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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燃料市场研究范文1
化学工业（chemical industry）又称化学加工工业，泛指生产过程中化学方法占主要地位的过程工业。包括基本化学工业和塑料、合成纤维、石油、橡胶、药剂、染料工业等。化学工业利用化学反应改变物质结构、成分、形态等生产化学产品，如：无机酸、碱、盐等。在台湾，化工的主要范围包括：制糖、味精、造纸、精密化学（油墨、染颜料、制药、接着剂、农药、清洁剂、日用化学品）、石油化学、橡胶、塑料、合成皮、酸碱、合成树脂、胶带、复合材料、陶瓷、玻璃、水泥、油漆涂料、皮革、樟脑等工业。
石化产业是台湾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平均年产值占整体制造业之比重维持在7%左右水准，且产业关联效果相当大，为台湾重要关键性产业之一。石化工业是化学工业中是以石油或天然气作为主要生产原料，以制造成各种石化产品的工业。基本上，石化工业可分为上、中、下游三大产业。上游产业为石化原料业，系将轻油或天然气中的乙烷，经由裂解工厂加以生产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甲苯、二甲苯等产品。中游产业包括塑胶原料业（包括PVC、LDPE、HDPE、PP、PSKABS等）、人造纤维业（AN、CPL、PTA等）、合成橡胶业（BR、SBR等），以及肥料业。中游厂商再根据上述本原料加以衍生出四大产品，即乙烯、丙烯、四碳烯烃及芳香烃系列产品。因此，所称石化工业其范围包括上游的石化原料业及中游的中间原料业。
化学工业不仅和传统制造业相关，它的基本原理也是各应用科学的基础。近年更与生化、聚合物、航天材料、医药、半导体电子材料、光电化学工程、高分子科学、污染防治、特用化学品等科技紧密关联，成为既是传统产业，也是高科技产业的一环。
2.台湾化学工业的回顾
台湾化学工业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898年清光绪年间设立的磷酸及硝酸工厂，1902年打狗（现在的高雄）是糖商、糖行聚集之处，台湾的砂糖95%是自打狗港外销出口的，打狗港是当时著名的“糖港”。这一阶段，所生产的基本都是初级日用化学品。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全力动员台湾的人力与物资推动固碱、盐酸和液氯、化学肥料、水泥、平板玻璃、味精等工业发展，以满足军事和民生物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化学工业的发展。二战结束后，台湾政府倾全力成立提炼樟脑油的樟脑工厂，整修生产烧碱、硫酸的设施，分别成立台碱公司与台肥公司。另于1946年重建日本人在高雄所留置的炼油设备，成立中油公司（现更名为台湾中油公司），于高雄原厂址设立炼油厂，负责石油与石油化学产品的产制工作，提供经济建设、工业发展所需化学产品与发电用燃料，基础化学工业开始兴起。
1959年，台湾中油公司嘉义溶剂厂生产苯、甲苯、二甲苯等基本石化品，充分供应岛内的染整、农业、清洁剂、纺织、塑料等市场，满足了民生用品需求。由台湾中油公司在高雄炼油厂内兴建的台湾省内第一套轻油裂解厂于1968年开始运转，提高了纺织、塑料、皮包、雨具、玩具出口制造业的原料自给率，不但让高雄成为台湾化学工业发展的重心，也建立台湾化学工业在整体工业体系中的角色与地位。
自1986年起，台湾化学工业进入转型期，产品结构调整，面临“质”的提高。为适应国际竞争，低附加价值产品移往海外，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渐受重视，部分研究成果也开始涌现。
台湾“经济部”统计处的数据显示，台湾在1991年化学工业的产值约新台币10，958亿元，占制造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而在化学工业中，造纸印刷化学品、塑料制品、化学材料、石油及煤制品的产值合计已达新台币7，275亿元，显示当时的化学工业仍以生产民生用品、基础素材型化学工业产品为主。
3.台湾化学工业的现况分析
化学工业是台湾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对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产值约占制造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按台湾标准行业分类，台湾的化学工业分为化学材料、化学制品、石油及煤制品，橡胶制品及塑料制品等门类。台湾化学工业的发展，过去主要是采取了“逆向垂直整合”的方式。就是先从下游加工产业开始，进口原料、加工生产、开拓市场，然后逐步扩大延伸，发展成为上、中、下游配套的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1986年来，台湾化学工业从过去以解决数量问题为主进入了以提高质量为主的转型期，产品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通用型产品的生产移向境外，岛内注重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特用（精细）化学品，并不断增加这方面的科研投入。
