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争议的纠纷范文1
一、土地纠纷的种类及表现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因土地使用而引发的争议多种多样，通常表现为土地权属争议（其中又可分为土地所有权争议和土地使用权争议）、土地侵权争议、土地合同争议和土地相邻关系争议等四种类型。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当事人在土地使用过程中，就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属所发生的争议。在这里有必要将土地所有权与物权法中的所有权有所区别。根据相关物权法理论，所有权是所有人对其所有的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所有权是物权中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力，其上述四种权能往往作为一个整体由一个主体来行使。而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具有财产权的用益物权，理论上当然包含着土地使用权，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实践中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是分离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主体单一、明确，就土地所有权发生的争议极少。实践中，大量的土地权属争议主要集中在土地使用权争议，所以，实践中的土地权属争议主要指土地使用权争议，这也是审判工作所关注的重点。
土地侵权纠纷是合法土地使用权人因第三人侵害其土地使用权而发生的争议。实践中，容易与土地侵权纠纷发生混淆的是土地相邻关系纠纷，在此有必要加以厘清。相邻关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己方不动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力时与不动产相邻方发生的权力义务关系。相邻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方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合法权力的行使，同时，是对他人（相邻方）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限制。土地相邻关系作为相邻关系中的一种，符合相邻关系的所有特征，其与土地侵权纠纷有着明显的区别：（一）土地相邻关系纠纷中相邻权人在相邻土地上的相关行为是其合法权利的行使，而土地侵权中侵权人针对争议土地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二）土地相邻关系中相邻各方对争议土地都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而土地侵权争议中必然有一方或双方都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三）在责任承担基础方面，因土地相邻各方就相邻土地所进行的行为是其合法权力的行使，不存在过错，因此而给相邻方造成的不便或损失应予以补偿。而土地侵权责任承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侵权人对其因过错行为而给合法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土地合同主要指土地出让合同和土地承包合同。土地合同争议主要是发生在土地出让人与土地受让人或土地发包人、承包人及转包人在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其争议主体是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鉴于土地合同纠纷主体、内容的特殊性，此类纠纷容易区分，解决途径和程序也相对明确。
以上对土地争议的种类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具有现实意义。区分土地争议的种类是确定土地争议主管部门及通过适当诉讼程序解决土地纠纷的前提。实践中，当事人因为对土地争议的种类认识不清从而不能正确认定土地争议管理部门，导致大量的土地纠纷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因此，必须树立这样一种意识，当涉及土地纠纷时首先要分清土地争议的类型，然后再确定适当的解决途径。另外，在实际生活当中土地争议的种类并非泾渭分明，往往混杂交织在一起，同一土地争议因当事人主张不同而异，需要认真加以鉴别。
二、土地争议的解决途径
土地争议发生后，应通过何种途径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目前相关的法律规定分析，有两种基本的途径：一是权利人可以通过行政程序，请求行政机关处理；二是通过诉讼途径，请求人民法院给与司法保护。必须明确的是，对于土地争议，权利人并不能任意选择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给予保护，因土地争议种类的不同其争议解决的途径有所区别：
（一）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途径。《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
1995年12月18日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处理”。据此，行政处理程序是土地权属诉讼的前置程序，在当事人双方对土地权属争议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情形下，只能首先申请土地管理部门进行处理，对处理决定不服的，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作为土地管理的主管部门，对土地权属的认定是其法定职责，而且鉴于土地管理的专业性特点，由相关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权属争议先行处理确认，更利于解决纠纷。
（二）土地侵权争议、土地合同争议及土地相邻关系争议的解决途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属于土地侵权或者土地违法案件的应当依照土地侵权、土地违法案件的有关规定处理”。根据以上规定，对土地侵权、土地合同争议及土地相邻关系争议，土地管理部门可以依职权或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处理。以上三种土地争议不适用土地管理部门先行处理程序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土地管理部门或人民法院处理。但实践中因土地管理部门和人民法院对以上三种土地争议的处理程序认识不一，对上述三种土地争议相互推诿，影响了土地纠纷的及时解决。那么，对于土地侵权纠纷、土地合同纠纷及土地相邻关系纠纷的正确解决途径是什么？土地纠纷行政处理与法院诉讼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首先，通过分析人民法院关于土地纠纷案件审理程序可以得出结论。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民法调整范围，当事人因土地使用而引发的争议向法院提讼自无争议。但是，在土地诉讼中，原告要使其诉求获得法院支持，前提是原告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是争议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否则，必然面临自行撤诉或被裁定不予受理两种结果。此外，人民法院立案阶段对证据的审查虽然是形式审查，但所有证据要在法庭上经过庭审质证才能予以认定，土地纠纷的当事人要使其诉求得到法院支持，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是争议土地的所有权人，否则即便是法院予以立案，其最终也必然面临败诉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土地侵权纠纷、土地合同纠纷及土地相邻关系纠纷的解决途径，虽然当事人有选择权，既可以要求土地管理部门处理，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但无论当事人以什么理由向法院，最终有关土地权属证据（证明）必须由土地管理部门——这一法定主管部门进行认定，这是土地纠纷诉当事人在证据取得方面无法逾越的程序。
其次，从纠纷当事人角度分析，由于实际生产生活中土地纠纷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繁杂，不具有专门法律知识的当事人不可能分清土地纠纷的性质、种类，也不可能悉知纠纷解决途径，往往是凭借自己的主观认识，笼统的以土地侵权纠纷为由要求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或人民法院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处理”。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属于土地侵权或者土地违法案件的应当依照土地侵权、土地违法案件的有关规定处理”。据此，无论是依当事人申请，还是土地管理部门依职权处理，处理土地纠纷是土地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对此诉求，土地管理部门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处理。实践中，因土地纠纷处理耗时费力，加之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纠纷诉讼的证据规则及相关程序不了解，对当事人提出的处理土地纠纷要求往往以各种理由拒绝推诿，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作为土地管理的专门执法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具备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和纠纷的专业队伍和执法条件，凡是因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或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和纠纷的，应当履行解决争议和化解纠纷的职责，不能因问题的复杂或难以解决而推诿，将矛盾和问题推向司法机关，否则属于不履行职责的行为，既不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也影响执法部门的形象，造成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引发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
