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模式范文1
关键词：农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3-017-03
一、农村人才培养现状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由依赖进出口转变为依靠拉动内需才是真正健康并使广大民众享受到福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农村有着八亿多人口，庞大的消费能力和市场潜力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的强劲驱动力。实际上从“十一五”开始，我国政府对“三农”问题就空前重视，投人力度持续增强，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优化，新农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程度解放，经过几年的发展，三农工作呈现出新气象新局面。然而当前的农村发展虽取得了一定成效却面临许多难题，其中作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人的因素日益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之一。现代化的农业需要大批能够掌握现代生产技术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而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对农村投入和关注皆将重点放在改善农村基础设置，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农业产出能力等方面，对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关注和投入持续不足。在农村中，相对于庞大人口基数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非常小，初中以下学历层次占绝对比重。大学毕业生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选择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非常有限，回到农村的更是少之又少。即使通过升学途径考上大学的农村户口的孩子毕业后也多选择留在城市，无法实现智力回流。可以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新农村的建设发展，不仅需要政策资金的支持，更需要一大批观念新、懂科学、有技术、会管理，能立足农村干事业的具有新思维和新视野的管理人才，只有建立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人力资源队伍，才能将庞大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使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深入持续，获得根本性改变，也才是破解中国农村发展瓶颈之道。
二、农村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目前，农村人才培养主要采用项目依托等非学历形式，由广播电视大学等高等学校组织实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这些形式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实践中也面临许多新问题。
(一)目标的短视
过去的农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较低，注重的是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授和推广，在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上，认识不足。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农产品进出口的国际化已成常态，农村这个曾经非常封闭的环境，越来越走向开放，很多农产品要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当下，现代农业的发展势必要求具有强烈经济意识、市场意识、法律保护意识和国际视野的现代农民。传统大老粗式的村干部显然已难以适应全新的挑战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难以胜任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因此，农村人才培养的视野应放在整个开放系统下分析认识，通盘考虑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目标定位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对象的局限
当前，农村中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长期或阶段性地外出打工，少数年龄偏大的人留在了农村，构成实际上学习农业科技的“硬核”。他们年龄大、底子薄，思维和学习能力比较差，且形成了旧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对新事物、新科技的掌握、运用慢，收效有限。从长远来看，刚毕业不久的农村初高中生才更应该是未来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对他们的培养至关重要，但是这部分人又多向往农村之外的世界，大多扮演的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体，如何让他们接受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之后实现智力回流建设家乡，留在“希望的田野上”将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三)过程的迷茫
虽然农村人才培养的课程大都贴近实际，实用性强，且在教材编写中，删去了不必要的理论章节，强调应用与实践。但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资源禀赋不一样，特色不一样，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教学计划过于统一，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无法满足当地民众的真正需求。另外，采用远程教育形式开展的农村人才培养项目如“一村一”等还面临着网络建设跟不上、专业资源缺乏的问题。在有的农村现代通信设施落后，至今尚未开通网络，极大地影响了远程学习的开展；由于远程教育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学习内容和选择的多元化、使学习者拥有很大自主性，极易导致学习过程的松散性、不确定性和难控制性，从而影响教育质量。学习过程的难以监控给学习者增加了迷茫。
(四)形式的单一
目前农村人才培养，主要采用“一村一名大学生”等项目委托的形式，形式相对单一，而农村人才的培养理应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地开展，必须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成人高等教育培养层次，建立起成人教育和自学考试教育相结合、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脱产教育和函授教育相结合、大学后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教育相结合、校内办学与校外办学相结合的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多渠道的培养层次结构和办学体系，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
二、农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农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是个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和众多部门领域，因此需要确定目标、整合资源、统筹安排、创新方式。既要有政府在政策资金上的支持，更要在宣传发动上下足工夫，提高人们的认识，只有从目标、内容、载体等多个方面进行体制及方式上的全面创新，才能进一步规范农村人才培养市场，优化农村人才结构，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释放农业生产力，将新农村的建设、开发提升到新的高度。
(一)创新培养目标
原来农民人才的培养对象相对比较狭窄，主要面向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农村青年，以普通农民和基层农村干部为主。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悄然登场，已经开始并且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担当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具有“三高一低”的特点，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因此，如何适应新生代农民的教育培训需求，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新的农村人才培养必须顺应农村现代化建设，通过开展各种“证书”工程，培养一批能够熟练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的骨干力量。通过选择不同类型地域，实施专项科技计划，打造特色产业，建立农产品科技示范园作为实践基地。这样学习培训结束后学员可将新点子、新项目结合科技示范项目进行孵化，或者对其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使其成为农村引进、运用、传播先进科学技术的带头人，也成为科技致富的带头人。
(二)创新培养内容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这五个方面的要求，就要实现农村各方面协调、全面发展。因此，现代化农村的建设需要培养的不仅仅是先进农业技术生产带头人，先进创业致富带头人，同时也是先进文化带头人。从教育的战略使命角度来说，教育不仅要让农民大学生们致富，对于现代文明在农村的传播，更是重任在肩。因此，要全面提升农村的生活质量，改善农民生存环境，就不仅要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还要提高其管理技能和文化理念，接受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培训者在授教中应该更多地融入人文精神和乡村关怀，在充分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公序良俗的同时提高其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切实关怀农村人的精神家园。
(三)创新培养方法
过往的农村人才培养侧重于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而农民大学生的基础差，底子薄，从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人手势必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平台加模块的方式更能贴近实际，效果显著。平台包括公共平台、素质平台和技术平台，技术平台由种植、养殖、加工、管理等不同模块组成，以达到培养实用型人才的目标。同时采用多元化培养途径，如合作教育(产学研结合、政产结合、校校结合等)、示范教育、专题教育、特色教育、跟踪教育等。农村人才培养的关键是要转变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实现从以学科知识体系为重向以工作实际为重的战略转变，从原来的以专业为基础，转向以学科为基础、注重以人为本。同时简化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平台，便于农民更好地掌握知识的精华、学得懂，会实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国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性大，各类培训要真正办到农民心坎上，只有贴近现实、灵活多样，提供个性化模块式专业课程设置，才能根本上引起农民兴趣和持续参与，这就要求各类培训机构提供丰富而适用的培训内容，各省、市、县广播电视大学灵活办学方式，努力获得专业设置、课程选择、管理和考核的自。
