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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老人的基本常识范文1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人们对健康关注程度的加深，社会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的改变等问题的存在，必须进一步深化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努力为居民提供安全、便捷、经济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十七大指出“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的确，坚持做好社区医疗保健工作，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而对于我国的国情来说，如何以医院为基础来做好社区医疗保健工作，是摆在我国医疗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敬爱的总理生前曾指出：“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这里我以从事山西省人民医院的社区医疗保健工作的实际体会出发，谈一些基本认识。
1 培养专业护理人才
随着我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医疗保健的服务需求自然就会提高，他们不仅需要有效的诊疗，而且还要求得到预防疾病、健康长寿的指导和服务。现代医院早就不是用老的服务方式，坐在医院里等病人了，而是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走出医院大门，把重点放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社区群众提供全面的服务。从前社区工作内容局限，护理人员短缺，社区护理人才培养模式不完善［1］；缺少对妇女、儿童及慢性病的连续追踪护理；缺乏对老年人的健康照顾；缺乏较好的对老、幼、妇、残为重点的社区服务的保健护理模式；社区健康评估、健康干预等工作没有较好参与；社区护理缺少规范化管理［2］。
2 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家庭护理对策
社区医疗保健服务是以预防为主的医疗服务，而且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该服务能防治各种病患，为病人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使人身心健康，这比上医院吃药治疗效果更显著。因此，保健服务必须从居民聚集的社区抓起，而且务必要起到保健预防目的。例如，“纽约医疗医院集团”（Health and Hospitals Corporation，HHC）是纽约市政府负责统筹“医疗补助方案”和“医疗照顾方案”的机构。在社区保健服务方面，HHC发起了“预防哮喘治疗行动”。哮喘病是纽约市儿童门诊的头号常见病，为掌握社区病患病情，该行动将每个社区的儿童哮喘病人登记在案，为他们提供治疗仪器，帮助病人监督呼吸，正确使用喷雾器，并定期家访，指导病人正确用药。我院效仿国外的先进经验，定期为社区内的中老年人检查身体，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的基本常识，将重要的观察对象记录在案，不定期回访，掌握社区居民的身体状况，指导他们正确用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家庭“空巢化”。1982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首次提出了“空巢家庭”的说法，指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年家庭。随着独生子女进入社会求学或工作，空巢家庭将成为我国老年人家庭的主要形式。根据我国第5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我国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20.09%，其中空巢家庭占老年家庭的22.83%。预计2030年空巢老年人家庭的比例将达到90%，届时我国老年人家庭将“空巢化”。空巢家庭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心理问题、社会适应问题、生活料理问题，尤其是健康问题［3］。以家庭护理为基本单位的社区医疗保健工作必须重视空巢家庭的服务体系。我们在开展社区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建立社区医疗服务网络的同时，也尽可能协助社区向老人提供多层次、多体系、多方位、高水平的医疗保健和生活求助等方面的服务，对身患疾病、缺乏自理能力的空巢老人开展入户服务。社区服务体系的开展有助于减轻家庭在照料老年人方面的负担，并可改善老人与子女的关系。对空巢老人实行专案管理，开展老年人护理、临终关怀及社区健康护理训练，对影响疾病进程的不良行为进行护理干预。这些举措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3 以慢性病为重点工作对象
各种慢性病严重危害着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慢性病人病程长，甚至终身患病，必须长期坚持规律服药、锻炼功能、定期检查，其遵医行为尤为重要［4］。
在我院长期工作中，发现绝大多数慢性病病人缺乏相应疾病的防治知识，没有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忽视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当中存在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多种慢性疾病。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及早的、持续地开展了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逐渐使他们认识和接受了慢性病预防工作的重要性，并形成了自觉预防自觉保健的自主行动。针对高血压、糖尿病、老年痴呆病的病人来说，社区综合护理干预更加能显著地提高病人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本着这个原则，我们走进病人家庭，访视护理注重合理利用和开发老年慢性病人自身资源，给他们讲解疾病知识，纠正其不良生活习惯，教会他们一些自护技巧，巩固和提高了老年慢性病人的自护能力。
4 实现信息化管理
