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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范文1
关键词：银行；金融；监管
一、金融监管存在的体制问题
我国在1993年以前的时候，银行金融业根据当年的市场环境，曾近进行过有关银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相关性尝试，但是，当时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当时形成了国家经济相对过热的局面，但是银行业和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却监管的水平相对较低，在1993年左右，全国性的范围之内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投资热的经济形势，当年银行中大量信贷资金没有流向生产经营的企业，反而并用于在市场中从事投机买卖的行为，导致当时国家的金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在1993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开始下决心整顿当时的金融秩序，重点对银行等金融企业进行整顿。随后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相互之间实行分业经营的经营模式。为了有效的加强管理，政府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工作。随后我国的人大会议分别颁布实施了《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确立了在我国金融行业进行分业经营的相关模式。“
我国金融业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实行分业监督管理的体制对于我国当时的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性的促进作用和效果。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相应的问题：在我国的大多数基层地区，监督管理机制还是很匮乏的；在一些城市当中，对金融业进行重复性监督管理的现象也是十分的显著；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政府相关监督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往往不能有效的实现共享；机构型的监督管理部门与当时金融业务发展多样化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矛盾；在一些地方明显的存在监管资源浪费的情况。因此，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利用好现有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资源，防止相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出现盲目性扩张的情况，避免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出现“各自为政”、“滥设机构”的情况，并将这些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综合利用，争取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家督管理效果的最大化。
二、对金融监管的认识不充分
根据我国对国外金融监督管理的学习可以发现：我国在对银行业实施金融监督管理过程，会出现因为实施监管工作任务的当事人个人在自身的学识水平、自身所处的金融地位、监管者本人的职业特征、国家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出现的差异，在认识上所发生偏差等而出现了不同的金融监管者就有不同的行为表达。如果我们从社会中经济环境和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自身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进行考虑，往往是金融监管当局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在监管过程中，缺乏通盘性的考虑，再加上在一些基层地区，被监管者自身对监督管理工作不够了解，认识也不到位。就出现了在一些基层地区，有些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时常出现违规经营的事情，在我国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当地政府对金融监管不够重视，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特殊意义。
三、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不适合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仍然是对金融业进行分业的监督管理工作。这种体制有其自身的优势：能够让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一时间内就可以根据景荣市场的变化，来调整相关的货币政策，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障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但是，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不得不面对要对外开放我们的金融市场，允许国外的资本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来，这样，我国现行的分业金融监管就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了，一些不断也就逐渐的显现了出来。例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不能有效的进行沟通，相互之间不能做到互通有无，而监管部门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又会出现监管重叠的现象，很难对实行混业监管的金融机构实现有效的监管工作。
四、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借鉴国外对金融行业的监督管理的成功经验，并对我国的金融监管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相关结论：目前，导致我国金融行业处在潜在威胁的，主要存在两大方面的原因，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广大的银行顾客对银行内部的信息不是很了解，甚至是知之甚少，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在银行业等金融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监管方面的漏洞，这两方面的原因是造成现在金融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步伐的最主要原因。要想有效的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要维护顾客知情的权利，
五、宏观审慎性监管问题
我国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的时候，往往都是采用宏观审慎监管实体的方式方法，往往很难产生高效全面的效果。宏观审慎监管的好处就在于：政府相关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金融市场有着很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随时掌握最新的市场动态，对于金融市场中可能产生的行业危险进行必要性的防范。但是问题也依然存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所有银行业都归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央行自身有足够的权力对这行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的银行金融机构是遍地开花，金融机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强进势头，各家银行金融机构，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之下，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进行有效的调配工作，这就对央行的监管权力提出了相应的挑战，无形之中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压力。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的原有秩序。
参考文献：
[1]廖崛著.对危机后银行业“行为监管”的再认识[J].金融监管研究，2012（01）：15-17.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范文2
关键词：证券监管 证券法 证券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称《证券法》)的颁布实施标志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证券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但是，这一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完善的监督管理法律制度。
(一)我国证券监督管理法律制度的设计方面。《证券法》在总则中规定：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的体制，并要求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但是，集中统一监管的模式要求监管机构的惟一性和权威性，而《证券法》还规定，债券的发行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另外，作为一部法律，证券法律制度的设计，既应当照顾现实，又应当考虑证券市场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英、日首先放弃这一制度，美国也于1999年11月正式废弃了这一制度，而以德国为首的一些西欧金融强国一开始就没有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规定。我国现在正积极地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即将进入我国的“全能型”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将大大降低我国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能力。
