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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的本质范文1
关键词： 创新素质教育 文学课教学 文本细读 能力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而高等教育本身所具备的研究性和学术性，也决定了大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要阵地。大学教育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创新素质教育的成功与否，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应贯穿于一切教学活动、环节中。课堂教学活动是大学育人的主渠道，在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中处于核心地位。高校教师应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素质，努力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教学体系，才能培育出适应时代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其本质是审美，具有不确定性、不精确性和模糊性。这一特征决定了文学包含极强的个人化、个性化的东西，从理解、领悟到阐释、解读都存在着弹性空间，而并非此正彼误的认识模式。对本科生而言，文学课的教学重点应是文本细读，也只有文本细读才是新的学术生长点。而文学作品意蕴的丰富性、解读的多维性，也天然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创新素质教育。从多角度、多层面解读文本，既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对文本的理解，又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文学的感受力、审美能力、评析能力，进而产生情感共鸣并促使人格净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高校文学课的主干课程，其不同于古代文学的地方就是具有现代性、与当下共时性，还具有未定性、未完成性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它更加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一、创新素质教育的内涵及文学课教学的现状
所谓创新素质，通俗地说就是创造发明的能力。它包括创新品质、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创新品质是创新活动的内在动力，包括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人格。创新精神是指推崇创新，追求创新，以创新为荣；创新意识是指善于发现并提出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创新人格是指具有好奇心、求知欲，具有献身科学、献身人类事业的内在动力和坚强意志，具有敢闯、敢冒风险、敢于怀疑和批判的科学精神，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创新思维是指能够打破常规，突破传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直觉力、丰富的想象力、预测力和捕捉机会的能力等，从而使思维具有一种超前性和变通性。创新能力是指综合运用已掌握的知识，运用创新的方法，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积极主动敢于实践的能力。[1]创新素质教育就是对学生创新品质、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熏陶。
而在社会整体大环境影响下，如今的文学课教学存在不少困惑与缺陷，难以实施创新教育。
一方面，如今的学生是从“应试教育”的模式中走出来的，是在“快餐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缺乏对严肃文学阅读的兴趣。应试教育严重束缚了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和想象力，致使大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后对文学缺乏应有的感受力。同时，随着文学的边缘化，学生较少把时间放在对文学经典进行细读与深度思考上，而愿意在轻松、愉悦中享受着流行音乐、影视动漫、网络趣闻等所带来的感官刺激，“不读文本”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王卫平教授说：“当前文学课教学最突出的问题是学生不读原著，也无暇读原著。”大学生“对于文学文本，往往表现为麻木、默然、没有感觉，不能讨论与争鸣，不能形成观点的交锋、观念的碰撞，当然也就难以产生思想的火花。”[2]因此他们既感受不到经典作品的美，更不可能感受到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对塑造人的巨大潜力。为了今后的就业，学生们对外语、计算机等级证书的追求远远大于对文学的喜爱。因而他们的知识结构是有缺陷的，人文素养欠缺，如何激发他们对文学课的兴趣，就得花费很大的气力。
另一方面，由于受课时、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仍显得陈旧、单调。大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而且教师的讲授也大多注重宏观性、系统性，依循“概述时代背景——简介作者生平、思想——分析其代表作——总结艺术特点以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单调模式，被纳入教学框架的文学材料呈现为僵化、教条、理念化的面孔。诚如温儒敏先生所说：“概论、文学史和各种理论展示的课程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3]这自然难以激发学生对文学作品欣赏的兴趣和热爱，上课时老师自说自话，学生昏昏欲睡。
