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重要性范文1
一、从法治视野看现代社会治理面临诸多困境
依法治国实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难题，对我们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法治的视域看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熟人社会逐渐瓦解，法律的权威尚未建立，社会治理难度增大。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引入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促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人口的流动，原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单位和集体逐渐淡化，传统的熟人和半熟人社会逐渐瓦解。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管理模式也渐渐变得不再适用。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和历史的惯性，对法治的信仰和认同尚未完全建立，人们解决问题方式的思维定势还是“情、理、法”的人治思维，而不是按照“法、理、情”的法治思维来作为，尚法、遵法、用法意识还不强。伴随区域间人口流动数量和频率增加而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不同群体间的文化隔阂以及流动人口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涉及基本利益的问题，这些都给给社会管理者带来新的挑战。
（二）权力意识的觉醒，民众对公平和程序正义的要求增大，社会治理压力增大。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偏重对结果的正当性、合理性及道德性的关注，忽视程序的正当性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发展的全面深化，人们越来越关注改革成本如何分担、改革成果如何分享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致使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正感倍增。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权力意识的觉醒，对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实现实体正义，更要求从程序上规范社会各项事务的处理。
（三）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涉及民生的问题增多，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赶超”阶段，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同时，各多元化利益诉求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更多方面的社会矛盾。政府疲于处理工业化发展与当地人居环境间的矛盾、城市化与耕地保护间的矛盾、现代化与传统生活方式间的矛盾、产业转型升级与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间的矛盾等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协调问题，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二、建设法治文化是破解困境的必由之路
在现阶段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法治化进程、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法治文化建设引导人们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唤醒其参与意识，为社会治理提供“软实力”。法治文化通过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使人们知法、尚法、守法，从而提升人们内在法治理念的精神升华，形成法治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法律化习惯。法治文化一旦深入人心，形成人的思维定势，就会成为推动、维护、强化法治建设的动力源。开展法治文化建设。
（二）法治文化建设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是法治建设目标实现的“推进器”。法治文化是一种规范力，使人们确立基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使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法治文化更是一种推动力，法治文化帮助人们在更深层次上把握法律的要求，根据法治的精神积极地推动立法和执法走向更高的阶段。只有法治文化变成为牢固的社会意识，依法治国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三）法治文化建设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社会治理的“稳定剂”。法治的目的是要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就是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他们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拥有体现我们特质的文化基础，而法治文化是文化系统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前提之一。
三、建设法治文化的有效途径
（一）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使领导干部自觉把宪法和法律作为最基本和最权威的行为规范，着力培养其崇尚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以人为本，以法为尊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在法治建设实践中提高其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二）全面提高群众法治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公民中树立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并且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促使其成为法律性格健全的公民，为各种法律的实施创造基本的社会条件。只有广大民众具有这种法治意识，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不断壮大社会协同力量。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法治的实现，不仅需要公众参与的力量，还要广泛借助社会组织、新兴媒体的力量。建设法治文化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行政权、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
法治社会的重要性范文2
摘要：城市社区治理实现法治化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着基础性的推动作用。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本质是社区居民依法自治，这是对居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社区保持和谐稳定的现实要求。实现社区治理法治化须从制度建设、人才培养以及生态营造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 ：社区；治理；法治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并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由此可见，基层治理实现法治化对于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有着重要作用。
基层，在实际运用中指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直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而没有中间环节的国家、社会管理体系中的最低层次，在城市范畴内则往往指向社区。社区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单位，是现代社会基本关系的聚合处。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是对居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社区保持和谐稳定的现实要求。同时，社区治理实现法治化对于国家走向法治，社会走向和谐安定有着基础性的推动作用。
一、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内涵及特征
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指城市社区内，各利益相关主体依照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共同参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使社区建设和发展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从上述表述出发，可以看出社区治理法治化有如下特征：
