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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总体经济形势范文1
调查表明，受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国际经济形势趋于恶化及中国出口需求明显下滑等因素影响，经济学家对经济走势的担忧明显增加（图1）。
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即期经济景气指数与预期经济景气指数的算术平均数。即期景气指数为经济学家对当前总体经济形势的判断得分，预期景气指数为经济学家对未来六个月总体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得分。大于5分表明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评价是积极的、乐观的，分值越高说明越充满信心；小于5分表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消极的、悲观的，分值越低说明越缺乏信心。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运行偏热迹象趋于缓解，投资、货币信贷增长趋于稳定，资产价格趋于平稳；出口需求增长减弱趋势明显，经济增长预期持续趋缓；粮价、油价预期走高，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人民币升值预期缓解，应适当关注“热钱”流出风险；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调查显示，这次经济学家信心指数的下滑，既来自经济学家对当前经济运行状况的不满，也源于其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担忧。
从指数构成看，即期景气指数为4.80，比一季度低0.2点；预期景气指数为4.30，比一季度低0.87点，自2004年以来首次出现即期与预期景气指数双双落入不景气区间的情况。
去年年底以来，中央提出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查表明，经济学家认为，在控制经济过热方面的调控目标趋于实现；经济学家信心指数特别是预期景气指数回落的原因，主要集中于对经济下行与通胀上行并存趋势的担忧。
投资信贷稳定增长
房价涨幅趋于平稳
调查显示，经济运行偏热迹象缓解。
46％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经济运行“正常”，比一季度高9个百分点；而认为“过热”和“偏热”的经济学家分别为3％和34％，比一季度分别低2个和15个百分点；11％认为“偏冷”，比一季度高10个百分点；另有6％认为“尚难判断”（图2）。
经济偏热迹象缓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投资、货币信贷增长趋于稳定。
调查显示，56％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正常”，比一季度高1个百分点；39％认为“过快”，比一季度低2个百分点；另有5％认为“过慢”（图3）。
对于货币信贷增长，53％的经济学家认为“正常”，比一季度增加11个百分点；认为“过快”的则从一季度的57％降低到43％（图4）。
第二，资产价格趋于平稳。
调查显示，认为未来六个月国内股市价格“稳定（或小幅波动）”和“下降”的经济学家分别为53％和25％，比一季度分别高2和5个百分点；22％认为将会“上升”（图5）。
认为目前平均房价水平“过高”和“较高”的经济学家分别占31％和52％，比一季度分别低15个百分点和基本持平；认为“正常”的为16％，比一季度高11个百分点；只有1％的经济学家认为房价“较低”（图6）。
认为目前房价上涨“过快”、“较快”的经济学家分别为24％和44％，比一季度分别低11个和7个百分点；另有31％和1％认为“正常”、“较慢”。
相应地，57％的经济学家认为2009年房地产价格相对2008年的上涨幅度将低于5％，其中22％认为将“下降”，15％认为“持平”，20％认为“上涨5％以内”；34％的经济学家认为明年价格将“上涨5％－10％”，9％认为“上涨10％以上”（图7）。
外需动力有所减弱
通胀压力仍然较大
由于国内外诸多不稳定因素，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或面临“硬着陆”的潜在风险。这反映在出口需求增长减弱趋势明显，经济增长预期持续趋缓，以及粮价、油价预期走高，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
调查显示，仅15％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出口需求“旺盛”，比一季度低16个百分点；27％认为“不足”，比一季度高15个百分点。同时，78％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六个月出口会“减慢”，比一季度高7个百分点。
相应地，尽管仍有64％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外贸顺差“过大”，但是比一季度低14个百分点。而且，73％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六个月顺差会“减少”，比一季度高18个百分点；认为顺差将“不变”和“增加”的则分别为18％和9％（图8）。
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上涨的态势有所缓解，但受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攀升的影响，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
8％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六个月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会“大幅上涨”，61％认为会“小幅上涨”，认为会“平稳”和“下降”的分别为20％和11％（图9）。
13％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六个月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会“大幅上涨”，55％认为会“小幅上涨”，认为会“平稳”和“下降”的分别为7％和25％（图10）。
调查显示，36％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六个月中国通货膨胀率将比上半年“上升”，比一季度低43个百分点；认为将“持平”和“下降”的分别为24％和40％（图11）。
经济学家预计2008年CPI同比增长的平均值达7.2％，比一季度高1.4个百分点，比2008年4.8％的宏观调控目标高2.4个百分点。同时，虽然认为2008年会出现“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仍占多数（56％），但认为会出现“全面通货膨胀”的比重则由一季度的18％上升到32％，提高了14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调查显示，只有9％的经济学家预测2008年中国GDP增长达到或超过11％，比一季度低了6个百分点；预测10％及以下的则达到64％。平均预测值为10.0％，比2007年三四季度和2008年一季度的预测值分别低0.8个、0.5个和0.2个百分点（图12）。
人民币升值预期缓解
世界经济形势严峻
根据此次调查，预期未来六个月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升值3％以上的经济学家为44％，比一季度低16个百分点；其中11％预期“升值5％以上”，比一季度低10个百分点；33％预期“升值3％－5％”。此外，预期“升值3％以内”的为39％，比一季度高7个百分点；17％预期“基本稳定”（图13）。
人民币升值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元的压力明显缓解。调查显示，仅有36％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元“高估”，不仅比一季度低18个百分点，而且比认为“低估”的还低1个百分点；还有28％认为“合适”。而认为英镑和欧元“高估”的经济学家分别为44％和45％，比一季度分别低8和2个百分点。认为日元“高估”的仅为28％，比认为“合适”的低28个百分点。
顺差的减少、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缓解以及从紧的宏观调控措施，可望缓解流动性过剩压力。调查显示，认为2008年下半年流动性过剩压力比上半年将“缓解”的经济学家为34％，比认为会“加剧”的高1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部分经济学家担心，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涌入的境外“热钱”存在突然流出的可能性。调查显示，对未来一年内“热钱”的大规模突然流出，18％的经济学家认为“很有可能”，36％认为“有一半可能”；认为“不可能”和“无法判断”的分别为26％和20％（图14）。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调查显示，69％的经济学家认为与2007年相比，2008年世界经济总体趋于“恶化”，比2008年一季度和2007年四季度的判断分别高9和31个百分点；比认为“好转”和“持平”的分别高65个和42个百分点（图15）。
