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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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论文

传播学论文范文1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传播学论文范文2

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基本模式的构建

按专业方向开展的图书馆电子资源利用培训是一种新的培训理念,也是读者培训服务的一次全新尝试与探索,需要在吸收以往各类培训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创新,主要是由各专业的学科馆员根据专业需求分别设计符合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培训内容和方案,针对相应专业的读者进行培训,并最后给予效果的评价和进一步改进。而培训设计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也将对培训项目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为此,笔者在参考了一些相关培训设计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本模式。专业需求分析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对图书馆馆藏各类文献及电子资源的需求情况往往是与其学科性质和专业特点紧密联系的,因此在制定培训方案前,图书馆员必须首先对本校所有学科的专业设置及研究方向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了解,在研究学校的学科专业的基础上,最好能与相关专业教师进行沟通,找准专业定位,把握本专业的资源需求状况。总之,明确专业研究方向是开展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础,在培训时最好能使读者带着研究课题查找资料,做到有的放矢。

培训内容设计培训内容的设计要结合专业研究方向的特点来展开。一方面需要对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源进行精选和推介,重点介绍与专业有关的电子资源的相关收录内容及其利用技巧,将图书馆现有的电子资源中与本专业研究方向联系紧密或者相关度高的内容进行分类整合,统一抽取并融入整个培训内容中,此外可着重挑选几个专业性强的数据库进行重点推介,这也是体现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特点的最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为了使读者更深入了解电子资源应如何与自身专业的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可以选取几个本专业方向的利用电子资源进行研究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同时穿插一些专业领域的文献研究方法,结合数据库操作技巧和统计功能等为学生在本学科领域内或跨学科的研究中提供一些启发思考与创新思路,进而深入探讨数据库在学术科研中对于提供文献保障和启发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培训效果评价在对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需要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一方面可以从前来参加培训讲座的人数以及学生和专业教师的反应等来评价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电子资源使用量的统计数据来观察和评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开展

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图书馆的读者培训采取了多种形式开展,包括本科生的新生入馆教育、面向全校的文献检索公选课,以及相关数据库专业人员作的电子资源系列培训讲座等等。为了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各类电子资源的推广力度和利用效率,面向更高层次和需求的读者进行更有专业针对性的电子资源使用培训,根据以上培训设计思路,“上外”图书馆开展了由学科馆员按专业方向分专题讲解图书馆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的系列培训讲座,并陆续推出了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经济管理及其他人文社科等方向的专题图书馆资源利用培训。这些讲座主要由图书馆相关专业的资深学科馆员担任主讲,除介绍图书馆文献和服务之外,重点结合各个专业方向开展电子资源数据库的使用培训和现场演示,指导读者更为有效地查找和利用论文写作及学术研究所需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为读者提供强大的文献保障,培养其良好的信息素养和科研能力。以下结合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本模式及“上外”开展的实践,以“上外”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例,尝试结合其学科特色和相关资源进行培训方案的设计,探索专业方向电子资源培训的新思路,以期为此类培训项目的开展和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从而提高图书馆电子资源培训质量和信息服务水平。新闻传播学专业需求分析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而言,其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新闻素材的需求,即各类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材料,这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的中外文报纸和相关网站上;二是对学术文献的需求,包括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献,这主要可以从图书馆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图书和学位论文中获得。同时,由于电子资源具有比纸质资源内容更丰富、更新更迅速、检索更便捷等诸多优势,因此,新闻传播学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应当主要从报纸、期刊、图书以及学位论文这四种类型的资源展开介绍。

新闻传播学专业培训设计培训的内容主要根据专业需求和文献类型等展开,一方面对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源进行推介,重点介绍电子资源的相关收录内容和演示其利用技巧;另一方面结合有关研究案例来深入探讨数据库在学术科研中对于提供文献保障和启发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图书馆相关资源介绍及其利用学科馆员在对专业定位和学科方向有了明确的把握之后,就需要对图书馆现有的相关馆藏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梳理,找出与之相关度最高的各类文献,并有重点地将其推介给该专业的学生加以利用。由于图书馆文献种类繁多,笔者主要从资源类型入手加以分类介绍,重点介绍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与新闻传播学联系紧密的电子资源数据库及相关功能。报纸。报纸作为新闻报道的重要载体形式,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与其具有极高的相关度。因此,在进行该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时,报纸这一类型的资源应作为首选的推介对象。就中文报纸而言,培训主要推介了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对于检索和利用国内主流的报纸媒体资源十分方便和全面。就外文报纸而言,则首推Lex-isNexis学术大全,可深入搜索世界范围内的众多报纸内容,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的必备数据库之一。另外,Factiva新闻数据库也可一站式访问大量的新闻资讯,时效性强,检索方便。由于这两个数据库的使用技巧性较高,培训时应重点介绍和演示其检索利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期刊。鉴于电子期刊的学术性和便捷性,培训过程中应着重引导学生善加利用电子期刊资源。就新闻传播学专业期刊而言,重点推介了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EBSCO的传播学与大众媒体数据库,基本涵盖了中文和外文的重要新闻传播学类期刊资源,对于利用中外文资源进行学术研究具有很大作用。此外,人文社科类的期刊资源对于新闻传播的学习和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由于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它的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密切相关,因此,要搞好新闻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还必须注意相关人文社会学科文献资源的利用。培训时可适当推介如SAGE人文社科库(包含有Commu-nication&MediaStudies学科专题)、ProQuestRe-searchLibrary等相关资源。对于外文期刊数据库的快速查找和定位,培训中需强调图书馆的“外文期刊导航”功能。利用该导航读者可以按照学科分类和专业方向查找和定位所需电子期刊资源,从而极大地节省读者的检索时间,并使资源得到更为充分有效的利用。#p#分页标题#e#

