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路径范例6篇

科技创新的路径

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1

关键词:科技创新;教育观念;科学精神

科技创新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要求,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我国对高校大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培育和创新能力的提升特别重视,多次强调创新的重要性。2012年5月,教育部、财政部印发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加快高校机制体制改革,转变高校创新方式。充分发挥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重要结合点的独特作用,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1]。高校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是科技创新人才的中坚力量,也是未来国家发展的基础,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关系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探索当前形势下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途径,对高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提升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创新能力是指人在顺利完成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的创新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潜在的心理品质,是个人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或发明新技术、新产品的能力[2]。创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创新就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在对前任科学技术的熟练掌握上,转换思维,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客观的对待,基于其原有的知识和理论,提出新的观点和方法。约翰・齐曼说过:“科学就是对新事物的探究,对无尽为止世界的探索发现,也就是说科研的结果应该时常更新。一项研究没有给予充分的理解和事情要添加新内容的理解,而是变换说法的复述,那么这就是对科学毫无贡献。”[3]

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主要指的是大学生在某一科学技术领域具有创新的综合能力,包括专业水平、实践经验、经济实力和创新精神等多个方面。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科技创新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大学生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具有接受知识快、思维活跃等明显特点,并且在高校,环境较为宽松,思想自由,更容易培养创新意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大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对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提升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就是提升国家整体的综合实力,影响深远,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存在的问题

客观可靠地了解当前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对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措施至关重要。通过走访学生宿舍和对学生进行访谈发现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现状不容乐观,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科学精神缺乏

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等。科学精神也是具备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当代大学生存在着求实精神不足、创新精神欠缺、怀疑精神不完备、批判精神不彻底的科学精神问题。通过调查发现,即使存在外在压力,大部分学生仍然都具有一定的求实倾向,但是这种倾向有待加强和巩固,有一部分同学通过权衡利弊,然后视情况而定,且这部分同学有增长的趋势。

(二)学术造假、学术泡沫滋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这里面就包括各种科研成果,部分不法商人通过组织专业的机构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灌输科技创新是可以造假的思想。部分高校为了鼓励学生科技创新,给出了丰厚的奖励政策,但是面对学术造假的诱惑,有部分学生迷失了自己,为了获奖、保研加分不择手段,从而造成学术造假的现象屡禁不止,对潜心做科技创新的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扰乱社会公平公正的秩序。近年来,我国高校出现一些情况,高校大学生的科技创新的成果不断增长,且增长趋势显著,但是却经不起仔细的推敲。通过编造一些毫无根据但表象新奇的成果来吸引大家的注意,这就是典型的学术泡沫。学术泡沫和学术造假的滋生,使部分学生养成了不劳而获的思想,是原本已有的本就不太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下滑。

(三)科技创新平台不足

优秀的科技创新成功需要多次的实践,并且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足够的设备和场地来作为支撑。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成绩优异,思维活跃,对科技创新既有想法又能够坚持,可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受制于场地和设备器材的限制,很多科技创新的想法只能“胎死腹中”,无法落实。

三、影响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因素

实事求是的分析影响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因素,是研究提升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途径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发现影响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功利化”的价值取向

高校一直被认为是象牙塔,受外界影响很小。80年代,国家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学生的价值观也随之改变,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多元化,追求自私自利化。资产阶级的一些腐朽思想从国外如洪水猛兽般传到大学生的生活环境中。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部分大学生不再以学习作为大学的唯一出路,而是将自己的奋斗目标转向挣钱。

(二)传统的教育观念重知识

当前高校的教育模式仍然为应试教育,学校更多的关注的是学生的专业成绩,而不注重其他方面的发展。学生的答案只要跟标准答案不一样,就被认为是错误答案,造成学生即使有新思想新想法也不敢提出,久而久之,在学生的思想中,课本上的知识成为衡量他们是否优秀的唯一准则,这种教育模式遏制了学生的创新思想的萌发。

(三)教学技术的单一

先进且便于接受的教学手段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潘建广、何彗星、蔡卡宁等都曾提出:教育信息化可以优化配置并重新整合学科课程,从而以全新的教学和管理模式实现效率最大化。计算机校园网络使教学互动更快捷、简便,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校际之间都可以共享优质的教学资源,大大节约了资源搜集和获取的成本[4]。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大力使用先进的教学技术,取代传统的“黑板加粉笔”模式,使学生在接触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益,推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跨越式发展[5]。

四、提升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路径

(一)树立正确的“三观”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提升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基础保障。认真、彻底地自我改造,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行动指南,依据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监视自我,定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向不良思想观念和腐朽生活作风挑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从根本上有科技创新的意识,进而达到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建立健全合理的评价和奖励机制

建立健全合理的评价和奖励机制可以从制度上对学生科技创新进行保障。改变以往的评价机制。在激励机制上,一方面要对师资队伍及骨干力量以利益激励,让他们的创新成果得到社会承认和相应回报。同时,建立专项奖励基金,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成效特别突出的教师实行专项奖励,并对教师指导学生进行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便利。另一方面,通过奖学金、创新基金、奖励学分、创新学分、素质拓展学分等多种措施激励学生开展创新活动,并为学生的创新活动提供经费支持便利以及导师专业辅导[6]。

(三)适度改变教学方式

在课堂教学开始之前,设计一些与以往上课的不同形式,或者运用一些多样化的手段调动起学生的注意力,唤醒他们参与学习、思考的意识。课外活动中,可以就地取材创设情景,把学习中的难点用实际操作的形式展示出来,让大家运用课本知识去解决,把知识与实践相联系,会让人觉得学习的书本知识有实际用途,并有主动意愿去参与学习,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求实、创新以及团结协作等精神都得到了潜移默化的锻炼和培养。

总之,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关系到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高校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才能担负起国家和人民赋予高校的期望。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Z].(教技(201 2)7号).

[2]田新蕊,王海英.创新能力实用教程[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9:21―22.

[3]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125: 23-26.

[4]潘建广,何彗星.试论新形势下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1):225―227.

