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范文1
[论文摘要]民间高利借贷在最近几年呈现出日益繁荣的趋势，然而我国对民间高利借贷尚无完善的法律规定，导致在实践当中对民间高利借贷纠纷的司法干预出现混乱的状况。文章从实践的角度出发，以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实践情况为研究视角，推导出对民间高利借贷纠纷进行司法干预的机制设想。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司法干预；意思自治
一、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现象突出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经济和法律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更是充分发挥了其融资渠道多元、手续简单、贷款便捷的优势，成为了地区经济长足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弥补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的不足，在当前金融制度安排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余额规模达到了800亿元，而2011年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监测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即1100亿元左右，比一年前的800亿元有较大增长，而这个数字在2001年年末仅为300到350亿元。与此同时，伴随着温州“全民借贷”的高涨的风潮，高利借贷也随之喧嚣尘上，成为了温州民间借贷的重要的类型之一。但金融危机开始后，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随之爆发。
首先，温州地区2010年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急剧增加。民间借贷纠纷收案数和案件标的额持续上升，其中2011年3、8、9、11四个月份增长较为迅猛，12月结案标的额为8.3241亿元，超过2006、2007、2008年每年年度结案标的额总值！温州市两级法院2011年度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052件，收案标的额113.434亿元（见表一）。2012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法院新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269件，涉案标的68.59亿元，同比上升96.61%和250.9%，其中增幅最大的三个基层法院苍南、鹿城、龙湾法院收案增幅分别达到了206.8%、179.9%和143.9%。
其次，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标大标的额案件增多。根据鹿城区人民法院统计数据反映，该院2011年1月到9月，收案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81件，同比上升了145%；收案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32件，同比上升了113%；收案标的额在1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12件，同比上升了50%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涨幅明显，大标的额案件数量大大增加。
再次，民间借贷案件的急速增长主要是由于高利借贷案件引起。据鹿城区人民法院调查统计，诉讼到该院的书面约定借款月利率一般在2.5分到3分之间，但部分借款实际月利率达4分到6分，个别甚至高达7分到10分，涉及到高利贷及疑似高利贷案件数量占了九成。而同为民间借贷危机重灾区的龙湾法院在2011年1月至8月审结的32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约定月利率2分以下（包括2分）的89件，占27.3%；2分到3分的43件，占13.19%；4分到5分的21件，占6.44%；5分以上的4件，占1.22%；未约定利息的169件，占51.84%，这里的未约定利息的显然不是无息借款，而是实际支付的高利没有体现在借据等凭证上。因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高利现象在温州地区的审判实践中非常突出。
二、温州地区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纠纷中发现的问题
（一）四倍利率红线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司法干预的要求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2002年《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上浮）的四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贷行为。”但是，该通知属于金融机构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缺乏法律层面效力。那么，以什么银行的利率为准？贷款利率以哪一档次作为参考标准？
其次，法院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一般均只是判决高利部分，既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而对于已经按高利标准支付的部分是否进行干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予以明释。显然这样的司法干预并不彻底，不能解决实际矛盾。对出借人而言，由于借款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按照高利标准收到利息款，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完全或几乎等同本金金额，那么即便再减为四倍以内的利息款，其也是已经保障了本金，剩下的只是获利多少的问题。这样长久以后，反而刺激出借人先行约定更高的利率标准，尽量在前期通过高利收回本金，将风险后移，无法切实保障民间高利借贷中的债务人。
（二）司法干预缺少法律层面上的统一
我国虽然一直对高利借贷采取管制的干预措施，但在具体干预规制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出台，而是散见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甚至部门规范性文件中，这也导致各地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无从下手，即便采取司法干预后，也没法释明法律依据何在。
对此，各地司法审判机构结合地区情况纷纷进行了自行解读，在本地区出台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的地方指导意见。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要求法官执照职权对超出四倍利率的部分，进行主动审查调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高法[2009]297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超出四倍利率红线部分的利息，如果满足当事人自愿给付的，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予干预。但是，上述上海和浙江两地高院出具的意见，虽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指导角色，但严格意义上说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能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基础。并且，地方司法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出我国当前对高利借贷，甚至民间借贷的立法或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非常滞后，存在规制空白，从而导致地方司法审判机构自行进行地区审判实践统一。
目前，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相关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缺少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单行法律，也缺乏对民间融资机构的整体监管，而地方高级法院制定的审判指引仅为各地法院的自我法律解读，并没有形成统一认定，在部分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指导意见，显然长此以往也不利于纠纷的正确解决。
