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1
关键词：生态农业；农业发展对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环境污染、人口问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也凸显出来，土地耕地的占用滥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的产生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显得尤为迫切。1990年，西方部分国家提出了基于生态发展理念建立的新型发展模式，其中以产业发展、工业发展为模式展开的循环经济理念因其既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科学发展观，又兼顾了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效应而得到广泛关注。由此，现代农业发展状况、对策研究这一课题被提出，研究农业生产、自然和经济如何达到和谐统一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方向。鄱阳湖作为全国最大的淡水湖，在生态农业探索进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1. 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运用优劣势对比分析，辅以经济生态区周边县市德安县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经济数据，分析德安县农业发展规划制度下的优势点，客观地将环境与经济结合起来，具有交叉融合性。同时对我国南方农业发展现状和历史进行客观分析，将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概念和新型农业的理念进行阐述和分析，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论证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化农业的不足和对策，以期促进区域循环发展、可持续良性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2. 研究意义
本课题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羁鼋行分析，着重选取较为代表性的德安县农业产值数据，根据现有观察到数据及其对策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优化生态产业结构，响应“中部崛起”的号召和“生态兴省”的目标，为农村经济、生态提供新思路。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历史与现状
（一）农业发展历史
鄱阳湖地区发展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鄱阳湖地区稻属植物从野生到驯化的演化过程已经完成。春秋战国时期，政策的影响加上铁犁牛耕的出现，使得农业生产力得以提高，在当时已有不小的影响力。
秦朝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铁犁牛耕的推广和农具的进步，湖区农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随着北民南迁运动的兴起，南方获得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湖区成为主要粮食供应地之一。
唐代开元盛世和宋代的经济重心的南移，耕地扩张，品种改进，作物种类多样化。明清时期，农业科技进入总结阶段，小农经济达到鼎盛，农业稳定发展，湖区农业逐渐向近代农业转型。
历经军阀割据，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湖区农业遭受重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湖区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组织科技人员对鄱阳湖进行研究并开展山江湖工程。整改成功后，通过发展“四水一牧”（水稻、水产、水禽、水草和畜牧业）产业，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 农业发展现状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农业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支撑，其中农业又在农、林、牧、副、渔五大生产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发展比较稳定，整体而言有所涨势，形成粮食作物生产为主，油料作物和蔬果生产为辅，同时引入棉花和糖料作物种植的农业生产格局。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稳步发展，现代机械科技的不断推广，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得以不断建设，日益深刻地影响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大发展方向。
本文以德安县为例。2012年，农林牧渔总产值达35193万元，多种经营产值23611万元。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其他县市农业产值状况对照，其农业产值不尽相同，但比例构成基本一致，且多以经济作物为主。其中粮食作物产量达产值为11582万元，粮食产量44410万元，油料产量5838万元，棉花产量6337万元，糖料产量470万元，蔬菜产量28017万元，水果产量5386万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特点。
德安县在2013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47804吨，其中谷物产量为46477吨，占粮食作物比重为97.22%；蔬菜产量为37285.8吨，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4.56%；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7097吨、10960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6.6%、10.1%。在2014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50061吨，同比去年增长4.72%，其中谷物产量为48021吨，依旧占粮食作物比重95.92%；蔬菜产量为38247吨，同比去年增长2.58%，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3.08%；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8944吨、111595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7.7%、10.3%。其别的是瓜果同比去年增长49.67%，油料同比去年增长26.03%，说明德安县逐渐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瓜果种植的面积产量逐年增大。经济作物种植中以油料为主，棉花和糖料作物的分布较为零散不均，产量相对较少，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和客观经济条件的提升，蔬果种植也日益发展扩大。总体而言，随着现代技术的引进和种植技术的不断发展，粮食作物及其他作物的单产也在增加，生产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地域状况的多样化而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着农业效率的提升。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优劣势因素分析
（一）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因素
1. 经济优势因素分析
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德安县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网络。德安县面积达863平方公里，占有0.56%的全省面积。利用现有京九铁路、长江航运的优势，东西连接上海、重庆，南北连接北京、香港，且可利用水、陆两路出海，京九线穿城而过，近年建设的合九线（九江至合肥）、武九线（九江至武汉），即将修建的铜九线（铜陵至九江）、九景衢（九江至景德镇、衢州）等几条线路相互沟通，形成骨架状的交通网络，使德安与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主要经济区密切连接。公路网络发达，福银高速公路（至南昌1小时，至九江0.5小时），加上穿城而过的105国道，途经的316国道，即将投入使用的昌九城际铁路将令德安成为环鄱阳湖经济圈及昌九工业走廊的中心城市，为促进德安县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与市场要素流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 自然优势因素分析
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充足。德安县干流博阳河全长93公里，县内占79.7公里，流域达863.0平方公里，34条支流，其中洞霄水、田家河、车桥水、金带河、下头水、庙前港、涂山水7条支流的流域面积达30平方公里以上，水面346.7公顷。充足优质的资源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也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德安县丰富的自然资源将进一步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限制性因素
1. 自然限制性因素分析
土壤的酸碱度（PH值）是作物种植流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土壤PH值在6.5时，作物对于各种营养元素的利用效率是最高的，最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
较多的重金属元素使该地区土壤呈偏碱或微酸，不适合某些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但总体而言，一系列良好的土壤条件令德安县成为长江中下游的要成矿带中最为瞩目的地区之一。
土壤呈偏碱或微酸，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土壤养分的有效性，因此偏碱微酸的土壤将大大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2. 生态环境制约
德安县地处江南低山丘陵地区，雨水丰富，降水集中，极易发生水土流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扩大毁林造地、湿地开荒等行为进一步破坏了该地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直接导致了德安县种植区域的部分土地退化，直接导致土壤内有机质含量下降，从而影响到农作物的产出。
另一方面，起伏的地形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展开；此外，目前我国的农业机械类型还不够丰富，其适应复杂地形的能力较差，进口农业机械的价格令普通农民难以承受等也是机械化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3. 科技限制性因素分析
（1）水资源工程不健全
完善的水资源工程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安全保障。水资源工程开发主要是指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它不仅在农作物生长因水分亏缺而产生障碍时能够及时的予以灌溉补给，确保作物对水分的需求而使其正常生长；而且当发生暴雨或雨量偏大等原因出现田间积水从而使作物根系因浸泡发育受阻时，能及时地予以排涝，以促使其正常生长环境的恢复。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水资源，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建设和完善水利检测预警系统，利用科技手段检测好水位的状况，以为旱涝情况做好预警和必要的准备，科学监测好水资源的质量数量；2.保护好鄱阳湖水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自我调控和修复作用，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的良好循环利用，建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
（2）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在落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从事第一产业“低收益性”，加之外部因素的推动（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力来满足经济的发展），青壮年劳动力的长时间流失，使得目前农村劳动力呈现出“老龄化”的现象。缺乏足够科学素养的广大农民也很难将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该有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德安县的实际发展情况，现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以提高从业人员素质：1. 育人。建立相应的培训体系，根据不同的需要培养人才的相应能力，如培育管理人员，则着重培养其经营能力，增强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开设进修课程，对人才进行系统的培训。2. 引人。进一步提高人才引进福利，吸引高端人才。德安县政府应该积极带头，如开展高端人才招聘会，建立高端人才信息库，为其提供更完善和全面的保障，同时采用更有吸引力的措施，进一步激励高层次人才的引进。3. 留人。为人才提供更明确的发展路径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留住人才。4.加强监管，规范行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从而推动德安县人才的素质提升，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德安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海华.江西古代农业发展史略[J].古今农业，1995（04）.
[2]秦岭.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J].考古学研究，2012（01）.