此外，教师或文学研究者本身也存在不读文本的现象。对此，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尖锐地指出：在当前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现在有一种现象，有些批评家只聚焦于文学事件或文化事件，而很少阅读和研究当代文学作品。有的批评家甚至公开声称，他不读某个作品也照样可以批评。可见，这些批评家所关注的不是作品的性质或价值，而是围绕在作品周围的事件。这种不读作品只是关注围绕作品周围的事件所发生的批评，其目的不过是商业炒作，把人们从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引开。这种批评对于商业也许有意义，对于人们在无聊时助谈兴也许有意义，但对于真正的文艺批评毫无意义。”[4]
新闻学的本质范文2
一、考点梳理
“散文的形象”是指散文中能激发读者思想感情的生动具体的形象，一般指具体的人或物，也可以是一种意象、一种精神象征。“散文的内涵”即文章的本质内容，指文章定的社会场景、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因素反映出的意义和价值。“赏析散文的内涵”通常是指赏析散文的思想内涵和语言内涵，尤其是运用比喻、象征等手法表达的言外之意。“散文的艺术魅力”体现在散文营造的典型环境，塑造的典型人物，叙述的故事情节，抒发的思想感情，运用的语言和表达技巧等方面。
二、答题方法
1.欣赏人物形象。（1）阅读文本，把握表现人物形象的文字。①借助人物描写来分析人物形象。文本中对人物外貌、神态、动作、语言等的直接描写，对他人态度、感情等的间接描写，对表现人物身份、地位、遭遇、个性以及内心世界的细节等描写都可以成为分析人物形象的依据。②通过环境分析人物形象。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或渲染气氛，或点明背景，或烘托人物的内心，对人物起强化作用。社会环境是人物命运、性格以及最终结局的塑造者，将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分析其性格的成因，是鉴赏人物形象的重要一环。（2）理解文本，能从一定的角度归纳人物的形象特点。要剖析人物的性格、品质、态度、感情等，让人知道“是怎样的人”，并由这个人看出其代表意义和作者刻画人物的意图。
2.欣赏景物形象。（1）阅读文本，体会景物的特点。要体会景物描写在声音、形态、气味、动态、静态等方面的特点，须抓住描写景物的片段、词句等，发挥联想和想象，分析景物是独立的主题形象，还是为表现人物特征等服务。（2）根据题目，从一定角度分析景物描写的作用。①用具体的景物来烘托人物性格、心情等。②用特定景物渲染气氛、交代背景。③为内容、情节的发展起引起或者铺垫推动作用。④景物具有比喻、象征作用。
3.赏析语言。包括判断语言是否准确、简练、生动、形象；分析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表现力，赏析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表达技巧，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等等。鉴赏文学作品的表达技巧，包括鉴赏表达方式的特点以及作用，表达手法的特点以及作用，结构安排的特点以及作用等。考生答题时一定要“瞻前顾后”，切勿断章取义。要联系写作背景、写作目的、文章主旨、作者态度、社会意义等方面去鉴赏评价。 4.抓住抒情句、议论句。从抒情句和议论句可以更直接地体会到散文的思想内涵。
【针对训练】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回答问题。
阳关月
扬之水
从敦煌城里坐了开往南湖的最后一班车，到阳关下车，已是薄暮时分。汽车在阳关并没有站点，招呼了司机，才在这停了下来。看着汽车呼啸而去，消失在伸向天边的公路上，好像一下子被孤零零抛在旷野中――大漠黄昏，有几分凄凉。
缘着沙滩，有路没路地往前走。滩上遍生着罗布麻和骆驼草。可爱的是一泓清水流泻其间。四野无人，只觉得那斜斜的残阳，比我脚步更快，一点点遑急地退下去。
此处阳关故址是1974年才确定的，于是有了一块标明身份的碑，成为一个已无阳关的阳关――不过是墩墩山一个汉代的烽燧。在墩墩山周围绕行，烽燧下面的坡地，猛踏一脚下去，有声，里面正不知埋藏了何等的秘密。山前的茫茫沙碛，被称作古董滩。据说阳关故址的确定，便是依据滩上发现的大量历史遗物。如今这里仍有不少陶片之类的古物遗存。
距这里95公里，是阿尔金山。在阳关故址碑前极目四望，方圆百里旷无人迹，天地间除几只苍蝇嗡嗡飞着，再听不到别的声音。无名氏的《瓜沙道中》诗这样写道：“阳关古道接大荒，官杨零落不成行。阴沉日色连云白，暗淡风沙入寒黄。鸿觅稻粱衔矢石，人拼骨肉战冰霜。唐蕃汉垒今何在，秦月依依照古疆.”回味诗句，立在空旷中，仍能体味到那萧索的悲凉。暮色四合，视野中只有墩墩山的烽燧兀立在高阜上，守候着一片静寂，天边的最后一抹绛紫，渐渐转作深蓝，一点一点地，黑定了。
想起一个红柳娃的故事：茫茫大漠的红柳树间，有一尺来高的小人叫红柳蛙。捉到他，会衰衰叩头求告，放他走，则跑出一段路又折回身，仍是遥遥地叩首。屡奔屡止，直至追不及。这很像是幻觉，而人在极度寂寞中，是会产生幻觉的。
不过，上溯两千年，这里何尝寂寞呢。阳关以南是玉门，那时车辚辚马萧萧，使者、商人，冠盖相望，不绝于道。金戈铁马，汉军挥师西向，更是屡屡打破旷野中的寂寞，那正是汉武帝的辉煌业绩之一。
在汉武帝当政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巩固了：朝纲制度模式化了：懦术正式纳入政治轨道了；疆域的开辟也达到空前。他雄才大略，号夸天下，统率一切，举垒国之力不容置疑地建立他所要的非常之功。但后世对汉武帝的评价并不一致。蓬莱银阙、露溥金掌的求仙生涯不必说，就是开西域击匈奴，也有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讥。只是，仍然要说他是伟大的。不仅在于他有能力成就他的功业，也同样在于他有能力破坏自己的功业。因为他的伟大永远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晚年他了“轮台罪己诏”，纠正了方针大政上的失误，但连这种自我批评，也只能用权力的形式表现出来。伟人的时代，常常是伟人一个人的时代。
辉煌的、悲壮的、惨惨戚戚的历史，都融化在古董滩上，又被日精月华铸为荒寂的、苍凉的一片。这一片辽远的寂静，没有虫声鸟语，此刻连苍蝇的嗡嗡声也早消逝了。“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这是王充的求实精神。但所谓知今，也只能知一己目之所及的今；知古，也只能知一己目之所及的古――这“所及”要受多少限制！