步入21世纪，因工资上涨、环保意识增强，以及中东、印度及中国大陆化学品产能骤增、东盟区域贸易壁垒的压力等因素，台湾许多大型化学工业厂商加速转型，生产关键化学原料及特用化学品等高价值产品。此外，为扩张生产规模与销售范围，台湾化学工业经营业者也纷纷进行国际化布局，到中国大陆、美国或东南亚国家投资设立生产或贸易基地。
近10多年来，信息电子工业的产值略高于化学工业，而两者之间的产值差异正逐渐减少。1993年化学工业产值为12，300亿台币，占制造业总产值22.3%，高居各行业之首。1999年化学工业的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约2成，2009年化学工业的产值约为新台币32，318亿元，占制造业总产值高达31%。十年来，化工业的发展很快，与制造业相比较，制造业的年平均成长率约为3.5%，化学工业却已达5.8%。
在化学工业的产值中，石化约1.7万亿，其余是一般化学工业。石化工业主要靠成套技术及设备引进，其发展即是典型的下游带动的“逆向垂直整合”模式，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开拓加工产品的市场，再逐步扩大到上中下游完整的生产体系。由于过去台湾的竞争依仗劳动力比较优势，研究开发未受重视，研究成果少，自主技术建立缓慢。
而在化学工业中，医药用化学品、特用化学制品、高性能合成纤维材料、石油及煤制品的产值成长较为显着，造纸印刷、肥料、塑料制品等则呈现负成长，显见化学工业的产值成长快速，主要归功于光电与电子工业用精密材料、医药化学品等高附加价值的化学制品。
2009年，台湾公布生物科技（包括：生技制药、医疗器材等产业）、绿色能源（包括：太阳光电、LED照明、风力发电、氢能及燃料电池、生质燃料、能源资通讯及电动车）、精准农业（包括：基因选种、高效能高生物安全生物工厂等产业）、观光旅游、医疗照护及文化创意为六大新兴产业。
这些产业政策将引领化学工业厂商提升生产技术与产品等级，开发光电、资通讯、医疗材料、关键性药品中间成分等化学品，并研发对环境友善性高的绿色生产制程与产品，如氢能、生物质酒精与生物柴油、可分解生质塑料制品等，构建化学工业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4.台湾化工厂商分析
在台湾化工行业占据统治地位的厂商是公营的台湾中华石油公司（CPC）及一些私营的岛内化工公司，包括台塑集团、NanYa塑料公司、台湾聚丙烯公司、大太平洋石化公司、联合石化公司以及台湾苯乙烯单体公司等。与亚洲其它一些地区的情况不同，西方跨国大公司在中国台湾占领的市场不多。
在石油化工行业，共有50家企业。从业人员达到3万以上，并且逐年递增。产值上下波动，但总体呈上升态势，近三年来产值从2009年的1.6万亿增加到2010年的1.8万亿新台币。研发经费上―直保持稳定，占营业额的0.32%。在投资方面，投资在50亿元以上的有4家公司。分别是台塑集团、台湾中油公司、长春石化公司和中美和石化公司。其塑集团投资最多，共达到9200亿元，分五期完成，各期分别为5137、1246、2817亿新台币。重点投资项目分别是炼油、轻油裂解相关产品及石化相关产品，芳香烃厂及石化相关产品，炼油、轻油裂解相关产品及石化相关产品。
化工行业中从业人员最多的是塑料加工业，也是化学工业中最大的产业，工厂约9000家，从业人员23万。高级材料的加工、加工技术的提高、产品精密度的提高，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例如，加强混炼技术、添加剂使用技术、高精密度射出成型技术、弹性自动化生产技术，重点开发电子零组件、汽车机车零配件、光学仪器零件、医疗器件零件与功能性多层模制品等。
台湾专用化学品工业包括橡胶、塑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电子工业用化学品、水处理剂以及农药、医药、染料、生物技术制品等，共有220家。
5.两岸产业合作
六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化学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已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门类比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品种大体配套、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工业体系，并建成了较完善的科研、设计和教育体系。
中国大陆的化学工业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1949年，祖国大陆化学工业总产值为3.2亿元人民币，1996年达到2577亿元人民币。尤其是从1991年到1995年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化学工业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1.1%，是中国大陆化学工业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同样，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台湾的化学工业日臻成熟，它的特点是：大量地成套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生产效率高，许多产品，如ABS、聚醋纤维、聚氯乙烯等均具国际竞争力；上下游产业结构完整，部分中间原料达到世界级产量水平，下游加工业以中小企业居多，灵活而多样化高科技投入的成果也渐渐显现，今后将全力推动高附加值的精细及专用化学品、生物科技及制药产业的发展，加快国际化步伐。