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2

 

瑞典高等教育历史悠久,大学创新传统悠远流长,自1447年建立乌普萨拉大学,瑞典高等教育体系不断完善,逐渐形成综合性高校和非综合型高校两大体系。瑞典不仅高等教育发达,科技实力的盛名更是响彻世界。欧盟的创新测评统计数据显示,瑞典的综合创新能力自2003年来己跃居欧盟各国前列,高校为瑞典发达的科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瑞典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一)政府积极营造创新环境

 

为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瑞典政府提出“区域计划”。通过颁布鼓励政策、为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为创业者同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等多种措施加强创新环境的建设。“区域计划”鼓励年轻人创业与区域教育政策相结合,教育体制的重点从培养未来雇员转移到培养未来企业家,激励年轻人把个体创业作为一种职业选择。

 

(二)政府扶持高校科研成果走向市场

 

瑞典政府在全国15所高校设立了控股公司,明确规定这些公司的主要职责是为研究人员申请或转让专利提供服务,帮助他们利用科研成果创办企业。在全国8所重点由瑞典政府划拨专款设立创新办公室,为高校如何实现科研成果与市场对接提供专门指导,为研究人员进行项目研究、科研创新提供高质量的支持与帮助。

 

(三)高校加强与工商业界的合作

 

1996年瑞典修订高等教育法,增加了“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与周边社区合作,并通报教学和科研活动信息”的条款,激发了瑞典高校与工业界合作的积极性。高校通过研发合作和人才互动,实现与工业的紧密合作,将掌握的市场需求信息用于教学与科研,有助于加快学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提高科研成果的商业化程度。

 

(四)高校积极兴办科技公司

 

瑞典政府对于高校创办科技公司大力扶持,每年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奖学金、拨款和贷款等,为科技公司的多个科研和技术开发项目提供资助。另外随着自身科研实力的不断提高,瑞典高校开始建设相应的基础结构,推动研发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出现在高校周围的“科学园”、“技术转让中心”、“企业孵化器”就是典型代表。

 

二、瑞典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路径对我国的启示

 

瑞典是北欧发达国家,虽与我国国情不同,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瑞典高校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确实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一)政府层面

 

1.构建良好的创新环境

 

完善相法律法规,以法律形式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为创新者利益提供有效的制度环境保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创新人才提供优越的物质环境保障;提供健全的风险资金市场支持,努力为高校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建构了一个成熟的风险预防机制。

 

2.转变职能,正确处理与高校的关系

 

瑞典的高等教育改革表明,高校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只有给予高校应有的自主权,尊重高校作为学术性组织的主体地位,才能充分激发高校内在潜力。政府应遵循高等教育规律,淡化对高校的严格管理,突出其服务、监督职能,放权给高校,让它们规划、负责自身发展,最大程度上释放其活力,展现其各方面优势。

 

3.充分发挥财政引导作用

 

首先,进一步完善科研经费投入政策,落实相关措施;其次,继续支持高校科研投入,切实扩大投入比例;第三,支持设立创新投资引导基金,形成多元化、多层次资金渠道,为高校科研集聚多方经费支持。

 

4.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政府作为第三方,应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通过建立各种基金会,引导企业对科研经费的支持;通过建立科技园等,扩大高校科研成果影响力。当高校与企业实现紧密合作,高校为企业培养人才,提供项目研究;企业为高校研究买单,解决高校科研费用之忧。企业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甚至让他们参与技术开发和业务计划,锻炼学生实际动手和独立思考能力。

 

(二)学校层面

 

1.加强科研队伍建设

 

一是引进人才。要改变高校在人才聘用上存在的“自产自销”现象,通过公开招募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引进高水平学科带头人,以优化科研团队结构,实现团队最优组合效益。二是培养中青年骨干。高校应为具有潜力的年轻教师开创培养条件,鼓励出国访问扩宽研究视野,支持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提升研究能力,采用联合培养、资助访学等方式培养中青年骨干。

 

2.建立健全基础结构

 

20世纪80年代以后,瑞典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更上一层楼,与高校允许教授兴办公司密不可分,而这些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相应基础结构的不断完善,这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当然我国很多高校不像瑞典高校那样拥有雄厚的资金,但国家重点扶持的“211”“985”院校,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依托人才、科技、知识资源,建设有助于进行科学研究、成果推广的基础结构一大学科技园。

 

3.创新科研管理体制

 

第一,建立以人为本的竞争机制。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引导研究人员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展开公平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合作中求发展。第二,完善科研评价机制。改变纯量化评价方式,坚持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区分评价标准,按照学科性质设置不同评价标准;规范程序,保证匿名评审;遵循评价规则,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第三,建立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在收入分配中,既要保证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让技术、知识、成果参与分配,又要注重以政策引导分配向科研创新倾斜,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

 

4.主动寻求与企业合作

 

我国高校应改变传统办学模式,加强与企业联系,了解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及时更新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另外,在寻求校企合作时,高校应克服狭义的创收观,眼光不要只是集中在科研成果的转化收益之上,要懂得换位思考,树立与企业实现共赢的互利互惠观念,实现与企业的中长期、宽领域、高深度合作。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高校应顺应新的发展趋势,明确新的发展任务,积极主动承担起推进科技体制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使命。高校科技创新应不断集聚人才优势,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让创新真正成为学校发展的强音,积极探索与企业接轨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利用企业资源,为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3

〔关键词〕高科技服务业;创新供给;创新规律;创新广度;创新高度;创新厚度

〔中图分类号〕F1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3-0028-07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历史表明,世界中心地位的确立是以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决定的,世界中心的转移也是随着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强弱变化而变化的。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阐述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理念”居于首位,成为最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国家发展动力转型的根本依托。多次论述创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1〕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性。但是,科技创新是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创新供给也不可能自然而然持续不断,需要国家培养创新主体、提供创新条件、培育创新依托载体、制定有利于创新的激励机制,形成可持续的创新供给。那么到底如何理解创新?新时代的创新具有哪些规律?依据创新规律,中国该如何实现高科技服务业引领下的创新供给跨越式发展?又如何培养创新主体、提供什么样的创新条件、选择什么产业作为创新依托载体以及制定怎样的创新激励机制从而实现民族进步和国家兴旺发达的目标?这将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创新三维向度与创新供给的内在联系

1.创新的广度决定创新供给的复杂性

创新具有广度、高度和厚度三个维度。就广度而言,创新不只是经济领域内的技术创新。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创新局限于“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显示了在经济发展层面对创新的一种解读。而德鲁克在熊彼特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系,进一步从经济学与管理学层面对创新作出了阐释。〔2〕事实上,从国家发展层面而言,创新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情,也是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参与和各个领域共同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都需要新,只是技术创新是其中最彰显、最突出、最受人瞩目、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创新。世界各国发展历史证明,每个国家都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偶然的技术创新可能即使在没有良好的创新条件下也能出现和完成,但是经常性的、广泛性的、高效性的技术创新一定是长期理论思考、制度变革和文化积淀的结果。不仅如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和文化发展本身也都需要创新,并且只有创新才能为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管理创新创造创新的前提。另一方面,创新是一个系统,技术创新本身需要相应的创新环境,而创新环境的营造是政治、社会、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文化厚重的背景下才能为想创新和能创新的创新者个人和创新组织提供创新的元素以及创新的平台。理论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思想源泉,不仅决定着技术创新的技术路线设计框架,还决定着技术创新的突破口选择;文化创新和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制度创新则决定着技术创新的完成效率。没有长期的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沉淀和积累,便不会产生耀眼的技术创新成果。