(二)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但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却投有明确规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证券监督管理的核心，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依法确定，因为它负有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职责，如果它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其监督管理就缺乏权威性，也就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力。从目前的法律实践中看，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理解为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但是，按照国务院的“三定”方案，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被定位为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根据《证券法》167条的规定，该机构可以制定市场监管的规章制度。根据宪法的精神，只有行政机关才享有这项权力，作为事业单位显然不应当享有，这一点与我国的法律体系不调。另一方面，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力是行政授权还是立法规定?从三定方案上看属行政授权，而《证券法》上则显然是立法规定。如果是前者，在行政法上将存在一种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即市场主体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不服时或请求行政赔偿时，则国务院将成为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行政诉讼的被告人和行政赔偿的赔偿义务人。如果是法律授权，从我国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上，立法机关应当将行政权力授予行政机关，而不应当将行政权力授予一个事业单位，同时没有行政权力的支持，一个事业单位无论如何也不能担负起如此的重任。另一方面，如果是立法授权，就应当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但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只是国务院的一个事业单位，其人事任免权在国务院，立法机关无法通过法律监督机制对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人事管理、执法情况以及执法规则的制定等进行有效的监督。
(三)在证券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中还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这一规定明显忽视了地方政府对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职能。这一规定可能受《人民银行法》的影响，该法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突出人民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的独立性。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最好能最大限度地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这是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的性质决定的。至于证券市场的监管，不仅没有必要排除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能，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地方政府的影响。证券业的监管主要是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的监管。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重要主体，对它行为的管理也是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市公司在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上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在目前体制下，上市公司的行为特别是对证券市场有重大影响的重组并购行为，多受地方政府的影响；另一方面，对限制投资的部门负责人及法定市场禁人者的甄别和确定、国有企业投资股市、地方金融机构进人股市都需要地方政府的监督。对地方证券经营机构的行为监管同样离不开地方政府，因其在营业执照管理、税务登记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与地方政府也有关系。另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直接融资的规模会逐渐扩大，由于上市条件的限制和交易所容量的局限，会有越来越多的场外交易，开放场外交易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场外交易市场的设立，交易行为、经营管理都将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果离开地方政府的监管是不可想象的。
(四)在自律管理方面，《证券法》作了明确的规定。自律管理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证券交易所，另一个是证券业协会。但是，交易所在体制的设计上就存在着忽视其自律功能的一面，从《证券法》的规定可以看出．证券交易所只不过是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一个附庸，从其机构本身的设立、人事管理到章程的制定等方面都没有给交易所充分的自主权，第99条规定，交易所设理事会，按照一般法人的规定，既然有理事会，它自然应当是法人的权力机关，其法定代表人自然是理事长，经理由理事会聘任。但是《证券法》规定，交易所设总经理一人，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任免，这时就可能出现理事长和总经理的权力冲突，这样，交易所的自律管理中只能流于形式。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范文3
一、监管主体不明确
明确监管主体是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首要前提。这一问题又与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密切相关。上述《指导意见》将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定义为“只贷不存”的普通公司。即小额贷款公司仅是企业法人，而不是金融机构。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对我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同时上述金融机构也接受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由此可以看出，小额贷款公司并不属于银行业监管管理机构的监管职责范围。而依照《指导意见》，应由省级政府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是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根据这一规定意味着仍需由当地政府指定具体机构负责监管，实质上依然无法确定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实践中，各地方政府在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时，存在不同的监管机构如金融办、发改委、工商局、财政局、公安局等部门，甚至将银监会派出机构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纳入监管主体，导致共同监管的局面。多部门的分头监管容易造成监管乱象，有可能导致不同机构间在监管的共同区域相互争执推诿，如果监管工作不能够专业化和精细化，将无法及时有效地发觉风险所在。
二、监管依据不足
《指导意见》授权各地省级政府明确一个相关机构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监管主体，各地在制定管理办法过程中又将监管权一分为二：一是根据《指导意见》的授权，由省级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批准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申请人经批准方能办理工商注册登记。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资格的批准是一项企业设立的前置性许可，依照我国《行政许可法》，有关企业设立的前置性许可，在当前无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也未以“决定”方式设定的情形下，作为行政规章的《指导意见》和省级人民政府规章无权进行设定；同时，作为和省级政府平行的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相关授权行为在立法上也缺少依据。二是由区县政府负责实际的运营监管。由于在我国小额信贷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而当前小额信贷资金来源单一，那么在贷款需求旺盛的时候，小额贷款公司难以遏制通过非法途径增加资金来源的冲动，易引发非法集资等严重问题。由于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犯罪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因此区县政府在防范和打击相关经济犯罪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除此之外，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监管中依赖于丰富的金融监管知识和经验。在这方面，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区县政府监管能力尚显不足，其所取得的监管效果值得怀疑。