总之，两岸化学工业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有其共同之处。即起始时问差不多，初创时的化学工业均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而进行化肥的生产。后来由于发展环境、资金和政策等不同，所以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以化工科技为例，台湾化工科技发展主要是通过吸收海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的途经进行的、因此走的是一条轻基础研究、重应用技术研究的道路，其化工研究焦点集中在中下游，因此，其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强。而中国大陆的化工科技重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相对较少。化工研究焦点是中、上游，所以中国化工科技基础研究发达，积蓄了大量的科技人才，据统计，中国大陆化工系统共有县以上独立的科研院所245个，职工约5.5万人，研究领域之广泛涵盖了整个化工领域。然而，由于应用研究投入不够，科技成果转化比较慢。
由于海峡两岸化学工业发展道路不同，形成了相异的优劣势和互补性。
中国大陆化学工业的优势为：天然资源丰富，化工专业人才众多，力量雄厚；石化上游规模大；消费市场潜力大；劳动力成本低廉。劣势：资金短缺，营销渠道尚不完整，经营和管理人才缺乏；市场经济体系不尽完善；化工技术转化能力欠缺。
台湾化学工业的优势是：资金充裕；营销网络完整，经营和管理人才水平较高；化工技术转化能力强；下游加工实力较强。劣势：天然资源缺乏；内需市场较小；基础研究人才欠缺；生产要素成本高。
两岸化工业各自的优劣势充分显示了双方之间存在巨大的互补性，是今后合作的良好条件和机遇。例如，。可以以大陆化工基础研究成果和人才优势，通过共同开发、委托研究、技术转让等方式，协助台湾加快发展高附加值的化学品；利用大陆经济持续增长的机会，为台湾化学工业的技术、资金、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以台湾化工的技术转化和国际营销经验的优势，与大陆联手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打破西方国家在技术上和市场上的垄断。双方还可以通过发展机会的互相配合，创造出1+1>2的综合效应，以取得两岸双赢的格局。
6.台湾化学工业的未来
台湾的化学工业历经多年的努力，如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制造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台湾经济发展之所以能稳健成长，其贡献很大。
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产业的崛起，亚洲部分国家也急起直追，提升技术能力，化学企业不断经历着购并、联盟和重整，扩大规模与厚植竞争力；同时，东盟组织的成形也逐步构筑贸易障碍。在这样的冲击下，台湾的化学工业必将经受严酷的考验，必须积极进行核心技术与产品升级及再转型。化学工业产品将朝着洁净化、多样化、专用化及机能化，且是绿色环保产品的方向发展。产品的研究开发力量将强化并富有效率，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纯度与物理及化学特性，以创造新价值来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新工程塑料与精密涂料、色料化学品、薄膜材料、医药化学品、纳米材料、保健品与化妆品配方原料、新兴产业用关键化学品材料等新化学工业制品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最后，化学工业为推动国际化、全球化贸易运筹，必须整合产销体系建立电子化系统，才能及时把握商机。
未来化学工业科技仍然是纳米材料、光电材料、光电、半导体、生物医学材料、航天材料、污染防治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基础。只有依赖化学工业才能创造出环保的、优质的、安全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因此台湾努力朝着开发省原料、低耗能、低污染与高经济附加价值的新产品方向发展，以抵御成本低廉、劳力密集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以渠道及品牌打入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台湾化工业正在稳步前进[J].化工文摘，2000（04）：7.
[2]关肇基.台湾的石化工业（一）[J].东南亚石化市场研究，1995（5）：11-16.