(四)创新培养载体
“三农”问题蕴藏着巨大的教育需求和教育前景，构成了远程教育为农村教育服务的内在动力，也是广播电视大学等教育机构伸向农村、为“三农”服务的社会基础。在培养载体的创新方面，除了要充分发挥电大的网络优势、资源优势和远程教育优势，努力推进以教育信息化为龙头，构建遍布乡村、农业龙头企业的数字化、集成化、终身化的学习支持服务环境，还要以新思路、新模式、新技术、新手段培养农民大学生，满足农村社会群体对享受个性化学习服务、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满足本土化人才培养的需求，通过学历与技能培训的有效结合，使农民的实用技能和学历得到双重提升，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在提高农民培训层次和创新新型农民培养模式方面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积极组织以课题申报的形式，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大学的系统优势，以省级广播电视大学为主，市县电大为辅，形成一系列课题申报、奖励、推优的新办法、新举措，加强科研投人，注重农村实用课题科研立项的倾斜力度。以问题带动学习，充分发挥农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创新培养质量观
高等教育中不同类型的教育应当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和评价际准，评价标准应紧扣培养目标，不能用普通高校评价标准一刀切。依托广播电视大学等机构的农村人才培养属于非学历教育，与一般普通高校在培养目标上有着显著不同，因此评价际准也直有所不同。要树立新的质量观，电大等从事非学历培训的教育机构就应摒弃精英教育的偏见，从服务社会服务农村的战略角度出发，立足实际。以农民大学生的培养为例，目前来看，该项目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了引导农民大学生培养项目健康发展，应该适时开展农民大学生培养质量评估。从体制的角度来看，应该改革评估的体制，在政府和各级电大之间建立―个或者数个中介机构负责农民大学生培养质量评估，这种中介由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建立或者委托建立，根据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制定评估体系，然后组织实施评估工作。同时评估方法和手段也有待进一步改进，要充分发挥各级电大自评的积极性，把评估纳入学校正常工作，实行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相结合，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相结合，学校自我评估与政府委托评估相结合，把经常性评估作为工作常态，不断改进评估方法，体现评估导向作用，实现专家组评估和现代技术评估相结合，增强公正性，提高评估效果。
(六)创新培养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培训体系规模不一、层次参差不齐并且布局混乱，缺少统一规划，教学资源分散单一，缺少特色，实际运行中未能充分发挥功能。有的培训机构或教学点资源匮乏，无力开展相关课程，甚至成为虚设机构，门可罗雀。建立完善的农村人才培养体系是开发人力资源潜能，提高农村人才素质的重要途径。完善的培训体系，丰富的培训内容，强大的师资队伍在提高农村人才素质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必须按照平等、公开、竞争的原则对各类培训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以劳动部门牵头，农林、教育、财政等共同参与、分工明确的领导体制。按照“制度、人员、经费、场地、机构、工作”六到位的标准和“信息、职业介绍、法律咨询、保费征缴、合同签订、仲裁受理”等功能对所在地区的农村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整合，形成以当地广播电视大学为主体、县人力资源市场为龙头，各劳务输出定点机构和乡镇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为骨干，延伸至基层的点面结合的劳务培训网络体系，并配备现代化办公设备，将所有劳动力资源信息统一录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建立农村人才档案和资源信息库，实现资源共享。只有形成层层落实、人人有责、全社会共同推进的责任体系，才能将对农村人才的培养开发落到实处。
三、结语
总之，农村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在当前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知识更新周期变短、信息网络日益普及的大背景下，农村人才培养所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只有不断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新路径来创新我国农村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推动我国农村人才培养工作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区域之问在经济、文化、风土人情、资源禀赋诸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东西部农村人才现状与开发水平显著不同。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训应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农村人才培养的模式，分层次、有组织地培养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才能为开创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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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模式范文2
〔关键词〕 新农村，农民，消费模式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一重大的战略任务，关键是要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使农民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人，其中应该包含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加强消费引导，推进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做到新农村有新的消费观。
一、农民消费模式转变是建设新农村战略的应有之义
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新农村的描述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也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我们说，发展生产是建设新农村的物质基础，生活宽裕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落实，乡风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思想基础，村容整洁是建设新农村的环境氛围，管理民主是建设新农村的体制保障，这二十字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其中，生活宽裕就是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使农民收入相应得到提高，改善农村整体面貌，推进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能充分享受科技进步、生产发展带来的成果。可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创造更好的农村消费条件，广开农民增收渠道，拓展农村消费市场，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启动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从我国农村现实情况看，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得到调动，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农民的消费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比如，在吃的方面，恩格尔系数有下降的趋势，主食消费下降，高能量、富有营养的副食消费上升；在穿的方面，农民对服装款式、花色的要求提高，高档服装的需求也有一定增长；在用的方面，家用电器类消费快速增长；在住的方面，农村家庭对室内装潢用品的消费需求有增无减；在行的方面，农民消费者已不再满足于自行车，购买摩托车、机动三轮车甚至小型汽车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对交通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肯定，随着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深入，农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农村整个消费领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能否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对农村消费升级做好分析、引导工作，能否使农民在开源增收的同时摒除消费陋习提高消费质量，能否帮助农村消费者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的消费理念，都反映着我们开展农村工作的水平和质量，也是“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的新农村内涵的具体要求。
二、农民现有消费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低层次的消费结构。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显露出了低层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1）恩格尔系数明显高于城市居民，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比重很低。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内部结构的调查表明，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食品、居住、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说明食品支出仍是农村最重要、最基本的消费，其中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虽属于小康型消费结构，但其总体消费结构层次仍低于城市居民。这种低层次集中反映在农村的文化消费基本上是贫乏的，读书看报、学习现代科学、掌握知识技术在很多的农村地区仍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2)住房消费是农村居民在基本消费需求满足后的消费热点。农民在解决了吃穿问题之后小富即安、小成则满的小农意识就显露无遗，很多农民达到小康水平之后就不敢扩大再生产了，开始追求四平八稳的生活，不惜重金盖一所“有派头”的庭院成为他们消费生活中的重头戏。(3)服务消费比例较低。农村居民大多对服务消费的接受程度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受收入的限制及农村第三产业发展较慢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传统持家思想的影响，很多服务消费都采取了自给自足的方式加以实现，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距，比如搬家业、钟点工、礼品速递等服务在农村还很少见。