天黑很久，渐渐的，才有星星露出来。从坐着的方向看去，北斗星的勺正对着墩墩山的烽燧。只是，怎么不见“秦月依依”呢？那独与大漠、云天相往来的冷寂的月！
“满天星的，没有月亮喽。”守关的老吴说道。不觉憬然而悟。是不是满天星斗的夜空，就一定见不到月亮？那么明月高悬的时候，还能见到星光灿烂吗？
夜宿小屋。从窗帘遮不到的地方，仍能见到一小片天，一小片缀满了星星的天。
阳关今夜，没有月。
（选自《现代散文名家名作选》，有删改）
1.文中今日阳关和古代阳关各有什么特点？采用古今对比的写法有何作用？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第四自然段中的文字在表达上很有特色.请简要赏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分析文中“伟人的时代，常常是伟人一个人的时代”这句话的含意。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闻学的本质范文3
【摘 要】“新闻真实”是新闻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传统的“新闻真实观”研究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形而上学不足以揭示“真实”的本质含义，主张“回到事实本身”。本文以现象学的方法对“新闻真实”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让“新闻真实”回归到“真实”本身，这种新阐释的核心就是让“新闻事实”自己言说。现象学“新闻真实观”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新闻学理论研究方式，同时也彰显了新闻学人文科学的价值本性。
关键词 新闻真实；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
一、“新闻真实”的现象学涵义
任何一门学问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理论创新基础之上。在我国新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建国之前，我国的新闻事业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总体上处于一种比较朴素的发展状态，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闻学才真正走上学科自律的发展道路。新闻学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中国获得迅猛发展，与整个社会对新闻的普遍需求有关，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各种信息的需求量急剧上升，面对着这种情况，国家制定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相关新闻法律法规，以此来大力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今天，新闻事业不管是从规模上还是从质量上较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了大的发展，但是相关的新闻理论却始终徘徊不前，这在一定意义上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的势头。陈力丹在谈到当代的新闻理论发展时说： “深化新闻理论的研究，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和新现象外，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应该重新赋予较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一个地做全面的考察，能够提出许多深入的思考。例如，已有研究人员分别就新闻事实、新闻价值写出了专题研究著作。可惜这种深入的研究尚限于学界的个别人。”笔者认为陈力丹对当代新闻理论整体状况的把握和认识是十分深刻而且全面的，当代的新闻理论不能只局限于对单纯的新闻现象的描述，更要对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新闻现象做出合理的理论阐释，这种阐释工作并不能仅仅以传统的理论做假大空式的臆测分析，真正的理论创新必须要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借助于新的理论武器对新时代、新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明确定位这种新问题所出现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这样的工作才是以新瓶装新酒，才会有真正的研究价值。
笔者认为新闻理论的创新必须要对传统的新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进行新形势下的全新反思，因为在一种理论体系当中，核心概念阐释不清，所谓的理论创新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什么是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呢？鲍勃·富兰克林等人主编的《新闻学关键概念》中收入了236个新闻学关键概念，当然他也没有穷尽所有新闻学核心词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会有更多的新闻学核心命题形成，这也是新闻学不断发展的表现。虽然新闻学的相关核心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必须形成本门知识所特有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不能随意转化成为其他知识的核心，否则该种知识的可靠性与独特性就无法保证。笔者认为在新闻学理论中，像“新闻真实”“新闻价值”“媒介”等等都是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从知识的体系上看，一定有一些概念在某种程度形构和规定着新闻学的基本思想，其中“新闻真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核心概念。