[3]余欣荣.鄱阳湖区开发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0.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2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环境污染、人口问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也凸显出来，土地耕地的占用滥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的产生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显得尤为迫切。1990年，西方部分国家提出了基于生态发展理念建立的新型发展模式，其中以产业发展、工业发展为模式展开的循环经济理念因其既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科学发展观，又兼顾了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效应而得到广泛关注。由此，现代农业发展状况、对策研究这一课题被提出，研究农业生产、自然和经济如何达到和谐统一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方向。鄱阳湖作为全国最大的淡水湖，在生态农业探索进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1. 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运用优劣势对比分析，辅以经济生态区周边县市德安县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经济数据，分析德安县农业发展规划制度下的优势点，客观地将环境与经济结合起来，具有交叉融合性。同时对我国南方农业发展现状和历史进行客观分析，将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概念和新型农业的理念进行阐述和分析，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论证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化农业的不足和对策，以期促进区域循环发展、可持续良性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2. 研究意义
本课题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羁鼋?行分析，着重选取较为代表性的德安县农业产值数据，根据现有观察到数据及其对策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优化生态产业结构，响应“中部崛起”的号召和“生态兴省”的目标，为农村经济、生态提供新思路。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历史与现状
（一）农业发展历史
鄱阳湖地区发展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鄱阳湖地区稻属植物从野生到驯化的演化过程已经完成。春秋战国时期，政策的影响加上铁犁牛耕的出现，使得农业生产力得以提高，在当时已有不小的影响力。
秦朝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铁犁牛耕的推广和农具的进步，湖区农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随着北民南迁运动的兴起，南方获得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湖区成为主要粮食供应地之一。
唐代开元盛世和宋代的经济重心的南移，耕地扩张，品种改进，作物种类多样化。明清时期，农业科技进入总结阶段，小农经济达到鼎盛，农业稳定发展，湖区农业逐渐向近代农业转型。
历经军阀割据，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湖区农业遭受重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湖区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组织科技人员对鄱阳湖进行研究并开展山江湖工程。整改成功后，通过发展“四水一牧”（水稻、水产、水禽、水草和畜牧业）产业，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 农业发展现状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农业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支撑，其中农业又在农、林、牧、副、渔五大生产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发展比较稳定，整体而言有所涨势，形成粮食作物生产为主，油料作物和蔬果生产为辅，同时引入棉花和糖料作物种植的农业生产格局。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稳步发展，现代机械科技的不断推广，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得以不断建设，日益深刻地影响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大发展方向。
本文以德安县为例。2012年，农林牧渔总产值达35193万元，多种经营产值23611万元。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其他县市农业产值状况对照，其农业产值不尽相同，但比例构成基本一致，且多以经济作物为主。其中粮食作物产量达产值为11582万元，粮食产量44410万元，油料产量5838万元，棉花产量6337万元，糖料产量470万元，蔬菜产量28017万元，水果产量5386万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特点。
德安县在2013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47804吨，其中谷物产量为46477吨，占粮食作物比重为97.22%；蔬菜产量为37285.8吨，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4.56%；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7097吨、10960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6.6%、10.1%。在2014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50061吨，同比去年增长4.72%，其中谷物产量为48021吨，依旧占粮食作物比重95.92%；蔬菜产量为38247吨，同比去年增长2.58%，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3.08%；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8944吨、111595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7.7%、10.3%。其中特别的是瓜果同比去年增长49.67%，油料同比去年增长26.03%，说明德安县逐渐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瓜果种植的面积产量逐年增大。经济作物种植中以油料为主，棉花和糖料作物的分布较为零散不均，产量相对较少，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和客观经济条件的提升，蔬果种植也日益发展扩大。总体而言，随着现代技术的引进和种植技术的不断发展，粮食作物及其他作物的单产也在增加，生产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地域状况的多样化而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着农业效率的提升。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优劣势因素分析
（一）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因素
1. 经济优势因素分析
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德安县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网络。德安县面积达863平方公里，占有0.56%的全省面积。利用现有京九铁路、长江航运的优势，东西连接上海、重庆，南北连接北京、香港，且可利用水、陆两路出海，京九线穿城而过，近年建设的合九线（九江至合肥）、武九线（九江至武汉），即将修建的铜九线（铜陵至九江）、九景衢（九江至景德镇、衢州）等几条线路相互沟通，形成骨架状的交通网络，使德安与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主要经济区密切连接。公路网络发达，福银高速公路（至南昌1小时，至九江0.5小时），加上穿城而过的105国道，途经的316国道，即将投入使用的昌九城际铁路将令德安成为环鄱阳湖经济圈及昌九工业走廊的中心城市，为促进德安县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与市场要素流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 自然优势因素分析
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充足。德安县干流博阳河全长93公里，县内占79.7公里，流域达863.0平方公里，34条支流，其中洞霄水、田家河、车桥水、金带河、下头水、庙前港、涂山水7条支流的流域面积达30平方公里以上，水面346.7公顷。充足优质的资源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也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德安县丰富的自然资源将进一步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限制性因素
1. 自然限制性因素分析
土壤的酸碱度（PH值）是作物种植流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土壤PH值在6.5时，作物对于各种营养元素的利用效率是最高的，最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
较多的重金属元素使该地区土壤呈偏碱或微酸，不适合某些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但总体而言，一系列良好的土壤条件令德安县成为长江中下游的要成矿带中最为瞩目的地区之一。
土壤呈偏碱或微酸，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土壤养分的有效性，因此偏碱微酸的土壤将大大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2. 生态环境制约
德安县地处江南低山丘陵地区，雨水丰富，降水集中，极易发生水土流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扩大毁林造地、湿地开荒等行为进一步破坏了该地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直接导致了德安县种植区域的部分土地退化，直接导致土壤内有机质含量下降，从而影响到农作物的产出。
另一方面，起伏的地形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展开；此外，目前我国的农业机械类型还不够丰富，其适应复杂地形的能力较差，进口农业机械的价格令普通农民难以承受等也是机械化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3. 科技限制性因素分析
（1）水资源工程不健全
完善的水资源工程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安全保障。水资源工程开发主要是指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它不仅在农作物生长因水分亏缺而产生障碍时能够及时的予以灌溉补给，确保作物对水分的需求而使其正常生长；而且当发生暴雨或雨量偏大等原因出现田间积水从而使作物根系因浸泡发育受阻时，能及时地予以排涝，以促使其正常生长环境的恢复。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水资源，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建设和完善水利检测预警系统，利用科技手段检测好水位的状况，以为旱涝情况做好预警和必要的准备，科学监测好水资源的质量数量；2.保护好鄱阳湖水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自我调控和修复作用，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的良好循环利用，建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
（2）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物流发展;城乡收入;差异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4-0031-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去掉物价指数的影响,1978-200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为9.2%,人们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居民收入差异也在不断扩大,如果将居民收入差异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异、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异和城乡居民收入差异,那么,1978-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16上升到0.34,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2124扩大到0.362,而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则由0.165扩大到0.50,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0.4。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三种类型的差距中是最大的,而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Yao and Zhu,1998;Khan and Riskin,1998;Kanbur and Zhang,1999;李实,2003)[1-4]也表明,中国巨大的收入差距与城乡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有关,sicular[5]等人的研究甚至认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有一半以上可归咎于城乡差距,对其原因,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其中,陆铭、陈钊(2004)[6]分析认为城市化率、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以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都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还有其他学者认为农副产品价格的管制、不合理的农村税赋安排、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市场的歧视、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也有着重要影响。
从现有文献来看,基于物流发展视角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作出实证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物流在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属于基础性活动,涵盖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农产品的流通加工以及信息服务等多个方面。物流业的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降低农产品运输、仓储环节的损失率,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农产品具有生物属性,容易腐烂变质,而目前中国农产品物流以常温物流为主,这使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的损失率较高。有数据表明,中国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在采摘、运输、仓储等物流环节的损失率在25%~30%之间,而发达国家的果蔬损失率则在5%以下。因此,物流业的发展可以通过降低农产品物流环节的损失率提高农民收入。二是通过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民收入。物流业的发展可以使农业生产资料以更少的中间环节、更快的速度供给到农村,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从而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民收入。三是通过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物流业的发展可以加快农产品走向市场的速度,不仅可以创造农产品的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减少损耗,而且通过农产品的初加工、深加工,可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强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一个地区的物流业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该地区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在城乡间的快速流通,从而增加该地区的农民收入,减少城乡收入差异;反之,物流业发展水平低,则不利于农民增收,城乡收入差异则较大。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