实现健康查体档案信息化管理，能为健康档案的管理、查询、统计、健康指导、流行病的调查研究等提供更准确、全面、系统完整的数据，有利于社区及全社会传染病的预防，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我市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了社区健康信息数据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病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工作部门、生活习惯、嗜好、家庭健康状况（家庭主要成员病史、家族史）、本人照片、查体日期、联系电话；查体资料，包括血压、血糖、血胆固醇、三酰甘油、血尿素氮、血肌酐、肝功能、乙型肝炎表面抗原、X光检查、B超检查、心电图等等；汇总分析，包括每个人历年的数据变化直方图和各异常项目的所有人数汇总分析；还包括每个人的查体情况保健医师提出健康指导意见。这样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可以实现健康查体档案信息化管理，使每个人都能够直观了解到历年的身体健康变化，极大方便了管理。
5 建立恶性传染病的预防隔离机制
恶性传染病如果处理不当，会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严重为害。而社区医疗保健系统对于传染疾病本身就有天生的预警和防治作用。在平时的走访活动中，我们就刻意地加强了一些恶性传染病的宣传和科普活动，并留心类似疾病症状的产生。再加上计算机的运用，大部分本来需手工做的统计和分析工作可交给计算机来完成。是否拥有一个健全的社区医疗保健服务机制，已经成为一个城市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如何进一步持续健康的发展这一服务，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家庭护理的信任问题、意外突发事件的及时救助问题等，都需要去探讨和建章立制去完善。我们相信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社区居民的鼎力配合下，这一事业必将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玲，周长美，周莹，等.社区护理人才培养的现状与探讨［J］.护理实践与研究,2008,5(12A)：8788
［2］ 赵秋利.社区护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13
护理老人的基本常识范文2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以2010年1月～2011年1月在本中心就诊的不育症患者中选择的80例（40对夫妇）作为观察对象。年龄范围为22～40岁，婚龄范围2～10年，其中：男方前列腺炎患者有10例；异常患者有10例；其他疾病如隐睾、发育不良、精索静脉曲张、性激素异常等疾病的患者有5例，原因不明的患者有15例。女方输卵管阻塞患者有8例，盆腔因素、子宫内膜异位症、性激素异常等病症有7例，其他原因不明的有25例。
1.2护理方法
首先向所涉及的患者发放调查问卷，分别涉及失眠、抑郁等不良情绪的自我评价，随后，护理人员采取当面授课、影碟播放的形式对其进行2次/月的心理护理，8次为一个疗程，全部患者均接受了1个疗程的护理干预，具体做法如下。（1）做好心理辅导工作。对未婚和已婚的青年提倡进行婚前教育和检查，宣传生殖、生理方面的有关知识，科学地指导青年男女正确认识两性关系，只有夫妻和睦，性生活和谐，才能建立美满幸福家庭。同时加强宣传导致不育的相关疾病如何治疗过程，对一些紧张型受术者，以温柔的抚触，握住手，让受术者依赖护理心理得到可靠充分的满足。同时与其闲话家常，分散其注意力，使受术者从护理人员的言行中受到关心和体贴，从而能正确对待自己与生育，消除顾虑，树立信心，调动体内的积极抗病因素，配合治疗，以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2）同情理解关心鼓励患者。对悲观心理的患者予以关心，而不要鄙视，嘲笑。一个人无论什么原因引起不育的，总会受到精神上、肉体上疼痛折磨，此时患者极需要医护人员的安慰和关心，首先以热情和蔼的态度与其沟通，在耐心倾听的同时对其痛苦或挫折表示同情心和关心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动态，使其感受到医护人员是真心的帮助，为他们排忧解难，从而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积极配合治疗。（3）暗示治疗。增强信心除药物治疗外，还要配合心理治疗，通过暗示方法，对症状好转，应给予以肯定，适当鼓励，增强信心。（4）实行保护性治疗。使患者解除顾虑，尊重患者的隐私，对不愿公开病情者，为其保守秘密。不向他人泄露患者的病情，工作时间不在其他患者前讨论该患者的病情，解除患者顾虑，使患者放心治疗。（5）指导患者注意生活起居，饮食及调节生活，教导患者注意精神调养。保持足够睡眠，避免精神过度紧张，参加有益的文体活动，取得夫妻双方互相关心，爱护与支持，最能有效战胜疾病的信心。
1.3评价方法
在进行心理护理的前后，对患者的失眠、抑郁等不良情绪进行自我评价，同时进行之护理工作的态度、质量、满意度以及对自身心理压力的缓解程度进行评价。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3.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2进行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患者接受护理前后的不良情绪对比患者接受护理前后的不良情绪对比详见表1。
2.2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及压力的缓解情况患者对于心理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以及自身压力的缓解情况调查结果详见表2。
2.3心理护理后的孕产情况在经过心理护理后，有9例为自然同房妊娠：其中，分娩6例，生化妊娠1例，自然流产1例，宫外孕1例。夫精人工授精妊娠7例：其中，分娩5例，生化妊娠1例，自然流产1例。
3讨论
青年夫妇从结婚到创造一个全新的小生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当然这作为人类自身繁衍的需要，也是与生俱有的生理功能。当青年夫妇在结婚以后，生儿育女就应该是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而是否需要生育，本来应该是由夫妇双方自行来选择[4]。但是，对于不育不孕患者来说，不但被剥夺了生儿育女的权利，而且往往还要承受比正常夫妇更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因此，一般的不育不孕患者往往都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心理，较重巨大的来自由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这些心理压力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悲观心理
由于中国的传统观念较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仍然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不育不孕患者往往会因此受到来自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家庭中老人的期待或抱怨，使患者产生巨大的思想负担，很容易影响他们的工作、学习和夫妻之间的感情，他们往往对自己的能力表示失望，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家庭的解体和破裂。