创新的广度规定了创新供给的复杂性。从宏观创新供给角度而言,我们不仅应该重视单纯的科技创新,还要重视直接科技创新之外复杂的社会创新、文化创新、生态创新、国防创新、治党管党创新等,这些方面的创新供给都会影响科技创新供给的效率、质量、数量和持续时间。即创新的广度是国家经济社会各方面进行协同创新供给进而实现协同发展的理论根据。 从微观创新供给角度而言,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则是创新供给元素,只有这些创新供给元素共同作用,才能孕育出创新基因、培育出创新种子,实现创新目标。

2.创新的高度决定创新供给的辐射性

创新就高度而言经历了个体单独创新到国家需求创新的嬗变。个别的、偶然的创新实践最开始是一种无国家意志支持下的技术发明、技术转化、技术应用等,但普遍的、规范的创新实践通常是在国家意志支持下产生的结果,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皆如此;二次大战后,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制定了自己的专利法。实践证明,《专利法》已成为国家意志下支持国家创新的法律手段,各个国家对发明专利的保护程度决定了不同国家创新的高度。

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专利事业得到蓬勃发展,1984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专利法》于1985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如果以《专利法》为开端,那么可以认为,我国在国家意志层面支持创新的法律手段比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晚了一两个世纪。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国家支持创新的重大意义时即开始了奋勇向前的追赶。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受理发明专利申请共1102万件,同比增长187%,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美国商业专利数据库IFICLAIMS的2015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全年授权专利数约为298万件,同比下降虽不到1%,但这是自2007年以来授权专利数量首次下跌。

创新高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供给辐射范围和国际地位。创新高度高的国家,创新辐射能力强,创新供给辐射范围广,创新供给控制力大。不仅如此,创新高度还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当英国资产阶级意识到专利保护具有国家创新收益时,便开始着手制定了一系列以奖励技术发明为表现形式的法律法规,这时候创新成为英国的国家意志和英国建立庞大的“日不落帝国”的强大武器。创新为英国不断地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并扫平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当英国创新乏力时,另一个具有创新高度的国家――美国同样依靠创新走向了取代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超过美国的创新能力与创新高度。

3.创新的厚度决定创新供给的累积性

创新就厚度而言是一个长期的累积性、动态性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它需要理论积累、思维积累、思想积累、文化理念积累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长时间艰苦的沉淀。这种积累越坚实、越厚重,显性化的技术创新成果越丰富。尽管自然科学领域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的时间越来越短,在18世纪大体为100年,19世纪为50年,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约为7年,今天IT产业的产品更新周期甚至已经下降到3-6个月,但是技术创新的思想厚度、文化丰度和制度成熟度却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或缺的。更何况,自然科学领域技术创新本身的正义使用和伦理价值是由思想和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的,而思想和文化以及由其衍生而来的制度便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精髓。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供给积淀决定着自然科学领域技术创新供给的厚度。自然科学方面的创新供给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创新供给是国家创新的两大支柱。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理论源泉,是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方法、路径与依据的思维基础。假如自然科学领域的创新供给是国家直接的创新结果,那么,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供给不仅是国家间接的创新结果,而且还是决定国家直接创新成果效率的根本。哲学社会科学是隐藏在自然科学背后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自然科学创新的精神支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意义上创新精神的灵魂所在和实施国家创新战略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所在,是制定激励创新机制的价值取向所在。鉴于此,哲学社会科学积淀的思想深度有多厚重,自然科学的创新供给成果就有多丰富;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创新供给有多深邃,自然科学的创新供给成果就有多先进。这便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高科技服务业发展趋势与创新供给的演变规律

当工业文明的曙光照亮世界各地尤其是首先照亮欧洲大陆时,现代服务业如同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推广等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需的服务业逐渐成为加速工业发展的推进器和催化剂。进入21世纪后,从现代服务业中分工细化出来的高科技服务业更是成为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开拓者和智慧源。从传统服务业到现代服务业,从现代服务业再到高科技服务业,二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服务业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而高科技服务业则是“创造美好的明天”。高科技服务业的创新功能是新时期服务业最明显的特征。

1.关于服务业必须更正的几个认识误区

要承认当前人们对服务业的认识是存在误区的。误区之一是不了解服务业地位的时代蝶变。传统观念认为服务业是低人一等的a业。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服务”往往意味着“服侍”别人,从事服务业的人必然是低效率、低收入、低素质的从业者,而接受服务则意味着既是一种享受和奢侈,也是一种高贵身份的显示,服务业因此被认为是低贱的产业。在古代,说唱行业、卖艺行业、商业都是不入流的服务业;但而今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最具竞争力的服务业,电子商务同样不能与古老的商业同日而语;高科技服务业则不仅不低贱,还实现了社会地位的蝶变,变成了只有高智商者才能从事的“高大上”产业,变成了政府重视的产业。

误区之二是对服务业价值的认知不足。以往人们认为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的产业,只是转移价值的产业;服务业自身既没有创造价值的方式,也没有创造价值的能力;服务业的利润来源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利润的让渡,从事服务业人员的工资也来源于实体经济领域创造的利润。但而今的高科技服务业不仅创造价值,且处于价值链创造的最前端和产业链的最高端。因此是高科技服务业决定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价值实现能力,而不是相反。

误区之三是没有看到服务业功能的华丽转身。传统观念认为,创新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事情,基本上与第三产业服务业没有关系。甚至在工业化初期,人们还将服务业的功能定位于增加就业这一表象,并没有关注和理解服务业的创新功能。市场营销专家佩里切里认为,服务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或“中心作用”,并通过竞争作用和倍增器作用体现出来。〔3〕华尔诚在总结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时指出,服务业至少起到了四种作用,即推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加强国际竞争力和保持可持续发展。〔4〕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服务业不仅能够创新,而且是目前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先锋队。产业结构软化、制造业智能化和实体经济服务化都是现代服务业创新功能的体现方式。

2.高科技服务业成就了怎样的创新供给规律

高科技服务业也称为知识密集服务业(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是指显著依赖于专门领域的专业性知识,向社会和用户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或组织,它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社会中扮演着主动且关键的角色。〔5〕高科技服务业的出现是工业化逐渐发展的结果。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将人类的经济活动阶段划分为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6〕在前工业化社会,服务业主要为个人服务和家庭服务,这时的服务供给范围是狭小的,服务供给质量是较低层次的,服务是一项重复性的工作。在工业化社会,服务业主要与商品的服务有关,是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提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行业,是实体经济产业链的附属链,主要以金融、保险、运输、售后服务等为主。在后工业化社会,则是以知识型服务和公共服务为主的创新行业。知识――这一新的生产要素逐渐走到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前面,成为引领其他生产要素创新的关键要素。鉴于此,鲍莫尔将以知识为深耕对象的研究与开发即R&D定位于服务活动,而且认为是高层次服务活动,是高科技服务业具有创新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7〕高科技服务业的创新本身来源于以人才高层次深度智力劳动为内容的研究与开发,来源于以专业化技术服务为内容的跟踪服务,来源于以智库为主要形式的高层次公共服务。正是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高难度研发和服务推动了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国家治理创新,从而使新技术引领的新产品形成独一无二的市场竞争力,并推动以制度创新为内容的国家治理创新向自律、自省和自觉的社会存在状态前进。