笔者从研究收入分配的文献中受到启发,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认为影响城乡收入差异(UC)有很多因素,主要可概括为物流发展(wl)、经济增长(y)和其他控制变量(x)。其函数表达式为:
UC=f(wl,y,x)(1)
对(1)式全微分可得:
dUC=■dwl+■dy+■dx(2)
对于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的度量,笔者以两个指标来表示,一是以地区物流业从业人员占该地区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表示(wly)。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1994年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因此笔者采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从业人员占该地区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来表示物流业的发展水平。二是各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wlu)。对于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笔者采取了以各省区的铁路和公路里程之和与该省区的国土面积之比表示,网络密度越高,则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强度就越大,反之则越低。即:
wl=(wly,wlu),全微分可得:dwl=■dwly+■dwlu,代入(2)式可得:
dUC=■dwly+■dwlu+■dy+■dx(3)
在(3)式中,UC为城乡收入差异,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表示;y为经济发展水平,以各地区的人均GDP表示;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参考相关文献,笔者设定这些控制变量为: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城市化、财政支出。其中,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进行衡量并用cj表示;市场化水平以非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进行衡量并用op表示;城市化率则以非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之比来衡量,用ur表示;财政支出用当年各地政府财政支出额占GDP比例来衡量,用gov表示。
因此,回归方程设定为:
lnuc=?琢+?茁1lnwly+?茁2lnwlu+?茁3lny+?茁4lncj+?茁5lnop+?茁6lnur+?茁7lngov+?着it(4)
三、实证分析
考虑到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除了对中国整体物流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异的关系进行分析外,还分别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进行检验:
(一)全国物流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异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采用中国31个地区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 各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虚假回归,对式(4)中的8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的方法较多,但每种方法都有优缺点,笔者选择Levin,lin&Chut、Im,Pesaran and Shin W-stat、ADF-Fusher Chi-square、PP-Fisher Chi-square四种检验方法,并选择四种方法检验一致的结果。检验结果见表1。
表1结果表明,开放度ln(op)变量的原始序列为平稳序列,而城市化率ln(ur)的一阶差分序列仍不平稳,为I(2)序列。其他变量的原始序列没有同时通过四种方法的检验,而一阶差分项则同时通过检验,这说明除ln(op)、ln(ur)之外的其他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及协整方程估计。由于ln(uc)、ln(wly)、ln(wlu)、ln(y)、ln(cj)、ln(gov)6个变量都是I(1)序列,存在协整的可能性。Pedroni(1999)[7]提出了基于Engle and Granger二步法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该方法以协整方程的回归残差为基础通过构造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笔者采用两步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经过检验,产业结构变量ln(cj)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将其剔除,重新检验,在式(4)基础上,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残差的面板单位根检验表明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相关的统计检验值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令人满意。但是,物流业发展水平ln(wly)这一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三个变量则都通过检验。衡量物流业发展的两个变量其系数皆为负值,表明物流业的发展能够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尤其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wlu)这一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显著地促进了城乡收入差异的缩小。由于笔者采用的是对数方程,因此,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异将缩小3.3696%,这验证了上面的理论分析,同时也说明,物流业的发展能够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发展水平ln(y)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37120,表明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发展使中国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同样,财政支出变量回归系数0.239606,也表明了政府的财政政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异,这与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关,大多数财政支出集中于城市投入而忽略了农村投入,虽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已经实施,但效应还没有显现出来[8]。
(二)东、中、西部①地区物流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异分析
1. 三大地区城乡收入差异比较。由表3看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有一个从东部往西部逐渐扩大的梯度,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一直呈现扩大趋势,最高值出现在2007年,分别为2.61和3.02;而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最大值出现在2003年,之后又逐渐缩小,但到2007年,差异仍然为3.84,在三大地区中是最高的。
2. 三大地区物流发展对城乡收入差异的影响。在对三大地区的分析中,首先对6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同全国的一样,皆为I(1)序列。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4。
表4结果表明,回归结果较好,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三大地区经济增长变量ln(y)对城乡收入差异扩大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每提高1%,城乡收入分别扩大15.49%、16.62%和11.96%,与全国的结论一致;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异的影响在三个地区都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政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同样为显著的正向作用,支持了陆铭(2004)、陈伟国(2009)等学者的研究结论。
笔者重点关注物流发展对城乡收入差异的作用:东部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指标ln(wlu)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衡量物流发展的两个变量ln(wly)、ln(wlu)对城乡收入差异的回归系数都是负值,表明东部地区物流发展能促进城乡收入差异的缩小;中部地区物流发展的两个变量ln(wly)、ln(wlu)分别在10%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系数同样为负值,同样表明了中部地区物流发展对城乡收入差异缩小的影响;而西部地区ln(wly)对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具有正向作用,ln(wlu)虽具有负向作用,但极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主要以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为主,农业生产在农民收入中占的比例较低,因此,物流业的发展对农民收入增加有限,从而表现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异。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采用1998-2007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物流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就全国整体而言,物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城乡收入差异的缩小,衡量物流发展的两个变量ln(wly)、ln(wlu)每提高1%,城乡收入差异将缩小2.52%、3.37%。第二,从三大地区来看,物流发展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异缩小具有较明显的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影响则不相同,其中ln(wly)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异的作用。第三,物流发展对三大地区城乡收入的影响差异较大:物流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东部和中部城乡收入差异分别缩小3.71%、11.06%,西部地区则扩大23.40%;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强度每提高1%,东、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异分别缩小1.45%、13.41%和0.68%。第四,经济增长和政府支出对全国和三大地区的影响都是显著的正向作用。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表明目前中国正处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倒U型”的左边上升阶段;而政府支出的正向作用则表明过去10年中,中国的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城市投入而忽略了农村投入。
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已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物流发展在缩小城乡收入差异方面的作用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此结论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异又寻求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当前,中国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物流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并把物流列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一,但主要是针对城市物流,而农村地区物流在发展水平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获得的政策支持仍然比较少,根据本文结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促进中国农村物流的发展,从而促进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合理、顺畅流通,以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异。
1. 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实施,使农村地区获得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农村物流设施建设仍显相当落后,农产品运输、仓储手段落后,成本高,因此,必须加大投入,提升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水平。
2. 改革传统的流通渠道和方式,推动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原有的农资和农产品流通渠道长,环节多,成本高,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全面推进农产品、农业生产、生活资料流通网络建设。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企业与产品生产基地建立长期产销联盟,开展农产品从“农田到超市”的一体化物流通道,促进鲜活农产品跨地区流通[9],同时,建立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农资流通体系,形成畅通、便捷、低成本的城乡农产品和生产、生活资料物流网络。
3. 培育和壮大农村地区的物流主体,充分利用物流的流通加工环节,实现农产品增值。目前,中国的农业仍然是小农经济模式,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制度,决定了众多小规模、分散的农户成为农产品物流的主体[10]。“重生产、轻流通”,绝大多数农产品是以采摘后的初级形态进行销售,难以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因此,必须培育农村地区的物流骨干企业,提高农产品加工率,实现农产品的增值。
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国情,我们在建设新农村、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必须从农民自身出发,寻找更多改变农村现状的途径。针对当前中国农村、农业的现状,通过构建一个合理的现代化的农村物流体系,对加快农村地区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西部包括重庆、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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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Zhang Jiansheng1,2
(1.College of Logistic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000, China)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4
[关键词] 特色农业 发展研究
引言
21世纪，我国现阶段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树立科学发展观, 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总面积6.04万平方公里。辖17个县市、608个乡镇，全州总人口428.56万，其中彝族192.56万，占总人口44.9%，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
凉山民族地区，发展特色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基于农业比重高，特色农业资源丰富的特点，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凉山民族地区普遍选择了开发特色资源、走特色经济的道路。然而，资源经济毕竟不是长久经济，况且，所谓的特色也因其相对性而不具备绝对竞争力。如何提升市场竞争力，充分释放并尽可能延长特色经济的特色效应？这对于凉山欠发达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民的稳固增收、农村面貌的改善以及全面小康的建设，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特色农业是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特色农业是将区域内独特的农业资源开发区域内特有的名优产品，转化为特色商品的现代农业。发展特色农业，对培育区域经济竞争力，对优化地方产业结构，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1.民族地区脱贫的需要
