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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学的中心范畴范文1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医患关系是在医疗过程中，由医务人员与病患及其家属所构成的一种双向的人际关系。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伤医杀医事件时有发生，医患关系尤如紧绷的绳索，岌岌可危。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因素很多，总的来说，可概括为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客观层面上有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制度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主观层面则主要体现为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的缺失。主观层面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如果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不达标，再完善的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制度，再健全的法律法规都难以得到全面的落实和执行。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主要依赖于医学伦理教育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工作实践中的自觉养成。优质有效的医学伦理教育有利于医务人员高尚医德医风的确立，有利于医务人员自觉努力地提高医疗质量和水平。
目前，我国的医学伦理教育需要在改革中谋发展，在医务人员医德养成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所在。
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现状不利和谐医患关系构建
医学伦理教育得不到应有重视，医患之间缺少伦理关怀。医学伦理教育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学院校忽视对医学生的医学伦理教育，目前我国多数医学院校都是将医学伦理课程设置为考查课，学时少、地位低，而且只在少数专业中开设，医学生缺乏较系统的医学伦理教育；二是大多数医学生只注重医学专业技能的学习，对医学伦理学缺乏清晰的认识，认为可有可无。这两方面原因在我国医学院校中长期存在，使医学生以及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知识缺乏、医学伦理素养较低。在临床实践中，这直接导致医务人员对待病患缺少必要的伦理关怀，不利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医学伦理教育方式单一，医务人员医学伦理意识淡薄。由于现代医学伦理学在我国起步发展比较晚，人们对于医学伦理教育的认知也更多地停留在仅仅将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课程的课堂教育上。面对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局面，经统计发现，引起患者不满意甚至做出过激行为的原因中，因医疗技术问题引起的摩擦仅占极少数的一部分，而因医务人员医德问题导致的医患纠纷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是一个从认识到认同再到践行的过程，仅仅通过对在校的医学生讲授医学伦理课程进行医学伦理教育是很难使医学生在未来的医疗工作中具有较高的医学伦理意识的。
医学伦理教育不接地气，对和谐医患关系导向作用不明显。医学伦理学来源于医疗工作中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质，它是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和医学道德现象的学科。医学伦理教育依托医学伦理学的发展，适应医学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教育医患双方运用医学伦理理念应对医学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医学伦理教育侧重医学伦理理论本身，不考虑生活实际的变化，不能直面社会和医学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只为理论而理论，导致我国医学伦理教育脱离实际，不能有效疏导医患矛盾。
着手医学伦理教育变革，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如何从根本上缓解医患矛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制度建设、医疗体制改革等，其中从医患双方尤其是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和提高入手，遵循医学伦理素养养成规律，推进医学伦理教育改革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准确定位医学伦理教育。医学伦理教育是依据医学伦理理论，立足医疗实践，对医学生和医务人员进行系统的医学伦理素养的教育和培养，广义上也包括对以患者为主的广大民众的医学伦理理念的宣传教育。无论是医学伦理的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人对医学伦理教育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国际医学教育组织在其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中将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作为医疗实践的核心。因此，医学伦理教育应贯穿于医学人才培养的始终，医学伦理教育所培育的医学伦理素养应是衡量医学生和医务人员是否合格和优秀的标准之一。只有对医学伦理教育目标和宗旨有准确的定位，才能保证医学伦理教育的发展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构建全方位医学伦理教育模式。第一，加强医学伦理学课堂教育。课堂教育是医学伦理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课堂教育，医学生能够掌握医学伦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临床医疗活动道德规范和处理医患关系的伦理原则等，从而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但我国多数医学院校都将医学伦理课设置为选修课，而且学时最多为30学时左右。这不仅使医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接受医学伦理教育、充分领会医学伦理学的精髓，而且学生普遍不重视医学伦理学的学习，使医学伦理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医学院校应从根本上重视医学伦理学的课堂教育作用，将医学伦理学设置为必修课，并增加学时，使医学伦理课成为对在校医学生进行医学伦理素质教育的主阵地。
第二，增加医学生实习阶段的医学伦理教育。医学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课程除作为基础学科在医学生的基础学习阶段学习医学伦理基本理论，培养医学生初步的医学伦理意识之外，还应在医学生临床实践阶段，运用医学伦理理论讨论分析临床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学会运用医学伦理理论指导实践。这样在医学生在校教育的整个阶段，既接受了医学伦理学理论的教育，又接受了医学伦理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医学生在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基础上，又通过临床实践将医学伦理准则内化为自己职业道德标准，在成为医务工作者之初就具备了一定的医学伦理素养。
第三，注重医学专业教师的医学伦理素养培育。目前，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在医学专业教学中，特别是临床医学专业教学中，授课教师在讲解医学专业技术时，只是对专业技术本身进行讲授，很少向学生提出医学专业技术在具体应用中可能遇到的伦理问题。专业老师的带教作用会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这可能也会成为医学生伦理观念淡薄的原因之一。因此只有加强医学专业教师的医学伦理素养培育，使他们形成自觉的医学伦理理念，才能使医学专业教师在对学生讲授医学专业技术问题时能从医学伦理角度引领学生去思考解决运用医学技术所引起的医学伦理问题，从而实现从专业课学习角度培养医学生的医学伦理理念。
