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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给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技术始终是促进版权制度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为作品复制和传播带来的进步性，就如同四大发明的印刷术相比手工抄写一样的深刻和明显。 是数字网络技术的进步性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而得以产生。
回顾著作权法发展历史，自英国1710年的安娜法案始，著作权法历经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 数字技术是通讯技术、微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总称，迄今为止，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一阶段。著作权领域最先讨论的是，个人计算机上的目标程序是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以及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数据库、反向工程、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八十年代中期，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得到发展，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二阶段，多媒体产品和数据库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开始成为著作权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时多媒体技术尚未与网络技术结合。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通讯网络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硬件设施，而且取决于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等组成的通信内容， 即数字化的文字作品和作品、电影作品、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可以通讯内容的网络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数字技术在网络上的，使得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把作品讯捷、方便、廉价、容量惊人而且质量几乎完美地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在交互性传输中，信息传输的范围、程度及信息的使用方式是由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共同决定。这给网络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每当有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版权制度总是要或迟或早地作出反应。 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如何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致使因特网成为盗匪横行的“盗版天堂”，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由此而产生。
早在1994年12月28日，美国发生US vs LaMacchia ——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ADOBE和儿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下载，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版权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十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 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及《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否定了国际几种通过试图通过原有权利的扩张解决对网络传播进行规范的尝试。1996年12月2日至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经下简称“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国际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缩写为《WCT》，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缩写为《WPPT》，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属于传播权的内容之一。传播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专有权，是首先由欧盟提出的。这项提议最终被接受，并写入两个条约中。不过，就作品所享有的传播权与表演及唱片所享有的传播权，在两个条约中是不相同的。作品传播权体现在《版权条约》第8条中。表演传播权体现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第15条中；唱片传播权体现在后一条第14条与第15条中。 以下具体分析。
（一）《版权条约》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版权条约》第8 条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作者创设了一项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重要权利，即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条规定为，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赋予作者的各项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授权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 《版权条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立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该条先是让人眼花缭乱地列举了《伯尔尼公约》的5个条文，涉及6项内容，它们都是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作者各项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中有关权利人的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由于针对不同种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使得《伯尔尼公约》中的传播权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 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版权公约》第8条弥补了《伯尔尼公约》不同权利之间的缝隙。 该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伯尔尼公约现在的各种传播权的前提下，将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扩展到所有作品种类，成为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包括在“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所作的传播，从而澄清了交互性的按需传输行为在该范围之内。