3.2讳疾忌医的害羞心理
有些不育不孕患者在已经知道自己出了生殖系统问题时，初婚夫妻往往认为这是自己的生理缺陷，总是难以向外人启齿，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或者是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当然也就不敢到正规的医院检查治疗，而是自己乱服药，或者偷偷地找江湖医生治疗，因而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
3.3焦虑苦恼心理
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在经过长时间的求医，走了多家医院仍然没有治愈，从而大大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也加重了经济上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往往是越焦虑和苦恼，就越对治疗抱有更高的期望，同时要求医生用最好的药物，但是，当效果不佳，就会进一步加重他们的负担、焦虑和苦恼，形成恶性循环。
3.4紧张害怕心理
有些患者患精索静脉曲张、输卵管阻塞等等疾病，由于在治疗前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和基本常识，一旦当听说需要通过手术治疗时，往往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和恐惧心理。
3.5对治疗缺乏信心
护理老人的基本常识范文3
摘要：本文通过剖析改革以后新建立起来的上海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方案的准入条件、个人帐户积累、共负责任等各个方面，指出现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计划设计过程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从而强调社会性别意识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F840.6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5-0015-07
就一个国家而言，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既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和谐、平稳和健康发展的调节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除了具有增强人们抵御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功能之外，还有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保险则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部分，它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革不断撞击着在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保险制度。为顺应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1998年底，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确定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原则和主要政策。《决定》指出：“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原则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城镇所有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
根据《决定》精神，2001年上海正式实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改革后新建立的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具有下述特点：
第一，新的医疗保险制度不仅将“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合并在一个体系内，而且明确规定社会医疗保险参加的单位是不同所有制的单位和个人，结束了非公有制企业职工被排斥在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以外的不公平局面。
第二，改革以后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社会统筹基金，改变了过去医疗经费由个别企业(劳保)和政府(公费)承担责任的做法。
第三，改革以后的医疗保险制度强调个人、企业和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统筹基金的筹集采用个人和雇主缴费的方式。
第四，改革以后的医疗保险制度拥有了更具效率的医疗保障运作机制。它强调个人在享有社会保险的同时应该承担的责任。具体做法是建立个人帐户，每年根据参保者年龄按比例向帐户划入经费。在起始段，使用个人帐户资金，使医保成员对费用使用和控制有责任感。同时个人帐户经费没有使用期限，可以逐年累积，以便个人年老多病时使用。
第五，医疗保险经费的使用采用三段制。即起始段、自负段和共负段。在起始段使用个人帐户资金；用完后，进入自付段。当自付段支付的费用达到全市上年平均工资的10％以后，进入共付段。在共负段，个人和社会医疗统筹基金共同支付医疗费用，个人承担的比例同就医医院的级别和就医者年龄挂钩，最高级医院(三级或市级)个人支付份额最大；中级医院(二级或区级)个人支付份额居次；初级医院(一级或社区)个人支付份额最少。当医疗费用超过全市年平均工资的400％以后，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不再支付。
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政策和制度设计中同人们利益最直接相关的部分，它既涉及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和利益，也涉及国家、团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分析、调整和改善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现阶段实现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重要任务之一。
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有时也称作两性的社会关系)，它与阶级、种族、民族等社会关系具有相同的性质。用社会性别方法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就是要提出“谁做什么?谁拥有什么?谁来做决定?怎样做决定?谁得益?谁损失?”