1.治理性质——自治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规定“,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也就确立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原则。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也必须以居民自治为前提及核心，充分保障社区居民的自治权。
2.治理主体——多元性
从居民自治原则出发，社区治理的主体，是社区的居民群众，但是在社区的日常管理活动中，居民的参与往往依托于多元化的具体组织。在实践中，较为典型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有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等。此外，物业公司作为社区内常见的市场组织，是社区事务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
3.治理方式——规范性
社区治理法治化意味着社区治理走向法治化、规范化。这就要求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开展都需依托于一套有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工作制度等。
4.治理内容——全面性
社区是现代社会基本关系的聚合处，社区治理的客体包括社区内政治、经济、社会等事务中显现出来的各类社会关系。社区治理法治化则强调将这些社会关系的运转纳入法治轨道，实现和谐稳定。
二、社区治理法治化实现的制约因素分析
1.传统治理惯性制约，人治人情色彩保留
现在的城市社区多脱胎于传统的单位社区，部分甚至由乡村社区转型而来。这样的背景之下，社区的法治建设很容易受到传统治理惯性的制约，例如可能出现地方封闭保守主义对法治理念的排斥现象。在城市社区内可以看到，有的社区干部以官位自居，社区内行政干预色彩强烈，有的干部则习惯于大包大干，习惯于当“婆婆”；而社区居民或习惯于跑领导、走关系，或对于社区治理缺乏必要的责任感，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
2.法治体系尚不完善，立法情况滞后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是我国针对社区专门立法的起点，自此我国的社区建设逐步走向规范化。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在各地的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社区治理、社区发展模式，但是相应的立法工作却并未能协调发展。就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而言，其中许多规定过于原则性和抽象性，例如该法对居民委员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权能并未加以清晰界定，在现实中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此外，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不同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之间不协调的情况。与此同时，现实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关系缺乏相应法律的调整，一些居民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得到反映。
3.组织架构尚不科学，治理主体关系不顺
目前的社区治理仍处于政府主导阶段, 社区主要的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着大量行政事务，社区服务主要还是政府、街道提供的行政服务，法律规定的自治还没有真正在社区实现。与此同时，社区内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对社区依法治理的组织运作尚未形成有效的机制,尤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党的领导、政府的支持帮助、社区居民自治尚未形成有效融合。
4.规划机制尚不健全，与社区发展不协调
社区治理走向法治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或是治理机制和法治人才队伍的建设都是长期任务。现实中社区的依法治理工作往往被视为临时性任务或是突击项目，得不到长期规划和有效推进，与社区发展脱节甚至发生冲突。
5.人才队伍建设不足，干群法治思维缺位
法治建设离不开专业的法治队伍。基层治理干部本来就存在人才缺乏的尴尬情形，法治建设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情况下，相关的人才队伍建设更是滞后。社区干部的随意决策、违规行政以及相应监督组织的空缺都反映出社区治理中法治思维的缺位。
三、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实现途径探析
要实现社区治理法治化，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其次，坚持依法治理、依法监督，形成良好的完整的法治生态文化。
1.明确社区法治性质及定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上文已经提到，城市社区法治的性质为自治性，其目标应该是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 行政权力逐步从社区治理的领域退出, 由社区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最终实现社区的依法自治。
我国建国后制定的与社区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前者已在2009年废止，后者则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法律依托。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区成了社会变迁和国家改革的微观视镜。各类新的社会关系在社区中显现出来，现有的法律制度在社区中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上存在空白或者不协调、不明晰的情况。为此需完善与社区治理相关的法律制度，为社区治理实现法治化提供制度保障。
2.理清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发挥党组织的关键作用
社区治理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理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大多数社区而言，调节好居委会、党组织、街道办、业委会以及社区内市场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调解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基本就是在调节党政组织力量、居民自治组织力量和市场组织力量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前提和核心是保障居民自治，在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和党的基层组织的广泛性的优势，体现出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作用。把加强法治能力作为加强党组织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并以此带动社区法治建设。社区治理主体在处理社区事务时可采取协商议事方式，为社区发展共同出谋划策。此外，以社区党组织为依托，发挥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健全完善社区服务网络。
3.增强干部法治意识，加强社区干部依法办事能力
社区干部是群众身边的干部，处理的是群众身边的事，服务的对象是身边的群众。社区干部能否有高的法治意识、好的法律修养，能否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直接影响到社区居民对法治的理解、对法治社区建设的信心。为此，国家应加强对社区干部法治能力的培养，甚至在选拔的初始就将干部的法治能力作为重要考评依据，杜绝干部“决策不依法、遇事不讲法、办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的现象。
在法律日益普及、全社会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仅靠传统的行政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广大社区干部要充分意识到依法治理的重要性，加强自身学习，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在社区治理中贯彻法治理念。
4. 塑造居民法治观念，推进社区民主制度建设
继续加强社区普法工作，确保普法工作的全面性、有效性。为此，在社区普法过程中，应当注重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多样化的形式开展活动，让法治意识深入人心，树立法治权威、培育法治信仰、维护法治秩序，营造良好的法治生态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法治不仅仅意味着“依法律而治”，它更强调的是对民主、公正的价值追求。在推行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应当将依法治理与基层民主有机结合。为此，要加强社区民主制度建设，扩大基层民主的覆盖面，提高基层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保障居民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首先要完善社区治理决策机制，创新群众参与方式，提高居民参与力，扩宽居民参与面，加深居民参与度，增强决策科学性。其次，应建立起一套监督机制，通过民主监督，约束社区治理主体正确地行使权利，自觉地履行自治义务，从而保证社区依法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5.建立专业法治队伍，提供公共法律服务
