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公司盈利模式范文1
【关键词】 盈利水平； 所得税筹划程度； 会计信息质量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1-0074-04
一、引言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作为资本市场有效配置资源重要依据的会计信息，得到了政府、社会以及投资者的重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在不断提高盈利水平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税收筹划①的效率。但是，提高税收筹划效率会不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如果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会不会随着盈利水平的不同而不同。这些问题对于有效监管会计信息质量，合理制定税收筹划策略十分重要，亟需深入研究。
近年来，关于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人们主要从公司治理（张娆，2014）、会计方法的选择（李荣锦、马娜，2010）及企业内部外部环境（李红霞，2009）等方面进行。本文选择盈余管理水平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有关税收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人们主要是从盈余稳健性（车菲，2012）与盈余管理水平两方面进行，本文主要从盈余管理水平的角度进行分析。税收对于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主要从税收负担、会计―税收差异以及税收筹划等方面进行。Shackelford and Shevlin Frank（2001）研究发现，提高财务报告收益会招致税收成本的增加，若为了减少税收成本而向股东报告较少的会计收益又会导致财务报告成本的增加，因此管理者需要在财务报告决策和税收报告决策之间进行权衡。周泽将（2012）认为，当上市公司进行正向盈余管理时，税收负担对于盈余管理程度无显著影响；当上市公司进行负向盈余管理时，税收负担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叶康涛（200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则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也越高，即上市公司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盈余管理的税负成本。谭青、李薇（2011）研究发现，会计―税收差异指标能有效地识别企业盈余管理水平。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了税收负担、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没有对税收筹划程度与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进行阐述。关于税收筹划程度与盈余管理水平的研究相对较少，Frank et al.（2009）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财务报告的激进程度与税收筹划的激进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关于税收筹划程度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有关盈利水平影响税收筹划效率进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研究只有一些相关度不高的研究文献，如：Dhaliwal，Gleasonand Mills（2003）研究证明，当公司在对非税项目进行盈余管理仍然不足以实现盈利目标时，公司会通过减少其所得税费用来实现其盈利目标；戴德明等（2005）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基于报告动机和税收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并存。通过梳理文献后发现，已有研究表明税收筹划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究竟何种关系还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对不同盈利水平下税收筹划程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否有变化尚未有人研究。本文以2011―2014年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报数据为样本，对此进行实证研究，以期能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推动相关理论的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与政府之间以税收制度的形式存在着一定的契约关系。由于税收制度永远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这导致了企业与政府间的契约总是不完善的，企业管理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有权追求自身合法利益最大化，因此，企业可以根据“法无禁止就可为”的原则进行税收筹划。事实上，我国现行所得税收法律制度存在内外资企业税负差异，存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经济事项纳税调整事项差异，以及存在减税、免税、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法属于原则性规定，这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与空间。
企业减轻税负可以有多种途径，按其是否违法可以分为违法与不违法两类，而税务筹划则属后者。健全、合理、规范的税收法律制度，能够大大缩小纳税人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空间，促使其通过税务筹划寻求自己的税收利益，这也是企业逐步成熟和行为理性化的标志。
税收筹划主要是通过降低应纳税所得额或延迟缴税等途径达到降低当期应纳税额的目的。应纳税所得额一般是在会计盈余的基础上，加减税法规定的调整项目后得到，因此，公司的盈利水平是决定其能否进行税收筹划以及筹划程度大小的基本因素。当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接近于零甚至发生亏损时，公司所得税筹划的空间就比较小，则企业通过税收筹划降低税负的动机比较弱；而当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较高时，公司所得税筹划的空间就比较大，此时公司通过税收筹划获得的利益可能会比较大，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动机就比较强。因此，上市公司进行税收筹划的动机和能力可能随着盈利水平的不同而变化。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公司盈利水平与税收筹划程度呈正相关。
从法律层面分析，税收筹划不是涉嫌偷税的行为，而是贯彻国家税法立法意图的理，有利于提高税法的宏观调控效率。当企业运用税收法律制度的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时，从短期看可能会影响国家收入的相对增长，但长期来看，这些优惠政策正是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整的手段之一，企业运用这些政策有利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国家调整产业政策、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资源以及环境保护等意图的实现，这是对税法意图的有效贯彻执行，对国家、对企业都是有利的。即使企业利用税收法律制度不尽完善之处进行税收筹划，也属于企业的理，仍是合法的。从公司财务管理层面分析，税收筹划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手段之一，其直接目的是使当期税负“不超支”，最终目的是实现公司财务目标，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公司进行税收筹划是在遵循税法导向的基础上通过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争取税收收益、规范会计核算，从而减少涉税损失，按照税收筹划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可将其分为节税筹划、避税筹划和转嫁筹划等。由此可知，公司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也是进行财务管理的过程，以合规合法为前提，包括严格遵循会计准则。它有利于遏制管理层为了薪酬和晋升等冲动形成的不计税收成本而虚增盈余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税收筹划程度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呈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