（二）不健康的消费方式。饮食卫生、健康问题现在在农村已引起了足够的注意，但消费方式的“健康”问题远不止这些。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中还有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消费、封建迷信消费和人情消费等。（1）消费。一些地区成风，不管男女老幼都在忙里偷闲玩麻将，这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项目。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甚至出现人们开车去城里、镇上豪赌的场面。（2）封建迷信消费。封建迷信在广大农村仍十分盛行。很多农民四处花钱找“先生”、“大仙”看病免灾、算命看相、看风水等。这些愚昧消费不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有的甚至带来极大的社会危害。（3）人情消费。人情消费主要指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农户之间用于人情往来的礼仪性消费。这些年农村人情消费一直居高不下。以苏中地区为例，当前农民的每月支出中除日常生活必要开支外开销最大的前三项，有32．35%的人选择了人情支出，仅位于教育支出、抚养子女和老人支出之后。①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繁多，价码也越来越高，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这种人情消费表面上看是礼尚往来、“人情储蓄”，实际上却造成了巨大浪费，也使部分农民不堪重负。
（三）非理性的消费观念。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交流的频繁，农村居民也开始追求积极向上的消费时尚，但受传统落后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消费观念仍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1）过度节俭。一直以来，中国农民“贫”字当头，节俭被认为是消费第一原则，再加上实际生活中天灾人祸及生老病死等不确定情况的存在，以及子女的高等教育负担过重等原因，极大地限制了农户的其他正常消费支出，强化了农户消费的谨慎性心理，某些农户消费就会出现过度节俭的特征。过度节俭的消费观念必然会降低农户生活水平，甚至是以健康作为代价，产生所谓“节俭悖论”。（2）炫耀攀比。“随大流”和盲目攀比是我国最主要的传统消费动机，至今影响仍很大。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不是需要什么买什么，而是大家买什么就跟着买什么。因为不买大家都买的东西就会显得穷酸被人鄙视。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种炫耀攀比的心态就越严重。目前农村比较典型的消费攀比主要体现在重大节日和婚、丧、嫁、娶、建房等消费上。虽然农民平时日常消费非常节俭，但一到过年过节或者家里办大事，往往迫于社会压力，大铺大摆，大吃大喝，高额消费。这一方面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低收入的农户不堪重负，陷入贫困。（3）习惯于先储蓄再消费，反对“超前消费”。很多农民受传统消费习惯的影响，普遍认为“无债一身轻”，感到“寅吃卯粮”、借钱消费心理不踏实，基本上还是习惯于通过储蓄积累实现自己的消费需求。（4）重视消费中的物质因素，忽视消费中的精神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精神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而且物质消费中精神因素也越来越多。但是，农村居民普遍对日常消费中的精神因素不加重视，如饮食很少讲究色、香、味，住房不注重装潢布置的品位和个性，文明和卫生状况也比较差。
三、建设新农村要推进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
由上可见，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处于一种缺乏科学引导的、传统向现代过渡但尚未成型的阶段，科学、文明、健康、现代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与城市社会化程度高、生活质量高的生活方式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农民消费模式的落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需求的增长，进而制约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要求不相符，所以，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奠定物质基础。目前，农业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农业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仍在45%～50%之间，特别是在粮食主产省和中西部地区该比重高达60%以上。②可见，要想使农民增收必须在农业上作好文章，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走精细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道路，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此外，为了增加农户的外延收入，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或者积极开展区域性劳务合作，规范组织劳务输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转移。要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简化农民跨区就业和进城手续，妥善解决进城民工的工资待遇、劳动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好才能使农村经济步入良性发展，使农民收入切实增加。
（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创造客观条件。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比如电力供应不足、电压不稳；上下水设施不配套，用水不便；交通道路建设滞后，商业网点不通畅等。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目前农户家庭的大件耐用消费品中有12%处于闲置状态，尤以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用品严重。这种消费环境制约了农民消费模式的演进，因此，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能用老眼光看今天的农民，也不能简单地把农村居民消费等同于城镇居民消费。要以市场为导向，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和收入层次的农民消费需求特点，生产开发出符合农民口味的经济实用、质量合格、售后服务规范的消费品，要降低农村商品流通成本，加强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力度，有力地保护农民消费者的利益。
（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自身素质，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夯实思想基础。最近有记者在宁夏南部山区采访一农户时看到：占地几百平方米的大宅院，甚至比当地镇政府办公楼还气派，木制地板、红木家具、组合音响，装潢摆设之豪华考究让城里人都汗颜，更让人咂舌的是，不大的客厅里竟然有好几台大功率的空调在满负荷运转。户主竟然喜滋滋地称，这是在响应建设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这种暴发户式的摆阔不仅与当前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相悖，更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相违。不少群众把新农村建设错误理解成盖高楼、建新房和豪华装修，这一方面说明农民认识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各级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不仅要注重设施环境的“硬件”建设，更要宣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提高农民的文化道德素质。如果说经济、环境等要素是新农村建设的“硬实力”，那么文化则是新农村建设的“软实力”。“尤其是各种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发展观念互相碰撞之际，文化的特质更显示出‘硬实力’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素质。政府应该通过开展消费教育引导农民改变落后的消费观念，各种大众媒体也应加强宣传，让农民学会理性消费，树立科学消费和健康消费的思想意识，摒弃一些消费陋习。农户只有对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各种维权的法律、基本的消费技能等有所把握，才能树立起健康科学文明的消费模式。
（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后顾之忧，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提供制度保障。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覆盖城市范围，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相当薄弱。统计数字表明，农村社会保障率仅有3%，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比为22：1。养老、医疗、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时刻困扰着农民，当务之急是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户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逐步提高社会应负担的比例，彻底使农民摆脱“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重病只等死”的状况。二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使农民老有所养，解决后顾之忧。三是完善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扶贫规范化和制度化。
注释：
①田 珍.苏中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消费生活方式演进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
②张锦梅，方天 .政府在农户消费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③顾伯冲.发挥新农村文化的“软实力”〔N〕.光明日报，2006-02-01.
