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农业经济；新闻价值
新闻传播这个词汇带有着浓浓的人文气息，因此这是人类社会才会有的产物，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新闻传播事业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需求、物质条件都达到了一定状态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1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新闻传播活动素材及其形式的关系
1.1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建国以来，我国农民获得了较多自，生产情况好转。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农业经济更是蒸蒸日上，农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改善，伴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也开始变的多姿多彩，这就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生活资料。
1.2丰富了新闻传播形式
在农村，农民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始终是有限的，因而农民的文化素质情况也是参差不齐，对新闻媒体的接触并不很多，了解也不深。再加上不同的人在传播媒体的选择上也呈现出个人的爱好差异，因而新闻传播活动在进行报道或宣传时，往往会选择大多数农民都能看懂、听懂并且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如民歌、方言节目等，由专业化的行业逐渐变为“接地气”的行业，走向通俗化，由此来增强传播效果。
1.3为传播媒介的商业化提供条件
新闻传播媒介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呈现方式，是意识形态的发声工具。但新闻传播业属于第三产业，商业性明显。农业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因而综合竞争力也有所提升，农民也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新闻传播行业可以从这一点入手，促进农村的个人社会化进程，推出主打信息服务的媒介产品。这就为传播媒介从流通领域进入商业领域提供了可能。
2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新闻传播提供有利条件
2.1扩大新闻传播的受众群
新闻传播的媒介有：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教育发展上去了，农民的文化素质自然也会有所提升。这样一来，农民对各种传播媒介的接受能力也会提高，对于新事物也更能理解和接受，同时，操作新工具的能力也会比以前强，对于传播工具有了更多的选择。上述几点都从各方面促进了新闻传播受众群的扩大。另外，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农民也有了更强的经济实力用来购买或更新传播设备，交通条件的改善也让报纸可以更快到达，方便了无线网络线和电视接收器的安装。
2.2加剧农民的信息需求
农村富起来了，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与农业活动无关的其他活动，娱乐休闲时间多了起来，也更加关注农村以外的世界。因此，农民对于外界的信息更加关注，有了更为急切的信息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媒体服务功能的多元化，并且在竞争中不断显现出自身优势。
2.3扩充了新闻传播的内容
农村受众群体的扩大，使得新闻媒体工作者需要换位思考，摒弃以前单一的主要以城市人口生活方式为出发点的新闻报道模式，而是深入农民群体，以农民的视角来看待一些问题，这在无形中极大地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内容。
3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新闻媒体未来发展方向的关系
自1996年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已经开始从结构调整出发，利用集团化手段而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对内部制度进行创新。互联网出现以后，全球迎来了信息化时代，到如今，城市市场已经基本趋于饱和，然而广阔的农村市场还尚待开发。此外，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的精神层面得到丰富，对于本土文化也会产生更强的认同感，促进新闻媒体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总而言之，未来新闻传播的发展与农业经济联系紧密。
结束语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新闻传播的积极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除了上面提过的之外，农业经济的发展还能帮助新闻媒体工作者发觉农民更加真实的一面，也向外界展示新世纪农民的生活风貌。
参考文献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 传播主体 价值客体 价值关系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n the Value Rel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News Communication
Zhao Guozhe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08)
Abstract The paper aimes at the views such as “the common subject” and “the common object” and puts forwar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Key words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value object value relation
在新闻价值理论研究中，有专家提出“统一主体说”和“共同客体说”，认为传播者（传播主体）与受众（接受主体或受众主体）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的“统一主体”，而新闻事实、新闻文本、传播效果等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共同客体”。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两个主体所处的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两个不同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客体的混乱。本文根据价值哲学的有关理论，专门探讨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并通过对这些价值客体的梳理分析，揭示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并说明这种价值关系与新闻价值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一、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分类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陆定一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②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③ 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④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把新闻事实归入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并没有降低新闻事实作为价值客体的重要地位。打个比方说，传播主体营造的是信息大厦，事实就是信息大厦的地基。因此，包括新闻事实在内的手段性价值客体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传播者进行价值创造的强大杠杆和物质基础，它的发展和变化标志着传播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也标志着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但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工具和资料只是价值创造活动的前提和手段，而不是价值活动的目的。所以，劳动资料在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构成中通常处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类是传播主体的劳动所施加、改变、创造的对象，即劳动对象。如新闻稿件、版面或节目等。而这些都是新闻信息具体存在形式或系统存在形式。所以，在本质上，劳动对象是新闻信息，是对新闻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储存和传播。劳动对象通常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直接劳动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必须与其他主体的劳动成果相交换，才能完成一轮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获得最终的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因此，直接劳动成果体现的是主体的付出而不是收益，是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实现。所以，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果，是传播主体获得目的性价值客体的中介性价值客体，是既具有手段性又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价值客体。