1.会计信息质量。目前，学术界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指标主要有：信息披露考评等级指标、综合评分指标、盈余管理水平及其他自建指标。其中，用盈余管理水平测度会计信息质量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因此，本文主要选取盈余管理水平（DA）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二者为反比关系。目前学者们运用较多的盈余管理研究实证模型主要有：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Modified Jones模型及Industry模型等，由于Modified Jones模型在实证中应用广泛，并且其误差最小，本文选取Modified Jones模型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指标。Modified Jones模型是以操纵性应计利润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通过应计利润总额与非可控应计利润的差额来对其进行估算。
2.税收筹划程度。目前我国运用较多的税收筹划指标有实际负担税率（ETR）、名义负担税率与实际负担税率的差异（ETR-D）及会计与税收差异残差（TS）等。其中，会计与税收差异的计算方法是：当期所得税=所得税费用-（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应纳税所得额=当期所得税/适用税率，会计与税收差异=（利润总额-应纳税所得额）/期初总资产，应计利润总额=（净利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期初总资产。由于我国的税收制度中根据不同情况所遵循的税率不同，各个企业所遵循的具体税率及税收制度又参差不齐，无法保证相关数据收集的质量，而真正反映税收筹划程度的应是剔除盈余管理因素影响后的会计与税收差异即会计与税收差异残差（TS）（Desai，Dharmapala，2006）。目前，彭韶兵和王伟（2011）、王娜和叶玲（2013）等均采用该方法来估算上市公司的税收筹划程度。因此本次设计选取会计与税收差异残差（TS）作为税收筹划的衡量指标。
3.盈利水平。盈利水平指标有营业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等。在实证研究中，一般选用资产报酬率（ROA）作为其评价指标。
4.控制变量。在研究税收筹划程度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时，有必要设置下列控制变量：（1）当公司规模较大时，公司可用于调整的盈余范围较大，然而其规模越大需要向外界披露的相关信息越多，为了减少政府及社会对公司的关注与监督，公司可能会选择更少的财务操纵，增加信息可信度，因此公司规模对会计信息质量有影响，本文将其加入控制变量，以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2）当公司存在负债时，可能为了不违反债务契约而进行激进的盈余管理，但也可能由于债务人的监督而减少财务操纵，总之它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将其加入控制变量，以资产负债率（DAR）表示，为期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3）盈利水平可以通过税收筹划、盈余管理、审计制度（杨中和，2008）等途径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虽然学术界对于盈利水平与会计信息质量二者间的影响机制并未取得完善的研究成果，但二者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已得到普遍认可，因此将其加入控制变量，以资产报酬率（ROA）表示，为净利润与期末资产之比。
各变量具体如表1。
（二）模型构建②
1.公司盈利水平与税收筹划程度之间的关系
TSi，t=α0+α1ROAi，t+εi，t 模型（1）
2.公司税收筹划程度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
DAi，t=β0+β1TSi，t+β2SIZEi，t+β3DARi，t+β4ROAi，t+εi，t
模型（2）
其中，i表示样本公司，t表示观测期，α0、β0为常数项，α1、β1、β2、β3、β4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深、沪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于2011―2014年四年间公布的数据作为研究依据。选取标准如下：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金融保险行业的会计准则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没有可比性）；当期所得税大于0的公司（所得税小于0的公司无需缴纳所得税，没必要进行税收筹划，因此更谈不上税收筹划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四年数据完整且连续的公司；各项数据均在正常值范围内。最终通过筛选的数据总样本为1 048家上市公司四年的数据。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主要使用Excel与EViews软件。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样本中各变量的相关统计量。其中，ROA反映的是盈利能力，均值为0.0505，最大值为0.6279，最小值为-0.0947，标准差为0.0468，表明样本公司基本上都是盈利公司且各公司盈利能力存在差距；TS反映的是税收筹划程度，中位数为0.0833，最大值为27.3424，最小值为-7.0065，标准差为0.9614，这说明样本公司中进行税收筹划的程度差距较大，其中有部分样本公司税收筹划接近于零，税收筹划程度较小；DA反映的是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平均值为0.0290，最大值为7.2675，最小值为-0.6681，表明大部分的样本公司进行正向盈余管理，而极少部分的样本公司进行负向盈余管理，总体来讲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远大于负向盈余管理的程度；SIZE反映的是公司规模，最大值为27.1481，最小值为18.8806，表明上市公司间的资产规模相差不大；DAR反映的是资产负债率，最大值为1.1682，最小值为0.0003，平均值为0.3217，从样本总体来说公司利用财务杠杆的程度偏低，部分企业几乎不运用财务杠杆，而部分企业负债过高。
（二）实证结果
表3列示了选择模型过程中所进行的各项检验的结果。模型（1）在进行F检验时Cross-section F的Prob.值为0.0000，表明本文中数据不适合用混合模型；在进行Husman检验时Chi-Sq. Statiatic的Prob.值为0.0000，表明本文中数据适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2）的选择同模型（1）。因此，经过检验后本文中两个模型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为最终模型。
