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缓解气候变化范文1
关键词:气候变化;社会主体;实践
1 气候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p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气候变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全球气候变暖了。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报告以及挪威南森环境与遥感中心的监测结果都表明,2009年9月北极地区海冰面积达到至今为止最小值,为510万平方公里。
诺贝尔奖获得者r k pachauri表示:气候变化是经科学证实的事实。降水变化、热浪、洪水、干旱等的范围和强度都在上升。尤其是这些变化对北极冰川的融化起极大的加速作用,导致海平面上升,对于珊瑚礁、大型三角洲地带(如加尔各答、达卡、上海)以及一些沿海岛国的影响十分不利。据有关专家估计,到2100年,全球气温预计会上升1.1℃到6.4℃,如果真是那样,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全球变暖引起一系列重大问题:大量动植物灭绝、农作物产量减少、生态系统失调、沿海洪灾威胁等,还会导致人类某些疾病的分布范围扩大和传播速度加快,且因各种奇异病死亡率上升,由此引发的各种政治问题和暴力冲突也将越来越突出。
也许人类会归咎大自然的无情,其实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原因大概可分为两方面:第一,自然原因(也可称不可抗力因素)如火山爆发,地球内部活动引起的一系列运动;还有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地表温度有较大影响如耀斑爆发。另外存在着影响气候的异常现象——厄尔尼诺现象。第二,人为因素。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达和文明进步导致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我行我素的生产和消费观念,过度地向大自然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加之人类对森林的大肆破坏,世界人口的增加,人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是累积增加的,而自然因素是不规则的非周期性变化。
因此,虽然气候变化的大趋势难以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减缓气候变化,至少不应该加快其恶化进程。如果仅仅把人类的全面发展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的全面享受,一味走“人类中心主义”,最后只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无情报复。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有消除了。”这就是警示我们不要只看眼前利益,必须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进行人类实践活动,要不然,受到伤害的还将是人类自身。
2 减缓气候变化的主体意愿及能力分析
气候本身的全球性决定了减缓气候变化必须全人类共同努力,不仅仅是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某些政府或领导的事,这更是事关每个社会主体的问题,必须引起重点关注。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各国政府还积极地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甚至设立专门的机构应对气候变化,以加强防控和灾后重建工作的进行。除了政府方面的努力,许多志愿团体也纷纷用自己的行动呼吁拯救地球。再者,许多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不断举行,如近日正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是包括全球190多个国家在内的各国代表聚集商议减缓气候变化,旨在制定一个弥补原来各国所达协议的不足的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国际气候制度。
然而,他们往往注重自上而下的政策、法规、会议的举行和磋商,或者是集中在财政和技术方面,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的行为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个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但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如果过多注重“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人类中心主义”,而不同时强调“社会利益”“长远利益”“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主义”的有机统一,即使从人的“类”的本质来说也是互相矛盾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基础的,因此,社会主体应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并积极地参与利于气候的社会实践。
因此,社会主体会面临两方面问题:
第一,社会主体(社会个人)是否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假如通过网络或者现场的做一个问卷调查:面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严峻现状,为了人类和自然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气候环境,你是否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呢?相信,95%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只凭着这个问卷调查并不能充分表明他们会在具体生活中身体力行。社会主体愿意并不代表就能去实践或者说是积极地有益的实践。
那么,针对没有意愿的个体可通过宣传和教育,培养其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指公民作为社会主体所应当拥有的权利意识和义务观念,他们之所以没有意愿,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和能源,实现自己权利的同时,还必须为自己向大自然排放的各种垃圾和有害气体的行为履行义务。当然,有意愿也并不代表就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正面的贡献。
第二,社会主体是否有能力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目前,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甚少,甚至现代大学生了解不够多,还有广大的农民朋友和务工人员更是“文盲”, 这就谈不上做贡献了。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教育体制的滞后性导致的,为了提高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应该从中小学开始抓起,全面注重科普知识的普及。
这一点丹麦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丹麦教育部要求各类在校教师和学生在2008至2009年间加强气候方面的教育,所有教学大纲都要增加与气候相关的内容。具体方法有如建立全国性传播和宣传网;在丹麦教育系统网站上设置了专项内容;气候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相结合等等。也许学生暂时不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大的贡献,但是,经过学校教育和学习,他们会把自觉地带到家庭甚至社区,在往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在有一定的财力和人力情况下,会运用所学知识科学地进行节能减排的实践活动。对于非在校学生的社会个体,可以通过广大社会媒体(如影视、报纸、杂志)把环保知识逐渐大众化,通过各种社会团体志愿活动,让广大个人熟知节能减排的基本技巧,彻彻底底地进行气候变化知识的“扫盲运动”。这样,才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力实践。
3 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体实践
俗话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在有意愿和有能力的情况下,还需要社会主体的亲自实践才能对减缓气候变化有所作用。
一方面,对于国家,其实践就是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探索新技术、设立相关的机构。某些国家或地区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其他国家应相互支援。尤其发达国家,同样灾害程度,他们的应变能力会比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强,可以避免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生命安全。且节能减排的措施他们完全有能力来控制,但他们为了利益却不愿意去实践。
另一方面,对于个人,其实践涉及到生产和生活诸方面。假如举行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知识的考试:如夏天空调一般应该设为多少度,是否应该使用一次性产品,是否应该减少驾驶及精明驾驶,等等。相信人们的答卷一定会非常准确,但这些具体考试内容又有谁会真正落到实处。
因此,我认为,要落实行动的话,作为社会主体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树立适度的“忧患意识”。 春秋史学家左丘明曾说过:“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适度的忧患意识会给我们适当的危机感和压力,从而时刻反思自身改变世界的活动,唐君毅认为:“忧患意识使人不再从无常的天那里祈求降幅,而反省自身之修德配天,把传统宗教下的天德,转化为自觉的人德,这正是理性的运用。”由此看来,忧患意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十分重要。
第二,逐步形成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社会主体的日常行为习惯虽然难以立刻改变,但是这可以通过主体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时刻提醒自己的细节行为。随处可见主题对减缓气候变化做的努力,例如,节约用火、热水、冷气,使用有能源效益的产品,关掉无需使用的电器,随手关闭电源,减少待电状态,减少驾驶等都是个体力所能及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利用现有技术和自然规律改造世界。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既然气候变化是大部分由于人类非科学地改造自然引起的,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必须重新认识现实状况,根据自然的发展变化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寻求和谐的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道路。
第四,一贯坚持“和谐”的天人合一观念,并实践于主体活动中。现代生活中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是大多数人的理想。这本并没有错,但是要时刻注重平衡发展,就像我国在2006年把经济发展思路由“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充分显示了把环境问题放在首位,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与自然的和谐更加重要。
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决不像统治异族人类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类是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没有理由去破坏这个整体的发展。气候环境是自然界系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整个自然界的恶性发展。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又是有赖于自然界系统的正常运转的,如果自然界系统这个整体的运行受到破坏,又何来的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虽然难以做到先天下之乐而乐,何不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内化为自我的主导意识,这样,大家一起携手共进,相信往后和再往后的气候环境会不断地改善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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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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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贾峰.公众环境意识与气候变化[eb/ol].