事实上，新闻信息作为双重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更复杂的因素。相对于传播者的经济目的，或者说在经济意义上，新闻信息具有突出的手段性；但相对于政治理想，或者说在政治意义上，它又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涉及到传播主体自身和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信息的传播本身，要比传播效果更具有重要性和优先地位。富有职业理想、民主意识、公众意识、受众意识的传播主体会自觉地把公众、把服务对象的价值目标，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把受众最高的目的性价值客体，转化为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此外，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作为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惟一性，它是获得传播效果等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惟一手段。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很多传播者对新闻稿件的采写加工，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甚至经常把它摆在与传播效果等同的地位。因为好的稿件就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手段的惟一性和关键性反过来又强化了目的性质。
但从总体上讲，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仍然占主要方面，具体表现是：首先，新闻信息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劳动付出，而不是收益，它不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生存和发展等基本需要。其次，传播者搜集、制作、加工、传播新闻信息，如果获得不了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就像厨师烧制的佳肴美味、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一样，形同废品，目标追求难以实现，自身的需求无法满足，价值活动也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对商业媒体，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其手段性质远远强于目的性质。这些都决定了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强于目的性质。
第三类是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要追求、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性成果，即传播效果。传播效果包括新闻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我们通常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前两种价值客体相比，传播效果才是相对单纯的、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需要的、具有最终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它意味着传播者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收益，付出得到了补偿，需要得到了满足。传播主体采用先进设备，对新闻稿件进行精耕细作，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努力赢得受众，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这也是所有媒体的最高追求。所以，对传播主体来说，在一轮完整的价值活动中，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就是传播效果，正是这一价值客体在决定着其他价值客体的选择和创造。
有专家把传播效果也作为新闻价值客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传播效果是不是新闻价值客体，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新闻价值概念的理解，二是传播效果作为价值客体是否具备新闻价值，如果不具备新闻价值，就不可能是新闻价值客体。
关于新闻价值，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把新闻价值理解为传播效果，等同于传播效果。按照这种理解，如果再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价值客体。另一种是笔者认可的理解，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影响特定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效果是这种属性或功能的发挥，即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即是说，传播效果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实现其价值的结果。即使传播效果具有轰动效应，也只能是新的新闻事实，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新闻事实不能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前文已有论述。
传播效果作为其他价值客体，第一它不是受众的价值客体，更不是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因为传播效果本来就是受众的信息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受众把这种满足，再作为价值客体，再满足自身，甚至再再作为价值客体，再再满足自身。且不说如此循环下去有无可能，是不是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这种把新闻对自身的满足再当作价值客体的活动，是不是还属于新闻传播活动，是不是还在新闻传播活动的链条之中？笔者认为，传播效果对受众而言，已经转化为下一轮价值活动即信息选择的背景和动因，为主体创造出新的价值需要，而不是成为其价值客体，甚至反复地成为价值客体。因此，把传播效果作为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更无从谈起。第二，传播效果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也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因为它满足的是传播主体对经济、声誉、影响力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需要，对传播主体来说，具备的是经济价值和影响力价值，而不是新闻信息价值。所以说，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与把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一样，都是十分荒谬的。产生这种荒谬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专家企图为新闻价值理论构建宏大、系统、无所不包而又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微观问题宏观化，单一问题体系化而导致的错误结论。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是多层次的，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客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价值客体构成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与传播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以客体或其价值来命名价值关系，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就有三种：
第一是与采写、交通、通讯工具以及新闻事实等劳动资料形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这些都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在这些客体中，工具又具有标志性，所以劳动资料体现的主要是工具价值、手段价值，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可以称为手段价值关系或工具价值关系。
第二是传播主体与新闻信息形成的价值关系。传播者采制新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而不是自己的信息需要，但在满足受众的同时，换来受众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关键因素形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新闻信息对受众来说，体现的主要新闻信息价值即新闻价值，与受众形成新闻价值关系。但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体现的主要不是信息价值，而是一种交换价值、传播价值。所以它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不是新闻价值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播价值关系。正如交换价值要以价值为基础，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一样，传播价值要以新闻价值为基础，但传播价值并不等于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关系也不等同于新闻价值关系。原因在于，新闻对受众主要是新闻信息价值，但对传播者来说主要是交换价值或传播价值。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价值则是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具有的影响传播者的属性或功能。新闻价值以受众的需要为价值尺度，传播价值则以传播者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新闻信息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但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它只是传播者交换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等价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者与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价值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是传播价值关系。