那么什么是“新闻真实”？在建国以来的多次关于“新闻真实”的讨论中，主要形成了“本质真实观”与“现象真实观”，“宏观真实观”与“微观真实观”以及调和这两组互相对立观点的“新闻真实三层观”。笔者认为对“新闻真实”的正确理解不能将眼光只局限于“本质”“真实”“微观”“宏观”这些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之上，而要突破旧有观念的限制，对“新闻真实”概念中的“真实”合理理解才能形成正确的“新闻真实观”。
“真实”按照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就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实存状态，“新闻真实”就是要求在新闻报道中，按照客观的实际情况，不参与任何主体的判断，将事情原原本本地报道出来。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近代以来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新闻真实观”都是以此思想为基础。但是笔者发现这种貌似纯粹客观的“新闻真实观”实际上仅仅只是人的一种观念构造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观念有着十分强烈的主观因素作为基础，因为新闻活动总是一种人的活动，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因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影响，总会形成他认识事物的一个角度，对事物的观照实际上并不是现实的。按照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看法，任何事物对人的显现都只仅仅是一种“侧显”，因为人受生理条件的限制，知觉总有一定的阈限，所以那种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纯粹的观看是不可能的，而所谓的“纯粹的观看”只是人的主观的精神构造的结果。这样人们看到所谓纯粹客观的“新闻真实”，从现实性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既然纯粹客观的真实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才能把握到真实，现象学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著名的现象学口号“回到实事本身”，“回到实事本身”不是完全排除任何人与历史的因素，而是要让事实本身自己显现，在这个显现的过程中“悬置”一切自然主义态度，即将任何未经反思的观念与判断都以加括号的形式置之不论，而让人能够在和现象照面的过程中直观到事物的本质。
对于新闻活动而言，新闻报道者并不是在报道之先，从主观上将新闻对象对象化，从而确立自己的一种先人为主的观念，而是要“悬置”新闻活动中的主观判断，让新闻事实自己表达。以2014年11月10日《新京报》的一则新闻报道为例，该报道题目为《河南××学院一男生表白被学校开除》，在今天这样一个爱情自由甚至爱情泛滥的时代，这样的报道的确是具有强烈吸引眼球的效果的，但是能说这是一则“真实”的新闻报道吗？很明显，根据报道，这个刚上大一的学生的的确确被开除了，但是因为“爱情表白”吗？不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任何一所高等教育学校的管理者绝对不会因为学生的爱情表白而开除学生，人们看到导致该生被开除的原因是该学生在学校管理者劝阻该生的过程中以及该生父母到达之后，该生的一些过激行为才直接导致学校开除该生。但是《新京报》在报道的过程中，并非让事实说话，而是将自己的一些意念例如引起新闻受众的惊异、提升该则报道影响力的观念已先行植入到新闻报道之中，进而影响了真正的“新闻真实”。这无疑就是失实的报道。究其原因，就是对“新闻真实”的“真实”理解出现了偏差。
总之，根据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观念，所谓“新闻真实”就是要“悬置”新闻报道过程中的任何先人为主的观念，让新闻事实自己说话，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新闻真实”。但是必须要区分清楚现象学的“新闻真实观”不同于“零度写作”中的主体消亡观念主导下的客观报道，在现象学“新闻真实观”中，十分强烈地存在着一种主体间性，即让新闻事实自己表达，这里新闻事实不再是冷冰冰的抽掉了人的存在处境的简单的社会事实，而是让新闻事实通过现象学意义上的具有无限生机的和表达可能性的“现象”自己对人言说，此时新闻活动中的受众也不再是置身于新闻事件之外的单纯的聆听者，而是和通过切身的体验，同新闻事实一道进入对新闻存在的感悟活动中，这样的真实才是一种真正的“真实”。
二、现象学“新闻真实观”的理论价值
首先，现象学“新闻真实观”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它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为当代的新闻学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视野。
新闻学是一门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将研究的客体对象化，作为研究者的主体必须将自身的一切主观因素排除在研究活动之外，从而揭示对象的客观规律，达到对真理的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自然科学）是对存在者的研究，存在者可以大到天体宇宙，小到人的情感心理，关键是这些“存在者”都是可以以实体的形式而存在的“存在者”，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中，这些“存在者”是异于作为认识活动主体的人的存在者，它们的关系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认识活动中，“真实”就是主体的认识与认识对象完全符合，这种认识活动的结果就是真理。