土地争议的纠纷范文2
有资料显示,全国每年民间调节的宅基地房屋纠纷数量,近十年来每年约55万件以上,与土地有关的经济纠纷每年为24.5万件。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每年调处的土地权属纠纷案件约3万件。现实中每年发生的广义的土地争议在90万件以上。其中,进入法律程序的土地纠纷案件30万件以上。大量的土地纠纷都与权属有关系,有很多历史原因造成的。30年代的计划经济,土地随意平调、随意调整、频繁变更是那个年代土地使用的突出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价值越来越为社会各方所重视,而国家越来越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更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稀缺制度,引发土地权属争议的潜在因素被激活。因此,争议的形式也更将多样化。土地权属争议将成为影响社会的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给市场经济秩序和土地管理带来极大危害。所以。二次土地调查为每一块土地确定合法的身份意思重大。明确了身份也就有了权力的边界,法律保护才能变成现实。
那么,到底什么叫土地纠纷呢?
《土地法》清楚地告诉我们土地纠纷的概念。
土地纠纷及土地权属争议:是指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同时对未经确权的同一块土地各具理由主张权属。从而产生的难以解决的土地权属矛盾。
“二次调查”作为一项重大国情,可以有效的查清楚我国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分布、权属和利用状况,通过“二次调查”,它清楚地阐述了土地纠纷是怎样产生的;土地纠纷有哪些类型。
对土地纠纷认识不高,重视不够导致纠纷升级。具体表现在个别乡、村干部对土地纠纷认识不足,不正确对待和及时处理,采取一拖、二等、三不管不负责任的态度,致使土地纠纷当事人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越级上访,从而使土地纠纷案件增加。
目前棚户区改造、建设和征地补偿不合理、不及时、不足额到位是土地纠纷形成的因素之一。
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各地招商引资上项目成为主流。在项目建设征地补偿上,由于政策法律的缺陷,出现强行征地和补偿不合理、不及时、不足额等现象;出现政府强行干预,致使失地农民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和安置,从而产生纠纷。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减负增收为主旨的两个一号文件即: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和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使我国农业生产得到巨大发展,土地效益明显增加,利润成倍增长。土地收益所带来的巨大诱惑促使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民成了真正惜土如金的人。农村土地纠纷的增多,起因于土地效益的增加。
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签订方面,承包土地的数量、界址不够精确,田间道路宽窄不一,因此出现了“土格子”之争等现象发生。此外,有部分乡镇政府及村委会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留下了一部分土地没有承包给农民,这也就是所谓的“机动地”。这部分土地有的是乡镇自行开发的,有的后来应还林、还草的土地,由于在这部分土地的发包上未按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土地发包,存在不公开、不透明、不合理等现象,从而导致了土地纠纷。
目前土地纠纷类型:
国有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因权属引发的纠纷,一般表现在农、林、牧场用地与村民集体承包地的界址的纠纷。
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产生的纠纷,一般表现在村与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土地权属界址的纠纷。
国有土地使用权之间的纠纷。一般表现在农、林、牧、鱼场之间界限的纠纷。
集体土地使用权权属间的争议,一般表现在承包户之间的权属界线纠纷。
他项权利的纠纷,一般表现在土地征用,项目建设,土地开发整理等引发的征占地补偿问题纠纷。
土地纠纷主体多元化,呈案件数量增多趋势、处理难度大,有的牵涉部门多,问题复杂,单靠一个部门难以解决。招商引资环境不容乐观,经济发展严重受阻。
充分利用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建立健全权属档案的各项制度。在制定方面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和土地登记公开制度,确保地籍档案的权威性与服务性相协调。在档案管理方面实行“三专”管理,即:专库、专柜、专人管理。同时要充分利用第二次土地祥查结果,强化农村土地管理,彻底消除农村土地纠纷中的“三不”现象,即:权属不清、界址不明确、面积不准等问题,使土地纠纷从源头得到遏制。
加强土地纠纷调处队伍建设,提高调处人员素质。搞好土地纠纷调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土地纠纷的调处工作。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
要加大耕地保护宣传力度,提高农民保护耕地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要做好各类征地补偿标准的公示宣传工作,切实把国家征地补偿政策告知于民,让农民充分享受国家土地政策给予的合理补偿,达到征地不失业,生活水平不降低,各项权利有保障。
土地争议的纠纷范文3
第一条为了及时、公正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保护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权属纠纷，是指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调解、处理（以下简称调处）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权属纠纷。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调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权属纠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有关主管部门）分别负责调解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并负责办理人民政府对以上相应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具体工作。土地、山林、水利的混合性权属纠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上述一个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共同负责调解，并负责办理人民政府对该混合性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权属纠纷调处机构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权属纠纷调处工作。
第五条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
第六条权属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应当主动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协商不成的，按本条例规定的程序申请调处。权属纠纷当事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必须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因权属纠纷引发的，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必须及时制止，并按有关规定报告上级人民政府。
第七条在权属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争议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水利的利用现状，不得破坏地上农作物、附着物或者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第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权属纠纷为借口，寻衅滋事，唆使权属纠纷当事人挑起事端，扰乱社会秩序。不得阻碍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调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二章调处依据和证据
第九条权属纠纷的调处，以当事人提出的已经依法确定权属时的有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规章未作规定的，以当时的有关政策规定为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均未作规定的，以调处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