图书。与报纸和期刊相比,图书类文献资源在数据库中的收录并不十分全面,利用方式上也较之前两者存在一定的不便,而纸本书籍或更能满足读者需求。因此,在进行图书文献介绍和利用的培训过程中,应协调纸本和电子的平衡,建议读者从馆藏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此两种类型的图书资源。对于中文图书的利用,可以突出强调“读秀学术搜索”功能对于查找纸本和电子图书的重要作用,其能一站式检索超星数字图书馆的电子书以及该馆馆藏的纸本书,对于读者而言资源获取率大大提高,是目前查找中文图书的首选方式。对于外文电子书而言,主要介绍Ebrary电子书和MyiLibrary电子书这两个数据库。在这两个库中虽然没有新闻传播学类的专题分类,但其人文社科类图书资源相当丰富,且学术质量也很高,适合读者进行扩展性阅读,开阔视野和研究思路,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帮助。这同样适用于其他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对于专业学习和研究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CNKI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库可下载全国各大高校历届硕博士的学位论文,尤其是本校相同研究方向或相同导师的论文更是对毕业论文的选题、思路、写作方法、格式等各方面起到极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具有较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对于“上外”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而言,除了参考中文的学位论文外,英文的学位论文资源也是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来源。ProQuest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了欧美1000余所著名大学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外文学位论文信息资源,可以帮助学生们及时了解国外该学科领域的硕博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动向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将其引进或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来。因此,这两大学位论文库也是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不可忽视的内容。新闻传播与文献研究案例举要培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通过分析新闻传播学相关研究案例,结合数据库的检索技巧和统计功能等剖析在研究方法上的拓展与创新,为学生的学术科研提供一定的思路上的启发与指导,展示电子资源在检索和利用上的便捷性和科学性。以下通过两种类型的案例加以分析。

新闻传播学文献的计量统计研究。该类型的研究主要通过对新闻传播学领域相关专业期刊或学术论文等的文献引证频次或下载数量等信息的计量统计和汇总分析,研究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学术发展状况。如“中国新闻传播学高被引论文分析———基于CSSCI、CNKI两个主流引文数据库的研究”一文,分析了新闻传播学学术论文CSSCI、CNKI两个数据库被引证的现状,找出了新闻传播学自1978-2007年30年以来的高被引论文,比较两个数据库的引证特点,并对发现的新闻传播学高被引论文的领域分布、年代分布、期刊分布等数据进行了分析〔2〕。从该实际研究案例中,重点引出对于CNKI数据库引文统计功能的介绍,演示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统计和排序功能,从而可以进一步对高被引论文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又如“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兼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一文,选取了中美两国各两份新闻传播学的主流学术期刊(分别为美国《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和《Jour-nalofCommunication》以及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通过对其6年间(2000-2005年)所有论文的内容分析,描绘出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概貌并比较其异同〔3〕。

对于此研究案例而言,中外文期刊数据库就能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其检索和统计远比纸本期刊方便快捷得多。结合专业领域与相关案例的分析,介绍数据库的功能特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并深入发掘其对实际研究有意义的功能。新闻媒体信息源检索搜集与统计分析。该类型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如报纸、期刊、图书等)对某一专业领域的报道、阐述、论证等的文献资源,通过专业数据库全面搜集,对其信息源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从而得出该领域的某些结论。如“议程与框架:西方舆论中的我国外交话语”一文,以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为切入点,通过对2004-2008年间LexisNexis数据库中新闻文本的定量分析和定性解读,探索了当代中国外交话语在西方舆论中的角色问题〔4〕。本案例值得借鉴之处是其对于数据库中检索条件的设定,其以LexisNexis学术大全数据库为资料源,选取其新闻库中世界主流报纸库(MajorWorldNews-papers)里的英语报纸为样本范围,对近5年的新闻设置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这样的实际检索案例对于学生深入理解数据库的检索限定技巧和研究使用方式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培训方式探讨

培训讲座主要采取PPT课件演示和网上数据库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同时设置现场提问和互动环节来解答同学和老师的提问。多种方式的相互配合与穿插可以使培训效果得到最优化的呈现。PPT课件讲授作为一种多媒体演示工具,PPT已被普遍应用于各类教学培训,图书馆的文献检索课程和资源利用培训也不例外,其对于教学效果的实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PPT的页面导航层次和内在逻辑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有人说“逻辑”是PPT的灵魂,的确如此。PPT也要讲究谋篇布局和创意策划,应能体现培训内容的层次结构和表达出教师的脉络思路〔5〕。如本培训设计分别从新闻传播学的专业需求、图书馆相关电子资源的利用(资源又进一步按照类型进行分类介绍),以及结合有关研究案例对数据库使用和研究思路等进行深入探讨等几个方面展开,层层深入,结构清晰,导航明确,对于培训信息的传递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网络平台演示由于网络数据库的操作步骤连续性等特性,如果仅凭PPT的图表和截屏等方式来展现教学内容还无法达到良好效果,因此必须同时结合网上现场操作演示的方式来进一步呈现。有调查显示,有将近80%的图书馆文献资源检索类课程运用了截屏来讲述教学内容,有的截屏页面数量占了PPT总页数的绝大部分〔6〕。这与网络数据库的应用性特点有一定关系,但并非所有的操作过程和步骤都适合用PPT来展示。一般而言,在重点介绍某一数据库(如本培训中的LexisNexis学术大全)的利用方法和检索技巧时,可以选择在线演示的方式来进行,其操作过程的连续性和动态性更有利于学生直观地了解和掌握整个流程。当然,在线操作可能会受到网速条件影响和培训时间制约,因此,应选择几个与培训专业方向密切相关的重点电子资源数据库加以演示。#p#分页标题#e#

