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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分析范文1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宏观政策分析范文2
关键字：宏观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Abstract: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to show the country or the government in a planned way conscious use of certain policy tools,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in order to achieve a certain policy go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2003 to 2011 year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understand the policy issued and implemented process whether fully play a role. In other words, how effect, is obviously a need to carefully study and answer important issues. It to China's futur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and to keep the rapid economic, stabl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 macro policy,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
中图分类号：D912.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2003—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进入2003年，由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问题逐步凸显。粮食播种面积连年减少的同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也达到历史的最低点；二是投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大，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
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投资膨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由于投资增长过快，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1）投资膨胀助长了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信贷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更快增长，两者互为因果，互相推动；（2）投资膨胀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更紧；（3）投资膨胀以及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必然拉动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加大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既不盲目放松调控力度，也不轻易紧缩调控力度，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
2008年下半年，美国房地产市场衰退和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这次金融危机情况复杂严峻，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受到重创，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同时2008年我国又遭遇了冰雪冻灾、地震等严重的自然灾害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决定我国再次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求使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此次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物价表现。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期间，CPI呈现先扬后抑的走势，连续6个月回落。而2008年9月和10月的PPI也呈现回落走势。这种情况下说明高通胀的压力基本消除，要预防通货紧缩。
（2）经济增长情况 。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向实体经济蔓延，国内宏观经济增速的回落成为此次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统计显示，我国GDP增长率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11.9%的高峰后连续5个季度逐季下滑：2007年第三季度为11.5%，2008年第一季度为10.6%，第二季度为10.1%，第三季度则降到9.0%。
（3）外汇储备充足 200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仅为1656亿美元，但之后几年外汇储备增长迅速。2006年2月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
此次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投入4万亿拉动经济增长。
二、2009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1、扩大政府公共投资2、促进扩大消费需求3、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 4、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6.9万亿元，同比增长2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1.2个百分点。企业、居民活期存款增加较多。各项贷款继续快速增长，中长期贷款占比逐步上升，个人消费贷款增速大幅回升。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37万亿元，同比多增4.9万亿元。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4.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20.2个百分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继续下降，6月份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98%，比年初下降0.58个百分点。
中国央行《2009年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指出，2010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报告明确指出，2010年我国将继续执行2008年末启动的四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均衡投放，优化信贷结构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至关重要。
三、201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下基调：在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之际，明年经济增长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 从2009“保增长”为首要任务，到2010“促转变”为发展重点，政策思路的调整凸显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力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积极的财政政策：1、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框架，配合货币政策做好总量调控 2、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投资作用，落实投资重点，确保项目可行性和施工质量3、努力拉动社会投资，逐步切换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4、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促进产业升级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1、从抑制通胀角度出发，货币政策应由侧重于“宽松”转向“适度”。 2、信贷政策应更加注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3、面对复杂形势，更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4、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大外汇市场的波动幅度，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汇率决定过程中的作用，使人民币汇率能够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宏观政策分析范文3
关键词: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金融危机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alyzing Chinese balance of payments condition and studying the relation to influence mutually of macroeconomic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It makes use of the lately- define index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 rate of balance of payments,the rate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nd the rate of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economy to analyze equilibrium in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otherwise,then inquiries into and puts forward the standpoint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that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the low level and the equilibria for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economy should be carried out when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period.