三、目前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司法干预所得实践经验
首先，确认民间高利借贷存在的合理性。民间高利借贷在立法层面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民间高利借贷关系是否有效成立仍未明朗，但结合温州地区及司法干预的实践来看，对于超出银行贷款利率的高利借贷合同不能一概而论，全盘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借贷纠纷，而且也会给借贷双方都带来更大的伤害，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其次，突出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司法干预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高利借贷会可能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司法干预的核心价值目标也就是要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由此，一旦民间高利借贷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事实，必须强调司法干预的目的性，保证金融秩序、社会安全等公共利益。特别像温州地区深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出现了债权人强行阻拦道路、债务人负债被逼跳楼等恶性社会事件，高利借贷纠纷已经不是单纯的个案和个体经济得失问题，其背后可能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群体讨债等诸多社会公共问题。因此，司法干预必须将社会公共和国家利益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再次，坚持平衡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利益。出借人与借款人对于利息的高标准约定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我们要看到出借人的盈利目的和借款人的周转目的的差别，借款人获得资金同时背负了沉重包袱，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确实存在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继续支付高利的可能性，如不加以司法干预调整，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出借人实现取回本金的目的。同时，出借人由于只考虑到个人经济利益，几乎都要求一次性返还本息，甚至诉讼过程中还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逼迫借款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从来不顾及该诉求对借款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心理负担，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必须通过司法干预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主动介入调整借贷约定，以适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形势，从而保障双方共同发展，实现双赢局面。
最后，强调司法干预的主动性。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被动参与态度，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坚持民事行为自愿原则，不加干涉。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纠纷司法实践表明，大多数的借款人并不是恶意赖账或讨债，而是深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喘不上气，无法履行支付高利义务，加之本身就经济困难，一般应诉时没有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因此在借贷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急需司法介入干预时提供适当帮助。温州地区处理高利借贷过程中，对于债务人没有主动对已付高利提出抗辩的情况下，对于已支付的高于四倍的利息部分依法酌情调整，为其进行减负的做法，即体现了司法干预的主动性。
另外，笔者建议在尚未出台专门单项法律对民间高利借贷进行规范的时候，有关立法部门可以通过先行统一的司法解释，对目前新环境、新形势下产生的民间高利借贷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从而为司法干预提供准确指引。目前，温州地区部分已决案例显示，法院对已经支付的高利息款项采取主动干预调整，认定超过四倍利率红线的利息标准过高并酌情调整，将已付利息中超过四倍利率红线部分认定为偿还本金进行充抵。这种司法干预的做法显然体现了正义公平、公诉良俗的合同原则，符合立法原意，但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不能因为出现了相类似的判例就随手拈来进行参考审理。由此，应当积极地将适用公平、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项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从而将其作为法律行为的检测考量方法，出师有名，为高利借贷的主动干预提供司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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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起诉方多为银行或信用社，且信用社起诉的多，商业银行起诉的少。
我国目前受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中，农村信用社向法院起诉的占收案总数的80%；银行向法院起诉的借款纠纷案件虽然较少，但其不能收回的逾期贷款数量却很多，且国有集体企业借款居多，给银行自身发展带来严重困扰的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有债不诉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原告不及时起诉、贷款续贷转贷的现象多，贷款被拖欠的时间长。
当前，许多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逾期拖欠贷款不还的情况，不愿意或不善于及时诉诸法律、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不适当的转贷、续贷方法解决，有的转贷、续贷数次，多的甚至达数十次。许多案件从纠纷形成到起诉，一般都要接近两年时间，如果不考虑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还不会向法院起诉；金融部门不及时起诉，丧失了收贷的良好时机，不仅给收贷带来了困难，而且加大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难度。
（三）无效担保的案件多，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增幅大。
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属违法担保、空头担保、关系担保及无效抵押等无效担保的占了绝大多数。如有的乡镇政府为所属乡镇企业担保贷款；有的企业或公民自己无代为履行的担保能力，盲目为借款人提供空头担保；有的企业亏损严重，为取得金融部门贷款，不惜采取“父子互保”的手段套取贷款；还有一些企业在贷款时将企业全额财产作为抵押，而有关金融部门明知这种抵押无效，却予以认可。同时，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也增幅较大。
（四）被告无力还贷的案件多，案件的执行难度较大。
在被告无力还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 被告多是一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或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躲债外逃，法院对于这些案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或破产措施，一些企业势必倒闭或破产，企业职工难以妥善安置，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果断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则难以保障，法院在执行这些案件过程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案件执行难度很大。
三、产生借款合同纠纷的因素
（一）经济政策因素。