现场互动问答除了PPT课件和在线数据库演示以外,还应留出一部分时间给学生和老师进行现场提问,这样可以弥补讲座培训中没有涉及到的内容,也可以了解相关专业读者在利用图书馆文献尤其是电子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指导帮助和现场解答。此外,在培训中还应准备一份专业方向读者利用电子资源的需求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读者的身份、专业和研究方向、最常使用的数据库类型、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利用电子资源的实际需求和目的,以及对于本次培训效果的满意程度和意见建议等,以便于回收反馈信息,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此项培训工作的内容安排和组织形式。

培训效果评价

传播学论文范文3

“传播”一词渊源甚早,据新闻传播史家考证,“传播”一词至今已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据《北史•突厥传》云:“以敕有司,肃告郊庙,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这当是中文“传播”一词最早之语源。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新闻学者却把“mass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把“大众传播媒介”翻译成“群众交通机构”,或“群众思想交通工具”。1956年初到1957年6月,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曾经开展过短期的新闻改革活动。在此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的领导下,走在新闻改革的前列。1956年3月20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新闻学译丛》第一期出版(5月30日再版)。1956年,该刊共出三期;到1957年6月止,又出了两期,前后共出五期。《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1期(3月20日出版)首载《编者的说明》云:“《新闻学译丛》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的工作经验为目的的一个期刊,它可以作为各兄弟学校新闻系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因此,第一期的内容,译载了苏联联共(布)中央有关报刊的文件。《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2期(6月5日出版)除继续译载苏联报刊社论、联共(布)中央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苏联新闻事业概况等资料外,还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的内容,包括《美国报刊简史》、《美国报纸的组织机构》、《美国报纸和报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等译文。

《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3期(1956年11月15日出版)起,开始引进“大众传播学”的概念。该期刊登的由刘同舜翻译的《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一文中,他首次将“大众传媒”及“大众传播工具”译成“群众交通机构”云:“(美国的)群众交通机构是一种大企业,他们的老板就是大企业家。战前,美国消费者在四万家群众交通机构方面花了25亿美元,相当于该年总消费数字的二十七分之一。”“单是广告费这一项,‘消费者’向‘群众交通’企业的支出已年达65亿元之巨。”[1]61-67《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1期(1957年3月5日出版)刊载的由郑北渭翻译的《美国报纸的职能》一文中,他最早正式地把英语MassCom?munications译作“群众思想交通”。他还在该译文中云:“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masscom?munications)工具之一。其他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这些工具有一种到三种的职能,他们可以传播消息和知识,可以用言论来影响群众,最后是一种娱人的作用。要做到企业化,他们最起码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种(功能)之一”。

几乎在同一时期,王中在其《新闻学原理大纲》(写作于1956年9月至1957年初)中,最早将Mass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他说:“美、日将报纸、广播、电视等总称为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见《王中文集》第38页)。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新闻学原理大纲》被当作供批判用的“靶子”,收入图书资料组编的《新闻界反右派斗争资料汇编》第二辑(1957年10月面世)中。以后又收入赵凯主编的《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及《世界新闻事业》对引进“公众传播”及“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贡献

1957年6月《新闻学译丛》停刊,21年之后的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继承《新闻学译丛》的传统,又创刊了《外国新闻事业资料》。该刊第一期首载《编者的话》云:“本刊将有重点的译载和介绍反映外国新闻事业情况和动向的材料、新闻学论文和新闻教育方面的文章等,为本系师生,提供研究和批判的资料。这些资料较大部分译自资本主义和苏修集团的书刊,政治观点和新闻观点是反动的,有些事例和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只能供读者参考,请勿公开引用。”该刊初为不定期出版,后为季刊,小32开本。刊物装帧简陋,而内容丰富充实,每期100页左右。1979年第4期达180页。该刊到1978年12月出了两期。到1979年初到9月又出4期,前后共出6期。主编舒宗侨,后由郑北渭继任主编。

1979年12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出版1980年第1期(总第7期)。该刊也是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期,内部发行。1980年9月,《世界新闻事业》出版第三期(总第九期)后停刊。