第四，重视医院对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教育。由于社会和医学的不断发展，医务人员的思想观念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极易动摇其在学校接受医学伦理教育时已形成的医学伦理观念。因此，医院对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教育应是终身教育，在巩固已有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医疗实际的需要，培养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理念，全面关注患者的身心健康，培养良好的医德修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第五，定期对包括患者在内的普通民众进行医学伦理理论宣传教育。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在医患关系中，患者的维权意识也日益增强。但在实践中，人们对医患关系伦理、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并不是十分清楚。一些患者对医务人员缺少应有的尊重和信任，加剧了医患的矛盾，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医学院校和医院在对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进行医学伦理教育的同时，也应对患者的就医道德给予足够的重视，定期在普通民众中通过普法讲座、发放传单、街头板报、组织学习参观等形式进行医学伦理的教育宣传活动，提高普通民众的就医道德水平，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丰富医学伦理教育方式。第一，医学伦理课堂教学方式多样化，以增强教育效果。教学方式方法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在保证医学伦理学知识体系完整的前提下，打破教材章节束缚，实行专题讲座方式，有利于突出教学重点，扩展学生视野。改变传统的医学伦理课堂“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根据讲授内容灵活运用案例分析法、疑难问题讨论法、情境模拟法、名医示范法等各种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同时通过开展知识竞赛，进社区、医院做志愿者等多种形式，拓展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在医学专业课教学中渗透医学伦理教育。医学伦理学是医学的先导，为医学发展指明方向。在医学技术的学习和运用中，从问诊到治疗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技术的使用都有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医学专业课教师在讲授医学技术的选择和运用过程中，应讲授相应的医学伦理理论的应用和依据，以增强学生未来职业生涯中医疗行为的伦理思维和判断力。
第三，在临床实践教学中注重医学伦理教育。对医学生的临床实践教学是医学生对所学医学知识从理论到实践的学习过程。对于医学伦理学教育而言，医学生的临床实习阶段同样也是医学伦理知识从理论到实际运用的学习过程。在临床实习阶段，学校应设置与实习期间成比例的医学伦理学的实践课程，结合临床实际，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医学伦理知识解决临床实践中遇到的伦理问题。此外，医学院校对于学生的实习医院和临床带教老师应担负必要的选择和监督义务。实习医院良好的医德医风氛围和临床带教老师的医学伦理素养对医学生的医学伦理教育将起到潜移默化、言传身教的显著成效。
第四，组织医学生、医务工作者走入社区，宣传医学伦理理念。医学伦理教育可以通过受教育者对教育效果的展示和传播而影响和教育更多的群体。作为受教育者的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通过利用业余时间以街头义诊、服务社区等活动为载体，在服务群众的同时，向广大人民群众展示良好的医德修养，宣传介绍医学伦理理念，由受教育者转变为教育者、宣传者，在教育他人的同时也是自身完善成长的过程。
第五，在医院倡导以患者为中心，医患共建的和谐医患关系。现代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医患关系物化趋势明显，医患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如何在医患之间构建起充满人文关怀的和谐医患关系，应成为医院医学伦理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而这个目标应是医患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医患双方共同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医务人员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实践中不仅能不断践行人文关怀等医学伦理理念而且能够不断积累医学伦理道德经验。同时，患者及家属在医院的伦理文化氛围中，通过与医务人员的互动沟通，不仅心理上得到慰藉而且也了解了医学伦理思想，增强了对医务人员医疗行为的理解和信任。
完善医学伦理教育评价体系。医学伦理教育的完善与发展需要有制度的引导和保障。探索出一套符合医学生、医务工作者特点和教育要求的考核评价体系就成为医学伦理教育变革的必要内容之一。
第一，完善医学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评价体系。将医学生的医学伦理学的课堂学习、临床见习和实习等学习环节都纳入医学伦理学的考核评价体系的范围，通过笔试、口试、见习实习单位评价、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进行医学伦理学科的考核评价。根据不同时期对医学生伦理素养具体要求的侧重点确定各个环节所得分数的比例，形成医学伦理学的最终成绩。
第二，完善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考核评价体系。医院可以根据不同科室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和守则，制定可量化的评价标准，结合医务人员的自评、同行评议和患者评价，定期进行考核。同时可以根据考核结果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将医务人员的医德修养与制度约束有机结合，保障医学伦理教育有成效。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设立医学伦理委员会，在对医务人员的医德评价环节中，可充分发挥医学伦理委员会较强的专业指导和评价作用。对医务人员医疗活动的伦理正当性给予事先指导和事后评价。
医学伦理原则、规范入法，增强医学伦理教育实效
医患关系作为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它既是医学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也是医学伦理原则、规范调整的范围。医学伦理原则、规范是医务人员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我国许多医院自觉不自觉地将医学伦理原则、规范作为规范、评价医务人员医疗行为的主要标准。但医学伦理原则、规范毕竟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对违反医学伦理原则、规范的行为只能通过各种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加以约束，这与法律规范的强制约束力相比，医学伦理原则、规范中的相关规定就略显薄弱，对于减少医患双方因伦理道德引起的纠纷明显存在力不从心的现象，而我国有关医患关系调整的法律法规又不是很健全。医疗领域中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以及不降反升的医患纠纷和诉讼，都与我国的医学伦理道德建设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法律保障密切相关。因此，医学伦理规范相关条款入法以实现法律对医学伦理规范的支持和保障，是增强医学伦理教育实效、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必要措施。
知情同意原则入法，保障和谐医患关系。知情同意原则是在医学伦理教育中要求医学生和医务人员在调协医患关系中必须把握的重要医学伦理原则，虽然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但仅仅是笼统的粗线条的规定，在医疗实践中难于把握和具体操作，往往损害了患者的权益，影响了医患和谐。将知情同意原则的伦理释义入法，明确医患双方在知情同意原则中的权利义务，增进医患之间的交流，从而减少医患纠纷，促进医患和谐。
有利原则入法，体现医学伦理教育目标。医学伦理原则中的有利原则是医务人员的医疗活动从患者利益出发，以患者为中心的具体体现。我们进行医学伦理教育的实质就是要求医务人员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但在医疗实践中，有利原则的宽泛性和非强制性使其无法体现在医学伦理原则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立法程序，弥补有利原则的概括性和不确定性不足，更好地发挥其在指导医务人员医疗行为和保障患者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体现医学伦理教育目标，促进医患和谐。
医学伦理学的中心范畴范文2
契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明的产物，同时对人类的伦理与法都有重要影响。例如作为西方伦理和律法的文化源头，摩西十诫就被视为人类与上帝的契约。“契约是法治社会的神经，亦是其得以维系的伦理形式。”在契约与法的理论中最具有影响力者，恐怕要属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了，它将所有法都解释为社会契约的产物。契约原是存在于由人所构成社会之中，它后来又被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而这种契约关系则被称之为自然契约。“社会契约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公正关系，自然契约则是在人类与地球之间建立起一种公正关系。”但是其实无论社会契约还是自然契约，在实际上都可以被视为是种伦理理论，换而言之它们都属于契约伦理的范畴。而契约伦理则是契约在伦理上的表达，它是“指伦理依照契约而展开，按契约履行责任义务，并对违约承担道德后果的伦理现象和伦理类型。”自然契约与环境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对此曾有过论述，“法是正义和正义事物之间的界限，是自然与一切最原始的和最古老的事物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它们与自然的标准相符，并构成了对邪恶予以惩罚、对善良予以捍卫和保护的那些人类法。”这意味着人与自然间也存在契约关系。“自然契约，即指人作为自然之一员，处于一种血脉相连的契约网络关系中，构成人对自然的一种责任，形成的一种信托契约关系”。自然契约关系体现在环境法理论之中，而其中最明显地体现就是环境权理论。“环境权又是人类与社会和自然所订立的契约：在这一契约中，人类和社会居主导的一方，契约所约束的是社会对自然无限度的侵入。”自然契约论对环境法有着重要的影响。“契约法将由人域法进化至人际同构法，将契约关系的外延从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扩展至代际之间、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从而为传统的契约理论注入生态伦理的内容。”但是自然契约不能全面替代契约伦理，实际上就目前现代环境法的发展而言，其与契约伦理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环境法的形成和出现，则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着现代法律‘从契约到伦理’的前进……但以环境法出现为契机而兴起的‘从契约到伦理’的运动，‘是法律与伦理二次整合的初步尝试，也是最为彻底的、革命性最强的尝试。”此外，我们认为自然契约论也有其伦理缺陷，最主要的就是其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例如法国哲学家吕克·费里就论证了①，自然契约为自然提供权利主体地位时，将遇到两个自身无法避免的伦理难题。正是因自然契约存在着这些伦理缺陷，使其无法完全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也正是因此我们将目光转向社会契约，并开始探讨社会伦理与环境法的问题。而除此外，契约伦理还与市场经济有着密切关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合理的秩序和有效率的活动，其中必有某种‘合意’、‘共同意志’，这就是契约伦理，它构成市场经济运作过程的伦理基础。”我们认为其将在环境法的具体制度中，特别是那些市场性的环境保护制度中，如排污权交易制度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社会伦理与环境法