不过，对于本轮世界经济震荡下行的核心震源――美国次贷危机，48％的经济学家认为下半年会“逐步缓解”，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35％认为会“延续目前状况”，比一季度提高3个百分点；13％认为会“继续恶化”，比一季度降低8个百分点；4％认为“难以判断”（图16）。
国内总体经济形势范文2
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美国经济陷入高失业、高负债的困境，世界经济前景低迷。国内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经济增速逐季回落，还出现了温州的民间借贷崩盘、企业家出逃等负面事件。
在岁末时期，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出了2012年的发展新信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中，2012年的总体经济目标是“稳中求进”。 如此复杂的形势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百姓享受到更多发展实惠，这就是‘进’。
近年来，实体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不少资本转向民间借贷、房地产等市场，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虚拟经济火爆，实体经济艰难”的局面。订单大幅下滑、原材料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资金成本增加等等都致使做实业更加艰难。然而，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还会增加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所以，对于民营企业来讲，明年要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奥信集团定位为做政府的大孵化器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加速器，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直积极倡导和践行发展实体经济，在仙洪试验区内的洪湖投资了农业产业园，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农民致富和大学生创业。在咸宁投资开发了医疗器械产业园，打造中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力图改变我国高端医疗器械大部分依靠进口的现状，缓解看病贵、看病难。
奥信所投资的任何一个产业园区，都是希望能通过引导和带动关联企业一起发展，在打造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发展产业综合体，最终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湖北已跨入发展的快车道，我们相信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2012年湖北会更好。发展实体经济是我们每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责任，我们也坚信发展实体经济就是给湖北插上腾飞的翅膀。
最后，我也代表湖北省中小企业投资促进会，代表湖北奥信集团全体员工向湖北人民拜年，向湖北的民营企业家们致敬，祝愿大家新年吉祥，事业兴旺发达！
2011年12月29日
国内总体经济形势范文3
一、“新经济”与经济扩张
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不论短期或长期，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函数，而且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增函数，即总产出随就业量的增加而逐步递增。因此，从理论上看，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经济增长与失业是负相关的，经济增长越快，失业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但是，和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不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如果出现需求冲击，则高增长伴随高通胀；如果出现供给冲击，则低增长伴随高通胀。因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确定，所以，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不确定的。这样，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就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组合。第一种组合：高增长，低失业，高通胀；第二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低通胀；第三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其中，前两种组合比较常见，而且一般说来，第一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第二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第三种组合则极为罕见，只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胀”时期。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走出战后第九次衰退期到2000年12月，已持续增长了117个月，成为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持续增长时期中最长的一个。而且，20世纪60年代以来，只要美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25%~2.5%，其自然失业率就会维持在5.5%~6%的水平。但在最近一轮经济增长中，1992~1999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3.6%，1996~1999年更是高达4.1%，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则持续走低。1992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5%，之后就逐年下降，1999年全年只有4.1%，2000年1~9月进一步下降为4.02%，创1969年以来的最低记录。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为5.4%，而1991~1999年平均仅为2.6%。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高两低”的良性运行态势，标志着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中出现了第四种组合，即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同时并存。这种组合是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标准的经济理论所不曾分析过的。
美国新一轮经济扩张阶段中呈现出的“一高两低”的运行态势，与“新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新经济”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不同于物质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成本递减的特点。众所周知，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知识。因此，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差别，不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有无，而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不同。物质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高，知识含量相对较低，而知识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低，知识含量相对较高。知识产品的知识含量相对较高这一事实，说明知识要素的投入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要素的投入主要发生在知识产品的研制和开发阶段，知识产品一旦研发成功，就可用很少的可变投入生产出来。因此，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大，可变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小。