到2005年底，全州未能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000年的64万人减少到43万人。全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9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38元，分别较2000年增加1841元和1077元，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社会发展滞后，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农民人均纯收入低。扶贫开发任务艰巨，就业压力加大。
2.民族地区自然条件的需要
(1)气候类型多样，光热资源富集。凉山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地貌特征和气候条件，光照辐射强，无霜期长达230天～306天，光热资源富集，特别是境内的安宁河流域，为仅次于川西平原的省内第二大平原，素有“川南粮仓”、“天然大棚”之称；大小凉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形成独特的多气候带特征，生物资源特别是经济类生物资源种类繁多，适宜发展立体农业、特色农业。
(2)土地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全州幅员面积大，人均土地22亩，高于全省、全国人均水平。其中山地占71%，平坝占12%，高原占17%，耕地470万亩，耕地面积为765万亩，林业用地4988万亩，草原、草山2716万亩，耕地后备资源丰富，是凉山州特色农业、绿色农业产业基地开发的后劲之所在。
(3)生物种类繁多，农作物优质高产。州内优越的光、热、水资源，孕育着我国南北兼有的高等植物200多种，各种生物资源6000多种，其中植物4000多种，动物1200多种，微生物类群1000多种。各种作物生长快，产量高，品质优，素有西南“基因库”之称，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
二 民族地区发展特色农业优势
凉山民族地区具有实施特色农业的良好基础。凉山州总耕地面积470万亩，人均1.2亩，其中稻田105万亩，占全州耕地面积的20.8%。全州有宜农荒地480万亩，近期可开发的宜农荒地120万亩。境内安宁河流域地势平坦，物产丰富，精耕细作，大多一年两熟。
凉山民族地区特色农业经济对农民增加收入，解决就业，特色农业产业群的基本建立，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凉山民族地区特色农业经济，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优化了地区产业结构，支持了地方财政和地方城镇化建设。凉山民族地区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培育了农民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和风险观念。
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农业的制约因素
特色农业经营上所呈现的不足与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一是效益低。典型的就是凉山苦荞，有规模，有品质，无规模效应。二是组织化程度低。三是龙头企业少。四是品牌建设力度弱。
1.凉山民族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规模企业数量少，经营水平不高；基础差，底子薄；农产品加工率低，加工深度不足，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政策不到位；农产品品牌经营和科技投入不尽如人意；整体竞争力不强。
2.农户参与产业化程度比较低，凉山农产品加工制造能力偏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制造业的销售收入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仅为5.3%，与同期全省30.2%的比重相比，相差24.9个百分点，对农业产业化的带动力明显不足。这些产业化中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阻碍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难题。到目前为止，凉山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业产品传递给外界的，大多数还是传统的“土特产”形象，只在周边地区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无论是市场竞争还是自身发展的逻辑，无论是国内外经验还是本土教训，凉山民族地区特色农业普遍面临着提升农业特色产业水准的问题。
四、民族地区发展特色农业对策
1.调整农业结构，巩固和加强农业
(1)加强特色农产品良种开发和新技术推广。要加大“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动物保护工程”等项目向特色农业的倾斜力度，加强特色农产品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加快优良品种的引进、培育、开发步伐，推广更新一批适合西部特点的优良品种。继续实施粮食直补政策，保护粮食生产，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品种结构，加快发展特色农业。
(2)建立特色农产品原产地保护制度。要尽快建立健全特色农产品原产地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组织开展特色农产品区域划定、原产地命名、品牌标注等工作，实行依法保护，提高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信誉，保证质量和特色。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冲击市场。
(3)加强农业科技服务，推广科技应用和技能培训，增强自然灾害和动植物疫情的防治能力。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推广和教育培训体系。大力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机械，提高机械化装备水平，拓宽农机服务领域。加强农业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4)加强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特色农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采取工程、农艺、化学控制和生物技术等，注重特色农产品产地环境保护，实施保护性耕作。积极推广沼气等农村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发展生态农业，保护生态环境。
2.培育壮大与产业化配套的农产品加工业
凉山农业生产条件优越，资源十分丰富，开发的潜力巨大。应以产业化、协作化、标准化的要求改造传统农业。在此基础上，还应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更为优惠的政策，以农户增收为核心，以西昌卷烟、豪吉、三牧、华宁等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烤烟、马铃薯、蚕茧、畜禽肉等大宗产品和花椒、干杂品、荞麦、水果等特色产品为重点，以工农商协作、互利互惠的经营模式，建设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增强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推动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包装，切实提高农副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增值链；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加大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力度，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农牧产品交易市场的作用，拓展流通渠道。
3.培育西部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构建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要落实国家扶持重点龙头企业的各项政策，依托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培育一批从事特色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积极培育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在技术服务、产品销售方面的作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建设一批面向国内外市场的名、优、特、新农产品基地。重点建设好安宁河流域80万亩优质稻基地、100～150万担国家优质烤烟生产基地、25万担国家优质蚕茧生产基地、70万吨高产糖料基地、1万亩优质花卉基地、20万亩反季节蔬菜基地；积极发展会理石榴、盐源苹果、雷波脐橙、凉山白魔芋、西昌花卉、凉山苦荞、优质花椒、布拖洋芋等基地，努力把凉山建成全国优质烤烟、优质蚕茧生产基地。
4.加快民营企业经济发展步伐，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效益为前提，积极开发优势资源。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有经济从战略上调整布局，形成比较合理的布局和结构，大胆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通过股份制改造，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发展混合制经济。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清理和取消妨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大力发展城乡集体、个体和私营经济。
优化投资环境，构建特色农业与民营企业共赢模式。状大民营经济，在民族地区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的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优化产业结构，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区域协调的发展格局。
发展民营企业，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民族地区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比如：食品工业要以“绿色食品”为目标，进一步扩大名优产品比重，提高市场占有率，积极发展调味品、酒类产品、畜产品、果蔬制品、绿色保健食品。重点推动豪吉集团、正大集团、禾嘉集团、重啤集团、喜德火把液、华宁公司等一批企业加工项目的发展壮大。
5.继续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加快贫困人口的脱贫步伐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扩大牲畜养殖，保护粮食价格，增加农民农畜产品收入。针对农村和农业生产特点，发展农村二、三产业，重点在食品加工、采矿、建筑、商贸、餐饮等劳动力密集行业，以市场体系建设为重点，搞好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农村信息、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规范农村生产资料市场。加强农村劳务输出，增加劳务收入。坚持“少取多予”的方针，加大中央扶贫转移资金，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增强工业反哺农业能力，扩大农村义务教育和新型养老保险、合作医疗覆盖面，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在西部开发的专项资金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中，应安排一定比例资金，用于农田基本建设、草原建设、旱作节水设施和保护性耕作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特色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培育、开发和推广。各地要创造条件，积极争取金融部门的支持，增加对特色农业发展的信贷资金投入。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和鼓励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投资凉山特色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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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5
一、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阶段性探索
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以及作为农业补充的渔猎等方面，而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农业生产工具因属于手工业部门，故此不在再赘述。
粟和黍是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旱作农业的代表性作物，但关于这两种农作物的起源以及发展的研究却十分缺乏。据统计，中国史前出土粟和黍的地点已有50多处，单发现炭化粟粒、粟壳及粟的谷灰就有40多处，这些地点又以黄河流域占大多数(2)。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及黍的发现(3)。就黄河流域而言，这些粟及黍的发现多见于陕西地区，如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福临堡、元君庙、扶风案板等，而本文研究区域的河南和晋南地区发现较少。
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中期遗存发现有粟粒，同时拣选出数粒炭化的稻米籽实(4)。渑池班村遗址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H3037灰坑中发现有大量的粟和黍的炭化籽实(5)。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ⅠH210中出土有黍的籽粒，其龙山文化早期遗存ⅠH187中出土有粟的籽粒(6)。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文化虽未出土明确的粟和黍，但1978――1985年在陶寺遗址采集到的炭化谷物标本，经测定主要是小米，即粟(7)。龙山文化的洛阳王湾遗址和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8)。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四期的一件陶鼎出土有约半斤的炭化粟粒(9)。新砦文化时期的新砦遗址浮选出了一批植物籽实，初步观察有水稻、小麦、粟、豆类等(10)。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有炭化的粟粒和稻粒，而且在一些陶器上见有麦穗和稻穗的图案，形象逼真(11)。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果实及种子，种类有粟、黍、大豆、小麦、稻、大麦等，其中以粟的出现率最高，占样品总数的40.4%；黍次之，占25.0%；小麦也占有一定比例，比稻的比例还高(12)。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发现了该时期的大量炭化粟粒，甚至还发现有炭化了的粟窖藏H417、H525等(13)。另外，大河村遗址出土有粟和高粱等栽培作物的种子，但其时代不祥(14)；在晋南万荣县荆村新石器遗址中也发现有粟和高粱，但是属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因出土层位不详不得而知(15)。
由以上简述可知，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发现是比较少的，各个时期仅有一到二处遗址，最多也就三到四处遗址发现有农作物。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农作物遗存属植物遗存，不易保存，因而难于遗留下来。二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视程度不够，过多的目光关注在陶器、墓葬、建筑等明显的遗迹现象上面。我们相信，随着植物考古学的发展，这方面会有较大的改善和突破。第三，其他相关学科介入较少，如农学、遗传学、动植物学等，致使有关农作物的研究比较薄弱。即使如此，中原地区这一时期还是发现有以上多处重要的农作物遗存，而且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各时期均有所发现，且无缺环。可见中原地区属传统认为的旱作农业区，同时在这一区域内又发现有多处稻作遗存。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见表一）。就分布而言，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等都有发现。晋南地区的陶寺遗址在早期小城内的西区房址周围的灰坑中也浮选出了大米粒(16)。从文化年代上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等均有所发现，未见有缺环。就品种而言，除不明品种的以外多是粳稻，已是比较成熟的栽培稻。