这条规定将《伯尔尼公约》中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扩展到网络环境中，在《版权条约》中，这一项新权利名称虽然被定为“公众传播权”，但这项权利不仅仅指网络传播的权利，也包括其他传统的公众传播的权利。该条规定的“公众传播权”将作者的权利，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权利，集中体现在“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虽然因技术中立性原则，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的包括“网络”等概念，但这一表述正是对网络传输交互性的典型的概括，这一表述而产生的新权利，即作者互联网上传播作品的权利，也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规定与上述《版权条约》同日通过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这两个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以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5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者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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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交互式传播；网络著作权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外延界定
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两部分构成要件组成：一是网络服务商与用户的信息传递以非交互的形式进行；二是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获取网络作品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是否受限是区分交互式与非交互传播的本质区别。只能在网络传播者事先安排的时间获取特定的作品内容为非交互式传播行为。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种是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商预先制订节目表，使节目在特定的时间通过网络播放；另一种是网络同步直播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商在网络上，同时播放传统媒体实时播出的节目。同时，《著作权法》中规定的网络传播行为在《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中得到阐释：即通过网络让公众获得个人或他人作品的行为。传播行为完全满足著作权中复制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形成的复制件能够通过计算机等装置被感知，但复制件本身不能为用户获得，具备非直接接触性的特征；其次，在特定用户实施检索命令时，能够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从而具备了独立的经济价值。最后，该行为没有促使新的智力成果产生，因而不具备独创性。不同之处在于，复制权是一次性权利。由此可见，传播行为是以《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权为基础，具有明显持续性的行为。
二、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殊性质
权利主体享有的权益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实现，如果传播的途径受限，权利亦无处彰显，印证了一句话：无传播辄无权利。然而，“过度保护”与“保护不足”同样使双方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法内在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
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时，（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以纯粹的财产权利属性，作为一项新增的权利写入法律。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同一属概念下的分概念，理应具有一致的财产权属性。基于此，结合互联网终端遍布全球的特点以及资源共享的即时性，著作权人的非交互信息传播权是否受知识产权法上“权利用尽原则”的限制必须得到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权利穷竭原则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或许可使用人一旦将知识产品投入流通领域以后，无权在他人再次使用、销售该产品时主张权利。笔者认为，“权利一次用尽原则”只适用于作品依附于有形载体的传统传播方式。网络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主要采取许可方式销售作品，将载体化为无形。这种许可销售本质上属于一种服务。无形的服务得以被无限次地重复，权利用尽的原则若适用于此种网络信息传播，著作权人的正当权益将堂而皇之地受到侵害。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缺失
我国《著作权法》只对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加以规定，对于向公众传播网络作品的方式调整范围过小。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被定义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其侧重点在于公众能在不同的时空获得信息资源，即公众可随意获取作品的时间和地点。由此可见，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不涵盖于现行法律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虽同为法律意义上的网络传播行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却不受法律的明文规制。由于著作权同时具有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著作权法定原则使得《著作权法》上的各项专有权利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阻隔了民法意义上的类推适用。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涵义限定上违背了技术中立的立法原则。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与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区分只在于接收者的获取方式不同。行为性质与行为后果并无本质差异的两种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却具有不同的法律定性。同样是以网络为载体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交互式网络传播若利用媒介侵犯权利人的可得利益，被侵权人得以诉诸法律。而“无权利则无救济”，当他人以非交互式网络传播的方式，使得权利人的利益受损，权利人的主张难以得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认同。由于《知识产权法》调整的对象具有典型的非物质性，在保护权利人利益时，更注重赋予著作权人要求停止侵权这一权利。立法的不周延让此时的权利人显得无所适从。