因为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是随产量的增加而不断降低的，而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所占的比重大，其推动平均总成本下降的影响超过了报酬递减规律推动平均总成本上升的影响，所以，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平均总成本一直递减的特点。反映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则以减半的速度下降。1991~1996年，计算机微处理器的生产成本从每秒百万条指令（MIPS）230美元下降到342美元，下降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是任何传统产业所无法比拟的。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相对缓慢。信息产业是劳动生产率极高的一个产业。从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幅高达2.8%，其中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信息技术产业。信息产业不仅自身劳动生产率高，而且信息技术在其他产业的广泛运用，还提高了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如大量使用计算机的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的增幅由20世纪80年代的3.2%提高到90年代的5.7%。在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同时，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却比较缓慢。而实际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
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对总体经济运行的影响，可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在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下降意味着生产者的利润增加，因此，生产成本下降会使生产者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数量增加。换句话说，生产成本的不断下降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不断向右移动。另一方面，总供给的增加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会导致总需求的增加，所以，短期总供给曲线的不断右移又会导致总需求曲线的适应性右移。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不断右移，从长期来看，就意味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下降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导致“新经济”扩张阶段出现的机制，还可更方便地用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来说明。众所周知，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负倾的，反映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的过程，也就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的过程。因为失业率和通胀率长期同时下降，所以，作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移动轨迹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正倾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沿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说明总体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运行态势。因此，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不是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失效，而是说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具有罕见的特殊形状。
二、“新经济”与经济衰退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出现以后，学术界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有人甚至断言“新经济”的发展标志着经济周期的终结。然而，正当经济学者为“新经济”的发展而喝彩之时，美国经济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美国GDP的增长率从今年开始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2000第四季度，美国GDP的增长率还保持在1.9%的水平，而2001年前三个季度，这一增长率已分别下降为0.5%、0.3%和-0.4%。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逐步攀升，9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上升到4.9%，与失业率最低的月份（2000年4月）相比，上升了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持续三个季度大幅下滑，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是确定无疑。
如果说美国“新经济”扩张阶段的出现主要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新经济”衰退阶段的出现则主要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首先是消费需求不振。消费需求是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3。美国历来是个高消费的国家，其消费倾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直是最高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新经济”的刺激下，美国的股票指数一路上扬。在股市财富效应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节节攀升。1997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为3.1%，1999年个人储蓄率进一步下降为负数，消费倾向已超过极限。2000年3~4月间，美国主要股票指数在达到历史最高点后，走势突然急转直下。纳斯达克指数一路狂泻，从去年4的5132点，下跌到今年3月的1700点以下，不到一年就跌去了70%左右。道—琼斯工业指数也持续下滑，从去年3月的13000多点，下降到今年3月的9820.76点，一年之内下跌了24%以上。按市值计算，美国股票投资者的损失高达6.8万亿美元。股票市场下跌产生财富负效应，使消费者的帐面财富大幅蒸发，以致近50年来美国家庭财富净值首度出现下降。财富缩水使消费者的信心受到重大打击，到今年9月初，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连续12个月下降，从去年9月的142.5点下降到100点以下，为最近5年以来的最低点。财富减少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导致占美国GDP三分之二的消费支出萎缩。其次是国外需求疲软。美国自从1971年出现战后第一次对外贸易逆差后，其贸易逆差的总趋势是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增加。按1996年可比美元计算，1992年美国实际贸易逆差为18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0.27%，1999年实际贸易逆差增加到3229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64%。短短7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6倍以上，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37个百分点。外贸逆差的持续快速上升意味着美国的国外需求急剧萎缩。当美国股市飙升，财富效应明显，消费需求旺盛之时，国外需求的萎缩被国内消费需求的膨胀所抵消，其对美国经济的负面效应被掩盖起来。一旦美国股市急转直下，财富效应发生逆转，导致消费需求疲软，国外需求的急剧萎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就日益凸显出来。最后，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同时萎缩，势必影响企业的盈利空间。2000年美国公司的总体利润状况不佳，第二季度的利润增幅仅为2.9%，第三季度更是下滑到0.7%，自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企业利润已持续4个季度下降。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必然影响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导致资本边际效率发生严重动摇，使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需求急剧下降。2000年，尽管美国国内私人总投资增长10.3%，高于1999年6.6%的增长幅度，但按季度来看，四个季度国内私人总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5.1%、21.7%、1.8%和-2.6%，全年国内私人总投资总的趋势是急剧下降。