随着种植农业的全面发展，作为农业经济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的家畜饲养业也得到了发展。据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家养动物主要有猪、狗、羊、牛、鸡等家畜和家禽。总体而言，有关考古资料还是比较匮乏的，而且动物考古学的研究也仅是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择取几个典型的遗址给予分析统计，以窥一斑。
灵宝西坡遗址的发掘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动物骨骼(17)，从仰韶文化中期的H110、H114和H20出土情况看，主要的家畜仅见有猪和狗，以猪的数量最多。手选的方法三个灰坑收集到的猪的数量分别占各自动物总数的88.2%、80.6%、96.7%，H114中狗占动物总量的1.7%，H110、H20手选未见狗骨骼。用6毫米筛子选的方法收集的猪数量也占动物总数量的70%以上，狗所占比例仍很小。可见，以猪为主的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
淅川下王岗遗址文化层中也发现一定量的动物骨骼，据统计，家畜有猪、狗、水牛。以猪的数量最多，其中仰韶文化时期发现22个个体，屈家岭文化为5个个体，龙山文化15个个体(18)。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中，猪等家养动物数量较多(19)，家畜是出土动物骨骼的主体。
另外，渑池班村遗址(20)、垣曲古城东关遗址(21)、洛阳皂角树遗址(22)等都发现有一些动物骨骼（表二）。由列表的最小个体统计看，第一，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主要家畜有猪、狗、鸡、牛或黄牛。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的马，不应是人工饲养的马(23)。第二，三个遗址中，班村遗址家畜在动物总数中从裴李岗到庙底沟二期文化都是占大多数，尤其仰韶文化以后，占绝大多数，为80%以上。古城东关遗址家畜，在仰韶文化晚期数量不到动物总数的一半；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家畜与野生动物基本平分秋色；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晚期，家畜基本上是占大多数。皂角树遗址属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家畜也占遗址动物总数的大多数。第三，上述所有遗址及遗址中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间段的任何一个时期内家猪的数量都是最多的，比其他任何一种家畜、家禽、野生动物所占的比例都大。
家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甚至早期国家时期家畜的主流，是当时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史前大量用猪等家畜随葬或埋葬以表明个人财富或用以祭祀(24)，这同时又说明了当时家畜饲养业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家畜饲养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肉食来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减少了对狩猎、捕捞经济的依赖，这对促进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农业产生以后，渔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类型应是仅次于农业生产的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为人们提供食物尤其肉食来源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农业的发展，渔猎行为或许会减少，这极可能与野生动物资源的减少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农业的发展未能代替渔猎经济的发展，相反地，促进了渔猎经济的更加繁荣(25)。无论如何，渔猎经济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考古资料中，有关渔猎经济的材料是有限的。笔者以为，渔猎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是通过渔猎工具和所获野生动物骨骼两方面得以体现。
仰韶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已经种类众多且制作比较先进。西坡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石球、骨镞、陶网坠等(26)，庙底沟遗址除以上种类外还有石镞(27)。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出土有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渔猎工具，仰韶文化时期（即东关三、四期）的种类见有陶弹丸、石镞、石弹丸、石球、骨镞、角镞等；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除仰韶文化时期的种类以外，还见有陶及石球、石网坠、石矛头、蚌镞、骨鱼钩等，各种质地的镞的型式多样，镞身与铤界限明显，且多三棱形锋，制作方法更先进。另外，种类也有所增加(28)。龙山文化时期的王湾遗址共发现51件与渔猎有关的工具，包括石镞、骨镞、蚌镞、石矛、石弹丸、石网坠等(29)。同类文化的王城岗遗址镞类多三棱形且起脊，还见有燕尾形镞(30)，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镞形态相近。而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确实发现了不少铜镞，双翼形，两面有脊(31)。二里头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在种类和技术上都有所进步。种类上除史前常见的工具外，还发现骨鱼镖（鱼叉），鱼钩大量出现，有蚌鱼钩、铜鱼钩等；技术上，镞类质地与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兵器，也可用于狩猎，铜质渔猎工具常见(32)。
这一时间段内中原地区各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可能都是渔猎所得。由表二看，捕获的野生动物种类有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兔、鱼类、鸟类、大型食肉兽、马鹿、马、鳖、猪獾等。个别遗址如古城东关在仰韶文化晚期渔猎所得的野生动物数量还超过了家养动物的数量，可见渔猎经济在史前经济中也占相当的比重。
另外，遗址出土器物上所绘或刻划的鱼类及动物类图案，是渔猎经济间接的体现。
以上是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以及渔猎经济发现及发展的状况。深入分析这些材料发现，它们的发展历程至少可以分成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个阶段，各阶段表现出各自一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最好的体现了农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
仰韶文化时期，一是种植业已是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结构，二是开始普遍种植稻谷。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晋南地区等都有种植，几乎遍布整个黄泛区，黄河以北一些地区也种植水稻。需要提及的是，传统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贾湖遗址已是稻作农业经济。最近的研究表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类食物资源中并未占主导地位，家畜饲养业也不发达，其经济主体是采集渔猎，而农业只是辅的生产活动(33)。有鉴于此，仰韶文化时期应该开始普遍种植稻谷，农业开始全面发展。家畜饲养，在仰韶文化时期已基本上取代渔猎成为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但个别遗址渔猎经济这一时期还占有较大比重。
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的大型窖穴仓储区。陶寺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面积近1000平方米，周边是宽20米的空白隔离带。该范围内窖穴密集，多数窖穴带有螺旋形坡道可下至坑底，坑底支垫木板防潮。大窖穴容积约400立方米，小窖穴也约100立方米(34)。其农业经济发达程度可见一斑。龙山文化末期的新砦文化发现有小麦遗存，只是初步观察，还未得到鉴定，若然则意义重大。小麦是高产作物，大规模种植将极大地提高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所以有学者认为小麦代替小米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是一场农业革命(35)。当然，目前这一时期小麦只是零星发现。在山东聊城校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堆积层中也发现了小麦遗存(36)。家畜饲养方面，据上文的分析可见，家畜数量占遗址发现动物总数的绝大多数，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居民肉食的最主要来源。在渔猎工具上，东下冯遗址已出现了可能用于渔猎的铜镞。另外，古代食谱碳13测定结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陶寺人的食物结构中有70%为C4植物(37)，即粟、黍类食物的比例较仰韶文化时期的50%又有了显著的增加(38)。
二里头文化时期，一是中原地区粟、黍、稻、麦、大豆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逐步建立，文献中提到的“五谷”已普遍种植。二是小麦传入后得到一定发展。发现小麦的地点增多，二里头遗址和皂角树都发现有小麦，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及在5个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39)。可见，小麦的发现已非一两个地点。而且，在皂角树遗址中小麦的样品出现数比水稻还多，已占到了农作物的一定比例。粟和黍属较低产量的农作物，从发展的角度看，其主导地位迟早要被其它传入或引进的高产谷物品种所取代。二里头文化时期粟和黍的主导地位或许已开始受到小麦的冲击。
二、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因探索
人类的生活方式总是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人文生态系统中，人类、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因此，讨论一个地区的某一时历史阶段的农业经济发展及特点时，就必须重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考察。具体而言，人类本身数量即人口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主要是文化经济形态的互动交流）、自然环境变化等三方面是属于生物环境的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背景。
1.环境气候背景
我国距今8500-3000年之间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40)，当然中原地区也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北亚热带界限向北推移明显，气温较现今高约0.5～3℃，年平均降水量较今高出约100-200毫米。处于高温暖湿环境下的中原地区，既有类似今天长江流域的暖湿气候，又有适于原始农耕的北方黄土母质形成的棕褐色沃土(41)。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时间段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气温波动不大，只是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有一次大的降温事件(42)。
仰韶文化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季风较强，雨量充沛，植被茂盛。北亚热带长绿阔叶混交林北界北移2～3个纬度，西安-郑州一线以南属于亚热带环境。郑州大河村遗址由其发现的植物孢粉和动物骨骼等遗存看(43)，其仰韶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植被属于森林-草原植被，并有一定的水域和湿地。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时期的动物种类有24种，其中喜暖的动物就有猕猴、大熊猫、亚洲象、水牛、豪猪、孔雀、苏门犀等7种，占29.17%，其余为长江南北均可见到的适应较强的动物，占70.83。这是喜暖动物所占比例最多的时代，未见一种喜寒动物(44)，说明下王岗在仰韶文化时期是最温暖的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宜古生物和古人的生活、生产和繁衍生息。南交口遗址在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其气候、水文条件较今天温暖、湿润，湖沼水域分布广泛，自然环境优越(45)。当然，仰韶文化期间环境气候是有所波动的，中原地区虽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对此变化不大敏感(46)，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次明显的波动降温大致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之间，而二者之间出现的过渡性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其文化遗存和文化内涵都不繁荣，无法与此前的仰韶文化或此后的龙山文化相比，尤其这一时期的聚落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不发达，聚落的这一情况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受到了冲击。但总体而言，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环境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草原型的植被，充足的降雨，明显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文论及农业经济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恰是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这一时期的气候、水文条件使中原地区存在较广阔的水域，在低浅水域、湖泊附近完全可以种植水稻，这也是这一时期发现有许多稻作遗存的原因，以致有学者称该区域基本属粟稻混作区(47)。
龙山文化时期，气温较仰韶文化时期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并不剧烈，整体而言，气候仍比现在湿热。豫西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至龙山文化时期，喜暖动物种类又增到9种，水鹿和轴鹿为新增种类(48)，气温似乎经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波动变冷后有所回暖。总之，当时淅川一带的气候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环境是比较适宜的。豫南驻马店杨庄遗址的孢粉和植硅石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时期该区域的先民生活的气候环境虽有小的波动，但以温暖湿润为主(49)。据陶寺遗址未受外界干扰的N0.2孢粉组合推测，当时的植被应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气候温暖偏湿，为先民的生活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遗址中发现有今天分布于长江流域的扬子鳄骨板、竹鼠(50)，它们若不是被远距离搬运，那么说明当时陶寺有着较广的水域和温暖湿润的气候。这一时期适宜的环境气候条件必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之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另外，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靠近江汉流域的地带，即豫南和豫西南地区因比较湿润，水量较多，适合水稻的种植，所以这一区域水稻发现数量较多，杨庄龙山文化层中大量水稻植硅石的存在表明水稻种植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而豫西、豫中，尤其晋南虽一定的水域内可种植水稻，但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否成规模种植更有待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末期或至二里头文化之初，即距今4000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气候异常现象。众多的古环境材料及研究结果、考古发现和先秦时期的古文献及青铜器铭文都表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一段气候异常时期(51)。其集中表现为气温的降低和大规模的洪水，这种环境灾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很明显的。黄河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严重危害了当时居民的生活，农田被毁，农作物难以收成。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系统发展中出现的明显的“退步”或“断层”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52)。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遭受这次气候异常影响和破坏的程度轻一些，加之粟和黍等旱地作物对气温、降雨量等要求不像水稻那样苛求，抵抗低温、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比水稻强。另外，前文已述这一区域农作物品种较多，农作物的多样化可能也是该地区抵御灾害能力强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大环境背景上，处在我国全新世大暖期后期气候趋于凉干的阶段，二里头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53)。虽有着凉干的大趋势和期间气温的波动，然而较今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皂角树植物硅酸体等古环境资料的分析表明，龙山文化末至二里头文化初的环境恶化事件之后，气温有所回暖，环境好转。年降水和平均气温曲线均上升，年降水可近1000毫米，比现今多出约200毫米；年均气温可达到约16℃，比现今高约1～2℃。遗址出土野生动物信息又证明皂角树遗址有一定范围的水域(54)。这一较好的环境，使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依托洛阳盆地伊、洛两岸二级阶地沃野，创造了粟、黍、小麦、稻与大豆多农作物品种“五谷”兼收的农业经济。