三、对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相关完善
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无疑是我国金融创新的又一成果，对促进小额信贷市场竞争，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及扶持“三农”问题的意义重大。但是作为新生事物，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摸索试点阶段，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还很不完善。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为支撑，只有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和制度上的支持，小额贷款公司才能健康快速地发展。当前央行和银监会联合的《指导意见》仅是行政规章，法律位阶过低，同时相关配套法律措施也不完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过程中还有诸多难题亟待解决。应重视小额贷款公司在试点阶段突出暴露的法律监管问题，将相关问题提高至立法层面，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使其能够在税收等方面享受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这不仅有利于保障小额贷款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运作成本，促进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针对是否有必要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管，有学者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即不存在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的问题，从节省监管成本的角度考虑没必要进行金融监管。然而，近年来，从各国小额信贷机构发展情况来看，随着其资金来源呈多样化，规模呈扩大化，小额信贷机构在一些国家已经形成相对完善和成熟的监管机制。这些国家政府为小额信贷的长远发展都制定了相应的监管制度框架：在小额信贷机构不吸收存款时采取非审慎监管的办法，即对信贷业务准入、防止金融犯罪、明确利率等方面的设置条件，满足即可进行小额信贷业务；当机构吸收存款时则转为正规的小额信贷银行，由银行监督部门采取审慎监管的办法。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决定其监管体制和运行规则，“身份缺失”将有碍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应当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属性，在这一基础上明确银监会是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唯一的监管主体，这在我国目前缺乏监管小额贷款公司的有效框架的背景下是有一定意义的。银监会作为监管主体，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与前文不具有金融监管权限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相比，能够合理解决监管依据不足与监管核心规则缺失等问题。银监会作为金融监管机关，国家已有相关专门立法赋予其监管权并可实施相应的监管措施，能够承担起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职责。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密切配合银监会的监管工作，在规范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推动其合法有序发展。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范文4
本文首先通过对上海市国资委监管的所有地方企业进行分析，再对几十家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进行考核，分析上海市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情况。
一、总体运营分析
1.企业数量及行业分布
根据上海市国资委的相关信息（http：//），上海市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9年共有9915家，2010年共有10189户，2011年共10475户，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涉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贸易、社会服务业、信息技术业、制造业、综合类等若干类。
2.企业总体发展情况
国有资产运营情况可以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经营规模情况、经济效益情况和生产总值（GDP）情况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①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国有资产隶属于国家，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对于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上海市国资委而言，监管单位分为市属国有资产监管单位和区县属国有资产监管单位。单位：亿元
上海市国国资委监管的总权益资本逐年增加，在2010年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趋势均大于10%，预计还将继续保持高增长趋势。市属监管权益资本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增长的幅度均超过总权益资本增长幅度，预计2012年超过万亿元。因此，上海市国资委较好的履行了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的责任，使国有资产逐步的保值增值。
②经营规模情况
上海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的资产总额逐年递增，增长幅度均在10%以上，预计在2013年将达到10万亿的规模，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也不断增加，增幅也均超过10%。营业收入也已经超过2万亿，增幅超过20%。
③经济效益情况
上海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的利润总额逐年递增，预计2012年的利润总额将超过200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也超过了1000亿元，且增幅均超过10%。总资产报酬率基本维持在2.5%的水平，较为稳定。
④生产总值（GDP）情况
生产总值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是增幅有所下降，在全市GDP中占有重大比例，且一直稳定在20%左右。全市的生产总值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率。
二、上市公司资本运营情况分析
本文对近三年来上市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进行分析，2012年上海市国资委直接或间接监督管理的上市公司共65家，鉴于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C300330）在2012年刚上市，不考虑其对总体数据的影响，且金融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性质特殊，也将不考虑其对总体数据的影响。因此总共分析63家上市公司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其中既包括上海市直属监督管理的企业旗下上市公司，也包括市下属单位区县监督管理的上市公司。具体包括煤电业2家，房地产业6家，建筑业3家，交通运输和仓储业3家，农牧业3家，批发和零售贸易业10家，社会服务业3家，信息技术业3家，制造业24家，综合类6家，共63家上市公司。
（一）资产总额、股本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权益总额分析
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增幅均超过15%，且过10000亿元。股本总额也逐年增加，保持在8%的增长率，并且已过100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权益总额的平均增长率约为22%，增长迅速。
（二）营业收入总额、净利润总额、利税额分析
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总额已经超过10000亿元，增幅均达到30%以上，净利润总额也是增长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利税额逐年增加，预计2013年将超过200亿元。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范文5
一、准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及运行现状
（一）准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