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金融市场的整治力度，促使银行等金融部门加强了收贷工作，对于已逾期仍未归还或无法偿还贷款的单位，只好诉诸法院，要求其归还。
（二）金融部门的因素。
一是贷前审查不严。许多金融部门特别是信用社的信贷管理存在漏洞，放贷前不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和还贷能力，盲目将巨额贷款投放给生产经营不景气或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致使大量贷款逾期无法收回，从而引发纠纷。同时有的银行、信用社违反有关金融法规的规定，对一些到期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人采用“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延长还贷期限， 从而导致一些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包袱越背越重，积重难返。二是贷后监督不力。一些银行、信用社给借款人发放贷款后，对其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监督不力。有的借款人将贷款挪作它用，有的将名义上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用于挥霍或等违法活动，致使贷款无法追回；有的借款人则钻金融部门对贷款用途监督检查不力的空子，采取多头贷款的方式来吃“贷款”，使得许多贷款难以收回。三是“三款”现象突出。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的某些信贷人员利用职权发放“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等现象较为突出，地方行政领导指定金融部门向某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四是担保流于形式。许多银行、信用社的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执行担保制度不够严格，有的甚至视担保为儿戏，对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保证人是否具有真实的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只要有人担保，不论有无实际担保能力，一般予以许可。
（三）借款人的因素。
一是只顾自身利益，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借款人并非无力归还到期贷款，而是只顾自身利益，想方设法“拖债”、“逃债”，造成“贷款容易还款难”的局面，致使金融部门的贷款难以收回形成纠纷。二是有些企业、部门单位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且许多“新官”不理“旧账”，致使金融部门的收贷搁浅，只好诉诸于法律。三是经营管理不善，严重资不抵债。一些借款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亏损严重，根本没有清偿能力。
四、借款纠纷案的处理办法
审理借款合同纠纷重点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准确地列明借款合同的当事人
一般情况下在借款合同中主要就是原告和被告，原告多为债权人，即出借人，被告多为借款人。在特殊情况下原告可能是借款人即原债务人，所谓特殊情况是在债务人认为债权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可能向法院起诉，如债权人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扣收贷款，或者债务人重复还款等。除这些情况外：
1、借款同时有保证人的保证人是共同被告；
2、行为人以他人名义 借款的，借款人知道行为人同时也知道借款人的，应以行为人和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3、“私贷公用”情况下当事人的确定。实践中有些地方出现“私贷公用”的情况， 所谓“私借公用”是有的“公”即企业，由于已经有逾期贷款未还等原因而不能贷款，于是便由个人或私营企业以自己名义代为贷款，所贷款项由企业使用。这就是所谓“私贷公用”。私贷公用以合同法的规定，应该属于委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出借人为原告没有异议。如何列被告，应考虑以下情况：
（1）出借人不知道贷款人是企业，贷款后贷款人也未披露企业用款情况，企业也未主动介入还款事宜的，应以借款人为被告；
（2）贷款后借款人披露了实际用款人，出借人选择借款人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仍然应列借款人为被告；
经济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范文3
2014年9月，东阳一红木企业家具被抢事件备受业内与媒体关注，抢家具事件始末缘起于红木企业通过民间融资渠道向当地另外一家企业借款，因其未及时归还欠款引发抢家具纠纷。本刊就此事件引发的民间借贷风波采访了法律专家，希望给业内企业予以警示和防范。
受访专家介绍，民间借贷是当前很多行业内默认流行的借贷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快速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增强企业自我调解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红木行业也不例外。但民间借贷游离于规范金融机构之外，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借贷双方容易发生纠纷的缺陷。随着民间借贷利率持续走高，与民间借贷相关的纠纷案件也居高不下，诸如借款合同纠纷，暴力追债、集资诈骗等各种刑事犯罪案件随之不断涌现。
因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高、管制严格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和矛盾，再加上红木行业较其他行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企业借不到或者很难贷到银行的资金时，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方式来解一时之需。
专家告诫：各红木企业进行民间借贷时，需谨防借贷前后的几大风险。
借款前的合同风险
企业首先要了解借贷机构、企业的背景、借贷实力以及借贷程序。很多红木企业看到民间借贷资金办款时间短、资金到位快、手续简便等优势且较之银行借贷省去不必要的麻烦，盲目凭借企业或者个人信誉借贷，只进行口头协定不签订借款合同，缺乏书面证据，在还款时引起各种纠纷甚至是官司、债务缠身。
借款时的利率风险
借贷利率是民间借贷的核心，企业借款时必须了解民间借贷的利息计算方式，借款人若是对此不敏感，就会使企业付出沉重的代价。国内目前对民间借贷利率没有统一的条文或规范出台，地方上也是根据自身情势发展因地制宜的制定约束条款。很多民间借贷案件中，大部分企业与民间借款方约定了较高利息，甚至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最终失去法律效力的保护，企业主失去还款或者还息能力引发诉讼纠纷。因此，很多地区各级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每年都以两位数速度递增。
还款时的期限风险
民间借贷资金只能用于解决临时周转等急需问题，不能用于长期创业投资，再加上利率高极有可能在还款时不能向借贷企业归还借款，最终因为复利等因素，造成还款额度更高。
还款中的资金往来风险
民间借贷过程中，借贷双方当事人为了追求速度，或者碍于情面，没有要求对方写下借条，收条，很多红木企业就约定以物抵债等方式进行还款或者抵债，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在进行以物抵债前，应该引入公证处、会计、律师、担保机构、银行结算等服务机构介入，邀请借贷方对本企业资产（物品）进行价值估算，待双方约定合理的产品估值，以书面条款的形式形成法律效力，减少借贷双方法律纠纷和借贷风险。
借贷时第三方的担保风险
诉讼时效风险
由于当事人在催款时，没有留下催款依据，造成诉讼时效过期，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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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按揭业务参考的是香港的作法，按揭实际是为帮助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完成楼宇买 卖而由银行提供抵押贷款的融资业务活动。银行提供的这种贷款称为住房按揭贷款。住房按 揭贷款纠纷案件，海口市新华区法院从1998年开始受理后，呈逐年上升之势。
1.受理的基本情况