人类法律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期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法律的社会化运动，社会法正是这场运动最为直接的产物。而这也是受人类伦理观嬗变影响所致，因为其中蕴涵了“由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的时代精神变革。人类社会在其产生之初并没有环境法。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冲击还比较小，这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侵权问题，即因污染而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失。这时并不需要有作为部门法的环境法，对此仅需适用民法中的侵权规定即可，即环境法主要是以私法的形式存在的。此时也有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环境公法，但调整环境关系的法律仍以私法为主，而这也存在着任意性和消极性等不足。为弥补这些不足环境法也开始社会化，并在其中逐渐成为了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在这时也被归入到社会法范畴，“环境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而包括环境法在内的法律社会化运动，都与强调社会公正的社会伦理有关系。“‘社会伦理’以社会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目的，是关于社会和谐秩序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社会法正是以其为理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公正可谓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社会法“主张法律规则应被认为是达到社会公正结果的指针。”我们认为环境法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维护社会公正的现实需要——社会上污染破坏环境的毕竟是少数人，若不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那么这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不公正的，而环境法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社会公正。“为了维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有一个公正分配的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污染和破坏环境。恰恰相反的是，任何人都有维护环境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分担就有何以公正的问题。”而这种责任主要是通过环境法实现的，在这方面政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通过制度保障社会的公正运行，就环境问题而言，就是制定环境法规、环境决策，通过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命令等环节使各行各业遵守环境法规，执行环境决策。”而环境法自身具有的强烈社会性特征，也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与社会伦理相关——社会性就是社会伦理据以建立的基础。环境问题是具有着重要社会性的问题，它的产生具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根源。环境法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之一，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性。环境法主要是解决人类同自然的矛盾，环境保护的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一致，就此而言环境法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然而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与其说环境问题具有社会性特征，还不如说环境问题具有全人类共同性；因此社会伦理在环境问题上也有缺陷，它也难以全面支撑环境法的伦理基础。随着环境问题“类”主体概念的出现，人类在环境问题上进入生态伦理时代，生态伦理也成为环境法新的伦理基础，环境法也因此过渡到了生态法的时代。
三、生态伦理与环境法
在环境法发展史上有件标志性的大事——瑞典斯特哥尔摩世界环发大会的召开。该会议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也使环境法进入了生态伦理的新时代。“这个阶段的环境法的主要特点是……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成为环境法学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境法治的重要条件。”我们认为在环境法的发展演进历程中，生态伦理时代的到来必然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恰是由环境法的特殊性决定的。环境法的特点意味着“它的历史发展最显著的趋势是生态哲学的引入。”生态伦理是伦理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它的出现影响甚至颠覆了传统伦理学，其也对环境法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逐渐意识到，造成当今世界环境危机严重的总根源，乃是人们对自然在认识上的错误所致。“环境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换言之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伦理的危机。这也意味着环境法作为人们环保手段，如果不能从伦理观上进行彻底的革新，其作用将很难以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而后者首先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发的。生态伦理对环境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在颠覆传统的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现代环境法新的理论基础。所有的法产生和存在都需要伦理基础，且最初都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出现。传统人类法律大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亦不例外。而人类中心主义本身也是有其缺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忽视了人类的存在必须以自然的持续存在为前提。”这也使其愈加无法支撑环境法的演进，于是生态中心主义倾向逐渐开始产生。这时“传统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概括地讲，就是哲学伦理学界开始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探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基于现代科学提出了应当扩大伦理学主体，将‘自然物’也作为与人类平等的伦理学主体的主张。”环境法在生态伦理的支撑下迅速发展，同时也成为生态伦理重要的实现形式，两者呈现出良好的相互促进发展态势。“现代环境道德的发展过程证明，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关系密切，它们相互渗透、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一方面，环境法积极维护环境道德，一旦条件成熟就把环境道德规范提升为环境法律规范。另一方面，环境道德积极为环境法辩护，并通过道德舆论推动环境立法、守法和执法。”但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也并非不无诟病，学术界同样也对其提出了许多的质疑，而这些质疑甚至还延伸到环境法领域。有学者将这种质疑归结为了九个方面，即理论前提虚无、信仰真理化、缺乏本土思维与大归结众化意识、核心理论正当性不足、颠倒伦理与法的关系、道德性过高、缺乏法律思维、忽视程序价值、实践论证不足等弊端。这使其更无法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甚至在环境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面前，它不仅显得苍白无力更是难自圆其说。因此生态伦理并非环境法的伦理终结，我们反而在其中找到了新的伦理起点，即下文中所要论及到的生命伦理理论。另一方面，它促进了现代法律生态化的巨大变革，其中自然也包括环境法的生态化变革。生态化是当代法律发展最重要的趋势，而它的出现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起的。“法律生态化趋势是生态伦理观在法律上的反映，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革命是法律生态化的伦理基础，正是这种变化了的价值观引发了法律生态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环境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环境法的生态化是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对环境法进行的创新和改造……它的生态化将引导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向生态法的方向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实际上就是种伦理要求，它实现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演进。“可持续发展伦理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思维转向。”因此环境法伴随着这种伦理观的演进，也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法，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法的转变，从而也就完成了环境法的生态化进程。
