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和电影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非中心地区 戏剧影视文学 课程设置
近年来，我国的戏剧影视业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电影票房连年高涨，2010年票房超过百亿，2011年票房超过130亿元，2012年达到170亿元，电视剧更是发展红火，最近十几年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几百部、几千集电视剧生产，到2010年更甚，“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的数字显示：2010年度全国生产完成并获得《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剧目共计436部14685集”[1]，“2011年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申报公示的剧目共1437部，46190集；同意公示的共1040部，33877集。全国各类电视剧制作机构共计生产完成并获准发行的国产电视剧共469部，14942集。这一数字，比2010的年14685集又增长了17‰”[2]，到2012年虽然生产总量没有持续上升，但是电视剧的播放依然有不错的形势，并且随着电视、网络的进一步发展，电影和电视剧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各种娱乐节目也在电视和网络上大行其道，发展迅速。戏剧业也有复苏的迹象，上海话剧艺术最近每年的利润都在6千万以上，浙江的越剧也是蓬勃发展，虽然当下的话剧市场主要在北京和上海，但是，其他二线城市也在纷纷打造属于自己的艺术品牌。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文化产业的形势与前景显然被看好。
2010年，艺术学由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升级为一个门类。原先艺术学一级学科下面的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组合升级为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由此戏剧影视学的教育开始在各种学院蓬勃发展起来。
一
因为戏剧影视业的迅速发展态势，国家文化大发展的政策支持与号召，同时各地大学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传统专业出现了发展的后劲乏力的状况，于是很多的学校将新专业的发展目标定在戏剧影视学的专业设置上。现在全国各地各大院校设置了戏剧影视学的各种专业，有的甚至达到了泛滥的程度。非中心地区的高等教育不是很发达，戏剧影视教育更是没有基础。但是最近几年戏剧影视学专业仍在很多学校兴办起来。考察目前全国各类高校戏剧影视学的专业建构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艺术类院校，包括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和吉林艺术学院等。这些院校专业开办历史较悠久，专业教育比较发达，但是也有像广西艺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最近几年才开始兴办戏剧影视专业的院校，这些院校的专业与课程设置是传统的戏剧影视专业，包含“编、导、表、摄、美”，即戏剧影视文学、表演、导演、摄影、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也涉及影视的其他专业，比如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等。其相应的教育模式是以纯粹的戏剧影视艺术为核心贯穿教学的始终。二是综合性院校类，如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聊城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梧州学院等，其戏剧影视学专业格局的形成是通过相近专业的相关发展进行渐进的跨界式发展：先是开设相关的戏剧影视选修课程，如传统戏曲欣赏、中外电影鉴赏、影视评论写作、电影名片分析等，然后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技术专业甚至计算机专业中设立戏剧影视方向，这是一种介于艺术与文学或者艺术与电子技术之间状态的专业。三是一些诸如财经学院、体育学院之类院校也介入到戏剧影视的教育之中，比如天津体育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天津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广东药学院等，纷纷借机举起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大旗，跨界进入戏剧影视学的专业教育。四是职业技术学院类，如南宁职业学院、广西演艺学院、海口经济学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等，他们强化职业教育的特征。在进行戏剧影视专业的课程设置时，其对文化理论的教育功能，专业教育的实践性教学过程等，与普通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戏剧影视学专业目前是以本专科院校或综合性院校的特色专业形态存在着，在内容上涉及的专业也比较广，呈现出诸如音乐、设计、中文、新闻甚至计算机等专业的跨界办学状态。
非中心四种类型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既有它们相同的地方，也体现出彼此之间由于定位的不同而呈现出来的明显的差异性，同时还有因为各自情况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问题。如广西艺术学院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为替戏剧影视产业系统及其他相关部门培养具有较强的戏剧影视剧剧本写作能力，能从事戏剧影视业的策划、管理、制作、评论和宣传工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因而其主干课程为话剧写作、影视剧写作、戏曲写作、评论写作、戏剧影视表导演、舞台美术基本技能训练、戏剧影视策划与管理、广电编导制作技术、文化管理与法规等课程。而第二类中的广西师范学院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是由中文相关专业转换跨界而来，其大部分课程为中外电影史、戏剧影视理论、以及大量的文学类课程，而广西大学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因其校新闻传播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他们在课程设置上就有大量的相关内容，并且偏向影视制作类课程，大有向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转化的趋势。因为不同学校间的师资力量、办学理念、技术支持和财政力量不同，加之学校定位、校园文化传承的差异，不同院校出现了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
近几年戏剧影视业的大发展，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数量需求大，同时对人员专业素质要求也较高。尽管广西壮族自治区各个院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教育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和当下戏剧影视业的大发展要求相距甚远，正面临着教育市场与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而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由于在广西的发展时间短，缺乏相关的艺术环境和实践机会，师资匮乏等原因，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
二
虽然非中心地区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面临新的形势、新媒体与文化的新发展，其发展仍然存在着各种问题。
一是课程设置不够专业，由于非中心的各个院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大都是在最近几年设立的，除了像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部分学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设置有几十年的历史之外，其他大部分学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都是在最近几年设置的，比如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师范学院、长安大学、衡阳师范学院等一大批院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都是在2012年才开始招生，其他如很多一部分学校的戏剧影视学专业的设立也都很短。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积累和文化积淀，再加上缺乏相应的专业氛围，非中心地区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非专业化现象非常严重。由于此专业大部分都是由汉语言文学专业转化而来的，所以，他们的课程设置很多是依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师资力量因人设课，因人而定培养方案，导致非专业化严重，以至于有的学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和他们原先设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除了一些选修课外，基本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他们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连一门有关戏剧写作、电影电视剧写作的课都没有。