第十条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以下简称权属凭证）：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及其有关规定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或者发证时的档案清册；
（二）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定不发证的林木、林地等所属的土地清册；
（三）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确定土地、林地权属归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材料；
（四）以后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或者依法生效的调解协议；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
（六）以后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协议；
（七）依法没收、征收、征购、征用土地和依法批准使用、划拨土地（含林地）的文件及其附图，依法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合同；
（八）国有农、林场设立时经依法批准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书、规划书、说明书及其附图；
（九）1966年前划定的国家建设用地，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不再办理征用手续，用地单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文件、资料；
（十）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人民政府已经明确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一级经营管理的文件；
（十一）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农民建房用地的文件；
（十二）人民法院对权属纠纷作出的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凭证材料和其他证据。
第十一条下列证据，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参考凭证材料（以下简称权属参考凭证）：
（一）依法形成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城镇地籍调查、森林资源清查有关成果资料；
（二）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
（三）依法划定的行政区域界线及其边界地图；
（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征用、使用、划拨、出让土地（含林地）时有关的说明书、补偿协议书、补偿清单和交付有关价款的凭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规划用地的文件及其附图；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参考的其他证据。
第十二条下列文件、资料，不能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权属凭证或者权属参考凭证：
（一）以前的权属凭证；
（二）依法划定行政区域界线前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绘制的各类地图和军用地图标明的行政区域界线；
（三）涂改、伪造的权属凭证；
（四）以欺诈、胁迫或者恶意串通等手段取得的文件、资料；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能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权属凭证或者权属参考凭证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三条对同一起权属纠纷有数次处理决定的，以最后一次处理决定为准，但最后一次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除外。
第十四条对同一起权属纠纷有数次协议的，以经过公证的协议为准，没有公证的，以最后一次协议为准，但协议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除外。
第十五条权属凭证记载东、西、南、北四至（以下简称四至）方位范围清楚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不清楚，而该权属凭证记载的面积清楚的，以面积为准；权属凭证面积记载、四至方位不清又无附图的，根据权属参考凭证也不能确定具置的，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
第十六条同一起权属纠纷双方当事人都出具有相应的权属凭证，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能作为确定权属凭证的，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
第十七条对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所有权争议，依法不能证明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属于国家所有。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原则确定使用权。
第三章调处管辖和程序
第十八条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辖、分级调处：
（一）同一乡（镇）内发生的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调处；
（二）同一乡（镇）内发生的单位之间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三）同一县（县级市、市辖区）内发生的水利纠纷或者跨乡（镇）行政区域发生的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四）同一地区或者设区的市内跨县级行政区域的权属纠纷，由地区行政公署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地区行政公署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五）跨地区或者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权属纠纷，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主管部门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经调解后达不成协议又不便作出处理决定的，按照前款规定有处理权的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可以提出处理意见，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处理。上级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直接处理下级人民政府有权处理的权属纠纷。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经过依法确定权属后登记核发的权属证书有异议的，可以向登记核发权属证书的人民政府提出重新处理申请。人民政府对于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五项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根据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确定权属的，应当注销原权属证书，重新登记核发权属证书。
第二十条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与权属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有具体的权属请求和事实根据；
（三）有明确的对方当事人；
（四）属于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
（五）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未经依法确定权属，或者虽经依法确定权属，但有证据证明已经确定的权属确有错误的。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调处权属纠纷，应当递交申请书，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申请书副本。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争议当事人的姓名、年龄、住所，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权属争议区域的四至范围、面积；
（三）对土地、山林、水利的权属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申请调处权属纠纷时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能够证明土地、山林、水利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有关权属凭证；
（二）权属争议区域图和地上附着物分布情况；
（三）请求确定权属的界线范围图。
当事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受理申请的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将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记入笔录。