国内总体经济形势范文4
关键词：宏观调控 货币政策 调控目标 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6)09-020-04
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机构健全性改革以及汇率、利率和资本市场等市场化改革齐头并进的特殊历史时期，金融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但是有些不良因素和倾向也值得警惕，包括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流动性过剩、贷款增长偏快以及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等。货币政策面临着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本文主要探讨当前货币政策的目标定位和政策选择。
一、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冲突
一方面，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试图使人民币与美元利率之间保持一定的差距，这样不但可以减小“热钱”的套利空间，还可以鼓励国内资金外流，进而减轻本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国内流动性过剩，信贷增速偏快，直接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房地产、部分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价格偏高。经济形势本身要求提高利率，紧缩流动性。当前这种格局符合“蒙代尔三角”的描述：一个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只能三取其二。就国内已经大量涌入的热钱数量来看，资本管制的效力有限，我国存在实际上的资本自由流动，因此，汇率稳定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者从理论上讲不能同时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但实际上央行却一直在努力三者兼得，这使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十分狭窄。上半年央行的货币政策思路是在尽量不提高利率（特别是存款利率）的前提下，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窗口指导来紧缩流动性，以达到同时稳定利率和汇率的目的。
从上半年的形势来看，稳定汇率和紧缩流动性这两个政策目标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骤增。上半年，新增贸易顺差614亿美元，其中6月当月顺差为145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截至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9411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222亿美元，同比增长32.37％。6月末外汇占款达82874.24亿元，占资金运用总额的24.63%，较年初上涨了1.05个百分点；流动性过剩局面依然持续。截至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32.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3%，狭义货币（M1）余额为11.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4%；信贷增长偏快。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同比增长15.24%。前6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了2.18万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已经完成央行全年新增贷款目标的87%。
（二）多重因素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
在汇率和利率这一对矛盾中，汇率处于主导地位。对人民币升值原因的深入探讨应该作为对当前货币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的逻辑起点。归纳起来，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目前我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地区）是美国、中国香港和欧盟，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是中国台湾、韩国、东盟和日本。这种分工格局的安排是基于国际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主要考虑的是我国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等生产成本。2000年以来，我国的外贸顺差中有89％来自于加工贸易，而在加工贸易顺差中有74.8％来自于外贸企业，由此可以推算出，67％的进出口总顺差是由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顺差形成的。加工贸易的发展速度取决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水平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简单地调整人民币汇率对其影响不大，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不一定会减少顺差。
第二，国内资金缺少国际投资出口。按照资产市场理论，由于各币种存在利率差异，出于逐利的目的，资本会从利率较低的国家流向利率较高国家，由市场供求自由决定汇率。但是对我国而言，由于存在资本管制和本外币市场分割，国内资本无法通过正式的渠道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套利，最终导致资金只进不出的局面，这也是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积累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国际市场的固定收益产品收益率水平比国内高出很多。就国债而言，今年4月底，国内1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以下，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为4.5%以上;国内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9-3.2%，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为5%左右。此外，国内的固定收益产品结构简单，而国际市场的固定收益产品品种齐全。当前央行正在大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鼓励资金进行国际投资。截至目前QDII的总额度迅速攀升至83亿美元，超过了目前QFII额度总量（72.45亿美元）。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维持一个较低的人民币利率水平，否则，政策意愿就会落空，从这个角度看下一步加息的空间也是有限的。理论上这个空间取决于三点：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未来利率水平；二是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三是国内资本品市场泡沫的严重程度。如果主要经济体加息幅度较大，我国利率水平可以在维持固定利差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的适度提升；但是，如果投资和经济泡沫化形势紧张，我们应暂时放弃鼓励资本流出的努力，提高利率，大幅紧缩流动性。
第三，多种预期因素导致热钱涌入。投机性的逐利资本流入国内，其收益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人民币升值收益，二是人民币加息收益，三是股市、房地产、资源性产品等资本品市场泡沫化所带来的收益。这三项收益从本质上讲都源于对当前经济形势判断的所谓“理性预期”。而预期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它直接取决于央行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态度、货币政策的导向性和力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越高，投机资金流入的规模就越大，国内流动性的过剩程度就越大，资本品市场产生经济泡沫的概率也就越高，为了控制局面，货币政策当局被动性升值的压力越大。这样投机性资金几乎可以从这个逻辑链条中的每个环节都能够获得不菲的收益，因此，当前的货币政策选择和实施路径非常关键。