从《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7月创刊,到1980年9月《世界新闻事业》停刊,这两个刊物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又先后刊登了不少介绍、评论“大众传播学”的文章。如《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1期第10页开始刊登郑北渭翻译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s)》。该文摘译自美国华伦•K•艾吉等著《公众传播工具概论》,认为“公众传播有四个方面需要我们研究:公众传播者,信息或讲话内容,传播渠道,被传播对象即观众或听众。”基于此,该文主要阐述了“公众传播工具的意义”、“公众传播工具”的种类、对“被传播对象”(即读者、听众和观众)的一些调查,等等。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年第2期刊登陈韵昭翻译的《公众传播研究》。该文摘译自美国埃德温•艾默里等著《公众传播概论》(1971年版),主要阐述了“为什么要研究公众传播”、“公众传播有哪些类别”,包括对“读者群的研究”、“读者、观众、听众的研究”、“编排的研究”、“舆论的研究”、“内容分析”、“宣传效果的研究”、“对宣传人员的研究”、“创造性的研究”等等内容。同期还刊载了陈建德、欣文宪摘译的《菲律宾大学公众传播学院教学大纲》。#p#分页标题#e#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1期(总第三期)刊载了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内川芳美教授的《日本公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978年10月21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讲话》一文。该文由朴昌根译,仰文渊、周义澄校订,比较全面、概括地阐述了日本及世界上新闻学研究、“公众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世界上的新闻研究有两大潮流,其一,是美国式的实用新闻研究。在美国,以提高商业新闻和新闻记者水平为目的新闻学的研究和教育,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以1908年密苏里大学设置新闻学院为首创阶段,新闻教育作为大学水平的职业教育开始了”。“另一个是德国的理论研究潮流。十九世纪末,德国出现了对新闻学术关心的高潮。1910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次德国社会学大会上,有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贝尔(MaxWeber)指出:‘社会有必要进行最纯粹的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题目是新闻的社会学。’到1916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立了最初的新闻研究所,德国的新闻学不是停留在以具体的报纸材料为对象的,而是寻求从普遍概念形成的抽象理论。其目标是确立一个具有理论体系的新闻学”。日本的新闻学研究起步甚早,“最早是1899年出版的松本君平著的《新闻学》。以后,日本的一些热心的人———大部分是新闻记者—出版了一些新闻的先驱性的著作”,如杉村广太郎著的《最新新闻学》。“杉村是东京《朝日新闻》社调查部部长。”“至于在日本正式开始有关新闻学术研究”,即从1929年创办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文学院新闻研究室开始的。”“这个新闻研究室的第一位主任是小野秀雄。”小野秀雄在1923年公开发行了《日本新闻发展史》,此书被看作是日本新闻史方面的最权威的经典著作。“小野秀雄是一个具有新闻记者经验的人”。另外,“公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概念,“大约在40年代产生于美国。它在学术上被广泛使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它输入到日本来,一般认为是40年代末的事情。”“40年代末从美国新传入了公共传播的概念。而这种新概念没有经过多少年就取代了从前的德国新闻学或实用新闻学研究,直到形成了战后日本新闻研究的新潮流。1955年出版了城户和其他三个人编辑的《公众传播讲座》共六卷,这可以说是它的里程碑。”1978年10月间,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分别在北京、上海介绍了大众传播学。10月1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给当时新闻所的80多位第一届研究生作了学术报告。10月21日,他又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演讲《日本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2期刊载郑北渭的译文《民主、舆论与公众传播》,该文摘自美国新闻学者沃伦•K•艾吉等著《公众传播概论》(1976年版)。1979年第3期(总第5期)刊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介绍:传播学》一文,专门介绍《传播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一书的大致内容及其作者云:“宣韦伯(WilburSchramm,)”,又译作“施拉姆”博士,原为伊利诺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1956年任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1973年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学院院长。1975年获东西中心方‘最高荣誉研究员’衔,英国空中大学荣誉博士衔。著作有《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传播的社会责任》、《传播手册》、《大媒介与小媒介》、《传媒、信息与人》等二十种。1976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担任‘胡文虎传播讲席’教授。”1979年第4期(总第六期)载陈建德译文《大众传播简年表》(摘译自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该文第一次正式把mass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

《世界新闻事业》1980年第3期(总第9期),刊载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新词》一文,第一次对“传学”(communication)、“智据”(information)“传通”(communication)、“人的传通”(humancommu?nication)、“传媒”(medium,复数media)、“传播”(masscommunication)、“传播媒介”(massmedia)、“把关人”(gatekeeper)、“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传者”(commu?nicator)、“受众”(audience)、“信息”(mes?sage)、“回报”(日本人译作“回馈”、“反馈”)(feedback)、“符号”(signs)、“非语言符号”(nonverbalsigns)等重要的大众传播学名词及概念作了比较详细、准确的解释。

1979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由油印的《国际新闻界简报》(1961年4月在北京创刊,至1965年12月停刊,共出24期)改版后出版的《国际新闻界》创刊。第一期刊登了该刊主编张隆栋翻译的希伯特的一篇长文:《公共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一)》(此文的(二)、(三)部分后来又分两期连载)。这篇文章是当时国内第一篇全面系统地介绍、引进、研究传播的过程、传播制度和效果研究的长篇论文。《国际新闻界》及其主编张隆栋(1917.7.3-2009.3.2)也为传播学在中国的早期引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80年代“大众传播学”开始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

(一)80年代前期,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对传播学的全面引进

在1981年“世界新闻研究座谈会”的发言中,郑北渭谈及了西方最近在研究传播学,顿时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会议期间,临时决定请他作一个传播学讲座。1981年5月,《新闻大学》丛刊(后改为季刊,16开本)创刊,由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当时是作为新闻丛书形式出版的,故封面未署刊期(第一期共128页,23?2万字,以后每期篇幅保持在23万字上下)。1981年12月出版的第2期才在封面署名刊期。《新闻大学》从1983年5月出版的第3期后,便正式改为季刊,如,第4期于1982年9月出版,第5期于1982年12月出版,第6期于1983年6月出版,第7期于1984年10月出版,第8期于1984年12月出版。#p#分页标题#e#

《新闻大学》一创刊,便开始刊载陈韵昭等系统介绍传播学的学术论文和译文,以后基本上每期都有这方面的文章,其较为著名的篇目有:第一期第29页首载陈韵昭《传学浅谈》、第2期第18页载陈韵昭《传与传播》、第5期第23页载陈韵昭《传的周折》、第6期第118页载陈韵昭摘译的《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第9期第78页载《欧美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特点和发展趋势》等等。

1981年6月,中国内地首篇以传播学研究为题、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通过答辩。在此之前,早在1978年9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就在高年级中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国际新闻界》(季刊)第2期至第4期连载刊登了由张隆栋编译、并对大众传播学作批判性介绍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这也是我国较早系统译介大众传播学的文章之一。1982年11月23~26日,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倡议下,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6所高等院校的新闻系和少数新闻单位的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工作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正式代表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林珊,上海复旦大学的郑北渭,广州暨南大学的马戎,北京广播学院的苑子熙,天津师范大学的刘卫东,厦门大学的陈阳明,新华社的李启,《新闻战线》的陈宏德,《北京周报》的刘有源,社科院新闻所副所长钱辛波及张黎、徐耀魁、陶涵、明安香、刘力群、黄可风等[3]。座谈会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要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的、有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见《报纸动态》1982年第34期)[4]。由《新闻战线》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报纸动态》(内刊)1982年第34期(1982年12月5日出版)第一面刊登简讯《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倡议召开的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首次召开的有关西方传播学问题的讨论会。”