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可以发现上海自2001年开始实施的新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对社会产生效率的同时也带来部分迫切需要完善的方面。本文将主要针对上海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行社会性别分析。
一、制度设计中的社会性别视角缺位
首先，从这项保险的准人条件，即享受的范嗣看，它是为在业人员设立的，就业是纳入医疗保险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女性就业的机遇比男性少，特别是女性从事正规化就业的机遇比男性少，这无疑是女性进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一道门槛，能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计划的女性必然少于男性。由于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一直没有分性别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资料，为此，我们仅能从该计划的原则出发而得出医疗保险覆盖面必然是男性高于女性的结论。而江苏省镇江市的资料证实了我们的推断。该市“1997年、1998年及2001年3年参保人数大致相当，接近28万人，参保职工性别构成变化不大，男性多于女性，男性所占比例基本上在57％左右”。据2000年和2006年上海统计年鉴数据，上海市在岗女工数量有逐年减少的趋势，如：1999年上海市在岗女工是124.62万人，占总在岗职工人数(327.07万人)的38.10％，而2005年，上海市在岗女工是130.79万人，占全部在岗职工(356.55万)的36.68％。男女两性的就业人数比例的差别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来，女性受惠必然小于男性。
其次，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现行方案没有正视男女两性收入的差别而带来的影响。在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整体计划巾，年龄始终是一个重点考虑的因素。这主要是由于：(1)不同年龄人群的身体状况不同，不仅患病的概率不同，而且患病的类型也不同。老年人口比年轻人更多和更易患病这是生理规律和基本常识。(2)更重要的是，老年人口一般已经退出劳动岗位，以养老金为生，收入相对较少。如果医保制度的个人承担部分不考虑年龄差别，势必使老年人口的利益受损。(3)个人负担机制使老年人口处于相对弱势。按目前实施的个人帐户经费累积的原则，年轻时要为将来年老时作一些医疗费用的积累和储蓄。然而个人帐户中的资金积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使目前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处于不同的境遇。目前的青年人有数十年的时间为他们医疗帐户经费积累，而现已进人老年的人群在计划经济时期，个人几乎没有任何积蓄，他们同年轻人相比，处于不同的起点。为此，本次方案对老年人口给予较多的优惠待遇，如退休职工不需为医疗保险缴费，帐户的拨款由统筹基金支出，在门诊就诊时个人支付比例低于在业职工，等等。
但是，现行方案在充分考虑年龄因素时，却完全忽略了性别这一因素，男女社会性别差异被忽略的直接结果是：
第一，不同性别参保人群对统筹基金的贡献程度存在差别。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男性平均
工资高于女性。它部分是源于男女所从事的工作岗位或行业的差别而导致的，部分是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然存在。为此中国城镇在业妇女的年均收入仅是男性的70.1％。现行医疗保险的筹款原则是按工资水平为医疗保险基金的缴费基数，由于男性的平均工资高于女性，个人对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的贡献必然是男性大于女性。又由于中国女性退休年龄平均比男性早5年，而在退休后，医疗保险采取只使用不缴费的原则，势必形成男性比女性为统筹基金做出较大的贡献。(2005年上海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82.36岁，男性平均预期寿命是77.89岁)。以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年，而晚去世4年计算，女性平均要比男性多占用9年的统筹基金。男性比女性为统筹基金做出的贡献大，而女性享用统筹基金的年份和金额要长于和多于男性的结果是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没有考虑性别因素的结果，也是现行退休制度对其造成的影响。
第二，个人帐户积累额的性别差异。个人帐户的积累是中国医疗保险改革后的一项新举措，它由于强调个人的责任而能起到抑制对医疗服务过度使用的作用。然而以工资和工作年限为基础的医保方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个人帐户的经费积累的性别差异。表1是上海市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者分年龄对其个人帐户划人医疗款的方案。