参考文献：
新农村建设模式范文3
石龙寨“组管委”――
新农村建设探索
石龙寨是龙场镇平寨村的一个村民组，位于凯施公路旁。全寨共有60户262人，全部是西家，有党员13人，耕地面积370亩。2006年“五一”节前，州、市主要领导到石龙寨调研后，决定建立组管委试点，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种尝试。
2006年6月，石龙寨召开村民大会，选举产生了村民组管理委员会，设组长、副组长各一名，成员6名，石龙寨组管委正式成立，实现了从“村官治理”向“组民自治”的转变，全新的农村组级管理模式由此产生。同年7月18日，《石龙寨组管委管理办法》正式出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村民组管理委员会是在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领导下的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自治组织。组管委在党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组管委下设公共事业发展小组、综治维稳小组、计生与妇女小组、科技文化活动小组、环境卫生小组、农业生产发展小组、旅游发展小组和远程教育小组。组管委成员分别担任各小组的组长。组管委和下属的小组都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组管委”模式：
让村民自己作主
一是通过“组管委”模式，石龙寨实现由“村官治理”向“组民自治”转变的全新农村组级管理。
“组管委”成立后，将原来1人担当的组长工作分别由现在的22个同志来分担，加强了组级工作力量，做到事事有人抓、有人管，解决了有人办事、按章理事的问题，改变了过去有事无人管、村民组长轮流坐庄或抓阄当组长的局面。例如，环境卫生小组每天安排村民轮流打扫村寨的公共卫生，再也见不到乱堆乱放、污水横流的现象，整个寨子干净整洁。
“组管委”每星期召开一次组民大会，反馈上周工作情况、商议全组下周处理事宜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农业适用技术知识等，集体讨论组里重大事务。例如，2007年1月，根据农技专家的建议，石龙寨要栽种50亩优质核桃，但村民曾有栽种果树不挂果的教训，担心栽种的核桃见不到效益，许多村民都持反对意见。对此，“组管委”没有粗暴否定，而是再一次把此事交给全组村民讨论。讨论后，虽然有顾虑的村民少了，但仍达不到栽种面积要求，“组管委”成员商议后一致认为：事关村民切身利益，要让村民自己作主。于是，“组管委”又组织召开了第三次村民大会，通过再次讨论，大家的积极性高涨，村民踊跃报名，登记栽种面积达61亩。栽种完毕后，经专家验收成活率达95％以上。又如，“组管委”通过征求组民的意见后，成立了龙场镇第一个组级教育基金，“组管委”成员带头集资，每户每年集资20元以上，用于解决面临辍学学子的经济困难。
“组管委”的成员都代表着全体组民的利益，坚持“监督从我做起，吃亏从我做起”的原则，勇于接受群众的监督，及时调整和细化组务公开内容，及时公开农户最关注的农村社会热点问题，接受群众监督，得到群众的好评。
二是“组管委”模式激发了村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村民自我管理、互相帮助、共同富裕。2007年7月，市委组织部帮助石龙寨建起了远程教育信息站，将石龙寨列为我市“一户一技能”学用转化示范村寨。“组管委”还根据群众所需和石龙寨的发展规划，对农户进行定期培训，开展党员“一户一技能”帮扶活动，要求党员在抓好自家致富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对其他贫困户的帮扶工作，帮助其他贫困户提高种养殖的技术，带动村民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在帮扶活动中，有8名党员与9户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如党员罗有义帮扶罗瑞文、文应华两户贫困户，指导其开展辣椒种植等，使这两户2007年平均收入增加1100元。又如，党员罗瑞富帮扶罗有坤两兄弟，使其2007年收入增加2000元。通过开展党员“一户一技能”帮扶活动，有6户贫困户通过帮扶学到了种养殖技术，摘掉了贫困帽子。通过党员的带动，激发了其他农户学习技能的积极性，有34户种养殖能手成为了“一户一技能”示范户。如今，全组60户均掌握了一门以上种养殖技术。2008年，仅林下养鸡项目，出栏20000余只，纯收入达18万元，15户养鸡户每户净收入10000元以上。
三是“组管委”模式有利于帮助村民增加收入和发展集体经济。在“组管委”的统一领导和带动下，利用远程教育信息站促进石龙寨广大村民学文化、学技术，围绕旅游业、特色农业做文章，种植经果林150余亩，其中核桃61亩、科技杨梅10亩、艳红桃20亩、杏子15亩、葡萄10亩、黑树莓5亩，烤烟88亩、生姜65亩、辣椒105亩和常年蔬菜50亩，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建立了林下养殖茶花土鸡基地，现有养鸡户12户，年出栏近20000只。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2008年，全寨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889元，比2007年2759元增长了47%，比2006年2190元增长78%，高于全市农民人均年增长水平。
四是“组管委”模式还有利于团结村民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组管委”的统一领导和带动下，全体村民投工投劳积极建设家园，使石龙寨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建成了独具浓郁西家民族风格的寨门，完成了进寨水泥公路改造、庭院的硬化绿化美化、“三小暨烟水”配套工程、旅游观光道路、荷花池、芦笙堂及其消防通道等工程的建设，全寨60户人家都建成了集改厕、改灶、改圈为一体的沼气工程，都用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完成了广播电视网络升级改造，农户都可以收听收看有线广播电视。
石龙寨“组管委”模式探索试验引起了黔东南日报、贵州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各级媒体的广泛关注，还得到了州委、省委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重视。2007年12月中旬，省委副书记、省长林树森亲临石龙寨进行调研，对“组管委”模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08年1月12日，黔东南州委、州政府专门在石龙寨召开全州村民自治管理工作现场会，总结推广凯里市石龙寨“组管委”试点经验。2008年4月29日，全省农村改革试验试点工作会议确定把凯里市石龙寨“组管委”模式作为全省11个农村改革试验试点课题之一。石龙寨还被命名为贵州省农村党员短期培训实践基地。2009年，凯里市加大投入，将石龙寨组与麻塘组进行连片开发，改善基础设施，打造西家风情和革家风情旅游景区。
石龙寨“组管委”
试验的几点启示
石龙寨实行“组管委”的试验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向组延伸，有效地解决了过去村民小组无人管事的问题。“组管委”自治模式，改变了过去村治方式，从“村官治理”向“组民自治”转变，促进村治职能从“行政事务管理”向“农村公共服务管理”转变，从“事后矛盾调解”向“事前自主化解”转变。实践证明，“组管委”自治模式符合我市的实际，有效地解决了村民小组这一最基层组织管理缺失或不到位的难题，使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同时，通过组级民主自治管理激发了普通村民作为建设新农村主人翁的热情，通过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服务自己、自己发展自己，改变了过去党委、政府习惯“大包大揽”，想做的事却做不好、做不到位的现象。“组管委”自治模式，是积极探索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和方法，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其次，新农村建设通过从民主管理抓起，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新农村其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首先从抓民主管理入手，以此来促进生产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石龙寨村务公开已形成制度，村民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社会治安良好。同时，村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也得到提高，遵纪守法户、遵守计划生育政策户、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均达100％。现在，石龙寨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治安良好，全组家庭邻里关系和睦，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石龙寨的巨大变化，吸引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乡创业，有4对在外打工的年轻夫妇返乡参与家乡建设。