如何缓解气候变化范文2
“不久前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尽管没能就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更加广泛的共识，但“低碳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引发的话题依然在热议中。”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低碳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备受关注和重视。这一新兴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成为许多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选择，也可惠及全人类。所谓“低碳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在生产和生活中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今，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悄然走进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
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包括本次哥本哈根在内的历次全球气候变化会议，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警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人类自毁地球家园的悲剧不应在我们身上发生。同时，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迫在眉睫。
人类社会在传统的生产和消费中，由于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异常，人类在不知不觉中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人类已经到了需要认真反思的时候。如何善待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需要以低碳排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替代原有的高排放、高污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由此，“低碳经济”的提出应运而生，正在或将要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低碳经济”的发展则成为一项新的紧迫课题摆在世界各国面前。
转变传统的高排放、高污染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早在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中就有所表述。“低碳经济”的理念和含义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意味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低碳经济”的经济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质能经济”。由此，“低碳经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被世界各国所日益重视，“低碳经济”一词也被广泛使用。在重大国际性会议上(特别是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性会议)，转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呼声不绝于耳，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此后。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在出版的《斯特恩报告》中就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发展“低碳经济”，可以避免将来CDP5％甚至到20％的损失，并呼吁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低碳经济”成为未来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2007年1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巴厘岛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为推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2008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的主题是“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以提示世界各国加强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视。2008年7月G8峰会成员国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签约方一道共同达成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长期目标。尽管尔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温室气体量化排放问题上自食其言，不肯履行承诺，但发展“低碳经济”仍是未来西方发达国家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首选。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中国是最早重视和着手制定“低碳经济”发展规划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和步骤。同时，发展“低碳经济”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发展观的转变是吻合的，符合中国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为此发展“低碳经济”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目前的基础上降低40％～45％，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并逐步适应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低碳经济”的重要意义
虽然“低碳经济”未必就能够将人类从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解救出来，但“低碳经济”毕竟能够减缓碳排放给地球带来的压力，或延缓气候变暖，使人类生存危机尽可能避免。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改变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地从环保意识出发，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防止因经济发展对环境毫无理智的破坏，避免人类生存环境危机“悲剧”的发生。除此之外，人类没有回头路，也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尽管“低碳经济”的发展在世界各国还处在初级的起步阶段，也没有形成规模，在世界各国经济领域所占比重也不大，但其发展前景和重要意义却不可估量。首先。“低碳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形态，即可减少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缓解能源储藏日益匮乏的压力，又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其次，低能耗的“低碳经济”即节省了生产和生活消耗能源的成本，同时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今后治理环境的投入也会相应减少，一举两得；其二三，“低碳经济”是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加快工业化进程和改善环境，重视和发展“低碳经济”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发展“低碳经济”与转换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上看，发展“低碳经济”与转换生产和生活方式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与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比截然不同，不仅对气候环境的影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最终的结果也截然相反。
从全球范围看，近年来，影响人类生存和安全主要是气候异常变化带来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许多受到自然灾害袭击的国家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将面『临着严重威胁。灾难的降临对整个人类社会和经济生活无疑是一场悲剧。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多发的地质性自然灾害不再是某个地区或国家面临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成为全球性问题。因此，全球范围多发的自然灾害给人类经济生活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因此无论是那个地区和国家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都会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同时，全球气候异常变化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和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否则人类将难以从气候异常变化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另外，有关导致气候变暖原因的论证。在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一些媒体也出现过一种“另类”的评论，质
疑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一论点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根据，能否站得住脚，但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变暖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毕竟有着必然的联系，从这一角度出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是延缓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低排放、低污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是人类现实与未来的选择。
共同环境与共同责任
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任何国家和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对费任的承担也不能置之度外享有“特权”，在共同的生存环境下，应负有共同的责任。
人类拥有同一个地球，共同的生存环境必然使世界各国拥有同样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既不容质疑，也不能推卸，更不要说是带有其他色彩的附加条件。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本应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但大会期间，各方为了减排目标和路径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纷纷站在各自的立场提出各种意见，会议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充满了“火药味”，全球气候变化会议演变成各方利益和力量博奕的场所，在激烈争辩的喧嚣声中，各种力量的较量几度达到“白热化”程度，似乎脱离了召开全球气候变化会议的初衷。由于各方代表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各国应负的历史责任等敏感问题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和存在的分歧始终围绕在量化减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以应对气候变化，最终分歧难以协调，历时10多天的哥本哈根大会没有广泛形成全球性共识，本无更多实质性进展内容的《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没有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只达成部分共识，草草收场。尽管会议最终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但至少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和反思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应反映的是各自利益的博奕，而是如何使人类在生产和消费中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转变二氧化碳密集排放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减轻地球压力。