有学者主张扩大其他权利的外延，将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广播权中。但此类方案的不妥当之处在于：第一，传播媒介不同，前者的传播媒介是互联网，后者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无线电台；二是传播的信息不同，前者传播的是数字化息，后者传播的是无线电波信息。第三，我国《著作权法》明确将直接以有线方式广播或传播作品的行为排除在广播权调整范围之外。第四，此种方案只能在公众无法自由选择时间获取作品的情况下起作用，不能解决公众不能在个人选定的地点获取作品这种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引发的争议。后者表现为作品传播者在特定区域内的局域网络上传播作品，而用户只能在设定局域网的固定区域获取作品的网络传播形式。因此，主流学界争议的观点并不适用于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完善动议
1996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是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蓝本。在文字上，几乎是对《版权条约》第8条后半句的逐字翻译。从客观上看，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超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之外，是由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造成的这一立法疏漏。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本意是涵盖当下社会所有网络作品的传播方式，但当时的网络技术点对点的交互式传播为主，法律自身固有的滞后性使得仅对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进行立法限定辄可达到立法目的。并且，时值2001年，我国并不是《版权条约》的缔约成员国。近些年来，非交互式传播方式在中国风行，各种新型的网络传播技术也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当中，自2007年6月 9 日起《版权条约》业已对我国生效。修正十三年前不完善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将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出立法上的区别是适应互联网高速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势所趋。作为成文法系国家，若根据民法上的类推法则，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请求权基础，缺乏正当性。即便《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了兜底条款：“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仅可作为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的权宜之计，不具有规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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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介绍
2002年4月1日，陈兴良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诉称自己是《当代刑法新视界》等三部著作的著作权人，2001年12月在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数图公司)的网站上发现该作品被上载，读者付费后可以阅读并下载其作品，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在庭审中数图公司一再表示，该公司基本上属于公益型事业，目前也正在投入资金开发版权保护系统，以便更好的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建立数字图书馆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信息时代广大公众的需求。这是我国第一起与数字图书馆有关的著作权侵权案，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国内外网络传输权的设定
(一)向公众传播权
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在WCT中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以获得这些作品。WPPT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当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从上述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比起伯尔尼公约，作者的权利已经有效地覆盖到网络空间。
1998年10月28日，美国制定《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没有就数字化网络传输作出规定。美国知识产权小组对现行版权法下“发行权”赋予了新的含义，承认向公众传输作品属于发行，从而涵盖网络传输中著作权人的权利。日本在1997年6月10日通过的著作权法修正案，规定著作权人就其作品应享有授权公开传输的专有权。澳大利亚也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向公众传输的权利”，既包括以任何通过接受装置观看或使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也包括广播权和有线传播权。
(二)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
我国1991年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权人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其中实施条例对这几种权利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但囿于当时的法制背景以及社会现状，还存在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尤其是网络环境中著作权法再次受到挑战。判例法国家可以通过不断发生的判例赋予法律丰富的内涵，而我国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基本还是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1999年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理的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对网络上登载著作权人的作品是否构成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犯，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权利人的复制权是否包括将作品上网在网络界、司法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法院在该案中认定，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等传播方式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被告作为网络服务商，其在国际互联网上对原告的作品进行传播，是一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行为。六作家案是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有益探讨，衡平了作者、社会公众和网络服务商的利益分配，对复制权的含义有所丰富。虽然也提出网络传输属于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的初步设想，但在没有相关法律条款的规定下，只能根据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和互联网自由开放的原则进行利益分配。