社区事务既重要又繁杂，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法治作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方式，将显得越来越为重要。为此，在培养干部的法治能力的同时，可以建立专业的社区事务法律咨询队伍。此外，要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整合司法工作人员、律师及法学者等各方资源，培养一批法律服务队伍，在社区内设立便民法律服务点，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服务覆盖面，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居民合法权益。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开启了中国法治新时代，这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实现社区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基础环节，在具体工作中应因地制宜，突出阶段性重点，注重软硬件并举，把社区法治化工程的建设纳入社区总体规划，使其服务于社区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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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的重要性范文3
论文摘要 我国传统上缺乏法治文化,儒家忠孝等级伦理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无法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制度支撑和文化底蕴。法治文化构建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文化构建面临诸多障碍,如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等。因此构建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第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准则是基础;第三,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归宿。
论文关键词 法治文化 法治精神 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在于法治文化的构建。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是法治社会建设成败的最基础的部分。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主、限权、宪治等法治文化内核相严重缺失,因而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继续推进面临诸多障碍。本文试图从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出发,探析当前法治文化构建中存在的障碍,并厘清法治文化建设中必须首先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以期推进我国法治文化建设,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二、构建法治文化的重要性
(一)构建法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
法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社会文化中的“显文化”即主体文化。法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构建。法治文化,乃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
法治应成为社会生活的底线,应是守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法治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多元文化体系中的显文化和主体文化,是因为法治的目的是保障权利,它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守护并不断地扩大人们所享有的自由。与其他隐性文化、亚文化、潜规则所不同,法治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同时又是一种相对保守强调社会传承的文化体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法治文化还意味着在承认各地区民族法治文化的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法治文化有着高度的兼容性、共通性,这意味着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法治文化而实现的。由此可见,构建法治文化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构建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法治文化属于法律意识范畴,法治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同时法治文化又对法治建设存在反作用力,能够推动法治建设的进步。法治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治精神得以社会普通化的实践和实现,是按法治精神实践的方式、过程和实现的结果。从个体角度来看,法治建设需要拥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公民,他们是法治社会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是法治社会建设中最重要的因素;从整体来看,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需要拥有一定的法治文化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建设各项现代化的法律制度并确保这些制度的正常运转。
可见,法治文化构建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离开了法治文化构建,法制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法律移植为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移植了国外的诸多法律,试图以此推进我国社会迈进法治化,但是由于法治文化构建仍然相对薄弱,因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依然大范围存在,影响了法治建设的效果,足见法治文化构建的重要性。
三、当前构建法治文化的障碍
(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
当前我国构建法治文化的障碍之一是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比较薄弱。现代社会所谓的法治与我国古代法家所谓的“法治”存在天壤之别。现代性语境中的法治意味着分权制衡、权利保障、民主宪政等,而古代法家所谓的“法治”仅仅是依据法律来治理社会,尤其强调奖罚分明、严刑峻法,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国传统文化过多地强调忠君、孝悌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更多地依靠道德进行调整而不是依靠法律进行调整。例如,在犯罪与刑法上,我国古代社会强调“刑不上大夫”、“道德出罪”,这些观念均破坏了法律适应的平等性,不利于法治文化的生成,或者说这种带有东方传统色彩的“法治文化”,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当然,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也强调“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积极思想,这些积极思想可以作为法治文化构建的本土资源,应得到妥善利用。
(二)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
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障碍之二是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治文化的生成。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很多潜规则,最典型的是人们不管办什么事,都善于找熟人、找关系、找后门。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则,将会影响到法治文化的生成,使法治文化构建面临很多障碍。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法治文化必须根植于陌生人社会中,而不是产生于熟人社会之间。熟人社会之间存在太多的人情关系,必然会对规则性比较强的法律制度产生冲击。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下,通过熟人关系得到满足利益关系的人,必然有胜于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人,久而久之全社会都试图通过熟人关系实现各自的目的。但是显然,熟人关系很难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规则,这是因为通过熟人关系办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其成本比较高昂,更重要的是通过熟人关系办事,很多时候会对社会公义产生影响,形成一些社会的阴暗面,这是与现代市民社会发展所格格不入的。
(三)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