从表1可见，职工在职期间，每年进入个人帐户的经费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它全部划人个人帐户，另一部分是从社会统筹基金中划出。尽管同年龄职工不分男女从社会统筹基金划入的经费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另一构成因素，个人缴费的费率是以个人工资收人为基准的，由于就总体而言女性比男性工资低，因而它的直接结果是，平均划入女性参保者个人帐户的经费会比男性少。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职工退休为止，这意味着到退休时，(假设男女同龄退休)，同年龄的男女(假设同时工作)进入老年时女性个人帐户的经费积累数额少于男性。另外，工资收入一般是随着工龄增加的，由于女性退休早于男性，在个人能够挣得较高工资(一般而言，工资随工龄和年龄同步增长)，即个人帐户能相对划入较多钱款时，女性不得不提早5年退出，这就加剧了在个人帐户积累方面男女性别机遇的不平等。还有，由于个人帐户的另一部分是从社会统筹基金划出，社会统筹基金以社会平均工资为标准。而社会平均工资一般是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女性相对于男性提早5年退休的政策，使女性丧失了获得较高统筹基金的机会，这一切都会成为女性个人帐户积累少于男性的重要原因。或许有人认为，按目前的政策，退休人员个人帐户是从社会统筹基金中，以社会平均工资的4％或4.5％的比例划入，是一个较高的比例。然而，这不能说是对女性的厚待。因为，在退休后男性和女性同时享有这个待遇。女性个人帐户积累少于男性的事实，加之老年阶段女性的患病概率又高于男性，必然会造成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遇到患病贫困和贫病交加的局面。
第三，自负段门槛对女性来说相对高于男性。现行的城镇基本医疗计划规定，参加医疗保险职工的医疗费用的支付分为三段：个人帐户段、自负段和共负段。职工每年就医或买药都从个人帐户开始支出，用完后进入自负段，又被称为设立的“门槛”，它设定为全市上年度平均工资的10％。当就医者完成自负段所需支付的金额以后，才能启动和进人共负段。由于自负段个人承担的钱款相当于全市上一年度平均工资的10％，而与个人的收人无关，患病职工的实际经济收入必然会影响和制约对医疗服务的获取。按照自负段的规则，即全市上年平均工资的10％，高工资职工对此支出相对于收人微乎其微，低工资职工却是负担很大。由于女性工资或退休金普遍低于男性，因而，这项规定对于女性的影响较大，它遏制女性的看病就医行为的可能大于男性。这道门槛设立的本意是让患者不要轻易地开启自负段和共负段的“门槛”，因为它打破了看病要掏自己腰包的习惯。然而这道“门槛”的高度对于女性来说要高于男性。以女性工资仅相当于男性工资的70％为例，如果男性平均工资正好等于上海市的平均工资，那么男性的自负段所支付的金额正是他一个月的工资，而女性支付自负段的费用就几乎是她们一个半月的工资。其结果是女性享受同等程度和类别的医疗服务相对于男性要承担更多的费用(占其收入的份额)。
第四，共负段支付标准带给不同性别人群的不同结果。按照三段支付原则，当参保者相继经过个人帐户段、自负段以后，便进入了共负段，即个人和社会统筹基金共同承担参保者医疗费用的阶段。它不考虑参保者收入，只是按参保就医者的年龄和医院等级，实现差别性收费。(见表2)个人分别承担的比例在15％～55％。由于男女两性平均工资差异的客观存在，因而，同龄男女两性在患病概率相同的情况下，在就医医院等级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她们的工资(养老金)收入，妇女要比男性支出更多。我们假设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消费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主要指吃住行)；第二类是满足健康性需求(医疗)；第三类是满足享受性需求(文化、娱乐和旅游)。这三类需求的弹性是不同的，第一类最小，第二类其次，第三类最大。在男性和女性收入不等的前提下，(不管是在职的女工工资还是退休后女性老人的养老金，与相同就业状况或退休的男性相比都是女性低于男性)在遭遇同类疾病的情况下，由于参保者个人承担的标准没有性别差异，这就使女性必须牺牲第三类享受性需求来满足她们的第二类即健康需求本身；有的甚至于牺牲第二类，即牺牲健康需求来确保第一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在第一类基本生存需求无法缩减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我们在调查中听说过，有些老人在个人帐户钱用完时采取拖延战术。等下一年度的经费人帐时才看病。也有部分女性由于没有钱而拖延必要的手术治疗。当然我们不排除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男性身上，但是在缺乏性别差异的个人责任机制条件下，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女性高于男性，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反映出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中的社会性别观念缺位和它的必然结果。