2000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从中可以看出，解释赋予了网站与报刊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权，是侵权诉讼中被告减轻责任的一个有利依据，但对于利益平衡的另一方即著作权人和作品则施加了一定的限制。
2001年10月27日，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修订，著作权人的权利内容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充，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法律上明确界定了网络传输、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等权利之间的交叉，规定了网络传输属于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也是其享有的专有权利之一。
三、关于作品的合理使用
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在立法中准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有关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充分给予成员国权力来自行划定合理使用的范畴。作为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不断繁荣创新的著作权法离不开国家的整个文明进步，公共政策是权利平衡中一个很重要的调节因素。这也正是如此多的国家加入公约的诱因。
美国知识产权工作小组在报告中指出，图书馆为保存资料目的可以将作品做数字化复制等，图书馆对作品做三个数字化形式的复制品，在同一个时间使用不得超过一个。在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体系中，以国会图书馆为代表的许多图书馆都把网上书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可以全文上网供读者在线阅读，另一部分是仍在版权保护期内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征求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稿酬之前，只有书目、图书简介及相关书评可以上网供公众阅览。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图书的内容则需要到图书馆按传统办法借阅。
我国法律规定合理使用的情形有：个人学习使用、介绍评论、时事报道、教学目的、执行公务、免费表演等情形。其中明确指出，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
四、关于作品使用的法定许可
需要海量信息的网络界，如何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向?法定许可是否成为惟一的筹码?即使用作品可以不经权利人的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著作权法中对图书报刊的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都可以适用法定许可的条款(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伯尔尼公约要求传播他人作品必须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法定许可情形不适用于外国作品和外国著作权人，即使用时上述作品仍须征得同意并支付报酬。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这几种法定许可的情况是充分考虑了这些媒体在进行正常运转时的特殊情况。法定许可针对的虽然都是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但如果要求这些媒体必须在一一征得权利人许可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必然会造成信息的迟延，加大社会交易成本，不利于大家更为广泛的掌握新闻动向。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些媒体的大力宣传，使我们方便及时地了解社会最新的动态，可以说，大量的宣传报道已经深入我们生活，也极大的丰富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吻合了著作权法规定的本意。
从整个社会运行的角度看，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第四媒体，从诞生之初就深深透着媒体的共性，还带有更浓厚的独有的特性。通过网络交流，几乎可以达到一种完全置身于网络空间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无论是著作权法或者解释，对网站摘编、转载都有一定量的限制，它所适应的范围和报刊杂志一样。对比王蒙六作家案和数图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不难看出，网站将权利人的整部著作复制上网，显然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超乎一定程度的量变也必然造成对规定初衷的违背。图书出版有专有出版权的限制，网站整部作品的使用将不仅仅涉及著作权人利益，还要涉及与著作权人签订专有出版合同的第三方，也必将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
在陈兴良诉数图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中，焦点是擅自将作品登载在网上并允许读者有偿下载使用的行为是否正当合法?权利人有无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存在?即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内，他人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使用该作品，也不必支付报酬。将作品登载于网上有无法定许可等其他免责情形?一般来说，如没有合理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规定的除外条款，侵权者就只得承担侵权责任。
著作权法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方面赋予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在网上使用其作品，同时赋予著作权人有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的权利。这样看来，在陈兴良诉数图公司一案中主张权利的主体是适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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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聚合；信息网络传播权；实质呈现标准
一、新闻聚合的界定
（一）新闻聚合的界定新闻聚合是指通过采用技术措施将散落在互联网中的新闻作品进行整合，从各新闻网站将海量新闻搜集至一处进行分类展示，供用户根据阅读偏好对新闻进行阅读浏览。新闻聚合平台是新闻聚合的载体，指的是通过新闻聚合为用户提供新闻阅读的服务商，用户无须页面跳转即可在新闻聚合平台直接浏览新闻。