第二十二条权属纠纷调处申请，按照下列规定提出：
（一）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权属纠纷，向争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
（二）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四）、（五）项规定的权属纠纷，向争议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
第二十三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接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经审查，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且属于本级人民政府调处权限范围的，应当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的当事人；不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的当事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符合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条件但不属于本级人民政府调处权限范围的，应当自接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转送有权调处的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有关主管部门受理，并告知申请的当事人。
当事人对登记核发的权属证书有异议，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提出重新处理申请的，审查是否受理的期限为一个月。
第二十四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自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受理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另一方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二十日内，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答辩意见，并提供有关权属纠纷的证据材料。
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答辩意见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将答辩意见告知申请的当事人。另一方当事人未提交答辩意见和有关权属纠纷证据材料的，不影响调处程序的进行。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有权委托人代为参加权属纠纷调处活动，有权查阅对方当事人提出或者调处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申请的当事人可以放弃或者变更权属请求，对方当事人可以承认或者反驳权属请求，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权属请求。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请求，应当在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的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及其人不得毁灭、伪造与权属纠纷有关的重要证据，不得以暴力、威胁、贿赂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
第二十七条调处部门、机构的工作人员与权属纠纷的标的或者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回避。
前款规定工作人员的回避，由其所在部门、机构的负责人决定。
第二十八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后，应当到权属争议现场勘验，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代表参加，通知当事人到场。勘验的情况和结果应当制作笔录，并绘制权属争议区域图，由勘验人、当事人和基层组织代表签名或者盖章。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调查的情况应当制作调查笔录，由调查人和被调查单位、个人签名或者盖章。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的鉴定机构鉴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应当提出书面鉴定结论，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进行调查核实，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自治区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受理的权属纠纷调处申请，需要调查、勘验的，可以委托下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勘验。
第二十九条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对权属纠纷进行调解。
自治区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受理的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可以责成双方当事人所在地有关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对权属纠纷进行调解；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逐级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组织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调解。
调解时，可以邀请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协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当给予协助。
调解协议，必须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和权属界线图。调解协议书和权属界线图由当事人和调解人员签名，并加盖主持调解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印章，送达当事人后生效。
第三十条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权属纠纷，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四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二个月。
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三）、（四）、（五）项规定的权属纠纷，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有调解管辖权的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处理意见，报有处理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作出处理决定。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处理意见的，经有处理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二个月。
有处理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处理意见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件重大、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一个月。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属于本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水事纠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已作出过处理决定的水事纠纷除外）直接作出处理决定，但案件重大、案情复杂或者影响较大的水事纠纷，在作出处理决定前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
第三十一条对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制作处理决定书。处理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案由、当事人争议的事实、理由和权属请求；
（三）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
（四）处理结果；
（五）不服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途径和期限；
（六）处理决定生效后，履行处理决定的限期；
（七）作出处理决定的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名称和作出处理决定的日期；
（八）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原核发的权属证书或者作出的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作出处理决定时应当决定予以撤销。
处理决定书应当附确定的权属界线图。作出处理决定的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处理决定书和所附权属界线图上盖章。