新农村建设模式范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建设模式;国内外农村
1 关于农村建设模式的理论研究
美国农村社会学家埃弗里特罗吉斯和拉伯尔T伯德格根据个体农村变迁的思想，从其整体特征看可将世界各国农村发展的典型样式概括为两种: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即一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是本国与此相关的成员率先自然地根据自己的思想实现的，还是在别国已有经验的影响下实现的。前者属于内发变迁，后者属于关联变迁。
在发展经济学中，托达罗(M.Todaro)提出发展的初始条件主要包括8个方面:(1)物质和人力资源;(2)人均GDP和收入水平;(3)气候条件;(4)人口规模、分布和增长;(5)国际移民的影响;(6)国际贸易在增长中的贡献;(7)科学技术研究水平;(8)制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费孝通(1998)在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研究中，提出了“模式”的概念，意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模式是一个系统结构，表现出来各种经济社会要素间搭配起来的特有格局”。不同的发展方式、路子就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它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从而可以对不同发展模式进行比较。
在关于发展模式的社会学分析中，张敦福(2002)把自然资源和地理气候、人口、资金、技术、交通运输和通讯、国内政策、历史和文化传统、区域互动等8个变量纳入到区域发展模式的模型之中。
2 国内外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
2.1 国外农村建设模式研究
(1)日本高效农业模式。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非常注高效农业，比较著名的是日本“造村运动”。其中，在“造村运动”中最具知名度就是大分县前知事平松守彦提出的“一村一品”运动。平松守彦(1985)在《一村一品运动》中写道:“所谓一村一品: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村为基本单位，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传统优势和区位优势，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使一个村(或几个村)拥有一个(或几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从而大幅度提升农村经济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日本克服了本国资源稀缺、劳动力流失等难题，实现了农村的快速发展。
(2)韩国新村运动模式。
在1970年4月召开的地方长官会议上，韩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建设新农村运动，简称“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提出包括草屋顶改造、道路硬化、改造卫生间、供水设施建设如集中建水池或给水井加盖、架桥、盖村活动室等20种工程项目，由村民民主讨论、自主选择;第二阶段以增加收入为主，政府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农村调整农业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第三阶段主要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新村运动实现了农业与农村相结合的现代化，使韩国农村建设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情景。其借鉴意义在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应该分阶段、有层次地展开。
(3)印度的农村建设模式。
近些年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存环境，成为印度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政府农村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通过基层自治机构积极动员民众参与政府制定的各项工程。具体办法是，政府将权力下放给自治机构，通过自治机构协调政府政策和民众的愿望与需求。农村工程的重点在于促进就业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饮用水、环境卫生、住房、教育和道路建设等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将就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是其特征之一。
从国内外发展经验来看，每种新农村建设模式都决定于多种要素。尽管各国农村发展道路不同，但以农民收入为主，发展农村经济，靠政府扶持和引导，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条件，重视教育等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2.2 国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型模式
在关于农村发展路径模式的总结中，温铁军(2006)认为世界范围内解决农业支持体系的模式只有两种:一是美国的大农场与产业化模式，农场规模大到可以一对一跟公司谈判，形成了契约关系，实现了公司加农场主的产业化。二是日、韩及台湾地区的东亚小农与综合农协模式。中国属典型东亚小农，对象是经济不规模的细碎小农，因此不能照搬美国产业化模式。
于战平(2006)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主要有:(1)城乡统筹、协调、互动建设新农村模式，包括以城带乡型、城乡自然互融型、中心城区主动扩散、农村互补对接型、主动融入城市(都市)型(适用于对“市中村”、“城中村”的改造建设)、小城镇建设带动型;(2)传统村庄改造带动新农村建设模式，改造的具体实践模式包括区域村庄资源整合型、文明生态村建设型;(3)内生性产业提升带动新农村建设模式，包括具体模式有:工业化带动型、农业优势产业提升带动型、商贸优势开发型、优势与特色开发型;(4)完善区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带动新农村建设模式，包括政府直接提供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型;企业、个人直接经营型;集体运作型模式。
蒋和平、朱晓峰(2007)等在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建设新农村的典型特征，从各地带动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动力因素的角度出发，将其分为八种模式:政府主导型、城市带动型、村企互动性、支部带动型、能人领导型、科技园区带动型、主导产业带动型、高效农业带动型。
邹统钎(2007)认为旅游扶贫是促进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式，乡村旅游开发的最佳模式——政府扶持、社区主导的产业化开发模式(CBD模式)，旅游推动乡村建设机制的核心是地方控制与本地化。本地人所有、本地人管理的小型家庭旅馆在乡村旅游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它们更多使用本地劳动力与本地的建筑材料;食品供应主要来源于本地。由于国内旅游更多使用本地的劳动力与资源，因此它比国际旅游对乡村旅游的贡献大。本地化是保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以及旅游推动农村发展最有效的机制。
邹伟进、李红军(2007)认为农村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了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的不协调，背离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绿色生态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整体效益的发展模式，是以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生态法治为主体依托的发展模式，是建设和谐、可持续发展新农村的理想模式。