第三是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等收益性成果之间的价值关系。传播效果是传播主体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它体现着传播主体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体现着传播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传播主体既具有精神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它从精神与经济两个方面满足传播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以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或其价值，或者获得这一价值客体的方式，来表示整个一轮价值活动中的价值关系，那么，传播者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价值关系，就可以称为传播效果价值关系。因为传播效果是传播这一活动方式带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传播价值关系，并把这一价值关系，作为传播主体在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的简称，或统称。因为这一价值关系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价值关系的主线，在各种价值关系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新闻传播活动中有两个主体是正确的，但他们并非是共同主体。作为主体，他们处于不同的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作为主体，出现在传播者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传播效果之间形成的传播价值关系中；受众作为主体，出现在受众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新闻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与受众，当一方处于主体地位时，另一方总是处于客体地位，而不可能同时作为主体出现在同一价值关系中。具体地说，在新闻价值关系中，受众是价值主体，新闻信息是价值客体，而新闻信息是传播者劳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传播者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受众的需要，在以客体的身份或地位服务主体。而在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是价值主体，传播效果是价值客体，而传播效果是受众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受众在获得信息满足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付出满足传播者，并因此在这一价值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传播者与受众是互为主客体，而不是共同主体。“共同主体说”，尽管基本用意在于提高受众的地位，但在理论上混淆了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价值主体及其客体的混乱。
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第一，传播主体具有复杂性。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存在，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追求会造成传播主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差异。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党报刊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是惟一目的就是宣传效果，很少考虑赢利问题。新闻报道的手段性质极为明确，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制造假新闻也是政党报刊惯用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个时期作为政党报刊的传播主体，其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是宣传效果，而不是经济收益，更不是新闻信息。商业媒体比较复杂，但赢利始终是媒体的重要或主要目标，甚至有极少数商业媒体把赢利视为惟一目标。现在，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商业媒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往往兼顾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极少把其中一个作为惟一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就媒体内部而言，传播主体包括媒体内部的编辑记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者与编辑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之间，都存在诸多的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对价值客体定位的偏离和游移。
第二，价值客体本身具有复杂性。传播主体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价值客体，而是一系列的价值客体，不同价值客体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会导致传播主体对价值客体的性质和地位定位变化。
第三，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会造成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在某些环境下，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工具就必然意味着拥有结果，工具就会被视为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在某些时候，劳动对象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劳动对象就必然意味着结果，对象就会被视为目的性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政府新闻宣传部门管理政策的变化，也会很快体现为媒体内部的冲突和压力，导致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第四，传播活动具有复杂性。传播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螺旋上升结构，先进的采编传输工具是为了生产好的新闻稿件，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是为了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为了采写更好的新闻稿件，更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往复循环，永无止境。哪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哪是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在循环中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哪怕是最单纯的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手段性质；最单纯的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目的性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任何价值客体都会体现出多姿多彩的性质。
注释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74页。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媒介组织；组织传播；新闻生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新闻媒介组织内部发生的一些变化令人关注：一个是媒介组织为应对竞争和环境变化而进行的结构重组与流程再造，改变了组织内部沟通的方式与机制。这种竞争不仅发生在同一种媒介内部之间（比如报纸和报纸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媒介之间（比如报纸与广播电视之间）。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许多传统媒介组织在内部结构与流程的重组与改造方面，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探索与试验，这种探索与试验必然对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组织沟通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对传统媒介组织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媒介组织大量运用各种新媒体技术在，积极跟踪或创新传播技术，而以数字化、及时性、互动性为特征的新媒体技术，不仅为媒介组织的新闻采集和的形式、载体与手段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媒介组织内部的沟通流程和机制，进而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