二是专业氛围不够浓厚。由于非中心各校的戏剧影视专业开办时间比较短，没有相关的积淀，也没有相关的环境，除了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少数艺术类院校有相关的戏剧演出或者短片的拍摄之外，其他院校基本没有戏剧影视专业的氛围，相关的拍摄设备也比较短缺，也没有能够演出的剧场，甚至没有相关的师资。
三是实践明显欠缺，造成学生基本上是闭门造车，对戏剧影视最基本的常识都不了解，实践能力明显欠缺，这和非中心地区的戏剧影视产业比较落后，没有大的戏剧影视环境有关，也和相关的办学人员的理念有关，此外，这与戏剧影视专业需要的投资较大，学校因为要核算办学成本而故意减少设备和教学设施有关。
四是地处非中心区域，却没有很好地利用当地的地域和民族资源。比如广西地处中国西南边境，境内拥有丰富的民族资源和民族艺术传统，并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博览会的永久驻地，有丰富的东南亚民族艺术资源。但是，这些基本上停留在各个学校的办学口号上，没有实质性的开发、利用和参考价值。反映在教学体系中，就是没有设立相关课程。
综上所述，非中心地区要发展民族地区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就必须摒弃自己的弊端，改变课程体系不专业的状况，进一步发扬民族地区的优势，从而获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在课程设置上，改变以往对原有专业的依赖，摒弃依据现有人员的师资结构，改变因人设课的观念。与国内外戏剧影视强校联系，借助他们长久的办学经验和传统的专业积淀，设定合理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符合广西各个院校实际的课程体系。
其次，在师资的培养和引进上，切实下好功夫，以建立一支专业、敬业的戏剧影视文学师资队伍。由于目前的师资来源，建议各个学校要适当降低对新近师资的学历要求，使师资能基本达到满足教学的要求，并对自己原有师资人员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培训，使现有教师通过在国内外戏剧影视强校的进修、访问和学习，提高专业水平，改变整体师资业余的现状。再就是聘请区内相关业内人士作为课程教学人员，以充实人员短缺的教学第一线。
第三，由于区内大部分院校的专业氛围淡薄，导致学生实践不足的现状，因此各个院校要尽力营造戏剧影视专业氛围，让学生多写戏，多排戏，因为戏剧实践可以作为影视实践的基础，如果有了浓郁的戏剧氛围，学生的艺术创造力和舞台敏感度就得以培养，这对影视创作有极大的帮助，也可以提高学生拍摄微电影的热情，这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艺术感悟也有极大的帮助，同时对专业氛围的营造也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第四，利用地处非中心和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让民族资源真实地走进课程，在民族艺术的形式上，使戏剧影视专业的学生进行借鉴，以民族艺术的民间故事、传说和神话等作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大力发扬民族艺术传统，借鉴民族积淀，形成独具特色的非中心戏剧影视文学教育模式。
总之，在文化大发展的形势下，在戏剧影视业急速发展的促进下，非中心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教育一定能走出当下的泥沼，步入正轨，去迎接戏剧影视教育的辉煌时代。
注释：
[1]范志忠，姜荣文：《2010年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戏剧和电影的关系范文2
如果从正式创办培养戏剧人才的学校算起，今天的中国戏剧教育已走过了百余年历程。对中国培养专门戏剧人才的机构做分类，可分为中国戏曲类专门学校和话剧影视类学校。中国戏曲类专门学校的演变，历经了从清末民初出现的各种输送梨园子弟的科班，到20世纪30年代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成立的各省、地方戏曲品种为主科的戏曲学校，直至今天的中国戏曲学院；话剧影视类学校则历经了从1922年蒲伯英等人筹办的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到1925年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到后来的南京剧专、上海剧专，直至今天的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以及各综合艺术院校设立的戏剧学院。
全方位看戏剧文化教育内容会了解到，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发展，主要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化与西方戏剧文化并存的二元结构。
清末为戏班子输送演员的科班，注重的是中国传统戏剧的基本技能、基本技巧和基础知识。1919年成立的南通伶工学社，目的在于改造梨园旧风气，培养新人才、新风尚。较之戏班子授徒和科班传授技艺，南通伶工学社主要以新式学习，整肃舞台作风、剧场风气和新知识为教学新意。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10年教学，改造了科班过于沉湎“技巧”“玩意儿”的旧方式，重视文化课，致力于戏曲基本功和文化课、戏剧史论课、演出实践并重，开创了戏曲人才培养的基本教育模式。如今的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上海市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及各地的戏曲学校，就是中国传统戏剧人才培养和传统戏剧文化传承的教育模块。
中国传统戏剧，在不断发展的近现代中，逐渐显现出了其弊端，于是在向西方学习的大潮中引进了以话剧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戏剧文化。因为话剧演出方式接近生活的外在形态，所以其成为了中国文化先驱、社会革命家改造社会、启蒙思想的有力武器，在“启蒙与救亡”的社会需求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以“话剧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各种戏剧专门学校或戏剧教学单位的出现，应和了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要求。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应用的是美国大学戏剧人才培养模式，即教学、研究、创作、演出良性循环的体系，这也基本奠定了中国话剧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状况看，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经历了一种二元文化结构变化发展的过程，走过了二元对立对峙、二元分置的互不相干、二元互补并存的历史道路。从批判旧文化、否定中国传统戏剧的五四新文化中戏剧新文化创造的“引进话剧”，到各行其道、隐然对峙中的互不相干，再到相互借鉴、彼此认同，道路几经曲折，发展艰辛坎坷，中国现代文化最终走到正确认识异质文化，涵化他者文化，包容他、我文化的道路上，实属不易。从当今的戏剧院校教育中，可以看到戏剧教育不同体系互补并存的局面，如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山东艺术学院戏剧学院，都不同程度建立了中国传统戏剧教学单位。西方话剧与传统戏剧并置分离又相互支撑，所反映出的东西方文化的最终融合、并存、共荣，所概括出的历史发展规律与文化融合趋势，为中国近现代以来就存在的二元结构戏剧文化历史命运做了小小归结。
品种分布：歌剧教育的缺失与戏剧交叉品种教学的兴起
歌剧也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传入中国的。上个世纪，最早的歌剧是《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扬子江风暴》《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王秀鸾》等。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红珊瑚》《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等较为成熟的民族歌剧。1976年以后，又出现了大批原创歌剧，且更加成熟，如由曹禺作品改编的《雷雨》《原野》，原创剧作《党的女儿》《苍原》《祝福》《青春之歌》《花儿与少年》《遥远的胡杨树》等。歌剧虽多，但戏剧教育中却少有歌剧教育。从中央戏剧学院建校史上看，1950年是有歌剧系的，著名女导演陈颙就是第一届歌剧系学员。但在后来的办学调整中，成建制的歌剧教育单位就没了，仅根据教师授课需要，在演员的声乐教学中涉及美声和歌剧唱段。当下的戏剧院校是没有完整的歌剧教育文化的，包括中国民族歌剧和西方歌剧。歌剧尽管属于戏剧文化范畴，但其依赖于音乐文化，尤其是声乐演唱艺术。所以，音乐院校的教学机构往往设立声乐歌剧系（简称声歌系）。但很多音乐院校都去掉了歌剧教学内容，只强调声乐演唱及歌剧的音乐性，淡化或忽略了歌剧的戏剧性。因此，歌剧学习内容变为声乐系声乐专业演唱技法、技巧的附属内容，或者音乐欣赏课的内容。
