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1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2
关键词：变异学;传播学;本土化;中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2-0004-04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被正式引入中国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传播学是否需要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如何能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真正扎根土壤，进而茁壮成长，形成传播学领域的中国学派，是学界专家和学者长期以来努力思考的问题。
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y）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在一批先行者如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卡尔・霍夫兰（Karl. I. Hovland）、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等人的研究推动下，获得了飞跃发展，并很快传到了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因历史原因，该学科一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在中国正式落户，其标志为上海复旦大学的郑北渭教授在其负责主编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研究资料》第1期上发表了《公共传播》一文。同年10月，时任日本新闻学会会长的东京大学内川芳美教授来华访问，为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新闻学师生及研究者做了以日本公共传播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报告，这是第一位国外学者在国内讲授传播学，也为日后中国与国外传播学者之间的密切交流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传播学研究也随之蓬勃发展，“走出去、请进来”的学术交流格局逐见雏形。1980年1月，《人民日报》副主编安岗赴夏威夷参加由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亚太地区传播学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学术报告，成为了第一位“走出去”的中国传播学者。1982年4月至5月间，有着“传播学奠基人”之称的美国传播学大师韦尔伯・施拉姆受邀访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的新闻研究机构和大学新闻系开设学术讲座，这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与西方传播学者之间的第一次直接对话[1]，从此打开了中国传播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的交流大门。传播学发展至今，双向交流与访学已发展成为一种常态，这种交流常态在促进中国传播学者对西方传播学理论了解、引入、介绍、阐释的同时，也激发了学者们对于传播学是否应该本土化、中国化的思考。
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又被称为“传播学中国化”、“中国传播学”、“华夏传播学”等，是通过整理和归纳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传播现象与事件，提炼总结出中国本土的传播观念和思想，再将其与西方传播理论有效整合，建立起适合中国的传播理论构架，最终发展为集中西方传播精华于一体的中国传播学[2]，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资源，搜寻中国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传播现象与实践，在归纳总结中国传播智慧和精髓的同时，重新思考西方的传播学理论，使之为自己的传播实践所用，从而建立起中国本土的传播理论框架;二是着眼于中国国情，把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的传播学实践中，以西方传播学理论来回应中国传播学遇到的本土问题。二者构成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两个面，相辅相成，互相关联和影响。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这一提法，最早是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在1978年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传播学者在学习和实验西方的传播理论之外，更应该利用自己的智慧，从中国的历史中寻找到许多传播的理论和实践，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播学的领域[3]。为了践行推广这一学术理念，余也鲁教授和台湾政治大学的徐佳士教授等学者一起奔波于，主持召开传播学会议，推动了大陆传播学界在认识、了解传播学的同时，引发对本土化的思考。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确认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传播学研究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4]，这是大陆学者首次提出要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传播学，指明了传播学在中国需进行本土化发展的方向。1986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更是再次明确了传播学研究的任务，即从中国的传播实践出发，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此后，本土化、中国化成为中国传播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连续数届会议都以此问题作为议题，相关研究的学术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股传播学本土化的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两种研究路径的并肩齐驱而达到高潮，被很多学者认定是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努力的方向。发展至今，虽然传播学研究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但是学术成果并没有很好地利用本土的传播资源与智慧，仍然以西方传播学理论尝试解决中国问题为主，缺乏原创性和创新性。面对这一问题，“本土化”在当今又一次成为关注的热点，且呼声很高，有学者认为其可以作为突破这一发展瓶颈的出路。如陈月明在其发表的《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再认识》一文中就指出了要改变中国传播学缺乏创见性成果这一窘境，使传播学在中国获得创新性发展，本土化研究是必然途径[5]。
当起源于美国的传播学传入中国时，这两类异质文明在碰撞及交汇互动的过程中，无论是传播还是接受，或者是彼此影响的同时都产生异质性因子而发生一种变异。如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乌尔里希・韦斯坦因在其《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Survey and Introduction）一书中就曾指出，影响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直接逐字仿造的例子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改变[9]。事实也的确如此，比如佛教中国化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变异案例。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印、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经历了长期的碰撞和交流互动，并在这种碰撞互动过程中产生了变异，最终在坚持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交流融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不同于印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其实，在传播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变异因子，但是由于国内的传播学者们有的只注重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拿来”，有的则只关注到要立足本土传统文化，并没有注意到跨文明间的变异现象。