生物燃料市场研究范文2
石油进口取代美国是大概率事件
尽管中国进口石油“超美”发生在去年12月份，但今年年初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已反超中国，因而现阶段还不能断言中国会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原油净进口国。
不过，从中长期看，中国在进口石油贸易方面具备“超美”的可能性。事实上，2012年，美国从国外购买原油和油品的总量净值已经跌至20年最低，为日均进口量每天714万桶。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由于需求增长乏力，2014年美国石油进口量将降至25年来最低水平，美国包括原油和石油产品在内的石油日均净进口量将减少到600万桶，是1987年以来最低水平，还不到历史最高水平一半。同期，中国的原油净进口量平均将为每天572万桶，很有可能对美国形成“追尾”。到2020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达4.5亿至6.1亿，而中国国内可供量却只有1.8亿吨至2亿吨，缺口达2.5亿至4.3亿吨。由于中国石油产量不具备大规模扩张的能力，此后新增的石油需求量几乎要全体依靠进口来满足，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石油进口量有可能跨越3亿吨，而成为世界第一大油品入口国。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在进口石油方面真正“趋势性”而不是“暂时性”取代美国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美国页岩气革命对世界能源结构的影响
美国进口石油贸易的地位发生变化的背后是页岩气革命，而页岩气革命对于当今世界能源结构的影响是深远的。具体来看，页岩气革命将会使国际能源结构发生剧烈蜕变：
一方面，页岩气革命对世界能源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天然气资源内部的品种构成上。与常规天然气相比，由于形成大规模页岩气开采能力时间不长，页岩气在国际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变化更多体现出“后来居上”的特征。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统计，2007年，页岩气在美国天然气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仅为8.1%，而到2011年，这一比重上升到29.8%。
另一方面，页岩气革命对世界能源结构的影响体现在整体结构的变动上。由于美国的页岩气产量增加，从整体上拉低了天然气价格，特别是天然气与煤炭和原油之间的比价呈现出下降势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不难看出，2008年，美国市场上每1000立方米天然气价格与同期每吨澳大利亚煤炭出口价格和每桶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之间的比价分别为2.431和3.202，而到2012年则分别下降到1.04和1.097。受页岩气革命的推动，不同种类能源之间的比价变动也会产生资源配置的跟进效果，有助于提升高效清洁能源在世界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
页岩气革命除了能对世界能源结构的改善起到推动作用外，也难免会带来“误伤”效果。从发展生物燃料方面来看，页岩气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大生物能源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近年来看，只有当原油价格超过70美元，生物能源生产就能够带来利润。相比之下，现阶段页岩气的开发成本折合成原油约为每桶65美元，说明在替代传统能源过程中，页岩气相对于生物能源来说具有一定的成本“拦截”优势，客观上容易造成不可再生能源对可再生能源的反向排挤。
除石油天然气资源外，近些年来中国的煤炭进口依存度也日益提升。自从2009年中国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开始，中国进口煤炭规模明显扩大。据海关统计，中国累计进口煤炭2.9亿吨，进口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居世界第一。无论是石油进口增加，还是煤炭进口增加，都离不开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也离不开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外部环境间接配合。页岩气革命降低了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客观上促使美国终将进口石油的“第一”位置“让”给中国。
页岩气革命对国际分工、产业和贸易的影响
由于中美两国在当今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双方的地位变化也会影响到整个国际能源供求结构。如果未来中国能够取代美国而不是仅仅“客串”世界第一进口石油大国的位置，页岩气革命所带来的国际能源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会更加深远，不仅涉及到新一轮国际分工，而且也影响到产业生态和贸易布局等诸多方面。
首先，国际能源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际能源市场的分布版图。一是美国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地位将会从需求方向供应方延伸。花旗集团的一份分析报告称，由于本国页岩油开采量的增加，美国目前是世界油气产量增长最快的国家，美国有可能在将来实现“能源独立”，报告甚至把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内的北美地区称为“新中东”。二是随着美国对外原油进口减少，许多石油输出国的产能需要通过其他渠道来消化，而中国对消化这些石油输出国的剩余产能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三是世界主要产油国受到的压力不尽相同。目前看来，美国主要减少的是来自于尼日利亚等国的轻质油，而对于主要出口重油的海湾国家市场，美国仍然十分倚重。由于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下降，未来美国有可能进一步对现有的贸易伙伴加以筛选，而对于像委内瑞拉这样的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来说，美国也很可能减少从这类国家的石油进口量。四是国际能源结构的变化也表现在下游产业。除墨西哥、加拿大外，巴西、智利也是美国石油产品的主要进口国。2011年，墨西哥从美国汽油的进口量增长44%，足见其对美国石油产品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