3 国内外文献评述及总结
3.1 现存的研究成果和文献存在着一些缺陷
(1)在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个别典型的个案，描述性研究比较多，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构建;(2)研究者的视角从宏观层面看问题，缺乏社会调查和实证性研究，而且对研究方法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辞，方法程序不规范不科学;(3)大多数研究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缺乏必要的理性关注。
3.2 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涉及新农村建设模式的诸多方面，很多创新之处给予我们不少的启示
(1)新农村建设要因地制宜，不要“一刀切”。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同时也有着很强的地方色彩。所以，选择新农村建设模式必须综合考虑所在区域的位置、资源禀赋、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性。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宜强调同一个模式，同一种方法或同一个标准，应从各地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注重实效，避免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避免新农村建设运动化，避免搞超前消费和过度建设，增加乡村债务和农民负担。各地应当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建设模式。
(2)要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主体地位的作用。当今时代主题是“以人为本”，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公是农民。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发点是为了农民，立足点是依靠农民，着力点是激发农民，根本点致富农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在新农村建设中不能搞“一切包办”，不重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建设新农村，要处理好农民参与和农民受益的关系，要尊重农民意愿，确保村民受益。和谐社会导向的农村建设应是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共同主导、以农民为主体、各类经济组织和民间社团组织广泛参与、城乡和谐、农民满意、高效运行的新型农村建设模式。
(3)政府要充当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主体，不能加重农民负担。新农村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确保资金投入力度是成功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的收入虽有大幅度增加，但是，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比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目前农民还不具备相应的投资能力。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公共投资，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吸引社会资金是完全必要的。政府要在稳定有关各项农村建设资金的基础上，扩大投资规模，整合现有资源，设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不断增加各级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力度，着力解决农村建设长期滞后局面。在政府充当新农村建设投资主体的同时，应当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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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费孝通.从实求知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张敦福.区域发展模式的社会学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新农村建设模式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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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加明，杨莉莉. 民营企业推进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山东省德州市“希森现象”透视［J］.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37～39
［3］ 赵慧. 基于循环经济的新农村发展模式探析［J］. 中州学刊，2007，（9）：48～50
新农村建设模式范文6
关键词：襄阳；三三制；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
2010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在襄阳视察期间对襄阳推行基层组织建设“三三制”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1月30日又作出重要批示：“湖北襄阳市推行‘三三制’新模式，走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新路子。日前我赴鄂调研时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认为应继续积极探索。请学习实践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湖北省委组织部进一步了解总结有关经验，视其成熟后加以推广借鉴。”①
襄阳市独创的“三三制”模式自实施两年多，从它所取得的成绩来看的确值得更多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学习。所谓“三三制”就是指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级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由党支部书记一肩挑，其他成员也相互交叉任职，组织架构上实行“三位一体”。 “三三制”模式的提出是在2008年底，襄阳市委结合即将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组织开展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专题调研，经过对谷城的堰河村、樊城的施营社区、保康的尧治河村、襄阳的四新村等深入调查研究，襄阳市委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凡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实行这种党务、行政、经济“三位一体”的模式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明显的农村特色。2009年7月，襄阳市委正式下发了《关于推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三三制”模式，促进农村科学发展的意见》，这是襄樊市委关于推行“三三制”模式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三三制”模式是襄阳市的首创，是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机制建设的有益尝试，为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了宝贵经验②。
一、三三制模式特色：
1.实现“三位一体”，选对领头人是关键