由上所述，自然生态环境及环境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原始农业经济的生产，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是推动原始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人口压力的动因
人口的增加无疑会推动定居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人口数量增加超过某一小区域内的最适人口时，人口与资源之间发生矛盾，人口压力产生。人口压力又造成这一小区域内农业系统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向外移民或对外战争，以此减少原来地区的人口压力。二是内部调整、协同和整合。前者，对外战争可以直接掠夺农业等生活资源。向外移民到新的农业区，这些新分离的人口可以投入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享受新农业区更多的渔猎资源及自然资源以补充生活资料。而且这些携带的农作物引种到新农业区后，往往得到比原产地更好的发展，单位产量会有所增加(55)。同时，人们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在生产实践中利用原有的驯化经验驯化出新的农作物品种或直接引进其他品种。可见，通过此类方式，不但明显地扩展了原农业经济，还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农业技术。后者，主要是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或提高原来社会集团内部的农业生产效率，或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并加强劳动者协作生产，使劳动集约化。有学者认为这种集体协作生产正是中原地区优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是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形成的内在重要原因之一(56)。总之，人口的增加及其带来的人口压力，导致农业在更广阔的空间扩展，这无疑整体上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据有学者统计，仰韶文化中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在942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5.71人/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较前期有了明显的扩大，但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资源可容纳程度的极限，在许多地区仍有大片适合人类居住的空白地区(57)。从聚落形态的分析看，河南仰韶文化中期聚落主要分布于临河黄土台塬和河流两岸的阶地上，较前期聚落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是很明显的。聚落是人口的聚居地，所以聚落形态的变化最能直接反映人口的状况。这一时期新聚落的增加反映的应正是由原聚落新分离出的人口移民到新的农业区的情形。仰韶文化晚期，河南人口规模大约1073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6.5人/平方公里(58)。重要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它所反映的趋势。可见，较仰韶文化中期人口规模又有显著的增加。从聚落分布的情况看，聚落向平原区和河谷低阶地进一步扩展，相对于原聚落而言，同样有向外扩展移民的情况。至龙山文化时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和平均人口密度都在增加，尤其晚期阶段，平均人口密度为12.69人/平方公里(59)。据艾伦估计，用石锄手耕旱地作物的农业经济，每公顷的产量在550公斤左右，其土地载能大约能供养12人/平方公里(60)。若以此为准，说明在龙山文化晚期，河南区域内人口的压力已普遍存在。而这一时期基本上也正是中原地区聚落数量最多、聚落规模最大的时期，同时也是原始农业经济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时期，在仰韶文化时期人迹罕至的豫东地区，聚落大为增加，是王湾三期文化扩张的结果(61)。当然，其背后应是王湾三期文化人口外移至豫东地区开发新农业区的结果。总之，人口压力在小区域内（如一个聚落）随着人口的增加随时存在。而大区域的人口压力产生会需要一个过程，河南省整个区域内人口压力的普遍产生可能是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耕地大量开垦，森林及草原遭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小，导致人们狩猎资源的逐渐减少。这就促使当时人们强化家畜饲养活动，以弥补依靠狩猎活动不能满足的肉食来源。同时，更多的人口不得不从狩猎活动中脱离，转而投入到农作物种植业。可见，这种情形也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渑池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尚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0%左右，而到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数量极少，连总数的10%都不到(62)。从考古遗存上看，又表现为渔猎工具的逐渐减少而农耕工具的逐渐增多。郑州大河村遗址和垣曲古城东关遗址文化堆积丰厚，都包含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对各个时期渔猎工具和农耕工具的考察最能反映文化历程中二者的变化。笔者以生产工具中最普通也是数量最多的石器为对象作一分析。
由表三可见，大河村遗址从仰韶文化中期到龙山文化晚期，石器中农耕工具的所占比例趋势是基本上逐渐增多，而渔猎工具却逐渐减少。同样的趋势也存在于古城东关遗址（表四）。当然，两个典型遗址不能代表全部，但它们代表的这种趋势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注：表中数字部分，分子表示该期遗址发现石器总数，分母表示该期石器中农耕工具数量或渔猎工具数量。仰韶中期指仰韶文化中期，同样龙山早期指龙山文化早期，庙二早期指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其它依此，不在赘注。
综上所述，人口增加及人口压力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中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采用以及任何一种发展趋势原因的解释，都是古代人类生存能力逐步提高的表现。
3．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
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的交流与融合，这一点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它们间存在的经济交流却少有人论及。实际上，各区域间的交流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文化只是其中之一。或许文化间的交流就包含有经济方面的交流，或许经济领域的交流是以文化为媒介的交流。总之，文化与经济二者间关系密切，所以称之为“经济文化”，而在论述时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无论如何，两个相邻的农耕经济体系除了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途径外，相互之间的密切接触和交流应是推动农业经济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
中原地区史前及史初时期的文化经济形态的交流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中原地区内各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间的交流，如豫西与豫中，豫中与豫南，豫西与晋南等。二是整个中原文化区作为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区和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区之间的交流。前者，因在经济体系上的共性是主要的，在考古遗存中不易操作和把握。后者，二者间属不同的经济体系，在考古遗存中易于辨识和把握，所以，在此笔者主要是论述后者。
稻作遗存在中原地区的普遍发现，是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最直接的体现。本属于种植粟和黍的旱地农业区中原地区却多处发现属于长江流域主要农作物的水稻。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基本分布于中原地区内大部分区域和史前及史初的各个文化阶段。据此，有学者甚至提出中原地区黄河以南的黄淮地区属于“粟稻作物混作区”(65)。且不论这种称谓是否恰当，中原地区发现有稻作遗存是无可疑问的，中原地区在不适宜种植旱地作物的一些水域周围及低湿地种植水稻以作为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是可以肯定的。不同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互动交流和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其结果是中原地区改变了以种植粟和黍的单一种植结构，形成了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粟作农业区和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区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结果主要是水稻的北播而非粟或黍的南传。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三：一是水稻本身的生长习性优势。水稻是一种半水生的热带植物，其产量远远高于粟和黍，同时耐瘠性也很强，对土质的要求也不高。对于长江流域而言没有必要引进产量低的粟和黍，而中原地区凡有水源条件的区域都可以种植水稻，今天亦是如此，这样极大地弥补粟和黍产量不足的问题。二是质量方面的原因。据有学者研究，在人类食用的谷物食物中最缺乏的是8种必要氨基酸中的赖氨酸，而稻米蛋白质中的赖氨酸含量为210mg/g，高达40%，其生物阶高居植物类食品之首。稻作在长江流域广泛栽培后，很快推进黄河流域，与此应有一定关系。史前人当然没有这类现代的科学知识，但是生物阶的客观存在并不因为人们是否得知而必然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也会被古代人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出来(66)。三是自然环境条件。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属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温暖湿润的环境条件下，中原地区的许多区域都可种植水稻。长江流域或许因过于温暖和湿润而不适宜种植粟和黍。
总之，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交流使水稻等农作物及其生产技术传入中原地区，这同样推动了中原地区原始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兴盛。为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农业与中国文明化进程问题
农业是古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当人类生存因农业及畜牧业的产生得到比较可靠的保证时，人类便开始了其迈向文明的步伐。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明化的进程。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首先是性别的分工，当农业成为氏族社会主要经济部门时，即农业经济形成时，男子逐渐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而妇女则主要从事采集经济和家务劳动。性别的分工，使男子成为了原始农业的主人，控制了社会的主要生产活动和生活来源，其社会地位得到突出和强化，社会由相对平等的母系氏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中期墓葬中男性多随葬农业生产工具，而女性多随葬粮食加工工具和纺织工具(67)，这种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要求制造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用具、农业生产及加工工具等手工业产品，这是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仰韶文化中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纺织品等说明手工业中已有了制陶业、制玉业、骨器制作业、纺织业等不同种类之分。这样一来，社会就存在种植业、饲养业、手工业以及渔猎活动等多个生产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显然以农业为主体，不妨称为农业生产体系。这种多部门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维护、运作和发展需要组织大量人力的投入，由此必然引起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改变，社会公共权力逐渐产生并开始分化。由农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这种权力虽与军事权和宗教的神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二者，应是世俗权力中重要的部分。随着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人们的生活需要和要求亦日益提高，为满足这些需求又促使各经济部门尤其手工业部门不断的扩大化、细化、专门化。由此社会组织和结构也会随之更加复杂化，同时形势上要求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的协调和全职的管理阶层，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权力分化的同时又更加集中化。当集权大部分强化到一个人身上时，“王权”产生。龙山文化时期，水稻种植在中原地区更加普遍且有一定规模，这既是农业种植品种的增加，又应是农业种植业细化和扩大化的体现。一些遗址小件青铜器的发现，很可能说明当时铜器制造业已经出现(68)，这明显是手工业扩大化的体现。需要提及的是，大约龙山文化时期小麦开始引入中原地区，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普及据目前材料还难以肯定，但依前文二里头、皂角树等遗址的发现看，这一时期应有一定的种植。小麦的规模种植需要一个完善的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就产生了对全职管理阶层的需要。另外，小麦的种植意义重大，它提高了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从而使得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区具有了与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南方稻作农业区相匹敌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69)。显然，这将极大地推动了中原文明早期的发展。