其次，随着开发页岩气对国际能源价格起到压制作用，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将会获得双轮驱动。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的加快，美国的制造业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克服劳动力资源稀缺的劣势。同时，稳定能源价格有助于美国制造业通过降低成本重新获得价格竞争优势。
再次，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随着“页岩气”革命的临近，美国的石油业再一次活跃起来。美国天然气协会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到2015年，页岩气对美国GDP的贡献将达到1180亿美元，约80万美国民众将因此获得就业岗位，相当于使美国的失业率下降0.5个百分点。
此外，美国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主导力量进一步强化。在借助金融衍生工具的炒作过程中，与前些年不同的是，国际投机资本不仅对美国的能源需求题材加以炒作，而且也会更多针对美国的能源供给能力进行炒作。因而，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多空转换节奏会更加频繁，不确定性会增加更多。
应对页岩气革命
作为一项重大能源基础产业，推进页岩气开发可以带动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但也同样会遇到“水土不服”。从“水”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推进采用水力压裂技术对页岩气进行开发也必然受制于水资源的限制。同时，从“土”的角度看，同样产量下页岩气井田面积是常规天然气的数倍，而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在世界排110位以后，耕地面积排在126位以后，显然中国难以承受因页岩气开发而带来更多占地压力。
针对页岩气革命所引致的国际能源结构调整及其影响，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厘清这一变化过程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及时调整相关思路。
一方面，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现阶段更要强调对页岩气开发利用从长计议。页岩气与其他油气资源一样，仍属一次性消耗的传统不可再生资源，也有必要对页岩气资源更加合理利用。因而，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在平衡国内能源供求过程中保持适度的“饥饿感”，不仅有助于促进节能减排，而且还有助于通过“细水长流”来延长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年限，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加大页岩气的开发力度必须强调有序。目前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仅占4%左右。在优化中国能源结构的“盛宴”中，页岩气资源只能作为“配菜”。现阶段，随着中国石油供应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定价过程中的话语权相对薄弱。因而，当务之急是要增加国内对石油的供应弹性，而通过加快页岩气开发来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则并非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阶段要多看少动，对资源勘探的重视应强于对资源开采的重视。
针对未来国际能源结构的变化发展趋势，在考虑相关对策过程中，需要强调取向的多元化，不再拘泥于弥补国内供求缺口这个单一取向，而是要将优化资源配置、确保能源安全、追求可持续发展三大取向有机结合起来。
首先，从优化资源配置取向来看，要更进一步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一是要平衡资源进口的种类，除了石油和煤炭资源外，从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页岩气革命的发展趋势出发，进一步扩大天然气进口规模；二是要使能源进口的市场分布进一步分散化，不断强化中国进口能源过程中的选择机会扩大；三是要从转变过度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出发，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四是进一步发展境内能源类商品的交易市场，增加交易品种，维护国内能源价格的相对稳定；五是要强化政府部门的监管机制、商会协调机制与企业自律机制，防止一哄而上。
其次，从确保能源安全的取向来看，要立足于对国际市场供方形成力度更强的反压，有效化解进口依存度过高带来的能源供应隐患。一是要进一步推进“走出去”战略的支持力度，在适当时机更多复制中海油并购加拿大尼克森石油公司那样的成功案例；二是将国内页岩气、甲醇、乙醇、风能、太阳能等非传统能源开发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能源供应的第二梯队；三是进一步扩大能源储备规模，除了扩建石油储备基地之外，还要一部分资源达到“随用随采”的要求。
生物燃料市场研究范文3
一、低碳发展路径的“三个转变”
（一）发展思路上由“重减轻用”向“减用并重”转变1.打造二氧化碳产业链从影响我国低碳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发展趋势上看，未来中国能源需求总量和碳排放大幅增长的趋势将难以避免。我们在发展低碳经济时必须考虑如何在“碳约束”下更有效地利用以煤为主的化石资源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一方面，应加大节能环保力度，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应尝试把二氧化碳资源化，将二氧化碳对人类有益的作用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对二氧化碳不仅要“减”，更要合理地利用。这就要求首先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其次做到再利用；第三是资源化，形成二氧化碳产业结构链，将二氧化碳作为21世纪的碳能源，走循环经济道路。2.大力研发二氧化碳截取、存储和利用技术作为一项新兴的碳减排技术———碳截取、存储和利用技术（CCS技术）为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战略性技术选择。国际能源署研究显示，随着提高能效瓶颈限制和可替代能源资源开发逐渐由易转难等原因，CCS对总体减排的贡献将从2020年的3%上升至2030年的10%，并在2050年将达到19%，成为减排份额最大的单项技术。目前，国际上CCS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在欧洲、美国、日本进度较快，中国处于起步期，如果政府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凭中国的科技研发能力，可以赶上欧美国家，做到后发先至。一是，制定CO2截取、捕捉、存储、利用的科技攻关和推广计划；二是，加大政府在碳截取、捕捉、存储和利用领域的科技投入和推广的财力支持；三是，制定系统的，包括税收、融资、市场准许、补贴等在内的系统性的扶持政策；四是重点培育一批骨干企业和机构，作为产学研的合作主体。