四、生命伦理与环境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事物源于旧事物，前者是对后者的发展、更新以及扬弃。“新事物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否定了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吸取、继承并发展了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并且还添加了一些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丰富的新内容，因而它就比旧事物优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环境法演进中伦理观的嬗变也是如此。生命伦理最初也可追溯到生态伦理中，史怀泽最早开始对此进行了伦理思考。“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这就将生态伦理深入到生命的层次。而美国学者艾伦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地球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类活动却逐渐使得地球很难适于人类继续生活下去。”生命伦理常被等同于医学伦理，“生命伦理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却又与古老的医学伦理学有着难解的渊源，直到目前，一些学者仍习惯性地称其为‘医学伦理’或是‘生物医学伦理’。”但本文中所要探讨的却是其语源层面。现代生命伦理学在西方最早始于法国，虽然其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却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的，并且非常“强调对生命价值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研究。”如前所述，法学始终受到哲学伦理学的强烈影响，生命伦理孕育催生了新兴的生命法学。“法理上来说，生命法是生命伦理的法律化，是从生命伦理中分流出来的一种具有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所维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伦理；生命法学作为以生命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以生命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现象中的很多现象都必须从生命伦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甚至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生命伦理学是生命法学的基础。”哲学伦理学总在不断寻求着终极思考，将对环保伦理深入到生命伦理的层面，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终极思考。生命的存在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而它又是以一定的环境状况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如果世界上的环境极度恶化，最终使得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再讨论任何的问题都将毫无意义。“生存问题总是只能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来澄清。”我们认为，环境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命法，“当代生命法学研究与调整的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对环境法的认识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是人们对环境法认识继续深化的结果，而这显然是受到生命伦理影响的结果。立法可谓人类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活动，换言之只有人类才能充当立法的主体。但人类在立法又不能只管自己的利益，而须顾及所有生命甚至非生命的利益。“人类应当承认生物的权利，并为自己立法：一切生命的权利都是不可侵犯的。”认识到这点才能既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而又不至陷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虚无，从而为环境法找到其终极价值之所在。
五、结语
医学伦理学的中心范畴范文3
人类法律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期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法律的社会化运动，社会法正是这场运动最为直接的产物。而这也是受人类伦理观嬗变影响所致，因为其中蕴涵了“由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的时代精神变革。人类社会在其产生之初并没有环境法。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冲击还比较小，这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侵权问题，即因污染而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失。这时并不需要有作为部门法的环境法，对此仅需适用民法中的侵权规定即可，即环境法主要是以私法的形式存在的。此时也有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环境公法，但调整环境关系的法律仍以私法为主，而这也存在着任意性和消极性等不足。为弥补这些不足环境法也开始社会化，并在其中逐渐成为了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在这时也被归入到社会法范畴，“环境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而包括环境法在内的法律社会化运动，都与强调社会公正的社会伦理有关系。“‘社会伦理’以社会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目的，是关于社会和谐秩序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社会法正是以其为理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公正可谓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社会法“主张法律规则应被认为是达到社会公正结果的指针。”我们认为环境法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维护社会公正的现实需要——社会上污染破坏环境的毕竟是少数人，若不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那么这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不公正的，而环境法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社会公正。“为了维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有一个公正分配的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污染和破坏环境。恰恰相反的是，任何人都有维护环境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分担就有何以公正的问题。”而这种责任主要是通过环境法实现的，在这方面政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通过制度保障社会的公正运行，就环境问题而言，就是制定环境法规、环境决策，通过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命令等环节使各行各业遵守环境法规，执行环境决策。”而环境法自身具有的强烈社会性特征，也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与社会伦理相关——社会性就是社会伦理据以建立的基础。环境问题是具有着重要社会性的问题，它的产生具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根源。环境法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之一，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性。环境法主要是解决人类同自然的矛盾，环境保护的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一致，就此而言环境法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然而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与其说环境问题具有社会性特征，还不如说环境问题具有全人类共同性；因此社会伦理在环境问题上也有缺陷，它也难以全面支撑环境法的伦理基础。随着环境问题“类”主体概念的出现，人类在环境问题上进入生态伦理时代，生态伦理也成为环境法新的伦理基础，环境法也因此过渡到了生态法的时代。
