权产业的本质之所在。显然，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定位和美国版权法关于版权为单一财产属性的认定一脉相承。其次，关于版权产业外延范畴的界定。版权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大到产业集团、公司、企业，小到自然人的创造性活动均涉及到版权，故版权产业的外延可谓错综复杂。为了准确核定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对版权产业的界定确定了两大标准：一是凡不参与版权销售（版权的商业性许可与转让）活动的产业不列入版权产业；二是不直接从版权销售活动中取得收入的产业或机构不列入版权产业。[1]在此基础上，将版权产业分为四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核心版权产业，是指直接创作享有版权的作品和生产受版权保护产品的行业，如影视业、唱片业、书籍、杂志、报纸出版业、计算机软件业、广告业以及电台、电视传播业等。这些产业以创作、传播及利用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和发展；第二部分为部分版权产业，是指产品中只有一部分享有版权，如建筑业、纺织业等；第三部分为版权的流转产业，是指将其所拥有的版权推向市场的行业，如发行业、服务运输业、图书批发与零售业等；第四部分为相关版权产业，是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版权有关的产业，如电视机、计算机设备产业等。以上四部分统称为“全体版权产业”。由此可见，美国对版权产业内涵与外延范围、组成部分的界定已较为成熟，这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反观中国，与美国对版权产业认识上的分歧在于：美国对版权产业属性的界定是建立在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之上，版权可以卖绝、可以全部转让是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得以确立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版权产业本质上体现出的核心思想。与之相反，中国版权制度的设计中，卖绝版权、全部转让版权均是依法受到限制的行为。因而，在中国版权立法体系中，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立论是不成立的，尽管在立法上给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允许作者对其财产权利实施许可和转让，但从版权法的立法宗旨上可以看出，强调更多的仍是对作者人身权利的保护。所以，在中国学理界，版权产业是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版权能不能作为知识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易、版权的转让有没有底线的限制等均是一些不确定的概念。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是中国版权产业建构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二、版权产业发展现状——博弈竞局中的差异

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博弈理论，博弈是指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面对一定的环境，遵循一定的规则，通过对策略的选择和实施，而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行为过程，亦是一种竞争过程，其竞争结果将成为衡量国与国之间、不同的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之间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以博弈论作为一种视角，将中美版权产业苑于同一个竞争格局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对各自的版权产业发展现状作出客观的评判。

首先，关于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版权产业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人类跨越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几百年的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所代表的是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信息、新的管理方式为主导的创造性产业对传统的工业经济的超越。所以，知识经济的出现为各国的版权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是，宏观环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不可能为世界各国的版权产业发展带来均等的机遇，因为各国版权产业基于本国“知识化”的程度和基础而建立起的国内微观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近10年来，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如果说英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的话，那么美国则以电脑、软件、版权产业拉开了知识革命的序幕。实际上，在人们尚未认识版权产业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和重要的贸易活动来研究的时候，美国人已率先顺应时代的潮流，建立起了版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同其他有形资产一样，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的学理体系，同时，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版权交易制度、交易方式、交易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版权就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中，以其特有的“知识升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并以超过其他传统资源的优势而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是被知识经济的潮流推进了知识社会的门槛，但就自身肌体的承受能力来看，在现有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基础上去实现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是有难度的。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经济振兴和发达，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对无形资产的创新和运用，这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中国社会整体的“知识化”程度和基础太低，其对无形资产的创造能力和利用能力也太低，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以版权产业为例，在我国经济部类的类别划分中，并没有版权产业这一知识经济类型的产业部门，版权产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很难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在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上存在着质量、数量、创新程度不足等因素；二是在对版权的传播和利用方面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中国传统的版权理论让怀抱传统观念的人看不到版权对于产业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积极地对版权进行商业性的开发和利用，更不具备形成较为成熟的版权传播和交易市场的前提条件。其二，与传统产业不同，版权产业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产业。版权是无形的，但其经济价值需通过有形的产品和产业来体现，通过有形的市场来体现。版权产业这一特殊性质，对其依赖的市场条件有了特殊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更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和适宜的交易方式、交易程序，以便顺利实现其价值。就此而言，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营销观念与管理手段陈旧落后，加之中国的文化业、知识业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因而在市场的发达程度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上，产业规模的发展上，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上，都还不具备为中国版权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