比如，传播学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刚引入中国时，就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分别提出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以及以中国传播实践为出发点来建设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及中国本土的传播实践和传播现象来指导、发展从美国传进来的传播学理论，本身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和异质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汇，虽然大多数学者们都看到了碰撞和交汇，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探究、发现其交汇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至于发展到现在，传播学是否需要本土化、中国化仍然只是一个争论的焦点，而不是落于实处的探索。
所以，从变异的视角重新认识美国传播学的传入，有利于中国学者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来正确对待异质文化的引入，并从自身的文化规则出发，重视异质文化在交汇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因子，对外来的传播学进行“他国化”改造，从而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传播学。
“他国化”理论是笔者在变异学大背景下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一条既具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路径。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学或理论等作品在传播到其他国家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生活习俗、历史文化观念等方面的不同，经过文化的译介、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过滤、接受或阐发之后，发生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变异”[10]。这种更深层次的变异主要体现在：作品本身所体现的传播国的文化规则和话语，在作品通过“旅行”抵达他国后就已经被他国同化，文化规则和话语逐渐向他国转变，从而成为他国文化和作品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文化规则和话语的转变是“他国化”的最重要特征。将“他国化”理论运用到传播学学科的发展中，是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传播学的重要途径。
如，产生于美国的传播学学科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由于两国分属于两大文明圈，在文化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语言系统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异质性因素，必然会存在大量的变异现象。传播学学科著作和理论在译介、过滤和接受的过程中，也会相应地发生语言、形象及文本等方面的变异，这些变异现象从表面上看起来会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是误读、误译、作品流传过程中的过滤、改造等，但里面隐含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当西方传播学著作的变异在中国达到一种文化规则的根本性改变时，就不是误读、误译、作品流传过程中的过滤和改造了，而是传播学在中国的“他国化”，针对其在中国的传播，这里可以称为传播学的“中国化”，即传播国――西方的文化规则被接受国――中国所同化了，从而实现传播学在中国的融合发展。所以，“他国化”既是中国传播学科发展的途径，也是发展的目标。
而就目前传播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的传播学距离“他国化”为特征的融合发展这一目标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国内的传播学理论多属“拿来主义”范畴，并未能真正地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历史传播智慧、实践接轨，形成能够适应在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学科。尽管国内传播学研究者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但效果仍不佳，缺乏原创性和理论深度。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着大量先人总结的传播观点和现象，韦尔伯・施拉姆就曾称赞过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他指出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深邃的艺术传统以及博大精深的智慧，值得西方人在实验或科学研究方面借鉴[11]。面对这种发展瓶颈，笔者认为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其理论不能一味西化，也不能排斥西方;不能全盘复古，但也不能完全抛弃中国古代的传播观点和现象，应该因地制宜，借鉴“佛教中国化”以及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经验，在坚持本国文化及先人经验的基础上，从自身的文化规则和话语出发，对外来的传播学文化及理论观念等进行不同程度的解读和改造，使外来文化和理论观念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根本上解决传播学“失语”的现状，达到“他国化”，最终实现传播学在中国的融合发展。
五、结 语
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3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4
（1）传播学是校史研究的媒介平台。所谓媒介平台是指连接传播主体和受众维系二者之间关系并保持信息流通顺畅的工具和展示手段。校史文化的传播“既要在空间领域实现共时性传播，又要在时间范围内实现历时性遗传”，这一特性使得校史文化的宣传和传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在时空中进行传递交换和共享，从而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育人功能。传播学无疑就是这种媒介。传播学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公众传播、内向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多种渠道宣传校史文化，丰富和拓展校史文化形式，扩大校史文化的影响力，推动其向深层次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校史文化的积累、沉淀、凝聚和宣传都离不开传播学对它的推动和促进。校史研究正是借助电视、网络、广播、微博、微信等众多传播渠道的推进和宣传才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各类校史专著、校史画册、校史汇编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体现校史研究浓缩和精华的校史馆也相继问世，校史研究进入空前的活跃期。
（2）传播学“歪打正着”促进校史研究功能的实现。传播学与校史研究都属于边缘学科的范畴，二者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法有时“不谋而合”，有时大同小异，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当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或功能与校史研究对象或功能重叠或交叉时，传播学在实现“协调社会”、“文化传承”以及娱乐宣传等功能时“歪打正着”也促进校史研究功能的实现，这种现象尤以传播学以历史或文化题材为研究对象时为甚。口述历史就是典型的例子，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它属于人际传播的范围，是口述者与访谈者共同参与的传播活动；从校史研究的角度看口述历史是个人化的历史，也是“活历史”，是校史研究工作者借助口头、录音等传播手段，从口述者的讲述中获取历史信息的特殊传播活动。
（3）传播学独特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校史研究大有裨益。传播学既源于众多社会和自然科学学科，又明显区别于它们，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中“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的全景式论述和“拟态环境”、“刻板成见”等重要概念对于指引校史研究工作者正确看待历史环境和历史舆论对当今校史研究的作用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选择校史研究题材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另外，校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也充分借鉴传播学5w传播模式的理论分析方法解决研究中的难题，运用实证分析和实验方法等论证自己的观点，促使校史研究横向和纵向获得更深层次的发展。