该院从1998年开始受理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当年受理这类案件26件，诉讼标的额最小的为 17万元，最大的为74万元；1999年受理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37件，诉讼标的额最小的为3.6 万元，最多的为80.17万元。2000年仅上半年受理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为117件，诉讼标的数 最小的为3万余元，诉讼标的额最大的为219万元。
从1998年以来，该院所受理的住房按揭贷款案中，所涉及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均为银行提供 的格式合同，合同的条款基本一致，签订合同的时间为1993年底至1995底这段时间。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为要求解除按揭贷款合同，确认抵押关系成立，判令购房者偿还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判令房地产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理由均为购房者与房地产商违约， 未按期偿还按揭贷款及承担保证责任，判决结果一般为确认购房者与房地产商未按期偿还借 款，应负违约责任，购房者应偿还尚欠的本息。但对房地产商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及购房者 以所购住房抵押给银行的抵押合同的效力，则有不同的认识及判决结果。
2.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1）原告均为银行。该院1998年以来所受理的这类案件，原告大部分为中国建设银行海南 住房城建支行，部分为省工商银行营业部。建行海南住房城建支行由原建行海南省房地产 信贷部改建而成，原建行海南省房地产信贷部最早办理全省住房按揭贷款业务，放贷后因追 索按揭贷款，建行海南住房城建支行将被告在海口市的案件，除个别案件标的额超300万元 的以 外，都诉至新华法院，因此，海口市绝大部分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纠纷案均由该院审理。
（2）被告均有两个，一被告为个人购房者，这部分被告往往在合同履行初期都能按月还本 付息，但随后就不再还款，也不主动与按揭银行联系；另一被告为售房方的房地产开发商， 房地产开发商是作为保证人而被原告列为被告之一的。
（3）被告下落不明、不应诉者多。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被告均出庭应诉，但作为个人购房 者的被告，则大多下落不明。如1999年所受理的这类案件中，出庭应诉的购房者只有4个人，2人收到开庭传票后未到庭参加诉讼，其余的均为下落不明。这部分下落不明的当事人， 有一部分仍在海口市，另一部分已到外地，但均已不居住在原住所及所购的住房，既未还款也未与银行联系，法院查找无着，无法直接送达，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 规定，按下落不明公告送达。有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案件约占所受理的住房按揭贷款案件 的81%，也就是说缺席判决的案件约占81%.
（4）个案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的较多。虽然该院所受理的住房按揭 贷款纠纷案均为追索尚欠本息的案件，但由于个案所涉及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的签订时间不 同、期限不同，对担保合同关系的效力、保证期限等方面所适用的法律均不同，处理结果亦 有所不同。
3.产生诉讼的主要原因
从1998年以来，该院受理的涉及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件数量上升较快，经初步分析，产生纠纷引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因购房者与房地产商之间的纠纷，引起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的不完全履行。银行与购房者及房地产商签订住房按揭贷款合同，其前提是购房者已与房地产商签订了买卖合同，为了购 房者支付部分购房款而由银行提供按揭贷款。对购房者而言，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一为购房者与房地产商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另一个法律关系为购房者与银行、房地产商 的按揭关系，所涉及的两种合同关系密切，但属不同法律性质。而购房者因按揭贷款的目的 是为履行房屋买卖合同，所以往往更看重与房地产商的房屋买卖合同，一旦其就房屋交付的 时间、质量等与房地产商发生纠纷，购房者就以房地产商违反房屋买卖合同为由，不履行按 揭还款义务。
（2）因购房者自身的原因而不履行住房按揭贷款合同。有的购房者因对海南的经济环境不 满意，而离开海南到别处发展，对原所购的房屋既不居住也不再还款；有的购房者因工作变动、下岗，每月按揭还款额较高等原因，无力偿还按揭借款。
（3）因房地产行情变动等原因，购房者不愿偿还按揭贷款。因引起纠纷的住房按揭贷款合 同，签订的时间在1993年底至1995年，当时房地产高潮尚有余温，房价在当时看来不算高， 但与这两年相比，房价相对较高，而大部分的按揭期限均为五年，甚至更短，购房者每月等 额偿还的贷款额较大，购房者认为负担较重，因而有些购房者转而另行以低价购买其认为质 量较好，房价便宜的住房而不履行原按揭贷款合同。
二、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注意区分按揭贷款纠纷中涉及的法律关系。
从理论上分析，按揭贷款所涉及的法律关系较多。第一个法律关系是按揭人（购房者）因购 房与房地产商发生的房屋买卖关系，第二个法律关系是按揭人因支付购房款向银行贷款而发 生的借贷关系，第三个法律关系是按揭人将所购房屋作为按月还本付息的担保所发生的抵押 关系，第四个法律关系是房地产商为保证按揭人清偿贷款与银行发生的保证关系，第五个法 律关系是按揭人按银行指定险种向保险公司办理所购房屋保险而发生的保险关系，第六个法 律关 系是按揭人不能按规定向银行偿还本息，由房地产商将房屋回购的关系。参见李锲：《试论按揭的法律属性》，载《政法与法律》，1998年第3期。从实践来看，通常涉及的是前四种关系。正确界定因按揭产生的法律关系，是正确处理这类案件的前提。
2.注意根据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签订履行的时间，确定法律适用及处理原则。
为适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法律在不断地修改、完善，近几年来颁布了不少新的法律。由于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签订的时间、履行的期限不同，处理这类纠纷时 适用的法律有可能不同，进而会影响到纠纷各方的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在所受理的这类纠 纷案中，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的签订时间跨度从1993年底至1995年底，同样内容的合同、同样 的事由，其法律的适用与处理原则可能完全不同。
（1）关于法律适用：1993年底至1995年1月1日前所签订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其处理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经济合同法》及最高法院1994年颁布 的《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借款合同条例》以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等，不能适用于199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担保法》。1995年1月1日起至1 995 年10月1日之前所签订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其处理适用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民法通则》及其《意见》、《经济合同法》、《借款合同条例》等。1995年10月1日之后签订 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民法通则》、《经济合 同法》、《借款合同条例》等，合同的履行期限跨过1999年10月1日的，可以适用《合同法 》有关合同履行一章的规定。
（2）关于处理原则