从本次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看，虽然各国谈判代表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共识，但分歧依然存在，人类在共同抵御全球气候变化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哥本哈根会议尽管不是人类为生存而努力的惟一机会，但毕竟失去了一次机会，留给人类的机会只能是越来越少。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出了国家的范畴，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在全球气候变化面前，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博弈与碰撞中，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关系，成为各界广泛议论的话题，或许这一新的课题带给我们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如何缓解气候变化范文3
关键词：风险认知；气候变化；心理测量范式；双系统理论
分类号：B849：C91
1 引言
Start（1969）在《社会利益对科技风险》一文中对“How safe is safe enough？”这一经典问题进行了系统而确切的论述，标志着在心理学领域系统研究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的开端。自此，国内外学者对交通、经济、医疗、消费以及科技等领域的风险认知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气候变化风险由来已久，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得到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过去20年中，研究者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探索大众如何理解气候变化风险（Vignola，Klinsky，Tam，&McDaniels，2013）。目前，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生活中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认识和主观感受，包括对气候变化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认知、风险结果和风险责任的认知。
气候变化风险与其他领域的风险一样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利结果的特点，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相对于其他领域的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第一，风险认知对象的特殊性。气候变化兼具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的特征：在气象学意义上，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气候状态变化的渐进系统，通常涉及一系列相关现象，如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冰山融化、海洋酸化等；同时，气候变化又是人为造成的。例如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自工业化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而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第二，风险认知范围的广泛性。气候变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从时间上来说涉及过去、现在和将来，从空间上来说囊括了全世界各个地区，甚至关系到地球上每一个人。其研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许多类型的风险认知所不能比拟的。第三，风险认知主体的差异性。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研究者通常根据主体是否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将主体分为大众和专家，二者在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引起的结果和采取行动等方面都有差异（Swim，Stern，et al.，2011）。第四，风险认知与行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普遍存在，表现为人们虽然担忧气候变化，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Gifford，2011）。
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决定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来说，第一，将风险认知研究的领域从自然风险扩大到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相结合的气候变化领域，为全面研究风险认知奠定基础；第二，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助于拓展国内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视野，本文围绕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线，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交叉领域进行研究，在国内开辟了一条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心理学研究路径。从实践上来说，第一，公众与专家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上存在众多差异，因此，专家面临着如何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信息正确传达给大众的巨大挑战（Pidgeon&Fischhoff，2011），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为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奠定了基础（Pidgeon，2012）。第二，公众既是气候变化的导致者，又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执行者（Swim，Clayton，&Howard，2011），他们的态度与行动的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风险的认知。
2 心理机制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自提出之后，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在风险认知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气候变化风险的特点进行研究。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既强调气候变化风险的客观存在，又重视个人或群体在认知客观风险过程中的主观感受。总的来讲，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心理测量范式，二是双系统理论。
2.1 心理测量范式
心理测量范式（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是阐释风险认知的主流理论。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在风险认知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Slovic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20世纪80年代Slovie首先提出用心理测量的方法评估人们的风险认知，对预测到的、并且已经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险事物的风险认知结构进行分析，形成了风险认知两维度结构——“可怕风险（dread risk）”维度与“未知风险（unknown risk）”维度（Slovic，1987），成为描述人们风险态度和感知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
Weber（2006）尝试运用该理论进一步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在认知地图中的位置。首先，从可怕维度分析，即激发人们危机感的程度，Leiserowitz（2004）认为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多人还没有将气候变化看作可怕的，即在可怕维度上得分较低。而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灾难性与可控性三个客观因素都影响着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主观感受。第一，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形象性上来看，当人们根据数据描述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分析时，加之气候变化本身的抽象性，很难激发起人们强烈的危机感；相反，如果气候变化被形象描述为如电影《后天》中迅速变化的灾难，比如龙卷风、海啸、暴风雪等巨型灾难.就更能激发起人们的关注和强烈的危机感（Leiserowitz，2006）。第二，从气候变化风险的灾难性上来看，当面对两种死亡方式，即死于飓风或死于冰川融化，虽然这两种情况都能置人于死地，但人们对前者感到更恐惧，因为由它引起的死亡方式更可怕。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Page和Howard（2010）认为人们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感知为更危险的因素。第三，从气候变化风险的可控性上来看，由于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简单渐进的变化，比如飓风、气温升高或龙卷风等，这些风险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人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原则上是可控的（Weber，2010）。当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有种控制感的时候，其危险感受性就会减小。
其次，从未知维度分析，即风险的可知性程度，包括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了解与气候变化风险影响本身的特点。一方面，个体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即熟悉性，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人们更容易忽视经常接触到的并有一定经验的熟悉风险，对新风险表现出更高的警觉性。例如，在对比温室效应和冰川融化的风险时，个体对冰川融化新风险更为警觉（Li，Johnson，&Zaval，2011）。Weber（2010）也认为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将减少个体的危机感。此外，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熟悉性也将影响个体的控制感（Slovic，1987），进而影响其风险认知。另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延迟性，人们对一些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未知性。人们长期居住于气候变化的环境中（solomon，Plattner，Kuutti，&Friedlingstein，2009），对气候变化的信号难以察觉（Moser，2010），因此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例如，个体生活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中，感受到的是气温升高，却对其延迟的影响如冰川融化不甚了解，因此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未知性。Weber（2010）也认为当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迅速发生时，比认为气候变化是渐变时，感觉更害怕。