法治文化构建的障碍之三是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权威尚未形成。所谓法律权威,是指法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人们按照法律规则办事,并接受法律规则对利益的分配,如服从并尊重司法判决。与此同时,附属于法律之上的职业也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如法官被成为守护社会正义的良心,他们往往任职终身,深受爱戴。比较中国与西方社会法治建设的差异,西方社会的民众普遍具有对制度的敬畏感和依赖心理,而中国社会普遍缺乏。西方社会依靠凝结了人的一般的理性的制度调整社会,从而避免了依靠人控制社会时无法排除的,个体人一定会有的弱点和缺陷,这便是“依法而制”。
在我国,法律还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在很多时候,领导讲话、红头文件,恐怕比法律更有效率。就人们的维权行动来说,人们对司法判决缺乏信心,而热衷于上访、信访,以非正常的、非制度化的方式维权,甚至不惜采用自焚、自杀等极端手段来宣告自己的权利要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无外乎两点:第一,法律缺乏协调社会关系的能力,权威性不足,导致人们对法律缺乏信任,其根本原因是法律缺乏取信于民的能力,如司法独立性不强,司法权被行政权挟持,造成司法权不足以保护公民权利;第二,人们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法律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如人们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法律权威不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第一种情形,即法律制度缺乏应有的权利维护品格,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又加剧了人们心中存在的“法律无用论”,导致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造成法律权威低下。
四、构建法治文化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政府守法是构建法治文化的关键
政府要守法,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有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这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如果政府意识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够率先垂范,严格守法,不依法办事的话,整个社会的法治文化的构建是根本不能可能的。因为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社会。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立法机关科学立法,这些都是影响法治文化构建的重要因素。诚然法治文化构建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步是政府守法。守法是法律制度运行中的基础部分,大多数法律不是通过执行而是通过遵守得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我国传统上强调公民守法,而忽略了政府守法的重要性,而事实上守法包括公民守法,也包括政府守法,且政府守法是守法中的主体部分。
从法治理念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障自由;法治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公民守法,而是为了限制公权力,使公权力在法律预先设定的轨道内行使,从而实现对公权力的控制,即“把公权力关进牢笼”。可见,法治文化的构建必须贯彻政府守法精神。通过政府的守法行为带动、影响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
(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是基础
法律规则具有高度的预测性,能够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准则,相反,基于血缘所形成的传统人际关系,反而不能在现代社会中为人们提供交易的安全边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法律规则是一种低成本的规则,人们可以依据法律规则来预测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后果,可见法律规则是一种明规则而不是一种潜规则。与之对应地,人们在社会心理上应认识到按规矩办事的重要性,应突破传统农耕社会的熟人关系套路,降低社会交易的成本。
法治社会的重要性范文4
【关键词】“城中村” 社区治理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变迁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被动城市化的产物。作为“都市里的乡村”，“城中村”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影响到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已是当务之急。在“城中村”改造中，“城中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是社会转型的现实要求，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任务，是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作为“过渡型社区”“发展型社区”，“城中村”社区治理相较于一般城市社区治理或农村社区治理，其牵涉的利益更加多元，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要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创新，需要对其进行“理念―体制―机制”多重视角的理论审视，需要对其进行“政府―市场―社会”多重逻辑的制度创新。
“城中村”社区治理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
要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创新，必须准确把握“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特点。“城中村”社区兼具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双重特质，作为特殊的“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的空间形态，社区治理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复杂性源于“城中村”社区本身的复杂性，体现在人员构成的“混杂性”、社会形态的“过渡性”以及管理体制的“二重性”等方面。人员构成的“混杂性”是指“城中村”居住人口主要包括具有村籍的原住民和大批外来的暂住人口，而且往往暂住人口规模大幅超过原住居民的规模；同时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学历、不同技能的各种人混杂在其中生活。社会形态的“过渡性”，是指“城中村”社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都已经基本城市化了，但由于“城中村”社区的相对封闭性，带有明显的“村落社区”特征，与“街道社区”或者“单位社区”都有较大的不同，仍然是以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互识社会。管理体制的“二重性”是指“城中村”社区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社区，既是城市社区组成的一部分，在城市政府治理体制中运行，同时又属于农村社区，在社保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受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规范。因此，“城中村”社区在管理体制上存在双重体制的交叉，其社区复杂性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难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敏感性。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具有极大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在于“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实质上成为了我国社会矛盾最突出、最集中、最复杂的区域。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导致“城中村”已成为“问题村”的代名词。社会问题形式多样，主要有居住环境恶劣、公共服务滞后、社会治安恶化、贿选现象盛行、村官违纪犯罪较多等。另一方面，“城中村”改造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调整，在巨大的利益调整中极易诱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在“城中村”改造中，往往征地拆迁矛盾突出、村民上访不断乃至频现，可见，“城中村”改造中的社^治理极具敏感性。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探索性。中国社会的转型是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结构型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覆盖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等诸多领域，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变革。我国“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正是这种全面社会变迁的缩影。“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在秉承“乡政村治”的前提下，存在着一定的“非正规性”特征。这种“非正规性”体现为治理理念的表意性、治理制度的临时性、治理措施的随意性。在治理理念层面，没有形成能够有效整合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在治理制度层面，目前的制度安排无法有效提供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公共产品；在治理措施层面，既有的措施设计都无法解决“城中村”的拆迁补偿、企业改制、资产处置、村务管理中的利益之争。正是这种“非正规性”，给未来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制度多样化、机制多重化的探索提供了最丰富的沃土。