在我国现行的戏剧教育体系中，歌剧教育内容是缺失的。而音乐院校的声乐表演教学往往是美声唱法教学当中涉及西洋歌剧的唱段、片断演唱教学；民族唱法教学的教师也会从《刘胡兰》《小二黑结婚》《江姐》等民族歌剧里选择一些唱段作为教材训练学生的演唱能力。但教师很少从“戏剧文化”层面去培养、训练学生的戏剧知识和戏剧表演才能。如果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去参加歌剧排演，在舞台上除了有嗓音训练的基础和演唱技巧之外，戏剧层面的文化领悟性与形象塑造力却是欠缺的，缺少真正歌剧演员的表现魅力。
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歌剧人才培养教育环节的缺失。这种教育缺失给我国戏剧文化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歌剧、舞剧院的创作人才大多只是靠实践经验“照猫画虎”，使得歌剧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不如话剧、中国传统戏剧那样佳作迭出、成果辉煌。如果说歌剧教育内容在艺术院校的教育体系里是缺失的，戏剧学院不把其作为戏剧品种开展体系性、课程化的教学；音乐学院对其教育内容仅限于作为阶段性教学材料采用，音乐教育体系里，其作为一个艺术品种也整体缺位的话，那么舞剧、音乐剧的教育在戏剧教育体系里也并不到位。
但是，戏剧教育的崛起是必然趋势。放眼中国的戏剧教育，其变化随着舞剧教育与音乐剧教育的开展而表现出来。舞剧教育，以北京舞蹈学院原副院长、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在北京舞蹈学院为研究生开设舞剧创作艺术概论课程为重要标志，彻底结束了戏剧院校课程中不设“舞剧创作”课程、舞蹈艺术院校没有专门“舞剧创作”的状态，终结了戏剧教育、舞蹈教育都不涉及“舞剧”的历史；音乐剧教育的开展，从中等专业学校到大学，衔接得很紧，1990年，武汉艺术学校创设了实验性质的音乐剧班，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创设音乐剧表演班（简称“音乐剧表演95班”），两所学校，先后开创了中国艺术教育中的音乐剧教育历史。
2007年，中央戏剧学院成立中国音乐剧研究会教学专业委员会，并在成立大会同时召开首届“中国音乐剧教学与创作研讨会”，召集了设有音乐剧人才培养教学课程的中国艺术院校共襄盛举，发展中国音乐剧文化。至2013年5月17日，研讨会已举办到第6届，分别在中央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和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轮流举办，与会者交流教学成果、课程设置、研究课题、人才培养情况，越来越多的戏剧、音乐、舞蹈教育家和管理者关注着中国音乐剧教育的发展。
综合趋势：戏剧教育要理性认识舞剧与音乐剧体裁
音乐剧的雏形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轻歌剧演出。而中国对于发展迅猛、商演火爆的音乐剧研究是以20世纪90年代初，邹德华、居其宏、刘诗嵘等先驱者成立中国音乐剧研究会为标志开始的。
中国舞剧是在西方舞剧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观众最早的记忆是《小刀会》《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沂蒙颂》等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后来有了《祥林嫂》《红梅赞》《阿诗玛》《泼水节》《大梦敦煌》《丝路花雨》《花木兰》《一把酸枣》等作品。
音乐剧与舞剧在艺术院校里存在着教学上完整、内容缺失的尴尬，这是其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其既是舞蹈，也是音乐，更是戏剧，生存在一个交叉地带，专业上具有综合特点，在舞蹈、音乐、戏剧领域里处于尴尬的“三不管”状态。实际上，就表演或演艺文化层面讲，戏剧、音乐、舞蹈可归拢在“大舞台”“大演艺”的范畴内；而在演出项目的统领性上，舞剧和音乐剧在体裁、承载力上，具有这样的特点和能力。所以，在综合艺术院校里，学科优势与交叉发展教学中，让人才培养的能力指向与课程设置、专业实践协同起来，提高教学意识，用好学科设置的天然优势。当前，许多单科艺术院校也都在向综合学科、交叉专业的方向发展，如美术学院办设计、动画、电脑艺术等学科，音乐学院里办戏剧、影视、美术、舞蹈等学科。教育者应意识到：媒体的综合，是艺术表达方式能够综合的物质前提。学科、专业之间的隔膜与壁垒，早该被打破。有时，同一所大学建制内的教学单位之间的壁垒，往往会因思路窄、知识少、能力差等原因而无法被打破。
歌剧、音乐剧、舞剧的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实际上是对分得太细致、过于单一的学科、专业提出了办学课题，那就是教学、研究、创作展演上“新的综合”。因此要特别处理、调适好现实专业结构与客观需求之间的关系。要想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手段。在戏剧教育中，对不同戏剧品种的教学、人才培养、创作进行检验。否则，人们就只能走墨守成规的老路。毕竟，现在的艺术院校建制，没有一块空间是不曾行政区划过的，其“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要想打破这种壁垒，就要涉及人力、物力、资金的调动、斡旋和教学节律的调适、安排等问题。最好的方式应是，以创作项目调动学院资源，让不同教育单位的资源向同一个剧目创造的项目聚合，统一指挥。此举可提高学校办学综合实力，整合教学单位艺术资源、项目，调动创作热情，是一种短暂且有效的途径。
长效机制如何建立，成为综合艺术大学办学中要经常思考的问题。媒体综合了，艺术样式综合了，但艺术教育却缺少综合机制，这是戏剧教育单位应反思和改变的现实。在用项目方式检验了艺术教育“综合创作能力”后，就应深入思考和着力展开课程体系、教学过程、质量标准的“综合办学能力”，设计一整套课程将舞蹈、音乐、戏剧的人才培养纳入一个可分可合、互依互渗的体系当中。这是戏剧教育和综合艺术院校教育在意识到艺术创造能量的时候，在艺术人才能力面临艺术生产“综合趋势”甄别、挑选的时候，应认真应对的问题。
在一般舞蹈与舞剧之间，产生了大量题材模糊、线索随意的大型“舞蹈诗”“舞蹈诗画”“舞蹈音诗画”。这从一个侧面透露了舞剧创作能力欠缺的问题。应意识到其在戏剧、舞蹈、音乐院校和戏剧教育中会大有可为。北京舞蹈学院率先开设了舞剧创作艺术概论课程，但全国舞蹈学院中开设类似课程的很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约30所学校创办了音乐剧教育课程，如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四川师范大学现代艺术学院等。但是，有多少是将音乐剧、舞剧当作戏剧艺术去讲授、研究的，就要具体分析了。人们常把舞剧当作一种舞蹈体裁，或将音乐剧当作一种游戏中的音乐舞蹈表演，这种认识并不确切、不到位，而这恰恰是戏剧教育大显身手的地方。
拓展趋势：戏剧教育与影视、传媒
众所周知，摄像机记录戏剧演出过程、电影艺术中的戏剧性、电视剧的兴盛、电视节目栏目化的诞生，包括戏剧在内的一切既成艺术产品，都表明电影电视文化与戏剧艺术有着历史性的不解之缘。所以，从我国开始培养影视人才开始，戏剧院校也开始纷纷设立学科，在戏剧文学、戏剧表演、戏剧导演和戏剧舞台美术等各专业后面加一个括号，注明专业拓展，如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和戏剧（影视）舞美。这种括号内的特别注明，有“包含”“涵盖”的意思，更多的是专业领域“拓展”的意思。
戏剧与电影电视在本质上，是依赖于完全不同的两种媒介而存在的文化现象。媒介特质决定了这是两种方法、过程、效果等完全不同的社会活动。二者在少部分有交叉点，即艺术领域。在更多情况下，二者是“两条跑道上的车”。因为某种意义上，电影电视不全是艺术，尽管有程度不一的艺术含量。关键在于，这两种完全不同物质媒介依赖的创造、存在、传播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内容，本质上是不同的。戏剧是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却是大众传媒。仅在编故事、演故事、调动各种手段叙述故事等方面，戏剧与电影故事片、电视剧有相似性，因此在戏剧院校的学科专业中就有了课程的相关性。戏剧教育果断地设立影视课程，培养电影、电视创作需要的人才，如编剧、演员、场景设计者等，这是十分必要且正确的。
戏剧院校的影视教育，一方面应加强这种教育；另一方面应理性地、清醒地意识到戏剧艺术与电影电视文化的区别，否则就会产生误导。当下，一级学科“戏剧与影视学”的设立，强调了二者可以交叉的领域，却忽略了二者分道扬镳的历史事实和媒体决定的本质上完全南辕北辙的异质空间。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云南艺术学院中的戏剧教育和电影电视教育，仍旧归属在分设的不同教育单位；但有一些学校的艺术机构，根据教育部的一级学科设立的情况和批准的名目，已经开始调整机构的设立，将分开的影视教学单位和戏剧教学单位又合为一体了。这样的学科专业调整，未见得是理性的。应该强调，无论是戏剧教育涉及或覆盖到的与影视文化重叠的部分，还是戏剧教育涉足的影视人才培养的领域，都应意识到这是戏剧教育发展中空间的拓展与能量的延伸，并非指戏剧与电影电视在学科领域中可以等同视之。