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提出的十六字方针,促进了传播学研究在我国的健康发展。1983年,《新闻战线》月刊分七期连续刊登了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写的《传播学简介》,这是一篇客观介绍美国传播学的原理、模式的文章。《新闻业务》月刊1983年第一期也登载了作者写的《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这篇文章为《新华文摘》1983年3月号转载)。陈力丹在《新闻学刊》上发表了《对〈传学概论〉(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斯拉姆著)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1983年7月,暨南大学新闻系系主任马戎写出了《泛论中国式传播学之研究》的万言论文,明确指出:“研究中国式传播学,要明确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早就在研究中国式传播学,但没有多大进展。他们的路子不对。一是全盘照搬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模式付诸实践,在实践中验证。这样做,实践上跟外国人屁股跑,理论阐述上也为他人做嫁衣裳。另一是拿西方传播学现成理论观点套中国例子,做的是‘对号入座’的资料整理工作,或者如经传家作‘经注’。……象这样的研究,到底有多少实际意义?”作者接着写道:“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指出的:‘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不妨想想,50年代我们照搬苏联传播模式,建立起‘宣传员网’,很快就垮了;我们在农村靠‘土广播’上马,逐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有线广播网’,却越来越显示其强大生命力,引起外国传播者极大兴趣。两个‘网’的兴衰表明:只有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传播研究,才有前途。”

(二)传学大师及传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访华及其对我国传学深入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

1982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1907~1987年)在他的高足弟子、香港地区著名传播学者余也鲁(1924.7.4-2012.9.8)的陪同下访华。这次活动的缘起是:经过十年“”浩劫,我国的教育战线形势严峻,大、中、小学的教师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广东毗邻港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广东省政府教育部门视野开阔,决定发展电化教学及教育传播事业,开办“电视大学”,“让少数的优秀教师与优良教材,通过录音、录像、广播、电视,把知识与技术传递到数目异常庞大的等待教育的儿童、少年与成人那里。”为此,他们组织人员到当时“电化教学”比较先进的香港地区“取经”学习。1981年春,广东省教育局长林川,亲自带领一个电化教育访问团到香港访问学习。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演讲室里,余也鲁等人向来自中国十几个省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及电化教育的策划人,介绍了国际上有关电化教学及教育传播方面的一些新发展。接着,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校长潘炯华协同李运林、李克东两位教师也来到香港,参观香港的电化教育设施,并向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传播研究中心负责人余也鲁提出,1982年在国内开办一个全国性的教育传播理论讲习班的邀请。此事得到余也鲁的首肯。随后余也鲁便三次到夏威夷,去与他的老师、时年75岁的施拉姆(时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顾问),商讨学术报告的内容,进行精心的准备。据余也鲁回忆云:“宣伟伯博士已是75岁高龄,对这次演讲也是全力以赴。我们所有的材料都事先写好,用中文印出。同时准备了一套录像示范教材,大多为海外有相当水平的教学片。”#p#分页标题#e#

1982年4月下旬,正是“木棉花盛开的时候”,施拉姆偕夫人、余也鲁等一同来到广州,一共进行了为期7天共7个专题的学术演讲活动,参加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化教员三百余人。这之后,施拉姆、余也鲁等又应邀到上海、北京、厦门等地作了一连串介绍西方传播学内容的学术报告,并参加了不少座谈会,进行了充分、频繁而又紧凑的学术交流活动。如在北京时,施拉姆先后到《人民日报》社、社科院新闻所(5月3日、4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5月5日)等处作了学术报告。期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施拉姆夫妇和余也鲁一行。到复旦大学讲学时,同样也作了十分精彩的学术报告。复旦的陪同及接待人员有王中、舒宗侨、郑北渭、陈韵昭等。1982年《新闻学会通讯》第14期连续发表施拉姆(宣伟伯)在北京讲学的两篇经过整理的讲演稿《传学与新闻及其它》、《传学的发展概况》和余也鲁的《在祖国进行传学研究的可能性》一文,引起了新闻业界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施拉姆和余也鲁将这次的讲稿修订与增补成《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7月出版。其中,该书第二到第八章都是在广州讲习班七天七个专题的讲稿整理、修订与增补而成。第一章和第九章则是1983年后,余也鲁教授于1984年应西北电化教育协会的邀请在兰州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的两篇整理而成。此外,他们“又把西方与东方四十年来在传播教育与研究上的历史与发展合写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刊在本书之首,当作序言。”

1982年春夏之交施拉姆来华讲学以后,我国传播学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1982年前后,我国与国际传播学界的交流活动亦逐步开展起来。一些传播学者纷纷走出国门,与外国同行们切磋交流,境外学者也纷纷到中国来讲学。早在1980年1月5日,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赴夏威夷,参加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举办的为期10天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关于国际政治和大众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并作学术报告,最后为会议作总结。1980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居延安等人应邀参加了由美国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主办、在夏威夷召开的国际传播学理论研讨会,会上他们宣读了合作的论文《论中国报纸的改革》。1981年11月,中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在北京举行新闻传播学讨论会,这是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第一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共同研讨新闻传播学问题。又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同美国科学院的高级学者交流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从1983年3月9日起,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访问,重点考察了美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美国报纸的读者工作。1983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奇科分校传播系主任祝基滢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与部分教师座谈,交流、探讨了大众传播学教学过程中的问题。1984年6月间,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系主任路特教授到复旦大学讲授传播学。同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传播系主任爱德斯坦也来复旦讲学,介绍传播学。美国学者W•赛弗林作为富布赖特计划的一部分到复旦大学开设传播学课程。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新闻单位或新闻系还陆续派人去美国、日本等国留学、进修,研读传播学的基础课程。1986年,张隆栋作为中国学术界代表,参加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大众传播学术讨论会。