处理决定书作出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送达双方当事人。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效的调解协议书、处理决定书，及时依法办理权属登记，核发权属证书。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的；
（二）在法定期限内不提出处理意见或者不作出处理决定的；
（三）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
（四）权属纠纷发生后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致使事态扩大，引发的；
（五）因权属纠纷引发不及时报告或者不及时采取紧急处置措施的。
第三十五条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负责调处权属纠纷的主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调处工作中、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擅自改变争议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水利的利用现状，破坏地上农作物、附着物或者砍伐有争议的林木的，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处罚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以权属纠纷为借口挑起事端，寻衅滋事，唆使权属纠纷当事人扰乱社会管理秩序，或者妨碍调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及其人毁灭、伪造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赂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因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引起的土地使用权争议、行政区域边界争议，不适用本条例。
土地争议的纠纷范文4
一、案情简介
1987年11月1日，某市土地垦复开发公司经政府批准征用该市郊某村（经济社）的186.14亩土地，征地补偿费641260元。征地合同约定：留成地45亩，占征地面积的24％，经三通一平统一规划成宅基地180块作安置村民住宅用地，每块106平方米，价款1000元至1200元，从拨给该村的征地补偿款中扣抵。征地后，经全体村民大会通过留成宅基地的分配原则为：1988年1月23日以前出生的人口平均每人一块。村民吴某当时的家庭人口为14人，应分得留成基地14块。自1988年以来，村民吴某家的建房用地的面积没有具体丈量。2001年7月，市国土局派员同村民小组长跟村民吴某的家人对吴某家实际使用宅基地的面积进行丈量，吴家于大通路建房用地952.16平方米，文化路南一巷建房用地636平方米，文化路南九巷建房用地318平方米，大明街建房用地212平方米。2002年7月，村民小组以该村民于大通路建房用地1175.01平方米，比安排方案多占地539.01平方米，另外，于文化路建房8间，大明路建房2间比安排方案多占地212平方米等为理由诉至法院，请求返还多占用的留成宅基地，不能返还留成宅基地的应当折价赔偿损失。被告村民吴某以大明街的2间宅基地是其女儿同高村买来的为理由进行抗辩，反诉要求村民小组按分配方案再分配（欠分配）给他家五块留成宅基地。
二、分析研究
本案就涉及到土地权属纠纷和权益分配纠纷的问题，法院是否应受理，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原告村民小组同被告村民吴某是宅基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纠纷。被告吴某系原告的村民，在被告使用原告分配给他的宅基地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宅基地使用权或所有权发生争议，应由土地管理部门处理。双方纠纷发生后，虽然原告村民小组向政府申请，并经原、被告会同该市国土局的人员于2001年7月对被告实际建房使用的宅基地进行实地丈量，但政府至今并没有作出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应由政府处理，原告对政府的处理不服才向法院起诉，而原告直接向法院起诉，显然不属法院的受案范围。故对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不是留成宅基地权属纠纷而是留成宅基地的权益分配纠纷，法院应予受理。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首先，留成宅基地的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属全体村民共有。国家依法征用城市郊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为国有城镇建设用地，从中安排一定数量的土地给被征用单位作为安置村民居住所必须的宅基地。从本案的土地征用补偿合同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政府批准征用该村的186.14亩土地（其中耕地28亩，其余的是坡地）出让给市土地垦复开发公司，经垦复公司三通一平统一规划成180块（面积45亩，占征地面积24％），每块106平方米，并以每块1000元至1200元的价款回售（转让）给被征地村民小组作安置村民居住用地。其土地性质属该村民小组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国有建房用地。留成宅基地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属被征地村的村民集体共有是明确的。笔者认为，村民集体成员共有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而应是在全体村民推举的村委会召集下，通过村民代表大会体现全体村民集体成员意志，并作出民主决策，由村民代表大会代表全体村民行使所有权。村民代表大会是体现全体村民集体成员意志的最高权利机构和行使全体村民集体成员享有所有权的代表。本案村民小组行使全体村民集体成员享有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是全体村民集体意志的体现，是民主议定不是行政决策。其权益分配是集体组织的收益在集体组织成员之间的分配，不是隶属关系的上下级的分配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形式决定了收益分配纠纷属于民事争议。
其次，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争议，是一种特殊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争议。本案中，被征地村村民大会通过留成宅基地的分配原则是截止1988年1月23日人均一块。这个分配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宅基地使用权的分配。二是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无论是留成宅基地使用权的分配还是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都是来自国家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收益分配，而留成宅基地的分配属于安置被征地村民居住用地分配。每个集体成员享有村民同等居住待遇；留成宅基地的分配还包含着征地补偿款用于安置被征地村民生活、就业的分配，每个集体成员享有村民同等收益待遇。因此，征地补偿款是对全体村民集体成员的补偿，土地共有人应共同享有，应由享有村民待遇的村民共同参与分配。
土地争议的纠纷范文5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及类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承包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是纠纷数量上具有扩张趋势。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一旦土地权益受到危害，当事人有较之过去更为强烈的诉求愿望，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逐年上升。二是诉讼主体多元化。伴随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方)与农户(承包方)发展为各类经济组织、公司等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之间等更为复杂的关系。三是纠纷的类型的复杂性。农村土地纠纷比较复杂，大量纠纷以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冲突为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如合同、民事侵权;涉及乡(镇)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以及政府部门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1］四是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若不加以控制则矛盾很容易激化，容易引发或集体上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类型大致可分为: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通常是指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和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的合同;层层转包甚至一地多包，从中渔利而引发纠纷;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及出嫁女等的承包地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近几年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逐渐上升，而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在所有纠纷当中占据了较大比例。