二、生态伦理与环境法
在环境法发展史上有件标志性的大事——瑞典斯特哥尔摩世界环发大会的召开。该会议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也使环境法进入了生态伦理的新时代。“这个阶段的环境法的主要特点是……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成为环境法学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境法治的重要条件。”我们认为在环境法的发展演进历程中，生态伦理时代的到来必然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恰是由环境法的特殊性决定的。环境法的特点意味着“它的历史发展最显著的趋势是生态哲学的引入。”生态伦理是伦理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它的出现影响甚至颠覆了传统伦理学，其也对环境法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逐渐意识到，造成当今世界环境危机严重的总根源，乃是人们对自然在认识上的错误所致。“环境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换言之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伦理的危机。这也意味着环境法作为人们环保手段，如果不能从伦理观上进行彻底的革新，其作用将很难以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而后者首先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发的。生态伦理对环境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在颠覆传统的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现代环境法新的理论基础。所有的法产生和存在都需要伦理基础，且最初都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出现。传统人类法律大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亦不例外。而人类中心主义本身也是有其缺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忽视了人类的存在必须以自然的持续存在为前提。”这也使其愈加无法支撑环境法的演进，于是生态中心主义倾向逐渐开始产生。这时“传统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概括地讲，就是哲学伦理学界开始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探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基于现代科学提出了应当扩大伦理学主体，将‘自然物’也作为与人类平等的伦理学主体的主张。”环境法在生态伦理的支撑下迅速发展，同时也成为生态伦理重要的实现形式，两者呈现出良好的相互促进发展态势。“现代环境道德的发展过程证明，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关系密切，它们相互渗透、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一方面，环境法积极维护环境道德，一旦条件成熟就把环境道德规范提升为环境法律规范。另一方面，环境道德积极为环境法辩护，并通过道德舆论推动环境立法、守法和执法。”但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也并非不无诟病，学术界同样也对其提出了许多的质疑，而这些质疑甚至还延伸到环境法领域。有学者将这种质疑归结为了九个方面，即理论前提虚无、信仰真理化、缺乏本土思维与大归结众化意识、核心理论正当性不足、颠倒伦理与法的关系、道德性过高、缺乏法律思维、忽视程序价值、实践论证不足等弊端。这使其更无法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甚至在环境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面前，它不仅显得苍白无力更是难自圆其说。因此生态伦理并非环境法的伦理终结，我们反而在其中找到了新的伦理起点，即下文中所要论及到的生命伦理理论。另一方面，它促进了现代法律生态化的巨大变革，其中自然也包括环境法的生态化变革。生态化是当代法律发展最重要的趋势，而它的出现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起的。“法律生态化趋势是生态伦理观在法律上的反映，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革命是法律生态化的伦理基础，正是这种变化了的价值观引发了法律生态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环境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环境法的生态化是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对环境法进行的创新和改造……它的生态化将引导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向生态法的方向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实际上就是种伦理要求，它实现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演进。“可持续发展伦理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思维转向。”因此环境法伴随着这种伦理观的演进，也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法，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法的转变，从而也就完成了环境法的生态化进程。
三、生命伦理与环境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事物源于旧事物，前者是对后者的发展、更新以及扬弃。“新事物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否定了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吸取、继承并发展了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并且还添加了一些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丰富的新内容，因而它就比旧事物优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环境法演进中伦理观的嬗变也是如此。生命伦理最初也可追溯到生态伦理中，史怀泽最早开始对此进行了伦理思考。“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这就将生态伦理深入到生命的层次。而美国学者艾伦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地球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类活动却逐渐使得地球很难适于人类继续生活下去。”生命伦理常被等同于医学伦理，“生命伦理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却又与古老的医学伦理学有着难解的渊源，直到目前，一些学者仍习惯性地称其为‘医学伦理’或是‘生物医学伦理’。”但本文中所要探讨的却是其语源层面。现代生命伦理学在西方最早始于法国，虽然其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却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的，并且非常“强调对生命价值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研究。”如前所述，法学始终受到哲学伦理学的强烈影响，生命伦理孕育催生了新兴的生命法学。“法理上来说，生命法是生命伦理的法律化，是从生命伦理中分流出来的一种具有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所维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伦理；生命法学作为以生命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以生命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现象中的很多现象都必须从生命伦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甚至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生命伦理学是生命法学的基础。”哲学伦理学总在不断寻求着终极思考，将对环保伦理深入到生命伦理的层面，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终极思考。生命的存在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而它又是以一定的环境状况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如果世界上的环境极度恶化，最终使得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再讨论任何的问题都将毫无意义。“生存问题总是只能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来澄清。”我们认为，环境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命法，“当代生命法学研究与调整的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对环境法的认识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是人们对环境法认识继续深化的结果，而这显然是受到生命伦理影响的结果。立法可谓人类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活动，换言之只有人类才能充当立法的主体。但人类在立法又不能只管自己的利益，而须顾及所有生命甚至非生命的利益。“人类应当承认生物的权利，并为自己立法：一切生命的权利都是不可侵犯的。”认识到这点才能既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而又不至陷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虚无，从而为环境法找到其终极价值之所在。