（二）发展观念上由化石能源主导向核能主导转变
1.进一步完善核电安全保障体系核电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在全世界得到发展的同时，安全问题也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过程中伴随着的风险始终存在，工业文明的进程表明，人类社会总是依靠科技进步的力量在不断战胜困难，解决困难中前进发展的。核电事业也是如此。目前中国采用的是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设计理念、设计参数、设计规范，以及设备制造都十分重视防止核电事故、核电放射性物质泄露，都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此后还有第四代、第五代……应当相信，技术的突破将能有效解决核安全的问题。政府要依法强化核电安全监督工作，加强安全执法和监管。加大对核安全监管工作的人、财、物的投入，培育先进的核安全文化，积极开展核安全研究，继续加强核应急系统建设，制定事故预防和处理措施，建立并保持对辐射危害的有效防御体系。
2.制订核电发展提速计划自1951年12月美国首次利用核能发电，1954年6月前苏联建成第一座核电站后，世界核发电容量从1960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迅速增长，1986年核发电量已占世界发电总量的16%。1986年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后，核电发展放缓，2006年核发电量占世界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15%，2009年回升到17%。目前，核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超过25%的国家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立陶宛核发电占80%，法国79%，比利时60%，瑞士42%，瑞典、韩国39%，日本34%，德国、芬兰30%，英国、美国也在20%以上。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11年1月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全球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已经达到442个，还有正在建设的核电机组65个，其中中国在建核电机组占世界40%。至2010年底，包括阿联酋等富油国家在内的全球60多个国家提出了发展核电的计划。中国1985年开始兴建第一座核电站，起步比俄国、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晚了近30年。目前，中国核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的比重仅为1.6%，甚至低于印度。印度的核发电同样起步较晚，但起点高、起步快，印度政府计划到2020年核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达到10%以上，以中国目前计划，2020年核发电量所占比重也仅为4%。现在的关键是国家要下决心制定一个长期的核电发展提速计划，推动核电事业加快发展。电力生产和供应结构调整要坚持优先发展核电，加快推进风、潮、太阳能及生物质能发电，适度控制火电的原则来进行。
3.选择适合国情的核电发展技术路线正确的技术路线是实现核电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技术路线选择的是否合理,对一个国家核动力发展的速度与成败关系极大。从英、法两国核电的发展来看，英、法两国在几乎相同的技术基础上起步，却在不同的技术路线指引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从而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我们要根据我国的政治、经济、工业基础、资源特点、科学技术状况，吸取国际上发展核能的经验教训，认清世界核电的发展趋势，处理好发展核电与发展其它能源的关系，正确选择技术路线，推动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
（三）发展方式上由高碳产业向低碳经济转变中国CO2排放主要集中在电力热力生产供应、黑色金属及压延、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等高排碳产业。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大幅度节能减排，需要压缩这些高排碳产业的发展，而将由此带来的增速减缓的缺口转由排碳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来弥补。
1.调整产业政策一是通过技术标准的制定，确定高碳排放产业准入门槛，同时加强监督检查，对名录中需要淘汰的落后企业和技术坚决取缔；二是放开和放宽低碳行业入市的限制；三是在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政策上，对高碳排放行业和低碳排放行业实行有区别的差异化政策。
2.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综合采取激励性和约束性的手段，引导、支持企业在低碳经济领域积极投资，参与开发清洁能源;完善对减排重点行业的技术进步鼓励政策，政府投入更多的投资、补贴用于企业的经济转型和企业转产。同时效仿德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做法加强低碳产品认证，政府以优惠的财税制度等措施鼓励企业开发低碳产品技术，向低碳生产模式转变。
3.大力推进产业节能和清洁生产由于产业发展的技术锁定效应，实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减少双重目标就必须首先依靠产业节能。全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使单位GDP的碳消耗逐步降低。同时，大力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上减少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削减污染物排放，最大限度地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4.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推进高排碳产业，特别是钢铁、电力、建材行业结构调整，改变高排碳产业比重过高的格局。加快发展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知识、技术和管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使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5.加快国家低碳产业示范园区和基地建设加快促进低碳产业集聚，形成一批区位优势突出、集中度高的节能环保低碳园区和产业基地。加大对国家示范园区和产业基地的扶持力度、推进强度以及必要的指导，制订低碳园区示范工作规划和方案，并结合相关示范项目的实施，探索低碳经济的新模式，加快示范园区的复制、推广的步伐。