主要表现为:参与流转的各方之间采取的方式和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或国家土地政策，致使流转合同无效;参与土地流转的各方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不到土地流转管理部门进行报批、备案、登记等不规范流转行为而引起的纠纷等。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即享有对该承包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我国《土地承包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发包人以及承包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实践中发包方的侵权主要表现为: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调整或者收回承包土地;违规干涉承包方的经营自;强令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发包方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土地权益等。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内部分配纠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承包地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组织所有，另外两种归所有人所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内部分配时发生的纠纷主要表现为承包地征收中补偿对象的纠纷和分配方案差别待遇导致的纠纷等。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与民商事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与普通民商事仲裁相比，有以下不同:
(一)仲裁机构的设置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可以在县和不设区的市设立，也可以在设区的市或者其市辖区设立。仲裁委员会由有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县两级农业部门的经营管理站。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委员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二)启动仲裁的前提条件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当事人若想启动仲裁，一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双方签订过书面的仲裁协议，如果该仲裁协议有效，则当事方只能申请仲裁，而不能向法院;第二种方式是如果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仲裁协议，那么只要其中一方申请了仲裁，仲裁机构即可受理，可见，启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以书面仲裁协议为前提，没有仲裁协议也可申请仲裁这种方式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所特有的。民商事仲裁则必须根据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具有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意思为前提，否则仲裁机构无权受理。
(三)裁决的法律效力不同
与劳动争议仲裁相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并非双方解决纠纷的前置程序。另外，仲裁也不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便经过仲裁，但当事人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裁决不具有任何效力，纠纷重新处理。而一般民商事仲裁依照《仲裁法》的规定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决做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裁决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的，另一方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行政依附性不同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民商事仲裁则完全实行民间仲裁，仲裁委员会虽然在相关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由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但仲裁委员会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有观点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仲裁。［2］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在机构设置、管辖制度、仲裁原则、仲裁程序等方面与普通民商事仲裁有明显差异，但不能因此否定仲裁的本质属性，仍应坚持在仲裁基本法律制度的框架下，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特殊性，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解决机制。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困境
与诉讼相比，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具有时效上的快捷性、程序上的简约性、成本上的经济性、解纷方式的非对抗性等优势和特点。这些优势和特点与我国农村土地纠纷涉及面广、季节性强、政策性强等具有兼容性和契合性。然而，就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纷方式而言，仲裁解决并未成为纠纷当事人的首选，仲裁案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小，究其原因，固然有宣传不到位、纠纷当事人仲裁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但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农村土地纠纷仲裁机制本身的问题。
(一)仲裁行政化倾向明显
首先，从仲裁机构设置来看，仲裁委员会分别由县级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等部门和有关农村工作机关组建。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工作，仲裁经费也由地方财政支付。在实践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由有关行政单位主管，有林业点的地方，由林业单位主管，非林业点的地方，由农业单位主管。通常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调解仲裁委员会主任。调解仲裁委员会易变成行政单位的附属，集行政管理、仲裁为一体。其次，从仲裁的启动程序看，仲裁程序可因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并不以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书面仲裁协议为必要，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再次，从仲裁管辖来看，立法坚持属地原则，当事人无权选择仲裁机构。这些都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从立法上就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行政化倾向最明显的危害莫过于对纠纷当事人要求公平正义权利的侵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大都设在行政职能单位，集行政办理权与仲裁权于一身，既具有行政权也具有仲裁权，这种双重性质的机构设置模式，使得仲裁难以依法独立进行，难以彰显公平、正义的仲裁价值，也有悖于仲裁的本质属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仍属于平等主体的民事纠纷，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着重于平等、自愿，应当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只要一方当事人提起就进入到仲裁程序，完全无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这样提起仲裁的体制设计一定程度上已经侵害到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也侵害到仲裁有关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有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符合正当性、迅速性和效率性的基本要求。［3］
(二)仲裁机构设置的随意性