戏剧教育可拓展的领域，远不止电影电视文化、培养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的相关人才，还涉及各种文化的电视节目。那些带有表演性的电视工作者，如节目主持人、文艺节目策划者、文艺栏目主持者；那些电视演播室的空间设计者、节目的总编导、制作人等，往往就是从对戏剧人才“适应新形势、新条件、新要求”的培养目标、课程创设和实践环节的变革中产生的。戏剧院校的人才培养，成为传媒学校的传媒人才之外，源源不断补充到电视台甚至电台。戏剧学院出身或有戏剧学习背景的人才在电台、电视台都成为了骨干，从中央到地方，比比皆是。
所以，在拓展戏剧教育的自觉意识下，其发展就应研究现实需要、调整专业设置、优化课程结构、强调实践环节，在大众媒介网络化的今天，占据发展先机。
应用趋势：戏剧学科发展中的社会表演与应用戏剧
应用艺术的迅猛发展，远远超过了审美艺术的发展。应用艺术已经是当下社会生活中充满活力的艺术新贵。就戏剧文化来讲，戏剧被应用于政治、商业、团队培训的做法由来已久。但是，有意识地研究这个问题，却是近年的事。这就致使社会表演学和应用戏剧学出现。
社会表演学大约出现在2005年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教育专业方向里。以孙惠柱教授为代表的戏剧教育、戏剧研究群体，在大力介绍理查德·谢克纳教授的人类表演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表演学的概念。从2008年起，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研究群体开始致力于应用戏剧学的研究，在理论准备和课程设计基础上，从2011年开始招收应用戏剧学的本科生。
无论是社会表演学还是应用戏剧学，都应溯源到人类表演学中去。理查德·谢克纳作为戏剧学与人类学的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继承者（他自称为学术成果的“合成器”，是戏剧学、社会学、心理学，尤其是人类学理论与实践交叉结合的“合成器”，他结交了重要学者，如“社会戏剧”概念的提出者维克多·特纳、《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的作者欧文·戈夫曼、《文化的阐释》的作者克利福德·格尔兹等），在戏剧表演与人类学考察、心理学研究、文化学研究的交叉地带创设了这种学科交叉的、概念陌生的知识体系。以1979年美国纽约大学成立人类表演学系为标志，“人类表演学”这个概念诞生，逐渐为学界所接受。人类表演学认为，人类的“类生活”当中，表演无处不在。研究这种表演的动机、发生、过程的学问，就是人类表演学的范畴。人类表演学所称之为表演，包含了传统戏剧文化中的审美戏剧表演，而且不仅是戏剧艺术，是所有艺术的表演；同时包含了有意识或下意识“做给别人看”的社会行为的“表演”，是非艺术的表演。谢克纳人类表演学观察、研究的对象分为常会交叉重叠的五大类：审美的表演、社会的表演（社会角色扮演）、大众的表演（公众表演）、仪式的表演和游戏的表演。理解这个概念显著的特征就是“表演”。虽然谢克纳是戏剧导演和戏剧表演者出身，但他的表演已不仅仅指戏剧表演，而是一切有意识的传递意义的行为。较之戏剧艺术、舞蹈艺术、音乐艺术的表演，人类表演学的“表演”含义是泛化意义上的概念，人类的社会行动无处不在表演。
比之人类表演学“表演”泛化的观察对象，社会表演学注重“社会的表演”与“大众的表演”，强调作为“社会人”的表演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性”与必不可少的“规范性”，强调对这种表演的研究与利用能够带来的社会意义，强调把自我与角色、前台与后台、脚本与即兴的矛盾基础作为社会表演必须处理好的三个基础关系。社会表演学认为，积极认识与主动利用社会表演，有利于提高社会文明和人的自身能力。
应用戏剧学致力于戏剧手段、戏剧方法的现实利用。戏剧手段和方法可运用在现实功利性极强的教育、培训活动当中，利用扮演、表演，规定情境中的选择与行动一类的戏剧手段和方式，增加参与活动者的“临场感”与“趣味性”，借此达到活动组织者的预期目的，提高活动的教育、培训乃至治疗效能。在中小学教育的教学方法改进和各行各业的行业规范培训领域里，应用戏剧大有用处。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的研究、教学团队锁定这类教育活动“对戏剧手段的借重和依赖”，其理论启发来自人类表演学，认识逻辑源于云南艺术学院教学和研究群体2007年以来对中国艺术教育发展的一种判断：应用戏剧在中国的出现和必然发展，是顺遂应用艺术作为艺术新贵蓬勃兴起的现实潮流与发展指向。
社会表演学和应用戏剧学的教育，其关注焦点与审美戏剧关注的不一样。审美戏剧教育培养的是剧场艺术专业人才；社会表演学、应用戏剧学所关注的是剧场艺术以外戏剧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部分。社会表演学研究社会表演的生活现象并积极运用成果；应用戏剧学厘清艺术戏剧与应用戏剧的范围、内容、对象及目的，牢牢锁定的是“应用”内容和方式。社会表演学与应用戏剧学相联系而重点不同，但为戏剧教育开辟“审美戏剧人才”培养目标以外的戏剧社会工作者的广泛发展空间与应用前途诉求却是相似的。在“应用”目的上，二者有很大的交叉重叠地带。
戏剧教育的发展，应关注应用学科的出现。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广泛展开人才培养，并让研究生、本科生迅速进入实践，深入到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大学、商业培训和监狱文化等各个社会层面进行实践，检验应用戏剧学的理念与方法。这是戏剧教育发展中一种富于实践意义的应用学科的出现。对此，应充满探索的负重与分享的喜悦。希望更多戏剧教育同行和单位加入这样的探索，培养大量戏剧社会工作者进入社会生活各行各业，尤其是教师行业，这对中国教育发展、社会文化与行业效能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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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和电影的关系范文3
电影与传统戏剧有着深刻的渊源。传统戏剧旧时专指戏曲，后为戏剧、话剧、歌剧、舞剧、诗剧等的总称，本文所提到的传统戏剧单指戏曲、文明戏等艺术形式。近些年来，除了《霸王别姬》《人鬼情》等直接表现戏曲演员与戏曲故事外，戏剧参与电影创作的形式大概有两种：一是以电影元素的形式出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二是为电影创作提供丰富素材，各戏曲故事经过改编后直接被搬上银幕，如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可见，历史悠久的传统戏剧文化为电影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现成的“资源”，总的来说，传统戏剧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电影类型、电影创作观念以及电影表现语言等方面。
一、对电影类型的影响——戏曲电影的诞生
戏曲电影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类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专以中国戏曲表演为拍摄对象，倾力于展示中国独特的戏曲艺术的魅力、记录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大师的艺术成就和优秀的中国戏曲剧目、弘扬中国悠久的民族戏剧传统”。1905年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的京剧《三国演义·定军山》片段。因此，从电影艺术传入中国伊始，就与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戏曲结合，产生并逐步成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戏曲电影，从《定军山》到费穆导演、梅兰芳主演的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再到以梨园生活为背景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一百多年来，我国拍摄的戏曲电影多达几百部，如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评剧电影《花为媒》、京剧电影《白蛇传》等，涉及了京剧、越剧、粤剧、黄梅戏、豫剧、评剧、吕剧、昆曲、秦腔等近百个剧种。文革期间拍摄的样板戏同样也是戏曲电影，如《沙家浜》《红灯记》等。这些优秀的戏曲电影在中国观众心中都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这是传统戏剧文化对于中国电影最为直接的影响。