（二）新闻聚合的法律性质学术界最初把网络服务商分成内容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前者“提供作品”后者“提供服务”。新闻聚合平台没有上传作品至服务器，仅将不同新闻标题放在页面供用户选择，仅向客户展示加框链接中的新闻，对被抓取网页中的广告及其他版块都进行有选择地屏蔽，转而投放聚合平台自己的广告版块和其他互动版块。由此，很多学者认为新闻聚合对除新闻内容的其他版块进行屏蔽就已经改变了原始新闻网站页面内容，并非单纯“提供服务”，构成“提供作品”、侵犯被链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要件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实现向公众提供作品，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1］。因此，判断新闻聚合的“加框链接”是否属于“提供作品”即可确认是否侵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新闻聚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现状
（一）新闻聚合侵权认定标准新闻聚合是否构成“提供作品”存在多个认定标准，服务器标准要求将作品上传至服务器才能认定为“提供作品”。用户感知标准是根据用户主观感受作为判断标准，用户在新闻聚合平台浏览新闻时不能通过平台已有的表现形式判断出作品的真正来源，就认定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侵权。实质呈现标准是指如果新闻聚合平台提供的新闻作品与被链接网站提供的新闻并无实质区别［1］，用户无须跳转到被链网站就可以浏览同样内容的新闻，就认定新闻聚合平台侵犯了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新闻聚合多种侵权认定标准下裁判不一、同案异判现象滋生第一，各法院裁判标准不一。新闻聚合“加框链接”是否构成“提供作品”存在多个认定标准必然导致各法院在裁判时适用标准不一［1］。北京字节跳动公司上诉现代快报案中，法院采用“服务器标准”认为字节跳动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仅提供链接服务，故构成侵权［1］。博易创公司诉北京乐趣无限公司案中，法院借鉴了“用户感知标准”，认为被告在涉案作品的下方标注了作品的来源，不构成提供作品行为。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华视聚合公司诉杭州思轩公司案时采取“实质替代标准”，认为被告虽未将涉案作品上传服务器，但其播放时替代了第三方网站的作用，用户在被告平台就实现作品浏览，无须访问被链接网站，法院认为被告行为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提供作品”，构成侵权。有的法院采取“服务器标准”；有的在“服务器标准”之上，以“用户感知标准”作为举证责任初步认定条件；有的法院会查明新闻聚合平台对作品来源是否履行提醒义务从而体现“用户感知标准”的要求；有的法院突破技术局限，以“实质替代标准”作为裁判标准。第二，同案异判现象发生。多个认定标准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同一案件在一审和二审期间因采用不同标准而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在腾讯公司与易联伟达公司侵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中，一审法院采用“实质替代标准”认为被告在客观上发挥了等同于原告向用户提供作品的作用，认为被告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提供作品”，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二审法院推翻一审判决，认为虽然用户在北京易联伟达公司经营平台就可以浏览，但点击链接就可以回到作品的来源网站。法院认为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没有离开服务器实现的传播行为，北京易联伟达公司未将涉案作品上传至其服务器，其提供的仍是链接服务，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侵权［2］。新闻聚合作为新时代网络技术发展的成果，其规模和数量攀升，涉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也愈加激烈。针对适用不同标准而最终导致同案异判现象，既未能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打击了著作权人的创作积极性，也让更多聚合平台有机可乘，铤而走险地选择既侵犯他人权益又不利自身平台发展之路［2］，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使法官自由裁量的专业性受到质疑，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三、完善新闻聚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认定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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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行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协调
2011年3月15日，由国内50位作家联合发出《3?15中国作家声讨百度书》称百度文库侵犯了声明中作家的所有作品，如果百度不停止侵权的行为，这些作家则采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类事件涉及的问题引人深思。鉴于我国目前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交叉并存，且不同法律文件对其规定各异的现状，根据国外成熟的立法模式，提出以下两种协调方案：
一、借鉴美国模式、将发行权扩大解释完全涵盖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美国《版权法》中,发行权是指“以销售或其它转让所有权的方式,或者以出租、租赁或出借的方式向公众发行版权作品的复制品(或录音制品)的权利。1995 年美国信息基础设施专门工作组下属的知识产权工作组公布了《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报告(又称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根据版权法第 106 条第（3）款的规定，发行权应解释为：包括传输，此种传输是指发行作品的复制品（例如向计算机的内存发行），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法律上来看，传输都是发行的一种方式。 白皮书建议修改著作权法，明确承认作品的复制件可以通过传输向社会公众发行，而该传输行使了著作权人的排他性权利，并将美国著作权法第 1 条第（3）款“发行权”作如下修改:“著作权所有者享有通过出售或所有权转移的其他方式，或者通过出租，或出借或者通过网络传输向公众发行有著作权作品的复制件或录音制品”。
其实，美国版权法规定的发行权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发行权所控制的“发行”行为在构成要件上都是由“向公众提供作品复制件(或原件)”和“须以所有权转移形式进行”,因此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发行权可适用于网络环境。因为从网络传播行为的自身功能和结果看，网络传播行为与发行行为极相似。著作权人自己实行或者授权他人实行发行行为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传播行为将自己的作品提供给大众，使作品进入流通领域而获取报酬。在进入网络时代后，人们获取作品的手段变得多元化，而作者发行作品的手段也变得不再单一，通过网络传播销售自己的作品而获取报酬也变为一种可能，这与实物销售的功能是相同的。另外，从结果上看，通过传统的发行行为，大众得到的是作品的纸质复制件，而通过网络传输行为，大众得到的是一份数字环境下作品的复制件，因此，通过网络传播作品和通过传统形式传播作品没有什么区别，最终结果都是使公众得到作品，既然结果相同，传播的过程也相似，用发行权控制网络传播行为应是可以被接受的。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发行权控制所有以转移所有权方式提供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行为,该定义的外延本身已可以涵盖网络传播行为。因此,协调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的第一种思路可采用美国的立法模式,即保持我国著作权法对发行权的现有定义,使其可以控制包括网络传播行为在内的所有向公众提供作品复制件或原件的行为,但同时应删除信息网络传播权。在这一思路下,两个刑法《司法解释》和《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将网络传播行为定性为“发行”行为符合发行权的定义,无需修改。