Key Words:balance of payments,th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policy,financial crisis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6-0030-04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成为中外焦点。国际收支作为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环节,需要综合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调控。
一、国际收支平衡的度量方法
“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根据在一定的条件下国际收支状况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而言的,是指相对的、动态的、区间性的、适度而又可维持的平衡概念。
度量国际收支平衡的指标主要有3个:
国际收支差率(k)=(近12月)国际收支(经常、资本)差额(A)/(近12月)国际收支总额。这项指标反映国际收支差额偏离程度,是各种涉及国际收支及其差额因素综合的结果,它的变化并不随经济发展而国际收支总规模变化而变化,差额变化但总规模也变化而差率可能不变,此时平衡状态其实没有变化;差额不变但总规模变化时差率却变化,此时应该说平衡状态发生了变化(如两头在外、自相平衡的出口加工贸易只是影响差率而非影响差额);顺差大并不能说明热钱流入,顺差变大、总规模未相应扩大甚至减少时差率将明显上升,在贸易、投资政策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可能有热钱大量流入,进而可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反之(即使是国际收支顺差情形)热钱大量流出也会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在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国际收支顺差大、差率也高、并非一定是国际收支失衡,虽然加大进口或加大对外投资就能控制顺差、直接干预国际收支,但现实往往是相对扩大总规模以调节差率、保持顺差、维护相对平衡。因而差率比差额更能反映国际收支相对平衡状况和汇率承受的相对压力。将国际收支差率分为四个区:逆差率区(下沿为历史最低)、低顺差率区、中顺差率区、高顺差率区(上沿为历史最高),一般情况下,都应该处于中、低顺差区,当国际收支差率上升到历史高位或下降到历史低位,就可能存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汇率升值时,国际收支差率高就存在收汇贬值风险,应调低顺差率;反之,可调高顺差率;在经济周期的峰谷区和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收支差率应维持在低、中顺差率区或朝此方向调控。
外汇储备率=外汇储备/(近12月)国际收支(经常、资本)支出额。这项指标反映外汇储备与国际收支中全部付汇需要的对比关系,其值过高则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风险大;过低则对外付汇能力不强。因而是研究对外付汇能力和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有效指标。当外汇储备率较高时,国际收支差率在中、低顺差区的选择余地较大,反之国际收支差率应相对偏高一点。要避免出现尤其是持续出现逆差率区+低外汇储备率或高顺差率区+高外汇储备率的情形。在汇率升值情况下,应适当降低外汇储备率和国际收支顺差率以减少风险。
外经比率(j)=国际收支总额/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反映对外经济与整体经济的比例,反映国际收支总量的相对水平、经济开放程度、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和内外经济相互协调程度。它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在图像上波动比较吻合,但后者未包含资本项目。外经比率值过高说明内外经济缺乏匀称、相互失衡,一旦外部条件变化受到的冲击将很大且外部风险容易传入国内。衡量外经比率高、低只能根据各国国情及其一定时期的发展战略进行纵向、横向比较,一般情况下它的变化应该是较为平缓的、渐进的,只有当内外经济环境、内外经济结构和相互比例、经济增长方式等因素发生激烈变化(如国内、外经济、金融危机)或经过较大的调节时才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出现拐点。
如下图,中国1993年以来国际收支的低顺差率区为0至0.04,中顺差率区为0.04至0.08,0.08以上为高顺差率区。2007年国际收支差率处于近十年来最高水平为0.103、2008年0.098也接近次高(1997年中国实行国际收支申报制度影响前后数据的可比性),并已连续六年基本处于高顺差率区,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已经凸现、汇率承受升值压力。我国外汇储备率一直处于总体上升趋势,2008年为最高水平,表明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风险大。我国外经比率(已用年末汇率折算)在1993年至2002年均维持在0.456至0.67之间,自2003年0.84逐年较快递增至2007年1.26(2008年预计在1.03左右),表明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过高、风险较大,内外经济逐渐缺乏对称、相互失衡,所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因美元资产风险的损失巨大。综合这些指标和人民币汇率(中国2005年汇改以后的汇率数据具有参考价值)持续升值情况,表明2007年我国明显存在着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和外汇储备风险问题,2008年各项指标多已出现拐点或(如外汇储备率)将要出现拐点。出现这种相对数指标的拐点正是两个相比指标变化速度快慢的逆转。
未来中国经济和国际收支状况主要取决于世界金融危机的演化,实施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基于对形势的预判。如何由国际收支“纠过偏”转向“防逆转”,需要我们反思和明确宏观经济调控思路。
二、关于国际收支平衡与宏观调控政策的思考
(一)宏观经济与国际收支相互影响的关系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存在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四个重大问题,这四个目标既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又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的背景下,要求我们把内外经济结合起来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恒等式“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消费+储蓄+政府收入”,是一个反映内外经济的关系式。我们还可从资金供求来看外汇收支与货币政策实施的关系,货币供给来自两大资金创造机制:一是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信贷、外汇放款等来创造;一是基础货币通过央行直接购买的外汇储备来实现。