心理测量范式假设公众对风险的不同反应取决于风险的维度特征，但后续研究发现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结构的风险特征维度却可能并不相同，因此对风险特征维度构成的讨论成了风险认知研究的热点之一。于清源和谢晓非（2006）研究了北京公众对39个环境条目的风险认知特征，进行因素分析后，将“影响程度”、“可控性”、“了解程度”、“影响的持续性”、“发生的可能性”、“结果的严重性”六个维度归纳为“客观认识”与“主动作用”两个新的维度，即个体的风险认知机制涉及风险的客观情况以及个体与风险事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该模型与Slovic的两维度模型有所不同，对比二者的研究，我们认为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首先，研究对象不同，Slovic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人，而于清源和谢晓非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人，不同国家的个体由于文化、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其风险认知可能不同，因此应加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跨文化研究；其次，研究条目不同，Slovic的研究是对一般社会情境的研究。包含30个社会现象，于清源和谢晓非研究的是环境条目，包括生态环境类、疾病与灾害类和生活环境类，由此说明人们可能是根据不同的风险维度特征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进行认知。但是二者都不是完全根据气候变化条目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从新的角度建立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征维度结构。
心理测量范式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其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在许多研究中问卷条目所涉及的风险问题可能是被调查者不熟悉的，这样被调查者所做的回答就不能完全代表个体的判断；第二，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心理测量范式从数据中得到的信息也仅仅代表被试对风险事件的某些认知状况，并不能反映个体实际的行为反应。尽管心理测量范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如何定位在不同风险维度上，探索了影响气候变化风险判断的风险特征。
2.2 双系统理论
过去15年来，双系统理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对双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角度：信息加工的两种方式（经验系统、分析系统）和个体获得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经验信息、分析信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之所以能得到重视是因为面对相同的信息，人们却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行动（Hertwig，Barton，Weber，&Erev，2004）。在经验系统中人们将目前现状与个人自己或他人的经验相联系，知觉过程自动、迅速，人们通过联想将环境各个方面的经验转化成各种情感，比如说害怕、恐惧、焦虑，进而影响风险认知和决策（Loewenstein，Weber，Hsee，&Welch，2001）；相反，在分析系统中人们运用数字对事实进行描述，通过逻辑分析来评定风险，其过程相对缓慢且需要意识的控制（Marx et al.，2007）。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的区别在于信息呈现的方式不同：经验信息是对与个体经验有关的信息进行描述，而分析信息是指运用数字等来对信息进行描述。
首先，就两种信息加工系统而言。Weber在2004年开始比较两种不同系统，关注两个系统中人们对气候变化不确定信息的理解差异。Weber（2010）认为科学家和大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不同归因是由于他们运用不同系统进行信息加工，84%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只有49%的大众同意这一观点。在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科学家更多地运用分析系统，而大众则更多地运用经验系统fWeber&Stem，2011）。这可能是因为，首先，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能接触到更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可信赖数据；其次，由于科学家受到的教育和专业训练，他们比其他群体更倾向于运用数据分析并建立模型。而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更容易受到个人经验的影响，会自动迅速地运用经验系统分析信息。当两个系统所得的结论不同时，经验系统往往要胜过分析系统，因为经验系统更快，更生动形象fWeber，2010）。Leiserowitz和Broad（2008）的研究显示英国民众更多的根据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甚至那些经济来源与气候密切相关的个体，比如说农民和渔民，当无法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验中获得足够反馈时，他们也会运用经验系统进行气候变化的风险判断。类似的，在乌干达地区的雨养农业中，无论是雨水不足或过多都会导致农业受损，但是过去的研究表明在该地区的市民都将雨水预报根据个人经验转化为确定性信息，导致潜在的相关风险增加（Marx et al.，2007）。虽然经验系统能帮助个体迅速做出决策，但也可能会使个体决策产生偏差。
其次，从个体获得两种不同信息的角度来看，当呈现经验信息和分析信息时，个人经验信息更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它的影响比数据信息更值得信赖（Erev&Barron，2005）。这是因为在气候变化中，个人经验信息能激发起人们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并回忆过去相关事件（Weber，2006）。其实大多数人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和经验都是间接的，是以新闻和电影中的描述为中介，比如将格陵兰岛或南极冰川融化归因于气候变化，个人经验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Weber，2010）。此外，当目前情境不能与过去经验相匹配时，只要能激发起个体强烈的情感，也能预测个体的行为（Weber&Johnson，2009）。Stern等人（2011）的研究显示，当个体对气候变暖将导致冰川融化感到强烈的恐惧时，即使个体没有冰川融化的体验，也会更多地参与环保行动。
但是，经验系统和分析系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划分。Weber（2010）研究显示双系统所涉及的两种方式是相互平行又相互依存的，分析系统可以帮助个体重新分类与过去经验有关的气候变化信息，因此强烈的情感可以在分析系统中被激活。此外，两种类型的信息也可能在两种对应的系统中进行加工。Marx等人（2007）的研究显示，具体的、与个人有关的经验信息在经验系统中被加工，并且产生一种有效激励行为；相反数据信息在分析系统中被加工，除非决策者受过一定的训练，能有意识地注意数据信息及其影响，否则其结果对行为只有较小影响。
心理测量范式和双系统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心理测量范式侧重于分析人们是如何形成风险认知的地图，探索风险认知特征在其中的作用；双系统理论从经验、分析两种认知途径和信息类型出发，侧重于分析人们如何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中的过程。两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释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
3 影响因素
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多研究者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性别、年龄、知识、个体经历、情感和世界观。
3.1 性别
Lazo.Kinnell和Fisher（2000）的研究发现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受到众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父母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Rowe和Wright（2001）的研究表明，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最大。在基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中女性比男性经历了更强烈的情感体验（Loewenstein et al.，2001），女性比男性更担心气候变化（Eva-Lotta，Anders，&Tommy，2007）。彭黎明（2011）进一步细化研究了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分别对性别与气候变化风险源、风险事件、风险后果与风险责任的认知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对风险事件和风险源的整体认知上，男性的分值整体高于女性，但差异不显著；而在风险后果的认知上，女性的认知程度要高于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更关注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3.2 年龄
年龄对个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重要影响。Loewenstein等人（2001）认为风险认知的年龄差异是由于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经验和生动的想象，所以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此外，Lazo等人（2000）认为相比年长者，年轻人没有深刻体验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后果，对气候变化过程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年轻人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程度不高。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年龄与个体对气候变化的知识相关，研究显示作为年轻人的大学生具有更多关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知识，更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的起源与后果，表示愿意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Sundblad，Biel，&Gfirling，2007）。以上研究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选取被试的差异，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加强对大学生的气候变化风险教育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为产生一定作用。
3.3 知识