二、借鉴欧盟模式、限制发行权的客体、使之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存
纵观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只有美国承认发行权控制网络传播行为的地位，目前大部分地区立法基本都只将移转作品原件和复制件所有权的行为视为发行行为。如英国《版权法》规定:发行系指将先前未投放流通领域的复制件投入流通领域； 澳大利亚《版权法修正案(数字议程)》的立法报告中也指出:新的“向公众传播权”并不适用于以有形载体形式进行的“发行”,如对书籍纸质复制件的“发行”；我国台湾地区也规定:发行指权利人散布能满足公众合理需要之重制物,而散布又被定义为不问有偿或无偿,将著作之原件或重制物提供公众交易或流通。可见，立法都倾向于把网络传播行为排除于发行权的控制而希望另设一项专有权利对其进行控制。
为了履行《版权条约》中规定的义务,欧盟在《协调信息社会中版权和相关权指令》(简称《欧盟版权指令》)中也规定了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权。其中向公众传播权的定义为“作者享有授权或禁止任何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获得这些作品。”发行权的定义为“作者享有授权或禁止通过任何销售或其它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作品原件和复制件的专有权。”对于发行权中“复制件”的含义,《欧盟版权指令》在其序言中也进行了专门的限定：一方面发行权控制对以有形物体承载的作品复制件的传播；另一方面,发行权穷竭原则不适用于作品的网上传播。这些都表明,《欧盟版权指令》中规定的发行权不适用于作品的网上传播,而只适用于对作品有形复制件的传播。欧盟虽然同时规定了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权,并且其发行权的定义与《版权条约》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发行权定义基本相同,但由于其采取了与《版权条约》相同的做法,明确将发行权的客体限定于作品的“有形复制件”,从而也避免了权利冲突问题的产生。
由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已经在发行权之外设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可以借鉴《版权条约》和《欧盟版权指令》的做法，将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之间的界线划清，使相互独立。即要对发行权的适用客体做出明文限定,把发行权的客体仅控制在对作品“有形复制件(或原件)”的提供上。这样就在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使得发行权用于控制所有对固定于有形载体上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所有权的提供,而信息网络传播权仅用于网络环境下对作品的传播,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在这一思路下,由于网络传播权行为已经被明确排除于发行权的控制范围之外,因此将网络传播行为定性为“发行”行为的两个刑法《司法解释》和《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也应做出相应的修正。
科技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日益数字化，传统意义的发行权在网络时代受到了新挑战，目前我国现行法中关于发行权的规定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存在交叉与冲突，我们应该借鉴国外成熟立法中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实际，尽快理清二者的关系，及时对我国关于发行权的规定进行修改和补充。
注释：
[1]米哈依?菲彻尔：《版权法与因特网（上）》（郭寿康、万勇、相靖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第268页
[2]王迁：《论网络环境中发行权的适用》，载《知识产权》2001 年第 4 期
[3]王迁：《论著作权法中“发行”行为的界定―――兼评“全球首宗 BT 刑事犯罪案”》，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
参考文献:
[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网络信息传播权范文6
技术发展带来法律保护的困惑
（一）技术发展影响法律制度变化。在互联网环境下，何种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是否需要刑事措施予以保护等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中均有争议。新技术的出现导致新的作品利用方式诞生，影响已经存在的作品利用方式，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平衡关系。著作权制度无法预期新技术，亦无法预先控制新的作品利用方式，此时应当赋予著作权主体新的著作权类型，或者扩张原有著作权的控制范围应对新的作品利用方式，使失衡的利益关系恢复平衡。著作权法的发展史就是随技术发展而不断扩张的历史。（二）互联网技术要求控制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互联网技术使得传播作品等变得极其容易，复制与传播几近变成零成本，盗版作品在大多数情形下与正版没有实质区别。因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对著作权人利益影响巨大，相关国际公约要求保护著作权人在网络环境下的利益。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已有法律规定存在差异，国际条约不作统一要求，只是要求赋予主体以控制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权利，是将该行为纳入已有的传播权中还是新设专有权利，国际条约不作硬性规定，这就是著名的“伞形解决方案”。2001年中国修订著作权法时选择了新设专有权利，这就是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三）司法解释未考虑法律秩序的统一性。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行为”。上述解释字面理解无碍，但是如果将解释视阈置入整个法律体系中,就值得商榷。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视为“复制发行”未考虑法律秩序的统一性，这造成了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与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在著作权法中，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三者是并列关系，互不包容与交叉，司法解释的理解既不符合著作权法理，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本文运用体系解释规则展开研究，探讨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出路。