戏曲电影的产生与发展依托的是我国丰富的戏曲文化艺术资源。迄今为止，我国戏曲己有两千年的历史，我国各地区的戏曲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特别是京剧作为我国的“国剧”，被看成是东方文化艺术代表之一。而电影是19世纪末出现的新兴大众娱乐形式，是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支持下诞生，并依靠这种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风靡全世界的艺术和娱乐形式。当电影这种新兴艺术产业传入中国时，它在丰富了中国人日常娱乐生活的同时，也对传统戏曲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电影与传统戏曲更多的是包容互惠，一方面电影从中汲取利于自身发展的有利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戏剧被搬上荧幕，极大拓宽了其传播途径。可以说，传统戏剧文化对电影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中国电影独特民族风范的形成发挥着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传统戏曲促使中国电影以一种前所未有、与众不同的面貌走向世界，传统戏曲的独特性对世界人民认识中国电影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五十年代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国际上多次获奖，被西方观众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2009年，由导演萧锋、京剧表演艺术家袁慧琴主演的电影《对花枪》，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中美电影节上获得了金天使a奖最佳影片，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新一个“第一”——中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京剧电影。
中国人首次拍摄电影就和传统戏剧结下不解之缘，不仅是在客观上顺应了电影自身的商业属性，而且在主观上体现出当时的电影人根深蒂固的戏曲意识。戏曲电影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化的电影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它既保留了传统戏曲艺术的特色，又发挥了电影的特长，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二、 对电影创作观念的影响——“影戏观”的出现
中国电影诞生伊始就对戏曲、文学等几千年的市井文化情有独钟是绝非偶然的。传统戏剧对电影的影响还包括其为中国电影奠定了戏剧观念的基础，主要指电影创作观念上“影戏观”的出现。
戏剧和电影的关系范文4
一、戏剧发展受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90年代初期，戏剧在中国农村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露天舞台演出。看戏一直是农民比较喜欢的娱乐项目，演员在台上表演，农民在台下看戏、论戏，做买卖的在旁边叫卖。二是电影戏曲。在电视机还没有在农村普及的时候，露天电影也是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方式。戏曲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融入到农民的生活之中，成为农民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的普及，农民娱乐方式开始家庭化，传统的戏曲舞台演出和露天电影等集体性的娱乐方式快速退出农民的日常生活。电视戏曲栏目替代先前的电影戏曲和舞台戏曲，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
在复杂的戏曲影视媒介环境中，一方面农民对传统的戏曲有一定的欣赏水平，另一方面农民也接受着影视技术的影响和熏陶，他们在丰富的戏曲文化环境中进行新的创造――自编自导自演电影、戏曲，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戏剧文化。许多地区出现了农民自发组建的职业性和半职业性戏剧班社，他们活动在田间地头，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由衷欢迎。
二、戏剧演出的规律与农村联系紧密
中国戏剧在民间产生，同时又在民俗活动的氛围中逐步成熟和发展，农村始终是它的主要市场，农民始终是它的主要观众群体。各地农村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演出习俗，这些演出习俗又影响到演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戏曲演出规律。
（一）季节性。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受农时制约，演戏一般集中在春耕之前农历的正月、二月，麦收之后的六月、七月，秋收之后的九月、十月。北方农村由于冬天寒冷，十一月、十二月很少有戏曲演出。南方天气炎热，七八月份也很少有戏曲演出。
（二）与传统节日有密切的关系。春节到元宵节，是我国各地戏曲演出的旺季。其他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许多地方亦有演戏的习俗。
（三）与有密切的关系。酬神赛会、春祈秋报、红白喜事，各地农村都有演戏的习惯。
（四）与集市贸易的关系。在赶集的日子，是民间戏班和各种民间艺人行艺的好时机，商家亦常常组织演戏来吸引顾客。
三、戏剧的振兴离不开农村和农民
对农村演出市场的特点的认识不足，致使演出场次越来越少，不能满足农民的看戏需求；对戏剧来源于民间、需要民间艺术的不断滋养才能生存的认识不足，又使戏剧艺术生产与观众消费脱节。因此，要振兴戏曲首先要解决两个认识问题。
首先，要把戏曲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以繁荣农村戏曲演出市场作为振兴戏曲的目标。脱离农村演出市场谈戏曲振兴，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戏剧和电影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暗恋桃花源；欢迎来到东莫村；悲剧；喜剧；戏剧；电影；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4-22-2
话剧《暗恋桃花源》是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的代表作品，这个风靡话剧界20余年的经典之作讲述的是现代悲剧“暗恋”和古代喜剧“桃花源”两个剧组，在争夺排练场地时发生的故事。创作者采用了戏中戏的形式，让两个天壤之别的剧组同台竞技，台词情节“说曹操，曹操到”的巧合，让人忍俊不禁。《欢迎来到东莫村》是韩国2005年最卖座的电影。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一个美国上尉，三个北朝鲜军人，两个南韩逃兵，阴差阳错地来到一个与世无争的东莫村。在战争大背景和东莫村祥和小背景的冲突下，几方人员从开始的无所适从到后来深深地爱上了东莫村。这两部作品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一个是中国话剧，一个是韩国电影，但细细品味，两者之间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联系。两部作品都通过构建乌托邦式的虚拟世界，来反射其负像――现实。用悲喜相向来凸显乌托邦的实像――现实世界的荒谬性。并相互借鉴艺术创作手法，为电影和话剧的融合作了良好的典范。
一、“乌托邦”的负像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庄子的鲲鹏世界，乌托邦都被描绘成一个完美的理想境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描述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乌托邦”。
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中的“桃花源”便是将《桃花源记》重构新组，老陶无奈妻子春花与袁老板有，被两人威逼利诱到上游打渔，误打误撞进了美轮美奂的桃花源，开始了他在桃花源中对乌托邦的寻找和修炼。东莫村是没有被硝烟所污染的世外桃源。几方人员机缘巧合来到这里，开始都彼此怀有戒心，但在村庄生活之后，他们逐渐被东莫村淳朴善良的村民所感动同化，经历了从拔刀相向到和平共处的过程，最后肩负起了保卫东莫村的使命，用鲜血和生命换回了东莫村的宁静。《暗恋桃花源》和《欢迎来到东莫村》两个作品形式不一、主题各异，作者时空远隔，但都有一个追寻乌托邦的共同理想。
乌托邦原指一个虚构的地方。无论是话剧中的桃花源还是电影中的东莫村都是虚构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地方。这一方面它表达一种杜撰的不存在的空间状态，但另一方面它却又是与社会中的真实空间有一种直接或倒转模拟之普遍关系的基地。事实上，由于这种虚构的“模拟”往往起源于对社会本身的不满，因此乌托邦的描述通常会以一种完美的形式来呈现社会或将社会倒转，或是藉由旅者所到达的另一个地理上隔绝且遥远的地方，来呈现某种没有缺陷的世界状态。
两位创作者都通过描绘虚构出的“乌托邦”世界来映射出它的负像――充满“争战”与“搏杀”的残酷的现实世界。通过人们对美好乌托邦的追求，来表达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满足、遗憾和缺陷，质疑追求本身以及引起人们对战争的反思。
二、笑中藏泪的荒诞
《欢迎来到东莫村》和“暗恋”都是从战争出发，以失意结尾，这两部作品都以喜剧的形式来讲述悲凉的故事，同时又不局限于传统的喜剧审美观念，“寄沉痛于幽默”，将悲喜情感完美结合。创作者通过悲喜相向的荒谬性指认出其实像――现实世界的荒谬性。
（一）喜剧性的笑