过去，人们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群众看干部什么？看的是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的一言一行，是否心系百姓，引领老群众脱贫奔小康，过上好日子。选好一个当家人，配强领导班子，着力培养高素质的“领头雁”，是当今新农村建设的重头戏。襄阳推行的“三三制”新模式，首先是突出了领头人的核心地位。他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既有别于较大规模投资形成的龙头企业，也有别于政府的行政推动，他们植根于农村，创业于农业，成功于农业。他们对农民的示范作用大，带动效果好。他们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对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襄阳区四新村邻近河南，地处偏僻、交便闭塞，既无资源、又无资本，村里一度负债180万，连村委会办公室都抵押了出去，是典型的“三无空壳村”。镇委将有经营头脑的党员刘大忠从外面动员回村参选村委会主任，并同时推选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兼任种养协会会长，实现了村级党、政、经三者的一体化。刘大忠放下自己赚钱的生意回到四新村，开始了强村富民工程。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在一无地理优势、二无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养殖业，先后引进了四海富民牧业，30万只肉鸡养殖厂和万只蛋鸭养殖基地，这不仅推动了集体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在他的辛勤经营下，“三无空壳村”不但还清了债务，而且还有了100多万元的积累，成了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2008年底，谷城县堰河村村级组织换届时，闵洪彦担任了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公司总经理“一肩挑”这个“三位一体”的村官，成立茶业集团，办起生态农业旅游公司，村里很快有了2000多万元的资产积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6000多元，迅速改变了“村里无钱办事、无力办事、无人办事”的空壳村现象。目前，在襄樊市像闵洪彦这样村干部职位“一肩挑”的村已达到216个。
“三三制”模式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但有利于突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而且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了基层组织的工作效率。
2.实施“三会治事”，尊重群众权利是基础
为了充分体现民主意志，基层组织在处理村里行政或经济事务时先由党支部会议研究后提出建议，然后把提议交由村民大会或社区居民大会讨论表决，最后由村委会或居委会落实执行。即在运行机制上推行村务会办事、事务会理事、村民监事会评议监督的“三会治事”，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依法办事和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
具体实践中，要保障“三会治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序运作，有力推进，一要科学界定议事范围，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二是科学制定办事规则，规范村民自治行为；三是科学设定理事模式，提高参政议政水平。
如保康县堰垭村 “三会治事”流程是：村里事情——党支部提出——村民代表大会决定——村委会落实。在堰垭村，大到电站选扯、公路线走向、小到更换一台办公设备，每一件村务都有专门的会议纪录，每一个村民代表的意见都得到了充分表达。一本本事无巨细的会议纪录簿上，纪录的不是琐细的村务，而是中国农村民主进程的足迹。每一个签名都是村民意志的象征，每一个决策的执行过程和结果，都是对农村党、政、经“三位一体”和“三会治事”新模式的最好验证。“三会治事”，充分尊重农村党员、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党员、群众参与决策、监督的合法权益，从而拓宽了村党组织与党员、干部与群众沟通的渠道，及时化解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p#分页标题#e#
“三会治事” 坚持以扩大基层民主为核心，科学规范工作程序，是建设新农村的稳定器。眼下在农村，有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如何让这三个组织协调发展？ 襄阳市推出三会治事、三位一体、三联共建的“三三制”模式，强化民主管理，许多棘手问题迎刃而解。
3．实行“三联共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根本
为了加快推进步伐，调动各种资源来促进农村社会发展，襄阳市委创新思路，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思路具体化、措施化。在市委统一安排下，各级党政机关纷纷派出城乡互联共建工作队下基层，共同参与包村帮扶，项目、资金、技术通过各种方式向农村输送，初步形成了“干群联动、城乡联创、工农联建”的共振效应，这就是“三联共建”。
2009年7月以来，襄阳区科技局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帮扶工作：帮助示范村理清发展思路，区科技局多次深系点朱集镇四新村、峪山镇蒋岗村调查研究，帮助联系点组织制定了2009年新农村建设工作计划；制定了帮扶工作方案，在深入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目标任务要求，制定了区科技局“一片七点”新农村建设试点帮扶计划，并按职责和任务分工抓好落实；开展了科技培训工作，先后聘请了抗震设防、农业科技等方面专家，培训5次；帮助峪山镇蒋岗村（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难点村”）建立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点，并配送微机一台。为朱集四新村文明农户创建拨付资金3000元。
山高路远的大坪村是保康县黄堡镇有名的贫困村。村党支部认识到要想壮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才是关键。他们抓住市委号召城乡联创、工农联建的好机会，创办了兴村计划示范基地、党内帮扶示范基地和回归创业示范基地。在市委组织部帮助下与襄樊广汇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合作，联手引进了樱桃谷鸭养殖加工项目，注册了“湖北保康绿源食品有限公司”，建起了鸭肉加工和冷藏工厂。全村养殖规模达到180万只，村民每年从养鸭项目上直接收入150万元。
“三联共建”工作格局，必须坚持以实现互动共赢为目标，不断提升整体水平。开展干群联动、工农联建、城乡联创、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三联共建”，重点在联，关键在建，根本在于实现互动共赢。特别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路难、饮水难、上学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以实实在在的帮扶成效取信于民，植根于村。“输血”与“造血”相结合，让党群部门联弱村、政法部门联乱村、经济部门联穷村、科技文化卫生等部门联系强村和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广泛开展科技、信息、文化、卫生、法律下乡活动，切实增强了互联共建的针对性和长效性。
实行干群联动、工农联建、城乡联创，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既符合中央提出的“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战略部署，又符合省委关于“城乡互联，结对共建”的基本要求，也是襄阳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实践。
二、“三三制”模式成功的启示