在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中,国际收支是一国国内经济情况的对外反映,国际收支失衡是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失衡的综合结果。根据国际收支调节吸收分析法,在内需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下,实行经济快速增长、扩大就业,就会表现为大量的贸易顺差并伴随资金净流入,持续大量顺差和资金流动性过剩就将促进国内通货膨胀,最终要在无通胀下充分就业和持续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就有困难。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收支平衡的结构理论,国际收支失衡也可能是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单一、老化、落后等引起,从而影响外部失衡,需要改善经济结构才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通过改变生产结构和产品性质,由此增加出口增长率、减少进口收入弹性,才能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如果一国的外部均衡难以实现,反过来也会影响内部均衡的目标。尤其是在金融、经济危机时期,国际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失衡、剧烈动荡,会通过贸易、投资影响国内经济均衡和国际收支平衡。
现运用新定义的指标建立宏观经济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式。根据国际收支差率k、外经比率j的定义和国民收入Y=价格P*经济总量Q,我们有:
A*h=j*k*P*Q
其中:A为国际收支差额,h为汇率。因此我们有各项指标的增长率关系式:
dA+dh=dj+dk+dP+dQ
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如dQ>8%)、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如国际收支差率0.098由高顺差率区到中顺差率区即-59.2%
由此可知:①必须首先明确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机时期;②货币政策仍然是当前宏观调控的关键;③国际收支差率变化空间大,说明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影响巨大且弹性空间大;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出现拐点时期国际收支差率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极其重要;④对外经比率影响大的是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其中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贸易也对国际收支差率影响极大,改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实现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这是总量问题通过结构调整来解决的根本转换点。
(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主要依据
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目标一般遵循“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的思路来进行,国际收支平衡通常被放在最后的位置而被忽视,在国际收支平衡与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往往以牺牲“国际收支平衡”这项目标以求得其他目标的实现。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基本上也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币值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对于在世界金融危机时期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目标,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以下的认识:一是反周期、反危机是长期调控原则,因为经济日益全球化、虚拟化和政治化加剧动荡和危机;二是防通胀是长期的任务,因为有竞争压力主导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国内外充裕的资金推动;三是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稳定是长期的需要,否则经济可持续快速增长缺乏长期的基础条件;四是储备资源是长期的战略,因为资源日益减少而资源又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五是扩大内需是长期的趋向,因为应该在激烈竞争中摆脱外需的制约,同时正如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将会逐渐形成消费水平提高而国际收支顺差减少的趋势。六是优化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每一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不仅需要应对危机减少风险损失的政策措施和经过反思纠正失误、消除祸根,而且还往往伴随着一场深度的产业转换、结构调整、技术革新。这次空前的危机也不例外。这些是我们制订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和进行政策搭配的依据。
因此,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根据反周期、防危机、防通胀的调控原则和扩内需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要求,把控制国际收支差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约束条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约束下内外均衡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宏观调控所追求的长期目标是相对稳定的,长期目标是制订短期目标和进行当前政策搭配的依据。针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短(中)期目标是:“保平衡,扩内需,调结构,促增长,防通胀”。其中“保平衡”就是在世界金融危机情况下保经济平稳,实现包含国际收支平衡在内的内外均衡。
(三)国际收支平衡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搭配