进入21世纪以来,高科技服务业的创新供给再次呈现出一些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形成了高科技服务业的创新供给新规律。就创新供给的对象而言,传统服务业仅仅在服务方式、服务态度等方面服务于居民、家庭和企业,创新供给数量少、质量低;但而今的高科技服务业更多的是服务于政府和国家,并通过首先服务于政府和国家,然后服务于企业、家庭和个人。国家对创新供o的需求强烈程度已经成为任何企业、家庭和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各个国家纷纷将创新需求间接地渗透、融入到教育、医疗等知识服务业中,并直接地分解、分派到高科技服务业尤其是研发设计行业中。比如军工领域的高科技创新人才,更是需要无条件地接受国家的创新任务,确保高质量完成高精尖军事武器创新供给任务,实现捍卫国家国防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任务。

就创新供给的范围而言,过去的服务业更多的是服务于本国范围内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仅在本国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但而今的高科技服务业更多的是为世界各国提供创新服务,不仅有货物贸易服务,更有服务贸易往来,而且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高科技服务业输出创新供给的标志性特征。〔8〕2015年,世界服务进出口规模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法国。我国服务进出口额于2012年首次进入世界前三位,2015年服务进出口额达到713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进出口额比重的77%,较上一年提升14个百分点。自中央政府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后,我国推出的工程承包、研发设计、运营维护等与高端制造业紧密相连的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带动我国为更多国家提供创新服务的重要引擎。

就创新供给的合作方式而言,过去高科技服务业中的研发与设计大多是一国范围内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的合作,后来发展成为产业之间的集群创新和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创新,再后来呈现出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政府之间协同创新,在我国以“2011计划”为代表。但而今的创新供给已经跨越国界,其中以国际大科学项目合作为代表的国际创新供给正在成为高科技服务业提供国际知识服务的新形式。人类基因组测序、国际空间站建立等都是国际间的大科学合作研究工程。高科技服务业主要可以为用户提供硬知识服务即技术服务,软知识服务即研究与开发、咨询服务、物流服务和电子商务服务;硬知识服务的专业化、高端化和软知识服务的国际化、开放化成为新时期创新供给的新特点与新趋势。〔9〕

3.高科技服务业引领的创新供给要解决什么问题

按照问题导向的原则,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是有一定方向选择和目标追求的,高科技服务业也不例外。那么,高科技服务业引领的创新供给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高科技服务业的价值追求又是什么?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后发现,不论是理论创新还是技术创新,也不论是制度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都有其价值取向,创新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方向选择,而决定创新者价值取向的是思想文化。有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就会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方针和制度,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创新,就会在创新的路径设计上形成什么样的框架。

结合国内外现实,创新指向生态化成为高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时代要求。从时间维度来看,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致诉求,而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正是来源于非持续增长造成的环境危机,因此首先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过三次产业革命,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不堪重负。从环境负担与技术变革的关系看,巴里・康芒斯认为,技术创新行为的生态化转向对于减轻环境负担至关重要。〔10〕但是技术创新生态化转向是不会自然发生的,而只能是体制创新转向、产业创新转向和文化创新转向的结果。因为新型工业化的本质是生态文化、生态技术、生态产业、生态产品的统一。生态文化是源头,生态技术是过程,生态产业是状态,生态产品是结果。高科技服务业以生态文化为价值取向,以研发生态技术创新为手段,以全生态产业链建构和生态工业园建设为载体,以生态产品制造和生态环境服务为依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加速器,通过将生态文化渗透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体制创新中形成高科技服务业引领下的创新活力,以此恢复生态平衡和化解生态危机。

但与此同时,创新指向正义化则成为高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价值追求。创新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和创新成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两个问题是创新指向正义化与否的根本标志。曾经日本以中国人、俄国人、以色列人等为试验材料,将细菌和病毒注入人体内进行活人试验,这样的化学药品与生物药品研制不仅是惨无人道的创新,更是灭绝人性的非正义化创新,以这样的方式研制出来的新药特药带着血腥味儿,理所当然受到世界各国的深深谴责。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创新要以人道主义为底线,以尊重人格、尊重国格为底线,以自然能够承受为底线,这是创新的正义价值观。高科技服务行业有着强大的技术、强大的资本、强大的研发团队,其创新能力更是如日中天,但是高科技创新同样有道德边界和伦理要求,不可以将创新建立在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的天平上,而只能将创新方式置于安全、平等、人道、友善的地平线上,体现出创新的向善、向好、向美之追求,这是高科技服务业引领的创新正义所在。

创新成果的使用同样包含着正义和邪恶的斗争。迄今为止,专利是对创新成果进行保护的最好形式,在专利保护期范围内,有偿使用创新成果是各国认同的商业规则,任何不尊重创新成果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尊重创新者的创新成果,是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的高素质表现,也只有尊重他人创新成果的个人、企业和国家才会真正地进行自主创新,才会让创新成果在使用过程中合法合规,才有属于自己企业、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创新成绩。第三次产业革命使核武器成为新时代的创新宠儿,然而,核武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却是国防创新伦理需要讨论的问题。对于邪恶者而言,核武器是强权国家威胁弱小国家的利器;对于正义者而言,核武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后盾。不仅仅是核武器,还有化学武器、生化武器、光学武器、太空武器等都存在创新正义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对上述国防创新成果的使用都应给予哲学考量和伦理判断。

四、高科技服务业支撑的创新供给路径探索

增加创新供给数量、提高创新供给质量,必须从创新需要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入手,为从事高科技服务业的高端人才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精益的教育服务和公平合理并且能激发智力劳动者积极性的收入分配政策。良好的医疗服务是增强创新供给的条件和保障,接受精益教育服务的各级各类人才是创新供给主w,导向明确的收入分配政策是创新供给动力。由于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积极主动、自觉自动、持续地发生,而创新惰性、创新中断、创新依赖正是引发创新供给停滞和创新供给匮乏的根本原因,所以需要政府制定和实施精准的医疗政策、精益的教育政策和收入分配激励政策,确保微观层面积极创新供给持久和宏观层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