目前研究表明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包括气候变化的现状、起因和结果（sundblad et al.，2007）。知识的横向和纵向结构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都有影响。从知识的纵向结构上来说，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并且是否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决定因素（sjoberg，2000）。从知识的横向结构上来说，Bord，O’Connor和Fisher（2000）的研究显示个体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越多，越愿意去采取行动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彭黎明（2叭1）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后果的认知程度也就越高。Lazo等人（2000）的研究显示一方面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能诱发出一种控制感并降低风险认知，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与气候变化后果的认知没有太大关联，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主要是对风险认知判断的影响。
3.4 经历
气候变化通常涉及一系列的现象，比如说冰川融化、温室效应、洪涝灾害、干旱、飓风等，个人经历主要是指对上述现象有过亲身体验。Spence，Poortinga，Butler和Pidgeon（2011）研究发现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更多的担忧，更多地看到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并且更相信他们的行动将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由此，有过洪水经历的个体更可能采取节约能源等措施去缓解气候变化。但是，Whitmarsh（2008）在关于洪水经历和空气污染经历是否影响个体气候变化态度和行为的调查中发现，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洪灾灾民与其他个体差异很小，但是否具有空气污染经历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和行为。出现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洪水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一旦离开这个地方，人们受到洪水的影响将变小，而空气污染则是一个缓慢、渐进变化的系统，人们将更长久、深刻地体验到空气污染带来的后果。在研究过程中，Whitmarsh（2008）引入了环境价值观的概念，认为有空气污染经历的人们有更高的环境价值观，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更可能把气候变化看成显著的风险并采取行动。
3.5 情感
情感作为态度的组成因素，是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之一。Leiserowitz（2006）调查显示关于气候变暖的消极情感，比如担忧、危机感、焦虑等。比人口学变量、价值观等因素能更好的预测个体对公共风险的态度和政策偏好。Maibach，Roser-Renouf和Leiserowitz（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气候变化的高忧虑组比低忧虑组具有更强烈的恐惧、焦虑等相关情感反应，并有更强烈的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动机。而Weber（2010）认为形象、具体的气候变化结果能激发起个体更强烈的危机感，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增加气候变化信息的形象性可以促进个体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时，诸多研究表明增加对气候变化风险不良后果的担忧，能提高个体的风险认知（Fischhoff，Slovic，Lichtenstein，Read，&Combs，1978），并且忧虑也可以促进个体参与缓解气候变化风险行为（Weber，2010；Marx et al.，2007），因此，加强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和焦虑可能会对缓解气候变化行动产生作用。此外，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一个渐进、可控的过程时，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意识就会降低；相反，当人们把气候变化看成是生活中不可逃离的危险事物时，其风险意识就会增强（Weber，2010）。总之，情感与风险认知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担忧、焦虑等情感能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意识，反之个体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理解也将影响其情感强度。
3.6 世界观
文化理论起源于Douglas，强调社会文化对风险判断的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决定了风险的内涵及个体对特定风险的认知和判断。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中，文化理论根据人际关系模式将人分成四种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等级主义者（hierarchists）、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ic）、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和宿命论者（fatalistic）（Douglas&Wildavsky，1982）。不同世界观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不同的观点（Gifford，2011），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会选择性地注意一些风险，而忽略另外一些风险（Weber，2006）。比如说等级主义者更信赖专家，倾向于将科技看作机会而更少看成风险；但是大多数平等主义者都怀疑专家的知识，他们认为现在的气候变化已经非常严重，并觉得现在的新技术和对自然的污染将对后代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个人主义者更看重个人的自由和收益，面对气候变化风险，他们认为自然能够自我保护，没有必要过多关注气候变化；宿命论者对个人无力改变的气候变化问题宁愿选择视而不见（Weber&Morris，2010）。
虽然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不同世界观对人们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但是由于对文化概念本身的争议，文化理论的操作化遇到了困难，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仍有待实施。
4 研究展望
综合以往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学科对风险认知的不同领域都有所研究，但在心理学与气候变化的交叉领域来分析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在国内是一个开端，因此需要后续的研究者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对以往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我们认为今后的研究应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4.1 深入探寻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
尽管风险认知的概念提出后，研究者分别从测量、认知、情感等各个角度对风险认知进行了研究，但在心理学领域迄今还没有形成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独立整合理论，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进行探讨。首先，对相关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验证。过去风险认知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自然风险研究的基础上，由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具有其独特性，许多风险认知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适用性和解释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以便全面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特性。其次，对比分析不同领域的风险认知结果。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和医疗领域，人们的风险认知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差异（Weber&Stern，2011），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是风险类型的差异还是个体对不同风险有不同的心理机制，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从而为建立专门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理论奠定基础。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特殊性，进一步探索基于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目前各个理论均从各自的角度对风险认知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各自的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心理测量范式很好地分析了风险本身的特征，却没有关注风险认知主体的特点；双系统理论研究个体内部信息加工过程，对群体分析却很少。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因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只有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因此，我们应该尝试各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并试图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综合的理论框架。
4.2 进一步探索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
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热点，目前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研究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首先，虽然已有研究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找到一些变量，比如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气候变化的危机感等，但是还有一些变量没有得到验证，比如Feygina，Jost和Goldsmith（2010）的研究发现保守的政治态度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也有影响；Li等人（2011）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还受到当地气候的影响；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个体的风险认知，还会受到心理、社会、文化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次，研究者并没有对各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研究者发现情感与风险认知之间存在中间变量。比如Whitmarsh（2008）的调查研究发现环境价值观在气候变化经历和行动中充当着中介的作用。此外，气候变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媒体和社会交流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作用（Weber&Stem，2011；Reser&Swim，2011；Doherty&Clayton，2011），个人经验也是通过媒体影响个体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而非直接发挥作用（Reser，2010；Stokols，Misra，Runnerstrom，&Hipp，2009）。Leiserowitz（2006）的研究发现信息的形象性影响人们的情感，从而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这些间接影响因素还没有得到进一步验证。基于此，我们认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采用多元化的数据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证据不充分的影响因素，并探索其他可能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第二，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影响因素之间的中介变量加以关注，为建构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独立综合理论奠定基础。