表4列示了模型（1）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之后做二元线性回归的结果。其中，ROA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为8.3688，表明TS与ROA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变动关系，即盈利水平越高的公司税收筹划程度越高，与上述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表5列示了模型（2）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之后做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其中，TS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为-0.1549，表明DA与TS成反向变动关系，即税收筹划程度与会计信息质量呈正比，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公司进行税收筹划使得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符合国家政策，更加贴近现实，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SIZE的回归系数为-0.0922，表明DA与SIZE成反向变动关系，即公司规模与会计信息质量呈正比，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但回归系数很小，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大小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主要是由于根据上文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相差并不很大，且在我国的税收制度及会计信息质量披露制度不尽完善、社会监督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大型公司并没有因为规模大而承受更多的社会监督与财务压力，因此它的规模不会对盈余管理或会计信息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DAR的回归系数为0.3101，表明DA与DAR呈正向变动关系，即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越低，这是由于公司可以通过提高负债水平增加税后收益（Franco Modigliani，Mertor Miller，1963），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增大，从而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ROA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为1.2072，表明DA与ROA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变动关系，即盈利水平越高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低。结合模型（1）的结果可知，盈利水平不仅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还会通过影响税收筹划程度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
注：表4、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和模型（2）样本的F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参数整体上显著；两组样本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4067和0.5693，整体的回归结果较为理想。因此，可以认为模型的回归结果能较好地说明盈利水平与税收筹划程度、税收筹划程度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
（三）稳健性测试
为了使本文的研究结果更加可靠，笔者进行了如下测试：（1）税收筹划评价指标用名义负担税率与实际负担税率的差异代替会计与税收差异残差；（2）公司的盈利水平评价指标用净资产收益率代替总资产收益率；（3）公司规模评价指标用公司总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替换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用替代数据进行回归后发现，各系数虽存在差异，但其影响方向并没有发生变化，这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本文中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2011―2014年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最新报表数据作为样本，对不同盈利水平下税收筹划程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是否有变化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上文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公司盈利水平与税收筹划程度呈正相关。这意味着企业的盈利水平越高，所得税筹划的空间越大，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也会越大，因此，企业应当随着盈利水平的提高努力提高所得税筹划程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合法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充分的税收筹划努力压缩盈余管理空间，降低甚至消除盈余管理水平，保证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2.税收筹划程度与会计信息质量呈正相关。这意味着，税收筹划不仅不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而且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这是以合法进行税收筹划为前提的。因此，为了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政府监管部门应当改变对企业税收筹划的负面看法，将盈利水平和税收筹划程度较低的企业列入所得税计缴监管的重点，以便提高所得税监管质量和效率。企业应当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税收筹划程度，保证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否则，就可能发生违法行为，不但不能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甚至被政府监管部门处罚，遭受经济和声誉损失而得不偿失。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选取了2011―2014年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盈利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默认亏损企业缺乏税收筹划动机和空间，可能不一定符合实际，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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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公司盈利模式范文2
【关键词】房地产 上市公司 资本结构 影响因素
目前，房地产投资已成为扩大投资需求的重要支撑，有效拉动了全社会经济的增长。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房价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并且随着消费市场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和城市化的进程，市场对房地产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并提出新的要求。房地产企业要重视企业的资本结构，更要重视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房地产上市公司业绩到底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其绩效、房地产上市公司究竟该如何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针对房地产开发资金投入大，投资回收期较长，风险较大特点，房地产上市公司需要研究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寻找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方向，将有助于从整体考虑采用合理的方式筹集资金，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并且通过研究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有助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相关利益方(如企业、银行等)调整自己的行为。