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做了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缺乏与之配套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设置的具体操作规则，加之对仲裁机构性质、定位的认识不统一，除了上述机构设置中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外，还表现在机构设置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以后，少数地方至今未设立仲裁机构;有的将仲裁委员会设在县农业局，有的设在县林业局，还有的设置在县农经中心;仲裁机构与行政的依附关系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的仲裁机构实质上就是行政机构的附属单位，有的直接表现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仲裁与行政职合二为一;［4］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庭的设置及分工上也欠缺规范、统一的做法。
(三)仲裁员准入机制的欠缺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员的条件、仲裁员的回避、法律责任等做了明确规定，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员制度是仲裁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然而，现行规定欠缺对仲裁员准入机制的规定，即仲裁员的遴选程序、遴选机构等。据我们了解，目前实践中的做法大都是经过简单培训即可获得仲裁员资格证。例如，陕西省农业厅关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制度的通知规定“从事农村经营管理或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曾任法官、律师、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人公道正派、具备一定组织协调能力的农村干部或居民，可以申请领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申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员资格证》，由申领人所在单位提供个人信息资料，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核发证。”①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条件过于宽泛和原则，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特殊性及与此相适应的仲裁员资格缺乏立法针对性。
(四)仲裁与诉讼衔接不畅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之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即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实行有别于民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制。笔者认为:“一裁终局”是仲裁的基本特征。当事人若将经仲裁后的纠纷再次诉至法院，法院则完全按照处理一般民商事纠纷的程序，重新立案进行审理，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完全不受仲裁裁决的约束。且审理期限长，重复劳动多，审理的结果还有可能完全仲裁裁决，使得执行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一裁二审”制度不仅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职能，还使纠纷穷尽所有解决手段，无法体现仲裁便民、快捷的优点，在仲裁和谐功能上大打折扣。此外，仲裁与诉讼衔接不一致还表现在:受理范围不一致。民事诉讼受理的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是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及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等，对于承包经营权的确认纠纷则不予受理;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受理范围则比较宽泛和灵活，因受案范围不统一，会造成仲裁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法院不受理的情形;适用法律不统一。土地仲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也可以依据相关政策等进行裁决，而法院判决只能依据法律、法规;证据收集与保全、执行等程序缺乏相互配合与支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如果需要证据保全、先予执行、调查取证等，仲裁机构本身无权进行，必须向法院申请，但在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和配合，而仲裁庭所获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限制等因素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对执行仲裁裁决不予重视;仲裁裁决生效后，若一方不履行裁决义务另一方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一般不予重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难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得到落实。［5］
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厘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性质，树立现代化仲裁理念首先，从立法渊源看，1995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虽然将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排除在民商事仲裁范畴外，但其历史局限性已深刻显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通过与具有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签订合同，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合同，解决纠纷采用具备行政性质的相关方法更为妥当。随着社会的发展，承包主体早已突破集体内部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农业科技公司，农村合伙等农村承包主体多元化主体的出现使土地承包更加现代化、国际化，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定位于行政很难适应现代化、国际化需求。其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受案范围也可看出，土地承包纠纷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承包权发生的权属争议、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合同，无论是发生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还是发生在承包方之间以及承包地的流转双方当事人之间，其在性质上都是民事争议，体现了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虽然有一些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的特殊性，但其纠纷性质仍应属于民事纠纷或经济纠纷，作为解纷手段或机制的仲裁，其性质上仍属于民事仲裁而非行政仲裁。再次，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申请和受理、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庭的开庭、裁决和送达等。其立法框架，内容和程序设计，基本上是以《仲裁法》为“母法”的，［6］因此，我国民事事仲裁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应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理论支撑。200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工作步入法制轨道。毫无疑问，将仲裁体制引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处理机制中是我国的一大创举，仲裁也因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多元化处理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现行仲裁制度进行“去行政化”改造，回归仲裁民间性、自主性之本质，在民商事仲裁框架下构建合理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制，充分发挥仲裁程序优点，用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来推动和谐农村的建设，正是和谐社会的追求和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抉择。
土地争议的纠纷范文6
关键词:公正;效率;一裁二审;一裁终局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特征