4.3 加强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群体研究
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个体和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有所区别。比如Pidgeon和Butler（2009）在风险放大研究中发现：当面对具体的情感体验信息时，群体比个人有更大的动力去采取保护行动；Marx等人（2007）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研究中也发现群体比个人更容易受到经验信息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人层面对其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未对群体气候变化风险认知作详尽研究。此外，群体中包含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世界观的个体，个体与群体在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上产生差异的原因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因此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对个体研究结果在群体中进行验证，并对人们在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的表现进行比较，找到联系与区别，分析其原因并分别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制定相关策略。
4.4 拓展气候变化中风险认知的应用研究
如何缓解气候变化范文4
目前，全球就如何分担削减二氧化碳任务的气候谈判陷入僵局。而为了能够遏制全球气温上升2℃，对黑碳和低空臭氧采取的类似行动又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因为大幅降低空气中煤烟和烟雾含量，有助于减缓全球变暖，在对抗气候变迁的长期抗战中争取宝贵时间。
科学家们指出，面对2010年使用能源所产生的创纪录的碳和大气中二氧化碳空前高含量的严峻现实，无论如何，必须确保气温不升高2℃。升高2℃是气候变暖的危险“门槛”。自从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暖以来，温度紧接着提高0.9℃――到2050年，与工业化前的水平相比，将增加2.2℃。新的研究结果表明，迅速减少黑碳和低空臭氧的排放，可能减少2030年预计气温0.5℃的上升，使两度的目标重回正轨。
“采取明确具体的措施，有助于保护短期和中期的全球气候，因此取得遏制气候变化和改善空气质量的双赢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变得更清楚多了。”对全球气候进行的新评估的50名科学家之一的德鲁・辛德尔说。
减少大气黑炭含量可使升温幅度减少85％
煤烟中发现的黑炭是化石燃料、木材、生物质(如动物粪便)在不完全燃烧时产生的一种副产品，常常来源于汽车的排放物、简陋的炉灶、森林火灾和工业锅炉。它对其他污染物有很强的吸附能力，不仅会助推温室效应，还容易导致人类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
这种微小的粒子也与因心脏病和肺癌引起的过早死亡有联系。在印度，每年由于在室内烹饪时使用木柴与粪便等生物质燃料，而吸入烟雾导致死亡的妇女、儿童超过40万。科学研究证实，黑炭算得上是导致全球变暖的第二大主要原因，仅次于二氧化碳。每年有近800万吨的煤烟释放进入大气中，在全球各地制造许多“热点”，导致大气大幅增温。该报告预计，如果到2030年，黑炭的含量能够显着下降，那么现在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的近250万人死于露天污染的现状是可以避免的。
微细的黑色煤烟悬浮在空气中，有时会呈现数千米之高的巨型烟云，也就是所谓的“大气褐云”，通过吸收太阳光加速全球变暖。黑炭落在冰雪上，使冰面颜色变暗，降低冰川反射太阳辐射的能力，导致冰川、冰原和北极冰冠等吸收更多热量，加快融化。
《自然一地球科学》杂志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说，目前北极冰盖不仅覆盖面积大幅缩减，而且厚度也在急剧下降，连接北极威尔金斯冰架和两座冰山之间的冰桥坍塌就最能说明问题。出现这种北极暖化效应有一半的原因可能要归结于黑炭，因此帮助延缓北极消融的办法就是遏制黑炭(煤烟)的排放。减排煤烟不仅能够清除大量空气污染，而且比减排二氧化碳更快更容易。
研究数据表明，从1880年到20世纪20年代，生物燃料和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黑炭排放量增加了50％，至20世纪70年代又增加了25％，至2000年又在70年代的基础上再增加了30％。自1890年以来，北极地区温度升高了0.5℃～1.4℃，而减少大气中黑炭的含量可以使这一升温幅度减少85％，意味着温度可能降低0.4℃～0.8℃。
二氧化碳主要在燃烧化石燃料过程中产生，可以在大气中积聚几百年，对全球变暖造成长期影响。而黑炭在大气中作用时间较短，因此大幅度减少其排放不仅可行，而且对减缓气候变暖的效果更直接，能迅速带来好处。四成煤烟与温室气体的来源相同，主要是燃烧煤炭与石油。剩下的六成煤烟来自燃烧生物质燃料与森林，这部分最容易改变。将重点放在降低黑炭的排放上，可提供机会缓和短期内全球暖化趋势的影响。
低空臭氧成为第三种最主要温室气体
臭氧浓度是光化学烟雾的代表指标。汽车、石油化工等排放的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特别是烯烃类化合物，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发生一系列光化学反应，产生臭氧。臭氧具有很强的吸收紫外线的功能，它在12千米以上的高空像一把保护伞，阻挡紫外线射向地球，对地球生物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但在10千米特别是距离地面几十米高的低空，臭氧多了就会成为有害物质。臭氧浓度指标高了，会给人类的健康带来危害，引起咳嗽、流泪、呼吸道疾病等，还会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危害，使作物减产。当臭氧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形成光化学烟雾。
如何缓解气候变化范文5
关键词 地球工程；光辐管理；国家安全；国际治理；减缓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5-0022-05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举步维艰，常规减排技术成本高、降幅低、速度慢。这样，在更大更广的地理尺度采用工程技术方法，或去碳，或降温，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学术团体试图探索的可能途径。近年来，随着更为大胆的人为干预太空减少抵达地球表面太阳辐射的“光辐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SRM)”技术的提出，国际社会对“地球工程”的走向和可能影响产生巨大争论，或鼓舞，或恐惧，甚至超出了气候变化问题本身。何谓地球工程？有何特点？潜在影响何在？需要何种国际治理构架？需要有一些伦理和国家安全层面的思考和应对。
1 地球工程的界定
一般说来，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管理、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上，去除大气中的CO2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也就是说，采用工程技术手段节能、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核能利用、地热利用、工业生产过程等均不在地球工程之列。
地球工程可以大略归为三大类。一类是绿色生物技术手段；第二类是碳捕获与埋存(CCS)技术，第三类是太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 (SRM)。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CO2加以固定，形成生物量(biomass)，储存于各种绿色植物和土壤。由于土地利用和林业、草场、湿地可以在较大的地球空间尺度展开，生物固碳数额巨大，因而，在广义理解上，土地利用改变也可以算为地球工程手段。200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1］就土地利用与林业撰写了特别报告，就造林、再造林等大规模生物固碳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进行了系统描述。
① 2010年3月，英国政府研究理事会批准了SPICE（Stratosperic Particle Injection for Climate Engineering， 平流层注入气溶胶气候工程）。这一工程包括三项内容：计算机模拟、实验室研究和野外试验（热气球吊伸1公里管道向大气层注入气溶胶） (Rayer et al, 2010)。碳的捕获与埋存及技术是1990年代和本世界早些时比较受到关注的地球工程技术，主要是在温室气体排放的终端将CO2加以捕获然后埋存到地质构造或深海，从而减少大气中CO2存量而达到控制大气CO2浓度的目的。这一技术在IPCC ［2］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做了减缓的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综合评估，作为具有巨大潜力的减缓手段，随后IPCC［3］又专题立项，经过数百名科学家近三年的综合评估，于2005年完成《碳捕获与埋存特别报告》，提交给各国政府参考。此外，还有一些尚在概念中的各种捕获和埋存手段，例如在海面上播撒金属或化学物质，促进海洋吸收大气中的CO2；人工设计一套体系，有如树木一样，将大气中的CO2加以吸收、富集，然后加以埋存。
前两类地球工程作用的目的在于减少CO2。而减少CO2的目的在于控制地球表面增温。由于地球温度的热源是太阳辐射，如果控制辐射到地面的太阳光束，地表温度当然也就得到调整。早在1999年，IPCC ［4］第一和第三工作组就航空器尾气的科学和减缓含义联合进行了评估，但并非作为一种减排的工程手段进行推荐。2000年，IPCC ［5］第三工作组完成的排放情景的特别报告，就人为排放到大气的SO2和气溶胶的降温效应进行了讨论。但这些都不是人工有目的、主动的工程技术，从而没有深化探讨。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近年来有学者大胆提出了太阳辐射人工管理的地球工程技术手段，大致有三种：①派飞机到平流层播撒气溶胶，通过物理阻隔，减少抵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②通过热气球或其他手段，在高空放置太阳反射装置，使反射装置范围内的太阳光辐射不能抵达地面；③利用热气球或其他手段，将管道延伸到10km或更高的大气层中①，将气溶胶通过管道送入大气，从而减少抵达地面的太阳辐射。
2 不同地球工程技术手段的特点
上述三大类地球工程手段，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减缓全球地表增温的幅度或速率。但是，各种手段的作用机理、空间尺度、减缓效率、共生效益、减缓成本、技术成熟程度、科学不确定性、国家安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绿色植物固碳作用于碳，减少大气中的气态碳含量。其空间尺度相对有限，减缓效率相对较低，而且毁林还可能释放到大气成为碳源。植物固碳有着巨大的共生效益，包括生物产品、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水源涵养等。减缓成本并不是太高，技术也相对成熟，不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不涉及国家安全，但最大的障碍是宜林地表空间有限，受水资源、粮食安全、居住用地等制约。
碳捕获与埋存技术(CCS)与生物固碳技术一样，移除大气中的CO2并储存起来，从而减少大气中的碳。典型的CCS技术只是在CO2排放末端捕获，去除率可以很高，技术也相对成熟，没有国家安全含义，即不会对其他国家或本国构成潜在的安全风险。但是，这一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了减排而减排，没有任何共生或协同效益。正因为这样，有人提出碳捕获、利用与埋存，试图将捕获的碳至少部分加以利用。但是，由于CO2的捕获量巨大，缺乏工业回收利用的技术，利用至多只是象征性的。不仅如此，这一技术成本高企，有着财务和能源双重成本［3］。如果是煤电厂采用CCS技术，发电财务成本要增加高至1/3，能源消耗要额外增加20%-50%，随之，排放也必然相应增加。对于能源缺乏的国家，大规模额外消耗能源来实施碳捕获与埋存，难度可想而知。当然，如果埋存的地点在原油采空地，注入CO2可以驱赶残余原油，获取原油增量，从而补偿财务和能源成本。此外，埋存地点的地质结构要求高，CO2溢出的不确定性难以排除。本世纪初以来，中、美、欧等国企业或政府投资开展了一些试点，但少有进一步大规模推广的安排。人工设计从大气中吸收CO2的装置技术和向大海播撒金属或化学物质，目前尚停留在概念阶段，技术尚不成熟。