二、货币政策应防止的三种后果
（一）防止泡沫经济
由于流动性长期过剩，资金过多地集中到房地产、股市和资源性产品等市场领域，可能导致泡沫经济。在流动性充裕时期，企业就会对“更为长期的生产过程”进行投资，特别是那些远离消费者的投资领域和资本市场，导致不当投资增多。当信贷扩张停止（这种停止可能是产能过剩后导致的市场严重供求失衡），同时人们发现了明显的不当投资，经济就会出现深幅的调整。上半年我国部分过剩行业的投资增速不降反升，房地产价格和一些资源性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实际上都反映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不良影响。可以预见，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对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当对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持续攀升到一定水平，最终消费无法承接巨大产能所释放的巨大供给，由于供求关系的改变，不当投资领域价格下滑，资金链断裂，经济衰退就会开始。经济衰退的实质是生产资料、原材料和资本市场领域的价格下滑速度远远超过一般消费品的价格下滑速度，当它们之间的比价重新回到合理的比例时，经济衰退便会自行结束，新一轮的经济增长随之开始。
当前对投资是否过热的判断标准是一种很笼统的说法：如果在某个特定的投资率下经济能以较快速度增长，又未发生较高通货膨胀，那么这个投资率就是合意投资率。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在1％左右的CPI增速下，即使是30％以上的投资也可以被看做是“既快又好”。无庸讳言，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充斥着大量的不当投资，包括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材料领域投资的严重过剩、房地产价格的虚高以及股票市场的虚火（如果没有体制性原因，当前的股市价格应该远远高于目前水平），很明显，这些因素光看CPI是看不出来的。单纯依靠CPI来判断最优投资率会大大淡化危机意识。
（二）防止国际资本大进大出
我国的投资高增长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形成的，城市化和重工业化需要大量的投资，长期处于低利率环境及储蓄的持续高增长也给投资高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在经济增长较大程度依赖外资、国际经济环境又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一旦这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投资循环出现停滞，投资增速会明显减缓。在投资效益下降、市场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的波动将引发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瓦解，外资很可能会集中、大规模撤离国内市场，届时轻微的经济调整就有可能被强化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对于当前的“高增长、低通涨”的宏观经济形势应居安思危，应高度重视投资过快、信贷偏快、流动性泛滥对中期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影响。
（三）防止金融机构先于实体经济出问题
1990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金融机构倒闭后，进入了经济萧条期，接着日本经济也在经济泡沫崩溃以后，从1991年第四季度起经济开始出现负增长。两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是与80年代后半期金融自由化浪潮有关；二是在表现形式上为“复合萧条”，即虚拟经济先于实体经济出现问题，信贷收缩并直接导致经济衰退。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改革的顺序和金融开放的速度，决不能在银行、证券及保险公司的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就贸然加快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当前，允许外资参股中资金融机构和拓宽业务范围，确实可以达到加强竞争、引入先进管理经验和促进金融创新的目的。但是，其危害性也不容忽视。一方面，与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势必会大大压缩国内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在本轮经济增长热潮中，金融系统投入了大量的信贷资金。在当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风险不断积累的情况下，金融风险值得警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城市建设投资的主导作用，相当一部分信贷资金直接通过打捆项目融资的形式贷给了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举债并不合法，这部分信贷（大部分是长期贷款）资金实际上相当危险。一旦经济运行出现波动，金融系统为回避市场风险会大幅度紧缩信贷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产能过剩和信贷紧缩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轮回影响，最终导致经济萧条。
三、货币政策的目标定位和政策选择
（一）稳住汇率
如果单从国别上看，贸易顺差大量留在了中国，但是如果从资本归属上看，这些加工业所获得的利润最终要汇回投资母国。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币升值阶段，外资企业把投资利润继续留在中国不但可以坐拥实体经济投资和资本品投资的高额回报，并且可以兼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尽管我们从一般帐户上看到大量顺差，但从资本帐户上并没有看到相应的逆差（外资企业利润汇出），换句话说，这些钱留在了中国。然而，这些资本在某些方面与国际游资（套利热钱）有着相同的秉性，从本质上属于我国的外债，一旦在国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时，最有可能第一时间撤离中国市场，进一步加剧国内经济形势的动荡，这一点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等许多亚洲国家都曾有过惨痛的教训。因此，用本币升值来改变国际市场分工格局的想法是欠考虑的。应该从政策上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借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入加息周期的有利时机，持续保持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率差距，把国内的资金引导到国际市场。同时建立战略物资储备制度，主动把手中的美元花出去。反过来，如果直接进行政策性大幅度加息，其后果不仅是主动削弱了本国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且在目前消费不振、出口本身就拉动一部分投资的情况下，打压出口很可能会同时打压投资，引起经济大幅波动。
提高汇率是一项长期政策，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全面而深远，但经济增长的波动是一种常态，在经济形势处于波峰期的时候，大幅提高汇率，无疑缩减了应对经济衰退的调控政策回旋空间。一旦本轮经济景气周期结束，经济运行转入深度调整，汇率政策将会非常被动。从长远看，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经济的高速增长必将使不动产租金和价格、劳动力工资和消费品价格全面上扬，这本身就会逐步增加生产成本，削弱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进而缓解国际收支失衡局面，削减本币升值压力，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短期内自我大幅升值的做法不可取。
（二）当前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