到80年代中期,我国传播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如,《新闻学刊》1986年第6期刊登了王志兴的文章:《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歧》。该文对世界两大传播学派———美国的“传播学经验学派”(通常也被称为“传统学派”和“正统学派”),和欧洲传播学界“传播学批判学派”,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剖析。与此同时,有不少论文就“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播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新闻学刊》1986年第5期刊登的徐耀魁的文章《试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吴文虎的文章《传播学理论架构初探》,还有苑子熙在第二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上的论文《传播学若干原理与应用》纲要和姜克安的论文《我国传播学途径初探》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同期刊登的杨思讯的文章《社会制约简论———谁影响传播》,也全面地探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不多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控制问题。这些都是喜人的成果。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讨论会在黄山举行。会上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并明确确定把“新闻传播”作为今后传播学研究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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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较强的使用性质和较弱的理论色彩是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范围广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活动中都贯穿这传播学,传播问题散发在各个学科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管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在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学术活动中已很难区分,或者说区分的必要性已经很小。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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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基础理论

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借助网络媒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传播,达到净化网络生态环境的效果,是学界急需探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本文主要对2011—2018年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110篇核心期刊、C刊论文进行分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对策研究进行详尽分析和整体研讨,致力于梳理研究现状、提出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议题等提供前提,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深入发展。

一、基础理论研究:层面颇广、角度多维

笔者根据学界研究成果,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内涵、特征、成因等基础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与研究。

(一)关于网络与网络媒介的内涵学界尚存分歧

分歧点主要集中于网络媒介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之间的关系。郑洁[1]认为,网络媒介集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各种优势于一体。刘文佳、杨永志[2]认为,网络媒介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兴传播载体。可见,学者们主要认为网络媒介是在传统媒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网络媒介具体表现为新媒体、自媒体等媒介形式。王金磊[3]认为,新媒体是通过以电脑、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终端向用户提供海量信息。自媒体主要是指传播主体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将自我采集或议程设置好的内容传播给受众的媒介形式,又称个人媒体[4]。可见,对于新媒体和自媒体两个概念,其定义具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学界目前尚未给出统一论断。

(二)关于新媒体与自媒体主要特征的区别较为含糊

目前,学界认为其特点主要有交互性、及时性、超时空性、信息的海量性与共享性、虚拟性、多元性、复杂性等特征。王金磊[5]谈到,新媒体的特征主要有传播主客体之间的交互性、传播内容的海量性和共享性以及传播媒介的个性化设置等。唐平秋和卢尚月[6]认为,自媒体的特征主要有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传播关系的“隐匿性”等。可见,关于新媒体、自媒体的主要特征,学界主要从传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等方面进行考察,其主要特征的区别仍较为模糊。

(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成因研究

关于成因,主要谈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网络或网络媒介之间的关系。对于在网络空间中有必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议题,学界主要从网络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负面影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两方面进行论述。于安龙[7]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提出在复杂化的网络空间中致使大学生出现轻信网络谣言、传播虚假信息等现象,严重影响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易鹏和王学友[8]认为,在虚拟复杂的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着价值引领、目标凝聚、道德导向和环境净化等作用。对于借助网络媒介有助于更好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议题,学界主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媒介传播方式的局限性和网络媒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带来的便利条件两方面进行论述。刘文佳、杨永志[9]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传播方式较为单一、枯燥乏味的理论说教与灌输甚至会引起受众反感,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方式仍有待优化。因此,我们要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用的基础上,抓住互联网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的机遇,迎接挑战,从而借助网络媒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切实做到入耳入脑入心。当然,学界也从不同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播进行研究。在研究视域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前社会思想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学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网络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从网络心理学、网络文学等视域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培育。综上可知,目前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较为系统、深厚,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有待于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关于该项议题研究,目前学界大多包含借助网络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等方面的研究,真正从传播学视角去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问题则相对较少,有待于展开系统性的研究。

二、对策研究:路向多元、议题趋近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对策研究,学者们有从整体上提出一般性路径的,也有基于传播学视角提出针对性较强的具体举措。

(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一般性对策研究

关洁[10]认为,要致力于在创作网络文化产品、建设网络传播阵地、营造网络生态环境等方面下功夫。郑萌萌[11]认为,要在占领网络阵地、发挥媒介融合效力、建立完善舆情处理机制等方面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环境下得到更好的传播。李勇[12]主要从新媒体的全新传播渠道、传播模式、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等角度提出具体对策。郑秀芝、程雪峰[13]从主流媒体、网民、文艺工作者、各级宣传思想文化部门、新媒体自媒体、监管部门六主体出发,提出构建“六网”网络健康体系,以求达到净化网络空间的效果。

(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传播学视角对策研究

郑洁[14]从传播机制的角度对网络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探析,认为要紧密结合传播学的选择、引导、渗透等具体机制来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效保障,并进而提出网络媒体可以作为信息载体、政治表达工具、舆论平台、社会组织来全方位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5]。向仲敏、乔真真[16]基于传播学的涵化理论,认为要通过新媒体传播“象征性现实”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化作用;要依托新媒体“关系网络”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鸣”氛围。综上所述,目前学界主要从网络阵地的建设上、网络文化产品的创造上、网络舆情的监督管理上、网络生态场域的净化上等方面提出一般性对策,而基于传播学领域来展开较为系统的对策则相对较少。因此,基于传播学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进行研究是学界未来需要把握的方向。

三、研究展望:理论导向、协同推进

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得出,近年来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探索方面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但仍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多加考量。

(一)基于传播学理论,展开多学科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研究还存在泛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等同于借助网络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没有凸显该项研究的传播学作用,从研究程度上来看,尚未将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充分结合起来。因此,未来要更致力于将交往行动理论、媒介系统理论等传播学基本理论充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研究结合起来。在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将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技术甚至心理学、文学等多学科综合起来展开研究。

(二)坚持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齐头并进

对于一项议题的研究,我们要坚持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齐头并进。从目前学界研究成果来看,重理论研究、轻应用研究的情况较多。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研究,我们更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将虚拟的网络环境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广大网民谨记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依然要遵守道德规范和相关法规。