最后，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忽略了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和疾病谱的不同，由此导致女性参保人员的医疗需求同男性相比无法得到满足和个人负担较重。这种情况在老年阶段表现更为突出。中国的老龄化已是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2005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近20％。据卫生部近年的一项调查，老年人患慢性病的比例达71.3％，比普通人群高出一倍多，有42％的老人患有2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在老龄社会中，女性老人遭遇的健康问题一般要多于男性。“虽然女性老人的平均寿命比男性老人长，但她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却比男性差”。同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女性比男性长寿。然而，女性的非健康寿命年数高于男性。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年龄在60岁以上人群，他们预期寿命的增加都
是健康的，而在20世纪70年代，该人群增加的预期寿命几乎全部是伴随残疾的。这个结果对男女人口虽然都是真实的，但是在所增加的寿命中，非残疾的年数男性比女性长。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在65岁以上人口中，女性有病卧床不起的时间是12年，而男性是9年。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上海市居民健康预期寿命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上海女性在高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中有50％以上处于非健康状态。女性老人非健康寿命较长是同老年人的患病类别有关。《上海人口发展报告》指出：“2003年影响上海市民平均寿命的主要疾病，改变为肿瘤、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损伤中毒丧失的平均预期寿命，男性大于女性，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丧失的平均预期寿命，女性大于男性。”
显然，在女性的生命周期，慢性疾病和残疾生存年数要多于男性。慢性疾病除了长期的医疗费以外，还有昂贵的护理费，这是女性老人生活的沉重负担。然而，就目前的医疗保险方案看，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老人，退休后的个人支付比例都是相同的，由于女性在就业时工资比男性低，退休后养老金的水平也比男性低。尽管女性退休老人同男性老人承担相同比例的医疗费用，但是相对于收入和慢性疾病患病概率，患病女性退休老人的个人负担相对比男性患病退休老人更重。
从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可见，现行城镇医疗基本保险在制度设计上，无论是职工基本保险的准入条件，还是自负费用的比例上，都没有从社会性别差异的视角出发。以年龄为轴心的政策制定方案，从表面上看是中立和平等的，但是实际上，对男性和女性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性别不平等的典型表现是，以机会平等出发，即每个人不论出生、资质，都有相同的机会去获得各种社会资源，强调社会给予每一个成员相同的机会和利益，但是结果往往是不平等的。现行医疗保险办法忽略了男性和女性在就业机遇和工资收入等方面的差别，忽略了男性和女性在退休年龄方面的制度规定的不同，忽略了男性和女性生理特点和身体状况的差异，导致了中性的、不考虑性别的医疗保险方案带给女性和男性实际可以享有的利益的不平等。
二、现行医疗保险构架下必须完善的方面
检验一项社会保险制度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应该是看它的覆盖率和受益程度。当然这两项标准的实现程度是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可供重新分配的社会经济资源相联系的，但是下述方面的改进，可以使医疗保险制度在社会公平和性别平等方面直接受益。
1、医疗保险的准入条件有待进一步完善
现行医疗保险资格准人规定引发了不容忽视的社会性别平等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和“劳保”医疗保险体制下，由于中国女性的就业率高达98％～99％，加上职工家属享有50％的医疗费，从而保障了绝大部分妇女的医疗保险享有权。然而，随着女性从事正规就业人数急剧下降，例如200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上海女性失业和待业的比例比男性高出12个百分点”。以就业为基本准入条件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必然会成为女性享有医疗保险的制度。如果说目前医疗保险享有权的性别差异没有高度显现的话，那是由于一部分下岗女性和内退女性都以同原单位保持协议关系，或继续享有社会保险为前提条件，即原单位继续为其缴纳医疗和养老保险金，她们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仍被保留着。在不久的将来，当较高比例的年轻女性失业，女性人群较高比例的从事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等现象被固定化以后，城镇医疗保险享有人群在数量上的性别差异必将成为一种明显的社会不公平。政府除了要采取多项措施保障女性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以外，在没有条件推出和施行全民医疗保险的条件下，应修正和完善现行的城镇医疗保险资格准入规定，将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和非正规就业人群包括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方案之中。