“城中村”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问题出现，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产生的国情性矛盾、城市体制与农村体制二元的结构性矛盾、公共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利益性矛盾的必然产物。目前，对“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理念阙如问题。针对“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目前存在四个方面的认识偏差。第一，将“城中村”改造简单理解成为“景观城市化”，采取简单的“推倒重建”，掉入了“见物不见人”窠臼，没有“综合治理”思维；第二，认为“城中村”改造就是“化乡为城”，坚持单线性发展道路，忽略了城乡双向互动共融，没有“统筹城乡”思维；第三，在“城中村”改造治理中，走“外延发展”发展道路，单纯以外在终结“城中村”为使命，没有“内涵发展”思维；第四，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突出所谓的“经济社会优先”，忽略居民的思想观念问题，没有“全面发展”的思维。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体制不适问题。这种体制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中村”社区治理中缺少专门性法律依据、地方政府管理进退两难、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等几个方面。在“城中村”改造中，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全面系统的规范“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已有的《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和《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此项工作都仅仅提供原则上的指导，无法为“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提供清晰、系统、有力的法律支撑。地方政府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上，陷于“压力极大、能力有限、责任无限”的困境之中。“城中村”社区的面貌确实与城市环境不协调，极大地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同时在上级的政绩考核中，“城中村”改造往往是考核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一部分“城中村”社区居民对开展“城中村”改造有急迫的要求，地方政府被置于这样的压力下，也希望能够努力搞好“城中村”改造。但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又不足以应对村民的拆迁补偿与安置善后。在“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一切问题最终都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责任。在社区自治中，“城中村”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三种力量往往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协商民主得不到很好落实，部分“城中村”社区还在依靠村落传统和家族纽带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治理。这些问题导致“城中村”社区治理绩效走向衰微。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机制不畅问题。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建立“调节、限制、疏导人们利益行为的一套机制”，“城中村”改造中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对于社会治理质量有直接的影响。就“城中村”改造这一活动而言，涉及广泛的利益，地方政府、开发商、村民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中村”土地快速升值，土地具有较高的级差地租，“城中村”居民往往能够获取较高土地利益。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涉及到利益的重大调整。政府是“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推动者，有追求政绩的强劲动力，同时也期望通过“城中村”改造获得收益；开发商拥有雄厚资本，期望通过“城中村”改造尽可能牟取利益；村民也希望获得集体土地增值的全部收益。成功的“城中村”改造需要平衡的利益分配，地方政府、开发商、村民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城中村”社区治理要以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为主线
作为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需要进行理念再造、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在“城中村”改造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符合时代潮流，要从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高度充分认识问题的重要性；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要坚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改善民生，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把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作为“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创新的三条主线。
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要实现“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善治”，保证社会治理质量，必须用法治的理念去统领社会治理制度构建、机制设计与行为实施，在社会治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等基本环节积极转变，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法治品格。“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问题，涉及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利用制度、财政金融制度、城市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应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广泛征求各方人士，特别是“城中村”社区居民意见，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规范“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政府的治理行为、市场的投资行为、居民的参与行为。要加强执法，保障“城中村”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城中村”集体资产不受损害。同时通过公正司法，确保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合法。
推M“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民主化。首先，要加强“城中村”社区的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凝聚、整合社区的政治核心。“城中村”社区党组织要担负起组织、教育、管理党员的功能，要努力组织社区党员参与社区治理；支持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自治功能；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其次，要推动“城中村”社区的多元治理，使之成为解决“城中村”社区治理问题的核心思路。要摆脱完全依赖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不能过于依赖市场机制以及自治机制，而应将“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致力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实现治理主体的多样性。最后，要扩大“城中村”社区的基层民主，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全面加强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的民主品质。