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组织的特性与常规是影响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舒德森，2006），欧美学者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即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不过，他们的研究主要采取社会学的视角，很少聚焦于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问题。近几年来有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媒介组织，但对于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也鲜有涉及。组织传播学的研究表明，传播不仅仅是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和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而且传播本身也是一种组织过程：在传播互动中，组织成员演示、定型组织结构；同时，这种组织结构又对组织传播形态和模式予以规定。因此，研究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现象，将是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口。同时，在组织传播研究中，专门针对媒介组织的研究非常少见。因此，媒介组织传播的研究亦将丰富组织传播的理论探索。
和其他社会组织类似，媒介组织内部也有科层结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程，因此，传播活动贯穿于这些结构、分工和流程之中，并且具体演示了这些结构和流程，体现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其生产者往往被视为专业人员，其产品则是一种文化制品。专业人员对于自主性的要求和新闻产品本身的文本性质，使得新闻媒介组织的传播具有独特的性质。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针对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调查，旨在探索媒介组织的组织传播与新闻生产的关系。因为缺乏直接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借鉴、比较或验证，甚至关于媒介组织内部传播模式的完整描述都比较少见，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小范围、探索性的研究，大致描绘出报纸内部的传播现状，并尝试分析这种内部传播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锁定在报纸，因为相对而言，报纸的生产技术较广播电视和网络更为简单，从业者的沟通将较少受到技术手段的影响，便于观察。同时，本文也是一项比较性研究，比较中国上海和新加坡的各三家报纸。具体而言，上海的报纸选择的是《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和《上海日报》，新加坡选择的是《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我报》。跨国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于各自国家媒介的理解，也有利于检验研究结果的效度和普遍性。这6家报纸不能代表两国报纸的全貌，但是都具有各自国家媒体的典型特色，作为探索性研究的对象，能够提供研究便利并获得有意义的研究结果。
文献检索
直接研究媒介组织传播问题的文献很少，Jeffers和Lewis（1989）对美国一家中等规模报纸的组织传播研究，是我们能够找到的直接研究媒介组织传播研究的极少数成果之一。他们发现，基层新闻工作者认为自己与直接领导和发行人的沟通很少，因此建议增加组织各个层次的交流频率和数量，以促进组织信任和沟通氛围。该研究的范围和结论都十分有限，需要更大范围的深入研究。
在缺乏直接参考文献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媒介组织和组织传播的相关研究来建立研究问题和框架，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所揭示的组织内部权力关系和生产常规，有助于理解在其间进行的沟通模式、方向和影响。组织传播有关传播与组织过程、组织沟通媒介的研究等，对于研究媒介组织传播具有参考意义。
西方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
媒介组织研究是有关新闻生产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的把关人研究。在60-70年代，以英美学者为主的研究人员从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的视角，对媒介组织进行了现场观察、深度访谈等研究（Gitlin, 1980；Gans, 1979）。他们把新闻生产视为社会性的建构，其中组织的条线、常规等，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Tuchman, 1978)。由于常规的存在，新闻编辑室内部的互动相对较少，除非特殊事件或反常情况，因此，专业记者在组织内部享有较高自（Ettema, Whitney, & Wackman, 1987）。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新闻生产研究更重视新闻记者与新闻来源之间的互动，较少关注媒介组织内部编辑记者的关系（舒德森，2006）。
有关编辑记者关系对新闻生产影响的研究，主要从组织规范与专业规范入手，探讨记者的专业自主性，而编辑往往代表组织，成为记者的对立面。Breed（1955）认为编辑室通过社会化手段来贯彻新闻政策，而编辑室的“自己人”气氛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Gitlin（1980）发现，对于学生民主运动报道的歪曲也主要来自编辑部的控制和常规、文化。Gassaway（1984）则认为，编辑和记者都力图控制信息，因为他们对于告诉公众什么新闻持有不同看法。编辑的权威来自于组织科层系统，但是记者可以通过控制采访到的信息来抵抗编辑的权威。编辑记者协商控制以避免对撞和诉诸权力。
对德国与英美国家新闻生产的比较研究发现，德国报纸编辑部的专业化程度没有英美媒介高，编辑记者的分工没有那么明确、清晰，往往一个人承担新闻生产过程中采访、编辑、评论、拼版等多项工作，因而具有较大的自，也更少需要相互沟通（Kepplinger & Kocher, 1990;Esser , 1998）。不过，Esser特别指出，在一个编辑更自由、记者更自主的媒介，个人的偏见可能更容易出现在媒介内容中，如果编辑控制严格，这种偏见就会少得多。但是，组织偏见在这种程序中很容易体现。德国的报纸也有组织偏见，但没有那么明显。
有的研究则否定了编辑部内直接、明显冲突的存在。原本被认为是保证新闻从业者专业自
主重要依据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媒介组织环境中，其作用有限，有时反而与组织科层系统一起成为控制记者的工具（Birkhead, 1986）。由于新闻工作的高度不确定性，媒介组织采用一般的科层控制比较困难，效率不高。因此，专业主义成为更有效的管理手段（Soloski, 1989）。Soloski把编辑视为组织中位于管理层和从业者之间的一个管理角色，编辑使用各种手段保证记者遵循报纸的新闻政策，包括编辑会议、分配任务、批评责罚、监控报纸生产等。
90年代以后，美国不少报社实行内部改革，将传统的条线分工结构改为“团队”合作模式，有学者对其效果进行了评估（Hansen, Neuzil & Ward, 1998; Gade & Perry, 2003; Gade,2004）。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改革对于新闻生产的负面作用明显，记者队伍士气低落，而报纸质量未见明显改善。调查还发现，团队内部沟通大量增加，但是效率不高；上下级沟通不够，团队目标和任务阐释不明确，导致新闻从业者满意度下降。
媒介融合、重视报纸的视觉效果等一些新的新闻生产现象也导致新的组织问题。Lovrrey,(2003)考查了视觉设计专业人员作为一个小群体，在新闻设计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Singer(2004)发现，在报纸与广播电视合并以后，印刷媒体记者面临重新社会化的问题。固有习惯、与新闻编辑室结构相关的技巧和讲故事方式更难以改变。不过，这些研究没有直接涉及组织内部沟通问题。
中国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与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中国关于新闻生产的组织研究相对较少也较晚。两项关于报社的个案研究（洪兵，2005；张志安，2006）探讨了各种社会力量在编辑部内部的博弈与影响过程。他们所关注的报纸（《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都有着在报社内部探讨新闻专业问题的传统，这些沟通对话对于形成有利于新闻生产的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些对于新闻从业者的调查发现，新闻专业理念在中国并没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常规化程度不高，编辑记者的自较低。陆晔和潘忠党（2002）认为，中国新闻专业意识的呈现表现出“碎片化”、“局域化”的特点，受到传统文化、新闻体制、受众市场、组织科层管理等多方面的影响。陆晔和俞卫东（2003）的调查表明，新闻工作者工作自主程度的自我评价与工作满意度的自我评价没有相关性，相反，新闻工作者的自身社会地位评价，对从事新闻工作的满意程度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潘忠党和陈韬文（2005）的调查则显示，新闻从业者衡量工作满意度时并不完全遵循专业主义的逻辑，也不能正确评估作为专业主义模式原则的工作自主性。
与西方一些学者批评新闻组织生产常规和专业主义的负面影响不同，中国的个案研究和抽样调查大多表达了对于专业主义及其在组织场域实践中的积极看法。用潘忠党和陈韬文（2005）的话来说就是：新闻的专业主义理念是目前“唯一能使新闻传媒成就其独立性，成为具有开放、理性、信息真实而且充分等特征的‘公共领域’的制度框架”，因此与西方对于专业主义控制的批评不能简单类比。潘忠党（Pan, 2000）的田野调查发现，由于中国新闻改革引进市场力量而不改变政治体制，作为实践行动者的新闻从业者将现存新闻制度内部冲突转变为进行临场发挥和创造性实践的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重构了政党-新闻系统的制度空间，并创造了独特的中国政党新闻的中心与边缘、前台与后台地带。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编辑部看作是控制的场所。
在中国新闻业界，人们更多地从媒介管理和组织结构角度切入编辑部的关系。李晓林、白子超（2000）认为，中国报社传统的“记者中心”模式不能满足新闻生产的高效率和专业化的要求，需要进行“编辑中心制”的改革。《人民日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进行了“编采分离”的改革（王晨，2007）。
组织传播相关研究
组织传播研究关注传播行为对于组织目标实现的影响，以及传播过程对于建构组织本身的作用。Taylor & Van Every（2000）将传播区分为互动（对话）和文本两个层面，互动指的是行动者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沟通行为，而文本则是相对固化的传播实体，可视为互动行为的结果，同时又影响着当下的互动行为。考查一个组织的传播现象，可以从文本和互动两个层面展开。