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的是，在人文科学研究活动中，活生生的人的要素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始终。活生生的人是指人以其生活于其中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世界不再是外在于人的认识对象，而是随时随地都将人的历史、人的现在与人的未来串联起来的境遇式的存在环境。但是在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活动中，由于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原本是活生生的人的体验都转化成了认识对象，例如情感、想象力、道德伦理、审美体验也都转化成了实体性的存在者，都成了与人相异的一种东西，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的敞现。
在新闻学研究中，任何新闻实际上都是关于活生生的人的新闻，所以“新闻的真实”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客观真实，而是一种渗透融合了活生生的人的体验的真实，以上文所举的新闻报道为例，如果报道者能够以境遇化的方式去理解“表白事件”的话，则从性质上它就转化成为一个“开除事件”，所谓境遇化的理解就是“悬置”任何现成的观念，设身处地地了解该事件。这样“事件”对于报道者而言就转化成一个内在于自己的“事件”，该事件的真理也就在事件自身的显现中完成了“揭蔽”。
胡塞尔说现象学首先是一种方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新闻学研究时，人们也不再将新闻事件看作是一个认识的对象，而是通过理解与诠释，使新闻事件的本质得以自身显现的过程。这种方法对新闻学理论研究来说无异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其次，现象学“新闻真实观”揭示了新闻学的价值本性。
传统的“新闻真实观”不管是“本质的真实”还是“现象的真实”，或者是“微观的真实”和“宏观的真实”以及它们的统一，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新闻学研究基础即新闻的价值本性。价值就是对人的有用性、对人的意义。如果在新闻活动中，只追求客观的真实，而忽略它对人的价值，那么这样的纯粹客观就如康德所说的在“真空中飞翔的鸽子”一般。现象学的“真实观”总是有关于人的“真实”，海德格尔通过一把锤子说明了真正的真实总是不离人的一种真实状况。他说，一把锤子，在没有使用它时，它就已经在那儿了，但是此时锤子与其他的物件，例如没有生命的石头一样自然的存在，它们本性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旦当人们使用锤子的时候，锤子就明显与没有生命的石头区别开来了，锤子的本性正是在这种人的使用过程中显现出来。对于“新闻真实”而言，所谓的“真实”也就是在对人的有用性的基础之上，它的意义才显示出来。任何与人的存在无关的“新闻真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新闻学的本质范文4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创新理念
注重人文关怀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的理念和方法。党的十七大在阐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时又提出了“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些论述明确了思想政治课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一、中学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的基本理念
1.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维度和终极目标
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注，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它要求要从多层次、多方面来满足人们的感受和要求。转变思想观念，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牢固树立注重人文关怀的理念，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特征，摒弃过去那种忽视学生个体差异而采取居高临下、空洞冗长的说教式、灌输式思想教育的方法，将尊重人、理解人的理念根植于学生内心，让学生形成一种人本理念。
2.人文关怀方法与思想政治课具有内在契合性
创新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是现实的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社会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利益关系的多样化，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学生的成长环境。因此，思想政治课也必须要适应新情况新要求，努力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和方法。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来看，其教育本质上是“一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学生自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从而使他们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3.人文关怀方法是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的创新和发展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之后，国外的文化和各种思潮随着西方的价值观涌入国内，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主导，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由于学生正处于成长成熟的过程中，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和社会生活经验，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尚在形成之中。当他们面对多元的文化格局、多重价值观的冲击时，难免会对西方文化产生兴趣并受到其价值观的影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是提升思想政治课有效性的基本前提。因而，实施有效的人文方法，积极探索人文关怀论，深刻反思传统思想政治课的弊端和偏差，正确找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基础，是提高现代中学思想政治课有效性的基本前提。