①关于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纠纷所涉及的购房及贷款行为，只要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规 定，一般认定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②对于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纠纷中涉及的购房者与按揭权人银行的房屋抵押合同关系，依有关 规定办理了抵押登记的应确认为有效；除了合同中约定不办理抵押登记无效外，在1995年1 月1日前所签订的住房抵押合同，不办理抵押登记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不应以未办理抵押登记而认定为无效；在1995年1月1日之后所签订的住房抵押合同，不办理抵 押登记的应确认为抵押合同尚未生效，不能确定为无效。在审判实践中对在这种情况下，抵 押合同是尚未生效还是无效，有不同的认识。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1条、《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而非无效。抵押合同未生效与无效是两 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合同未生效是指合同成立后，因不具备生效的条件，合同尚不具备约束力，如生效的条件成就，合同即可生效，而无效的合同是指合同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等，自始就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③房地产商作为保证人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审判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其处理原则是：保证合同有效的，依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限、范围、保证方式确定保证人的 责任，住房按揭贷款合同中约定保证人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责任的，从共约定。对由于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依其应适用的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来确定，如适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保证人承担的 是赔偿责任，如适用《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则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对于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保证人对保证人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应适用《担保法》的，因这类住房按揭贷款均用所购住房抵押，应注意根据该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的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只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务承担保 证责任。
三、住房按揭贷款有关问题的分析
（一）住房按揭贷款合同与传统按揭的异同：
从所受理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纠纷案分析，海南省有关银行所办理的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与传 统的按揭相同之处在于：采用按揭的方法，其目的均是为了取得银行贷款，进而促使购房者与房地产商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得以完成，采用按揭方法比一般的担保贷款条件严格。以香港法律为例，房地产商以按揭方法出售商品房，必须具备的条件多达18项；见许合 进，《略论住房按揭》，载《当代法学》，1999年第2期，第34页。而中国人民银行 于1997年4月28日颁发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和1998年5月9日颁发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办法》对个人住房贷款的对象、条件、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
现住房按揭贷款合同与传统按揭的不同之处在于：
（1）传统的按揭一般是约定楼宇所有权不直接转让给购房者，而是由购房者充当按揭人，把楼宇作按揭标的物，由按揭人用按揭的方法将楼宇所有权转让给银行（购房者保留赎回权），待银行收回贷款本息后，按揭权人即银行才将楼宇所有权让渡给按揭人。而我省已开展的住房按揭贷款，其担保方式一般为抵押加保证，即购房者除以所购住房抵押或采取质押外，房地产商必须作为购房者向银行还本付息的保证人。而且购房者与房地产商在房屋买卖合 同和住房按揭贷款合同中，均未规定楼宇所有权的让渡问题，而都约定所购房屋直接转让给 购房者。
（2）传统的按揭一般不以住房储蓄为前提，按揭权人银行提供的是信贷资金贷款（以所购 楼宇等按揭标的物），而现开展的住房按揭贷款包括两种，一种为住房公积金贷款，以购房 者有住房公积金为前提；另一种为信贷资金贷款，又称自营贷款，是银行用信贷资金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二者在贷款利率、期限上均有不同，这在《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中有明 文规定。
（二）住房按揭贷款操作中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从住房按揭贷款纠纷案的审理情况看，住房按揭贷款的操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按揭期限普遍太短。从我国的经济发展、个人收入状况和购房价来看，个人偿付购房 款的能力并不高，在已按规定支付首期不少于30%购房款的情况下，如实行的五年五成、二年五成按揭，每月还款额较高，超过一般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期，个 人的收入起伏较大，大部分当被告的个人购房者系无力连续每月支付较高的贷款本息而违约的。
（2）按揭人（购房者）与按揭权人（银行）大都未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其原因在于银 行不主动，购房者不配合或房屋抵押登记部门对按揭标的物为期房的不予办理抵押登记等，共结果可能导致抵押合同未生效，银行无法行使优先受偿权。
（3）对保证人（房地产商）的保证方式约定不明。对保证方式的明确约定，有助于正确确 定保证人应承担的责任。《担保法》规定保证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而产生纠 纷的住房按揭贷款合同中均未明确规定保证的具体方式，而代之以“无条件担保责任”、“不可撤销担保责任”等字眼，以致诉讼中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对这样的约定是否属于明确约定，或属于哪一种保证方式有不同的看法。
2完善住房按揭贷款机制的对策
为启动商品房市场，特别是为处置海南积压房地产，解决空置房屋多，而居民购买能力不足 的矛盾，完善住房按揭贷款机制是发展房地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合理确定按揭比例和按揭期限
如前所述，过低的按揭比例和期限，超过了一般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制约了居民对按揭贷 款的需求，即使银行发放了按揭贷款，也不能如期收回本息，按揭违约率高，使住房按揭业 务的发展受到影响。从国外按揭业务的运作来看，按揭期限超过十年，按揭比例高于70%的 情况比较普遍。 （参见许合进，《略论住房按揭》，载《当代法学》，1999年第6期。）适当延长按揭期限，提高按揭比例，使首期付款与每月还款额降低，才能与 居民的承受能力相适应，从而激发居民对按揭贷款的需求，减少按揭贷款违约率，有利于银 行按揭贷款业务的长期、健康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第五 条规定了首期付款的比例不低于30%，说明按揭的比例不高于70%，第十条规定：最长贷款期 限不超过20年。但实践中不少是五年五成的按揭，增大了对购房者支付首期款与每月还款额 的压力。因此，银行应合理确定按揭贷款期和比例，国家有关部门对按揭期限、比例的规定 应再适当放宽。
经济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范文5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4月16日
民间借贷是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但法学界对民间借贷的研究比较少，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也比较零散、粗浅、总体上缺乏对其的正确引导。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更灵活，有利于缓解国家资金不足的问题，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当引导、鼓励、规范民间借贷关系的发展，而不应给予过多的限制，应当在依法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前提下着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一、民间借贷的涵义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借贷。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相对于银行借贷而言属于直接融资，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同时，因借贷产生的抵押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根据《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民间借贷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在内容上只能是借用金钱，在主体上也只能是自然人和企业。此外，由于民间借贷本身具有自由性、广泛性的特征，所以弄清楚民间借贷的种类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认定民间借贷的法律效力，便于相关机构解决此类纠纷问题。