医疗保险准入制度的改善还有利于解决目前保险覆盖率不高、保险资金不足和风险抵御能力不强等问题。例如，根据2004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24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502万人。其中参保职工9045万人，参保退休人员3359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和432万人。1111从中可以看到目前退休人员几乎占据全部参保人员的27％，它是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的结果。由于退休人员不缴纳基金，却使用的相对较多，因而医疗保险基金不足的困难在所难免。它使城镇基本医疗保险面临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社会统筹基金大部分被退休老人占用。据镇江市医疗保险结算中心的数据，2001年在职人员人均医疗费为673.05元，退休人员的人均医疗费为1651.66元，退休人员的人均医疗费为在职人员的2.45倍。“在2001年，占参保人员27.40％的退休人员消耗了44.84％的医疗费用，使用了总医疗基金的48.42％，将近1/2。”另一方面，已经对退休人员费用作了倾斜的医保政策并不能满足大量体弱多病老年人的医疗需求。显然，继续让不断增长的退休老人占用医保计划中社会统筹基金的大部分的现行制度，不仅会侵害年轻参保人员的利益，还会直接危及医疗保险计划的正常运行。医疗保险准入制度的改善不仅能够直接改善参保人员的年龄结构，而且可以改善参保人员的性别结构，有利于实现医疗保险制度中的社会性别平等和实现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2、女性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与健康需求应当得到满足
长期以来中国的医疗保障一直是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居民享受着比农村居民更高标准的保障。医疗保险改革以前，城镇人口的高就业率，保证了城镇户籍人口几乎都享受“劳保”或“公费”；农村人口则依赖着保障水平很低的合作医疗，或者说依赖着数量很少的土地使用权。然而，经济体制的改革带动了人口的流动，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打工。农民工进城也将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带人了城市。然而就目前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的改革看，户籍仍然是享受医疗待遇的主要分界线。也就是说，将户籍作为制定社会公共政策主要着眼点的传统思维定式束缚了中国医疗保险改革的视野，这使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差别在城市中显性化，社会公平问题在医疗保障方面趋于剧烈和尖锐。
虽然在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上海市率先推出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保险，但是实际受益的外来农民仍然较少，一方面，雇主以农民工流动性大为由，为减少成本故意不为农民工缴纳综合保险，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工以非正规就业形式而谋生，从而也被排斥在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保险的范围之外。令人注意的是，城市流入妇女的人数逐年增加。1988年上海市流入人口的性别比是241(女性为100)，而2003年是134。流入城市无医疗保险的妇女多于流入男性，她们中的大多数既无条件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也不适合参加“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保险”，
因为与进城打工的男性相比，她们中更多的是从事没有雇主的非正规就业和家政服务业。进城务工女性的健康问题集中表现在生殖健康方面，它已经成为上海妇女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的障碍。2003年，上海(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为34.69/10万，其中户籍人口为11.99/10万，非上海户籍流动人口为68.55/10万。非上海户籍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23例，其中12例在医院外分娩。23例孕产妇死亡中11例无产前检查。流动人口妇女与本地户籍妇女相比，产前保健次数明显偏少。不同户籍妇女的医疗保障程度的差异还影响了围产儿的健康。北京的一项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围产儿死亡的相对危险性是当地户籍的5.7倍。一些流入城市务工的孕产妇，在怀孕和分娩时有的不得不回家乡分娩，有的则不得不找不合格的收费低廉的私人医生，导致她们与城镇户籍妇女相比在生育处境方面进一步边缘化。