二、中学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创新的对策
中学思想政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我们认识到：中学思想政治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尤其是中学思想政治方法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拓展和创新。
1.创新和强化人文关怀的教育理念
人文关怀方法理念是对传统的中学思想政治课理念和方法的创新和发展，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理念创新是方法创新的前提，人文关怀首先是作为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工作理念，在
指导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实践中才成为一种方法。中学思想政治课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树立人文关怀的教育理念，它要求：在进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要贴近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解决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困难出发，了解学生、关心和尊重学生；关爱学生的生活，关心他们的进步，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服务，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使得中学思想政治能够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2.建立确保人文关怀方法实施的长效机制
切实可靠的机制是中学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中学思想政治课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把人文关怀贯穿于学校教育管理服务的全过程中，建构中学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的长效机制。首先，建立中学生的问题解决机制。中学生在日常的生活中会遇到学习就业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压力，这就要求要加强调研，建立健全信息汇集和反映机制，使得教师能够快速及时地了解到学生的实际需求，才能在进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学生的实际间寻求一个契合点。其次，建立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早发现、早干预是心理危机干预成功的前提，因此中学思想政治课老师要加强对学生心态的监测、评估和预警。
3.拓宽中学思想政治课人文关怀方法的路径
对学生进行教育必须注重学生的实际需要，加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首先，注重学生社团这一重要人文关怀途径。在学生社团活动中融入人文关怀的理念，正确地培养和引导学生社团，规范对学生社团的管理，促进其健康发展。其次，重视校园网络这一人文关怀的新途径。以人为本，加强“虚拟空间”的人文关怀，努力把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发展成学生满意、师生互动的平台。最后，校园环境作为中学思想政治课的重要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校园的人性化管理、良好的校园文化以及校园内设施的人性化设计都对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思想情操、行为习惯、意志品质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4.加强人文关怀方法的现代传媒载体建设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来说，应积极吸收现代传媒载体发展的新成果，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提高教育主体的工作效率，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因此在进行学生教育的过程中，应积极将现代传媒载体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人文方法中来，创新和发展与人文方法相协调的网络载体。网络载体是现代传媒载体的代表，它的平等性和非强制性等特点与人文关怀方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能够克服在教育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逆反心理，增强亲和力，从而提高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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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小茅.人文关怀：教育研究的别一种思考［J］.教育科学，2002（10）.