在我国，准金融机构的概念不属于法律概念的范畴，还没有权威和统一的定义。最早运用准金融机构概念，是在《“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根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将准金融机构定义为开展融资活动的非金融机构，其中还将各种民间借贷组织、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权、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组等非金融机构，纳入了准金融机构的范畴。我国现行的准金融机构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不具有金融许可证、不受“一行三会”的直接监管、规模较小、从事特定的金融业务等特征。而在这当中，我国主要的准金融机构主要分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等。
（二）准金融机构的运行现状
准金融机构的不断兴起，也促发了准金融机构跑路和违规经营等一系列问题。如按照我国相关放贷业务的规定，在准金融机构的范畴中，只有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才拥有放款的功能，而融资租赁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具有放贷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的经营中，融资租赁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违规经营行为层出不穷。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截止到2013年9月，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就达到了7398家，贷款余额也达到了7535亿元。相比2012年年末的数据，小贷公司的数量增加了1300多家，贷款余额增加了1500亿人民币。小额贷款公司的快速崛起，潜伏了大量风险。2014年，发生了近年来最大的小贷公司跑路事件。无锡市璜土镇江阴丰源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因资金链断裂，而引发了公司的跑路事件，其中相关的私人投资者、法人、银行等等都成了受害者。
2.关于融资租赁公司。截止到2014年4月，融资租赁行业的融资总量达到了23500亿元，其迅速发展蕴藏了潜在的风险。同期，商务部为了防范融资租赁行业的非法集资风险，下发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行业风险排查的通知”。通知规定，各省的商务厅必须在2014年5月30日以前，对相应地区的融资租赁行业进行风险排查，并将排查结果上报商务部。
3.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截止到2012年年末的数据显示，融资性担保贷款的余额合计14596亿元人民币，共成立了8590家融资性担保公司。庞大的融资担保团队，伴随着放高利贷、非法集资、将出资人的资金挪作他用的风险。2014年7月，济宁世达担保有限公司由于违规经营导致资金链的断裂，随后法人代表自动自首，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将其拘留。
4.关于典当行。截止到2013年年中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成立了6833家典当行，典当余额达到673.9亿元人民币。典当行在其运行中存在着高息揽存的现象。2014年，北京发生了鑫厚通典当行与理财公司合作，用“高息的理财产品”作为诱饵，向客户承诺7%―14%的年化收益，运行中实为将资金投放于房屋抵押债权，最终典当行卷款跑路的事件。
二、我国准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
（一）监管权行使依据的不确定性
目前，我国对于准金融机构的监管已经有了明确的监管依据，但是却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准则，同时存在着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监管权行使的不确定性。
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金融和基本经济制度，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具体规定。同时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能够设立行政许可。地方省级政府做出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上位法没有规定，二是亟需做出许可。部门规章在上位法许可的范围内，可以设定更加具体的行政许可。所以，在上位法没有具体做出行政许可的时候，除非地方省级人民政府亟需做出行政许可外，部门规章不可以随意做出行政许可。
目前，我国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要是依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来进行监管。在效力的层级上，《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
我国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前后出台了两个通知和两个办法。首先是2004年出台的《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此通知在效力的层级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然后是2005年出台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本办法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部门规章；其次是2006年颁发的《关于加强内资融资租赁试点监管工作的通知》，此通知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最后是2013年颁布的《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此办法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部门规章。
我国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分别出台了一个通知和两个办法。前后分别是2009年《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本通知在法律的效力层面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2010年，《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此办法的在法律层面的效力属于部门规章；2010年，银监会出台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知资格管理暂行办法》，此办法在法律层面的效力为部门规章。
关于典当行的监管依据，主要是2005年的《典当管理办法》，此办法在法律上的效力属于部门规章。201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典当行的行业监管，配合《典当管理办法》的执行，商务部出台了《典当行业监管规定》，此规定在法律效力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其对加强《典当管理办法》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监管主体的多元化
在现行的准金融机构监管依据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监管权的冲突。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假定各级监管部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使准金融机构监管权的基本取向，那么他们必然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自利为行为准则，在自利动机的引导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方案，就可能引发监管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卸责，最终导致监管的漏洞和失灵。因此，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限，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有着深远的意义。在现行监管依据中，中央与地方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冲突有着具体体现。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要依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了监管权主要由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实施，而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再次将监管权转移。在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包括了以下几类：第一，地方金融办负责监管。主要起到审批、监督、协调、处置风险的作用。以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四川省、吉林省、山西省、湖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为代表；第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监管。由省级金融办牵头，和中国人民银行市分行、省银监局、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省经贸委等共同建立省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将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金融办，对小额贷款公司主要起到综合指导的作用。主要以浙江、湖北、山东和安徽等省等为代表；第三，成立小额贷款公司领导小组，负责监管工作的开展。小组由省级金融办、工商局和财政厅等组成，共同指导和审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以辽宁省为此类监管的代表；第四，中小企业局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省级人民政府将监管的权力给予中小企业局，让其开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和监管工作，此类型以贵州省为例。