一、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
对资本结构进行实证研究，重点研究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找出可能影响资本结构的变量，通过实证的方法检验，考察变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参考国内外资本结构实证研究的成果，总结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变量，主要包括所得税、规模、盈利能力、非负债税盾、成长性、资产担保价值、企业风险、所有权和控制结构等。
（1）所得税
Modigliani和Miller(1963)提出，由于企业所得税的存在，利息费用税前列支使得负债具有某种“税盾”作用，因此负债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自MM理论提出了所得税对资本结构有影响以来，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为所得税对资本结构有显著影响，边际税率高的企业应该发行更多债务来获得税后效益，不过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混合的。
（2）企业规模
理论研究对于财务杠杆和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达成一致的预测。一方面，大公司也许能够利用长期举债中的规模经济，甚至有同债权人讨价还价的实力，所以债务发行成本与公司规模负相关。然而，公司规模也可以是外部投资者所能获得信息的一个度量，大公司提供给债权人的信息往往比小公司多。所以不对称信息问题少一些的大公司，其权益应当比债务多，而财务杠杆应低些，因此财务杠杆与公司规模应成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大公司的业务常常更多元化并有更稳定的现金流。同等情况下，大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比小公司要低。因此企业规模应与财务杠杆应正相关。
（3）盈利能力
获利能力是指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盈利是企业重要的经营指标，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不仅关系到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也是企业偿还债务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企业的债权人、所有者以及管理者都十分关心企业的获利能力。获利能力分析是企业财务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价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依据。迄今为止的理论研究在盈利性和财务杠杆之间的关系上尚未达成一致的预测。基于债务避税的模型认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盈利性高的公司应当借更多债，因为它们利用债务避税的需要更大。可是顺序偏好理论认为公司将首先用留存收益作为投资基金，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才转向债券和发行新股。因此盈利高的公司债务水平应该低。甚至不同的基于成本模型对该问题的预测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传统理论认为，企业杠杆和盈利能力是正相关的
（4）成长性
当企业发行债务时，经理有机会进行资产的替代，可能把企业财富从债权人转移给股东。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发行短期债务，而不发行长期债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短期债务和成长性正相关。但是目前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仍然末得到解决，一部分研究支持负面影响，另一部分研究支持正面影响。相互矛盾的结果可能是出于测量方法和指标选择的不同。
二、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的原始数据是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的中国证券市场巨潮统计中心（http：//jctj.省略/jctj/index.jsp）获得的，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以及模型的回归分析所运用的软件是Excel和SPSS12.0。
2.研究样本的选取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尽量减少其它因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论文依据下列原则对原始样本进行筛选：
（1）为了部分消除因上市公司上市额度制度而导致亏损企业壳资源价值偏高，以及亏损企业资本重组等非经营性影响因素，故剔除ST和PT板块企业。
（2）为消除最新上市公司对本次实证的影响，故剔除当年上市的公司以及数据不全的公司。
（二）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1.研究假设
关于资本结构变量，本文以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率来描述。关于因素变量，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认为，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主要有：行业因素、资本市场状况、公司主管信念和公司的财务特征等。对于资本市场状况和公司主管信念这两个因素，由于不易获得有效数据，目前基本上还只能进行定性研究。因此本文只将财务特征纳入定量研究的范围，影响资本结构的公司财务特征方面的因素主要有：（1）盈利能力，（2）偿债能力，（3）公司规模，（4）成长性。
本文以在深圳和上海两交易所上市的38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研究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公司规模、成长性之间的相关性。在综合现有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资本结构与获利能力负相关
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可以产生大量的税后利润，其内部积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要，对债务资金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盈利能力与负债比率负相关。
假设2：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偿债能力正相关
企业的偿债能力越强，债权人的利益越有保障，企业的负债率就可以高一些。
假设3：资本结构与企业规模正相关
规模大的企业可以进行多角度化经营或纵向一体化，从而有助于企业整体效益水平的提高。此外还便于进行内部资金的有效调度。因此大企业较小企业更为稳定，具有更低的预期破产成本，因而可以采取更高的负债。
假设4：资本结构与成长性正相关
成长性高说明企业前景好，因而通常不愿意发行新股，以免稀释老股东的控制权和收益。同时成长性强的企业偿债能力也强，能够较多的举债。因此，本文假设成长性与资本结构正相关。
2.变量的选择
根据研究假设本文提出如下指标作为替代变量。
（1）因变量本文使用一个因变量来解释公司每年年末的负债水平：
资产负债率Y=总负债÷总资产
（2）自变量的设定：本文选取了以下包括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公司规模、成长性等四方面的六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各指标的选取详见下表：
财税公司盈利模式范文3
[关键词]两税合并；税收规划；盈余管理；方式；选择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2.020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02
0 引 言