由此可见，在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上，中美双方形成的是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开放型理念与保守型理念之间、高度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相对封闭的、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其次，关于版权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科研成本的提高，技术更新周期的加快，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着根本的质变，即从传统商品为主的有形贸易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在内的无形贸易。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都将眼光投向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等朝阳产业。事实证明，这些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产业影响力。以美国版权产业为例，在美国，近20年间，版权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也是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在这里，有数字可以说明一切。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002年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年度报告显示：在产值增长速度方面，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增加值为5351亿美元，比2000年的5178亿美元增长2.65%，其增长速度为3.34%；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方面，197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为2.20%，1987年增加到3.25%，2001年增加到5.24%；在对外贸易方面，1991年美国的录音、录影制品、动画片和电视片、计算机软件和报刊书籍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为361.9亿美元，到2001年这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增加了1.5倍，达到889.7亿美元，其平均增长速度为8.5%，超过了汽车、飞机等任何一个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美国仅核心版权产业的产值已超过所有主要制造业产值的总和，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这说明，美国的版权产业已成长为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产业部门。

每个国家都有涉及版权的产业，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优势，中国亦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对版权产业内涵确定上的模糊性，围绕版权产业进行专门性研究和统计的基础并不成熟，目前，中国涉及的仅仅是对与版权有关的出版业、电影业、软件业等行业的统计。透过每一个相关行业的统计数据，反映出的是行业产值低、贸易逆差大等实质性问题。例如，美国1991年和2001年软件出口分别为196.5亿美元和607.4亿美元。中国在1991年还谈不上软件产业，2000年中国软件产业总值230亿元人民币，即不到30亿美元；2001年全美电影票房达80亿美元，1999年中国电影（含进口片）票房总收入不到1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电影票房的大约1.5%；2001年中国书报刊进口额为6904.13万美元，出口额1763.94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近4倍。同年美国同类产品年度出口额为40.3亿美元，是中国的228.46倍；2001年，中国音像制品进口额为1072.74万美元，出口额共计76.92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同年美国仅录音唱片与磁带（不包括版权贸易）出口额就达95.1亿美元，是中国的12363.5倍等。这一组对比数字表明，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版权产业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独立的经济部门，其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显著，更不具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实力。

三、版权制度供给——立法完善程度上的距离

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都存在权利的取得、维护和利用三个主要问题。就版权而言，权利的利用占突出的地位。因为获得版权不是目的，通过转让、许可等贸易活动取得经济上的收入，才是目的，才是版权制度最初产生的原因，也才是维护版权的主要理由”。[2](P2)所以，版权制度应该是用来调整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制度。利益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法律权利，版权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权利关系的法律文本。故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均把版权制度的创制过程中，版权法的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完善程度看成是实现权利人权利，维护版权产业壮大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时代，传统版权法中的三方利益关系在受到冲击的前提下，版权制度必须在新技术条件下寻找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新平衡机制，以实现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利用者的共同认可。所以，版权制度供给的充盈程度能否顺应新时展的需求，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当我们用这一客观标准去衡量各国版权制度发展现状时，美国较为完善和发达的版权法律体系让我们领略到了美国版权产业如火如荼的真正原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版权制度供给不足上的尴尬。