我认为，当前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着力疏导升值压力，与此同时，在不影响汇率稳定政策效果的前提下，运用央行票据对冲、提高存款准备金、加息和窗口指导等手段从总量和结构上大力紧缩流动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果投资增长过快，经济泡沫使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则暂时搁置疏导升值压力目标，不惜大幅加息。换句话说，在货币政策相机抉择的着力点上，如果总体经济形势平稳，则以疏导人民币升值压力为主，紧缩流动性为辅；如果经济形势严峻，则以紧缩流动性为主，疏导升值压力为辅，但是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在中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在表现形式上可以是盯住货币篮子加大双向浮动幅度，但不是单向大幅升值。
1、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对金融稳定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当前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在稳定人民币币值的前提下缓解升值压力。如果市场对升值预期过高，大量的投机性热钱流入本身就是导致升值压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稳定币值，减少市场遐想空间。如果大幅升值，那么一次升多少合适，这恐怕难以计算。如果升值幅度不够，那么就存在进一步升值的必要，这必将在客观上强化升值预期，投机资金更会大量涌入；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过大，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那么升值结束之时就是人民币贬值开始之日，汇率会掉头向下走，因此在升值问题上一动不如一静。
2、着力疏导升值压力。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表现在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上，因此，除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外，疏导人民币升值压力应主要从减少外汇储备的角度入手：
首先，加快建立战略性物资储备制度。近年来，美元持续贬值，黄金、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一再飙升，中国的外汇储备正面临着不断缩水的风险。可考虑在适当时机，适量购入黄金、石油、白银和铜等战略性储备物资，以有效化解外汇储备缩水风险：如果美元贬值，以美元标价的主要战略物资的价格会上涨；如果美元升值，主要战略物资的价格会下降。这样，无论美国的货币政策走向如何，我国的外汇储备不至于成为牺牲品，最主要的是把手中的美元花出去以后，本币升值压力会立刻减小。
其次是小幅适度加息，鼓励资本流出。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升息周期，中国可以跟进，但必须是小幅多次加息。因为我国现在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维持一个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同时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力度，逐利的资本在利差的诱惑下会大量出境投资，届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会得到缓解。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有较深的体制性原因，从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来看，市场投资主体对资金运用成本不是很敏感，大幅加息对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和自有资金实力雄厚的垄断行业企业（这两者在当前的全社会投资比重中占大头）的融资成本影响不大，但是，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却很可能因为资金链条的断裂而被市场淘汰出局，这样会造成“逆向淘汰”的结果。因此，对投资的调控应主要着力于能耗、环境、土地和产业政策等方面，不能过高地估计加息的作用。此外，大幅加息对吸引国际游资的效果比较明显，会进一步加大本币升值压力。因此，是否加息要看世界其它主要经济体的加息程度。当前美联储自2004年6月至今已连续17次加息，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由首次加息前的1%提高到目前的5.25%，欧洲央行自2005年末至今连续加息3次，再贷款利率由加息前的2%提高到目前的2.75%，日本央行于2006年7月14日采取了六年来首度加息行动，将隔夜拆借利率目标从零调高至0.25%。鉴于这种情况，应在保持一定的利率差距的前提下，采取小幅、多次的加息形式。
3、全面紧缩国内市场流动性。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阻止大量跨境资金流入和日元的进一步升值，曾经采取低利率、宽财政的政策，结果导致信贷过于膨胀，资金大规模流入房地产和股市。从1985至1990年，日本平均住宅价格攀升了40%，日经指数更从13000点急升至39915点，为1990年代初经济泡沫的破裂埋下了祸根。在我国过渡期货币政策目标的框架下，汇率和利率应该以稳定为主，但是紧缩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力度却丝毫不能动摇。
首先，可考虑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尽管央行已经连续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累计1个百分点），但是下一步仍有提高空间。截至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为3.1％，虽然比去年同期低0.65个百分点，但比5月高出0.58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流动性较好的银行只需进行微幅的资产匹配调整--减少1个百分点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增加1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即可。从理论上讲，即使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次上调1个百分点可以收缩3000亿的流动性，但是8、9两月资金到期量分别达2100亿元和3300亿元，主要是到期票据释放资金，因此紧缩力度有限，下一步仍有较大的紧缩空间。
其次，应继续加大发行定向央行票据的力度。如果按照上半年单月外汇储备增加200亿美元的速度看，下半年每月会增加1600亿人民币的外汇占款货币投放。当然如果升值和加息预期被减弱，再考虑到世界主要经济体加息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储备增加速度可能会逐步减小。但即使这样，可以预测，我国将长期面对流动性相对宽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大央行定向票据的发行力度，当然，这样会增加发行成本，但是比起直接升值后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和出口大幅下挫的巨额损失，这个损失微不足道。并且从上半年的政策执行效果看，发行定向央票不但有总量紧缩功能，还有定向打击、结构调控的优点。建议下半年适当延长票据发行期限，并照顾商业银行利润因素，适度提高票据利率。
4、进一步加大央行窗口指导的作用。本轮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城市化速度加快导致的巨大市场需求引领房地产、重化工、能源和原材料行业快速投资，因此从源头上讲，本轮经济增长过快既有市场原因也有较深的体制性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诉诸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是明智的。如果不顾我国实际的体制环境和市场发育程度，而一味追求纯市场手段调控，政策效果会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讲，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作用十分重要。当前窗口指导的主要着力点可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高度重视贷款过快增长可能产生的风险，合理控制贷款投放；其次要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要求，优化贷款结构，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比例。既要严格控制对过度投资行业的贷款，又要加强对经济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此外要强化资本约束机制，防范票据融资风险，实现稳健经营。
国内总体经济形势范文5
