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国内古城历史研究

探析国内古城历史研究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魏文侯被正式承认为诸侯,安邑也成为了魏国的都城。文侯之子魏武侯在位时,“城安邑”(《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武侯十一年(前385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魏武侯的“城安邑”,当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安邑的地理位置靠近秦国,在战国时期秦国强大以后受到严重威胁。在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时,“城安邑”已不足以解决问题,终于迫使魏国做出了迁都举动。《水经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前364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惠王迁都大梁后,魏也称梁,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从魏绛徙治安邑到魏惠王迁都大梁,魏在安邑经营的时间约两百年。

梁惠王迁都后,安邑仍不失为河东地区的一座重镇。秦、魏两国为此发生了长期的争夺。《史记•秦本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但秦国并没有能一直占领此城。直至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魏国才被迫献出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史记•秦本纪》二十二年,“河东为九县。”秦国以安邑为中心建立了河东郡。

秦汉的河东郡一直以安邑为郡治,河东治下的县最多时达到二十八个(《汉书•尹翁归传》)。魏正始八年五月,“分河东之汾北十县为平阳郡。”(《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河东郡被一分为二,北部成立了新郡平阳,南部仍称河东郡,郡治仍在安邑。

南北安邑考

北魏时期,出现了“南北安邑”。《魏书•地理志》“河北郡”下面有“北安邑”,注云:“二汉、晋曰安邑,属河东,后改。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置为郡,十八年复属”;有“南安邑”,注云:“太和十一年置。有中条山。”可见北安邑是原安邑,而南安邑是北魏时期新置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沿袭了明《一统志》里的说法,认为当时的安邑县(今盐湖区安邑镇)是北安邑,与《魏书》中的说法明显不和,当属误断)。由于今夏县县治在禹王城(原安邑)南,所以有人认为夏县即是“南安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山西通志》(雍正版,卷一百七十九)里的一种说法,该书援引《通典》云:“后魏神元年别置南安邑城,在禹都旧城之西四十里,分安邑之东立夏县。”此说看似与《魏书•地理志》的说法不同,其实并不矛盾,甚至是可以相互佐证的。因为此说中仅仅提到在神元年别置南安邑“城”,而并未言明在此置县。按《魏书•世祖纪》,神元年前后,北魏正与占据关中的赫连氏作战,虽然北魏在之前始光四年(427年)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神元年的战局一度不利,置南安邑城多是出于军事目的,意在巩固在河东的战果,而直至六十年后的太和十一年,南安邑才正式立县,南安邑应是后来安邑县(现已并入盐湖区)的前身。而北安邑的治所后来移到东南方向,成为今天的夏县。也正是在神元年,北魏太武帝自安邑移郡于蒲坂(《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安邑从此失去了郡治的地位。

禹王城城郭布局

禹王城的主要遗存是东周至汉代的城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台四个部分,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禹王台在小城的东南角,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

大城和小城同属东周时期,从形制上看,具有明显的春秋战国时期“城郭制”的特点。即小城在内为“城”,外面的大城为“郭”。《说文》对“郭”的定义很明确:“郭,外城也。”根据《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引《吴越春秋》逸文“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说法,“城”、“郭”不仅有内外大小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具有不同的功能。禹王城小城所处地势比较高,比周围地面高出1~4米,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安邑的宫城,而大城即郭城。

古安邑城的这种城郭布局,属于“内城外郭式”。即在方形外郭内部有内城。内城有两种:或筑有四围,或利用外郭的一部分。安邑的特殊之处,是不规则的方形大城和小城。(《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郭》,〔日〕佐原康夫撰,赵丛苍摘译,原载日本《古史春秋》1986年第3号)。安邑城的这种布局,沿用了春秋时代的旧制。“内为之城,外为之郭”,是春秋都城布局的基本模式。战国时期典型的城郭布局有了很大变化,大致可分为甲、乙两种类型:甲型的宫城建在郭城外,临淄、邯郸属此型;乙型是割取郭城的北半部为宫城,以燕下都为典型。(燕下都有东西二城,西城基本是空城,或称为附郭,故东城才是燕下都的本城,谈论燕下都的布局主要是讲东城的布局)。秦都咸阳基本也属此类。

春秋到战国时代城郭布局的这种变化,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一种表现。春秋时代,“郭”中的居民主要是宗法制度维持下的“国人”,向心力较强,将宫城安置于郭城的中间可以有效利用国人的保护,而战国时代国人阶层分化,国内阶级矛盾上升,继续沿用老一套会造成统治者四面受敌的不利情况,在加之技术的发展,为宫城的单独设防创造了条件。于是将宫城迁到郭外或割取郭城的近半为宫城的新布局便出现了(《试论战国都城的变化》)。安邑城采用这种布局,可能是因为安邑自魏绛徙治后已逐渐发展到一定规模,而魏武侯“城安邑”的时期尚处于战国早期,形势还没有巨大改变,故沿用了春秋时代比较典型的做法。可见,对于禹王城的大、小城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春秋到战国这一转变时期的城郭形态的研究。

从城郭大小上看,大城的西墙全长约5000米,和战国其他大国的国都如邯郸(赵)、易县(燕)、灵寿城(中山)、临淄(齐)、新郑(韩)、纪南城(楚)一样,都是最长边超过4500米的巨大城郭(《春秋战国时代的城郭》)。这种大规模的城,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为数不多的。禹王城的保护工作,意义重大。

禹王城的中城是汉代遗迹,是汉代的河东郡治所在。中城的建立,起到了隔开大城的作用。史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堕坏城郭”,关东六国的城郭都被拆毁,安邑的大、小城在此时可能都遭到破坏。汉六年(前201年)十月,汉高祖才正式“令天下县邑城。”(《汉书•高帝纪》)从都城降格到郡治,经济和政治上的因素都决定了中城的规模要逊于原安邑大城。#p#分页标题#e#

历史地位及文化影响

秦汉时期的河东郡大体包括今山西南部运城、临汾两市。秦时,河东是秦文化与关东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汇点。从《史记》中记载“秦出其人”的做法,可见秦人将河东视作向关外扩展势力的一个重要据点。西汉以长安为都城,河东是关中地区的屏障,汉文帝就有“河东,吾股肱郡”的说法。汉朝开始将河东、河内、河南并称为“三河”,当时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三河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汉书•刘歆传》中提到(刘歆)“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通典》引《北齐书》曰:“后汉凡皇族不得典三河,盖忌其亲而惜形迹之地。”可见东汉定都虽然洛阳,但河东仍是“近畿之地”,地位并未减弱,皇族不得出任三河太守已经制度化。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争频繁,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河东的战乱较早平息,受到的损失较他郡为轻,在中原地带可谓一枝独秀。兴平二年(195年),汉献帝从混战中的关中逃出,“十二月乙亥,幸安邑。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于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后汉书•献帝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建安时代就此开启。汉献帝在安邑停留了半年多的时光,随即被曹操控制,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在此后,能吏杜畿担任了河东郡太守,在杜畿的辛勤治理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杜畿又于“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河东著名的学者乐详精通五经,有门徒数千人,一时“河东学业大兴”(据《三国志•杜畿传》)。以安邑为中心的河东地区成为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作者:乔云飞 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