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科学化。为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绩效，需要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科学品位。在“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实施目标要由“静态标准”向“动态实施”转变，治理理念要由“空间上的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转变，治理模式要由“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向“自主推动型、企业实施型、政府主导型”多样化模式转变，治理策略要由“统一安排”向“一村一策”转变。
（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系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县域社会治理质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6BZZ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城市转型期的矛盾与协调发展》，《城市规划学刊》，1998年第5期。
②卢俊秀：《从“乡政村治”到“双轨政治”：城中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广州市一个城中村的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③陈郁：《治理理论与国家职能的辩证：英国观点》，《政治科学论丛》，2012年第3期。
法治社会的重要性范文5
[关键词]法治理念；法律意识；政治意义；战略意义
所谓社会主义法治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下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模式。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前提下，理性的处理党政关系、关系、立法、守法、法律实施等一系列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理想、思维模式。在检察工作中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有利于我们提高执法的能力与水平，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持社会稳定。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检察工作的重要性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有效实施的重任。所以要想在检察工作中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要改变观念，加强认识，了解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检察工作的重要性。
首先，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助于检察队伍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工作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只有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才能够在复杂的政治事件与法律问题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合理、合法的解决好各种问题。
其次，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助于检察队伍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处理好日常工作。从本质上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要求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与作用，正确看待与处理法律现象，准确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
第三，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助于检察队伍培养依法办事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可以有效的帮助检察队伍提高法学造诣，并且在行为举止中自我约束养成良好的行为自律习惯。
第四，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助于检察队伍明确工作目标，提高服务与工作质量。检察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其服务的目标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服务的。所以在检察机关中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强化检察机关队伍的职业道德与思想修养，使其明确检察机关的服务方向，提高检察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工作中的实施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是法治环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法治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检察机关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必须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入手。
1，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需要从执法活动监督入手，保证法律实施统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我国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必须从执法活动的监督方面入手，保证法律实施的公平性与统一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的核心就是公平、公正，但是公平、公正不但体现在立法上，更重要体现在执法环节。因此检察机关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认真做好执法监督，保证程序实体并重，保证执法的公平与公正。
法治社会的重要性范文6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互动、合作互助、理性人本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总的来说，和谐社会就是要充分发扬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则是社会运转的重要特征，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法治社会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国家强制性的规范。只要依照法律规则来治理社会，人们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有效的调动，这样，社会就有了和谐的基础。所以，构建和谐社会，要加强民主化、法治化十分重要。
一、加强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最重要的运作机制
从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应有之义的角度来看，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最重要的运作机制。当代世界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民主法治不仅是国家政治管理的重要手段，而且是社会自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无论是在国家政治事务治理层面，还是在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层面，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处理方面，制度安排、规则程序、责任分担、利益共享等都离不开民主法治。只有将民主法治的指导原则和运作机制引入社会公共治理的过程之中，才能有效克服集权制、官僚制向社会渗透可能造成的弊端，从而提高社会结构的协调性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在我国现阶段，腐败问题、劳动就业、社会治安问题、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等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依然存在，有些问题的社会影响还比较严重，要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民主制度的健全和法治手段的完善。
从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政治保障的角度来看，没有民主法治，便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关系。同志强调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则进一步明确肯定了民主法治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是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属性的角度强调民主政治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关系，同志则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状态的角度来强调民主法治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关系。这两种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