与本课题相关的还有组织沟通中的媒介选择问题，信息丰裕度理论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解释框架。Daft和Lengel（1986）指出，组织成员的媒介选择与其信息需求相关，即降低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根据可获得信息丰裕度（richness）的高低，组织沟通媒介依次为：1）面对面沟通；2）电话；3）个人化材料，如信件和备忘录；4）非个人化的书面材料；5）统计材料。不过，这一理论也遭到一些质疑，Lee（1994）认为，丰裕度不应当仅仅是传播媒介的功能，而是传播媒介与组织环境互动的结果。在分析性别与E-mail使用研究中，Panteli & Seeley (2006)认为E-mail具有独特的文本特征，被信息丰裕度理论所忽视。因为根据这个标准，E-mail是书面的、异步的沟通媒介，不能提供丰裕的信息，因此是丰裕度低的媒介，但事实上，E-mail的特性是使用者组织环境的社会性建构。
新媒介在组织环境中的使用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Shaw, Scheufele & Catalano（2005）有关即时通讯（Instant Messaging, IM）在企业组织中运用的实验研究表明，员工使用IM的比例和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与此同时传统的言语沟通并没有减少，文本沟通形式则大幅度减少。不过，E-mail的减幅不明显，可能是因为E-mail已经是组织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研究认为，IM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生产力。
研究问题、假设与方法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集中探讨报纸编辑部的沟通模式及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具体问题包括：
1、上海和新加坡6家报纸的管理者如何设计和控制沟通模式？内部实际沟通模式如何？有何共性与差异？相关问题有：1）采用哪些沟通手段或媒介？2）沟通的频率、方向和主动性如何？3）编辑记者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内外之间的沟通有无差别？
2、报纸内部沟通模式体现了它与新闻生产的何种关系？相关问题有：1）与新闻生产过程的关系；2）与新闻生产效率的关系；3）与新闻从业者专业自的关系。
根据文献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1、新闻生产作为一项组织化的知识生产，再加上特殊的时间要求，需要密切而高效的合作，因此，媒介组织内部沟通频繁，并贯穿于各个生产过程。
2、组织常规研究表明，为了确保组织的稳定性和生产效率，组织运作需要遵循一定常规，而不是随时随地的高度互动。西方媒介组织常规的形成也基于如此原因。因此，当新闻生产趋于常规化，从业者之间的互动沟通将适当减少。
3、为确保新闻生产的高效率低成本，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往往遵循特定的方向、路线，并以一定的权威角色为核心。
4、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形成专业共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从业者的专业自。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步：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之间，我们对6家报纸主要负责人共计8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了解组织概况、基本结构、生产流程和组织传播基本情况，及其对于沟通模式的设计和控制。
选择6家报纸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是：6家报纸分属两地的两家报业集团，且在报纸类型和定位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当然，由于历史、环境等各方面原因，无法一一对应。
《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和《上海日报》隶属于上海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新民晚报》1929年创刊，在上海乃至中国具有较大影响；作为晚报，定位于普通市民阶层，但新闻报道内容比较齐全，副刊也深受读者喜爱。《东方早报》2003年创刊，侧重于财经和综合新闻，追求“影响力至上”，重视时政报道。《上海日报》是英文报纸，1999年创刊，主要针对在沪外国人和英好者，新闻内容比较齐全。
《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我报》同属于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联合早报》由1923年创刊的《南洋商报》和1929年创刊的《星洲日报》合并而成，“被公认是一份素质高、负责任、报道客观、言论公正、可信度高的报纸，对中国的发展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华人世界中享有崇高的信誉”（该报网站内容）。《联合晚报》1983年创刊，定位一般市民，侧重娱乐和社会新闻，2006年10月改版以后开始适量增加硬新闻。《我报》2006年创刊，最初是一份免费华文报纸，2008年开始改为英华双语出版，内容比较全面，但相对简单。
第二步：2008年1-2月，我们对于上述6家报纸的编辑记者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这些从业者的组织沟通媒介、内容等基本情况，及其对于新闻生产影响的初步评价。作为探索性研究，问卷调查没有严格抽样，而是有目的地在编辑部发放（purposive survey），但在发放过程中注意了编辑记者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多样性。调查结果不具代表性，仅作为深度访谈的补充，反映较为广泛的从业者的沟通情况和态度。
6报共回收问卷95份，其中上海49份，新加坡46份。具体地说，两地报纸新闻从业者中女性比例，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59.2%和78.3%。从年龄结构来看，30岁以下者，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75.5%和47.8%，31－40岁分别为18.4和30.4%，41－50岁分别为4.1%和10.9%。受教育程度，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比例，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95.9%和63.1%；受过新闻传播教育的分别为42.9%和28.3%。新闻从业时间，3年以下者，上海和新加坡分别为30.6%和28.3%，3－5年分别为34.7%和15.2%，6－8年分别为16.3%和8.7%，9－11年分别为6.1%和4.3%，12年以上分别为10.2%和39.1%。工作性质，上海和新加坡的记者分别为79.6%和76.1%，编辑分别为6.1%和15.2%，既采又编者分别为4.1%和4.3%，其他分别为6.1%和2.2%。
本文主要反映这两步调查的结果，依据这些结果，我们还将进行后续访谈和更大范围的调查。
主要发现
根据对各报主要负责人的深度访谈，以及编辑记者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两地报纸内部沟通状况呈现比较多的一致之处，不过，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沟通对象和具体沟通媒介的选择等方面有所差别，体现了两地报纸所面临问题、遵循常规的不同。具体内容如下：
1、两地报纸都有明确而相对固定的沟通程序和机制，记者编辑之间保持着较高的沟通频率。
根据访谈资料，两报都有比较明确而固定的纵向流程和横向协调的沟通机制。这与英美报纸的传统组织程序和机制比较相似，反映了新闻生产专业化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性系统组织的特征。对于记者编辑的调查也显示，在采访、写作的不同阶段，记者与编辑都保持着较高的沟通频率（见表一）。
2、两地报纸的编辑记者在各层次的沟通均比较主动。
从各新闻组织设置的正式沟通机制来看，横向协调沟通以中层（部主任）和上层（主编、副主编）为主；纵向流程沟通过程中，编辑记者、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则是双向互动，体现了新闻生产作为一个组织而非个人的过程。因此，记者个人并不能完全控制新闻生产过程。这与英美报纸相似，不同于德国报纸，也与中国过去的情形有所变化。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与不同对象沟通时，两地编辑记者的主动程度相差不大，都在3至4分之间（1为很被动，5为很主动）。相对而言，上海编辑记者主动性得分最高的是“与本单位同事沟通”，最低的是“与外单位同行沟通”；新加坡最高的是“与采访对象或其他新闻源沟通”，最低的是“与下级沟通”（见表二）。
3、两地报纸的部主任在新闻生产沟通过程中承担枢纽。
为进一步了解两地报纸的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沟通对象与方式，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置了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如果所报选题不被部主任认可、采用时，另一个是如果对稿件被修改不满意时，记者如何反应（见表三）。
调查结果显示，如果选题不被认可、采用，两地记者所选择的应对方式比较接近，排序也基本一致，但部分选项比例有一定的差别。选项最大的是“跟部主任讨论”，而且新加坡记者比上海记者还高出6.7%，选择“跟本单位其他同事讨论”的比例也比较高，且两地基本相当；选择“跟编辑讨论”的上海记者多于新加坡记者，高出6.2%。上海记者选择“跟外单位同行讨论”的比例也高于新加坡6.6%。另外，选择“无所谓”的记者在两地都比较高，仅次于“跟部主任讨论”，而且新加坡记者比上海记者高出9.6%。选择“不满但不说”的新加坡记者也高出上海记者1.9%。
当记者对于编辑修改的稿件不满意时，选择讨论的比例都有所增加，而“无所谓”和“不满但不说”的比例总体下降了。不过，新加坡同行“跟部主任讨论”的比例总体高于上海，加上“跟编辑讨论”的比例略有上升外，其他选项比例都有下降。相比之下，上海记者对改稿不满时，还增加了与编辑、本单位同事和外单位同行的沟通。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上海记者“不满但不说”的比例，不仅比选题不被认可时增加了很多，从9.5%上升到26.2%，而且也远高于新加坡同行的2.8%。
“无所谓”反应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状态，可能是常规化的结果。也许暂时无损于组织的士气或者工作效率，但长此以往则不利于创新与发展。“不满但不说”可能表明从业者对于某种生产方式或者理念并未真正认同，但由于组织氛围、习惯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或不愿进行讨论，这对于士气与发展都是潜在的威胁。当然，过多的讨论也可能影响工作的效率。