在国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后,由于对种粮实行补贴再加上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近年来也随之上升。以土地承包纠纷的主体为标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主要有: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与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的纠纷;承包方与承包方的纠纷。从纠纷的内容来看,主要有:返乡人员要求耕种原来的承包地与现耕种人员引发的纠纷;土地转包、转让、互换等流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乡镇、村组侵犯农户自主经营权纠纷;乡镇、村组违法剥夺农户承包经营权引发的纠纷;土地征收、费用分配方面的纠纷,等等。
由于我国传统“厌讼”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仲裁和诉讼在时间、精力、费用上的高成本,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由于争议标的额不大,绝大部分都能经过当事人私下协商就能得到解决;不能私下解决的,在村委会或乡镇的调解下,也基本会得到解决。真正需要通过仲裁、诉讼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中,绝大部分是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与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的纠纷。据中南财政政法大学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调查小组在2002年9月至11月初对农户、村干部、法院做的访谈显示,农户间的土地纠纷比较少,甚至可以说很少,在法院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辽宁省2005年、2006年631份集体上访的事件中,投诉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的有599份,反映土地承包方面问题的占66.8%。这些纠纷具有如下特征:
(一)纠纷的标的额较大。在与发包方发生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中,只有对争议标的额较大,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征地补偿款被剥夺等情况下,农户才会考虑通过仲裁机构或法院处理。以2000～2004年厦门市两级法院审理的212件案件为例,有204件案件能够从判决书查明其争议金额。从这204件案件争议的标的金额看,案件的诉讼标的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案件数目占多数,约占55.9%。
(二)群体性和复杂性。由于土地承包合同是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合同的条款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土地承包合同出现了纠纷,这种纠纷往往具有普遍性和同质性,而不是一两户的问题,而是与某一类成员的问题。如,剥夺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就是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内部有出嫁女的家庭的纠纷,而不是与那一户集体的纠纷。
(三)发包方因违法而败诉的占绝大多数。据调查,在提起仲裁、诉讼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中,作为发包方的集体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因违法违规而败诉的占绝大多数。厦门市两级法院2002～2004年所审理的有关土地纠纷的以村民为原告的案件共212件,结果显示,裁判结果对村民有利的,占82.1%,对农民不利的仅占11.8%,以调解和和解等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结案的占6.1%。如果把有利于村民的和以其他方式结案的案件都视为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则它所占比例达88.2%。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集体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除了发包方这一身份外,还承担农村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这就使得发包方处于事实上的强势地位,能在许多其他方面对承包方进行控制和制约。现实中,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常利用手中的权力随意解除承包合同;干涉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剥夺、侵害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强迫或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中仲裁制度的设计
为了保护农户利益,促进农村和谐与稳定,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抓紧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通过在县、市(地级市)级设立仲裁机构、取消仲裁前置程序、当事人自主选择仲裁人员,法院在法定情形下的裁定不予执行等一系列制度来平衡发包方与承包方地位的平衡,摆脱行政干预,从而保证仲裁的公正性。
(一)在仲裁机构的设置上,以县、区、县级市级为起点。自1995年9月1日《仲裁法》施行后,全国一些省份根据《仲裁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相继制定了本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仲裁的地方规章,在仲裁机构的设置上以乡镇为起点。由于作为发包方的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与乡镇关系密切,也与乡镇有着各种利益瓜葛和工作联系,乡镇的许多工作都需要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支持协助,再加上仲裁制度的不完善,仲裁最容易受各种非正常因素影响。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第三十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设立在县级;设区的市设立的,市辖区不再设立;仲裁委员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相比而言,县级与发包方利益联系不大,仲裁会相对独立、客观、公正。这种仲裁机构的设计,无疑会获得农户对仲裁的认同。
(二)在仲裁人员的选任上,赋予当事人自。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不同,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仲裁员名册之日起5日内,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员是首席仲裁员。当事人自主选择仲裁员,无疑会促使仲裁员秉公执法。同时,《草案》第十二条规定:仲裁员可以从律师、学者等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聘任。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仲裁的公正性。
(三)一裁二审制度。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草案)》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或者仲裁裁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此规定再次确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一裁二审制度,并与《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保持了一致。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款也规定: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考虑充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于目前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基本设置在县乡两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经营管理机构内,具有较强的行政性。由行政性很强的机构负责仲裁,纠纷的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存有疑虑,而由保证社会公正的司法制度来最终裁判当事人的纠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说,这种一裁二审制度是符合我国当前广大农村实际的。
(四)或裁或审的制度设计。与劳动争议纠纷仲裁前置程序不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当事人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当事人是选择仲裁还是诉讼,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选择仲裁实际上表明了当事人对仲裁的认可。如果由行政性很强的机构负责仲裁,纠纷的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心存疑虑,那么,在仲裁非为前置程序的前提下,疑虑的一方当事人完全可以不接受仲裁而直接选择向法院。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法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小君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