李勇武说，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做好2012年的工作，首先必须把握好国际国内的总体经济形势。具体到石油和化工行业，2012年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同样严峻复杂，这对行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另一方面，行业发展也存在着有利条件，联合会机关以及各事业单位、各专业协会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机遇意识，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变挑战为机遇，努力打开新的局面，为行业实现“稳中求进”做出新的贡献。为此，联合会系统将“把握一个工作总基调、突出三项重点工作、抓好三个重大活动、进一步加强‘四个力’建设”定为2012年的工作思路。
第一，全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强化经济运行分析监测，引导行业平稳较快发展。李勇武指出，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全年工作的突出位置。联合会机关要积极拓宽快速反应机制的工作基础，继续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专业协会、地方行业协会以及地方重点企业合作，提高运行分析质量，要做好油、气、肥等重点产品的监测，做好先行指标预测试点，跟踪研究资源税、环境税改革、天然气价改、产能过剩、自贸区进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热点问题，关注国内市场需求的动向与变化，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二，突出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节能减排三项重点工作，推进行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李勇武说，联合会机关、各专业协会和规划院等事业单位都要把“结构调整”作为加快“转方式”的主攻方向，根据各自的业务分工大力推进；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加快“转方式”的重要支撑，加强协调配合，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突破一批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要把“节能减排”作为加快“转方式”的重要着力点，选好重点领域和重点产品扎实推进。
第三，要重点抓好“调结构、转方式”典型经验总结、劳模评选表彰和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大会三项重大活动，进一步提高联合会的影响力。“调结构、转方式”典型经验总结活动是联合会系统2012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倾全力确保完成。
第四，要围绕提高“四个力”，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一是各专业协会要按照国资委、民政部的部署，加强品牌协会和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建章立制，加强规范化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积极参加民政部评估。二是各事业单位要按照中央的有关要求，稳步推进改制与改革，要结合改制与改革谋大局、求发展。三是各单位要继续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组织好学习贯彻十精神的系列活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构建防腐倡廉的惩防体系。四是要紧紧围绕提高“四个力”，开展联合会文化创建活动，为联合会系统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李勇武对如何做好2012年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说，一是要全面把握和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特别是要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对于石油和化工行业，“稳”就是要求联合会机关和各专业协会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监测，提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行业出口稳定、油气肥等重要战略物资供应平稳的政策建议，通过服务、咨询、预警等手段，加强对行业、对企业的引导和指导，防止行业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进”就是要求联合会机关与各专业协会各自结合行业发展的实际，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持续开拓工作领域，在“调结构、转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引导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上取得新突破，在促进安全环保上取得新成效，推动联合会系统工作整体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发挥系统合力。联合会机关要充分考虑不同行业的情况，加强与专业协会以及事业单位的沟通合作，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为专业协会做好工作提供支持与帮助。
国内总体经济形势范文6
新疆经济回暖说法并不科学
记者：陆续公布的国家一季度经济数据似乎显示，全国经济形势出现回暖迹象。您认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开始回暖?
彭成武(新疆财经学院教授、自治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我注意到，国家公布的部分一季度经济数据包括发电量、房地产和汽车销售量等，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看待这些数据，市场出现积极迹象，无疑是令人乐观的。
本次金融危机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欧美国家，相比较而言，中国受到的冲击较小。
虽然，中国内地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受到了影响，但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它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欧美国家还比较薄弱，所以在内需环节上，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我个人对中国经济走向很乐观。
目前，部分经济界人士欢呼，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反弹，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本身就没走入低谷，哪里来的反弹之说?
记者：新疆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透过4项主要指标数据，即投资、贸易、信贷、用电量来反映新疆经济的复苏态势。我们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新疆目前经济形势的。
彭成武：尽管新疆经济这些年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基础设施的状况仍在全国处于低位。
在金融危机下，新疆受到的冲击和中国受到的影响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不明显的。通俗一点说，正因为新疆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这决定了新疆经济未来有更多的上涨空间。
记者：您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什么?
彭成武：新疆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结构，投资拉动占GDP增长60％以上。今年一季度，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7248亿元，增长32.8％，同比提高12.4个百分点。这与国家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等政策有直接关系，但前提是，你必须有可以投资的地方。
和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铁路、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水平相比，新疆需要更多的建设，这就是新疆经济上涨的土壤。
而新疆基础设施状况和特殊的经济结构，让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很小，所以，所谓新疆经济回暖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因为新疆本身就没有真正遭遇这次金融危机。
国家的相关刺激政策对新疆而言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追赶内地发达城市的机会，就看新疆能否把握住。
记者：我区外贸企业该如何应对外需疲软的影响?