就版权制度而言，美国是现今世界上版权制度最为健全和发达的国家，其版权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从低水平保护到高水平保护，从不成熟到不断完善的漫长发展过程。纵观这一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权制度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第一，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17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联邦《版权法》，其保护范围仅限于书籍、地图、海图、期刊的保护，而1978年美国制定的第三部《版权法》，其保护范围已扩大到所有通过智力劳动所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特别是为顺应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美国对传统版权体系进行调整，及时将数字作品、网络作品苑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版权的保护范围。例如，199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DPRA)》，首次规定录音制品数字传输的公开表演权（不包括网络传输），赋予电台广播更大的权限，使之免受表演权的控制。因特网普及之后，为了使广播电台网络传输受到法律保护，在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允许电台将音乐制品“临时复制”并对其进行网络传输，使“临时复制”行为拓展到网络空间。[3]可以相信，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版权保护的范围会不断扩大，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信息化产品将获得版权保护。第二，在版权保护水平方面。20世纪初美国为保护本国出版商的利益，曾与一些美洲国家缔结了保护水平较低，并注重国内版权保护的《美洲国家间版权公约》。二次大战后，美国出版业得到迅猛发展，版权保护的重心开始向国外拓展，版权保护的水平亦有了显著的提升，其标志是1989年美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至此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正式与国际接轨。此后，美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条约的形成、制定，使国际条约向着有利于本国版权利益的趋势发展。例如，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三大实体协定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其缔结过程中美国就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TRIPS协定是一部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较高的国际条约，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协定的保护标准是一致的。第三，在立法速度方面。近20年来美国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立法完善程度明显提高。有关资料表明：仅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有关知识产权的法案、修正案及决议就有33个；仅1996年至1999年，有关数据库的立法提案就有“数据库投资与知识产权反盗版法”、“信息汇集反盗版法”、“数据库公平竞争和促进研究法”和“数据库反盗版法”等法案。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正式出台，这预示着国际条约已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反映。为实施该条约，1998年美国颁布了新的版权法——《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删除了原版权法中与两条约不相衔接的条文，增加新的条款，实现了与国际条约的对接。第四，在版权限制方面，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扩展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了对网络服务商的免责规定亦适用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条款、规定了非营利性图书馆和档案馆为内部存盘之目的，可以复制数字化复制件，如原数字格式已被淘汰的话，复制许可采用新的格式等条款。这些相关规定对原《版权法》合理使用范围做了重大修订。这说明，美国的立法质量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实上，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在许多内容上已超过了WCT和WPPT两个国际版权条约的保护力度，它对世界版权制度的发展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五，在版权性质方面。美国版权法公开宣称版权是私权，这一立法精神与TRIPS协定相衔接。TRIPS协定明确规定，所有WTO成员必须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并且不允许成员对协定条款作保留。显然，TRIPS协定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新的标准。以上五个方面的粗略论证可以表明，美国版权制度在其保护范围、条件、标准、内容及措施等方面均与国际条约形成了统一化的发展趋势，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从而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奠定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样就版权制度而言，中国则是一个版权立法历史较短的国家。1990年9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版权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对国内版权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实施的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标志着中国在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中国版权保护水平仍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在版权立法、执法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TRIPS协定及其他国际条约之间也存着不同程度上的距离。对此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版权的性质方面，《著作权法》虽然也承认著作权是私权，但又规定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可以是作者，享有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人。这就使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所拥有的著作权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人专有财产”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版权属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必然影响到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因为，在版权贸易活动中，当涉及版权交易行为时，许可权、转让权、传播权和使用权的行使，都必须建立在版权属性清晰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成为版权交易活动中的障碍。第二，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概括并不完整，特别是对版权的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过的信息以及科技发展中产生的新产品等如何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国家的立法还处在不完善状态。例如，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时代，对数字、网络作品法律地位的确立和保护，对网络空间中版权人、作品传播者、使用人权利的确立和保护等均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立法上的缺失必然使中国版权产业的贸易活动区域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失去的是对一个特殊领域内产生的智力成果的保护和利用。第三，在版权保护内容方面，TRIPS协议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许多方面不尽协调。例如，就国民待遇而言，TRIPS协议规定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可自动取得版权，而我国法律规定软件登记是取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尽管国务院在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公约的规定》中对此进行了修正，却又规定了自动保护仅适于外国作品，从而形成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在国民待遇问题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说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一大遗憾。第四，在数据库保护方面，《著作权法》没有对数据库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按TRIPS协定的规定，有独创性的数据库都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第五，在版权限制方面，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在权利限制问题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与TRIPS协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在权利限制的内容上，《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范围、强制许可范围的规定与TRIPS协定直接发生冲突；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限制上，《著作权法》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别，而TRIPS协定对邻接权的限制明显比著作权的限制更窄等。第六，在版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方面，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有关知识产权实施的国内法，以便有效地制止任何侵犯本协议规定的各种知识产权的行为。TRIPS协定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有一个主要区别，那就是它对知识产权的执行作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规定，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这在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是少见的。[4](P233)目前，我国版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还不能达到TRIPS协定的要求。例如，在如何有效地打击盗版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可循的、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实体依据和程序措施，这使中国在版权保护的执法方面，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双重压力。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版权制度还不能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国际竞争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其法律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

四、启示——比较后的理性思考

在法制国家，版权产业经济与版权保护制度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制度与经济联姻，进而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在这方面，美国完善的版权立法及执法保护、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三者融合的互动性是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启发我们理性思考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如何完善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可谓多矣，无论是面对国际竞争时应对措施的谋定还是国内相关法制体系的建构；无论是版权产业外部环境的优化还是市场机制为版权产业提供的条件；无论是行业自身的社会定位还是版权产业结构的划分；无论是版权资产的管理还是版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在这些关系到版权产业与制度健康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矛盾。这些问题不仅仅给中国版权产业这个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而获得更多契机的“朝阳产业”带来了现实的困惑，而且在制度具体解决方案的确定上也尚处于探索阶段。然而，真正堪称版权产业与制度的“高尔丁死结”问题还并未包括在上述所罗列的范围当中。笔者认为，版权产业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传统观念困境才是一个令人殚精竭虑的“死结”性问题，也是本文通过中美版权产业与制度的比较后归纳出的重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