1. 建立精准医疗服务体系,为创新供给提供条件和保障

任何产业领域的创新必须最终落实到各级各类人才身上,而人才创新的基本前提是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精准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是为人才提供优质健康服务的坚实保障。我国目前的医疗服务虽然在医疗保障、分级诊疗、城乡医疗服务均等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医改成果,但是,总体上医疗服务仍然是模糊的、非精准的、低层次的,疗效也不太令人满意。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现象的继续发生,应针对医疗服务行业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进行改革。一是严格新药特药的审批标准和审批程序,形成劣药出清机制。药品安全是制药行业首先应遵循的规则,以往生产和流通的那部分非安全药品已经产生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一定要确保药品安全、药品质量和药品疗效。互联网时代,还要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建立临床用药疗效统计制度和药品疗效查询制度,建立药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使副作用大或疗效不明显的药品真正从医药商店和医院被淘汰,形成“良药驱逐劣药”的市场出清机制。二是提高医科大学和中医药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要特别重视以中医人才为主体的高水平全科医生培养,建立全科医生首诊首疗、专科医生复诊后疗、中西医合诊合疗的诊疗制度。因为高水平诊疗服务是以高水平全科医生从事医疗服务行业为前提的,西医能解决局部病患之处,中医和西医科学结合则能解决人的长期和整体健康问题,这是建立精准医疗服务体系的核心内容。三是改革各类各级医院医生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以医生技术水平为基础和以诊疗效果评价为标准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医生诊疗水平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体现医生的个人诊疗技术价值,鼓励医生形成钻研医学业务、勤于学习诊疗技术、认真负责、善待患者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四是探索建立医养结合、分级诊疗的社区精准医疗服务网络。在目前分级诊疗基础上,探索分级诊疗与医养结合新方式,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做到积极预防和精准诊疗并重,养老和医护并行,家庭医生和社区医生并存,确保人民群众尤其是创新人才的身心健康。也可利用现代化医疗专用网络在社区开展远程高水平医疗服务。

2. 发展精益教育服务,为创新供给提供创新供给主体

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和创新规律表明,教育是一个国家创新供给的源头,人才是一个国家的创新供给主体。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正是因为美国集世界优质教育资源于一国,深入细致地发展了创新性教育。〔11〕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创新;教育的质量最终决定创新供给的层次和综合竞争力。有多么精益的教育,就有多么高质量的创新供给。对于中国而言,现在的创新供给成果是过去几十年教育的结果,未来创新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则取决于现在精益教育的发展程度。

自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开始,高等教育从此走上了规模发展之路。这种规模化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让许多学生圆了大学梦,提高了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了人才培养数量,是大众化高等教育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这种粗放式规模化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却蕴含了诸多问题,其中人才培养质量较低是最突出的问题,而人才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高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关系到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关系到自主创新能力的强与弱。〔12〕因此,对粗放的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实现从大众化、规模化高等教育向精细化、专业化高等教育转向。

一是树立大教育观,将优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和城乡基础设施功能配套同步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优秀教师在地(市)、县、乡中同样能够享受高收入和城市服务,让这些地方的孩子同样接受高水平的基础教育和公共服务。以往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单纯的充实基层优秀教师不足的办法,只是过去狭隘教育观下的举措;而今需要在对基础教育进行规范投资和标准化建设的前提下解决基层基础设施配套供给不足问题,使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同步发展,从根本上缓解大城市基础教育供给不足、交通拥挤、居住拥挤以及学区房房价居高不下的矛盾。

二是树立精益教育理念,形成精益教育体制。从内容上而言,应重视基础研究,而不是单纯地重视应用研究,要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从课堂规模上而言,应建立以小班上课为基础的、以优秀教师服务半径可及性为要求的精益课堂教育,让学生们的创新萌芽、创新潜质和创新冲动得以快乐地释放,让学生们的创新思维、创新思想和创新思路得到尽情地展现。〔13〕从师生关系方面而言,应将现在的师生分离式教育变为师生融合式教育,让紧密的师生关系成为师生思想碰撞、思想交流的基础,让课下沟通成为师生创新交流的桥梁。

三是树立全民终身教育理念,大力发展社区家庭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其根基都在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之中。家庭教育是新时期建立家校合作教育体制的起点,是未来家校合作教育成功与否的着力点,是家校合作这一崭新人才培养方式的支撑点。只有首先教育好了养育孩子的父母,才能使学校教育中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深入学生的内心深处,才能使得学校教育中的创新思维、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落到实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是孩子成才的温暖环境,以全民终身教育为新理念的社区教育应培养有创新精神、有崇高追求、有坦荡胸怀的启蒙家长,培养有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榜样家长,培养有责任、有担当、守规矩、懂法律的优秀家长。

3. 改变分配现状,形成创新导向型收入分配格局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的收入分配思想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法制建设比较滞后,邓小平的本意是让通过诚实劳动的改革者先富起来,可是法律上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怎样富起来,从而给一些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留下了机会和可能,导致后来的确出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却并没有起到让创新者先富起来的导向性激励作用。

收入分配政策是激发创新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可持续性的有效措施。只有公平的、正义的、有效率的收入分配政策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实现这样的分配政策则是以实质平等原则、应得报酬原则和基本需要原则为基础的。〔14〕实质平等原则是确保每一个人机会平等和防止机会垄断,这是公平分配的起点;基本需要原则是确保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保证社会平稳运行的保障性安全网;应得报酬原则是以个人能力素质创造的贡献多少进行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

对于从事高科技服务业的智力劳动者而言,用创新努力程度和创新成果衡量其智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再根据智力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收入多少,是激畲葱抡叱中创新的有效措施。高科技服务业从业者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形成一个阶层。激发从业者的创新积极性、主动性和可持续性,必须以提高这个群体的整体收入作为突破点,再在这个群体内部形成收入差距。合理的收入差距是产生创新活力的动力和拉力,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是抑制创新能量迸发的阻碍因素。为此,需要形成“比收入先比创新,比位置先比能力”的收入分配理念,让摆脱了创新惰性的高科技服务者更勤奋,让出现创新中断的高科技从业者摒弃自己的弱点,让患上创新依赖症的高科技服务者增强创新自信心。

五、结语

一个发展中大国要通过创新发展实现民族进步和国家兴旺发达,有必要从源头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应深入研究创新供给规律。正确认识创新的广度、高度和厚度,认识创新供给的复杂性、艰难性和累积性,分析高科技服务业与创新供给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把握创新供给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世界、服务于全人类这一规律基础上,明确创新供给的生态化指向和正义化指向,构建高科技服务业带动下的创新供给保障体系,通过发展精益教育,培育能够适应高科技服务业需求的创新供给主体,制定有利于高科技服务业进行创新供给的动态收入分配政策。显然,高科技服务业是创新供给的依托载体,高科技服务业向纵深发展所需要的文化基因、组织要素和各个领域之间的协整性决定着创新供给的效率和创新供给的能力。

高质量持续性创新供给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成果,更需要理论创新成果,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创新成果可以为国家创造经济价值,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成果同样可以为国家创造价值,只不过是精神领域的文化价值,这样的文化价值在国际上体现的是中国话语权,在国内体现的是国家治理能力。因此,科学地认识和全面地评价创新成果是创新型导向国家制度与政策的主要内容。提高教育、医疗、高科技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整体工资福利水平应成为建立全面激励型收入分配政策的着力点;适当拉开上述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创新能力从业者的业绩工资水平,则是重点激励型收入分配政策的突破点。由哲学社会科学渗透而来的价值观决定着创新供给的方向和路径,导向明确具有激励作用的收入分配政策是确保创新供给持续的动力源泉。〔参考文献〕

〔1〕.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

〔2〕〔奥〕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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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胜今,吴昊.高等教育发展若干重要关系思考〔J〕.求是杂志,2013(9).