彭成武：单就新疆这一范围来说，外贸企业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主要表现在外贸萎缩上。
一季度，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额27.05亿美元，同比下降21.8％，增速同比回落112.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22.74亿美元，下降24.2％。
虽然新疆出口市场萎缩、订单下降，但企业并未因此出现大批倒闭的现象。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新疆外贸企业主要面对中亚等市场，这部分市场的消费能力下降没有欧美市场那么明显；另一个原因是新疆外贸企业多数是出口低附加值的生活必需品，自己直接生产产品并出口的企业极少，所以，企业所受冲击较小。
事实上，这次危机对新疆外贸企业是一次机遇。一些因政策实施带来的问题在危机中得以化解，同时也促进了行业洗牌、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能撑下去的企业将来会更健康地发展，而撑不下去的，多数是竞争力差、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低的企业。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来看，新疆出口受困的现状不会对新疆总体经济走势产生大的影响。
记者：石油产业是我区工业的命脉，受金融危机影响，目前，新疆石油产业出现“高库存、低生产”的状况，您对此如何看待?
彭成武：在国际、国内成品油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新疆的石油生产的确面临困境。据不完全统计，全疆原油库存超过200万吨，成品油库存接近150万吨，油田和炼油厂库存达到历史较高水平，造成油田减产、炼油厂低负荷运行。
油田减产、油企亏损，这单由谁来买?目前是国家和全体国民，不但要继续买单，还要继续维持油企职工高薪高福利的待遇，这是目前中国石油石化产业的现状。
我对石油企业“高库存”有两种解释一是国家近年来正在实施的“石油储备计划”，导致库存升高；还有一种可能是，前期延续很久的国际油价低迷，让中石油、中石化不愿将手中的资源出手，只能库存等待油价回升。
令人不解的是，国际油价低迷时，我国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国际油价稍微一涨，国内成品油价格就马上涨，名曰“与国际接轨”，为什么低价不接轨，一涨价就接轨?我想，这就是石油的产业垄断。
资金要进入实体经济
记者：今年一季度，新疆GDP增长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投资拉动占GDP增长的60％以上。有人提出这是我国乃至新疆经济出现回暖的征兆，您如何看待?
汤一溉(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自治区专家顾问团成员)一季度，我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8％，这是我区向国家要资金、要项目、投入大量基础建设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国家投放4万亿资金进行经济刺激所取得的效果，这种方式很重要。但我认为扩大内需，靠消费拉动才是根本之道。
现在，各大金融机构信贷量投放非常大，但多数是短期贷款。企业存款量没上去。比如，今年1月份，国家信贷增加1.6万亿元，企业存款才增加了700亿元，这说明大量信贷资金还没有流到生产性企业里。
也就是说，国家的流动性资金虽然充沛，但大部分都在股市、金融领域流动，还没到实体经济，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国家做好投资的同时，应该让资金进入实体，进入中小企业，进入消费领域，才能让经济更快发展。
记者：您认为接下来的二季度、三季度新疆及全国经济会如何走?
汤一溉：我谈一下全国经济的情况，不一定准确。因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还没见底，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来判断。
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金融产能过剩，必须要通过淘汰一批企业、减少产能才能解决。所以，我们看到美国雷曼兄弟等一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国内也是这种情况，需要暂时破产、关闭部分金融企业，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但企业破产又会带来就业等新的问题。
从目前我国沿海城市企业的现状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形势来看，我认为，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形势不是很乐观。
新疆的GDP是否增长还要看国际石油、棉纺织产品等价格走势，如果国际油价能涨到每桶70美元，中石油、中石化在疆企业的收入可增加300亿元，新疆的财政收入也会增加。
因此，未来经济走势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是否见底：二
是我国能否出台更多刺激消费的政策。我认为，如果到下半年经济还走不出困境，有可能会有其他政策出台。
记者：您认为出台哪些政策可有效调控?
汤一溉：比如，金融体制改革、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信用制度、产权制度、医疗社保等方面需要用钱的地方非常多，拿出一定比例的钱用于这些方面。对拉动居民消费是非常有效的。
据国家宏观研究院测算，国内投资每增长1％，将拉动GDP增长0.2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每增加1％，则拉动GDP增长0.87个百分点。
而新疆的总投资每增加1亿元，GDP增长0.28亿元，如果总消费每增加1亿元，GDP增长1.53亿元。可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比增加投资有效得多。
开局蛮好保九增十有信心
记者：今年一季度，新疆GDP增速同比回落4.8个百分点，创近10年来单季度增速新低，您怎么看这一结果?
王跃(自治区统计局总统计师)我的评价是：开局好于预期，成绩来之不易。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该成绩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拖累下取得的：二是本轮经济周期从2003年开始，至今有7个年头，其自身也有调整的要求。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能取得现在这个成绩，算是不错的开局。
记者：一季度经济保持增长的因素是哪些?影响我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有哪些?
王跃：一季度，除了我区进出口贸易连续3个月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外，投资、消费这两驾马车增长动力都比较强劲。
投资增长强劲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出台一系列加大投资力度的政策。而我区一季度消费也比较活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1.12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7.4％，实际增速高于全国实际增速1.5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今年我区调整消费市场，尤其在“家电下乡”和“振兴乳业”等政策措施的助推下，我区农村消费零售额增幅首次超过城市。未来，我区消费仍会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