对于融资租赁公司，根据《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商务部要对全国的融资租赁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为了提高商务部的监管水平和能力，商务部要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建立“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对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性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是对省行政区域内的融资租赁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对经营企业进行业务监管，遇到违法情况应立即报相关部门处理并向商务部反映情况。可见，我国融资租赁企业的监管工作，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共同实施。
我国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主要是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来执行的。根据相关规定，国务院在银监会设立了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席会议办公室主要承担以下职责：第一，负责制定促进发展和控制风险的各项政策；第二，拟定宏观的监管制度措施；第三，对地方人民政府执行的风险处置和监管工作进行指导；第四，协调相关部门解决融资性担保业务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办法中的相关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实行属地管辖。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办法的规定，明确监管部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监管，并向银监会的联席会议报告工作。而我国各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定了不同的部门负责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类监管机构：第一类，金融办负责监管工作，如四川、广东、山东、辽宁等省；第二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监管，以河南省为代表；第三类，市科工贸信委负责具体的监管工作，主要以深圳市为例。
对典当的监督主要依据《典当管理办法》和《典当行业监管规定》。根据规定，典当监管工作的开展主要由商务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县级商务主管部门等部门负责。商务部负责全国典当行的监管，在宏观上对典当行业进行制度性的调控。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辖区内典当行的监管。县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对行政区以内的典当行进行检查，主要是配合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的工作。可见我国典当业的监管工作，由商务部、省市县商务主管部门共同实施。
（三）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冲突
根据我国的监管依据，我国对不同的准金融机构监管宽严不同。总体而言，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限制，严于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的限制，主要因为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拥有发放贷款的职能。对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部门，有商务部和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直属机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金融部门等等。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中，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冲突随处可见。
我国不同的省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拥有不同的办法。现以四川省为例，根据《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四川省银监局、省工商局、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依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办法中要求小额贷款公司每一季度向当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资产负债表和其他相关统计信息，并定期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市、县级政府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等贷款基本信息和小贷公司的融资情况、高管人员、股权质押、股权变动等情况。同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还要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资金流向进行监管。可见，四川以地方“金融办”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虽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由地方省政府规定的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对其进行监管，但是在四川省实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过程中，并非是由地方“金融办”独立实施监管。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由地方人民政府“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省银监局等相关机构共同展开。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和四川省银监局与地方省级部门和地方省级“金融办”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多头监管。
《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是融资租赁公司监管的主要依据。依据该规定，商务部对全国融资租赁公司进行监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融资租赁公司进行监管。因此，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监管的冲突。
省级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权，是由国务院批准，并在银监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七个部门联合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当前我国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同样是处于双重监管之下。作为中央层面，以银监会为首的七部委组建的联席会议行使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地方的监管执行省级政府指定具体的监管部门（大多数为经贸委）来进行属地管理。
商务部取得对典当行的监管权，是经国务院批准、并由商务部和公安部出台的《典当管理办法》规定的。2012年，商务部印发了《典当行业监管规定》，以此规定来配合前面办法的实施。现有规定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主要表现在商务部负责全国的典当行监管，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典当行的监管。
综上，我国对准金融机构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监管，同时在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中，暴露了中央与地方监管主体间的冲突，最终将可能导致监管的竞争和卸责，从而引发监管的失灵。
三、中央与地方准金融机构监管权限划分的优化
我国在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出现了多头监管的问题。涉及的监管当局较多，且监管主体和监管依据都有所不同。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由省级金融办、中小企业局以及由金融办牵头的联合监管组织；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主要是国务院成立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宏观的层面进行监管，以及地方省级政府“金融办”、市科工贸信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进行监管；对融资租赁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主要由中央的商务部和地方的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执行。在我国对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中，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监管权共存的现状。因此，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优化是研究的重点。