另外，无论是针对选题还是改稿，约有一成左右上海的记者会选择跟外单位同行交流，这在新加坡很少见。这反映了上海记者跨组织的交流习惯，对于形成超越组织的专业认同与同行支持
有所助益，但可能不利于组织认同的建构。
4、两地报纸在新闻生产沟通过程中大多采用直接互动方式（包括面对面交流和媒介化的沟通），而较少成文规范的支持。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记者与编辑之间所采用的沟通手段，在新闻采写的不同阶段基本相似，而在两地之间差异比较明显。上海记者在上报选题、采访和写作过程中，选择的沟通方式首先是面谈，其次是电话，占第三位的是手机短信（报题）或即时通讯（写作），E-mail、会议与书面方式都很少。新加坡记者的首选方式也是面谈，但是电话的使用明显低于上海同行，E-mail的使用则远高于上海。另外，会议沟通在申报选题和采访阶段也高于上海，手机短信和即时通讯则比上海低得多（见表四）。
与记者的选择略有不同，编辑在布置选题以后与记者的沟通方式中，面谈与电话都很重要，尤其是新加坡编辑对于电话的重视远高于新加坡记者。新加坡编辑对于E-mail的青睐同记者一样，也远高于上海编辑，而上海编辑对于即时通讯和手机短信的选择则明显高于新加坡编辑（见表五）。
两地记者偏爱的沟通方式具有一些共同特征：1）都是人际沟通，群体沟通和正式沟通较少；2）从媒介特点来看，丰裕度(richness)较高，更符合新闻生产的特性。上海的记者编辑更偏爱沟通的即时性，这一特点有利亦有弊：1）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正规化程度不高；2）着眼于处理具体事务，群体性、一般性的探讨不足。
另外，访谈资料还表明，无论是采访报道原则，还是新闻伦理道德，两地几乎都没有成文规定，这与英美报纸有所不同。只有在情况变化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才有相关书面规定出台，比如新加坡《联合晚报》改版以后强调视觉效果，为统一编辑工作，减少大量的直接互动而对色彩、字体等进行了规定。
在6家报纸中比较例外的是上海的《东方早报》。从创刊伊始即订立了比较完善的成文规范――《采编手册》，内容涉及条线分工、版面定位、采编流程、基本规范、基本问题、基本要求、麻烦解决、突发新闻报道等等。当新闻生产过程中出现矛盾问题时，还会及时补充修订相关规定，比如有关国际报道的流程与规范。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早年也有过一些《新闻处理注意事项》、《新闻报道法律须知》等书面规定，但久未更新，在今天的新闻生产中几乎不再参考。上述数据分析表明，两地报纸更倾向于采用口口相传的沟通方式，演绎和传承组织文化。
5、两地报纸的沟通设计体现了不同的组织目标。
第一、上海的3家报纸在组织沟通上强调生产效率，对于记者向编辑报题的时间规定严格。相对而言，新加坡3家报纸的报题时间灵活宽松一些。当然，这并非表明新加坡报纸不重视效率，相反，其效率体现在流程的相对简化上。
比如《东方早报》规定记者一般上午10点以前要报题，《上海日报》记者要求前一日5点以前在内网的daily plan上填写次日采访安排，编辑主任在早上9点左右要整理稿单。《新民晚报》由于下午出报，所以在前一天下午还会召开选题策划会，商讨次日重点稿件。《上海日报》为了提高记者编辑沟通效率，还启用了短信平台系统，要求记者用手机短信从现场报告新闻的核心内容。即使如此规定，仍然有少量记者在采写之前并不向编辑报告。
新加坡记者也必须向编辑报题，但在时间规定上相对较为宽松，除非特别紧急，一般是采访回来向编辑报告。这不能理解为新加坡报纸不重视新闻生产效率，而是由于这些生产程序已经常规化，无需强调。
问卷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上海记者采访之前向编辑或部主任上报选题的比例（93%）明显高于新加坡记者（77.8%，见表一）。这是上海编辑流程再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加强新闻的整体性和编辑对于前方记者的控制。相对而言，在采访过程中，上海记者与主任的沟通明显低于新加坡记者。这表明，上海的编辑或部主任比新加坡同行更早地介入了采编过程。另外，上述沟通媒介的选择也体现了效率追求。
第二、上海3报的横向沟通机制重在解决条线、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而新加坡报纸更强调同一集团内不同报纸之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
《东方早报》和《新民晚报》的一些部门都要负责部分版面的采访、写作和编辑。《新民晚》报部门分类较细，版面采编分配也较分散。前几年《新民晚报》曾经改革内部机制，采用大编辑部制度（上海新闻部），但由于人事等各方面原因，沟通成本并未降低；原来合并的部门现又独立出来。《东方早报》在创刊之初就采用大编辑部制度，比如大都会部，负责上海本地新闻，有自己固定版面。这种机制避免了部门之间沟通协调的障碍，但部主任就需要相对较大的权力。《东方早报》把评估记者每篇稿件的质量打分与奖金挂钩，而打分的权力即赋予了部主任。
上海报纸的合作沟通主要仍然在报纸内部，而非报纸之间，即使是同一集团不直接竞争的这3家报纸。比如，《东方早报》在部门内部推行“小分队”，强调对于重大新闻的协作。《上海日报》的短信平台机制，除了迅速报题，另一个功能就是便于网站采用和及时更新。
新加坡《联合早报》过去也曾经碰到“无人地带”或者重复报道现象，但主要通过总编辑或高级编辑主持的编前会、编辑策划会等来协调。同时，组长之间的沟通也比较便利，因为版面都是由编辑统一制作，部门利益冲突较小。而为了让subeditor能够更全面了解各组来稿和所有版面的新闻处理意图，所有subeditor都要出席5点的编前会。
对于现在的新加坡报纸而言，更为关心的是各报之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比如《联合晚报》改版后，与原来竞争对手《新明日报》错开定位，加强联合，各抽调一些人马，成立新的“联合新闻部”。在新闻生产的流程中，两报和联合新闻部首先要保持相互沟通，避免撞车。因此，每天上午10：30，三个部门的负责人会定时召开统筹会议。《我报》改双语版，中英文分开编辑，在总编层面沟通协调；同时，又接受《联合早报》的稿件支持。
6、两地报纸对于组织传播效果评价基本正面，但并不太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沟通影响的评价，两地记者编辑的差别不大，总体而言，基本都在中位线上，只有新加坡编辑对于“在新闻编辑过程中，与采访主任或部主任沟通对记者影响”评价值低于3分（1分最小，5分最大）。不过，总体评价并不太高，都没有高于4分（见表六）。这种评价是具体效果的体现，还是从业者对专业自的保留，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就影响的具体方面来看，总体得分比较接近，都比较正面，但也不是太高。相对而言，上海编辑记者给分最高的是“与上级或下级的关系更融洽”，其次是“对新闻的理解更积极”，新加坡最高是“对新闻的理解更积极”，其次是“与上级或下级的关系更融洽”（见表七）。
讨论
两地报纸的上述组织传播状况，体现了组织性质、媒介定位、传统习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闻生产性质与流程对组织传播媒介、方向、内容、机制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同时，媒介组织传播又从组织氛围、专业共识、具体
操作等方面影响了新闻生产。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从上海与新加坡媒介组织传播的差异，我们也能够发现两地媒介组织在新闻生产常规化程度、记者专业自主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别，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新闻生产的性质、评估其社会效果。相对而言，上海报纸组织传播的频度和范围都比新加坡报纸略大，这可以理解为上海报纸面对市场压力的主动反应。虽然新加坡报纸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但竞争却没有上海激烈，尤其是在华文报刊市场，几乎为本文所调查的3家报纸所垄断。市场竞争对于新闻专业建设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促进专业主义的发育、发展，也可抑制其生长、健全。对于上海的报纸而言，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在保持高效互动的基础上，加强常规化建设，以促进专业规范与从业者的专业自主，为中国新闻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毋庸讳言，由于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的限制，本研究所发现的一些现象可能无法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加以验证，也没有获得行动者本人的解释，因此还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这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注释：
[ 1 ]洪兵（2005）：《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2 ]李晓林、白子超（2000）：“编辑中心制刍议作”。《新闻记者》2000年第12期。
[ 3 ]陆晔、潘忠党（2002）：“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4期
[ 4 ]陆晔、俞卫东（2003）：“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生产的影响因素―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 三”。《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
[ 5 ]潘忠党、陈韬文（2005）：“中国改革过程中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评价和工作满意度――两个城市的新闻从业者问卷调查”。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5年第1期。
［6］舒德森，M.（2006）：“新闻生产社会学”。詹姆士.库兰和米切尔.古尔维奇（主编）：《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7 ]王晨（2007）：“努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谈谈十六大以来人民日报的新闻宣传工作”。《新闻战线》2007年第10期。
[ 8 ]张志安（2006）：《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9 ]Birkhead, D. (1986), News media ethics and the management of professional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Vol. 1, No. 2,Spring/Summer 1986, pp. 37-46.