四、总结
医学伦理学的中心范畴范文4
临床思维是医生依据临床资料对疾病的诊断、治疗进行全面分析、判断，最后作出决策的重要思考、逻辑推理方法。全科医学是整合了生物医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通过医疗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门具有独特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综合性临床医学学科。全科医生的工作性质不同于专科医生，其临床思维方法与诊断模式也必然有自己的特点。
全科医生的临床工作特点
客观环节、工作条件直接影响疾病诊治工作的开展和诊断思维的形成。全科医疗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综合性、协调性、个体化和人性化的医疗保健服务；是一种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主动服务。
大多患者处于疾病的早期阶段：全科医生所接触的健康问题多处于早期阶段。资料不全，不会有比较完整的病情资料，尚未开始进行必要的辅助检查，就是开始检查也难获得多的信息，最多不过是病人的主诉，表现为症状不典型。症状是伴随着疾病的发展而逐渐出现不断完善的，早期的疾病症状往往是不典型的。全科医生在家庭中进行疾病的诊治工作是有相当的困难，其难度要比在医院大得多。
全科医生面对的疾病谱广泛：全科医生的服务对象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科别。从内、外、妇产、小儿科到五官、口腔、皮肤、肿瘤、传染科，什么病都可能遇到，什么病都要解决，思考问题也应十分广泛，与专科医生相比，他所涉及的疾病谱显然要大得多。患者找全科医生时往往不是为了解决某一专科疾病，其问题可能涉及多学科、多系统及多因素，可能是病源生物性疾病，也可能是心理行为性疾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防治手段不是单一的，而要全方位考虑，多方面寻找。
全科医生诊治的慢性疾病居多，急性病为一过性：慢性病居多，疾病的演变过程缓慢，病期较长，要求耐心、细致、注意观察病情的变化。了解治疗结果，调整治疗方案。如果做不好是最大遗憾。急性疾病为一过性，往往不是全科医生所解决的重点。
全科医生的医疗工作以病人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会为范畴，应“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人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宣传教育、卫生资源等往往以社区为范畴，全科医疗的开展必须走以社区为范畴之路。
临床工作特点决定全科医生的诊治思维模式
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基础：全科医生更贴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更重视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新的医学模式让我们更清楚、更全面地了解、认识、探索医学、观察、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病人多以躯体方面的不适感觉为主诉来显现疾病，但全科医生要时时处处体现出对心理、社会因素的高度重视，周密思考问题。
以预防医学为导向：全科医生是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提供优质、方便、经济一体化的基层医疗保健服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更加意识到预防保健的重要性，全科医生应坚定不移的采用和贯彻以预防为导向的服务模式。
全科医生完成的诊治过程是一种综合：全科医生服务对象不分年龄、性别，诊治的疾病不分科别。服务的内容包括疾病的治疗、预防、康复、保健等。服务的层面包括生物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等，所以对患者的治疗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方法。
全科医生的医疗服务是主动服务：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全科医生提供的是一种主动性高质量的初级卫生保健活动，而不是在诊所中坐等病人。并且在主动性的治疗过程中又包含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临床工作特点对全科医生素质要求
应有团队意识及协作精神：全科医生个人力量有限，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全科医生应把自己看成是社区卫生工作组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患者及其家属所需要的所有医疗保健服务的协调者。要学会在全科医生的知识背景下发挥专科特长，要学会专科会诊及转诊，要善于利用、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医疗与非医疗资源，要学会团队合作，满足社区卫生需要。
要有纯熟的情感交流技术：患者是一个完整的人，可能有比健康人更复杂、更特别的感情渴求或需要上的满足。医生对患者要有关心和同情，并能耐心与患者进行交流，让病人把治病的重托交给医生时具有安全感。同时医生对患者要有尊重和理解。全科医生面临的是疾病和生活交织的问题，是医学知识与社会常识、人文科学边缘的接合，这就要求全科医生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及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有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全科医生面对具体的病人不仅仅是治疗、预防疾病，更重的是理解、服务及满足病人的要求。要细心了解患者的社会背景、家庭背景、个人背景以及社区背景。要充分了解病人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就诊?了解病人对医生的期望是什么?了解病人的患病感受，这些都是治愈疾病不可缺少的因素。
医学伦理学的中心范畴范文5
1．1新技术有助于药物研发
传统慢性病新药临床研究时间长、费用高、风险大。基于转化医学模式的“多向药理学”(polyphar-macology)与“网络生物学”(networkbiology)等新理论、新技术，为疾病成因通路上的低丰度、瞬时、弱亲和力的节点靶标(nodalproteins)的富集与同步化研究及其功能确证，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个体化预防、诊断、治疗方案的医疗模式，成为遗传药理学和药物基因组学发展的方向，有助于针对性地探索药物疗效判断、疾病疗效评估、康复预后展望的分子标志物，具有临床实用价值。由于强调临床工作者参与新药研发，临床实验成功率提高，研发成本降低，研发周期缩短，个体化治疗将催生新兴产业。
1．2干细胞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
干细胞技术是再生医学的核心。干细胞及其衍生组织、器官可以应用于临床，形成一种全新的治疗手段或“药物”。从事干细胞研究的国家，已批复一批具有特定适应证的干细胞产品用于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干细胞涉及人类胚胎等敏感问题，其安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等尚未获得确证。人体组织细胞来源渠道的合理、合法，以及生殖技术领域直接面临的道德与伦理冲击，使之还有很长的道路需要探索。
1．3疾病相关基因分子研究及临床应用
通过生物标志物测定判断机体生物学状态或疾病进程，有助于疾病的鉴别、早期诊断及预防，有助于疾病的治疗以及不良反应监控。在疾病的预测、诊断与治疗评估、个体化治疗方面具有广泛前景。但临床方案的监管审批、起始场所、志愿者募集、临床数据库建立与维护等相关分子基因领域的制度建设和日常管理，尚处于摸索阶段。新技术、新方法的临床准入管理，需要科研伦理介入评估。现阶段，强调上述三方面的分子和细胞水平的医学转化，已经积累了30年的基础和临床探索，将直接改善医疗和促进健康，更具竞争力和现实意义。随着移动技术和产品的升级，医学直面个性化、跨地域的大数据最优化方案，新技术的更新促使制药企业不断随之进步。
2转化医学直面诊疗健康服务
中国医学卫生事业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中，提升了科技创新的整体能力，夯实了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卫生科技管理中的现代医学理念，为科技型新创生物医药企业提供了原动力。综观国际转化医学发展的热点，我国整体实力并未处于劣势，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生命科学界，直面历史契机，通过各层面的整合、协调与管理，完全可以创新“中国模式”。
2．1政府直接主导健康卫生事业