1. 一切从农民利益出发，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3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农民的权益得到了保障，农民积极性才会高；群众增收致富步伐加快了，才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把实现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坚持以发展集体经济为重点，才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农民的积极性是做好农村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实践证明，只有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农民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把农民的潜能充分激发出来，农村一切工作就具有了坚实基础，就能顺利开展并获得成功。如果农民缺乏积极性，或者积极性受到挫伤，农村工作绝对不可能做好。调动农民积极性靠什么？从根本上讲，要靠对农民利益的维护。只有在经济上充分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利，才能充分调动、保护和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充分激发农民的潜能和活力。因此，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做好农村一切工作的根本要求。把这一要求落实在具体工作中，就是要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全面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始终充分维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优先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建立健全维护农民利益的长效机制，经常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群众，满腔热情地对待农民群众、对待农民群众提出和反映的问题，坚决查处和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时刻关心农民群众的疾苦、倾听农民群众的呼声、集中农民群众的智慧，时刻把广大农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多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襄州区伙牌镇新农村建设得到省、市、区高度重视。省工作组、市委书记唐良智都先后对伙牌进行了考察调研，区委书记郭忠、区长王军等主要领导更是对伙牌高密度进行调研，现场办公帮助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尤其是由区直77个部办委局对伙牌实施分村、分段、分户包保，建立了对口包保联系工作制度，在伙牌形成了上下联动，科学协调，齐抓共建的工作机制。试点村伙牌村按照新农村建设方案，投资52万元硬化通户水泥路面8千米，投资36.4万元铺设下水管道4千米，投资3.4万元修过路桥涵2座，投资13万元回填废弃堰塘两口，拉土方17万方。结对共建单位区市政公司筹资38.6万元积极支持伙牌村新农村建设，取得粉刷文化墙700米，加固堰塘150多米等显著成绩；区电力公司投资200多万元为村镇架设路灯270盏；此外，25万元的清洁家园工程款也已到位。
抓好太山、耿坡、姚店、罗湾、刘坡等村的通村公路建设和黄集、薛刘、胡岗6个村的饮水工程建设；对陶家、毛岗、程营、温岗、长王、太山等村进行了详细的村庄规划，积极做好新型合作医疗政策宣传，目前已有90%以上的群众参加了合作医疗。成立沼气工作专班，积极做好沼气建设的宣传和引导，目前已申报毛岗、太山、耿寨、程营、胡岗等9个村共2000多户，发展沼气项目。向上争取项目，黄石路已修建完工、岗马路已投入修建，已落实陶家、耿寨万亩优质水稻基地，胡岗、温岗、王庄等村的5000亩高产棉基地建设，力争做大板快经济。#p#分页标题#e#
2.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能动性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目前我国政权组织中的最基本单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广大村级干部的具体落实，这一级组织的工作成效直接体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当地的发展作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这一级组织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对一个地方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比如少数乡村党组织的战斗力每况愈下，一些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日益消退，一部分农民党员的先进性又难以体现，弱化了党在农村的政治优势，这些都值得人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该如何全面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比如从1988年起，保康县尧河村党委以孙开林为首的一班人带领全村群众向恶劣的生存环境挑战，凭着愚公移山的毅力,发扬“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和谐创业、科学发展”的尧治河精神，劈山修路、炸石开矿、筑坝办电、改田建园、兴工办厂。到2009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700元，村级固定资产8亿元，全村整体上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逐渐富裕、从原始荒蛮到现代文明、从封闭愚昧到开放开发、从单一经济到多元化发展的四大转变，成为中国山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尧治河的实践证明，“三三制”模式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必然产物，是推动党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助力器”。像孙开林这样的干部在襄阳市基层不在少数，他们是党在农村、在农民心目中的政治支撑，他们的事业看得见、摸得着。要对这样的干部大力宣传，扩大影响，不能好事不出门，以此提高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
作为党领导农村工作的核心堡垒，多数乡村党组织在带领群众加快发展奔小康中充分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从襄阳农村建设成功的范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农民党员具备较强的致富能力，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实践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重要代表，成为党领导农村工作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三三制”模式诞生的基础：基层党组织能带领农村集体经济完成“努力快发展、全面建小康”的历史任务。他们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蔡乐苏表示，“襄阳创新模式”能克服党的领导在农村基层严重弱化、农民的生产经营过于个体化和城乡分隔等现象，使农业与工业、商业、科技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③。
“三三制”推行以来，襄阳全市实行“三位一体”的建制村已有620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全市农村经济组织达到2491个；集体经济纯收入超过5万的村已经从91个增加到570个，村集体经济纯收入总量达到6.8亿元。城乡互联共建中结对子的单位已有2406个；兴办项目1902个；向帮扶对象注入资金8268.4万元；“城乡互联共建”引导了城市机关、企业各种资源向农村倾斜汇集，资本、技术、项目通过各种方式注入农村经济组织，犹如不尽的源头活水，成为助推农村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周溯源认为，“三三制”模式有利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有利于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各类社会问题；有利于帮助农民当家作主，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④。
“三三制”模式取得明显成效：农村基层组织构架精简高效，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巩固；推进了农村改革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步伐进一步加快，使襄樊农村大地呈出一片盎然的生机⑤。襄阳农村基层党建“三三制”模式的推广，会让绿色田野充满希望，使我们的新农村更加美丽。
参考文献：
【1】刘仲初《农村改革发展的“隆中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三三制”高层论坛在襄樊举行 》[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10 12.
【2】刘仲初《襄樊市农村基层组织“三三制”模式的探索》[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10 28
【3】邢敦杰《“三三制”模式是襄樊市的首创》[N].襄樊日报. 2010 92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