（二）民间借贷的种类。民间借贷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
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即民间个人借贷活动，是自然人之间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通过自愿协商，由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或者法定的期限内归还借款的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都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且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超过部分法律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禁止复利，即“驴打滚”。
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产生的社会基础关系复杂多样，有的基于亲情关系，有的基于合作关系等，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助行为，是符合民法要求的，是城乡居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行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手续不规范。民间借贷中用来约束借贷双方的主要是口头协议和便条借据，很少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极易出现矛盾纠纷。
第二，感性因素浓厚。民间借贷依附亲情体系，借贷分散，随意性大，且有很强的隐蔽性。通常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有较强的信任基础，在请求支付等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有其特殊性。在还款时间以及利息的约定上也经常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切因素在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时，会带来举证困难，事实难以认定等局面。
第三，发生频率高。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自然人之间经常发生短期或者长期的借款现象，实现着民间借贷互助。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人法律意识较为薄弱，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民间借贷的纠纷也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2、自然人与企业（单位）之间的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一样，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是出借人与借款人在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往往涉及面较广，处置不当会使法律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如现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自然人之间借贷案件的处理其涉及国家利益、银行债权、购房者、股东、其他债权人利益，处理不当将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又如在有限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中，大多数股东并不直接参加经营并及时知晓经营信息和状况，控制公司的只是少数大股东，如果公司虚构债务，一旦执行后就会减少公司利润或者增加公司亏损，从而直接损害其他股东利益。与此相关，国家税务机关针对公司、企业利润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必然减少，这将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由此可以看出，以企业的名义与自然人之间达成借款协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企业资金周转等问题，但是也引发了逃避债务、抽逃资金等一系列的问题。
3、企业之间的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是违法借贷。企业借贷出去的资金实际是银行贷款。1996年下发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企业之间不仅不得办理借贷，而且连“变相”借贷融资都不被允许。故这类借贷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类型。
二、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现状及完善建议
民间借贷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民法中的债权理论与合同法同样也适用。但民间借贷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为详细的规定。在现行法中搜索，就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问题，较为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一）民间借贷案件真实性的确定问题。由于民间借贷的手续简单，当事人之间往往不签订正式借款合同，而是以借条或者欠条、收条等来代替，或者只是达成口头协议。欠条和借条都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而收条则不仅仅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还能够作为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前者如公司收到股东出资时出具的凭证；后者如卖方收到货款时出具的凭证。在这两种情形中，持有收条的一方是无权要求对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的。持有收条的一方要求出具收条的一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就必须证明，其所持有的收条是债权关系，而并非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出示一张收条通常是不够的。收条的持有者在不能出具其他证据时，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败诉的风险。
在民间借贷出现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多种途径来解决。随着法制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纠纷已诉至法院。这类案件中，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出借人作为原告需要就借款事实提供证据，借款人如果否认借款事实，同样也需要对其陈述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情形根据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已足以解决纠纷。
其二，在原告的主要证据就是被告出具的一张借条，且当事人双方均对债务无异议。法院是否应对借贷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方式，而这涉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三条的理解和日常经验法则的运用。