伤昂喜⒈尘跋拢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采用统一的所得税税率，税率变动幅度较大，企业要想在这一形势下实现更好的发展，也应尽快对税收筹划、盈余管理工作进行调整，并结合企业实际和两税合并的政策，选择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充分借助两税合并政策的优势，实现合理避税，尽可能地减少企业运行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1 两税合并下的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
两税合并的核心在税率方面，要求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遵循统一的标准，统一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和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对所得税税率进行简化、归并，明确外资企业在国内的纳税义务。在2007年3月16日，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也表明，两税合并政策在我国的正式实施。对一些高税率的企业来说，两税合并政策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其所得税的税率，而对于某些企业来说，这一政策的实施，会使其法定税率逐年提升。因此，企业必须基于这一税收政策和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开展税收筹划工作。但税收筹划工作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筹划成本，为了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企业会选择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合理避税。
当前企业所用的盈余管理方式主要可以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前者主要是要求企业通过对应计项目的管理调整利润。后者则是通过对企业实际的经营活动进行管理，以达到调整利润的目的。在两税合并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还应基于税收筹划的目的，合理选择盈余管理方式，确保合理避税的有效性，从而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促进企业市场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2 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
2.1 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理论基础
盈余管理方式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众多研究学者都将避税作为企业的重要盈余管理方式之一，因此，大多是针对盈余管理方式的研究，都选择利用美国1986年的减税法案作为理论基础。该减税法案实行后，1986-1988年，美国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46%递减至34%。由于减税政策具有固定性，因而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若是企业管理者采取收益递延等方式，便能降低税收成本。同时，国外很多专家学者也基于本国税收制度的变化，展开了针对性的盈余管理研究。例如：马来西亚学者针对本国1990年颁布的减税法案开展了盈余管理研究，并证明，当时马来西亚的一些大型公司，存在通过递延收益降低税收成本的现象。1986-1990年，许多国家规定黄金采掘行业的公司不需要缴纳所得税，这一行业的上市公司虽然没有开展会计盈余管理，但也通过提升黄金采掘效率而实现了真实盈余管理。
在国内，我国一些专家学者也基于两税合并背景对盈余管理展开了研究，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两税合并政策实施后，我国一些税率下降的公司，出现了明显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而一些税率上升的公司，并没有采取明显的盈余管理对策。而在两税合并背景下，国内公司是否会通过盈余管理方式的合理选择而达到避税的目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2 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研究假说
在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研究中，可以提出两个假说。第一个假说，在税收合并背景下，税率降低的企业会在盈余管理过程中，选择采用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降低成本。对于一些公司来说，两税合并能够使其税率降低，将应税利润从2007年向后递延，则缴纳了更少的所得税，并获取了一定的时间价值。因而，这些企业极有可能基于税收筹划的目的，开展盈余管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税收政策具有固定性，给定避税收益也是固定的，企业需要调整利润，若采取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会对其正常运营产生一定影响，而若是采用应计盈余管理，则能在确保企业正常运营的同时，降低管理成本，因而，在收益给定的情况下，企业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会更加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方式。
第二个假说，在税收合并的背景下，税率提高的企业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不会选择任何一种盈余管理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税收合并政策实施后，一些企业会出现税率上升的情况，为了能够使这些企业更好地适应这一环境，国家为其设定了3年到5年的过渡期。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税率变化会相对较小，税收筹划行为并不明显，即使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能获取的效益也并不明显。同时，在盈余管理成本上，由于与税率降低的企业相反，税率提高这些企业需要调高利润，因而，若是选择应计盈余管理模式，会引起审计师的关注，并带来较高的管理成本，而若是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则会带来比应计盈余管理更高的成本，影响了企业的实际收益。因而，这些企业很可能在税收合并的背景下，不采用任何一种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
2.3 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假说的验证结果
相关研究学者基于两税合并的背景，也针对国内企业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进行了研究。首先，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基于Jones模型和相关计算方法，对某行业某一年度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分年度分行业的回归。采用DAC代表操纵性应计项目，并设计出能够切实反映出真实盈余管理的总体计量指标。其次，分别构建了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检验模型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检验模型，并分析其存在的各类变量。最后，研究学者将从国泰君安数据库等获取的729家企业的2007-200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并根据税率变化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两税合并政策实施后，出现税率上升的企业；第二类为两税合并政策实施后，出现税率下降的企业；第三类为两税合并政策实施后，税率未出现变化的企业。其中第一类企业为86家，第二类企业为353家，第三类企业为290家。将这些数据全部融入所构建的模型中，并展开描述性统计、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税率下降的企业DAC值在1%水平以上具有显著性。