［4］王春锡.人文关怀：学校教学的新价值取向［J］.当代教育科学，2003（7）.
［5］李敏.人文关怀：教育转型期师生交往的新需求［J］.教育探索，2003（11）.
新闻学的本质范文5
新闻教育进入大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来自于报界，一些人认为师徒 制是培养新闻记者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来自于大学，1892 年报界巨头普利策带着捐款向哥伦 比亚大学校长塞思洛提出建立新闻学院的请求时，遭到婉言回绝，理由是设立这样一所学院会 损害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声誉。[2]虽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开设新闻 学课程或创建新闻学院，1918年北京大学也正式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但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 新闻学教育中“术”与“学”的争论久未平息。传播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学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土壤，使其在大学中的学术身份与地位得到加强。传播学在学术层面，让研究 者们看到了另一片繁花盛开、广阔无垠的研究领地；在教育层面，又给传统新闻学带来了更为丰 富的理论滋养与批判意识。但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传播学而言，传播学与新闻学边界的模糊不 清，核心理念与学术立场的模棱两可，使当前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尚处于思考与探索阶段，未能确 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相比较，中国传播学的 未来发展可简要地归纳为三个焦点：明确“局外人”的批判视角，从“大众传播学”转向“传播 学”，以及通过加强理论建构推动学科建设。
“局内人”与“局外人”
在学术研究中，“‘局内人’指的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 (或比较类似的) 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局内人’之间通常共有比较类似的生活经 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视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处在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与这 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由于‘局内人’之间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研究者可 能会对被研究者的某些语言和行为所隐含的意义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认为自己对这些意义已经十 分了解了,没有必要再进行追问和探究。‘局外人’由于与被研究者分属不同的文化群体,有自己 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与研究的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在 研究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来帮助自己理解异文化中的某些现象。”[3]
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提出，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有严格分界，新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记者，而传播学创办的宗旨在于培养传媒批评家与分析者。
[4] 换言之，新闻学教育是以“局内人”的理念，深入媒体文化本身，根据媒体的需要，传承媒体 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教授媒介产品的制作细节与职业技能，而传播学教育则应站在“局外 人”的立场，与媒介保持距离，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在美国，虽然新闻 学与传播学也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二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但近年来，对大众传播批判性的 研究也日渐兴盛。[5]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开设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如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 等等。但总体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 本质差异也未能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传播学课程数量较少，大多作为 实务类课程的补充，以概论性课程为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传播学胸怀广阔地将广播电视、广 告、网络、动画等相关专业纳入其中，新闻学则被相对狭义化，近乎成为“报业”的代名词。简 而言之，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传播学偏重于理论提升，新闻学专注于技能培训；传播学以电 子媒体、网络新媒体等为主要的媒体依托，新闻学将报纸作为主攻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 播学教育是对传统新闻学教育的锦上添花或领域扩张，并未显现出独立而强势的发展态势。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教育理念定位，为中国传播学教育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有益参 考。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区别或超越，不能仅仅停留于媒介形态的差异、涵盖面的宽窄，而应深 入到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以及教育目标、教育职能等层面。正如休梅克所言，批判 性思维应该成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开设每一个传播专业的学生都应该知道的公共 核心课程，在此基础上再开设相关的技能课程。[6]
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
查菲曾不无忧虑地提出，传播学中“小国割据”，是学术上的南斯拉夫，在“传播”这个大 的概念下，存在着无数的子概念，如大众传播、口语传播、电信传播等等，甚至很多传播学者也 把自己的研究作为文学和哲学批判研究的一个部分。[7]