[10]C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Daft, R. L. & Lengel, R. H. (1986):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media richness, and structuraldesign. Management Science, 32 (5): 554-571.
[12]Esser, F. (1998): Editorial Structures and Work Principles in British and German Newsrooms. European Journal ofCommunication, Vol. 13 (3): 375-405.
[13]Ettema, James S., Whitney, D. Charles & Wackman, Daniel B. (1987): Professional Mass Communicators. In Berger,Charles R. & Chaffee, Steven H. (Ed.):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14]Gade, P. J. (2004): Newspapers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Journalist Perceptions of Newsroom CulturalChange.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
[15]Gade, P.J. & Perry, E.L. (2003): Changing the Newsroom Culture: a Four-Year Cas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Development at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89, No.2, 327-347
[16]Gans, Herbert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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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Hollifield, C. A., Kosicki, G. M. & Becker, L. B. (2001): Organizational vs. Professional Culture in the New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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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Jeffers, D. W.;& Lewis, Nancy. L. (1989): A Case Study of Newspaper Employee Perceptions of CommunicationsVariables Related to Organizational Climate, Immediate Supervisor and Top Manag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72nd, Washington, DC, August10-13, 1989).
[21]Kepplinger, H. M. and Kocher, R. (1990)：Professionalism in the Media World? I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 5, 285-311
[22]Lovrrey, W. (2003): Explaining Variability in Newspaper Design: 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Newsroom Subgroup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80, No. 2 348-367.
[23]Pan, Z. (2000). Spatial configuration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A case of China’s journalism reforms. Journalism, 1,253-281.
[24]Panteli, N. & Seeley, M. (2006): The Email Gender Gap. In Barrett, M. & Davidson, M. J. (Eds): Gender andCommunication at Work.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5]Shaw, B., Scheufele, D., Catalano, S. (2005): The Role of Instant Messaging As a Tool For OrganizationalCommunication: an Exploratory Field Experiment. Conference Papers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05 Annual Meeting, New York, NY
[26]Singer, J. B. (2004): More Than Ink-Stained Wretches: The Resocialization Of Print Journalists In ConvergedNewsroom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81, Iss. 4; pg. 838-856.
[27]Soloski, John (1989): News Reporting and Professionalism：Some Constraints on the Reporting of the News. Media,Culture & Society, Vol. 11, pp. 207-228.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4
一、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主体的转变
1.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关系不清的阶段
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多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在形成正式的新闻传播机构之前，新闻的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换进下，人们对于新闻传播主体的概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没有将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进行有效的区分，这时二者之间的关系处在朦胧不清的阶段。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当时人们在传播和接受的定位方面缺乏清晰的标准有一定的关系，新闻传播活动并没有与其他类型的传播活动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划分，而且新闻传播主体本身对于新闻传播的职业性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对于新闻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演变并没有给予更多关注。
2.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对立关系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在政治、文明、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这对于新闻传播领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大众传播方式的诞生，将新闻传播与其他传播方式区别开来，而且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从事相关的传播工作，这时新闻传播就成为了一种正式的职业，也改变了以往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逐渐混沌关系的局面，形成了正式的对立关系，并且持续到当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加剧了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正是大众传播模式的确定，正式将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虽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也会发生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互换现象，但是却没有大规模发展，直到新媒体网络时代的到来，促进了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和谐统一。
3.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和谐统一
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新闻传播主体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改变，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应用颠覆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单向的、被动地接受新闻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他们更希望参与到新闻传播活动中，而作为新闻传播媒体，也需要更多的走入到群众中，挖掘新闻素材的同时，了解大众对新闻传播价值取向的变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传播主体，同时也承担着新闻接受主体的角色，但是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接受主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是相对而论，转变的是新闻传播的方式和新闻传播主体的主导地位，形成了新的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
二、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主体转变的思考
1.注重受众媒介素养的强化