因而，这类企业极有可能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选择应计盈余管理方式。而税率上升的企业通过统计分析后发现，其各项指标中，只有酌量性费用操控指标存在显著性，且显著性为负，因而无法证明其是否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同时，税率未发生变动的企业，在2007年和2008年两年间的盈余管理方向存在一致性，都出现了正向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和负向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因而可作为参照样本。而税率下降的企业通过对其DAC值显著性的分析表明，其存在明显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但无法证明其存在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税率上升的企业通过各项指标的均值配对检验，显示其并不存在明显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在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假说进行验证的过程中，为了避免验证结果受到极端值的影响，研究人员也提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税率下降的企业选择使用应计盈余管理方式，能获得一定的税收优惠，并获取相应的时间价值。而税率上升的企业，由于其本身采取盈余管理所获收益不明显，因而无法明确其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同时，发展速度越快的企业，越不愿意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方式。而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是真实盈余管理方式的运用，会对企业绩效和未来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2.4 两税合并、税收筹划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研究结果讨论
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合并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税率和利润都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税率降低的企业，通常会选择应计盈余管理方式进行税收筹划，而税率提高的企业，通常不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同时，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策略的选择时，往往会对这一策略的实施成本进行充分考虑，若是成本较高，企业会放弃对这一策略的应用。而政策的制定者，只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对企业的低成本税收筹划行为进行相应的限制。
3 结 语
伤昂喜⒈尘跋拢企业应充分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采用税收筹划对策，适当运用盈余管理方式。相对来说，制定策略的人，也需采取一些对策，对能够抵消税收政策影响的行为进行限制，从而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实现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共同稳定、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财税公司盈利模式范文4
【关键词】分公司；子公司；组织形式变更；纳税筹划
公司由于经营管理的需要，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考虑设立分支机构以更好地进行运营，但是，不同的组织形式在纳税方面有着不同的规定，科学选择组织形式，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并进行积极的纳税筹划。
一、分公司、子公司的主要区别
《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简言之，子公司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各类民事经济活动，独立承担公司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与责任。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则与子公司完全不同，分公司在业务、资金、人事等方面接受公司管理，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此，是否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是分公司和子公司的最大区别，导致两者在很多方面形成不同。
二、从税收角度考虑分公司、子公司的区别
（一）考虑分支机构的盈亏状况
根据税法规定，分公司是非独立纳税人，其亏损可以由总公司的利润弥补；子公司是独立纳税人，其亏损只能由以后年度实现的利润弥补，且总公司不能弥补子公司亏损，也不得冲减对子公司投资的投资成本。
所以，当总公司盈利，新设置的分支机构可能出现亏损时，应当选择总分公司模式；当总公司亏损，新设置的分支机构出现盈利时，应当选择母子公司模式。
（二）考虑是否可享受税收优惠
根据税法规定，当总机构享受税收优惠而分支机构不享受优惠时，倾向选择总分公司模式，使分支机构也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如果分公司所在地有税收优惠政策，则当分公司开始盈利后，可以变更分公司为子公司，享受当地的纳税优惠政策。
（三）考虑分支机构的利润分配形式及风险责任问题
如果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就不利于进行独立的利润分配。同时，分支机构如果有风险及相关法律责任，可能会牵连到总公司。子公司由于独立盈亏，如果出现税收风险及相关法律责任，一般不会影响到总公司。
（四）考虑纳税规定不同
对于分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实行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这样可以带来的好处是不同业务模块的盈亏可以抵消，整体上能降低企业所得税成本。
因此，对初创阶段时间较长，无法盈利的企业一般应设立分公司，这样可以利用成本扩张冲减总公司的利润，减轻税负；对扭亏为盈迅速、位于税收优惠地区的企业则可考虑设立子公司，这样可以享受当地的税收优惠。
三、组织形式的转变带来的纳税问题
企业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当初选择设立分公司已不能满足经营需求，管理层会将分公司变更为子公司，又或者总公司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减少管理层级，再将子公司变更为分公司。这样，不仅仅是公司名字的改变，工商手续的变更办理，实则还涉及到纳税问题，所以组织形式的转变是会增加企业的纳税风险的。
（一）分公司变为子公司
这里考虑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即以分公司净资产出资设立子公司，这一变更过程会产生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1.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16号）有关规定，该种情况相当于企业以全部实物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存货、在建工程等来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相关负债也随同转移，实际构成以净资产作为标的物来出资成立子公司，属于财税【2014】116号文所规定的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业务，应确认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转让所得，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的实现时间为投资协议生效并办理股权登记手续时。应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等于非货币性资产评估公允价值减去计税基础，可以在未来五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2.增值税