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则不然，其作用对象是人工干预地球热源，直接调节温度。相对来说，太空太阳反射装置面积不可能太大，影响范围比较有限，反射光辐数量也不可能太大。难度大，成本高，效率也不会特别好。从地面输送气溶胶技术，尽管发生地只是在一个具体的地区，但气溶胶在太空扩散，影响区域巨大，科学不确定性大，对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气候安全，可能有着巨大影响。由于尚没有进入试验阶段，成本和效率数据只能通过计算机模拟获取，信息比较有限。对机播撒，技术比较简单，相对常规减排，成本十分低廉，计算机模拟的降温效率可能十分显著。20亿美元的投入，就有可能使地表温度下降1°C左右。一个小的国家，甚至一个企业，就有可能购买或租用飞机进行作业。由于平流层的气溶胶的影响是全球尺度，对全世界均有可能影响，长远的可能影响，短期在科学上不可能明确。
3 地球工程技术的潜在影响
对于生物技术手段，国际社会有着明确的共识，就是① 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对于土地利用、避免毁林和在造林等方面的内容，在《马拉卡什协议》（2001）、《坎昆协议》（2010）等法律文件中均有体现。见unfccc.int。
② Governance Issues for Geoengineering.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Waterloo, Feb., 2010。在可能的条件下大力应用，而且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生物固碳技术发展①。如果说对其他国家有影响的话，也应该是积极的：森林对其他人几乎没有负面影响。碳捕获与埋存技术除了财务、能源成本和减排效率的不确定性外，其减排的目标性十分明确，对全球减缓CO2的贡献明确，对其他国家不会构成国家安全影响。
对于太阳光辐管理技术，成本可能很低，效率可能很高，范围十分巨大，影响极其深远。这种技术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小岛国由于受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如果全球减排协议难以达成，光辐管理就有可能成为其行动工具：对其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对于以煤炭或其他化石能源为主要燃料的国家，排放量巨大，减排成本高昂，光辐管理技术具有巨大的低成本诱惑，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潜在的减排技术选择。对于当前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光辐管理产生的影响，有可能改善其局部的气候条件。例如沙漠或戈壁地区，全球气候格局因光辐管理而改变，不可能变得更坏，有可能变得更好。从这一角度，也会有人从改变地球气候空间格局的目的出发，而支持这一活动。
从上面分析看，光辐管理对不同国家，安全含义是不同的。一方面，长远的安全影响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自己的气候安全可能受到这一技术应用的影响。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伦理上，这一技术是否可取？法律上，谁有权可以这样做？
从伦理上看，一是我们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这样一项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气候是全人类共享资源，不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也不是当代人的，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依赖地球以生存繁衍。气候也不仅仅是人类一种生物的，地球上生物多样，人类只是众多生物种类中的一种。人工干预气候，有可能于人类有益，于当代人有益，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子孙后代的利益，无视其他生物种类的权益。因而，我们无非是得出两种结论：一是我们无权干预自然，我们应该尊重自然，适应自然，而不应该去刻意改造自然、主宰自然。第二，如果人类社会和地球生物的生存繁衍受到威胁，例如另一天体可能撞击地球而引发毁灭灾难，人类如果有能力有把握进行自救式干预，我们非常肯定干预的目的与可能、手段与效果，尽管其他生物种类不能发言，子孙后代不具发言权，我们的行动，从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为了地球、为了地球生物、为了子孙万代的福祉。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明确科学上的确定性，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却了伦理学基础。从这一视角上讲，对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的科学性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对于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如果有人采取行动，法律依据何在？一个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小岛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有着自我伦理基础，国内法律依据不会成为任何障碍。一家跨国公司，拿出几十亿美元，可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也可从减排成本的考虑，而采取行动，派遣飞机到平流层播撒气溶胶。但是，这些在自我伦理和利益上的行动，对于他人可能形成威胁或福利损失，甚至对其他国家或政治实体产生安全含义或威胁，其他国家或政治实体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反制措施，其地缘政治或国际关系含义，就可能成为国际争端甚至战争的导火索。
天气具有重要的军事含义。气候有否可能成为一种军事手段，威胁他人或被威胁？人工影响天气例如人工降雨、防冰雹，如果得当，有着积极的经济及社会效果。但是，飞越一个地区的雨云，途中被一个地区人工手段截留，对于该雨云可能飘至降落的急需降雨的地区，是否是一种剥夺？这种技术是否会被加以延伸，用以军事目的，从而构成国家安全影响？有些国家风调雨顺，而另一些国家干旱贫瘠。以减缓气候变化的名义，干预太阳辐射，可能改变地球气候格局，干旱贫瘠者可能受益，而风调雨顺者可能风光不再。国际争端是否会因此而产生？
因而我们说，大规模的太阳光辐管理目前不宜实施，需要开展科学研究。但就是科学研究与实验，也存在一个国际治理问题：谁来决定、在何时、何地、何种规模上做？
4 国际治理构架
自从太阳光辐管理技术提出以来，地球工程的国际治理就成为一个超越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和人类安全问题。2010年2月，加拿大国际治理著名智库“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在多伦多举办国际研讨会②，就地球工程的国际治理问题展开国际交流与研讨。2011年6月，IPCC第三工作组在秘鲁利马举办“地球工程专家研讨会”，为第五次评估报告准备素材。欧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就地球工程的科学、伦理、安全和国际治理问题展开了研究。英国政府甚至拨款资助太阳光辐管理的实验研究。2012年元月，国际治理中心再度邀请世界主要国家的部分学者聚集渥太华Geoengineering Our Climate: Science, Ethics and Governance. January 18-20, 2012, Ottawa, Canada。，交流研究进展，决定将现有成果汇集成册，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在6章专设一节，综合评估地球工程的相关文献和结论。
就碳汇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来看，IPCC已经有系统评估，得出了相应结论。有关政策建议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进程中得到了体现。应该说，现有的国际气候治理构架就已经能够涵盖碳汇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相关的地缘政治、国际经济与环境关系问题。真正需要探讨国际治理构架的，主要涉及太阳光辐管理问题（SRM）。
对于SRM，我们有四种可能选择［6］。一是简单的禁止。由于SRM具有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禁止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气候风险更大呢？第二种选择就是作为一种有效的气候政策。我们没法低成本减排满足两度温升目标，为什么不尝试呢？问题在于：如果SRM效果与预期或气候模式结果不一致呢？第三种选择就是近期优先使用SRM，防止温升风险，同时大力减排，减低成本，未来停止使用SRM。这一选择的问题在于：多大规模，多长时间，如何与温室气体减排衔接？第四种选择就是：只是作为一种备选方案，加以研究，不到万不得已，不启用这一选择。
如果说小国或私人公司可能受到大国威慑而不至于采取单边行动，但是，大国如果出于自身考虑，单独采取行动，又如何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动，最好的选择是“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这一“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是对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技术加以约束的最好选择［7］。2009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几位学者［8-9］提出地球工程国际治理五项原则这些原则最初于2009年提交给英国议会科技委员会，得到议会报告认可，随后被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称之为“牛津原则”。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The Economist, 2010，April: 3-9。，包括：①作为公共物品加以管制；②公众参与决策；③公布地球工程研究公开发表研究结果；④对影响开展独立评估；⑤先有治理构架然后付诸实施。这五项原则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国际治理构架问题。
5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见，地球工程的界定可以比较宽泛，也可以比较狭义。真正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具有大空间尺度、科学不确定性、直接调节太阳辐射而控制温度、技术相对简单成本相对低廉、具有国家安全和人类地球安全含义的太阳光辐管理技术。
就目前情况来看，尽管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具有实际操作可能，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论是国家政治实体，还是企业或非政府机构，面临这一带有“异想天开”色彩的技术的实际应用，短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开展研究显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从减排成本的角度，从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但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度构架。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知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参考文献(References)
［1］IPCC. Special Report on Land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IPCC. Climate Change 2001: Mitigation. Working Group III Contribution to 3rd Assessment Report［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IPCC. Special Report on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IPCC. Special Report on Aviation［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IPCC. 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Barrett S. Geoengineerings Governance［R］. Prepared for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aring on “Geoengineering III: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Governance”, 18 March 2010.