(三)致力于创作高水平研究力作

传播学论文范文6

学术论文在移动互联网中的传播效率大于其在传统互联网中的传播效率,学术论文的主体传播途径进化为互联网移动端互动交流共享,同时,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产生了学术论文著作权“乱象”,对于这些无序“乱象”,很多著作权权利人选择“漠视”“忽视”,还有些非权利人为获取更多权益而频频“越位”。

一、作者“漠视”现象

作者本是学术论文的著作权人,一般情况下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规定的17项著作权,不仅包括人身权还包括财产权,其中除4项人身权不能授予他人外,其余13项人身权可以授权转让,还可以授权许可他人享有专有使用权或非专有使用权。首先,在作者投稿发表学术论文并签署著作权合同过程中,很多作者都选择“漠视”著作权被转让或专有使用权被独家授予期刊出版单位这一条款,抱着作品只要发表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的心态,“漠视”自己已经丧失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其次,在后,有些作者“漠视”自己已经失去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仍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或其他移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自己的学术论文。再次,有些作者即便没有将著作权授予期刊出版单位,在自身仍拥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条件下,对于互联网移动端的其他非权利主体非法传播其学术论文的行为也都选择“漠视”,有些作者还认为这是免费替自己宣传了作品。

二、期刊出版单位“忽视”现象

期刊出版单位为扩大办刊影响力,主动与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协作建立回溯期刊库或者现刊库,依托网络传播学术资讯,但是期刊出版单位与学术论文作者签署协议取得学术论文的“纸质著作权”并不意味着其同时取得学术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多期刊出版单位“忽视”协议内容,在没有得到作者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移动互联网上他人学术论文摘要或全文,这实际上侵犯了作者的网络信息传播权[1]。就期刊出版单位本身而言,其往往只拥有期刊版式设计权,《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赋予期刊出版单位对学术论文著作权的绝对控制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期刊出版单位对学术论文著作权的控制,而学术论文著作权的核心内容———学术论文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取得需要与作者签订授权合同。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取得期刊出版单位许可使用协议有严格的次序要求,期刊出版单位首先应与学术论文作者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然后再与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著作权使用合同,但是,期刊出版单位对很多非合同对象在微信、APP等移动平台上传播期刊出版单位已发表学术论文这一个现象,由于侵权数量多,维权成本高,很多期刊出版单位选择“忽视”。由于移动互联网出版行业存在巨大的商机,部分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与期刊出版单位签订排他性合同希望垄断优秀论文来源,同时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压榨”期刊出版单位的商业利润,一些期刊出版单位或为“反抗商业暴力”、或为利益诱惑、或因法律意识淡薄,“忽视”排他性协议的约束,同时与数家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类似授权合同,如有的期刊出版单位与某家期刊数据库服务商签订了独家数字出版合同,在合同中明确期刊出版单位不能再与其他网络数据服务商签订类似合同,但期刊出版单位又与其他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了独家数字出版合同,法律实践中,若这些网络数据库服务商追责,期刊出版单位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2]。

三、网络数据库服务商“越位”现象

基于无线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移动终端设备及软件的发展,许多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纷纷推出自己的移动端微信公众号、APP等,其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刊载的学术论文种类多、数量大,有些还进行了再次编辑或作出专域的区分。部分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为追求点击率、关注度,一方面无视期刊出版单位著作权权益,擅自引用、摘录期刊出版单位已出版纸质刊物上的学术观点,有的甚至全文刊出;另一方面,部分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为追求学术层次,打造专项领域品牌,依托优秀纸质期刊“按图索骥”,绕过期刊出版单位直接联系学术论文作者,非法转载已被期刊出版单位享有著作权的学术论文。在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同行竞争方面,部分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凭借先进的移动数字技术,游走于法律边缘,频频“越位”非法剽窃传统期刊出版单位的优质内容资源,以学术论文的网络传播迅速占领学术论文市场,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这也刺激了“按规矩办事”的其他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导致学术论文网络传播秩序混乱。

传播学论文范文7

融媒环境下,学术期刊版权侵权的情形主要有五类:

①网络媒体未经许可直接侵犯使用学术期刊的论文。这类的侵权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末在网络期刊数据库兴起之初,侵权主体主要是一些大型网络期刊数据库商,后经过作者和学术期刊的抗争,这种状况逐渐减少。进入本世纪,微博、微信等微媒体逐步兴起之时,普通的网络用户和公众号开始逐步成为新兴的侵权主体。

②网络媒体侵犯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类侵权时常是网络使用学术论文时仅仅经过学术期刊社的许可而未获得作者的授权,典型案例为2010年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魏剑美起诉龙源期刊网案。

③网络媒体在一些学术期刊论文的侵权方面承担了连带责任,如当下兴起的一些在线知识分享平台,如道客巴巴、爱学术、360个人图书馆、豆丁网等,有大量由用户上传的明显侵权的学术论文。

传播学论文范文8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在高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中,传播学理论课程是重要的课程之一,也给学生未来的学习、形成整体的知识体系带来保障。在“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也在不断深入发展中,并且在学科教学中,更加突出网络信息技术的作用,显著提高了教学的水平。在本研究中,主要是分析当前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的主要策略。

一、传统教学模式下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十分传统。传播学是一门十分复杂和系统的学科,源自于欧洲,然而因为课堂教学的有限性,教师必须要在一定的课堂时间内完成理论知识的教学,这就需要学生在短时间中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会消化和建立模型,这种模式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来讲都是十分困难的。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主要是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教师把课堂中的理论知识进行浓缩,然后传授给学生完成教学任务。该教学模式比较传统,同时容易让学生产生抵触的心理。