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相关教育与研究通常集中在新闻学领域，传播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 概念与范畴。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传播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传播学”的专有名 称。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政治传播、健康研究等西方传播学研究与教育的重要领域，在中国依 然处于边缘地带，仅有少数院系开设了一两门课程。即使是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更多的注意力也 投向了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对欧洲批判学派的关注明显不足。传播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甚 至狭义化为了“美国大众传播学”。
不可否认，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大众媒介关联最密切的部分，但传 播学的狭义化明显阻碍了传播学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因而，陈力丹在论及传播学在中国的发 展朝向时特别提出，“课堂教学，要全面向学生传播传播学各个学派、各个方面的知识，避免以 大众传播学替代传播学。”[8]中国传播学教育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的过渡，不仅需要 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的自省与革新，同时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传播学多学科起源、 跨学科发展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传播学教育对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甚 至自然学科的依赖。因而，未来中国传播学教育一方面应该增加跨学科课程的比例，强调通识类 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另一方面，相对新闻学教育，传播学教育更应强化理论基础，增加 理论类课程的比重，辅以新闻实践类课程。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 治传播等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这不仅是中国传播学教育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走向，而且是传播学 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的必需。 53
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教育层面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合二为一是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一个学 科若要获得学术身份认同与学科地位，必须进行理论建构。一直以来，学术性与理论性的缺失是 新闻学的软肋。传播学的诞生给予了新闻学无数的学术想象与学术滋养。虽然较之新闻学，传播 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传播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先天不足”。其学科地位的缺乏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核心知识与统一理论。1996年安德森分析了7种传播理论教材，从中鉴别出249 个各自不同的“理论”，其中195个仅在1本教材中出现过，也就是说，只有22%的理论在7本教材 中出现过1次以上，只有7%（18个）被3本以上的教材介绍。“如果传播理论真的是一个领域，那 么似乎应该有超过一半的介绍性教材，对该领域基本内容的7%以上达成一致意见。”[9]
对中国传播学研究而言，理论建构更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作为学术“舶来品”，传播 理论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或是在“国际化”趋势下的理论译介和理论描述，或是在“本土 化”框架下的理论运用与理论测试，鲜有独立的理论创见。“理论”接近于科学法则，特指经过 完全检验的思想与观念，它是对一系列观测结果的解释，这些观测结果以被证实的假说为基础， 并多次被相互独立的研究者所检验。对个体研究和单独的研究者而言，只可能创立一个假说，而 不能创造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理论建构是全体研究者的共同追求与目标，中国学者应成 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中国传播学教育也力求为此添砖加瓦。
基于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的重任，传播学教育除了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强调理论素养之外，更 需要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教育目标与宗旨上，明确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差异，强 调传播学教育的批判立场与理论视角，加强对学生的理论训练、理论积累与学术培养。在教材选 择上，尽可能使用英文原著，用原文原典还传播学原貌，既有利于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又避免 二手资料造成的理解障碍。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加强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在全球化的理论背 景下充分激发本土化的学术想象力。
注 释：
[1] 与此对照，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模式，如英国城市大学将大众传播系设在社会科学系，美国密苏里大学传播系独立于新闻学院，设在艺术与科学学院，台湾地区传播相关系所更广泛地分布于人文社会学院、传播学院、教育学院、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等。
[2] 转引自单波. 反思新闻教育.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3] 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6）.
[4] 钟新. 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 国际新闻界，2002（5）.
[5] 钟新. 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 国际新闻界，2002（6）.
[6] 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 and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46-153.
[7]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新闻学的本质范文6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