［7］Barrett S. 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如何缓解气候变化范文6
关键词：屋顶 绿化 环境 气候调节
武汉作为中国内陆的大型城市，其地理优势不容小视，同时在教育上拥有雄厚的实力，是我国三大教育基地之一。但是武汉市的经济发展却远远赶不上沿海小型城市的发展，当然其中有很多的原因，包括长江运输的不便以及政策问题，另外，武汉还有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特色，就是它的火热，由于是内陆城市，周边地形较高，使得武汉气候在先天上就不具备优势，不如沿海城市在海风调节。再加上武汉是一座老工业基地，多家大型工业场所的存在使得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再加之城市开发忽视绿色植物的重要性而肆意砍伐“退绿建房”，所以城市自我调节的条件被一一瓦解，最终使得城市成为“闷罐子”名副其实的“捂汗”。人们逐渐意识到绿色对于城市的重要性后，“退绿建房”已不同当初砍绿那般自如，成本变的越来越高，对于市民有异议的还要召开现场听证会，以决定绿化的去留。
城市已建成区域尤其是繁华的市中心，可供开发绿地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成本越来越高，而据统计城市中屋面的面积占去了整个城市面积的30%左右，而这样一个广阔的地方确是未被开发的地方。屋顶绿化长远上看无论是环保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诸多方面都会发挥积极作用。以下以武汉为例讲述一下屋顶在城市美化，环境改造，气候调节等方面带来的益处：
1.美化城市
城市发展矗立起鳞次栉比的高楼，人们的活动空间也由于建筑的高度增加而增高，人们欣赏窗外的景色不再仅仅只是靠近地面的街道，树木。更多的是远近不一高高低低的建筑以及这些建筑的屋顶。从高空俯视城市，除了阡陌交通就是这些光秃秃的灰暗屋顶。有时候还有肆意堆放的建筑垃圾，高空抛洒下的废弃物活或者用简易材料例如破旧石棉瓦塑料帆布随意搭建的歪歪扭扭的“碉堡”。屋顶绿化可以多样的美化原本僵硬的材料，使其转化一种软环境，绿色植物还可以缓解眼疲劳，放松身心。相对于在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生理功能方面外，在心理上也是有益的影响。
2.环境改造
2.1节能阻耗
武汉的夏天，由于降温需要产生的“电荒”逐年加剧，作为城市中的人，除了忍受酷暑的煎熬外还要支付高额的电费以及其他相关降温消费，而阴冷的冬天又带来取暖消费。屋顶绿化一个天然的绿色隔热层，保持楼体温度热量均衡，可谓“天然空调系统”。
2.2净化空气
在缓解热岛效应中介绍到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由于汽车尾气，工业排放及其他人类活动产生的生活废气，有害气体，温室气体，在大气环流处于有利条件的时候可以自行扩散，胆量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只有笼罩在城市上空，大量吸收红外线提高城市温度，部分硫化物还会在空中形成酸雨。屋顶绿化中的绿色植物可以吸附城市高空的悬浮物，同时吸收分解这些滞留在城市上空的有害气体，吸收二氧化碳产生人们需要的氧气，从而净化空气。空气质量达标有利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身体健康。
2.3缓解内涝
武汉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使得其气候特征上夏天强对流天气频繁，暴雨常常造成局部内涝交通瘫痪，严重破坏城市生活节奏。屋顶绿化的滞水功能不但为屋顶植物储备足够的水分以方便在干燥时期供给生长，同时也减缓雨水的排放速度，缓解城市内涝问题，另外降低水循环的速度通过径流减少污水处理的成本，据统计，屋顶绿化可以滞纳大约80%的雨水。
3.气候调节
裸露的钢筋混凝土，逐渐减少的绿色植被，工业污染，汽车尾气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武汉作为著名的“火炉城市”每年夏天都是酷暑难耐，武汉的夏天最为难耐的是夏天的夜晚，最低温度高达30摄氏度就是热岛效应加剧的结果。高层建筑太多，建筑材料吸热强散热缓慢，再加上废气产生的温室效应，夜间的城市温度难以降低。屋顶绿化位于远离地面的高楼顶部，不但可以将建筑包裹起来减少白天热量的吸收，同时可以吸收由于热岛效应的暖气流上升带到城市高空无法扩散的废气及有害气体，例如硫化物，氮化物以及二氧化碳等。
目前，成都市拥有各类屋顶绿化面积已经超过80万平方米。屋顶绿化极大缓解了城区的热岛效应。据成都市园林局绿化处工作人员介绍，观测表明，成都市“热岛”的平均强度为2摄氏度至4摄氏度。但在成都屋顶绿化的集中区，楼房内气温在冬天能提高2摄氏度，在夏天则可降低3摄氏度。
4.经济利益
早期开发的房地产工程，在房屋售价分等级的阶段，往往是靠近中间的楼层标价最高，而底层由于其安全性，卫生情况，噪音干扰等情况相对较差价格偏低，而屋顶的房屋由于屋面日照强弱变化而导致室内温度差较大的现象而不受消费者的喜爱，房价也偏低。屋顶绿化的建造可以极大的缓解甚至解决“冬冷夏热”的问题。将屋顶住宅的劣势消除的同时增加其吸引力和卖点，提高房屋销售价格，现在武汉带屋顶花园的顶层都是售价最高的。由于现代屋顶绿化无论是技术相较以前有了长足进步，同时栽种的植被也更加能够适应屋顶环境。所以如果护理得当，对屋顶绿化的投资将是一件相对“一劳永逸”的事情，在房屋处于规定寿命之间可以一直存在。同时屋顶绿化本身就可以保护屋顶延长房屋的使用寿命。
5.结语
对住宅区进行屋顶绿化是美化城市环境，削减城市“热岛效应”的有力措施。如果从空中向下俯视武汉，大都是“素面朝天”的钢筋混凝土屋顶，很少见绿。这样的屋顶对光热日储夜放，不仅使江城夏季燥热难当，而且空中俯瞰，更是有碍观瞻。武汉市2005年为了鼓励做屋顶绿化，在绿地计算办法中按屋顶绿化面积的四分之一计入到绿地面积中，但开发企业建屋顶绿化的积极性不高，武汉市应根据本市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和规定，鼓励相关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设业主单位绿化建筑屋顶。让武汉的上空绿起来，美起来。
参考文献：
[1]何晓华.住宅小区园林绿化规划与景观设计适用手册[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张宝鑫.城市立体绿化[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3]董卫.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与建筑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