赖声川认为，悲喜是一体的两面，互动消长。悲喜分离的单一美感有“过火”之弊。而悲喜混杂更切合大众的审美心理需求，悲剧和喜剧两种揉合在一起，不至于使听众落入过份的悲剧的忧伤和过份的喜剧的放肆之中。
“东莫村”和“暗恋”是悲剧，单从人物和命运来看，没有喜剧的元素，两个作品的喜剧效果全是由组织技巧产生的，通过喜剧性冲突的组织而产生令人发笑的效果。暗恋是现代悲剧，因为战争而分隔两地失去联系的青年恋人，在江滨柳临死之际相见。桃花源是完全不搭界的古代喜剧，两个时空交错，剧情相悖的剧目同台演出，环境的差异矛盾使“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话剧变得十分有趣。“同台演出”具有极强的喻意性，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活往往因主体人物的空间遭遇等机缘而构成某种现实，同样，不同历史时空的现象也会在同一个生活时空中出现，这乍一看荒谬，其实都是现实。现实生活确是如此。
《欢迎来到东莫村》也是用环境的冲突奠定喜剧冲突的基础。各方的军人都是来自硝烟弥漫的南北战场，而故事发生的地点却是一个远离战争，群山环绕的“世外桃源”――东莫村，一个是充满战争的大环境，一个是和平宁静的小环境，两个环静相互对立，相互矛盾，使得处于不同环境中人物的心理完全不同。起初各方军人互不信任，心里各有芥蒂。但东莫村的村民却毫无防备心理，即使处在两方拔枪对峙的中间地带，村民们也完全不害怕，他们还在激烈地讨论猪吃粮食的“大事”。两军的战争心理与村民们的和平心理的冲突使这段高潮富有强烈的喜剧性。军人们表现出的惊慌失措正好又与村民们的若无其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人忍俊不禁。东莫村的矛盾环境虽然荒诞离奇，但现实化的故事情节上使观众从电影中寻找到与现实世界相通的联系，从而产生强烈共鸣。
两部作品都用喜剧性元素表现悲剧，用笑来表现悲惨，它引发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是悲痛的笑，其本质是至苦至悲，这样的笑比起裸的痛，似乎更能发人深省。
（二）悲剧性的情感升华
《东莫村》的悲剧性情感一点一滴地隐藏在荒诞离奇的情节背后。两军的拔刀相向与村民的若无其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造成喜剧性场面。本是同根生的南北军人，却相煎太急。无论是各方的军人还是东莫村的村民，他们本性都是善良的，都是热爱和平，不愿战争。但战争却无可奈何地发生了。但当他们来到东莫村之后，这些宝贵的本质又一点点的回归了。善良天真的傻姑娘，她纯真无邪的笑容一次又一次的揭示着人性原本的纯良，她的可爱是电影中不可缺少的喜剧元素，但这样一个喜剧人物却有着令人心痛的悲剧结局。纯真的小姑娘被凶恶的外来侵入者杀害了。喜剧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更能揭示战争的残酷不忍，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批判，感叹在强大的战争面前，人只是弱者，对自身命运无能为力。
因战乱离散四十年的江滨柳和云之凡在江临死前相见却物是人非，发现当年不能在一起完全是造化弄人。老陶误入桃花源，面对的现实却是长相酷似春花和袁老板的白衣男女已结成夫妇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当现实中的袁老板与春花没有阻碍地在一起之后，却发现了生活中依然有许多的不如意，如今的袁老板已然变成了曾经的老陶。暗恋的悲伤之中饱含温暖，桃花源的欢笑中却暗含悲凉。
在暗恋和桃花源两个剧组争抢场地相互排挤的语言中，暗恋的导演评价桃花源是痛心的喜剧，桃花源的导演说暗恋是想笑的悲剧。令人痛心的喜剧和令人想笑的悲剧，这便是两种观念下的艺术家对今日悲喜的理解。赖声川就说过：“我一向认为悲剧、喜剧绝非相反词，而是一体之两面。”艺术评论家刘光能先生说：“两出戏各有正反相背的两面，两剧彼此又恰恰正反相背。”
在悲剧中绽放出喜剧的荒诞，在喜剧中升华出悲剧的情怀。“寄沉痛于幽默”，让人别有一番感怀。
三、电影与话剧的相互借鉴
舞台和电影最基本的差别在于，电影总是技术化一些东西，尽量地把道具真实化，观众比较容易把看到的东西当做现实的真实；而戏剧的舞台剧形式则是把演员、道具尽量以一种符号的形式出现，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观众需要具备对这种暗示的理解能力。
（一）舞台艺术中的电影蒙太奇语言
《暗恋桃花源》却打破传统的戏剧形式，采用“戏中戏”以及其中的“戏连戏”“戏通戏”“戏扰戏”“各自成戏”的形式。观众看两个剧组在剧场排练就是一出戏；其次，剧组各自排的戏又成戏；更妙的是一悲一喜、一庄一谐、一今一古的反差使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出戏有了联系点、交融点、共同点，于是，纵向的“戏中戏”中有了横向的“戏连戏”“戏通戏”“戏扰戏”；这种有趣的安排，导演意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排练场景，甚至将电影中蒙太奇镜头的理论在话剧中也进行了大胆尝试，两部剧同时进行，来回切换。没有让观众沉浸在单一的一出戏中，不能自拔。导演用一个寻找刘子骥的女子在戏中穿插、两出戏的导演交叠出现来提醒观众是在观看一出话剧。这产生了强烈的间离效果。赖声川通过不断打断两个戏的排练，破坏一般传统戏剧的完整性，让两个戏剧相互冲突，强化了故事的戏剧化程度，他不仅仅在讲述一个故事或几个故事，而是将“讲故事的活动”本身直接给予观众观赏，还原了一个真实感强的排练现场。
（二）影像中的舞台艺术语言
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是由舞台剧改编而成，所以在电影中也更多的采用了舞台戏剧的一些元素。许多场面都带有戏剧的符号象征意义及浪漫主义色彩。“爆米花漫天飞舞”和“野猪狂想曲”是整部影片的兴奋剂和最引人入胜的喜剧性场面。电影中画面的处理是一种超现实的风格化，采用这种戏剧中的喜剧元素来为电影增添魅力。
四、结语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在谈到对戏剧与电影的认识时的一句话可作为对这样一个关系的阐释：通过电影手段，创造出能反射戏剧能量的环境，并不失其原有的感染力。又如德国文艺批评家莱辛在谈艺术之间的联系时指出：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带有荷马的烙印，并不是像一幅画像带有所画人物的烙印，而是像儿子带有父亲的烙印；既相类似，又各不同，类似往往只在于某一个特点上，它们才是协调一致的。戏剧和电影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悲剧和喜剧也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极其复杂的双重对应关系。悲喜情感的复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再拘束与悲与喜的情感界限，以悲为喜，以喜当悲，把惨烈的大悲转化成荒诞的大笑，荒诞的大笑表现的却是撕裂的痛感，这样的表现形式更能引人深省。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悲剧的本身是现实的谎谬。喜剧是人们对社会现实中这些荒诞事物的一种态度，是社会意识中矛盾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的集中体现，这其中有自嘲，也有。荒诞本身不是目的，艺术创作者通过荒诞这种方式来表达自身的观点，其背后折射的是创作者本人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看法，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观众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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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和电影的关系范文6
[编者按] 应该说，从戏曲同电视“联姻”之后的数年里，本刊一直未曾间断过对这一领域的反映。尤其是1998年第1期所刊周华斌的《关于电视戏曲的思考》、1999年第6期杨燕的《电视戏曲栏目得失谈》两文，对电视戏曲的思考加重了理性色彩。进入新世纪，棉队新媒体戏曲艺术将发生如何变化？本刊这一期所发表的周华教师的新篇《戏曲与载体》一新的视角，高屋建瓯地论述了戏曲这个古老艺术的发展历程和进入“多媒体”时代所呈现出的多元共存的态势。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爱护戏曲艺术，欢迎更多的有识之士参加讨论。 [关键词] 戏曲 媒体 剧场 剧本 一 人们谈戏曲，多侧重于“本体”，如剧本内容、演员表演、美学价值等，不大注意它的“载体”。常言道：“皮这二百微 存，毛将焉附”，艺术所附着的载体一旦发生变化，其本体势必有所变异。载体又联系着“媒体”，若无媒体的传播，艺术也难以普及。 80年代后期有过一项问卷调查，主旨是：“你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子区”？统计的结果是，“进剧场看戏”的不过百分之六七，绝大部分人是通过听唱片、广播、录音带，看电影、电视、录象带来观赏和了解戏曲的。确实，近半个世纪以来，都是里的茶园、戏院和专业性戏曲剧场大为减少，人们观赏戏曲不再拘泥于“进剧场”一条途径了。 20世纪文化艺术的繁盛，得益于新的载体与媒体，如印刷发行的报纸、杂志、图书；机械化生产的唱片、电影拷贝；电波传送的广播、电视等。如今又有音像制品和电脑网络。本世纪号称“工业时代”、“科技时代”，一方面，大量以“复制”方式出现的艺术品流播社会；另一方面，与科技相联系的艺术风貌。