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媒介素养是影响新闻转播主体转变的重要因素。从当前我国新媒体环境的发展情况来看，大部分新闻传播活动都停留在简单的论坛、微博、新闻评论等方式，而所谓的新闻也仅仅是简单的实时信息或者十分常态的新闻，这种群众广泛参与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对于大众的媒介素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新媒体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新闻，也可以获取他人的新闻，并且做出评论、互动，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受众的知识面不同，所以在讨论公共事件方面必然会存在不同的见解，甚至造成巨大的意见分歧，引起争端，所以加强民众的媒介素养是新媒体环境下促进新闻传播主体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
2.加大对网络的监管力度
大众参与活动的方式已经由以往的被动接受，转变为大众主动参与，而且参与的方式大多是通过互联网讨论、评论等方式，但是大众参与新闻传播的过程存在很强的个人化特征，而且难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对于新闻传播主体的转变会产生潜在的影响。因此，需要加大对网络的监管力度，对受众的新闻传播方式和内容进行管理，保证新媒体环境的稳定运行。
三、结束语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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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范文6
论文摘要:一直以来,新闻与传播是两个边界不太清晰的概念。通过对比新闻与传播的实现途径、受众人群、传播机会、自身价值,并提取其差异化元素,廓清对这两个概念的模糊认识。对于如何保证新闻的客观公正,确定有效受众人群,实现传播效能的最大化,进行了初步论述。基于对新闻与传播社会与商业属性的比较判断,提出了选择新闻与传播载体的一些观点。
新闻与传播的概念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各自的传播途径与受众却有明显的区别。笔者就新闻与传播的途径,受众,传播机会以及分别的价值做了简要的分析与论述。
一、新闻与传播的途径对比
在一定意义上,新闻与传播在途径上是具有特殊的同一性的,由于新闻在传统的认识上是单指消息,通讯或者报告文学。其传播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局限,假设说新闻要通过一些具有普遍特点的活动,或者是具有特指性的宣传方式来进行传播的话,那么新闻也就不具有他的传播价值了。新闻的传播途径本身就是一种专指性的载体,例如: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它的范围也仅仅是局限在新闻的传播方式上,如果用海报的形式进行传播的话,那么新闻的传播途径本身就已经发生了偏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不把这种传播途径作为新闻的传播途径。那么传播的途径相对来说比较广泛,人们平时经常说的口头传播就是普通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把这种普通传播理解成一定意义上的非物质的传播形式,例如,某商场的促销活动,严格意义上说这种活动本身也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宣传商品或者服务的功能,但是却不能归类为具有时效性的传播,这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传播在途径上就决定了与新闻传播的不同,而所派生的效果也是多种多样的。新闻传播的途径在特定时候是官方性质的,也就是我们平常听到的“新闻机构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普通的传播是不具有这种潜在特征的,在传播途径上,新闻倾向与官方的,正式的传播,在辞令界定与形式上更加权威或者是具有它特殊的政策价值,直接成为大众生活的参照;也有的是宣传某种政策或者反映阶级政权的一种政治动态,那么这种途径就非常严肃;相反,普通的传播,我们也可理解成为是大众传播,它的传播途径比较随意,而且具有很浓厚的个性化色彩,也可能是商业化色彩,途径相对丰富,方式也比新闻更生动。
二、新闻与传播的受众比较
由于新闻传播具有本身的特殊性,那么它的受众群体就与大众传播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首先,新闻传播的受众是一些潜在的关系人群,传播内容与这个人群的需求有着某种利益关系;大众传播的受众则完全不受这种利益关系所驱使,它的传播内容与大众的需求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对有的人群来说是有用的,但是有的人群则不需要那么高的关注度。其次,新闻传播的受众在新闻中他所获取的信息是政策性的,或者是精神层面的一种激励,在受众需求程度上,有的是必须的,有的则可能是来自某种心理关联;大众传播的受众在传播中获取的信息,第一它是具有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两种的,例如降价信息,商品销售广告;第二,大众传播的受众不具有政治倾向化,更不具有命令性或者政策的需要,它的传播对象有可能是无意识地接触或者认知,这一点就是新闻传播与大众传播受众方面的明显区别;再有就是两者的受众人群大有不同,新闻的受众人群的层次要比大众传播的受众人群层次要略高一些;再还有就是新闻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受众接受动机不同,新闻传播在新闻的角度上理解是近期发生的重大事情,或者新鲜的事情,具有一定的传播意义,受众的接受动机是主动的,因为本身新闻的传播途径就彰显了受众对新闻的关注度,大众传播受众的接受动机反而比较无序,它产生的传播效果远不如新闻传播具有更实际的意义,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并不用接受他的某种指令,完全可以有选择地进行选择或者放弃,这在整个受众的关系利益中,大众传播的方式是被动的,也就造成了信息接受动机淡化的局面。
三、新闻与传播的传播机会比较
传播机会是传播内容所决定的。新闻传播机会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时效性,在新闻定义中就明确指出了是新近发生的事情,这种传播机会不仅要具有时间的限制,而且要具有实质的意义,宣传政策,宣传好人好事,或者是宣传某重大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它的传播价值就直接决定了传播机会要把握好,一旦丧失了机会新闻就会变成“旧闻”,对公众的生活便不能起到积极的宣传与信息传播的作用;大众传播的传播机会基本上是无定向的,可以随时进行传播,如商品信息、广告、公关活动等,它对于传播机会的界定不像新闻那样严格,同样的,两者的传播机会也就决定了信息的价值。
传播机会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分析,新闻的传播机会是需要引起多数人的关注,这种人群的关注尽管不代表它的信息价值,但是潜在的价值却是大众传播所不能比的。自然地它的信息价值也就造就了新闻本身的价值。大众传播的机会人群相对来说又是特定的,在限定的人群范围,环境范围内传播信息。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时间可能长也可能短,决定其时间的不是信息的传播机会而是信息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关注度。
四、新闻与传播的价值分析对比
新闻价值是客观性的,它是随着新闻的发生、新闻的价值而逐渐产生价值的。由于新闻多是社会性事件,它具有广泛的价值。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新闻的传播价值首先是它的客观教育意义以及新闻的时效性与关注度。其次是新闻传播的效应,例如:十七大召开与闭幕,新闻的潜在效应是它的价值主要元素,公众关注度高,会议的决策,产生的领导人选都客观地成为人们选择阅读或者接受的参照。再其次就是新闻传播虽然不具备商业化价值,但是新闻的价值无形中就转化成对社会,对公众提供的客观的参考。传播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策动,计划的成分,具有一定的主体意识,它的价值可能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或者可能是一个事件或者商品的具体化,表明观点与主张不确定或者隐含的内涵成分过多,其价值直接表现为商业化或者间接的效应,无论是经济效应还是社会效应。但是恰恰因为大众传播具有它特定的不真实性,夸张性,那么就很难与公众的心理产生接近性,越是接近性高的信息,其价值也就越大,因此新闻与传播的价值要从以上几个方面来剖析。
五、新闻与传播的特性分析比较
首先要区别的是新闻与传播的几个特性:新闻与传播的真实性与夸张性,新闻是真实的实践的反映,而大众传播则不同,它可以是虚构的或者是善意的夸张,不需要负具体的传播信息的责任,而相对与两者的价值来说,在官方,新闻的真实性的价值更加直接,而大众传播的价值则更加平民化,因为它毕竟是涉及到公众的生活、公众的物质生活,与利益相互关联。这种由公众精神,物质所派生的夸张也可能比新闻更具有它的特定价值;阶级性与非阶级性是新闻与传播在特征上的根本不同,新闻代表党的喉舌,主要传播党的政策与方针,具有政权的代表性。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存在它本身的私密性,或者广泛化,但是他代表公众的一面则更强劲;产业化的发展渠道是两者的最终发展方向,新闻的产业化是为政权服务,而传播的产业化则是为了使公众的生活更加便利,企业的宣传与形象建设更加丰富;导向与策动作用也是新闻与传播的关键区别,新闻必须具备导向的功能,它的意识是通过宣传而形成的,传播则不具有意义上的自觉,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传播是一种策动的手段,主要是满足公众或者企业的一种潜意识的动机;信息涵盖程度与文化的系统性,高度的信息涵盖是新闻的特定的价值所在,他所反映的是公众关心的事情,也可能其中并没有或者缺失了文化体系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新闻就是一种硬性的“通令”,而传播在这方面更加具有文化体系的倾向,比如,企业在传播企业文化、产品文化、公关活动等,都具备了文化体系的自觉建设与宣传;以上特征直接影响着新闻与传播的信息素养。通过比对以后,新闻的价值与传播的价值就更加明朗化了。
我们知道传播学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学科背景,要说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决不会比传播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亲近,因为我们知道,传播学的那些理论与假设都与这些学科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要说新闻学是传播学的分支,那么其他与传播学关系更亲近的学科在不久的将来也要成为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吗?一种学科不可能大得无边无际,否则那就大而化之而无能为力了。我们不禁要问:把传播学化为各种分支学科那将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有可行性吗?所以可以得出,新闻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片面的。
参考文献:
[1]明安香新闻价值与传播的比较研究[c].《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