解决进城务工女性医疗保险的主要办法是打破户籍界线，放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准入标准，将一部分够条件的进城女性务工者吸收进来。也可以从解决进城务工女性的生育保险人手，建立个人缴费制的生育保险，实行互助共济。考虑妇女生育是一种社会的职能，政府应对缴费制的生育保险应给予一定的补贴。
3、正视收入的性别差异，减轻女性老人的经济负担
“公平”与“平等”常常被作为相同含义的词而混用，但事实上，两者是有差别的。“平等”只是指简单的平均分布，但“公平”是以某种假设和社会理念为基础的一种分配状况，是为了实现某种社会价值而进行的一种分配方式。“公平”的资源和财富分配可能不是“平等”的，而“平等”的资源分布或财富分配并不意味着“公平”，反而可能是不“公平”的体现。在现行医疗保险的框架下，患病女性老人的经济负担重于患病男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待女性老人的医疗需求问题既关系到社会公平也关系到性别的平等。女性老人与男性老人相比，既有患慢性病多、非健康状态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又有养老金低的特征。由于老年人口的养老金水平偏低，患慢性病，特别是患重病的女性老人的生活处境尤为困难。本次医疗保险改革对于老年人口的医疗需求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政策倾斜。现行上海城镇医疗保险方案不需要老年人个人缴费，并且不像国家规定的城镇基本医疗改革设计的那样有封顶线，看病医院不受限制，只要持有医疗保险卡，就可以在全市所有与医保中心联网的医院就医，并且可以支付在一些定点药店买药的费用，方便了老年人的就医选择。“但是，退休人员个人支出的医疗费水平也存在增加的可能。”目前城镇医疗保险给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同等的政策倾斜，这似乎是一种平等，然而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女性老人养老金低于男性，而长期患慢性病的概率又大于男性老人，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如果我们将个人承担的部分(包括自负段和共负段)设定为与收入相联系的方案，形式上的公平、事实上的不公平就能够避免。
4、将性别意识纳入医疗保险改革方案的思考
从2003年起上海对参加保险的低收入人群相继出台一些补充规定，如综合减负政策，即对在职职工年收入在本市上年度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以下、年收入在本市上年度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以上、本市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1.5倍以下的和年收入在本市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1.5倍以上、3倍以下的年自负医疗费分别减负本市上年度职工最低工资标准30％以上部分、减负本人年收入40％以上的部分和减负本人年收入50％以上的部分；对退休人员年养老金在本市上年度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减负本人年养老金30％以上的部分、年养老金在本市上年度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减负本人年养老金40％以上部分。另外，对患有癌症的化疗病人、尿毒症透析病人和精神病患者也给予减负政策。这些减负政策充分体现了对不同经济收入参保人员的利益调整。然而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就能发现，由于女性的收入和养老金普遍低于男性，因而女性从减负政策获得的实际收益要大于男性，从而也使这些减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目前医保方案中男女不平等程度。但是，减负政策的复杂和繁琐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理解和操作的，于是对制度本身的修改和完善便是其根本的出路。
医疗保险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利益构成中的方方面面都包含着社会性别的差异性，这是社会政策制定和方案设计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医疗改革和医疗保险方案设计过程中能够融入社会性别意识，或者将就业、收入和体质等方面社会性别差异的客观因素始终予以重视，那么医疗改革方案就能体现性别的平等和社会的公平，就能更加体现和符合社会医疗保险这类公共政策本质上所要求的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