〔12〕周作宇.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践逻辑〔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12).

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4

【关键词】陕西省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路径分析;产学研;科技转化

陕西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然而科技自主创新综合能力相对偏弱。而提升陕西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推动陕西科技进步、增强科技自主创新竞争力,从而建设“创新性陕西”和“科技强省”的关键。无疑,陕西省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路径分析对于促进陕西科技发展以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陕西科技自主创新存在的问题

(一)科技自主创新缺乏高层次人才

表1可显示陕西省科技活动人员位居全国中等位置,比位于第一、第二、第三位的广东、江苏和北京分别少数十万人。在相对指标即人才质量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人才质量的重要指标,2007年陕西省的这一指标值为65.18%,远远低于科技领先地区北京、上海、广东等。显然,陕西省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缺乏十分明显,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使陕西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科学前沿,捕捉重大的发展方向。此外,高科技人才的流失现象不容忽视,北京、上海、广东地区的高级人才引进政策以及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研发条件差异、经济差异、收入差距等因素导致高端人才流失严重。高层次人才的缺乏极大影响陕西省高科技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科技经费不足

图1为2007年各地区科技经费数额比较图,通过比较可知,陕西省科技经费总额位于全国12位,远远低于江苏、广东、浙江、上海等省市,表明陕西科技创新财力投入相对不足。科技创新经费不足很大程度地影响陕西省高科技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三)产学研脱节,陕西科技转化率低

陕西是名副其实的科教大省,表1数据可以显示,陕西高等教育活动人员相对于科技人员的仅次于上海,表明陕西省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另外,陕西具有非常丰富的军工科技资源以及科研院所,它们真正具备引进技术消化创新能力的技术力量。然而,陕西由于长期以来是处于政府主导型的科技发展模式,地区内部、产业内部由于缺乏协调,虽然科技资源比较丰富,但引导和动员更多社会资源投入科技创新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也就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严重脱节。大量的研发人才集中在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活动大多只追求学术上、理论上的先进性,不是以市场为导向,导致大量科技成果束之高阁;特别是军工科研与民用产品结合度很低,研究成果不能转化为产业成果,不能转化为市场所需。由此可见,陕西产学研严重脱节、科技转化率低下.

(四)陕西高新区企业获利能力较弱,高科技技术国际竞争力差

图2可直观地比较全国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利润率(高新技术产业当年净利润/全年收入),由图2可知,陕西高新技术产业的利润率远低于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区,而净利润率是衡量企业获利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由此可以分析,陕西高新技术企业的获利能力偏低.

可见,陕西高科技企业产品相对于国内科技领先地区的产品技术附加值偏低.

图3可直观地比较全国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出口比例(高新技术产业当年出口额/全年收入),图3可以反映陕西地区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例远远低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区,出口比例能够反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陕西高科技企业国际竞争能力较弱.

(五)陕西科技技术创新成果匮乏、知识产权意识薄弱

依据2007科技统计年鉴数据,北京科技人员与陕西科技人员比例为2.7倍,2007年北京与陕西授权专利比值达4.33倍,发明比值达6.38倍;上海与陕西科技人员比例为1.53倍,发明比值达4.32倍;广东与陕西科技人员比例为3.01倍,广东与陕西专利授权比值达16.36倍,发明比值达4.92倍。这些数据完全可以反映陕西科技人员人均专利贡献率远远低于科技发达地区,也就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偏低.

通过地区专利合计数量可以反映,陕西总体科技研发水平较国内发达地区差异悬殊;发明专利比值低反映了陕西科技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偏低、科技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外观设计相比处于最低水平,可以反映陕西科技企业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以及创新思维僵化、观念保守.

二、陕西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

应该借鉴国内外成功高新技术企业成功自主创新的经验并结合陕西省实际创新环境状况,从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相应的提升路径,并贯彻设施,才能从根本上提升陕西这个科教大省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一)制定财税、金融政策支持科技企业开展自主创新

1.通过政府促进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包括对自主研发的各项开支加大税收抵扣;经严格认定的高科技进行税收减免,对高新技术产品实行出口退税;对自主研发的产品以及某些高新技术产品单列税收抵免政策;加速折旧,允许企业加速研究开发仪器设备折旧,扩大加速折旧范围等等.

2.通过政府支持科技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筹集企业创新经费。政府部门要制定有关政策,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创新。具体包括引导金融机构对重大科技专项资产实行证券化、发放可转换债券等低风险业务;政府可财政出资专门设立科技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也可以通过财政资金、民间资金等多种途径,建立多形式的担保组织;引导银行积极探索知识产权担保融资业务;努力为高科技中小企业在海外上市创造便利条件,拓宽其直接融资渠道.

(二)支持知识产权开发,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1.政府搭建平台,支持自主知识产权开发。一方面,陕西省应编制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目录,政府在经费和人员方面对列入目录的技术和产品研制开发予以重点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出面建立服务平台,为企业知识产权的创造和市场开拓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2.营造知识产权的法制环境。包括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坚决查处和打击各种违法侵权行为;提供便捷的行政执法渠道,积极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加快建立知识产权应急及预警机制;省工商部门加大对侵犯商标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等.

(三)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加强科技转化

1.政府应制定促进科技机构发展的政策。同时,鼓励科技中介机构向专业化、规范化和服务型方向发展,为企业创新提供社会化、网络化服务.

2.通过各种途径吸引专业人才进入各类科技中介机构,并对在职服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3.科技厅、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应加强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交流,对其开放各种可开放的科技信息.

(四)加强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

陕西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拥有大量科技人才,但企业科技人才相当匮乏,而且人才流失严重。对陕西来说,应当采取各种手段增加企业科技人才数量,提高企业人才质量.

1.政府应加大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制定和完善留学科技人员落户和创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人才进入到企业工作;吸引各高校毕业生到陕西创业;允许企业采取各种激励措施吸引并留住创新人才;积极引导博士后到高新技术产业从事企业高新技术的研究、新产品开发的工作;支持科技人才接受继续教育,加快本地人才的知识更新.

2.科技企业自身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企业内部人才培养;提供优越条件引进和留住人才;通过人才创新激励机制激励人才的创新行为.

(五)大力促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

1.陕西省应强化政府对产学研的宏观调控,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协调产学研联合、制订法规条例。应围绕我省科技优势领域,以市场为导向,构建以用户为主导的紧密型产学研合作模式。其特点是确立企业出题、企业出资、企业决策、企业获利、企业参与全过程的合作模式。从而把大学、科研机构的科技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真正形成企业积极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全面支撑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大学和科研机构也要了解市场发展动态,主动向企业寻求研发项目,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加快科研院所研究成果产业转化。根据市场的需求对自身的研发成果进行改进,并及时向企业进行宣传推广,积极寻求研发转化的合作机遇.