原始农业的发展最终促使了阶级和早期国家的出现。原始农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日益增多，财富刺激了私欲，产生了占有社会财富的行为，出现了私人占有和因占有不均导致的贫富分化。随着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扩大，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阶层分化以至阶级出现。仰韶文化中期，从墓葬材料看，已开始存在明显的随葬品多寡的现象。最近发掘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灵宝西坡墓地已有了大、中、小墓之分，大墓随葬品多，而小墓基本上随葬品就少，但也有个别例外(70)。在房址上，灵宝西坡、郑州大河村、邓州八里岗等遗址，那些类似殿堂式的房子和长排分间式的房子反映了阶层的分化。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开始出现，墓葬中随葬品多寡更趋明显。龙山文化时期，墓葬等级分化剧烈，无论墓葬规模，还是随葬品的多少及精致程度，大、中、小墓的差别很明显。陶寺墓地即是典型。城址大量出现，其中陶寺城址已初步具备了都邑的性质，这时的国家形态已初现。以上这些都是在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明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她并不仅仅表现为社会的进步，也表现为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71)。其中精神文化也是在探讨中所不能忽略的。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原始宗教及与之相关的祭祀的发展和天文历法知识等方面。中原地区的宗教性遗存不如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发达，但该地区此类遗存也是有迹可寻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附近常分布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埋葬坑，应是祭祀地母以祈求农业丰收的祭坑，而对农神的祭祀是祈求祖先神灵对农业生产的总体和各个阶段给与保佑，以达丰收的目的(72)。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两处带有宗教性质的建筑，即Ⅰ号遗迹和Ⅱ号遗迹。有学者认为Ⅰ号遗迹是祭祀太阳的神庙建筑，Ⅱ号遗迹是专祠地母的冢土，目的都是祈求人口、农业的丰收的(73)。天文历法知识是人们在原始农业生产实践中摸索季节变化、物候变化等规律经验总结，其反过来又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即所谓的“观象授时”。中原地区有关此类遗存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陶寺遗址陶寺中期的大型建筑ⅡFJT1，发掘者认为就是一处陶寺文化观象台遗迹(74)。
从仰韶文化中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区随着农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其前进历程是有着阶段特点的。这些阶段性特点与中原文明化的进程有着一定的关系。进入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农业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据地区内文化的分化和地理区域上的差异，中原地区内可分出几个不同的次级区域，具体而言指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郑洛区、豫北冀南区、豫西南地区等小区域。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是豫陕晋三省交汇地，也是黄河、汾河、渭河交汇区域，可称之为中原文化的“金三角”区，这一地区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的中心区。郑洛区以嵩山为中心，主要是伊、洛河流域、颍河上游流域、汝河流域等区域，该区域是秦王寨类型主要分布区。豫西南区主要是南阳盆地，是下王岗类型分布区。豫北冀南区为后岗一期文化中心分布区。以上各个区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规模差别不显著(75)，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差别不明显。故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农业经济是多农业区域并存发展的时期，各区域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发展着自己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和文化，积累着文明的要素。进入龙山时期，其早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但豫北冀南区、郑洛区、豫西南区等区域少见这一时期的聚落，更少见规模较大显示经济发达的聚落。而金三角区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心区，尤其晋南地区，已发现襄汾陶寺、曲沃方城、东许、垣曲古城东关等多处大型的聚落遗址。故龙山文化早期金三角区的晋南地区形成了一处经济发达的核心区。至龙山文化中晚期，晋南地区继续形成了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一处核心经济区，其区域内超过5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遗址有11处之多(76)。郑洛区无论聚落分布密度还是聚落规模也开始突现于豫西南区、豫北冀南、豫南、豫东等区域，形成了另一个核心经济区。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农业区域开始分化，出现了核心经济区域，也正是这一时期似乎形成了以陶寺遗址和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两处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至龙山文化末期及二里头文化早期，陶寺文化衰落，其核心经济区地位已不存在。大致与此同时的长江流域经济区也已衰落(77)。而郑洛核心经济区不断扩大，这集中体现在郑洛地区聚落数量和密度的增加上，尤其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二里头文化聚落空前扩张，分布区域空前扩大。所以，笔者以为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时，本文研究的中原地区整体上是一个大的经济核心区，周围其他经济区如长江流域、海岱地区等都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而这一时期也基本上是中原文明作为全国文明中心地位形成的时期。
注释：
(1)本文所言文明化进程是指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演进过程，就中原地区而言，其时间段基本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2)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第27－43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孔昭宸等：《渑池班村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第四纪研究》第3期第280页。
(6)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9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8)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该文提及这两个遗址有粟粒出土，但未注出处。李楼遗址发现的粟粒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9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1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高江涛：《新砦遗址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4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7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06-113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100、106-10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页和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5)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第55-61页。
(16)何驽等：《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1版。
(17)马萧林、魏兴涛：《灵宝西坡遗址动物骨骼的收集与整理》，《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周本雄：《河南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学集刊》第3期，1983年。
(20)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5页及附表。
(21)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3-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15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2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4)王吉怀：《试析史前遗存中的家畜埋葬》，《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25)王吉怀：《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渔猎经济的考察》，《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第54-6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8)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29)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第76-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78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8-109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3)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4)何驽：《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5)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6)赵志军：《两城镇与校场铺龙山时代农业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东方考古》第1集，第210-21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38)蔡莲珍：《碳13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
(3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该文提到有5处遗址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但未具体指出是那5个遗址以及其具体时代。
(40)施雅风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1-15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4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0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2)夏正楷：《豫西――晋南地区华夏文明形成过程的环境背景研究》，《古代文明》第3卷第102－1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5)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46)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1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7)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4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9)姜钦华等：《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龙山时代环境考古》，《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50)孔昭宸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第2期。
(51)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2)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3)宋豫秦等：《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该文认为龙山文化末期与二里头文化之初气候温暖湿润，这与我们的判断相抵牾，实际上该文已言，这一时期的年代是根据地层关系推测的，所以其所代表的环境信息仅供参考，故这一推测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另外，该文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气候干旱的判断主要是据其稀树的草原植被。导致“稀树”即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的原因很多，笔者以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二里头遗址及周围聚落空前发展，分布十分密集。聚落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所以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应主要是人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所致。
(5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37页和119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55)王建革：《人口压力与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56)李友东：《中原文明核心区形成初探》，《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57)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8)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9)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60)Allen W."Ecology, technique, and settlement pattern". In: Ucko PJ. et al.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pp211-226.
(61)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62)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15页及附表。
(6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据各期的石器资料统计而成此表。石器中的农耕工具主要包括石斧、石铲、石锛、石镰、石刀、石耜、石杵等，渔猎工具包括石镞、石球、石弹丸、石网坠、石矛等。古城东关遗址亦是如此，不再赘注。
(64)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65)张居中等：《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该文提出了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的说法。其他有关文章还有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期粟稻混作区简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66)牟永抗：《稻作农业与中华文明》，《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268-278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7)参看云翔：《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劳动工具的考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例》，《考古求知集》第83-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68)任式楠：《中国史前铜器综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384-393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70)马萧林、李新伟、杨海青：《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第五次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26日。
(71)王巍：《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的几点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6期，2003年。
(72)陈文华：《新石器时代的农事崇拜、祭祀和宗教萌芽》，《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73)李锦山：《农业文明与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
(7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考古》200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7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6