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并存，营造了本世纪特有的文艺景观。 从载体与媒体的角度看，戏曲经历了剧场时代、唱片时代、胶片时代、广播电视时代，进入了包括音像制品再内的“多媒体”电子时代。 二 载体与媒体的作用本来就存在于戏曲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 通常说，戏剧有四个要素：演员、观众、剧场、剧本。如果说“演员”的表演艺术是戏剧的本体的话，那么这个本体必须通过“观众”的参与方能实现，没有观众的自说自话是无所谓“表演”的。正如物品，只有进入市场，面对顾客的购买，才能称之为商品。在戏剧范畴内，演员与观众谁也离不开谁，两者对立统一，共同构成为“戏剧”。 除了演员与观众以外，剧场和剧本是戏剧的空间载体和文字载体。 剧场——广义上应该称作“演剧场所”。其特定的观演环境和观演氛围将演员与观众联系在一起，同时为演员的戏剧性表演提供了表演区（舞台）。 剧本——非直观的、抽象的文字符号。它负载着戏剧的人文内涵，即清洁、语言、思想、观念，可以说是戏剧的文学载体。 这两个载体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 戏剧的初级阶段无所谓剧场、剧本。以中国戏曲为例，早期的戏曲演员是“路歧人”，即流浪艺人。他们游走四方，撂地为场，以各种娱乐性的杂耍、魔术、角抵、马戏、歌唱、曲艺谋生，也包括情节简单的戏剧性表演。这些杂七杂八的表演技艺统称“散乐”、“百戏”、“杂戏”，自周秦至汉唐，千余年间始终如此。戏曲的胚胎即萌生于其中。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剧场与剧本才渐渐受到重视，上升为戏剧的要素。 在西方戏剧史上，专业化剧场的出现被认为是戏剧发展的里程碑。这种在市井间诞生的固定的剧场，既为表演艺术提供了竞争的阵地，也为剧作家提供了驰骋才华的机会。在专业化的剧场里，观众相对稳定，口味相对较高。以往“路歧人”那种“一着鲜，吃遍天”的杂耍般的技艺不可能在固定的剧场内永远重复，因为他们难以满足层次愈来愈高的观众的精神需求和美感享受，于是，具有人文内涵的“剧本”成为戏剧创作的必要环节，甚至受到文人们的青睐——因为它为戏剧注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文化营养，能让观众不断领略人生的喜怒哀乐和是非善恶的道德情操。 与此同时，包括道具布景、服饰造型、灯光渲染在内的整个演剧氛围也愈来愈讲究，形成戏剧特有的专业化的“剧场艺术”。 有了专业化的剧场和剧本，戏剧才得到升华。 三 在中国，固定的、专业化的剧场以北宋的“勾栏”为标志。与此同时，活字印刷术问世，作为语言文字载体的书籍渐渐普及。于是，通俗文艺领域的“院本”、“曲本”、“话本”开始通行，它们是戏曲、曲艺的底本。剧场、剧本的出现，意味着戏曲渐渐告别“撂地为场”的演出状态，游离出“散乐”、“百戏”，成为独立的艺术品种。 宋代有“路歧不入勾栏”之说，认为他们属于“艺之次者”。的确，这些流浪艺人目不识丁，表演技艺简单粗糙，满足不了较高层次观众的需要。直到解放前，北京前门外依然以珠市口为界，将口南口北的艺人视为两种档次，口南“杂耍馆子”的艺人往往被口北的“戏园子”拒之门外。 然而，中国戏曲没有完全走西方那种“剧场艺术”的道路。即使在可称之为专业化剧场的勾栏、茶楼、会馆、戏园纷纷建立的情况下，在戏曲完全成熟之后，它依然保持着流动演出的传统。特别是民间戏班，常常以小分队演出的方式送戏上门。除了市井勾栏的商业性演出“日日如是”以外，大量戏曲艺人以个体或家庭挑班的方式，或“赶会”于乡村集市庙会，在广场高台上唱大戏；或出入于贵族和大户人家的宅院，在厅堂院落里唱堂会。每逢民俗节令庆典、红白喜事和冬春农闲时节，便是民间戏班活跃之时。 “剧场”载体的不定位，以及流动演出的传统，使中国戏曲能够适应各种层次和各种场地的需要，或文或武、或雅或俗，异彩纷呈。其总体特征表现为： 1. 一方空场，左上右下——或一方空台，上下场门，因地制宜。 2. 时空灵活，表演虚拟——没有幕景变化和由此形成的情节跳跃。剧情连续，一贯到底，节奏灵活多变。剧情所要求的时空在演员的嘴上、手上、身上，也就是以唱词和虚拟的表演来寓示戏剧的“规定情境”。 3. 道具简单，装饰精美——道具少而精，随身上下。舞台空间倾向于装饰、写意，有浓郁的唯美意蕴。 4. 表演为主，技艺性强——以演员表演为中心，强调技艺。诗、歌、舞、乐、唱、念、做、打充分展开。 换句话说，剧场载体的不定位和流动演出的传统，造就了中国戏曲“写意”、“虚拟”、“形式美”、“程式化”的艺术语言和美学特征。在长期的实践中，这样的舞台语言已经为中国观众所认同、所熟悉，约定俗成，妇孺能解，而且与生活本身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艺术的距离、美学的距离。 固定的剧场和流动的戏班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勾栏剧场是千方百计引观众来；流动戏班是游村走乡找观众去。勾栏剧场是相对稳定的观众在选择戏曲；流动戏班是带着有限的剧目寻找观众。其中，专业化的剧场处于核心地位，对戏曲起到了导向作用。如果说勾栏剧场中的艺术竞争促进了戏曲艺术的提高，那么流动戏班送戏上门意味着戏曲的普及。这两个方面是互补的。惟其如此，中国戏曲才上达宫廷，下及黎民，遍及城乡的各个角落，而且渗透各个阶层，成为全民族的“戏曲文化”。 四 尽管总体形态趋同，但是由于地域性的差异、演出场所的差异、观众层次的差异，中国戏曲不像西方戏剧那样品种单一，而是“异”彩纷呈，如：因地域性方言带来的声腔剧种的差异；因演出氛围和观众层次带来的民间戏曲、文人戏曲、剧场戏曲的差异；因观赏趣味不同而带来的文戏与武戏的差异等等。我把它称作是中国戏曲的“同宗异流”现象。 最明显的是广场演出与厅堂演出的差别。这一点在戏曲走向成熟的宋代已经显露。宋《青箱杂记》卷五称：“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朝庙供应，则忌粗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则又喜焉。”——“朝庙”是庄重严肃的厅堂，乐舞趋于优雅；“村社”属于野外广场，乐舞趋于热烈、欢腾。 传统戏曲的演出场所可以分为三类：“野台子”、“宴乐堂”、“戏园子”。 “野台子”——广场高台，多出现于乡镇的庙会、集市，高逾人头。中国的“民间戏曲”基本上生成于野台子，乡民们熙熙攘攘，自由观赏，因此带有浓重的广场艺术特征： 1. 强烈的锣鼓节奏，高亢的声腔——如此方能压倒嘈杂的自然声和人声。 2. 明丽的色彩，装饰化的舞台空间——如此方能醒目、诱人。 3. 夸张的化妆造型——如此方能远距离区分角色和人物造型。 4. 大幅度的动作，独特的表演技艺——武戏偏多，如此方能引人入胜。 “宴乐堂”——贵族和大户人家的厅堂。厅堂中央为表演区，有时铺上一方地毯。观众即宾客，多为文人雅士，静坐于周围品赏戏曲表演。宴乐和堂会上的戏曲被称作“红氍毹”（即红地毯）上的雅音，具有明显的“文人戏曲”倾向和室内艺术特征： 1. 文学性加强——吟诗弄赋，多属文戏。 2. 唱腔委婉动听。 3. 表演细腻抒情。 4. 道具制作精细。
“戏园子”——专业性剧场。亦为室内厅堂，大小不等，建有“勾栏”式的舞台。观众基本上是市民阶层，观赏层次介于农民和文人贵族之间。 专业化的剧场可以兼容民间戏曲和文人戏曲，但势必取长补短、去粗取精，加以改造，如：消减广场戏曲喧闹嘈杂的因素，增强文人戏曲的戏剧性和表演艺术成分。通过戏班的选择、剧目的调节，这里的演出可以做到文武兼备、雅俗共赏。 因此，“剧场戏曲”更能代表中国戏曲的艺术精髓。 民间戏曲、文人戏曲、剧场戏曲的交叉融合以及剧场载体的作用，可以在戏曲发展史上找到依据。 宋元杂剧，原本是锣、鼓、板、笛随处作场，待到进入厅堂和勾栏，渐渐配以丝、竹、管、弦，称作“弦索官腔”。同时，形成宫调格律的规范，走向雅化。 昆曲，原本是江苏昆山地区的村坊野曲，明初曲师魏良辅等改革后，吸收北曲“弦索官腔”的特点“度为新声”，成为以“管、笛、笙、琵”伴奏的室内清唱，“清柔而婉折”。后来走上戏曲舞台，称作“雅音”。 京剧，前身是高台广场上的徽调、汉调、梆子、乱弹，清代中叶进入京都。经过一定时期的磨合，当它在晚清的京都戏园子里成熟时，吸收了“雅部”昆曲的艺术成分，可谓集花、雅之大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戏园子市民杂处，吃喝谈笑的“宴乐”之风颇盛，嘈杂无序，不像王府宅第那样清静。所以，它始终保持着压倒杂声的强烈的锣鼓、高亢的声腔、浓郁的技艺因素，而且具有相当的力度。同时，又不乏适宜于堂会清唱的高雅细腻的琴弦、唱腔和相应的剧目。 千百年来，中国戏曲的剧场载体和剧本载体变化不大。它长期在广场和厅堂间出没，在乡镇与都市间徘徊，既具备广场艺术特征，又具备室内艺术特征。剧本则穿插诗词歌赋，大抵采用与古典小说相对应的文体，有文有白，或雅或俗。在同宗异流的发展历程中，它呈现出多品种、多样化的风貌。 五 本世纪初，话剧兴起，走的是西方“剧院制”的路。一方面，它渐渐摆脱小戏班流动演出的状态，倾向于剧场艺术的探索；另一方面，抛却半文不白的四六文体，走向大众通行的、散文化的“国语”。话剧艺术与戏曲艺术的分道扬镳，不能说与剧场和剧本这两个载体无关。 除了话剧在剧坛上崛起以外，与戏剧相关的传媒在本世纪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报刊、书籍的通行，使戏曲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照相机的普及，使戏曲得以留影；唱片、录音磁带、激光唱盘（CD）的相继出现，使戏曲得以留声；电影、录像机、VCD光盘的渐次流行，使戏曲得到全面、完整、动态的记录。特别是广播、电视以“大众传播媒介”的面目横空出世，使戏曲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中与戏曲关联最大的，是视听综合的电影和电视。 戏曲走上银幕以1905年北京国泰照相馆拍摄的无声片《定军山》（京剧，谭鑫培主演）为标志。此后，1928年，有声戏曲片《四郎探母》（京剧，谭富英、雪艳琴主演）问世；1953年，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袁雪芬、范瑞娟主演）问世，电影艺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呈现新的面貌。