2.校史研究促进了传播学的发展
（1）校史研究丰富了传播学的素材。校史研究立足于丰富的档案资源，同时借助档案刊物、校史馆以及网络等传播渠道宣传校史文化，潜移默化之中纯净人的灵魂，陶冶高尚的情操。校史专题展、校史名人展、校史图片展等校史课题从传播学的视角看都是极佳的传播素材，通过对它们的报道，可以扩大传播学的影响力，推进传播学的发展进步。201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这一事件，就是校史与传播学相互融合的典型案例。
（2）“传播”是校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校史研究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属于专业性的文化传播，受众范围相对狭小。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宣传渠道不仅很好地宣传了档案和校史文化，而且增生了传播素材，引起受众对传播学的关注和了解，拓宽了受众的视野，激发了他们对传播学的研究兴趣。3D网上校史馆琳琅满目的展览既是校史成果的展示平台，又是大众传播的良好渠道，是校史研究和传播学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融合体。
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5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传播与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15-03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仍停留于初级阶段。在理论本体方面局限于国外尤其是北美理论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体系。在产业研究方面，虽然提出了有别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新范式，显示出该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问题的深度仍有待加强，且由于本土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缺失，套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往往不能准确的分析出我国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阶级结构、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关注显示出该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价值追求，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实践性，相较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较少参与媒体改革等抗争和替代性传播实践，且学术成果对传播实践的影响力有限。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缘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大陆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一直处于学术地带的边缘，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等条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广泛的知识积累之上，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准备不足。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开放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我们相信上述限制条件将会逐渐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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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6
一、引言
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新闻传播的客观环境发生极大改变，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更好地融合，助推新闻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技术广泛运用的时代，新闻传播研究的客观环境更为复杂。为促进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探寻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具有现实意义。
二、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相融的重要意义
作为研究新闻信息传播现象的学科，新闻传播研究对促进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传播研究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和系统性，需要在正确、全面的理论指导下开展实践研究。新闻传播理论可认为是新闻传播客观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律，受不同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将形成不同的新闻传播理论。基于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新闻传播研究理论遵循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就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闻传播过程而言，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催生了不同的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即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1]。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均较为落后，自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累累硕果，我国也逐步形成了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建设仍然与新闻传播研究实践的发展节奏“有所脱节”，为此，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建设，推动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相融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知
（一）新闻传播实践“孕育”新闻传播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脱胎于”实践，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同样具有这样的包含关系。应当认识到，新闻传播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始终跟随新闻传播实践不断嬗变、完善和发展。新闻传播实践是无止境的过程，新闻传播实践更是促进新闻传播理论发展完善的“源头活水”。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领域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竞争”成为各国在国际舞台上“角力”的重要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可谓迎来了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的历程便是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直接印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有力、稳健领导下，新闻工作者们不断发挥自身的力量，新闻传播成功扮演了各地区、各民族联系的“纽带”角色，为促进中国内部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不容忽视的历史性贡献；同时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慎言慎行”“握好笔杆子”，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真实历程客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为推动中外信息交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峥嵘”的实践历程之中，新闻工作者逐渐摸索、总结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共同之处，二者均起源和发展于新闻传播实践[2]。