3.积极促进军工科技向民用产业转移。根据陕西省特点建立军转民科技示范工程,培育壮大军民优势互补的企业集团,鼓励军工企业集团遵循市场规律,就地就近与地方联合办厂或向地方扩散产品零部件生产,带动地方配套企业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军地结合产业集群.

通过产学研有机结合进行技术创新,能够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因直接结合市场的需求而更具现实意义;也减少了各种资源的重复投入,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降低了科技企业单方面研发的成本和技术创新的风险,加速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从而使企业的产品及时投入市场,增强陕西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科学技术部专题研究组.我国区域自主创新调研报告[r].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丁巨涛.技术创新环境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3]罗珊.构建广东省科技自主创新投融资体系的思考[j].广东科技,2008,(7).

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5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 科技创新资源 整合 路径

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技术创新成为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决定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自然资源环境等先天要素禀赋的不平衡,更重要的体现在以科技创新力量整合的人文环境因素的不平衡。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欠发达地区长期滞后发展存在着“三大恶性循环”[1],即“自然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经济系统的恶性循环”和“人文系统的恶性循环”。前者属于客观因素,后者具有人为因素的特征,而这种人为因素形成的制度文化环境在当前经济发展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一国经济并不是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技术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2]。这种复杂的地域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在市场机制还处于萌芽状态,以及传统的条块区域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地方保护、地方封锁、地区分割等现状使得有限的科技力量处于分散状态,很难实现科技创新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资源整合的集成效应和规模效益。

近年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市场机制的培育,安康经济社会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正在由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和新型工业化迈进,特别是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富硒食品产业发展成为安康经济发展的亮点。目前,安康市富硒食品生产企业已达86户,其中35户规模企业从事富硒食品生产经营,开发了富硒茶、富硒矿泉水、秦巴硒菇、富硒饮品、富硒大米、富硒食用油、富硒魔芋制品、富硒保健品等50多个品系,实现工业产值24.6亿元;成长起了以紫阳县神云富硒茶公司、安康秦东魔芋食品公司、兴安富硒大米加工公司等一批富硒食品加工龙头企业;全市共有10家企业的11个产品获得陕西省名牌产品称号,23家企业的24个产品被评为安康市特色品牌产品,5个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7个部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通过国家验收,已认定无公害生产基地68个,面积4万多公顷、产品24个,绿色食品两个,有机食品19个,等等。安康富硒食品特色农业产业开发显现出良好态势,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集群。然而,安康富硒食品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生产经营依然是传统农业科技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手工操作、低成本、产业链较短,产品附加值低、恶性价格竞争等为特征的低端路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限。因此,通过安康科技创新资源整合,着力提高富硒食品产业的科技含量,以科技驱使安康富硒食品特色农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延伸富硒食品产业链,提高富硒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是安康富硒特色农产品产业升级发展的现实要求。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本文着力分析安康以产业发展带动科技创新资源整合模式的成功经验及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为其它经济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资源整合提供有效的借鉴。

一、区域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及文献综述

区域科技创新资源从内容上包括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科技创新物质基础资源、科技创新人文环境及制度资源等。其中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中介机构、政府等作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的组织主体要素,是科技创新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区域科技创新资源整合是指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对特定的区域内各种与技术创新相联系的主体要素(技术创新机构和组织)、非主体要素(技术创新所需的物质条件)、以及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制度和政策网络进行的重新设计,实现创新体系内不同主体间人才、资金、信息等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自我管理和自我协调进而形成的一种创新活动机制。

目前国内学者对区域科技创新资源整合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学者们对区域科技创新资源整合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科技资源及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对于区域科技创新资源整合研究重要集中在宏观政策研究层面。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有:蔡宇宏认为[3],科技创新资源整合机制是指科技创新活动中各创新主体在创新方面的活动协调机能,它表现为在创新活动过程中,通过一套结构化的管理机制将不同创新主体整合在一起,实现创新体系内不同主体间人才、资金、信息等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孙庆、王宏起认为[4],地方科技创新平台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包括工程研究中心、科技园区、行业检测服务机构等各种类型的研发机构、转化机构和中介机构,因此,推进地方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实现平台的联动发展以及资源的有效集成和共享;吴建南等认为[5],科技资源整合模式划分为大学资源开放模式、孵化器整合资源模式、行业资源集聚模式以及政府下设中介机构整合资源模式。本文以欠发达地区安康市为例,研究该地区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形成的以特色产业为依托、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地方高校为平台支撑的行业中介组织广泛参与的科技创新资源整合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该种模式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一些简单的结论及建议。

科技创新的路径范文6

关键词:路径依赖;技术轨道;技术路径图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的市场的影响下,中国企业在与跨国企业竞争时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竞争形势,原创性发明这样的发明专利在我国企业中是非常欠缺的,再加上外国跨国企业又对我国企业进行技术垄断和专利圈地,在国际化竞争中中国本土的行业领先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重威胁。由于生产空间受到限制以及低成本制造优势不复存在我国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行业突破。

认识和分析企业发展的技术轨道和路径,并进一步绘制出技术路径图,首先可以为企业进行技术定位评价和技术选择,为企业确定研究与发展投入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再者可以为企业估计未来的发展趋势,为企业未来是要延续原来的技术轨道还是进行技术轨道突破提供一定的借鉴;最后在企业未来产品规划方面,有重要的预测价值。

二、基本概念

企业技术战略路径的选择,并非不受任何约束,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相反,它收到企业现有基础,即所处地位的制约,还受到其发展前途、战略目标和未来机会的约束。也就是说,它既不能脱离已有轨道任意发展,要受制于现有的发展路径,即存在路径依赖性。

“技术轨道”的概念最早是由意大利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明确提出来的,他认为沿着由范式定义的经济权衡与技术折衷的技术进步活动就是技术轨道,它根据技术范式解决问题的一种常规活动模式,由技术范式中所隐含的对技术变化方向做出明确取舍的规定所决定,是一组可能的技术方向,其外部边界则由技术范式本身决定。

技术路径图是一种战略决策技术,是由美国的研究部门和大企业首先开发的用于科学、技术和产品战略性规划的方法。由于技术路径图描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对此作了分析,为高层战略决策提供了判断的依据,可作为领导层进行技术选择的基础。技术路径图有助于为加速技术创新提供所必需的情况、技巧和产品间共享的可行技术,是企业加速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的有效工具。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路径依赖问题最早是由保罗・大卫提出,而后由W・马兰・阿瑟(Arthur,1968)进一步发展成理论,布莱恩・阿瑟(1989)是将路径依赖作为动态经济过程的非遍历性来加以定义。美国学者诺斯(1993)认为,路径依赖在技术变迁中实质是分析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竞争,而竞争主体是包含于技术间的竞争组织。Pierson(2000)和Mahoney(2000)提出路径依赖有助解释制度的涌现、制度的持续以及制度的变革等问题,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Garud和Karne(2001)明确提出路径创造概念,并且指出路径创造不仅要有外部环境和恰当时机,更需要有企业家集体创造性地整合不同资源和进行集体的学习,达到实现发展思路的分叉。Bedding(2002)分析研究了路径依赖、内生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Margolis(2005)分析研究了路径依赖对于公共政策的含义。后来,Pham(2006)扩展了路径创新思想,提出了路径创新五条准则,即①技术决定准则、②有意识偏离准则、③实时影响准则、④相互依存准则、⑤最小误解准则。Vergne&Durand(2010)认为路径依赖是一个随机过程和锁定的所有物,它是在自我强化、偶发事件及无外因冲击下产生的。