1958年9月，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1978年5月1日改称中央电视台），意味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起步。戏曲随即进入家庭荧屏，成为电视文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尽管有大小之别，有胶片技术与电子技术之别，有专业影院氛围与厅室氛围之别，但是“屏幕”载体毕竟大同小异。在戏曲走向屏幕这一点上，电影要早半个世纪，其经验和探索值得电视借鉴。 早期电影所显示的主要是胶片载体本身的记录功能，没有被认定为“艺术”。即便如电影故事片，也不过是舞台戏剧的实录和翻版。经过多年的探索，当它形成自身的艺术语言而为其他艺术品种所不可替代时，才获得“第八艺术女神”的美称。 电影的艺术语言既包括银幕载体带来的特定的视听节奏和时空跳跃——即所谓“蒙太奇”的表述方式；又包括景别的组合、镜头的运动、声画剪辑、色彩光效、气氛烘托、构图设计、特技运用等一系列艺术技巧和技术手段；还包括客观纪实与主观表现兼而有之的形形色色的风格追求。于是，电影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再现”，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方式，一种包含电影艺术家人生态度、美学观念、风格技巧在内的艺术的“表现”。就电影故事片而言，它脱胎于戏剧，却并不等同于舞台上的戏剧。两者艺术特征的区别，在相当程度上是因载体的不同而造成的。 那么，电影的银幕载体至少具备三种功能：记录功能、艺术再创造功能、复制功能。这三种功能是并列的，并无高下之分。 1. 记录功能——客观地记录和再现事物的声像。这一功能使电影在“纪实”方面独擅其长。 2. 艺术再创造功能——表现为独特的电影艺术手段，包括客观的纪实、浪漫的想象、冷峻的思考、唯美的追求以及艺术个性的发挥。 3. 复制功能——主要是媒体的传播功能，即电影拷贝的复制发行。 这三个功能的充分发挥，集中体现于电影故事片。首先是记录功能。其纪实的真切、场景的自然、视野的开阔，甚至令贴近生活的话剧为之逊色。其次是艺术的再创造。由此带来的蒙太奇叙事方式和屏幕艺术语言，能产生独到的美学效果。第三是机械复制。由此可以反复观常，不见走样。于是，电影院蜂拥而起，放映队游走四方，以至于往日通过写实的布景和贴近生活的表演取胜的话剧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探索“直面观众”和“剧场艺术”的新路。 电影的记录功能和纪实风格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一谈电影，便认为它是“写实”的、“再现”的、“生活美”的。其实，电影不是不能“写意”。第一，它可以记录舞台表演的写意；第二，屏幕画面语言本身就具备虚实相间的写意美和形式美；第三，蒙太奇的动态叙事带来了抒情、描写、铺张、渲染、夸张、强调等修辞色彩，亦具有写意特征——当然，它是“屏幕的”而非“舞台的”写意特征。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写意，而是如何运用屏幕艺术语言，恰当地表现戏曲艺术的神韵。 要做到舞台表演与生活化表演的“化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戏曲舞台上本来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从一方空台的假定性出发，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四功五法在内的和谐的表演技巧和美学特征。简单地将舞台表演纳入生活场景的框框，弄不好不仅不能两全其美，反而会两败俱伤。这方面不是没有教训；第一部有声戏曲片《四郎探母》，导演想尽量追求电影的逼真，不仅宫殿、花园采用五彩布景，连铁镜公主怀里抱着的娃娃也用满月的婴儿。杨四郎出关，用的是真马和替身。结果，舞台的假定性被破坏了，铁镜公主怀抱真娃娃，身段动作被改变；杨四郎骑真马，虚拟的“趟马”舞蹈被放弃。虽然尽量仿真，但四郎的身上仍然不是北宋的服饰，而是杂有清代马蹄袖的“箭衣”。非真非假，半真半假，反而吃力不讨好。类似的教训值得引为借鉴。 六 近些年来，在电视剧与戏曲“联姻”的问题上，业内人士颇有些讨论和争论。 焦点多半集中在“写实”和“写意”问题上，如：电视剧强调“真实”，戏曲离不开“虚拟”；电视剧是现实的“再现”，戏曲是艺术的“表现”；电视剧强调“生活美”，戏曲强调“形式美”，等等。因此，所谓“以电视剧为本体，穿插戏曲唱腔，生活化拍摄”的戏曲电视剧往往有“话剧加唱”之嫌，因为它丢弃了戏曲表演中写意、虚拟、形式美的艺术神韵。 其实，根本问题还在于载体的不同。戏曲的写意、虚拟、形式美特征与舞台载体有关；电视剧（以及电影故事片）的生活化表演、生活化场景与屏幕载体有关。 如上所述，电影与电视在“屏幕载体”这一点上大同小异，蒙太奇等艺术语言也基本一致，所以电视被人们称作“小电影”。它与电影的最大不同，在于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作为日常为伴的“空中视听杂志”。大众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观赏戏曲也可以在家里坐享其成。 关于电视戏曲，与其局限于“电视剧”和戏曲联姻的讨论，不如拓宽眼界，从电视功能的角度思考一下与戏曲的“联姻”——或者说，比较一下电视作为载体与舞台载体的异同，研究一下戏曲走上电视荧屏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化。 以电视为参照，加上媒体功能，电视戏曲大体上可以分 为四种类型： 1. 戏曲纪录片（相当于剧场录像）——主要运用影视的记录功能，将舞台戏曲原汁原味地搬上屏幕。如：《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京剧影片《群英会》；京剧影片《雁荡山》（武打戏）；豫剧影片《七品芝麻官》（名丑牛得草主演）等。此类作品因舞台表演艺术本身炉火纯青，所以不需过多的影视加工。它同时具有戏曲史料价值。 2. 戏曲艺术片——充分发挥影视艺术的再创造功能，使戏曲艺术在影视屏幕上焕发新的光彩。由于不同剧种、不同剧目“唱念做打”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程式化”程度不尽相同，所以此类作品应该因“戏”而异，在尊重戏曲艺术神韵的前提下，以影视手段“锦上添花”。如：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一场，配以诗情画意的荷塘、并蒂莲、鸳鸯；黄梅戏影片《天仙配》，七仙女在云雾中下凡，俯瞰人间美好的自然景色；京剧影片《野猪林》，以影视语言配合国画大写意的意境；京剧影片《杨门女将》，强调影视画面的形式感、装饰美；京剧影片《李慧娘》，神鬼世界运用大量的电影特技。 3. 戏曲故事片（相当于“戏曲电视剧”）——影视剧的叙述方式，生活化的拍摄，适当穿插戏曲手段。此类作品（特别是“戏曲电视剧”）颇多争议，成败得失均皆有之。是否叫“戏曲故事片”或“戏曲电视剧”尽管可以讨论，但是将戏曲艺术手段运用于电影故事片的例子并不乏见。例如：香港影片《三笑》 大量使用锡剧、沪剧、淮剧的江南小调，是上海“滑稽戏”的路子：“武打片”则大量吸收戏曲武打技巧，加以生活化、影视化的改造。它们之所以未称“戏曲故事片”，是因为不使用舞台时空，抹掉了虚拟化、程式化的舞台表演痕迹。类似的情况无独有偶：美国好莱坞影片往往借鉴“百老汇戏剧”模式，将歌曲、舞蹈、打斗、滑稽等表演技巧融入故事片，但不称“百老汇戏剧片”而称“歌舞片”、“打斗片”、“滑稽片”。在我国，某些生活化较浓、程式化较淡的剧种或剧目往往采取保留戏曲唱腔，实景拍摄的方法，如越剧影片《红楼梦》、豫剧影片《朝阳沟》。以这种方式摄制的电视片，目前称之为“戏曲电视剧”，如黄梅戏电视片《家》、《春》、《秋》和越剧电视片《秋瑾》等。 4. 戏曲文化片（即“戏曲专题片”）——发挥影视作为媒体的传播功能，重在记录舞台内外的戏曲文化事相。 此类片种大量运用于电视戏曲栏目，如报道性专题（人物、事件）、知识性专题（剧种、剧目、戏曲常识）、鉴赏性专题（艺术欣赏），服务性专题（听戏学戏）等。 显然，戏曲进入电影、电视载体后，业已改变单一的舞台表演形态，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又由于媒体的传播，戏曲文化得到了全方位的普及和弘扬。电视戏曲的创作余地大得很，不拘于戏曲电视剧一途。多种形态的探索，多种风格的追求，恰恰可以适应多层次、多口味观众的需求。可以预见，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的盛行，甚至将改变单一的剧团组织机构和演员中心制，出现“制片人制”和“导演中心制”。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又将缩短生活中的时空距离，改变你演我看、你放我听的单向传播模式，给演员以灵活的表演空间，给观众以更大的选择余地，给批评家和学者以更多的研究领域，从而为戏曲艺术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注释：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或有路歧不如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44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技艺……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30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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