二、低碳发展路径的“四点支撑”
（一）技术支撑
1.制订低碳技术发展战略规划由国家制定低碳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和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引导和整合社会各方面的研发力量，开拓重点低碳技术领域，进行有效率、有目标的研发，逐步建立清洁煤炭技术、电动汽车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智能电网技术以及自然碳汇等多元化的低碳技术体系，为低碳发展路径的转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构建低碳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低碳技术公共服务平台，扶持建立一批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成立国家级的低碳产业研发中心，促进高能效、低碳排放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同时建立健全、可靠的低碳技术数据库，将各类低碳技术最新研究进程在各研发机构进行共享，避免研发的重复性和盲目性。
3.设立低碳技术专项基金低碳技术的研发投资规模大、风险等级高，单纯依靠企业自身资金投资建设有较大困难，而商业银行又因其高风险性而谨慎投资。因此政府应设立专门的风险性投资基金，为低碳技术的研发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对于进行低碳技术研发以及使用的企业，国家应进行相应的财政和税收等方面政策的支持。
4.培育引进低碳技术人才构建低碳经济的人才发展模式。一是建立人才吸引机制，大力引进高端人才，以重点产业、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为依托，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科技骨干和科技创新团队，造就更多适应发展低碳经济和开拓低碳技术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二是培育低碳产业基础人才，推进职业教育，推广社会培训，培养一批强大的产业基础人才队伍。三是加快人才载体的建设，进一步优化政策机制，发展环境和文化氛围，为人才的培养引进创造良好的环境。
5.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加强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有效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技术，推动相关技术的商业化和技术转让。同时，加大对国际科技创新资源的引进力度，加强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促进低碳技术发展。建立多边、双边等形式的节能减排国际合作机制，组织实施相关国际合作项目，不断拓宽节能环保国际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另一方面，加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把企业在资金、人力等方面的优势与高校和科研机构所在科研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长处，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低碳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的实现。
（二）政策支撑
1.制定中长期的低碳发展战略从战略高度制定国家低碳经济发展规划。一是尽快制定和完善符合我国低碳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协调科技、经济、税收、立法等政策措施，把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思想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对低碳经济进行重点的资金投入以及政策扶持，促进我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向低碳化的方向转型。二是制定能源总体规划以及煤炭、电力、核能、可再生能源等专项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区域合理布局，提高我国能源的可持续供应能力。三是制定低碳城市建设战略规划。目前我国在建的低碳城市有近百个，而具有一定规模并接近低碳城市标准的只有19个。政府部门应将低碳城市的建设融于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结合自身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等各方面的情况，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制定全面、长期、明确、可行性强的战略规划，建设高标准的低碳城市，从而促进我国低碳发展路径的顺利转轨。
2.完善低碳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一是，财政投入政策。强化财政投入力度，通过政策倾斜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低碳经济项目，充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低碳经济领域；扩大、加强财税优惠范围和力度，运用财政补贴、优惠贷款等财政和金融手段，引导企业从事有利于低碳经济的行为。二是，税费征收政策。尽快制定实施办法，分期分批开征环保税、完善资源税，抑制资源和能源消费过快的趋势；完善征收排污费。提高收费基本标准，扩大排污费的收取范围，将生活消费领域也纳入到排污费的征收范围当中去。通过全面调整生产和生活领域，形成完整的低碳费用征收体系。三是，技术支持政策。在技术开发应用、技术设备的引进以及低碳技术资金方面给予强力的支持。四是，配套服务政策。提高现行碳排放标准，增加低碳经济管理范围。培育低碳能源市场，逐步放开政府指导价格，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在招标和审批过程中优先选择低碳企业参与竞争，并严格低碳质量认证。对高碳企业实行配额制度，限制其市场份额，为低碳商品销售开拓空间。完善低碳信息披露制度和举报制度，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培育低碳文化环境，营造低碳消费文化氛围，通过政策的规范和引导，促进低碳文化的形成、传播和发展。通过通俗易懂、丰富多彩的宣传影响公众行为。完善政府激励低碳消费的法规政策，政府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规，鼓励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践行低碳消费。