复制发行行为无法包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司法解释“无视传统刑法规范与网络犯罪事实之间的差异，混淆刑法解释与刑事立法之间的区别，通过扩张化解释，将传统刑法规范恣意适用于网络犯罪事实”，①将属于立法者的权力不当越位行使，造成了规则体系的错位与法律适用的混乱。笔者认为，应当将著作权法、刑法中的法律规范作为一个内部和谐一致的规则体系来解释“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涵义，以建构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责任体系。（一）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三者为并列关系。“享有著作权的意义应在于：他人未经许可不得以特定方式利用作品”。②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是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的作品利用方式，是新的利益增长点。设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意义在于主体通过权利来控制他人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在著作权法中，复制是指以印刷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复制件的行为。发行是指以转移作品载体所有权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其不涉及作品载体物的增加或载体所有权变动。（二）复制发行行为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有本质区别。在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在既有的著作权无法控制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背景下新设的专有权利。司法解释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违反著作权法理，亦违反体系解释规则。发行系通过买卖或者赠与转移作品载体所有权的方式将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转移至买受人或受赠人。在网络技术出现以前，需要作品之人如果想长期拥有或反复欣赏、阅读作品，必须获得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而能够使其获得作品的行为只有出售、出租或出借作品的有形载体即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等方式。③国际公约之所以要求规定主体有权控制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系因为传统著作权法中的发行权无法涵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使用作品的方式。发行要转移作品载体的所有权，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系在网络空间中通过信息流传播作品，不存在转移作品载体所有权的问题，这是二者本质的区别。（三）技术发展超出立法者预期。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者并未将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无论是立法者的有意为之还是思虑不周所致，在立法之时,立法者并不认为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可以构成犯罪。侵犯著作权犯罪需要以违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专有权利为前提，在著作权法未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1997年，未经许可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关于某特定事项，法律未设规定时，在方法上，可采反面推论，亦可扩张解释或类推适用其他规定，予以补充。这不是逻辑问题，而是法律价值判断问题。法律之沉默，不是问题之结束，而是问题之提出，也是法律思维及创造活动之开始。”④这是因为现实生活纷繁复杂无限多样，未来社会的发展超出了立法者立法时的预期，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在制定法律时不可能将未来所有应当由法律予以规范的事项事先规定下来。⑤著作权法未规范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时，“可扩张解释或类推适用”复制发行或其他控制行为予以补充；如果在刑法中未规范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就只能“采反面推论”，因为这“是法律价值判断问题”。欲想为其设定刑事责任，只能通过修改刑法，其他举措都是对刑事法治的怠慢之举。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入罪的规范选择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版权法律的相对滞后必然导致的矛盾。如果认为应当为严重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设定刑事责任，对刑法第217条作出修订是理想选择，笔者提出三种修正方案。（一）将现行司法解释内容纳入的保守方案。仅将现行司法解释内容纳入是保守修改方案。在刑法第217条第3项之后增加“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作为第4项，将现在的第4项作为第5项，这样就将司法解释意见纳入刑法第217条中。之所以不将其作为第5项，是因为在著作权法第48条中“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是该条的最后一项即第8项，而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该条的第1、3、4项规定的，从合乎著作权法条文的协调和法律秩序的统一性角度考虑，应将其排在现在的第4项之前。（二）将邻接权一并纳入保护体系的折中方案。在刑法第217条第3项之后增加“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作为该条的第4项，然后将现在的第4项作为第5项，理由同上。本方案之所以增加上述内容，是因为第217条第1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第3项规定“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该两项是并列关系。既然认为应当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设定刑事制裁措施，那么就没有理由不为与其并列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设定刑事制裁措施。（三）与著作权法衔接重构刑法第217条的方案。刑法第217条的表述对应的是1990年著作权法的表述。笔者认为，应当将该条第1项修改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作品的”。现行规定在罗列“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六种具体作品后又加上“及其他作品”，“其他作品”显然是兜底规定。“其他作品”应与前面具体列举的作品相当，但是不相当的作品类型具体有哪些？在这里刑法应该学习著作权法第48条第1项的立法表述，直接将该项改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侵犯第48条第1项保护的“表演、放映、广播、汇编”诸权利不设定刑事制裁措施。将该条第3项修改为“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具体对应著作权法第48条第4项的规定，具体修改理由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