技术轨道概念最早由纳尔逊和温特在《寻找有用创新理论》(1977年)中提出的。Arthur(1985)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两种现象即“动态递增报酬”和“锁定”都是在产业特定的技术轨道上进行的,并且把增强这两种现象的五种原因罗列出来了。Dosi,Pavit和Soete(1988)研究阐述了技术轨道的诱导机制因素问题,指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关键性刺激因素诱使技术轨道形成和发展,是因为各国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性质不同,但并不是完全不同而是具有共同的特征。Lee和Lim(2001)提出了技术―市场模型,认为韩国技术能力的提高也遵循一定的技术轨道,并将韩国的几个工业部门的技术轨道进化过程比较分析。Green和McMeekin(2002)在分析研究英国公司在市场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采取的创新行为这一问题时,采用了技术轨道理论来进行解释。Dolfsma和Leydesdorff(2009)认为市场与技术组合的作用导致轨道锁定,但是通过政府或者企业的参与可以进行轨道解锁达到竞争均衡。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伊利诺艾斯技术研究所得到了美国基金会的资助,开发了科技动态路径技术。这项技术又进一步在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被开发以及使用,以此为基础并逐渐扩大应用领域和功能,从最开始单纯用于技术产品规划,到后来发展到90年代末成为企业作整体的综合战略性运作规划的重要工具。技术路径图举行过讨论会,主要是被一些企业联合组织机构、大学以及学术机构组织召开。例如2006年举办过技术路径图的应用经验交流会,主要是由德国夫朗霍夫研究所、剑桥大学、波音公司、依莱克斯公司(lectrolux)、飞利普半导体公司、大不列颠航空、BAE系统公司、罗斯・罗易斯(Rolls Royce)等联合召开。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论坛是讨论技术路线图的,即欧洲TRM Users Group(TRMUG)(一个季度一次)以及Strateva―以美国为基础的软件和咨询公司(一个月一次)。技术路径图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技术路径图不仅包含着大量的科技发展史料,而且对于预测未来的技术发展轨道和趋向具有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对于路径依赖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例如林毅夫等(1993)利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经济改革为什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市场化不断地改革,牢牢把握经济改革必须遵循的初始条件,在速度与稳定两者之间达到权衡。有的学者提出在改革的过程中要采取局部突破性变革,避免单纯地修补、旧有体制部分而可能陷入长久不决和长期僵持无法解决的泥沼中(陈孝兵,2001)。曹玮、席酉民和陈雪莲(2008)提出,技术的路径依赖性不仅源于技术的相互依存性,而且与相关的行为惯例、社会关系以及认知结构有关系,因此要从认知结构等微观层次角度来探讨路径依赖的社会性构成。陈维政和黄燕(2010)将路径依赖和企业集团组织管理模式选择结合起来研究,认为管理模式的选择直接受不同路径的影响。李宏伟和曲锡华(2012)认为,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有逻辑关系但也有区别,但都是路径演化;应超越路径依赖克服消极作用并积极进行路径创造。王亚娟(2014)将组织演化的方向、能力和路径依赖理论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

我国学者柳卸林(1997)认为解决某个问题的一组相关联方法,或在某个产业中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可能的方向就是技术轨道。技术轨道对应着一条标示技术发展的S形曲线。杜跃平等(2004)认为由于不同企业的核心能力、市场观念、经营方向等因素的不同,使不同企业有不同的技术轨道以及技术轨道内又有不同的技术子轨道,这就导致了企业多元化。刘昌年等(2006)提出了三种自主创新基本模式,即“顺轨式”、“跃轨式”以及“融轨式”,这三种模式是以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轨道为基础提出来的。张杰和刘东(2007)提出了三种技术扩散平台的可行模式,认为集群创新动力和产业技术轨道具有关系并进行研究。吴邵波等(2009)认为技术轨道的重要优势在于知识链组织合作创新。吴贵生(2011)提出广义创新轨道这一新概念,并认为技术轨道是它的一部分。林敏等(2013)提出可以在技术发展规律和后发追赶领域应用技术轨道理论进行研究,并概述了技术轨道的概念、特性和形成原因。

通过比较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知,国内对于技术路径图的意义已经初步意识到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与国外相比对它的研究与应用相对较少。王瑞祥(2002)对技术路径图进行定义说明并且将它的工作流程和所需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顾钢(2004)将国外的氢能技术路径图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作了详细介绍,并提出了一些对国内氢能发展有利的建议。刘海波(2004)等介绍了技术路径图是怎样产生与它的积极作用,不同之处在于角度不同主要从技术经营方面来介绍。刘细文(2007)认为技术路径图的应用范围非常广,主要包括技术预测、新产品开发、技术规划与管理、科学研究、知识管理等方面。刘传林(2010)给出了通用性技术路径图的绘制步骤,认为技术路径图的绘制应包括准备、分析、绘制、更新这四个阶段。黄萃等(2013)研究将政策变量加入传统的技术路径图中,将市场、产品、技术和政策组合起来,并结合产业发展阶段分析政策的作用。

四、国内外研究评述

首先,发达国家的研究相对而言较为成熟,其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我国企业创新路径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借鉴。其次,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相关研究,在运用发达国家的成熟理论框架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并且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行业和企业发展经验和我国企业创新路径发展间有极大的近似性。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为设计详细可行的创新路径的研究模型提供最直接的参考。最后,国内的有关研究,无论是关于行业发展史研究,还是把企业作为对象的创新研究,都揭示了直接影响我国企业的创新体系的因素中,案例研究对探索我国企业的创新路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最终确定我国企业创新路径的研究模型提供着关键的实证研究基石。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于技术创新路径的研究,重点是从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考虑,探讨技术范式对于技术路径的方向、内容的规定性,强调创新活动自身技术的强选择性,然而较少考虑企业特征、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选择机制的其他方面。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论述,并且观点不一致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我国学者对于技术创新路径理论的研究从介绍西方研究成果开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工作很快就从单纯的译介西方有关技术创新路径理论和研究方法论转向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路径活动进行实证研究。从文献方面来看,很多研究仅仅只针对某一个具体细节问题展开研究。各个专家、学者虽然都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对于技术创新发展路径选择进行了相关研究,并且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但是这些理论仍在不断探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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