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和资本项目管制且市场体系不健全,对于复杂多变的形势、多政策目标及其多约束条件,我们需要科学地搞好五个结合:一是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的结合。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短期目标应体现“抗风险、自消化、抓机遇”的特征,长期目标则体现“稳起步、大变革、快增长”的特征,在政策实施中应有机结合起来,相机抉择,保持政策的前瞻性,从容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可能向好的、也可能向坏的方面演变,从容迎接金融危机可能引领全球和中国进入新的大变革时代。二是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结合。即宏观经济政策四大目标的结合,目前要把国际收支平衡放在首位,使国际收支差率控制在中、低顺差率区;通过内外政策的搭配,化解内外均衡的冲突。三是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的结合。虽然总量控制是当务之急、结构调整是缓慢过程,但目前就应着力结构调整、产业转换及其技术革新,由被动的需求结构变化到主动的需求结构调整、由需求结构转变到供给结构的调整。四是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结合。要使地方和中央的目标一致,企业、银行、政府的目标一致,防止地方、企业只求增长、不顾宏观利益和长期效益的倾向,对进出口、引进外资、信贷、物价等各方面不可偏颇和各行其是。五是外汇政策和其他政策的结合。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调控国际收支差率和外汇储备率,外汇政策是重要方面,但其作用主要在外汇兑换环节,因此,其他政策如贸易、外资、外债等前位环节的政策也是重要的,应该配合实施。
三、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及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建议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谨慎的货币政策
由于稳定出口和增长、鼓励个人消费均需要低税,而来自普遍陷于困境的企业、重挫的股市和萧条的房地产业等方面的税收减少,宽松的财政政策是难以为继的,赤字政策在危机时期是风险很大的。因此财政除了对十分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优先扶持的主导产业投入外,应主要用于民生、刺激内需尤其是消费、促进内部循环。鉴于国内外资金面十分宽松而经济增幅难于很快提升,防止滞胀是当前金融危机时期的重要问题。因而实施货币政策要审慎、由偏松到偏紧,关键在于保持信贷投放的有效性,将其重点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切不可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当世界金融危机见底和消除后才可能实施平衡节余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
(二)在实施低水平的国际收支平衡政策的同时,对内实施适度投资和扩大消费的政策
实行低水平的国际收支平衡即国际收支总规模较小的平衡,这在其他经济总量指标仍然相对较高、尤其是外汇储备较大的情况下是有利而安全的,这是防范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可能继续深化而带来进一步冲击的策略性措施。2007年我国外经比率即国际收支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1.26较高,这种经济增长的依存度过高是有风险的。为此,需要转变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出口加工贸易为重的格局(并能减缓国际收支差率过快下滑而有利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正因如此,只能通过国内(实体)投资和(个人)消费来弥补。因此当务之急还是重点扩大消费,提高基础性的消费水平。增加农业投入以促进农村消费;把扩大消费相关的产业发展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增进对此投资。
(三)实行国际收支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相结合,促进内外均衡
必须调整产业政策,淘汰一些落后的、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优化进出口商品、利用外资项目、对外投资的结构,通过高效能的出口和进口及其相对平衡来促进国际收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支持科技研发、技术革新来促进产业转换、升级和完善产业链,着力于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精加工产品的出口;通过扩大进口来支持这些产业发展和促进内需扩大的相关产业发展,并不断促进进出口平衡。需要组织积极的对外投资尤其是直接投资(并以此带动劳务输出、促进就业)促进资本项目相对平衡和弥补我国产业结构的缺陷,逐渐实现以投资收益顺差不断增加来弥补贸易顺差的不断减少。
(四)在世界金融危机时期对外汇坚持必要的管制性调控政策,对贸易实行必要的扶持性和保护性政策
继续树立外汇收支均衡管理理念,加强资本项目管理,强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冲击带来更为不利的影响,结合平衡要求战略性地组织对外进行有价值的实业投资,对人民币走向世界不必急于求成,处处体现我国经济利益和安全原则。在贸易政策方面,继续实施出口退税的补贴措施,增加对出口企业的扶持以避免出口过快下滑,但对资源类出口实行限额;不断加大对重要物资(如石油、黄金、资源、能源)的进口,通过进口来支持扩大内需所进行的产业转换和结构调整,运用一定的进口配额和限额手段换取出口贸易障碍的和解、防止进口对民族经济的冲击。这既是通过加强外汇收支管理以调节国际收支,又是适时主动地减少一定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降低国际收支差率、外汇储备率、外经比率,是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轻外汇储备风险、实现内外均衡的。
(五)保持汇率、利率和物价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稳定发展
汇率、利率和价格是重要的经济杠杆,都是政策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手段。汇率、内外资金利率差、价格差,是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无论在短期还是中长期,均需要保持汇率、利率和物价稳定。尤其是近两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使汇率对进出口和国际收支调节的边际效应逐渐增大,但汇率继续升值在当前对企业进出口、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利。实施稳定的汇率、利率和价格政策也是稳定我国证券市场和房地产业、稳定资金而避免大量出逃和稳定经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宏观政策分析范文4
【关键词】 房地产;宏观调控;影响因素
一、近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及其目的