（二）新闻传播理论反作用于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传播理论支撑新闻传播实践有效应对深刻、复杂、多变的新闻传播环境，有效解决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实践面临更加深刻、复杂而多变的新闻传播环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传播实践所面临问题的难度。特别是在如今的信息化环境之中，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正加速传统传媒格局的转变和推动传播秩序重建。最为典型的是，以“双微一自”（微博、微信、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组分正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3]。新闻传播实践正逐渐由传统的专业化媒体机构传播转变为公众参与的大众传播，传播机制逐渐由“党政主导传播”转变为“社会多向传播”，传播范围也由“单一、局部地区传播”向“跨地区、跨时空”转变。新闻传播理论是对于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归纳，是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总结而出的宝贵经验，新闻传播理论如同坚定的旗帜，它能够从新闻传播制度构建、内容生产以及传播渠道优化等角度有效加强新闻传播实践对复杂多变新闻传播环境的应对，提高新闻传播实践技巧性、艺术性，增强新闻传播实践之成效，适应新时期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需求。
四、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思考
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闻传播实践孕育新闻传播研究理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指导和支撑新闻传播实践取得良好成效。笔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二者之间具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融合关系，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个人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以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为基本原则。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均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取得胜利的必然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为此，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应充分尊重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具体而言，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应当体现阶级意志、权利，这要求新闻工作者开展工作时，首先在思想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性，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将党的政策、方针融于新闻传播实践中，正确、全面地展示党的纲领、方略。其次，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应当体现群众性，亦即人民性，这要求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充分考虑人民的权益，为民解忧。回顾历史经验可知，只有充分坚持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
（二）妥善报道特殊性事件新闻传播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主要任务是系统性地传递客观的新闻现象和信息，促进新闻传播业进步。当前正值社会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时常见诸报端。特殊事件的报道是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均关注重点问题，例如，中外新闻工作者都热衷于跟进热点事件，同时，在事件报道中探索、总结出值得推广的报道经验（也可称之为研究所取得的理论）。天津塘沽爆炸事件是一起轰动中外的重大安全事件，当时有新闻工作者第一时间对此事件进行了跟进报道，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地传播了事件的客观信息。针对该事件中网上所流传的谣言、虚假信息，有新闻工作者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微信等渠道快速地进行辟谣，有效消除了虚假信息传播的不良影响。由此可见，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注重妥善报道特殊性事件。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有必要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对特殊性事件妥善报道的事例进行深入剖析，总结新闻传播实践经验，为推动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铺垫良好基础。
（三）加强本土化研究上文提到，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任务是传播执政党的新闻信息。从更深层次地角度分析，新闻传播的意义在于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较之于西方国家还有所不足，新闻传播学研究理论诞于西方，服务于中国发展。为实现新闻传播学的“洋为中用”，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加强本土化研究。一是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围绕“新闻传播为公、为民”的核心原则，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体系的新闻传播价值取向。二是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哲学养分，它对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政治素养、职业素养等提出了系列的观点和理论，这对于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三是注重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备许多有益于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发展的元素，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充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例如，“民本思想”“为生民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吸收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新闻传播研究的文化底蕴[4]。四是积极借鉴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本土化研究并非是“闭关锁国”，一方面，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研究要围绕中国新闻传播的客观环境和诉求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又应当以高度开放的态度，保持国际化视野，积极借鉴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成果[5]，同时，反思其研究的局限性，以本土化研究为核心，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研究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