3.制定符合区域特点的基本政策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具有较大的差异。要根据地区差异制定不同的低碳经济区域政策，发展对于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碳产业，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低碳领域分工与合作，对当地低碳产业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撑。
4.强化政策之间的配套和执行力度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还具有发展的互动性和经济形态的网络性。因而，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不仅需要在纵向政策方面进行完整的衔接，而且要在横向政策方面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同时，要把政策力度落实为执行力度。一是，建立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低碳经济是一项长期工程，要加强常态管理，凡是政府经过科学考察和论证后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政策纲要，坚持贯彻执行，不能因领导干部的变化而发生执行上的变化。二是，构建低碳经济监督评估机制。各级政府要设立专门负责评估事务的工作机构，借鉴和研究发达国家相关经验，确立完善评估标准。同时，通过开设低碳经济举报电话，建立低碳经济举报网站，加强群众参与监督，促进低碳经济的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
（三）金融支撑
1.加快完善碳交易市场体系一是，建立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在制定统一碳交易标准的基础上，整合现有的地方易机构功能，尽快建设多元化、多层次、跨区域的全国性碳交易平台。二是，完善碳交易市场功能。积极研究国际碳交易和定价的规律，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探索完善国内碳交易制度，帮助形成合理的交易价格，充分发挥价格杠杆配置环境容量资源的作用。三是，与国际碳交易市场接轨。建立与国际市场相一致的交易规则，培育具有从事国际碳交易能力的市场主体。
2.建立碳市场管理和研究机构成立专门的碳交易市场管理机构，完善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法规。借鉴国外经验，制定和实施一套科学的环境监测标准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具体规则，对碳交易进行管理、调控和监督。同时，针对我国碳市场研究不成熟的情况，应建立专门的碳市场研究机构，大力培养CDM（清洁发展机制）领域的人才，从事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全方面研究，并加快研究符合我国国情和企业实际的温室气体测量、核查和报告体系等。
3.建立碳市场中介机构企业在进行碳交易过程中，最难也是成功关键的环节就是注册流程。许多企业对CDM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并不熟悉，也找不到合适的买家，这就需要中介机构提供帮助。在国外，中介机构会负责绝大多数的CDM项目评估及排放权的购买工作，而我国像北京中碳技术有限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非常少，而且大都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开发和运作大量的CDM项目。因此，建立专门的中介机构，给企业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来提高企业交易效率，促成企业能较快地完成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是十分必要的。
4.积极开展低碳金融创新随着碳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涉足到碳金融领域中，服务于碳排放权交易的金融业务和衍生产品也迅速兴起。政府在制定一系列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和标准时，不应局限于现有的金融体系，应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从制度层面发展环境金融。充分调动银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积极性，逐步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如，适时建立环境风险投资基金、环境产业投资基金、环境金融市场中的对冲基金，开展环境信用风险评估，创新环境与金融互动的金融工具；由国家面向民众与机构投资者发行“碳国债”，或由低碳企业发行“碳企业债券”；在证券市场上，监管部门可以在不降低上市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为那些低碳企业建立公开发行和上市的“绿色通道”等。
（四）立法支撑
1.建立低碳经济基本法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都将立法作为推进低碳经济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涉及能源、环保、资源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零散、缺乏系统性，分布在能源、环境、产业、财税等部门法或单行法中，且现行法规中有较多不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规定。因此,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基本法,将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化十分必要。低碳经济基本法的目标和内容是确立低碳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战略目标、步骤、法律原则、主要法律制度，为制定和完善次位阶的低碳经济法律规范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