一、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农产品物流体系的基础和条件
（一）地理区位优势突出
广西地处中国华南地区西部，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从东至西分别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接壤，具有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枢纽作用。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是联系中国—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是联结粤港澳与西部地区的重要通道和大西南出海通道，是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广西北部湾港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和“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新的战略支点”建设，广西作为中国和东盟互联互通中心地带的特殊区位优势会更加凸显。
（二）农业经济发展良好
广西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富集的资源优势，盛产的农产品主要有南亚热带水果、蔬菜、甘蔗、麻类作物、桑蚕、药用作物、香料作物、松脂、桐油、三黄鸡、奶水牛、水产品等。2008年以来，广西紧紧抓住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两个重点，农业农村经济一路保持“广西速度”，高歌猛进。2012年广西农业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农村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达2207.3亿元，比上年增加21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9%。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中，农业增加值1091.76亿元，增长5.6%。广西农业经济总量已连续两年稳居西部省区第2位。
（三）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
近年来，广西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截止2012年底，全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达31家（占广西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数量的2.3%）、自治区级重点龙头企业近200家，其中年销售10亿元以上17家，构建起较完善的农业、农产品重点龙头企业梯队。广西农业龙头企业有效地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财政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涌现出以南糖集团（糖业）、金源公司（木薯）、华虹集团（桑蚕）、梧州松脂公司（松脂）等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业群。目前，广西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超千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4强，成为广西支柱产业之一。
（四） 政策机遇多重叠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建立、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尤其是海上互联互通启动建设、广西北部湾港建设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2012）、《关于切实加强全区农产品销售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2011）等国家和广西一系列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出台，中国—东盟农产品市场需求稳步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农产品总量的70%以上销往全国各地，部分出口东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2012年广西对东盟出口的农产品达6.3亿美元，占广西农产品出口总额的58.5%。
二、建设面向东盟的广西农产品物流体系的主要障碍
（一）物流技术落后导致损耗较大
由于农产品是有生命的动物性与植物性产品，存在含水量高、保鲜期短、易腐烂变质等问题，大大限制了运输半径和交易时间，所以农产品物流特别要求“绿色物流”。广西农产品种类繁多，且多半属于新鲜蔬菜、时鲜瓜果、生鲜蛋、鲜奶、鲜活水产品和禽畜等鲜活农产品，需要冷链物流、保鲜等技术及设备。但目前广西农产品物流是以常温物流和自然物流形式为主，不利于进入东盟市场，且农产品在物流活动中损耗很大，单单水果蔬菜在运输过程中就有23%的损耗率，而国外发达国家仅有5%。同时，农产品的加工包装能力较低。广西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仓储、运输工具等相应设施大多较为落后，且农产品大宗物流的一般环节中，未加工的农产品占大多数，至使大多数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由于运价、运力、交通基础状况、产品保鲜技术的落后而损失巨大。
（二）公、铁、水（海）等多式联运尚未形成
基于农产品特点和区位地理优势，广西农产品流通特别是农产品出口东盟需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支撑，即公路、铁路、水（海）运等运输方式的无缝链接。但目前广西与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较为成熟的多式联运系统相比，其农产品物流的运输基础还比较薄弱，多式联运系统在“联”的方面还很欠缺。具体表现在：全区主要运输通道均存在通道供给单一、节点衔接性差等问题。由于各地、各部门在物流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方面“各自为政”，公、铁、水（海）等各种运输方式缺乏有效衔接，仍未实现互通互联。疏港道路衔接不畅，且主要港口缺少与铁路、高速公路等快速高效的集疏运方式，公水（海）联运、铁水（海）联运等多式联运发展滞后，制约了广西水（海）运优势的充分发挥，农产品物流出口营运成本居高不下。
（三）农产品物流信息化程度较低
广西的农户经营分散，且农业信息网络在乡、村出现断层，农业物流资源信息不集中，导致信息共享度低、流通不畅，对于生产、销售、农产品价格等信息的获得只是依靠传统方式，没有形成农产品物流信息采集和交换平台，造成供需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一是物流信息网络不健全，目前虽然已经有了广西农业信息网，但农资信息网和农产品加工、仓储网特别是面向东盟的农产品物流信息网仍鲜有建立；二是企业信息化发展参差不齐，相互联网和信息共享程度低，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不足；三是计算机在农村的普及使用率较低，农民应用网络电子交易极少。另外，对广西部分地市农产品市场供给信息的调查显示，不提供供求信息和价格信息的占63.2%，可见目前的批发市场在信息提供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缺乏有力的信息导向，广西农产品物流的流向带有盲目性，流程带有不合理性。
（四）广西龙头物流企业较为缺乏
农产品物流企业在农产品从产出到消费整个物流过程的成本节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广西农产品流通市场化水平低下，物流成本偏高，已成为导致广西本地市场供需矛盾加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现代农业经济更为关键的工作已从生产领域转入流通领域。据不完全测算，全区的物流成本占总成本的30%左右，鲜活农产品达到40%以上，而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一般控制在10%左右。降低物流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即为整合化、系统化、产业化的龙头物流企业的运作和支撑。但在广西，整体物流产业发展尚不成熟，作为物流产业发展新势力的农产品物流，更是缺乏旗帜性企业引领行业发展。截止2012年底，全区示范性的大型龙头物流企业不足10家，应对东盟大市场更是缺乏整体竞争力。
（五）农产品物流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保存、运输等作业有特殊要求，所以发展农产品物流，不仅需要高级物流管理人才，更需要大量物流执行型与操作型人才，从事仓储、加工、配送、通讯设备和计算机维护、经营、管理等业务，促进农产品物流发展。物流经理、仓储主管、配送主管、采购经理、物流总监、物流系长（外资、合资企业）等岗位的人才已经成为广西人才市场最急切需要的几项专业人才。与此相对应，目前广西农产品物流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低，人才结构很不平衡。从事农产品基础物流的如运输、保管、包装、装卸、流通加工等储运活动的人受过专业物流教育的非常少，而了解东盟市场需求、掌握国际物流标准和熟悉东盟国家语言文化的农产品物流专业人才更是少之又少。
三、 建设面向东盟的广西农产品物流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广西—东盟农产品立体物流路径建设
广西农产品要走出广西、走进东盟、走向国际市场，客观上需要建设与时俱进的物流渠道。农产品物流对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要求很高，广西须在完善区内公路网络和水路结构的基础上，把加快出海出省出边国际大通道建设作为突破口，统筹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管道等综合运输方式协调发展，不断拉近与东盟国家和发达地区的距离，形成广西—东盟农产品立体物流网络体系。目前，广西北部湾港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30多条，每周50多个班次。其中，防城港—香港—蛇口—海防集装箱班轮航线、防城港—巴生—新加坡—曼谷集装箱直航班轮航线，以及广西沿海港口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巴生港、泰国曼谷港、越南海防、胡志明港等航线相继开通，但所到港口仅占东盟国家主要港口的1/5。2012年底，中国—东盟陆路通道（沿海公路重要路段）钦州至崇左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与此同时，广西德保至靖西铁路开通运营，结束了广西与东盟国家只有一条经凭祥至越南的铁路的历史。事实上，随着CAFTA的建立和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启动，港口（航运）、公路、铁路已成为广西—东盟农产品物流的主要载体。因此，广西应积极参与和推动多区域交通运输合作，深化中国—东盟交通运输合作，积极协调推进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交通建设，推进和加快中越界河桥、中越峒中大桥建设，发展与越南纵深地区的运输线路，积极推动开通桂林至河内、百色至高平等国际道路运输班线，增加广西北部湾港与东盟班轮航线，以适应广西—东盟农产品日益增长的物流需求。
（二）加快农产品流通标准化与规范化进程
在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标准化、规范化已成为取得竞争主导地位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包装、储存、运输、装卸、搬运等环节，要充分考虑产品形态、腐变性、串味性、抗震耐压性、通风透气性和吸潮吸湿性等特点，以保证在物流过程中不变质、不污染。广西农产品物流要适应WTO（世界贸易组织）和CAFTA的要求，采用国际标准，推行与国际接轨的关于物流设施、物流工具的标准，如货架、装卸运输机械、货物包装箱（袋）等，不断改进物流技术，实现农业物流活动的科学化、合理化。一要大力推进广西农产品流通标准化进程，把标准化作为农产品现代流通的基础和抓手，通过推行农产品流通标准化，促进生产标准化，从而解决消费者安全消费的问题。二要大力推进农产品流通可追溯系统建设，以广西农产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为基础，现代物流调运服务平台建设依托，通过推进“农超对接”、发展“农批零对接”、提升“农批批零对接”模式，建立起电子购运销凭证和台帐制度，形成以集配中心为始端、零售为终端，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全过程追溯链条，从而实现广西农产品流通的全程可追溯。只有推行标准化，才能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才能使价格较低的农产品产生应有的市场竞争力。
（三）加强农产品物流龙头和品牌建设
加强广西农产品物流龙头和品牌建设，对加快全区农产品现代物流的发展、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经济运行质量、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要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的要求，着力农产品物流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物流企业培育，重点建设广西“十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十大农畜产品加工产业群”、“六个现代农业示范区”和中国—东盟（钦州）农产品大市场，形成联合舰队效应；以经营自治区级以上名牌、著名商标农产品、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为范围，凸现品牌效应。在农产品物流项目建设方面，大力发展和培育物流龙头企业，重点抓好与中粮集团、中化集团等国内外知名大企业合作，以广西南方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等为依托，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立足资源优势，发展绿色、有机、无公害和特色农产品，并通过提高品质、精深加工、精细包装、拓展市场；在“象州红米”、“灵山荔枝”、“西林砂糖桔”等已有部级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基础上，着力打造一批新的具有较大产业规模效应的新品牌，切实提高广西农产品出口东盟的品牌竞争力。
（四） 整合市场主体，完善农产品物流服务体系
广西加快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应借鉴国外先进的农产品物流发展经验，整合市场主体，实现农产品“货畅其流”和“物尽其值”。美国农业生产和贸易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农产品物流量大且非常频繁。在最为先进和完善的物流理论指导下，美国拥有一个庞大、通畅、复合、高效的农产品物流体系。日本物流发展十分迅速，这与政府确立海运立国战略和对物流业的宏观政策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荷兰位于欧洲的中心地区，它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发展农业物流。当前，广西应围绕全区农业主导产业，以区域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为依托，合理布局，准确定位，增强市场的辐射能力，全面提升市场功能，使之成为强有力的农业物流纽带。重点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经济中的带动作用，突出产品特色，在已初步形成的南宁、柳州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框架基础上，新建、改造和扩建若干有特色的批发市场。重点建设一批面向东盟的广西农产品批发企业定点市场，健全和完善具有地域特色专业市场。要建立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重点，政府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农民自我服务为补充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以中国—东盟农产品市场准入系统为平台，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强化市场管理，规范经营行为，促进城乡市场的协调发展。
（五） 拓宽流通渠道，打造现代农产品SCM模式
广西农产品交易目前仍以传统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模式为主，通过新兴流通渠道进入消费领域和东盟市场的农产品比重都比较低；批发和零售功能在空间上混为一体，常常导致人、物流混杂和环境污染。农产品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简称SCM）模式则是在满足一定的客户服务水平的条件下，为了使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系统成本达到最小而把供应商（农户）、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有效地组织在一起来进行农产品加工、转运、分销及销售的管理方法。在现代农产品SCM模式理论下，广西应加快原有农产品及农资流通企业资产重组改造，建立健全以地市、县（区）级供销系统和农业经济企业为重点，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依托农资物流专营购销体系，改变目前规模较小和松散运行的现状。按照农业流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重点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资购销企业、农产品运销企业、进出口企业、物流配送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农民成立生产协作小组，实施整合型生产物流机制，将区域内的农作物耕作、田间管理及农产品的收获、加工、存储等作业形成的物流统筹由共同机制运作，引入HACCP和ISO14000系列标准等认证，确保食品安全，着力打造绿色农产品生产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