1.1998年～2002年(平稳发展期)――“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这一时期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的目标重点在于:大力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满足城市化需求,推动宏观经济的发展。主要政策涉及三个方面:(1)实行住房市场化改革,提高房地产投资收益,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房地产业,加快房地产稳定发展;(2)通过金融体系(商业信贷和住房公积金)为购房者和投资者提供融资,通过增强居民购房能力和企业开发能力,促进房地产业发展;(3)通过税收制度提高居民购房和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2.2003年～2006年4月(快速发展期)――“调控供需、抑制房价”。基于这一阶段房地产投资过热和房价上涨过快的现象,国家开始出台一系列调整政策,通过调控供给总量以及需求总量,从而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具体来说,2005年2月之前着重从土地着手调控住房供给总量: (1)整顿清理土地市场,控制土地供给总量;(2)土地实行招拍挂,提高项目自有资本金要求。从2005年3月开始,为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政府开始着手通过金融税收手段调控住房需求总量:(1)提高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2)提高住房交易税;(3)打击“炒房”。
3.2006年5月～2007年9月(调控期)――“调控住房结构、稳定房价”。之前通过调节供需并没有抑制住房价的过快增长,反而助涨了房价,国家改变了调控思路,着重通过调节住宅结构来抑制房价,以中小户型降低套价,以保障性住房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4.2007年10月～2008年10月(全面调整期)――“稳定、保障、发展”。自2007年四季度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国内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市场逐步由2007年的过热转向理性回归,市场呈现出全面调整的态势。中央与地方政府积极出台各种措施拉动消费信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步放松,“购房入户”、“放松二套房信贷政策”、“鼓励开发企业降价促销”等关键性政策先后出台,市场下行态势得到初步遏制。这一阶段房地产调控目标重点在于:大力建设住房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5.2008年11月至2009年10月(复苏期)――紧缩政策松动,刺激市场复苏。2008年8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跌入谷底(同比下降35.7%);8月以来房价指数一直环比下降,12月跌至谷底(-0.7%)。9月,受雷曼兄弟倒闭、金融危机影响进一步扩大的影响。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业也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2008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以后,金融政策转向“积极”,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降息。10月27日,央行决定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贷款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12月30日,国税总局、财政部规定:个人将购买超过2年(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6.2009年11月至今(抑制期)――防范泡沫扩大,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升,近期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各相关部门纷纷出台政策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稳定市场预期。2009年12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拉开了“抑制性政策”大幕。2010年1月10日,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有效供给,合理引导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加强风险防范和市场监管,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责任五大方面共11条措施,简称“国十一条”。
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1.中央和地方政府因素。地方政府之所以对国家宏观调控执行不力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二者之间管理目标的差异。首先是土地,土地所有权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由土地产生的收益大部分归地方所有,廉租房建设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对土地出让涉及有限,如果地方政府从严控制土地供应结构,无异于断掉地方政府的“粮源”。如果地方政府从严控制房地产投资速度,就会减少对土地的需求,从而减少政府从土地出让中获得的收益。其次是税收,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不仅会带来土地收益的直接增加,还会带来地方税收的增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都属于地方税收,由地方财政所掌握,这也强化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高速发展的愿望。地方政府执行不力,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托市的作用,纵容房地产价格节节上涨,急于将房地产业培养成支柱产业,保护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房地产业的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金融机构因素。在中国房地产金融体系中,为降低住房消费贷款中消费者违约风险,将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消费者住房消费贷款绑定在一个银行,当消费者出现违约情况时,开发商将付有一定的连带责任。在银行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博弈中,由于银行之间处于一种充分竞争状态,区域房地产商却是寡头,这样使得开发商处于明显的强势。由于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房地产消费贷款的绑定,使得银行为获得信贷业务,不得不在房地产开发贷款方面作出让步,否则就会面临既失去开发贷款又失去消费贷款的可能。房地产具有固定性和价值量大的特性,被公认是优良的抵押物。但是在我国,银行却没有把抵押的房地产处置的权利,一旦出现住房消费贷款的违约,银行很难得到有效的补偿。为降低风险,银行只有转嫁一部分给房地产开发商,形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绑定住房消费贷款以胁银行”的局面。虽然央行多次上调房贷利率,建设部也上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希望以此抑制房地产消费,从而抑制房地产投资,但并没有改变房地产与开发商谈判的地位,从而影响房地产宏观调控预期目标的实现。