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教授指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源泉;技术设定了经济发展可能达到高度的上限，但它实际上能达到多少，则由制度决定;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必须与政府创造良好创新环境和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制度相结合”。此说与我国创新型国家学说不谋而合。政府主导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统一管理基础研究，参与投资大、风险大、跨学科、综合性技术及公共技术领域的重要研究，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法，建立和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对企业技术研究与开发给予税收优惠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建立了60个转化研究中心以及国立转化医学推进中心(NationalCenterforAdvancingTranslationalSciences，NCATS)，投入制药公司既没意愿，也无资源实施的临床研究工作，促使潜在商业项目走出象牙塔，实现产业化。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对科技产业强调市场调节，在“市场失灵”关口及时补位，依托强有力的经济与科技法律、法规，培育科技进步的大环境。与过去在文化体育上的国家投入体制相比，政府在现今涉及健康民生的生物医学变革中应担当重任。政府作为总体规划者从国家层面组织专家设计、论证发展蓝图，确立近、中、长期发展规划，对重大疾病和医学科研项目，制订战略并成立协调部门，提供发展资助基金，如国家与地方自然科学基金、产学研专项研究基金、成果转化奖励计划和各级科技发展基金等。通过财政专项预算，加大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的投入，矫正引导“市场失灵”。转化医学内涵跨度大，政府要承担卫生战略规划中的“托底”功能。我国科技发展资源的实质投入，与目前公众对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产出期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其实质是科研成果转化链上存在管理缺陷和环节缺失。国外职业专利买家因此乘虚而入，热衷于购买国内“点子”而非已形成的专利。笔者认为，转化医学的关键应是“科技创新管理体系的重构”，由卫生行政部门、医学高等校院所、医院的管理者和生物医药产业经营者提供“黏合剂”和“油”。比如，研究资金要长期投入，不仅鼓励争取纵向、横向科研经费和单位自筹资金，也鼓励专业技术服务收益、技术转让收益、专利收益以及社会捐款等全方位集合资金、人力和设备的日常运营。多部门、多学科的交叉合作中，引领创新思想碰撞是关键。政府设立转化医学人才培训中心、建立人员流动机制、组建联合科技攻关团队、指导高校博士培养体系改革、促进专科人才过渡到复合型人才培养是重要手段。我国科研人员信息辅助管理系统和信用评估动态跟踪系统，保存了历年科研经历和诚信档案，据此选择专家可有效降低风险成本。通过科研成果转化配套优惠财税政策，疏导有利临床科研的医患关系，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加盟。在“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思路中协调主观能动性和执行力，强调团队协同力。由此建立的学科梯队在人员职称、学历、年龄等结构上配备合理，提供学科带头人、后备带头人和学科技术骨干参加继续教育的学术自由和创新空间，将个人学术兴趣向学科建设方向引导。鼓励学科带头人以战略科学家为奋斗目标，拓宽学术视野，把握学科前沿，始终走在发展前端。政府作为转化医学环境的构建者，要协调利益、化解矛盾，修正“大包大揽”的治理方式。调动社会组织、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如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志愿者组织、慈善基金及科技中介机构协助政令执行、弥补政府管理缺位，发挥实际操作作用。政府除了立法与规划，同时也是转化医学规范的监督者，营造有利投资的法治和人文环境，维护医学信息标准及汇集，保障数据信息的对接共享和国际认可，在国际合作项目中掌握规则和话语权，增强全球科研竞争力。以国际学术交流为契机，借力他山之石，在消化吸收新技术、新理论中实现二次创新。依托国际知名同行组成的学术评审委员会，使人才、项目及成果的评议具备国际水准。
2．2学科管理面临现实挑战
由于交叉学科众多，转化医学研究机构需翻越传统壁垒。“孵化器”形式有利人员、技术、方法、信息、设备、管理的整合。《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强调“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型体制，即围绕产业链系统部署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大学与科研院所、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整合、开放和共享各类科技资源，设立区域共性技术创新平台、试验平台、面向产业集群的科技服务集成平台等，面向社会开放运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精尖仪器设备为生命科学研究节约了时间和精力，政府统一购置高端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信息库(包括大样本病例收集、随访和流行病学调查)，通过学科间、医院与合作单位间的专业科研网络及其信息技术，加速研究渗透和深度应用，催化智能、融合和普适为特征的新一轮变革。上述资源效用的最大化不仅有利遵守国家规范性标准，也有益于扶持民营、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担当公益性的专业孵化器角色，据此培育和聚集研发与管理人才，又能提供自主创新成果及专业性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循环往复，促进市场和科研的结合，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及时调整传统学科建设中的象牙塔情结，在学科管理中融合国家行业标准制订、规划指南，体现时效性和灵活性，开阔思路，催生创新增长点、新理念和新设想，学科大类、一级学科及二级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引进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助推自主研发创新能力。
参考美国NIH对转化医学研究T1、T2和T3阶段的划分，科研战略措施与自身资源紧密结合，深入研发全新或改良医疗产品、开展循证研究获得最佳诊疗方案，促进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应用3个不同阶段，集中多方优势，针对特定疾病，开展项目攻关。学科发展定位布局超前，建设目标细化，即阶段任务和实施计划体现系统性、综合性、开放性及可操作性，保障学科建设目标顺利达成。在此过程中，创新文化、诚信环境、尊重知识、宽容失败都是不可忽视的文化内涵。将基本绩效管理与时代要求和国际水平对接，为个人、团队设立清晰的工作标杆作为激励，在医院科技发展的战略性变迁中，实现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和成就感。横向上可衔接高校、研究院所、医院、社区医疗中心、科技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社会学术团体，与产业、企业和科技中介等合作共建的责、权、利共同体，建立长效、互信、互助机制。纵向上从基因、分子、细胞、动物水平，再到药物临床试验Ⅰ～Ⅳ期，直至延续临床循证研究、社区推广和政策咨询研究等。作为庞大的系统工程，转化医学研究对海量医学信息数据的“破译”、对规模化生物样本库的“活用”，获得外部优势资源并融合利用，发挥嵌合体的作用。打通基础医学、临床应用和公共卫生的固有屏障，由此形成创新研发的良性循环，提高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例如，根据死因学调查、流行病学调查等基础工作，梳理出高发病率、高病死率及高疾病负担的民众健康问题，结合国民经济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风险基准评估，做出转化医学研究规划等。“十一五”期间启动的传染病防治重大科技专项和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就是典型的转化医学规划案例。
3伦理调适护航转化医学
转化医学研究以人为对象，带有实验性和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对人体存在一定程度的伤害和潜在危险。过去半个世纪，由于缺乏对此问题的客观认识，干扰了技术发展的临床应用，或者干脆中断了技术的研发，在人工授精和优生优育技术发展中尤为突出，宗教与社会等形而上的因素，影响了干细胞技术的发展。对生命、人权、人本的敬畏是社会文明法则与国家政治伦理的体现，1974年贝尔蒙报告(BelmontReport)确立了进行人体实验的科研基本伦理原则———尊重个人、善行及公平等。报告阐述了科研和行医的区别，强调当科研是用来评价一种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时，科研和行医是并存的，但该行为须以保护受试的人体对象而接受评审。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Councilfo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ofMedicalSciences，CIOMS)与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联合修订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国际道德指南》规范了各国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政策，根据各地情况应用伦理标准并确立和完善伦理审查机制，这一指南成为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在第18届世界医学协会联合大会被采用修订，当科学的利益与人的利益产生矛盾时，要以人的利益居先，其主要包括“知情同意”及“有利无伤”两项原则。2000年，中国卫生部成立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依据《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和《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负责重大医学伦理问题的咨询和审查，但这些法规仍存在操作上的不完善。以风行一时的干细胞研究为例，我国只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与《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且比较宽泛，并没有规定从事干细胞研究的机构需要进行审批获得许可证，也没有规定相关人员所需具备的资质，更没有要求从事干细胞研究的机构，对胚胎来源、干细胞株系建立、克隆胚胎或杂合体和嵌合体如何形成和毁掉等细节进行备案，缺乏有效管理。