如果母公司将其存货转让给新成立的子公司，在税法上属于视同销售，也需要缴纳增值税。子公司取得的母公司存货，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对子公司取得的固定资产，母公司按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进行账务处理和缴纳增值税。
（二）子公司变为分公司
@一转变通常的做法是由母公司吸收合并子公司，合并后将原有的子公司改为分公司，分公司不再对外承担法律责任。一般情况下这一转变过程也涉及到企业所得税的缴纳，除非母子公司之间是具有正当商业目的的吸收合并且符合特殊重组条件，则合并过程可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于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原有子公司的进项税额可以在合并后的总分公司抵扣，但需要办理好进项税额的抵扣转移手续。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分公司、子公司由于组织形式、法律规定等的不同，其税收待遇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二者获取的税收收益也不相同。如果最初选择设立的组织形式不再适合公司日后的发展，需要进行组织形式的变更，则会产生新的纳税事项，增加企业的税务风险。所以合理选择并运用企业组织形式，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是公司管理者做出经济决策时需要考虑和权衡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李光辉，刘文曲.分公司变更为子公司涉税筹划[J].财会学习，2011，01
财税公司盈利模式范文5
【关键词】会计-税收差异，盈余管理，操纵性应计利润
一、引言
“会计-税收差异”（即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的成本与收益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关于会计-税收差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部分学者指出，由于管理层利用盈余管理调增利润时，往往会伴随所得税支付的增加，因此会计-税收差异的扩大有利于弱化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从而起到降低盈余管理的作用；另一部分学者则将会计-税收差异的扩大为管理层调整非应税损益，调高会计利润的同时而不改变应税损益留下的巨大的可操纵空间，会计-税收差异的扩大会刺激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那么，会计-税收差异会对盈余管理产生何种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数据，我们实证检验了会计-税收差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会计-税收差异与企业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正相关，会计-税收差异的扩大会激励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利用我国新所得税法实施后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会计-税收差异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是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给出了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及解释；最后部分是简要结论。
二、研究假设
会计收入和税收收入都是企业业绩的衡量指标。经理人每年都要分别向投资者和税收征管部门提供两种不同的财务报告。向投资者提供的财务报告是依据会计准则额标准而编制的，它反映了企业的会计业绩，而向税收征管部门提供的财务报告则是依据所得税法的标准而编制的，它反映了企业的税收业绩。会计-税收差异不仅仅是会计准则和所得税法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不同处理要求的产物，它也是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后果。由于会计收入和税收收入衡量标准的不同，经理人有动机同时操纵会计利润和税收收入，从而使得会计收入和税收收入的上升和下降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
在资本市场上，公司管理层处于融资、契约和管制等目的，往往有意识地进行盈余管理。一方面，会计-税收差异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税收成本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得到了以下待检验的原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管理之间具有相关关系。
三、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计量模型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察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因此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解释变量为会计-税收差异。依据研究假设和已有的经验型研究（刘行等，2012；叶康涛，2006），式（1）是我们采用的检验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管理的基本回归方程，具体如下：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EM为以操纵性应计利润（DACC）衡量；BTD为会计-税收差异的衡量指标。根据现有的主流相关研究，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产权性质等。为了控制年度效应，我们在对模型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二）指标构建
1、会计-税收差异
本文沿用主流文献中借助财务报告数据来推导应税所得。会计-税收差异的具体推算过程如下：
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当期的发生额-递延所得税资产当期发生额；
应税所得=应纳所得额/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会计-税收差异=（利润总额-应税所得）/总资产。
其中，利润总额为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为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所得税费用。在估计应税所得时，本文选择母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对其进行估计。
2、盈余管理
以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衡量为学术界所普遍采用。文章同样以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借鉴刘行等（2012）的研究思路，我们采用Kothari et al.（2005）业绩配比的修正Jones（1991）模型来估计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3、变量定义