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金融监管的权力逐渐由中央向地方扩散，地方监管主体对金融监管的权力在不断地加强。如2003年，中央将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权赋予了省级人民政府，地方政府成为农村信用社监管的第一责任人。这种中央分权的改变，不仅实现了金融服务地方化，同时促使了监管责任地方化。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范文6
一、银监会各项职能的正面效应
（一）整合银行业监管力量，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银监会成立以前，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多元监管体制，人民银行有关监管司局负责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督，中央金融工委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干部监督管理，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专门的外部监事会负责监督管理。由于多头交叉监管，一方面导致金融机构疲于应付各部门的监管，另一方面却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银监会的成立，有效地整合了各部门的监管力量，克服了多头监管的弊端，有利于形成统一全面的监管框架和对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督管理。
（二）进一步确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单独设立银监会，不仅是为了将央行的双重职能予以分离，加强银行业的系统监管，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中央银行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提高相关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透明性，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央行具有监管和货币政策双重职能的时候，央行有动力予以救助以减轻其监管责任，但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甚至诱发通货膨胀。将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单设银监会的做法，将有效地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利于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三）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监管专业化水平，以应对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浪潮。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浪潮此起彼伏，对银行业监管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增加了新的监管对象——外资金融机构，并改变原有监管对象的行为，加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不仅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而且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由于不同业务的交叉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监管的难度也日益加大。因此，建立专业化的银行监管机构，使监管者的工作职责更专一、工作目标更明确、范围更集中，可以更好地防范金融机构的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使监管效率大为提高。
二、银行业监管体制运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障碍
应当指出的是，机构变革仅仅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组织保障，单纯的监管组织机构改变并不能代替深层次的改革。监管机构如何设置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二位重要的问题，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技术和监管模式的变革才是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巴塞尔协议》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认为，有效银行监管的必要条件是：法律赋予的独立性，制约平衡机制，相对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相应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从银监会的体制框架看，我们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信息的共享问题。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是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财务状况和风险控制情况、企业与个人的信贷行为。而这些信息来自于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在信息来源上，两个机构也许会存在一定的摩擦和障碍。因此，建立银监会与央行之间充分、及时的信息沟通机制至关重要。二是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救助问题。由于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问题，在银监会成立以后，牵涉到两个部门的协调与配合。银监会应当在对金融机构风险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及时审慎地向中央银行提出对高风险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形式应当逐步向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靠拢，尽量减少直接发放信用贷款救助，而是通过再贴现形式或某一中介（如设立的风险救助基金、存款保险机构）来发放救助资金。否则，在救助问题上，可能出现央行拯救过度造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或是拯救不足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有关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业务分工与配合问题。随着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有必要对各个监管机构的职能明确分工，对交叉业务协调配合落实监管职责。
（三）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与银监会应当在制度上明确监管的层次与次序。地方政府应当定位在大股东的位置，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重大问题实施内部监督管理，银监会作为外部监管者应当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为目标，要防止大股东侵犯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小股东利益的做法。否则，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运用当地金融机构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而将金融机构的风险向中央银行转嫁的风险。同时，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关系到银监会独立行使其监管职责的重要问题。
（四）银监会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尽管已经搭建机构的组织架构，但银监会的独立性、监管理念、监管文化、激励机制与监管技术等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如何才是决定银监会体制是否能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银监会的设立已经打破了原有多头监管的体制，原有的监管理念、监管文化也势必要经历改革扬弃的过程。
三、实施深层次制度变革，完善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实现监管的独立性。我们在加快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尽快建立可信赖的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准和一定规模的现场检查队伍，负责组织对各地区之间的机动交叉检查。其目的是避免目前监管当局的分支机构的监管者与当地的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监管的弱化。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建立对监管者定期的异地轮换制度，但考虑到人员流动的高昂成本，实际工作中很难行得通。相反，可替代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强有力的现场检查队伍，实行异地交叉检查，这应是体制约束下的最优方案。
（二）分阶段逐步设立银监会的分支机构。在省一级建立一支业务精良、规模强大的监管队伍。待今后随着监管业务的发展，再根据需要逐步延伸到地市或县一级机构。这样，将有效地减小机构变更带来的不必要的震荡和机构设置过多导致的高昂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