同志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新论述表明，我们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不仅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理论认识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些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有了新的突破。从整体上看，和谐社会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二、加强民主法治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保证
民主与法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真正的民主政治也必然是法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充分体现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和关键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鲜明的特征，其表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可以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民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只有以人为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利，才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
法治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国家形态由传统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写入了我国的宪法。由此可见，加强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其他特征之间的关系，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是体现在民主法治可通过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来促进和实现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关键在于要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让人民的利益在社会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营造宽松和谐的人际环境。在这方面，需要人大在立法过程中，更好地统筹兼顾和平衡不同方面的群众利益，以强制的立法程序化，确保国家机关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不断消除不和谐的因素，求得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二是体现在民主法治为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诚信，没有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就不可能有相互的合作，难以形成普遍可认同的社会，也就没有社会的和谐。通过民主法治，有利于培养人们互相谦让、互助友爱，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
三是体现在民主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优越条件。社会活力不断增强，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国家权力达到有效制约，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均衡的社会。如果缺乏足够的制约手段，最终将会吞噬整个社会肌体的活力和能力。国家权力的良性运作是和谐社会的杠杆。这就意味着人大、政府、司法部门之间，在党的领导下，相互协作，互相监督，有序推进运行机制，最广泛地、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民主法治就是要通过法律的形式，维护劳动者的创造动力，经济利益和创造的成果，共同营造平等竞争、共谋发展的社会环境。
四是体现在民主法治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和谐社会，首先要有一个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法治以法律的规范性、强制性为特点，通过人大立法和法律的实施，合理地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在一定的意义上，法律制度无疑就是对社会进行调控起着防火墙作用和稳定社会的支撑点。在法律的规则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就能有章可循，能够以文明平和的方式消除社会不安全、不和谐的因素，真正达到政治安定、社会安定、民心安定。
五是体现在民主法治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保障。从人类政治发展规律看，只有民主法治，才能为有效制约和规范国家权力提供制度架构和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求按照人类需要的社会增长与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类资源相适应，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我国正向着现代化小康社会迈进。与此同时，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来看，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都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如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失业下岗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为人们的生活出路提供保障，是对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当代与未来关系的科学把握和理性认识的结果。以民主法治的形式确定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原则，以有效的法律原则，抑制和制裁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使之形成自然的生态环境，建成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必由之路。
三、加强民主法治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人大的作用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民主的社会，法治的社会。历史证明了，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营造诚信友爱的良好氛围，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才能使整个社会既安定有序又充满发展的活力。在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过程中，人大肩负着历史的重任。
（一）要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人大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直接的关系。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制定法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制度，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人大要坚持把维护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
（二）要加强和改进人大的监督工作。人大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权，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方式，不断加强监督工作，努力增强监督实效，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促进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加强立法监督，实现国家权力依法履行，依法运作，依法监督。通过与“一府两院”的良性互动，加强沟通联系，建立一种和谐的、稳固的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的贯彻实施，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国家机关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
（三）要进一步加强人大代表工作。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增强人大代表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加强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密切党群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人大代表，广泛倾听民意，反映民情，推动和协助政府化解人民内部的矛盾，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为建设和谐社会共同构筑安定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