我们在表1列示了实证中所有变量具体的含义和计算方法。为了降低横截面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总资产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4年沪深两市A股全部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对各年度样本数据同时执行以下筛选程序：（1）剔除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为金融业的上市公司；（2）剔除应税所得为负的样本；（3）基于计算应税所得的需要，删除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数据不连续的上市公司；（4）剔除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我们在表2中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操纵性应计利润（DACC）的平均值为-0.00003，中位数也为负，这说明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在从事向下的盈余管理活动；会计-税收差异的平均值为0.01050，标准差为1.02216，为平均值的97倍左右，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税收差异非常大；资产负债率（LEV）平均值为0.44975，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总资产中有45%左右来源于负债；股权集中度（TOP1）平均值为0.36856，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约为36.88%；产权性质（STATE）的平均值为0.39315，这说明我们的样本中有39.315%为国有控股。LNTA为取自然对数后的公司总资产。
（二）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我们在表3列示了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其中括号中为变量Pearson相关的伴随概率。相关系数显示，操纵性应计盈余（DACC）与会计-税收差异（BTD）的相关系数为0.6074，伴随概率为0.0148，这表明操纵性应计盈余（DACC）与会计-税收差异（BTD）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此外，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0.5以下，这说明模型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回归估计与解释
我们在表4中列示了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表4中Model 1给出了无控制变量时的会计-税收差异（BTD）对以操纵性应计利润（DACC）衡量的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表4中Model 1的回归结果显示，会计-税收差异（BTD）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会计-税收差异越大，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也越高。从表4中Model 1的拟合程度（R2）来看，会计-税收差异与截距项对企业盈余管理的解释力为20.07%。
表4中Model 2给出了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会计-税收差异（BTD）对以操纵性应计利润（DACC）衡量的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表4中Model 2的回归结果显示，会计-税收差异（BTD）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会计-税收差异越大，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也越高。资产负债率（LEV）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一般来看，公司负债率越高，面临债权人监督的强度也越大，公司违法债务契约的成本也越高，为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公司倾向于虚增盈余。股权集中度（TOP1）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股权越集中，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力也越强，公司经营盈余管理的动机也约强烈。公司规模（LNTA）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公司规模越大，其进行盈余管理的能力也越强，进行盈余管理的倾向也越大。产权性质（STATE）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注：括号中未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简要结论
会计准则的不断变迁导致会计-税收差异逐步扩大，一方面，会计-税收差异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税收成本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9至2014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会计-税收差异与企业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正相关，会计-税收差异越大，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越强烈。会计-税收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反映企业盈余质量的衡量指标。
参考文献：
财税公司盈利模式范文6
一、结合税收优惠政策，延伸国债质押式回购业务，提高盈利能力
1.税收政策：企业取得的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国债利息收入，是指企业持有国务院财政部门发行的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
2.业务运作模式：
（1）购买国债，目前中债登公布的信息看，国债票面利率大致在2.4%左右（税后），由于免征企业所得税，折成税前收益率是3.2%。
（2）进行国债质押式回购业务，目前银行隔夜债券质押式回购报价是2.1%左右。
（3）利用回购资金进行再投资，我司活期存款最高是2.4%，如果结合活期（类定期）业务价格2.8%，扣除逆回购成本，再投资盈利区间在30-70BP之间。
（4）将上述业务组合运作，整体收益率将提升至3.5%～3.9%。
3.业务优势
（1）相比目前大额通知存款，该业务收益率明显，可以有效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2）提高公司债券投资业务占总业务比重，提升债券市场运作能力；
（3）解决公司短存长贷及长期外源融资的难题，同业拆借最长期限7天，而债券质押式回购期限最长不超过365天。
4.符合市场现状与规律。与信用拆借等其他融资手段相比，以债券为质押品的债券回购交易业务风险小、交易的限制条件少。因此，质押式回购在银行间市场的融资交易中被广泛采用，交易量快速增长。2014年，我国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量达到212.4万亿元，其中隔夜回购占比达到78.6%。
二、积极参与集团年金基金管理计划，增加财务公司长期存款，优化财务报表，切实服务集团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包括短期债券回购、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和企业债券、可转换债、投资性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等”
财务公司可以沟通集团以及投资管理人，将年金基金在银行存款部分争取到财务公司作为长期存款，同时财务公司将此部分长期存款进行投资放贷，投资收益（贷款利息收入）扣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后的全部净收益作为该部分银行存款的“给付收益率”，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年金基金中银行存款的收益率，切实增加集团每位员工的年金收益，同时提高财务公司资产、负债项目，优化财务公司报表及有关监管指标，做到一箭多雕、多方共赢。
“给付收益率”参考公式：4.35%/1.06*（1-6%）*（1-25%）=2.89%。该收益率相信比在外部银行定期存款要高出很多。
三、对“投贷联动”业务的一点思考
2016 年，《中国银监会、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6〕14 号，简称《 指导意见》）明确定义，投贷联动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信贷投放”与本集团设立的具有投资功能的子公司“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相关制度安排，由投资收益抵补信贷风险，实现科创企业信贷风险和收益的匹配，为科创企业提供持续资金支持的融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