我国成体干细胞临床试用超越临床试验阶段，出现了一系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卫生部2009年颁发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对干细胞研究和临床应用的规范，也有待细化，其原则是基础研究要宽松，临床试验要规范，医疗准入要严格。当前，医学伦理监管不善主要表现在伦理审查质量参差不齐，难以真正实现对研究项目的约束，医学研究者对生命伦理学不伤害原则的了解，正确率为78．33%;对生命伦理学基本范畴的审慎认识，正确率只有61．67%;在生命伦理的基本权利选择中，选择医生权利的占到51．67%，大大超过选择患者权利的41．67%。研究对象从了解知情同意书内容到签署知情同意书用时不足1日，难以深思熟虑。由于自身认识不足，目前我国医学伦理的进步，部分来自外界倒逼，如投递论文因缺少伦理审查程序，而遭遇国际专业学术期刊质疑和拒绝。生命科技回答能够做什么，伦理维护解决可以做什么。除了医学界通常思考的医生与患者、研究者与志愿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快速发展的技术进步为生命科学提出了科学伦理的要求。学者对科研方向和研究项目的选择，符合当下伦理或者违背社会伦理，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例如，克隆技术带来了疾病相关基因的细胞研究模型和实验动物模型，受益良多。但是现阶段没有国家政府与主流组织公开支持人体克隆。尽管无数的科幻小说和电影特技已经不断演示冲击大众传统认知的新技术，但在影响到每个个体的产业化决策中，如转基因粮食，社会共识同样面临最大的科学伦理障碍，而不是技术障碍。
4结语
医学伦理学的中心范畴范文6
临床药学是药学学科发展和临床实践的客观需要，是在药学与临床医学的相互渗透中产生的。传统药学主要对药物的分子结构、理化性质、来源、生产加工、药理作用、使用、分析鉴定以及应用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是一门以“药物”为中心的学科。而临床药学对药学学科进行了新的阐释，首先，重点关注药物临床应用，引入了“以人为本”的概念，提出关爱患者、提高患者药物治疗质量、减轻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的理念。其次，伴随着临床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临床药理学、临床药动学、临床药物治疗学、药物流行病学、循证药学等新学科也产生和发展起来，不仅拓展了药学学科教育体系，而且这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研究结果对药学学科基础理论的完善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对药物临床应用结果的关注，产生了药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方法，促进了药学学科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临床药学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及社会性3个特征:
①临床药学是医学与药学相结合的产物，还涉及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应用技术学科，是沟通药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其发展也取决于药学与医学等相关学科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②临床实践内容构成临床药学的核心部分，提高临床药物应用质量，唯有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才能得到实践和检验。因此，除了熟练掌握药学和临床理论知识，临床实践也是临床药学教育中重要的环节之一。掌握丰富临床药学知识的临床药师，活跃在药物治疗一线，在药物治疗疾病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不可替代的作用。
③临床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丰富的人性关怀，学科内涵具有丰富的人文思想和社会性。社会因素是影响临床药学学科发展和临床药学实践的重要因素。临床药学的研究工作与临床实践不仅是以人的生物属性为基础，更要考虑人的社会性，关注心理、环境及社会等因素对用药结果的影响。临床药师在实践工作中需要建立与患者、医师、护士及医疗管理人员间的良好关系，具有丰富的社会学理论知识和交流沟通技能是成为优秀临床药学人才的基本条件之一。所以，法学、伦理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也就成为临床药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我国临床药学教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我国临床药学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与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相比，起步较晚。受传统药学重生产、重科研，轻临床应用的影响，发展缓慢，甚至一度停滞。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医院药学都停留在药品调剂的范畴，进入90年代后，药物的血药浓度监测、药物使用咨询、药物不良反应(ADR)的监测与报告等内容才逐渐被纳入医院药学的工作范畴并引起重视。2000年以来，临床药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仍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在就业前景不明确和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的困扰下，临床药学的学科设立长期受阻，更遑论建立合理规范的临床药学教育体系。
2.1就业问题虽然我国医院药学在逐渐转型，然而进程迟缓。尤其国内医院“重医轻药”的观念由来已久，短期内临床药学并不能在医院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效益等原因，部分医院对投资较高但经济回报较小的临床药学服务望而却步;同时，医院药学从业人员所受过的教育多为传统药学教育，缺乏临床医学知识，主要从事调剂等工作，很难带动医院临床药学事业的发展。全国医院临床药学重点专科仅有北医三院、哈医大二院、中南大学湘雅二院、上海交大新华医院、郑州大学附属一院5家医院，数量较少，相关人才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情况无疑限制了临床药学专业的就业前景，成为临床药学教育发展的阻力因素。
2.2临床药学教育体系不完善我国临床药学教育经过数年发展，由于各院校的培养目标，学历学位，学制，课程体系，授课方式，实践安排，岗位培训，继续教育等不尽相同，所以培养的临床药学人才良莠不齐，教育效果有待提高。临床药学教育实践时间较短。国外临床药学教育学制多为6～7年，时间比较充裕，可安排1～2年甚至更长的临床实践，有些国家临床药学专业的学生一入学即进入临床参与实践，了解适应临床环境。而国内学制通常为4～5年，相对较短，因此临床实践往往被压缩在最后一年以内，有些学校的临床实践甚至不足半年，学生无法充分了解临床相关工作，这对本专业学生开展未来的临床药学工作相当不利。国内临床药学教育重视理论知识而忽略沟通等临床工作技巧的培养。在美国，临床药师沟通于数十年前就已经引起了充分的重视，进入2000年以后，美国75%的药学院都专门开设了临床药师沟通技巧课程，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国内医药院校，而国内院校即便开设沟通技巧课程往往也是作为考查课、选修课等，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2.3师资力量薄弱临床药学作为新兴专业，由于开设时间较短，没有顶尖级学术领军人物，缺乏一批懂医精药，既掌握扎实理论知识，又深谙临床实践的校内教师和临床药师。所以，梯队建设较慢、整体研究水平较低，国家研究基金中尚没有临床药学专项。这种现状需要长期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来逐渐改变。
3对我国开展临床药学教育的建议
3.1制定统一的本科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教育主管部门应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对药学人才需求的变化，制定统一的本科和研究生培养目标和方案，设置临床药学的专业学位，培养以服务患者用药为目标的高层次临床药学人才。
3.2加快课程体系的构建围绕临床药学人才培养目标，加强对疾病的认识和与药物应用密切相关的药学研究工作，重视病理生理学、诊断学、生物药剂学、药理学、临床药理学、临床药动学、临床药物治疗学的课程建设，积极开设药物流行病学、药物经济学、循证药学及医药伦理学等新课程，增加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并注重引导学生对社会卫生资源、人类与社会环境、人类行为与健康等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体现人、疾病、药物、健康的统一。教学内容应该以专业为导向，循序渐进、有机结合、互相融合，构建系统的临床药学知识体系。临床药学专业教材编制是临床药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工作，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3.3重视实践安排，制定临床实践考核制度临床药师肩负着患者安全合理用药的重任，需要接受大量具体的临床实践训练。美国6年制的PharmD临床药学教育，实践渗透于PY(PharmacyYear即PharmD教育第3～6年)各学年间，采用早期见习，后期强化的制度。建议借鉴其渗透式的早期见习性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最后一年集中临床实践或与考研、找工作时间相冲突而导致实践质量下降的情况，也能够在相关理论教育后进行实践巩固，使学生知识掌握得更扎实灵活。由于国内临床药师制度不健全，学生实习常常按照住院医师的标准进行培训。建议聘请行业专家，以专题讲座的形式指导学生学习;在师资中引进临床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增强教与学中的实践意识，强化临床实践技能的培养;并且使医药兼备的专家参与到教学建设中，共同制定适合临床药师的实践考核制度。
3.4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反对灌输型和封闭式教学方法，倡导启发式教学，采用案例教学和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例如:适当选择一些专题，以问题为核心，鼓励学生组织小组讨论，再以演讲的方式汇报结果，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教学过程中应时刻向学生普及关怀患者、以人为本的思想，并注重培养学生与患者的沟通能力。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