3.开发商因素。房地产业由于其商品自身的特点和市场的不完善等因素,形成了明显的生产者市场,是阻碍宏观调控实施的关键性因素。由于房地产具有固定性、区域性、开发周期长和价值量大等特点,使得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商品无法在短期内根据自身市场供求状况进行流动,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竞争价格。同一区域的开发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规避竞争,通过屯地等方式圈定各自的“势力范围”。由于房地产开发所需时间长、资金量大,土地又稀缺有限,使得潜在威胁者难以进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区域内就只会存在少量而有竞争力的开发商,形成区域寡头垄断的局面,使得定价权就几乎完全落到了开发商手中,取得了定价权和控制权之后,由于国家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引发的开发商成本的增加,便可以轻而易举的通过提高房价的形式摊到消费者身上,而不是通过减少利润来维持生产。为规避竞争,在先进入该区域的开发商定价之后,后来的开发商会实施价格跟随战略,影响调控预期目标的实现。
4.消费者因素。一方面加息使得中低收入者的自住需求因贷款成本的提高而受到抑制,还面临着开发企业将资金成本转嫁到房价中的可能;另一方面高收入者投资投机需求将积极入市。一是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他们将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储蓄和投资;二是由于通胀的压力,使得高收入者宁愿将资金以资产的形式保值增值,将促使其将资金尽可能地转换为房产等资产形式。住房具有居住和投资的双重特征,在现有宏观经济背景下,一些大中城市住房的自住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都非常旺盛,调控机制对投资性需求抑制不到位,对改善性需求存在“误伤”,对自住性需求缺乏合理引导,我国传统的住房消费观念是“居者有其产”,导致住房刚性需求巨大。
参考文献
[1]黄志强.如何看待近期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的宏观调控[J].福建论坛.2005(8)
宏观政策分析范文5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б婧妥市抛纯鼍涣嫉闹魈澹捎谒谴嬖谘现氐牡赖路缦蘸凸蟮募喽匠杀荆鹑诨钩鲇谧陨砦冉「囊螅滞辉赣肫浞⑸璐形孕纬梢衅毡榈摹跋Т被颉吧鞔毕窒螅醣艺叨哉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飨？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 ，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 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 ，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政策分析范文6
2017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货币政策如下
两次可参考的“内紧外松”。
中美货币政策发生过三段背离：1991年4月到1992年9月，2007年9月到2008年10月，2010年10月到2011年7月。考虑到90年代初我国的对外项目并没有充分开放，后两段政策背离对我们参考意义更大，这两段时期都是内紧外松。这两个案例的启示是，内紧外松会引发汇率升值和资本流入压力。可以推断，一旦“内松外紧”，将引起人民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因顾忌美国的第二次加息，国内货币政策宽松延后。但一旦出现“内松外紧”的背离时，将增加人民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
国内债市走向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经济通胀形势和货币政策取向，长期视角看多。
从历史经验看，国内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取向对债市影响更大。虽然近期美国加息预期短期制约国内货币宽松进程，从而间接影响了债市，但债市走向还是取决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利率在长期是内生于经济形势的，货币政策则是根据经济形势而调整的。2016年5-8月基于通胀回落预期，我们看多债市，为投资者抓住了全年最大的一波行情。近期房地产调控之后，随着经济通胀再度进入下行通道，货币政策有重启宽松需求。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大国，货币政策应以内部目标为主，未来将通过汇率贬值和加强资本管制的方式(不可能三角)，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考虑到短期控房价、去杠杆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货币政策暂时中性。2017年1-2季度，随着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国内经济通胀回落，货币政策可能再度宽松。因此，我们在国庆期间判断，房地产调控利好债市，经济通胀下行预期、理财监管推迟和银行收缩房贷后的配置需求，国庆后债市如约走强，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探至2.65%的新低。
国内货币政策若再放松，对股市利好，前提条件是：汇率贬值不会引发资本流出失控。
货币贬值并不可怕，怕的是资本流出失控。今年英镑闪贬，英国股市是涨的。2014年俄罗斯卢布暴贬，房价是涨的。1997年泰国死守汇率，资本出逃，最终汇率失守，股市房市崩盘。中国2015年8月、2016年1月和2016年5-8月的前3波贬值对金融市场影响差别很大，前两波贬值均对应了A股闪崩，但是第三波贬值债市是涨的、A股也走出一波吃饭行情，金融市场对前3波汇率贬值的反应模式完全不同，可能跟央行加强资本管制有关。前2波贬值期间，每月资本流出1千亿美元，而第三波贬值资本流出大幅放缓。如果央行能够通过干预资本流出进而阻断汇率贬值对金融市场影响的渠道，国庆后开启的第四波汇率贬值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整体可控。
“内松外紧”黄金有交易价值。
如果未来中美背离“内松外紧”，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长期实际利率走升(机会成本上升)，这将压制黄金。但是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后，黄金有交易价值，比如2016年上半年市场下调美联储加息预期，引发美元指数从100回调到92，黄金走出一波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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