一般认为，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模式更强调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当事人的主导作用，强调“以证据认定的事实”，通常只有当事人才能够将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除涉及身份关系外，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审查。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将不利于双方的事实通过自认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由于诉讼的公法性质，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应当顾及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相互协调和平衡，因此，《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民间借贷具有当事人较少、法律关系简单、证据单一、法律关系中一般不涉及第三人等特点，其主要证据就是借据。一般情况下，有借据且对方无异议时可以认定借贷关系的证据充分并可直接作出裁判或进行调解，法院一般也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正因如此，实践中通过虚构债务经诉讼程序达到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目的从而损害国家、集体以及其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蔓延，有必要放宽对法院责令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的标准，使得案件的事实基础更为可信，且更能有效地保护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
（二）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时效期间是法律对民事权利提供保护的期限。在此限期内，权利人行使请求权，即可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不能再依诉讼程序获得救济。民间借贷作为民事主体进行的民事活动之一且并非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因此，同样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即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计算。
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即自然人之间互的生活方面的借贷有其特殊性，不应当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民间借贷依附亲情体系，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助行为，在城乡居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民间借贷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在较强的信任基础，在请求支付等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有其特殊性。为了帮助朋友、亲人，在其自身遇到困难时也不愿意向朋友、亲人讨回借款或者基于双方合作信任关系，对于彼此之间的欠款等不直接主张权利的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见到，这不能说明这些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一种互助和诚信精神。在当今这个信用有所缺失的年代，立法的目的不仅需要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督促其行使权力，同样也需要将我们的优良传统和民间善良风俗传承下去，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应当适当延长，不应当适用过短的两年时效，具体时效的确定需要调查考量社会成本、司法成本及民俗习惯等来予以确定。
当然，2008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时效中断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完善了《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这对我们的司法实践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是针对民间借贷自身的功能和特殊性，我们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项关于民间借贷的法规。
（三）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民间借款是自然人之间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期限内归还借款的民事法律行为。民间借款的利率由当事人约定产生，因此，民间借贷的利率实质上是确定自然人之间因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后而孳生的债，法律性质上属合同之债，是按合同约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是在当事人自由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由性、广泛性的特征，因此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定并不严格，而给当事人较多的自利。《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这一条文确定了只要出借人与借款人在实施订立、变更和终止借贷行为时，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国家就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允许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借贷利率可以高于国家银行利率，突破了以往民间有息借贷的。《合同法》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从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立法精神是以自愿为原则，充分体现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但是，对高利率没有明确的解释，对什么属于高利率等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利息纠纷的处理各地法院理解和认识并不统一，适用法律、保护的程度也不同，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法治的统一性。在借款合同纠纷中，双方既约定了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且利息和违约金的总和超出了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具体如何去计算利息和违约金成了目前争议最突出的问题。
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中利息、违约金等问题的解答》中明确提到：“当事人约定违约金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若当事人以约定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调整的，法院可以参照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进行调整。”这个解答开了关于借款合同利息和违约金纠纷问题的地方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的先河，不失为利息和违约金过高而产生争议的较好的解决方法，能够有效地平衡借贷双方利益，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参考该解答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以解决利息和违约金问题各地法院司法混乱的不统一的局面。
综上所述，只有完善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使民间借贷这种行为走上法制的轨道，也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民间借贷活动中的风险，减少民间借贷纠纷，从而确保民间融资市场的有序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徐德林.浅谈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J].中国中小企业，2008.