(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严重脱节。在多数的高校中,传播学理论教学采用的教材都十分陈旧,虽然一些理论内容得到了修订,然而,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该课程和实际的教学要求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无法再为指导实践发挥有效的作用。在高校教学中,都十分重视理论教学的作用,很少进行实践课程的安排。同时,在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理论教学占去了大部分内容,这就使得多数的高校传播理论课逐渐成为了单纯的理论性课程。有的院校甚至一个学期都没有实践课程的。在这些教学中,教师主要是理论知识的讲解,很少和学生进行互动,没有意识到对学生引导作用的重要性。学生缺乏实践环节,难以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践问题,这就使得人才培养严重脱离了教学的目标和要求。

二、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具体对策

(一)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将经典理论和传播。现实深入结合起来首先,在传播学教学内容之上,增加理论研究背景的教学。传播学理论是传播领域重要的“学术遗产”,主要是内容是分析当前的社会传播现状,掌握传播的规律。因此,在理论课程教学中必须要包含当时的背景和现实情况,让学生能够立足于当时环境掌握传播学的观点和意义。另外,在很多的传播学相关文献中,分析了传播理论的时代背景和产生的流程,因此在课堂教学之前可以让学生首先进行预习,在预习中了解这些文献内容,从而掌握相关的知识。很多大一、大二的学生因为专业知识缺乏导致他们理论著作阅读的效率十分低下,利用独立阅读很难快速掌握文献的内容和含义。因此,在教学课堂中,教师可以对背景和流程进行仔细地介绍,这就需要教师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同时对教师的知识掌握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在进行“伊里调查”知识点教学中,罗斯福四次击败了威尔基,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该故事。在“大众传播功能”教学中,希特勒部队在假扮成波兰士兵之后,顺利拿下了德国电台,这些历史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同时也使得媒介研究者不断追踪,在教学中,这些事件也充分引起了学生的关心。利用该历史事件可知,传播学理论知识是让我们能够不断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手段和方法,也是在现实社会中不能缺少的工具。在完成这些知识的讲解之后,教师可以给学生进行一些相关文献资料的推荐,让学生能够课下去阅读,从而不断巩固并加深他们已有的知识。

(二)简化处理教学内容,注意应用时政热点。在传播学课程知识中,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在开展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师必须要实现对经典理论的本土化转化,并且不断提高学生知识探索的兴趣和积极性。另外,要立足于时代的变迁考虑,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资讯更加娱乐化,如果没有深入思考,那么就会导致内容逐渐流于形式。因此,在进行教学时,教师必须要和当时的热点传播事件结合起来,在课程教学中利用理论知识进行分析,从而让课程更加具体和深入。在应用具体热点事件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必须要充分关注同一事件在不同媒体平台传播中的态度和表现,在不断对案例来源以及内容进行分析过程中,深入分析不同媒体平台的性质,同时,还需要重视在案例分析中不断增加新媒体的理论比重。在不断地对比和分析中,分析传播过程中的媒体变化,展望其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比如,在“大众传播理论”教学讲解时,教师可以充分加入最近热映的一些影视作品,并且和学生的兴趣点结合起来,将其引导至课堂思维逻辑和模式中,在提高学生思考热情的同时,不断提高基础概念,提高学生的媒介分析方式,使用内容分析方法等等,不断引导课堂,从而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

(三)改变传统理论教学法,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统教学课堂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在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必须要与时俱进,结合当前的新媒体技术,并且采用图片、视频等等作为教学资料的载体,为学生构建良好教学情境,从而使学生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区学习理论知识,并掌握其实际价值,从而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深入结合起来,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具体的策略有:1.模拟传播学经典实验传播学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充分使用一些相关的经典理论和经典实验,构建良好教学情境,并且能够促进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作用的发挥,能够把一些抽象的复杂的知识变得具体化,让知识更加简单化,从而促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让学生都能够参加到模拟实验中,感受理论知识产生的过程,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教学的内容。比如霍夫兰“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以及阿什“线段实验”都是能够应用在课堂中的试验。然而,因为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给学生带来十分严谨的高质量的实验环境,从而在实验中也会产生很多的实验结果和原实验结果存在差异的问题,因此,教师必须要能够意识到利用这种教学方式并不是为了得到一定的实验结果,而是能够让学生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并参与其中,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传播学理论。另外,还有一些传播学理论知识难以在课堂中进行调查实验的模拟,必须要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采用角色扮演法实现有效的教学。比如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产生中,将涵盖调查作为例子,在教学指导学生学习时,首先要在预习中进行有关文献的阅读,然后在课堂教学中,可以让学生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例如调查员以及被调查者等等,之后在进行调查过程的全面演示,最后“调查员”进行言论的发表,得出结论,教师根据学生的参与状况和结论进行总结和评价。这种方式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热情,促使课堂更加积极活跃,同时在已经创设的情境中,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感受知识的形成。2.经常举行传播学的实践研究在设计环节中,教师必须要针对当前的一些传播现象,设计传播问题,并且进行调查项目的设计,关注实践活动的开展,同时对班级学生进行分组,分成不同的小组,教师带着学生去室外开展调查,然后统计最后的结果。在回归课堂之后,教师要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统计结果,并且能够具体分析,这样就让学生成为研究的主体,同时也能够促进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不断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提高学生的团队能力和团队意识,增强学生传播沟通能力。另外,在设计的课程课题中,能够和学生的毕业论文以及暑期调研实践等等项目创新深入结合起来,促使学生能够全面发展。3.研讨案例传播学教师必须要根据当前的新闻热点,立足于时下的传媒现象,给学生寻找并创设“论题”,这些话题必须要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让学生能够自己查找资料,形成文字报告,在报告过程中能够使用图片、视频和音频等等不断丰富报告的内容,提高报告的质量,然后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这些案例的分享和研讨,不断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扩展他们的视野,增强学生的新闻敏感度,促进学生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该方式可以促进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增强学生的传播学核心素养,加强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促进教学的不断改革和发展。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