经济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范文6
论文摘要：基层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占15%左右，案件标的小，但执行难度相对较大，笔者通过对北安市人民法院近年受理的民间借贷执行案件情况进行调研，发现这类案件收案数逐年增加，而执结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一、四年来民间借贷案件收案结案情况
2005年北安市人民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61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14.8%，执结18件，占该类案件执结率的29.5%；2006年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74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15.4%，执结20件，占该类案件执结率的27%；2007年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93件，占执行案件总数的22.7%，执结24件，占该类案件执结率的25.8%；2008年1至9月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79件，占同期收案总数的30.4%，执结率占同期案件执结率的24.1%。另外，从执行结案方式来看，这类案件通过采取强制执行执结比例较其他案件大，司法拘留人数多，可以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已成为当前法院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二、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财产可供执行。这类案件占未结案件的60%左右，特别是在 经济 欠发达的 农村 ，一些农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如果家中有病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人，只好高息借贷，用他们的话来讲，只要有人借就行，利息高点也无所谓，这类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除了基本住房和承包地以外，别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还有一部分人为了做生意或承包耕地而借贷，由于经营不善也无力偿还。
（二）被执行人下落不明。这类民间借贷案件中，被执行人全部下落不明的占30%左右，一些被执行人欠多个债权人的借款，有的确属资不抵债，有的在借款时就没有想过要还款，提前转移财产，有的借款人多年下落不明，债权人害怕超过诉讼时效，只好提起诉讼，其进入执行程序后的情况可想而知。
（三）保证手续不健全。通过调查可以看出，一些债权人为了保证实现债权，在与被执行人发生民间借贷关系时，要求有保证人提供担保，特别是在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保证责任约定不明，分不清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有的超过担保期限，有的债权到期后重新更换借据，没有保证人予以担保，这样案件在执行时债权人很难实现债权。
（四）借据金额与实际金额不符。此类案件采取强制执行的比例占80%左右。有许多民间借贷关系中出借的本金与借据的金额不符，一种类型是直接在借据中约定本金、利息；第二种类型是本金和利息 计算 在一起，算做是借据金额；第三种类型是计算出利息，直接从本金中扣除，借据金额写本金的金额；第四种类型是利滚利，多次发生借贷，每月都不能还清，余额部分加新借部分合在一起约定利息，重新出据借据。以上四种类型大多数债权人是类似属于职业放贷人，大多数债务人是着急用钱，信誉和能力较差的人。对此类案件的执行难度非常大，被执行人在执行中抵触情绪大，往往不肯按判决的执行标的自动履行，有的甚至宁愿被拘留也不认帐，用债务人的话讲，当时没有办法，如果有一点希望也不愿去借他们的钱。
三、解决民间借贷案件执结率偏低的对策
民间借贷案件受理案件逐年上升，执行难度大，因此必须寻找对策予以解决。
（一）发挥 金融 系统的借贷作用，抑制 农村 私人之间的借贷关系
通过比较笔者发现民间借贷案件增多与金融部门限制小额贷款有关，抬高了农民贷款的门槛，有的干脆不开展此项业务。农村信用社直接面对农民本人贷款，近几年利率不断增加，手续繁杂，多人联保，且贷款金额较小，还款期限缩短等问题，造成许多人不愿到金融部门贷款，而去借贷个人的高息款。因此，为了解决农民用款短缺，减少私借贷的数量、金额，金融部门应加强对小额贷款的发放，降低利率，只要贷款保证手续齐备，均应给予贷款，金融部门发放小额贷款数量增多，手续简单，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自然 减少。
（二）规范市场项目规模
一些借款人由于盲目立项或扩大种植养殖规模而高息借款，最后因经营不善，损失惨重、血本无归，或上当受骗丧失了偿还能力。因此，村委会、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应对这些人员立项，扩大规模应予以把关、引导，同时做好服务管理工作。
（三）规范民间借贷市场
近几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增多，一方面是市场 经济 活跃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民间融资市场不规范造成的。一部分急于用钱的人无正当融资渠道，另一部分有闲散资金的人无正当投资渠道，由此产生民间借贷市场混乱无序，为此，政府应对民间融资市场加以规范，一方面为拥有闲散资金的人创设更多投资、增长财富的机会，另一方面为急需用钱的人建立一个借贷融资的平台。
（四）完善民间借贷保障机制，确保债权人利益得到实现
一些民间借贷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发生借贷关系时约定用房屋、车辆等财产做抵押，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抵押部门没有开展此项工作，使民间借贷抵押房屋无法进行保护，导致在执行阶段无法执行抵押物，因此，地方政府权力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规定，为民间借贷的抵押提供合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